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刑法

Ⅰ 探討論刑法是怎樣的法律

1 罪刑法定——尊重人的刑法觀
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國家；罪刑法定主義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籬。無法，則無刑；「法」乃「書面法」、「嚴格法」、「事後法」、「確定法」、「適正法」。
刑法比其他法的領域更需要法的安定性，而判決總會有變更的一天，舊有判決判定一個行為違法，而新的判決可以依據新的見解判定這一行為並不違法，因此，法官只能適用「書面法」。類推解釋，只是源於具體事實和構成要件具有相似性；然而，任何行為都可能與刑法規定的行為相似，推而廣之，就都有定罪量刑的危險，因此，法官只能適用「嚴格法」。不能拿今天的命令約束昨天的人；不能讓今天的人遵守明天的規范，因此，法官只能適用「事後法」。一個言出有據的批評往往比不實批評更具危害；不明確的刑法為強大的國家機關恣意侵犯國民自由找到了形式上的法律根據，不明確的刑法比沒有刑法更容易侵犯國民自由，因此，法官只能適用「確定法」。刑法是其他法律的制裁力量，具有構成要件的刑法謙抑性和刑罰程度的刑法謙抑性，應當銘記最嚴重的案件並未發生，最嚴重的案件永遠發生在以後。因此，法官只能適用「適正法」，轉變重刑觀念，做到量刑合理。
2 保護法益——人性惡的刑法觀
法學是研究人性惡的科學，如果不深刻地直面邪惡，我們又怎麼能徹底地明白正義！人性邪惡，則需保護法益。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人，犯罪行為都侵犯了他人利益。刑法的目的和任務是保護法益，刑法只能將值得科處刑罰的侵犯法益的行為規定為犯罪，應主張實質的違法性論。法益侵犯性是犯罪的兩大實體之一，是犯罪論體系的兩大支柱之一。刑法的保護法益涵涉個人法益（人身、財產）、社會法益（公共安全、經濟秩序、管理秩序）和國家法益（貪污賄賂、瀆職、國家安全、國防利益、軍人

Ⅱ 論刑法學與犯罪學的關系

http://www.findlaw.cn/Info/lunwen/xingfalw/115955987.html
http://www.studa.net/xingfa/060630/15325132.html

Ⅲ 論述刑法犯罪種類

2009年5月18日，漯河市中院獲悉，曾經鬧得沸沸揚揚的「民警打死人案」，如今又有後續：受害人李勝利一家

老小將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告上法庭，要求給予行政賠償；省高院於2008年8月作出行政裁定，指令漯

河中院管轄；近日漯河中院已審理終結，判定被告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支付受害者家屬死亡賠償金、喪

葬費共計61萬多元。

對於李勝利家屬在訴訟中提出的精神賠償等要求，法院判決未予支持。

受害人家屬：狀告公安分局索賠152萬元

2004年9月20日上午9時許，原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民警冷飛、孟軍偉等以非法攜帶管制刀具為名，將

受害人李勝利帶至七一路派出所，幾人毆打李勝利，將其打昏後，從樓上推下。李勝利經醫院搶救無效於

當日死亡。

原告楊念秀、周影霞、李惠中訴稱，李勝利被民警毆打致死，沙南分局應承擔國家賠償責任。請求判令被

告支付受害人親屬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精神撫慰金等共計152．9776萬元。

周口警方答辯：已判民事賠償拒絕行政賠償

沙南分局提交答辯狀認為：冷飛、李立田、孟軍偉等人毆打殺害李勝利系個人行為，沙南分局依法不應承

擔國家賠償責任，原告的經濟損失已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解決，請求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法院審理查明：2004年9月，原周口市川匯區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呂留生之姐呂秋玲，與被害人李勝利因移

動收費廳的轉讓問題發生糾紛，呂留生找到民警李立田，要求其幫忙教訓李勝利。李立田遂安排呂留生購

買一把刀，想以非法攜帶管制刀具處罰李勝利。2004年9月20日上午9時許，根據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

110」指揮中心指令，原沙南分局七一路派出所副所長冷飛帶領民警孟軍偉等到周口市人民路移動收費廳門

前，將李勝利帶到七一路派出所，留置在值班室。當日中午，呂留生在周口市區憨牛拉麵館宴請冷飛、李

立田、孟軍偉等人。14時許，幾人酒後回到七一路派出所，冷飛安排孟軍偉等將李勝利帶至該所3樓一辦

公室內，由李立田、呂留生、冷飛、孟軍偉、張傘等人對李勝利實施毆打，並將李勝利打昏。後為毀滅罪

證，李立田、呂留生、冷飛、張傘等人密謀後將李勝利從該所辦公樓扔下，試圖造成李勝利跳樓自殺的假

象。李勝利於當日經搶救無效死亡。經法醫鑒定，李勝利系高墜死亡。

案發後，李立田、冷飛、孟軍偉等分別被法院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呂留生被法院判處死刑，

緩期兩年執行，並判決上述罪犯共同賠償楊念秀、周影霞、李惠中等各項經濟損失計4．89萬元。

漯河市中院另查明，在該院審理本案過程中，三原告表示不再對周口市中院、扶溝縣法院的附帶民事賠償

部分申請執行，周口市川匯區法院、扶溝縣法院均出具證明，證實附帶民事賠償沒有執行。

漯河中院判決：家屬獲賠61萬精神賠償被駁

漯河市中院認為，《國家賠償法》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以毆打等暴力行為或者唆使

他人以毆打等暴力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冷飛等人系公安干

警，具有行使行政行為的職權，並且，留置李勝利的地點是公安機關，傳喚理由是李勝利非法攜帶管制刀

具，這一切足以說明冷飛等人將李勝利傳喚到派出所是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周沙南公[2004]118號報告

也說明冷飛等人的行為系執行「110」出警命令的職務行為。

關於被告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提出受害人李勝利親屬已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取得賠償，不應再提起國

家賠償的主張，該院認為，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與國家賠償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賠償責任，二者並不矛盾。賠

償義務機關賠償損失後，可依法向違法行使職權的機關工作人員行使追償權。雖然周口市中院、扶溝縣法

院已作出了刑事附帶民事判決，但原告仍有權提起行政賠償訴訟。

關於賠償金的標准，漯河市中院的法官做出了這樣的解釋：根據《國家賠償法》規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

權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的20倍，對死者生前撫養

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故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應支付原告死亡賠償金、喪葬費29229

元×20年，計584580元，被撫養人的撫養費8777元×15年÷5人，計26331元，上述兩項費用合計610911

元。

賠償金這樣算

●死亡賠償金、喪葬費

國家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的 20 倍

29229 元×20 年= 584580 元

●撫養費

8777 元×15 年÷5 人= 26331 元

合計 610911 元

據此，漯河市中院判決：確認原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民警冷飛、李立田等對受害人李勝利行使職權行為

違法；判令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支付受害人家屬國家賠償金共計610911元。對於李勝利家屬在訴訟中

提出的精神賠償等要求，法院未予支持。

據了解，受害人家屬對此判決，表示「基本上可以接受」。剛剛收到判決書的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目前

尚未向漯河市中院提出是否上訴。

Ⅳ 論刑法對犯罪的責任，1500字左右

摘要]：在21世紀我國面臨著邁入老齡化社會，與此同時經濟發展造成社會生活環境日益變化，老年人犯罪現象也變得尤為突出。老年人與一般的成年人之間存在諸如生理、心理等方面的許多區別，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對於老年人犯罪都規定了相應的從寬處罰的制度，我國古代及近代的立法都對此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我國現行刑法對此問題都存在重大的疏漏，沒有相關的規定。結合老年人自身的特殊狀況、我國老年人犯罪的現狀以及當前國際刑事立法的現狀等諸多方面，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相關規定的立法勢在必行。

[關鍵詞]：老年人 犯罪 刑事責任

2002年6月22日，湖南省衡陽市汽車配件廠88歲的韋有德因殺死鄰居劉文軍而被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案件判決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討論，人們紛紛對「老年人犯罪能不能網開一面」和「要不要在刑法中規定犯罪年齡上限」發表自己的看法。由此，也引發了法律從業者對老年人犯罪的問題的一系列思考。

一、老年人犯罪概述

進入新世紀，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超過總人口的10%，人口年齡結構開始進入老齡化階段。今後一個時期，我國老年人口還將以較快速度增長，到2015年60歲以上人口將超過2億，約占總人口的14%，到2040年60歲以上人口將佔到總人口的25%，每4個人中就有一個老年人。 在21世紀，不僅我們國家面臨著邁入老齡化社會，世界上許多國家亦是如此。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世界的發展日新月異，老年人在這種社會條件和生活環境里，必然會產生一些新的社會矛盾。按照傳統的觀點，人到五六十歲就步入老年期。按照老年病理學家的觀點，則將老年人區分為年輕老人（50-60歲）、中年老人（60-80歲）、老年老人（80歲以上）三個時期。這個時期，老年人的精神和身體方面開始衰退，感官功能逐漸降低，常常以自我為中心，固執、偏狹，甚至與兒童心理有某些相似之處，故有人稱老年期為「第二次兒童期」。

正因為老年人身心發展所呈現出的這些特點，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都有一些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規定。

二、國內外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立法沿革

人的責任能力不僅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成年人進入老年年齡階段，其責任能力還有一個逐漸減弱，直至衰竭的過程，因而各國刑法對犯罪的老年人往往設有減輕刑罰或其他從寬處理的特別規定。

（一）、國外刑法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規定

正因為老年人刑事責任能力的特殊性，在外國刑法的歷史沿革中，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國家中，都有一些關於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罰的相關法律規定。主要有以下一些：

1、從寬處罰。例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48條規定：「對超過70歲的犯人從輕處罰」。

限制適用某刑種。如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刑法典》第18條第2款規定：「60歲以上的男人、婦女不得適用死刑」。第19條規定，剝奪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過15年，但對犯罪時60歲以上的男子和50歲以上的女子，剝奪自由刑的期限不得超過10年。《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59條第2款規定：「死刑不適用於婦女以及犯罪時未滿18周歲的人和法院下判決時已滿65周歲的男性。」

2、放寬適用緩刑、減刑、假釋的條件。例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30條規定：「對被判處監禁刑的犯罪人不得適用緩，但犯罪人超過70歲，且所監禁不超過2年的，可以宣告緩刑」。

（二）、我國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相關規定的歷史沿革

1、西周時期。

《周禮。秋官。司刺》規定：「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禮記。曲禮》上對這兩赦解釋說：「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老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周禮。秋官司寇。司厲》還在盜竊罪中規定：「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

2、春秋戰國時期。

《法經》其減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卑一減。年六十以上，小罪情減，大罪理減」。

3、唐朝。

《唐律。名例律》規定：「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作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

4、宋朝。

元朝時期的重要法典《大元通制》中，也有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能力方面的規定。據《元史。刑法志》載，元朝時，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不任杖責，聽贖。可見，元朝時期對老年人犯罪也是設立了上限的。

5、明朝。

明代對於老年人犯罪的處理，實行寬刑。洪武元年，令禁繫囚徒，「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散收，輕重不許混雜」。明律中規定：「凡誣告人罪，年在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依律論斷，例應充軍嘹哨口外為民者，仍依律發遣。若年八十以上篤疾有犯應永戍者，以子孫發遣；應充軍以下者，免之」。又規定凡年七十以上，犯流以下，收贖。八十以上，盜及傷人者，亦收贖。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發，得勿論，不在收贖之例。九十以上，雖有死罪，亦不加刑。

6近代。

（1）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當時蘇維埃政府贛東北特區制定了《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暫行刑律》第29條規定：「滿80歲人犯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

（2）抗日戰爭時期，1939年《陝甘寧邊區抗日戰爭時期懲治漢奸條例》第條規定：「犯第2條各款之罪，年齡在80歲以上者得減」。

三、關於增設老年人刑事責任的立法建議

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國1979年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典以及1997年修訂的刑法典均沒有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特別規定。

鑒於我國老年人犯罪的現狀和老年人自身的心理、生理特點，我認為應增設老年人犯罪刑事責任的相關規定，諸如設立刑事責任的上限以及對老年人從寬處罰等。理由如下：

第一、老年人自身生理、心理狀況的限制。生理上，老年人由於機體衰老及腦功能的衰退，各項生理功能及軀體狀況減退，反應事物能力差，活動能力遲鈍。心理上，外源性的不良因素常常會造成老年人的孤獨與寂寞，個人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會影響到他們的價值觀，一種無用或不參與社會活動的感覺會進一步加強老年人的悲觀和若有所失的情緒；內源性因素，如老年人喪失了活動能力和臟器功能的衰退可造成抑鬱和顯著的多疑。由於老年人適應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可塑性大大減退，固執任性，敏感多疑，使老年人對意外應激反應耐受性差，極易促發或誘發精神疾患，進而會發生系列的暴力行為。 由此可見，老年人其心理、生理的發展呈現出不穩定性，其責任能力也逐漸減弱，直至衰竭。

第二、從正義和人道的角度而言，老年人其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畢竟比精神正常的成年人要弱。當行為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低時，其反映出的主觀惡性就小，因而社會危害性就相對較小，應考慮從寬處罰。當然，對於違反刑事法律規范，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老年犯來說，其行為往往給社會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理所應當要對其定罪量刑，以還社會一個正義，平息受害人「受傷的心靈」，以利於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社會道德觀念相契合的目的。但同時，由於犯罪主體的年齡較大，不應對其適用死刑，這既合於中國自古以來尊老愛幼的倫理道德，也可以穩定群眾和社會秩序。

第三、從秩序和功利的角度而言，「刑罰是給予拘束自由這樣重大痛苦的措施，其本身並非理想的而是不得已的社會控制手段……即使行為侵害或威脅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須直接動用刑法。可能的話，採取其他社會控制手段才是理想的」。 刑罰的代價從某種程度而言是高昂的，而且，從另一方面來說，將老年犯收押在監，對國家、社會也是一筆昂貴的費用。鑒於老年人自身的特點，他們不僅不能創造經濟價值，還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照顧他們。從刑罰的經濟性而言，是對國家資源的一種浪費。

第四、從刑罰的目的來看。一般認為，刑罰的目的無非有二，一是特殊預防，二是一般預防。所謂特殊預防，是指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懲罰改造犯罪分子，預防他們重新犯罪。所謂一般預防，是指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威懾、儆戒潛在的犯罪者，防止他們走上犯罪道路。老年人身心衰弱，其再犯能力較差，無須從肉體上消滅其來達到防止本人重新犯罪的目的。對老年人處以死刑，非但不能有效地警戒社會上的不穩定分子，不能有利於刑罰適用的報應目的的實現，反而讓一般人覺得刑罰過於殘酷，使刑法無法獲得普通民眾的認同，甚至對刑法產生反感、抵觸和對立情緒。

第五、從古今中外的立法實踐來看，不僅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就是我國古代、近代也有一些老年人犯罪的相關立法規定。在從傳統法律向現代法律歷史轉型的過程中，在與世界法律文化接軌的過程中，這種高揚人的主體精神的法律倫理主義，對於建構現代化的法制無疑是一種寶貴的資源，可以而且應該內化為相應的規范與制度。

當然，對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罰和設立刑事責任年齡的上限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會遇到一些難題，諸如如何確定刑事責任年齡的問題。但這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還需要多方聯合，共同探討，加以理論化、系統化，使之更具有現實性和合理性。

參考文獻：

1、（意）龍勃羅梭著：《犯罪人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高銘暄著：《刑法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3、趙微著；《俄羅斯聯邦刑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康樹華主編：《犯罪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5、黃京平著：《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Ⅳ 論述刑法總論對於刑法分則的指導作用

一般與特殊、抽象與具體、共性與個性、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
1刑法總論是版以刑法總則為規權范研究對象，研究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一般原則、原理和制度。
刑法分論是以刑法分則以及刑法分則條文規定為規范研究對象,它研究刑法分則或刑法分則性條文所規定的各種法定犯罪的構成特徵和刑罰適用。
刑法分論關於各種法定犯罪、構成特徵以及刑罰適用的具體研究，又可以起到體現、檢驗、豐富和發展刑法總論的一般原理、原則和制度的作用。
2刑法總論關於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一般原理性的研究，可以發揮、概括、指導、制約刑法分論關於具體犯罪構成特徵和刑法適用研究的功能。

Ⅵ 論刑法的消滅制度

刑罰消滅，是指由於法定或事實的原因，致使國家對犯罪人的刑罰權歸於消滅。刑罰消滅制度是對刑罰權的一種限制，它表明刑罰權不是無限的，而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我國的刑罰消滅制度：
一、時效
（一）時效的概念
時效，是指刑事法律所規定的國家對犯罪人行使刑罰請求權或刑罰執行權的有效期限。據此，刑法中的時效可以分為追訴時效和行刑時效兩種。追訴時效，是指刑事法律所規定的，對犯罪人追究刑事責任的有效期限。行刑時效，則是指刑事法律所規定的，對判處刑罰的犯罪人執行刑罰的有效期限。我國刑法中所規定的時效，僅指追訴時效，而不包括行刑時效。
（二）追訴時效期限
我國刑法典第87 條規定：「犯罪經過下列期限不再追訴：（一）法定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經過五年；（二）法定最高刑為五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經過十年；（三）法定最高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經過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二十年。如果二十年後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這一規定基於追訴時效期限的長短與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相一致之精神，以法定最高刑為標准，確定了四個不同檔次的追訴時效期限。
（三）追訴期限的計算
根據刑法典第89條之規定，對於即成犯，其追訴時效期限從犯罪之日起計算；對於連續犯和繼續犯，其追訴時效期限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
關於追訴時效，還需要關注的便是追訴時效的中斷與延長的問題。所謂追訴時效中斷，是指在追訴時效進行期間，因發生法律規定的事由，而使已經經過的時效期限歸於無效，法律規定的事由一旦消失，時效重新開始計算的制度。我國刑法典第89條第2款規定：「在追訴期限以內又犯罪的，前罪追訴的期限從犯後罪之日起計算。」這一規定表明，在我國，追訴時效的中斷以犯罪人在追訴期間內又犯罪為條件，至於又犯之罪性質如何，應受何種刑罰處罰，則非所問。
所謂追訴時效延長，是指由於發生了法律規定的事由，致使追訴時效暫時停止進行，或者因法定事由而使得對犯罪分子的追訴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的制度。根據我國刑法典第88條之規定，導致追訴時效延長的法定事由有兩種：一是在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立案偵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後，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二是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二、赦免
（一）赦免的概念
赦免，是指國家對於犯罪人宣告免於追訴或者免除執行刑罰的全部或一部分的法律制度。
赦免有大赦和特赦之分。所謂大赦，通常是指國家元首或者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對某一時期內犯有一定罪行的不特定犯罪人，一概予以赦免的制度。大赦的主要特徵為：（1）適用主體通常是國家元首或者國家最高權力機關。（2）適用的對象最廣泛。凡在某一時期內犯一定罪的，都可以適用，而不以特定的人為限。至於具體赦免范圍則由大赦令確定。（3）赦免的效力最大。大赦不只是免除刑罰的執行，而且使罪和刑都歸於消滅。（4）適用的依據通常在於憲法的規定。所謂特赦，是指國家元首或者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對已受罪行宣告的特定犯罪人，免除其全部或者部分刑罰的制度。
（二）我國的特赦制度
我國現行憲法只規定特赦，而沒有規定大赦。依照我國現行憲法第67條和第80條之規定，特赦令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頒布實施。從司法實踐來看，一般是由中共中央或國務院提出特赦建議，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頒布，最後責成最高人民法院及其所屬高級人民法院具體執行。我國新舊刑法典所指的赦免，都是指特赦減免。

我國尚未設立的刑罰消滅制度：
（一）、單位犯罪主體追訴時效尚未設置
（二）、行刑時效制度尚未建立
（三）、網路犯罪追訴時效也有漏洞
（四）、前科消滅制度特別是少年前科消滅制度仍未設立

Ⅶ 論刑法的基本原則

刑法的基本原則 （1）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2）平等適用刑法原則：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3）罪刑相適應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刑法基本原則是刑法學的一個根本問題，但理論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至今依然「遠近高低各不同」；研究者皆各秉持己見，爭論紛紜不休，到現在依然持續，未能達成普遍共識。 有關刑法基本原則的認識分歧，要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何為刑法基本原則，刑法基本原則認定的依據以及刑法基本原則的具體內容等方面，後二者尤其為論爭的焦點。 其實, 刑法基本原則之所以到今天尚不能明確，與人們研究這一問題的角度有重要關系。筆者認為，刑法基本原則雖然屬於刑法學問題，研究著眼點卻不宜囿於刑法學這一埠。欲看得清楚而符合其真實的狀態，就須全方位地進行多維捕逐。 故此，筆者不揣冒大方之家所不韙而試從各個角度諸如法理學、刑法學、比較研究等對該問題詳作推究。 一.法律基本原則法理探究 關於法律原則，國內外學者的認識頗為紛紜。依照英國法學家沃克對這一概念的定義，法律原則就是：許多法律推理所依據的前提，不斷地、正當地適用於比較特別和具體規則解決不了或不能充分明確地解決的案件的一般原則。可見，這主要是從法律適用的角度所作的詮釋。而根據布萊克法律詞典的解釋，法律原則即是「法律的基礎性真理或原理，為其它規則提供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規則或原理，是法律行為、法律程序、法律決定的決定性規則」 。我國學者一般也都認為，「法律原則是法律的基礎性真理、原理，或是為其它法律要素提供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原理或出發點」 。從而不難看出，法律原則反映了人們對法律基本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更包含了人們對法律的普遍性價值的追求。這才使得法的原則具有「內容的明確化程度較低」 非常抽象、較為穩定、覆蓋面廣 的特點。而且因為它是對法律基本規律的把握和法的普遍性價值的追求，才使之具備這樣基本功能：（1）為法律規則和概念提供基礎，對法律制定和法律規則理解具有指導意義。（2）可作為疑難案件的斷案依據。（3）直接作為審判依據.以上這些，究其實質，乃是法的原則的內容施加於立法、司法活動的狀況。 按照學界的一般看法，法律原則可以做出如下分類：（1）按原則產生基礎的不同，可將法律原則分為政策性原則和公理性原則。政策性原則是國家關於必須達到的目的或目標，或實現某一時期、某一反面的任務而做出的方略，通常是關於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國防的發展目標、戰略措施或社會動員等問題。公理性原則是從社會關系性質中產生並得到廣泛認同的被奉為法律公公理的法律原則。這是法律原則最通常的涵義。（2）按原則的覆蓋面的不同，可分為基本法律原則和具體法律原則。基本法律原則是體現法的根本價值的法律原則，是整個法律活動的指導思想和出發點。具體法律原則是基本法律原則的具體化，構成某一法律領域的法律規則的基礎或出發點。（3）按法律原則內容不同可將法律原則分為實體性法律原則和程序性法律原則。實體性法律原則指規定實體法律問題的原則，其功能為調整實體權利義務關系。程序性法律原則是程序性問題的原則，具有調整程序上權利義務的功能。 當然，法律原則按照不同的標准（如按照法律部門的不同）還可以做出其它的分類，不一而足。 在這里。我們需要著意厘析的問題主要是法的原則和基本法律原則這兩個基本概念，即這二者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關系。法的原則是構成法律規則之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穩定性的原理和准則，是法律的基本構成要素之一。顯而易見，法的原則是立足於「法」而非「部門法」的角度進行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因而它屬於整個宏觀法領域，可以說是萬法之本，基礎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並不存在法律原則與基本法律原則共處的問題，因為其本身即為最基本的，再行冠以「基本」二字，並不會增生出任何新的涵義。而通常所謂的基本法律原則是相對於具體法律原則而言的，不過，就目前理論界的認識而言，實際上普遍存在將法的原則與基本法律原則混談的問題，甚至在解釋這一概念的涵義時也模糊不清，所謂「體現法的根本價值的法律原則」 「對各社會關系進行調整時所依據的最基本的准則」 之類闡述，都不能清楚地說明這一概念的內涵外延，更無從確定與法的原則的分界。 實際上，基本法律原則與法的原則是不能等而一視的。基本法律原則與法的原則的研究背景，嚴格地說，是迥然有別的。一般地，基本法律原則是著眼於具體法律部門進行探究時的用語，是以有「刑法基本原則」「民法基本原則」等等說法；也正是基於此，這一概念才有「具體法律原則」這一相對的概念，因為在宏觀亦即抽象背景中，根本談不上什麼具體法律原則。這是二者最為顯著的差異之處。此外，二者在調整范圍上也有著明顯的差異，法的原則所能作用的范圍顯然大於基本法律原則；在穩定性和抽象性上，後者也是顯然遜於前者。 不過，這兩個相形迥異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相關的，二者存在共性與個性上的聯系。其一，離開法的原則，基本法律原則不能存在。因基本法律原則正是法的原則在部門法中的存在形式；同樣，撇開基本法律原則而言法的原則也是空談，因為法的原則之所以存在於法學領域，正是人們對各種部門法的各種規律認識的更深層次歸納提煉，各部門法是其存身的載體。其二，二者在作用、功能的范圍上亦有相競合之處，即很多情況下，二者都要依託於法的概念和規則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其三，在法的適用過程中，法的原則有助於或會影響基本法律原則的適用；而且有些情況下，基本法律原則就是法的原則的套用。 二.刑法基本原則探究 1. 何為刑法基本原則，對於這個問題，學界見仁見智，觀點紛紜，不盡一致。有學者認為，刑法基本原則「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貫穿於刑法始終，必須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則」 ；也有學者主張刑法基本原則是「貫穿全部刑法規范、具有指導和制約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義，並體現我國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的准則」 ；也有人將刑法基本原則定義為「正確、科學地進行刑事法律活動所必須遵循的、貫穿整個刑事法律活動過程、體現在刑事法律活動各個方面的、反映刑事法律活動規律、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准則或准繩」 或「在制定和適用刑法的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 。 上述幾種觀點中，除了第三種觀點更側重從法律適用角度予以闡釋而外，並不存在原則性的出入，其實只是具體表述是否充分全面有所不同。故此，筆者擬參酌以上觀點稍作補充而將其定義為：刑法的基本原則是刑法本身特有的貫穿於形式法律規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動始終的根本性准則。 不難看出，對刑法基本原則的界定之所以眾說不一，從根本上講是人們對刑法基本原則確立的標準的認識存疑而致。 如前文已述及，基本法律原則是法的原則表現於法律部門中的情況，故而它只能為部門法所特有；它有別於具體法律原則，故更為抽象深刻；法的原則是對法律基本規律和普遍價值的認識和把握的結果，因此體現於部門法中必然是部門法的基本規律和普遍價值的有意識掌握的產物，故此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義，必將對法律規范的制定、適用產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響。具體說來，刑法基本原則必須具備以下根本特性：（1）為刑法所特有而不是為許多部門法所共同具備，否則不屬於刑法基本原則。（2）刑法基本原則是刑法的根本性的准則，是刑事法律活動根本依據。（3）它貫串全部刑事法律規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動的全局，指導整個刑法立法、司法活動。（4）它是刑法領域中的規律的總結根本價值追求，而不屬於具體現象或某方面活動規則。 尤應引起人們注意的是，上述刑法基本原則的特性是有機聯系的，不能孤立看待或者偏采，在作為判斷標准時必須滿足全部要求，否則不能確認為刑法的基本原則。 那麼，究竟刑法基本原則包含那些具體內容？按照法學界的看法，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適應等原則為刑法基本原則似乎已成公論；有的學者還提出罪責自負原則、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懲罰與教育相結合原則、刑罰個別化原則，奉之為刑法基本原則必不可少的內容。 依筆者愚見，雖然學界對刑法基本原則的前三項內容多持認同態度，從學理上講，也不敢苟同。因為學者們之所以終於認可了適用刑法平等原則，很多都是以刑法典的規定為理由，落入「律學」的故轍。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權衡，雖然這一內容已被我國刑法典奉為基本原則規定於條款之中，它的問題依然明白可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根據其涵義，顯然是憲法基本原則活剝下來而置於刑法之中的結果，盡管其長期適用已表明其存在有利於刑法的發展，可以作為刑法的一個基點，但這畢竟是不審慎的，從法理而言，如此搬用並不符合立法科學，故不可助長。據筆者看來，若改作「刑法平等適用」或許更能為刑法所接受。 至於罪責自負、主客觀相統一、懲罰與教育相結合、刑罰個別化能否樹為刑法基本原則，筆者願就此試作分析。罪責自負的涵義是：刑事責任的承擔者只能是行為人本人而不能株連無辜 。對於這一原則，我們可以比照刑法基本原則的要求具體分析。先看其是否貫穿刑法規范以及刑事司法活動的始終。通常，如果一種原則存在於刑法規范之中，也就會在整個司法活動中發生作用，因為刑事司法活動必定要遵循刑法規范的規定，但將二者換位則明顯不能成立；也就是說，在司法活動中發生作用，未必在刑法規范中亦有如此作用，因為二者的遵循關系是單向的，不能顛倒逆轉。而從法理角度講，刑法的基本要素自然也不外乎刑法規則、原則和概念。一種原則如若貫徹於刑法規范的全程，定然會對刑法規則產生方方面面的影響，也就是從前提、行為模式、法律後果方面作用於刑法規范；從而不難明曉，刑法基本原則發生作用的對象也須是一般公民法人等，即可以不論年齡大小、行為能力有無等狀況的普通「人」，它所衡量的並非「有罪的人」。以此為繩墨，不難看出，罪責自負不能符合。因為罪責自負只涉及否定性法律後果也就是「罪」而無涉於相反的一方面即肯定性的法律後果；而且其針對的也只是認定為有罪的人，不然也談不上「自負」，也就是說，若此「人」為無行為能力人等等，這一「原則」也就不會涉及，因無行為能力人很多情況下是不會治罪的，何言株連不株連等等問題。有人認為罪責自負是貫穿於法律適用全過程的原則，依筆者所見，連這種觀點也是不確的。因為很多情形里，判定的「罪責」也可以不負，比如身患絕症的被判為有罪的當事人或孕婦。也就是說，罪責自負甚至連法律適用的整個過程也會缺席，何言基本二字。 循同樣的思路，筆者認為懲罰與教育結合，其實也「只有在非刑罰處置措施和量刑與行刑的規定中有充分體現，換言之，它只具有局部意義而非根本意義，既無實在法所賦予的實然性，也難於成為理念法的內容，因此也不具有應然性，它實際上是司法政策，和『慎殺』『兩少一寬』等政策一樣，不具有全局性意義。」 也談不上基本。 刑罰個別化也可以做出同樣的「判處」。關於這一概念的所指，有學者認為「即是指法官在適用刑罰時，要充分考慮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可能性。根據犯罪人人身危險性的大小適用輕重不同的刑罰，以期收到改造教育罪犯，實現刑罰特殊預防的目的之效。由於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有無與大小，取決於犯罪人諸方面的『個人情況』，因而，為了正確適用刑罰，就必須對犯罪人進行『人身調查』，即對犯罪人的個性、身心狀況、境遇、經歷、教育程度等『個人情況』進行調查。」 後來，有人提出刑罰個別化「是指在刑罰執行過程中應當根據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會生活需要而給予個別待遇的制度，即刑罰的執行，必須依據犯罪人的年齡、性別、性格特徵、生理狀況、犯罪性質、犯罪嚴重程度、人身危險性等給予不同的處罰改造方式。」 總而言之，甚至可以視之為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演化或支原則。 唯主客觀相統一尚有可討論的價值。「我國刑法從犯罪概念到犯罪構成原理、從犯罪構成規定到犯罪形態的規定、從社會排險行為的判斷與處置到對罪犯的量刑與行刑，無不體現著主客觀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反對主觀歸罪或客觀歸罪，也是刑事司法從愚昧走向科學、文明的結果，既是追求刑事法治的應然結果，也是實現刑事法治的必然結果。」 易知其基本符合前述要求；而所以認為仍須討論，是因為這一原則也難脫引申「罪刑相適應」原則之嫌。故不敢妄作定說。 2. 下面，筆者擬對上文業已論定的原則用比較的方法做一深入研討 。 從法律體繫上看，刑法屬於具體部門法，憲法則歸於根本法；刑法又是公法范疇，與之可相對照的是私法范疇的民法。故以下筆者將著眼於這兩個角度，從刑法基本原則與憲法基本原則以及刑法基本與民法基本原則兩方面進行對比剖析。 刑法基本原則與憲法基本原則比較 憲法基本原則略述 人民民主原則、基本人權原則、法治原則已為世界各國憲法通行的原則，故本文只就此立論。人民主權原則也稱主權在民原則，它源於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主權在民」學說，認為一切國家權力歸屬於人民而非主權在君或主權神授。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在民已經不是單純針對神權、君權意義，而是進一步發揚了人民主權說，將人民定義為權力的來源，是對人民根本地位的確認。基本人權原則系由西方啟蒙思想家「天賦人權」說演化而來，主要強調人有不可剝奪的生存、發展、財產、自由、反抗壓迫等權利。法治原則亦稱憲法至上原則，誕生於資產階級反對君主專制的斗爭過程中，其內容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摒棄基於特權、特殊身份等對人的人格及基本權利採取的法律上的不等待遇；在當今社會，該原則更為發展豐富，具備了法律至高無上的含義。 二者之比較 首先，性質之比較。 在性質上，憲法基本原則更具根本性、政治性、優位性。因為憲法基本原則是國家根本大法建構的礎石，故而更為根本，堪為憲法國家法律體系的屋脊；而刑法基本原則只是憲法治下的刑法部門的根本准則，之間明顯存在層級差異。另一方面，憲法是國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公民權利制度等制度得以確定的根據和藍本，其基本原則起著全方位統攝的作用，故而有著極強烈的政治制色彩；刑法基本原則較之則當然遜色。再者，憲法基本原則概括了一國社會的總的和根本的要求，刑法基本原則的形成與發展乃至發揮作用無疑都須遵循，可以看出憲法進原則相比之下更為優位。此外，刑法基本原則在刑法的適用過程中可作為行為人某種或某一系列行為的參照標准進而約束其行為；憲法基本原則常常不直接作用於人的一般活動，這主要是因為憲法基本原則大多關乎調整的社會關系中的根本問題。 其次，效力之比較。 二者在效力上的差別是極為顯豁的。效力，從法理上講，指的是法律制度對其調整的社會關系發生約束作用的范圍和程度。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因其調整內容、制定過程的重大和嚴格，地位自非同一般，這就使得作為其根本內容和指導方針的憲法基本原則也具有類似的地位，因之其它部門法律的制定實施均須以之為根本准繩。刑法基本原則作為部門法的重要部分，其約束力面積和程度遠不及前者。因此，從效力上看，憲法基本原則相比之下明顯大得多。 再次，功能之比較。 法的功能，即法的做功能力，是法的內在的對社會有益的功用和效能 ，屬於一種可能。與刑法基本原則相較，一則，憲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一般只具單重性，亦即刑法的基本原則的功能通常都具有保護或保障的功能，一般不造成損抑，如人民主權原則、基本人權原則、法治原則，一般都起到保障國家權力歸於人民、保護公民的基本人身財產等權利、保障法治實現的作用。而刑法的基本原則卻具有雙重功用，它的實現既有保護一方相對人的正當權利的可能，同時也有損抑另一方當事人的權利的可能；對同一方當事人而言，既會造成積極後果，也會造成消極後果。二則，在功能的實現方面，憲法的基本原則主要訴諸立法，刑法基本原則則既可以立法為徑，也可以司法為徑；之外，憲法基本原則還可以灌注於其它部門法以實現其功能，刑法基本原則卻不能。三則，二者在宏觀的結果方面也是有差別的。憲法基本原則所涉多為社會生活的重大部位，因此其功用與效能所系也為大端，一旦實現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必為重要後果；而從整體觀之，刑法基本原則並不及於社會的根本方面與極重要領域，故其功用表現出的社會效果自難及前者的高度。 最後，價值之比較。 從法哲學的角度看，價值乃是客體（如法的原則）相對於主體（主要為人）的有益性以及從而產生的評價。換句話說，就是主體對客體有用性的認識和追求。相比之下，第一，憲法實基本原則的價值所向具有更強的階級性，不同階級控制政權，其目標和價值觀最易於滲透於憲法基本原則的創設和採用上；刑法基本原則於此則遠沒有這樣鮮明，這正是預防和打擊犯罪無國界的印證，可以說是人類的共同認識和理念所旨。第二，在憲法基本原則的價值體系中，民主、自由、平等處於根本地位，是其它價值目標的生發點和歸宿，並且一致地體現對國家公權力的限制的趨勢；而在刑法基本原則價值體系中，處於首要位置的是秩序、正義和人道，且張揚公權力，突出公權力在立法、裁判和制裁等一系列活動中的重要性，而其它價值目標皆隸屬這兩方面。第三，憲法基本原則主要強調憲法的一般價值。憲法基本原則所提及的「人」「公民」等價值主體概念是很抽象的，也就是，其外延是一個集合或是全體人，是在法哲學意義使用的，過濾掉了人的個體性徵；刑法基本原則卻不能以此為價值羅盤，因為刑法基本原則是與適用銜接的，而適用則是與具體案件、具體行為人打交道的過程，故而必當注重區別人的各方面的具體差異，由之矢中公平、正義等價值之的。 不過，作為法的原則的憲法基本原則和刑法基本原則雖存在各式各樣的不同之處，卻也不乏兼容的方面，即二者都是各自所屬部門法的基本准則，都體現了法的原則；除此而外，憲法作為國家根本法，其基本原則必定對位在普通部門法中的刑法基本原則的產生、發展、演變等等方面有所作用，從刑法基本原則的角度來講，則有刑法基本原則反作用於前者；但後者有遵依前者的必要性。 從以上的比較不難看出，憲法基本原則與刑法基本原則無論在性質上、效力上、功能上還是價值上都有著顯著的差別。在認識到二者的聯系的同時，不論是在刑法基本原則的認定還是適用上都應予必要的注意。

Ⅷ 論刑法面前人人平等，該怎麼寫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法律確認和保護公民在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處於平等的版地位，不允許任權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點，早在古希臘時期就曾經提出過，但作為法制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來的。1776年7月4日美國的《獨立宣言》和1789年8月27日法國的《人權宣言》，都提及了這一原則。資產階級確立這一法治原則，是對封建階級特權的否定，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是巨大的進步。但是，資產階級的法律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它的所謂的法律上的平等，掩蓋著實際存在的人們經濟上和社會地位上的不平等。而社會主義法律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之上的，因此我國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一基本原則，反映和集中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使人民群眾作為國家的主人的地位，決定了我國人民群眾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可以在事實上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Ⅸ 故意滋事者可論刑法嗎

1、可以，刑法有尋釁滋事罪。
2、《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內十三條【尋釁滋容事罪】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
（二）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
（三）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
（四）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
糾集他人多次實施前款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並處罰金。

Ⅹ 論文:"論刑法上罪刑法定原則",900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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