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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兩造

發布時間: 2025-02-20 03:40:52

Ⅰ 民事訴訟第三人的由來和產生

一、民事訴訟第三人

1、概念:是指對他人爭議的訴訟標的有獨立請求權,或者雖無獨立的請求權,但案件的處理結果與其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而參加到原告、被告已經開始的訴訟中進行訴訟的人。

2、分類:各國民事訴訟法對訴訟第三人的分類不盡相同。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第三人分為兩類:一是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二是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

二、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

是指對他人之間的訴訟標的,有獨立的請求權而參加訴訟的人。本訴之外的第三人對原告、被告之間的訴訟標的,不論有全部的獨立請求權,還是有部分的獨立請求權,只要其請求權具有獨立性參加訴訟,即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

三、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

是指對於已經進行的訴訟,就其當事人之間的訴訟標的,雖然沒有獨立的請求權利,但是案件處理的結果與其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參加(自行參加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參加)到當事一方進行訴訟的人。

四、民事訴訟第三人由來和產生

在生產力落後的時代,通常是兩個相同主體間的一次性交易為基本模式。由此也決定了民事訴訟中通常以原告訴被告的「兩告訴訟格局」。

縱觀世界發展史,盡管當時羅馬法承認對他人的訴訟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可以獨立申請參加訴訟及上訴或聲明不服。但羅馬法採用這種制度的原因,在於方便訴外的利害關系人,保護其合法權益,不過訴訟第三人制度最終未能在羅馬法中得到確立。

到了十六、十七世紀以後,生產力的發展拓寬了民事交往的領域,民事交往遠遠突破了兩個相向要求所形成的聯系,若干經濟實體之間形成了彼此銜接,相互影響的鏈條。當該鏈條的某一環節出現違法或侵權行為,往往導致連鎖反應,在這些復雜糾紛面前,傳統的「兩造訴訟格局」充分暴露了其缺陷。因為,倘若削足適履地將連環糾紛分段成若干個「兩造訴訟」,常常會導致訴訟浪費,裁判沖突,有悖於訴訟經濟原則和法院裁判的嚴肅性。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法學家順應了民事糾紛發展的要求,在一系列資本主義民事訴訟立法中正式確立了訴訟第三人的制度。

在我國,1948年由陳謹昆擬定的《中華民國新民事訴訟法草案》第一次提出建立訴訟第三人的構想,這可視為訴訟第三人在我國的萌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頒布前,對訴訟第三人我國的審判實踐中普遍用「訴訟關系人」的稱謂,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始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專家學者們摒棄了「訴訟關系人」的提法,選擇使用了「第三人」。隨後,最高人民法院對第三人參加訴訟的若干問題發布了一系列司法實踐解釋,這樣民事訴訟第三人在我國正式確立。

行政法學中什麼是綠燈理論

綠燈理論是行政管理理論的一種分類方式.現行的理論還有紅燈理論.我們可以從二者區別中來認識綠燈理論:
紅燈和綠燈模式的差異

首先,在基礎概念方面,「紅燈理論認為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裁判和控制,紅燈理論明顯不願意直接觸及政策和是非曲直問題」,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權力的法,對於政府來說,法律是外生變數。在綠燈理論家看來,行政法是指「有關行政的法」,它通常是由政府制定的、藉以達到政策目標的工具,法律與行政互為一體。

其次,法律觀念的差異還體現在程序方面。紅燈模式簡單地把行政與司法進行類比,認為行政過程在本質上與司法相同,都是將普遍性規則適用於具體案件事實的過程,即所謂執法。司法程序的特徵是兩造對抗、法律適用和事實認定,將這些特徵移植到行政程序會造成許多誤解。行政程序的當事人表面上是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實際是不特定的利害相關人,以夫妻在家看黃碟案為例,紅燈理論認為本案的當事人是警察機關(行政主體)與診所夫妻(行政相對人),綠燈理論則認為是觀看黃碟的夫妻(特定的個體)和反對看黃碟的鄰居(不特定的群體)。紅燈理論認為行政程序的實體目標是適用法律,綠燈理論認為行政行為具有自主性,並不必然以適用法律為目的。紅燈理論認為適用法律的前提,是發現已經存在的案件事實,非常遺憾,行政行為卻是面向未來的,「現如今,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無法避免地被認為在本質上是一個立法過程:對受行政政策影響的各種私人利益之間相互沖突的主張進行調節的過程。」確實有一些行政行為如行政處罰是將普遍性的法律規則適用於已經發生的事實,但本質上行政機關的職責是政策,而政策的實質是確立並實施某種(將來)目標。通過這些技術性分析可以看到,紅燈理論是一種「外行」的行政法理論,它對行政法的基本問題缺乏理解,總是試圖將行政法套在民法的思維定式中去;只有綠燈理論才是真正屬於行政法的專門知識。

第三,紅燈理論藉助於法院實施控制,綠燈理論則寄希望於政治程序。這里需要交待一下,綠燈理論所重視的「政治」程序和紅燈理論所理解的內閣責任制並非同類的概念,它是指行政法層面的政治,而不是憲法層面的政治,准確地講,綠燈理論倚重的是「行政」程序,如議會監察專員、層級監督、行政復議、審計、政績考核,等等。

第四,兩種模式的方法論也是針鋒相對的。「紅燈理論與實證主義和形式主義有關聯,而我們發現許多綠燈理論家支持』現實主義與』功能主義法學」。實證主義和形式主義法學起源於民法思維,現實主義和功能主義則屬於公法思維,可惜現實主義法學的支持者大都缺乏自知之明。由於政策是面向未來的,在法律事實尚未發生的時候,法律規則也是無法適用的,因此,對於行政官員來說,他需要「適用」的法律尚不存在,而需要他自己去「制定」,因此,法律在本質上不過是對行政官員將要做什麼的預測。如果說戴雪以私法取代公法,紅燈理論以私法觀念闡釋公法,那麼現實主義法學就是以公法觀念闡釋私法(司法)。

第五,相比較而言,紅燈模式雖然以控制行政權力為目標,然而對行政權的制約力度卻遠較綠燈模式為低,根本原因在於法律與行政的隔膜,以及法院對行政事務的外行。對於技術性或政策性很強的行政領域,紅燈模式幾乎沒有控制能力,甚至從沒意識到這些領域應當受到控制,比如教育管理和學位發放。綠燈理論家專注行政過程,熟悉政策的運作:「法律界人士的注意力集中在程序上,而政策分析者尋求的卻是政府行為的原因和結果,以弄清楚其如何改進」,因此在權力制約方面比紅燈模式更為有力。以司法審查標准為例,紅燈模式的審查強度局限於「法律問題」,綠燈模式卻會深入到政策領域,「比例原則在兩個方面比溫斯伯里標准走得更遠:首先,它可能以行動方案對實現立法者的目標來說不成比例為理由阻擋它而徹底結束;其次,比例原則公開將進行衡量的權力轉給法院,因而向實體審查發展。」溫斯伯里合理性標準是純司法性的原則,因而不象比例原則那樣能夠干預政策問題。堅持法律與政治(行政)的相互分離,使「控權論」反而不如「管理論」更能夠控制權力,這不能不說是個人主義法學方法的遺憾。

最後,在價值取向方面,紅燈理論家基本上是個人主義者,對公共事物抱有敵意;綠燈理論家大都同情社會主義,希望政府在社會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與紅燈理論嚴格區分法律與政治的作法截然不同,「功能主義風格不是把法律當作一種與政制完全不同的東西,而是將其視為一種作為政制機器的一部分的工具」。紅燈理論把行政看作是對個人自由的限制,是壞的東西,綠燈理論則把行政看作是公共服務,是為社會謀福利。

兩種模式體現著效率與公平、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以及司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的矛盾。紅燈理論把綠燈模式視為專制主義,根本原因是以民法思維理解行政法,這也是所有偏見產生的根源:以某種與對象不符的理論假設來描述對象。

雖然綠燈理論更能反映行政法的獨特性,但紅燈理論紮根於最普遍的法治主義原則,因此未來的行政法學,必將是綜合紅綠燈兩種模式的黃燈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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