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刑法

1. 在我國，刑法是不允許類推的，那麼可以類推的法律有哪些 比如,民法商法行政法程序法

刑法禁止不利於被告的類推，言外之意，並不禁止有利於被告的類推。至於民法，一版般是可以運用權類推的，即法官在審判時，可以運用類比的方法解決法律規定不到的地方。行政法理論上也禁止類推，因為行政法規范行政主體的行政權，而法對於權力的規范是，法無明文禁為之。程序法也是不可以類推的，必須嚴格按照程序依法辦事，否則行政的程序的違法可以導致行政行為的無效或可撤銷，訴訟程序的違法可以導致判決的無效等。

2. 不能犯的理解與適用

不能犯：法益侵害邊緣的界定

刑法中的「不能犯」概念，是指行為人實施行為時，雖有犯罪意圖，但因客觀條件不具備，未能實際造成法益侵害的風險。這種情況下，刑法通常不會對其進行處罰，除非有特別法規定例外。例如，德國刑法改革引入對想像行為的處理，但我國刑法明確排除了對「不能未遂」的處罰，這主要涉及方法不能、對象不能和主體不能三種類型，它們的核心在於缺乏實際的危險性。

危險判斷的多元學說

關於不能犯的區分，學界有不同觀點。純主觀說曾認為只要實施犯罪行為，無論結果如何，都算未遂，但已被否定，因為它可能導致處罰范圍擴大。相反，抽象的危險說（主觀危險說）以行為人認識和一般人的判斷為准，區分關鍵在於是否存在危險行為。然而，這種理論可能導致主觀歸罪，過度處罰無害行為。

在實踐中，行為人誤用手段未侵害法益的情況，傳統理論傾向於定性為犯罪未遂，但忽視了行為客觀上的法益侵犯。而新客觀說認為，危險的判斷應基於行為時的客觀事實，而非事後評估。例如，A讓B射殺稻草人，盡管可能認為B有故意殺人未遂的嫌疑，但A教唆行為的危險性並不明確。

危險說的挑戰與修正

客觀危險說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區分絕對不能犯（如誤用毒葯）和相對不能犯（如未達到致死劑量），但界限模糊。修正的客觀危險說強調，危險的判斷應基於行為時的所有客觀事實，而非僅憑計劃。例如，甲向乙開槍，即使認為有危險，事後證實無害，揭示了危險說的局限性。

判斷方法的實踐應用

判斷不能犯與未遂犯的關鍵在於行為的潛在危險性。如投放農葯時，要考慮行為的合理性；甲誤殺屍體，因其不具有法益侵害的現實可能性，應視為不能犯。此外，還需考慮行為的易造成侵害結果的可能性，以及主體能力和對象能否導致犯罪結果。

結論與案例啟示

在具體案例中，如敵敵畏的投放量不同，可能影響判斷。重大無知行為，如誤食糖精雞蛋，通常被視為不能犯。而客觀因果法則在判斷注射空氣等行為的危險性時尤為重要。在主體不能和對象不能的情況下，特定犯罪未遂不成立。

總結

不能犯與未遂犯的劃分並非簡單定性，而是復雜而微妙的法律判斷。理解並准確應用這些概念，對於公正地處理各類犯罪行為至關重要，它要求我們深入分析行為的實質危險性，而非僅依賴於表面現象或事後評估。

3. 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不適用刑法的四種情況

分別是以下情況：
1.犯罪的時候未滿18周歲的人
未滿18周歲的人又分為兩個階段：14—18周歲人犯罪的，14周歲以下的人犯罪的。
不滿14周歲的人犯罪的，根據《刑法》第十七條規定，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未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該條規定的初衷是出於對未成年人的保護，14歲以下的少年兒童犯任何罪可以免於任何的刑事追究。處於14周歲的以下的人犯罪的，刑事責任法律規定不予追究，那麼死刑自然不會適用。
2.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
胎兒、嬰兒是無辜的，出於人道主義考慮，不能因為孕婦有罪而誅及胎兒或嬰兒。「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是指在人民法院審判的時候，被告人是懷孕的婦女，也包括審判前在羈押受審時已是懷孕的婦女。因此，對於犯罪的懷孕婦女，在她被羈押或者受審期間，無論其懷孕是否屬於違反國家計劃生育政策，也不論其是否自然流產或者經人工流產，以及流產後移送起訴或審判期間的長短，都應視同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能適用死刑。
3.審判的時候已滿75周歲的人
《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審判的時候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也就是說，75周歲以上的老人犯罪的，一般情況下是不適用死刑的，對審判時滿75周歲的老年人就不能判處死刑。哪怕他犯罪時不滿75周歲審判時滿了也不能判處死刑。
4.無刑事責任的人
上述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亦屬於無刑事責任人，犯罪不負刑事責任，那麼自然不適用死刑。另外，還有一類無刑事責任的人，即：精神病人。《刑法》第十八條規定了特殊人員的刑事責任能力。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該條之所以這樣規定的原因，是因為精神病人對外界事物沒有正常的認知，其行為沒有犯罪故意，不符合犯罪的構成要件，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不需承擔刑事責任，那麼自然也無法使用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