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監督與司法公正

Ⅰ 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的關系

一、輿論監督對司法公正的促進作用

輿論監督有利於司法公正，輿論監督就像一面鏡子放在司法工作者的面前，時刻警醒他們依法履行職責、行使權力、維護司法公正，並且我國對於輿論監督的態度也越來越開明。2009年12月印發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第一條中就明確指出，人民法院應當主動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

（一）輿論監督有利於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基本原則司法腐敗是維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大「短板」。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發表了《人權宣言》。第一條指出:「在權利面前，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這是首次提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人們傾向於安全，有序，可預見的世界，不希望出於混亂，難以控制的境地……在法律適應中，由於權勢，金錢的影響，導致一方受到偏袒，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無序的狀態。」人們對於自己的出身是無法選擇的，所以人們渴望在後天的到法律平等。有了輿論監督，司法活動就被置於公眾的眼前，最大限度的擺脫了由於金錢和權勢帶來的不公，為司法審判塗上了一層防腐劑，從而有利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實現。

（二）輿論監督有利於促進司法公開和司法透明「輿論不僅對社會、對群眾起著特殊的監督作用，它對於黨、對於政府、對於一切領導機關和領導者也起著監督作用……經過這樣經常的輿論監督，這類行為將會大大減少。例如中央電視台法制頻道以及各地方衛視的法制節目在司法公開和司法透明方面起到了很好的輿論監督作用。正如前文提到的河南農民時建峰偽造軍車牌照騙免高速公路通行費案，電視台對其庭審進行了現場直播。類似的輿論監督使得案件在公開、公平、公正環境中的解決，有利於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糾紛。此外，輿論監督是的廣大的普通的民眾參與到案件的評論中來，一方面形成了有效的司法監督力量，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司法專斷以及冤假錯案的出現。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對於案件的持續跟蹤報道，也起到了普及法律知識以及警示社會大眾的效果。

（三）社會監督有利於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絕對的正義需要完善的追求正義的環境和設備。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員在處理具體案件的時候要堅決執行有關規章制度，嚴格依法辦事，禁止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假公濟私，以權謀私，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社會監督可以使司法活動在陽光下運行，從而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

（四）輿論監督可以促使司法工作人員提高其業務水平由於我國建國較晚，法學教育起步晚，各個地區的司法工作人員素質水平參差不齊，特別是在偏遠地地區，司法工作人員的水平更無法保證。輿論監督對於一些案件的關注和評論，迫使司法工作人員努力提高自身素質，增強辦案水平。2009年的在「躲貓貓」事件中被處理的民警，就值得整個司法系統人員學習，以及在2010年年底，河南農民時建鋒被指控偽造軍牌騙免368萬多元高速通行費案件中被處理的法官敲醒了警鍾。廣大司法工作人員應該切實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作為人民的公僕應該用好人民賦予你們的權利，盡心盡力的履行自己的職責。切實

（五）社會監督有利於促進司法改革和立法改革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報》披露了孫志剛死亡的情況。此後有關孫志剛死亡的報道在各大門戶網站上被轉載，引起國人的一片嘩然。一時間孫志剛以及導致此次悲劇的收容制度成了全社會關注的焦點。6月2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國務院第381號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全國各地的收容所紛紛摘牌，舊的收容遣送制度逐漸被救助管理制度所代替。再比如，正在討論的勞教制度的改革無不體現著輿論監督的作用。勞教制度很難保證程序正義，並且做不到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應，是不符合現行的司法制度以及相關的法律原則。改革勞動教養制度，不僅是符合法治精神的當然要求，也是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必由之路。相信社會輿論會像促進收容制度的改革那樣監督勞教制度改革的。

二、輿論監督對於司法公正的妨礙作用

如文章開頭關於許霆的案例，一些法學家認為是社會輿論綁架了法官，干擾了司法獨立。在中國有關新聞、網路媒體的相關立法不健全，媒體在報道有關案件的時候缺少監管，新聞媒體便會做一些捕風捉影的報道，或者只對整個事件的一部分做傾向性的報道，從而給了輿論錯誤的導向。甚至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利益相關者為了逃避自身的責任，濫用新聞輿論的報道、媒體輿論的善意炒作以及公眾同情弱示群體的心態，擾亂司法人員正常的辦案程序。（本文來自於《雲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雜志。《雲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一）在中國人情社會的大背景下，道德評判有失法律公正影響司法審判。輿論監督對具體案件往往以道德的標准來進行評判，而司法審判則要求司法人員以法律的標准來進行審判，二者評判標准不同，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能達成共識。社會輿論對於一個案件的判斷總是出於主觀的感性的認識，所謂的公知很少從法律的角度對一個案件作出評判。而新聞媒體為了迎合大眾的口味會用生活中的道德標准報道一些案件中的熱點問題，在案件沒有作出最後的法律審判之前盲目的做一些報道。作為司法裁判者的工作人員難免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影響，在做最後的法律判決的時候難免會考慮社會大眾的承受度。這樣的話，輿論監督就沒有發揮其應有的監督司法活動作用，反而干預了司法，左右了法官的判斷，造成司法的不公正。

（二）給審判人員帶來很大的壓力。媒體對於案件的熱點做失真的盲目報道，這樣的話法律裁判者就有來自案件本身和社會輿論兩方面的壓力，他們勢必為了平衡這兩種壓力而做出一些妥協，而很多時候法律裁判者會向社會輿論妥協。因為那樣或許會導致司法的不公，但不會有來自公眾的不理解和社會的輿論壓力。

（三）作為輿論監督主力軍的各種媒體素質參差不齊，盲目的報道會侵害法律權威。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由於缺少法律監管和行政監管。逐利性使得廣大媒體會迅速的介入一宗案件的報道中，並且會做持續的跟蹤報道。甚至會為了利益做一些盲目的、不真實的、具有傾向性的報道去迎合公眾的情緒。這種行為不僅損害了媒體本身的形象，也使得法律的權威性受到侵害，損害了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民眾心中的形象。

（四）輿論監督會擾亂司法程序。輿論監督具有炒作性、制約性、傾向性的特點。輿論監督的這些這些特點決定了輿論監督在促進司法公正的同時也會妨礙司法公正。在實踐中，由於缺少監管，一些媒體炒作某一案件，對某一案件做具有傾向性的評價來博的讀者的眼球。於是一些人便利用媒體的這些特點，炒作一些關鍵詞，欺騙廣大的讀者。利用人們同情弱者的心態來干擾辦案人員的視線，以期做出有利於把自己的司法裁判。現階段，由於有關新聞媒體的立法不足，法律制度還不完善。因此，我國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處於不確定的狀態，輿論監督對於司法公正的影響有利也有弊。這就要求我們通過立法規范新聞監督、完善司法獨立制度、吸收國際立法，公約的先進經驗等方法來完善輿論監督。從而更好的平衡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的關系。掌握好輿論監管的度，發揮輿論監督對司法公正的促進作用，避免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實踐中，法院和檢察院應該努力做到既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和知情權，又合理的處理輿論的監督，做到辦案不受社會輿論的傾向性引導，保證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公開。這就要求廣大法院檢察院應該堅持依法辦事，依章程辦事，努力提高自己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同時要求作為司法工作者的法官、檢察官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提高辦案能力，樹立自己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平衡好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兩者的關系，共同努力為中國的司法改革進程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作者：包華斌李新鵬單位：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區人民法院福建省永春縣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Ⅱ 正確處理新聞媒體與司法關系的作用與意義

1、新聞媒體需要介入司法活動。

新聞媒體是信息的集散地，是連接公民、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的紐帶、橋梁，集中體現社會輿論，引導社會輿論。新聞媒體的職責就是向社會傳播公眾關心的、新近發生和發現、具有典型性或獨特性的客觀事實、人物、理念及其言論。知情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公民其他權利運用和實現的前提和要件，面對紛繁復雜的現代社會公共事務，人們直接獲取信息的能力有限，所以新聞媒體便成為公民實現其自身權利的有效途徑。公民通過媒體了解有關司法的重要新聞，實現了知情權；公民又通過媒體對新聞事實發表意見，實現了表達自由，同時又可以促進司法的公正。以公開報道和新聞批評為核心的傳媒介入司法，既有助於把憲法規定的公民的知情權、言論自由權等民主權利真正交給人民，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司法活動的廉潔和促進司法的公正。
2、新聞媒體介入司法活動要合理、合法。
司法活動需要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例如偵破、起訴、審理一起案件，要求辦案人員與社會保持適度的隔離，相對隔絕各種公共權力、社會勢力、社會情緒對辦案人員的指令、干擾和影響，使辦案人員依據事實和法律獨立行事，不受包括新聞輿論在內的各種聲音和行為的干擾。媒體的任何不適當的介入，任何有傾向性的報道或評論都有可能幹擾正常的司法活動，或給司法人員和受眾造成先入為主的偏見，使司法人員基於傳媒的影響或迫於公眾輿論的壓力，作出有失公正的判決。而新聞媒體通過對司法活動進行真實、公開、公正的報道，則可以起到宣傳法律知識、弘揚法治精神、促進司法改革、維護法律尊嚴的作用，對加快我們國家的民主與法治建設有著難以替代的、積極的、重要的意義，尤其是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中腐敗行為的揭露與對司法活動中所遇法律問題的討論、對司法實踐提出的新問題的探討，對於促進司法公正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3、新聞媒體要明確自己能報道什麼，不能報道什麼
社會上每天都可能發生許多案件，新聞媒體要明確的了解什麼樣的案件需要報，什麼樣的案件不能報，只有那些具有典型意義和新聞價值的案例才有必要向社會披露和向大眾傳播。
首先，新聞媒體一般不宜公開報道正在審理和雖審理但未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和沒有把握或在案件事實、適用法律上有爭議的案件。對於不公開審理的案件，新聞媒體應受到相應的限制，一般只宜報道案件開庭的時間和案件審理結果以及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書所涉及的內容。有些案件一經披露可能妨礙偵破或危及當事人人身安全，如綁架案在人質被安全解救以前，毒品走私案在未破獲之前，媒體就不能報道案件的發生，更不能跟蹤報道案件偵破全過程。在刑事大案的報道中，媒體應嚴格限制披露警方偵破手段及過程，在刑事案件的偵查階段，媒體只報道案件的發生情況，具體細節留待警方破案後報道，以免為罪犯提供反偵破經驗。在案例報道中，應當尊重當事人的人格權，保護當事人的隱私權。
4、新聞媒體要懂得怎樣報道
新聞媒體在報道司法案件的過程中要注意報道得分寸和導向性。切入的角度不同、報道的思路不同、采訪的重點不同、寫作的方法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社會效果。同是關於刑事案件的報道，可以側重寫偵破過程，也可以側重寫犯罪過程；有側重於寫審判過程的，有側重於寫犯罪特點的，也有側重於寫犯罪後果的，還有側重於寫案件引發的思考、挖掘案件背後的原因的等等。對於待決案件應以客觀事實報道為原則，不宜作帶有明顯傾向的評論，更不能搶先司法程序使用定性式語言進行報道。案件報道一定要客觀公正，尤其是在民事、行政訴訟案件的報道中，不能偏聽偏信，也不能偏袒某一方，更不能故意炒作。
總之，新聞媒體與司法活動是報道與被報道，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新聞媒體在傳播活動中要真正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不僅要進行客觀真實的報道，還要了解了司法機關的工作性質、任務和作用，切忌越權行使偵查權、檢察權和審判權，維護司法的獨立性，同司法一起來維護社會的公正、正義。

Ⅲ 如何理解媒體審判，司法公正和媒體報道

媒體審判指媒體因為具有很大的傳播影響力，其對案件的預測性報道可能造成兩個方面的消極影響：影響輿論，並通過輿論影響司法審判；就是媒體的不實、不公正報道在法院判決之前和判決之外，直接給案件當事人造成不良的社會評價，或者傷害他們的隱私權。後者的例子更多。

司法公正指司法權運作過程中各種因素達到的理想狀態，是現代社會政治民主、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現代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保證。

媒體報道指人藉助用來傳遞信息與獲取信息的工具、渠道、載體、中介物或技術手段。也可以把媒體看作為實現信息從信息源傳遞到受信者的一切技術手段。

(3)媒體監督與司法公正擴展閱讀

反對和防止「媒體審判」，維護司法獨立和公正，在國際新聞界和法律界是有共識的。1948年，聯合國《國際新聞自由公約草案·第三公約》把「妨礙法庭審判之公正進行」的新聞列為禁載。

1994年，世界刑法學會第十五屆代表大會《關於刑事訴訟中人權問題的決議》第十五條規定：公眾傳媒對法庭審判的報道，必須避免產生預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審判的效果。如果預期可能出現這種影響，可以限制或禁止無線電台和電視台播送審判情況。

司法公正為司法活動的一條基本原則。按照這條原則，以法官為代表的司法人員應該在審理各種案件的過程中正當、平等地對待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應該在審理各種案件的結果中體現公平正義的精神。

Ⅳ 媒體輿論應該不應該對司法審判進行監督

輿論監督與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是法治國家不可或缺的基石：回輿論監督作為社會監答督的一種，是確保司法權依法和公正行使的有力手段；而司法作為重要的社會調節機制，則是保障社會正義和公民權利的最後屏障。輿論監督與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和諧共存，是促進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前提。但在當前我國特定的社會形勢與政策框架下，正常的輿論監督經常畸變為阻礙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輿論審判：通過媒體和網路等途徑形成的輿論壓力，試圖對具體案件做出超越司法程序的判斷，並對涉案人員作出定性、定罪、定刑等「結論」，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到司法權的獨立行使。

Ⅳ 怎樣實現新聞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的平衡

先說一件對新聞監督具有重要意義的張金柱事件。
1997年8月25日，剛剛創辦三年的河南媒體《大河文化報》(即現在的《大河報》)在倒頭條的位置刊登了一條新聞：昨晚鄭州發生一起惡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著被撞傷者狂逃，眾計程車司機懷著滿腔義憤猛追。消息大意為：
晚9時40分許，夜幕下的鄭州市街頭發生了一起令人發指的惡性交通肇事案。一輛牌號為豫A54010的皇冠2.0白色轎車，撞著了各自騎車的蘇東海、蘇磊父子。11歲的蘇磊被當場撞飛，將皇冠車的擋風玻璃撞了一個破碎的大窩；他的父親蘇東海以及兩輛自行車則被卡在汽車左側的前後輪之間，逃跑的汽車拖著蘇東海狂馳幾百米遠。義憤之下，發現此情的行人、計程車等一起對皇冠車圍追堵截，終於將其逼停。 送院後，內臟破碎、顱內嚴重受創的小蘇磊死亡。蘇東海被皇冠車拖拉得幾乎體無完膚，從頭到腳，傷痕深深。頭發被鮮血浸透，右臂皮膚被摩擦殆盡。近凌晨1時，記者在事故處理部門被告知，肇事車司機已經接受訊問。
大河報是國內首先對此事進行報道的媒體，8月26日，它接著報道了鄭州市民對此事的強烈反應，但沒有點出肇事者的姓名，只說「此人身份待核實」。27日，肇事者張金柱被刑拘的消息登上了大河報的顯著位置。此人曾任鄭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長、鄭州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公安分局政委。直至次年二月份，大河報對張金柱案進行了全程跟蹤報道。
得知撞人、拖人的竟然是一個公安人員、還曾經是位領導，群眾情緒更加激憤。大河報前副總編輯馬雲龍回憶說，輿情的憤怒並不是單沖著張金柱的，當時正值全國范圍內群眾對公安的情緒都很大，張金柱肇事逃逸成了點燃輿情的導火索。
大河報的報道迅速被全國媒體轉載。不久，在知識分子中具有深刻影響力的《南方周末》對此事進行報道，隨後，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也播出對此案的調查。張金柱案從中原進向全國，成為全國人民憤怒情緒的發泄點。正如張金柱的律師所說，張金柱已經超過了交通肇事案被告人的身份，變成了公安隊伍中違法亂紀的典型代表，成了公安隊伍中反面人物的化身。
正是在全民聲討的強大輿論中，張金柱案走向法庭。當年12月3日，鄭州市中院公開審理此案，鄭州市民奔走相告，法庭外支起了音箱「直播」庭審過程，大量市民聚集收聽。
1998年1月12日，張金柱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死刑。張不服提起上訴，河南省高院維持原判。 1998年2月26日，張金柱被執行死刑。之後數年，「張金柱」成為駕車肇事逃逸者的代名詞。
近幾年來, 隨著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報道的活躍與頻繁, 一個名詞越來越多地被人提及, 那就是』『媒體審判」 ,往往提出的佐證是張金柱臨死前說過的那句話「 我是死在記者手上的」。似乎是媒體左右了審判，但這只是媒體造成的錯覺。
傳媒與司法作為兩種獨特的社會力量，彼此間有著密切地聯系。新聞輿論監督是人民群眾行使社會主義民主權利的有效形式。司法公正是法治國家必須遵循的司法原則之一，二者都包含著憲法的原則，均同等重要。但由於雙方缺少規范，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多樣性，並處於不穩定狀態之中。
（一）新聞輿論監督對司法活動的積極促進
1.正確的媒體報道有助於司法公正的實現。媒體的介入會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有助於司法機關抵制行政或其他社會組織的干預，尤其是那些關涉權力機關或強權人物的案件。
2.傳媒的介入有助於增加司法過程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對於某些案件審理過程的報道為受眾知曉和評價司法行為提供了平台，從而可以降低司法專橫和武斷的可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和矯正司法偏差的作用。
3.媒體的報道有助於普法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媒體的報道將法律知識傳達給受眾，使受眾的法律意識得以提高，同時也使受眾深深意識到通過司法手段來維護公眾正義的途徑。
（二）新聞輿論監督對司法公正的過猶不及
1.傳媒對司法案件的報道和評論不當，沖擊了司法獨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所謂的「媒體審判」。典型的事例是《焦點訪談》播出的四川夾江縣的「造假者狀告打假者」。在記者眼中，打假者永遠是正當的，即使在打假過程中違反法定許可權也是正當的。堂堂記者硬是把一個復雜的法律問題變成了一個是非分明的道德問題，使法律問題道德化。法律問題到底應該由誰來解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2.傳媒對司法審判的抨擊使司法權威受到影響。表現一：輿論監督凌駕於法律。法院作為審判機關，本身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地，其中也包括當事人對法院的不滿。此時記者便動用自己的「特權」，英雄般地將對法院的不滿搬上媒體，充當起當事人（原告）與法院（被告）的「法官」。殊不知，當事人與法院本來就是運動員與裁判員的關系，將二者等同，法院公正司法形象何存？表現二：輿論監督范圍無限制。我們時常會看到記者逼問法官，法官無奈地回答這樣的鏡頭。其實法官有其自己的職業道德和審判紀律，記者則認為一切都應該公開，這無形中又構成了他們之間的矛盾。而記者往往抓住這矛盾大做文章，此時法官的中立公正的形象又受到質疑。此外，一些涉及機密隱私的案件被報道出去，也造成了不小的負面影響。表現三：輿論監督就是批評報道。有的記者緊盯著法院，稍有差池便大做文章。有的還無中生有，這或多或少也會降低公眾對司法的信任度。批評報道是一種手段，但不是惟一手段，更不是目的。在實際報道過程中應視情節而決定報道方式，這樣才能取得更多的實效性。
司法機關為避免報道不利於公平審判而採取了種種措施限制媒體采訪，從而引起雙方沖突。一方面記者帶著不純的動機（尋求利益和賣點）對案件大肆報道，另一方面，法院為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隱私等問題限制新聞媒體對庭審內容進行報道。這樣做的結果是公眾的知情權和記者的采訪權受到挑戰。
對於怎樣實現新聞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的平衡，我認為首先有詳細全面的法律規定，明確記者所具有的權利和義務，設定合理的懲罰制度。其次，對於做新聞監督記者的素質有所要求，其要有一定的法律素養，而並非法律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