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法典發展史

『壹』 德國民法典是怎樣煉成的

壹
談到《德國民法典》，人們總是免不了拿它與《法國民法典》作一番比較。和《法國民法典》一樣，《德國民法典》也繼承了羅馬法的因素。大陸法系的這兩個代表性法典，彼此有著很多相似之處，但又各有千秋。

▲德國民法典

從日耳曼人公元476年攻滅西羅馬帝國並在帝國廢墟上建立了相對落後的社會開始，這個民族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便與羅馬文明結下了不解之緣。15世紀後半葉開始，德意志國家全面展開了對羅馬法的繼受。一方面，形成於日耳曼習慣法淵源的法律及其相應的形式與制度在中世紀後期給日耳曼人社會提供了現成的典範；另一方面，當時的德意志並未真正確立起中央集權的帝國司法機構與體系，一個代表著德意志民族法律文化本身的法律職業階層也尚未形成。因此，體系完備的羅馬法便順利地進入德意志人的法律生活。

1495年，帝國法院的建立也為對羅馬法的繼受提供了一個實際的保障。當時帝國法院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應適用什麼樣的法律以作為整個德意志的普通私法。創造新法或是採用習慣法都未必恰當，於是他們選擇了利用現成的羅馬法。法律學家們看重羅馬法的態度在司法界隨之而蔚然成風。既然全體法官都成了羅馬法學家，羅馬法的全盤繼受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1871年，德國實現了統一。此前的德國處於割據狀態，各地實施的民事立法主要有三類：在繼受羅馬法和教會法、日耳曼習慣法基礎上形成的普通法；各王國自己的地方法；特定地區實施的拿破崙法典和1811年的奧地利民法典。統一後的德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到確立和鞏固，然而法律的不統一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對於統一的法律規范的要求日益強烈。就此而論，德國和法國在制定民法典時的背景也是相似的。

但是，《德國民法典》又別具特色。僅用四個月就起草完畢的《法國民法典》飽含了法國人令人傾倒的激情，而制定過程歷時二十餘年的《德國民法典》則體現了德國人嚴謹深邃的理性精神。

貳

在制定《德國民法典》的所有條件齊備之前，德國不同的法學流派之間進行了長期而激烈的爭論。這場圍繞應否制定一部統一的民法典而展開的論戰，最初發軔於1814年德意志人民反擊拿破崙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

1814年，德國自然法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海德堡大學教授蒂博就在其論文《論統一民法典的重要性》中提出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民法典。他認為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必須依靠法律的統一，編纂統一的民法典就成了德國獨立和復興的基礎。

與此對立的是歷史法學派，其代表人物、時任柏林大學校長的薩維尼同年出版了《論當代立法和法理學的使命》一書，闡述了歷史法學派的觀點。他認為馬上制定一部符合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法典的條件還不成熟，應該對德國法的歷史發展進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為立法創造條件，之後才談得上編纂一部統一的民法典。

雙方由此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這兩位代表人物的立場迥異，其後的背景，實際上是對18世紀以後風靡歐陸各國的「自然法」和「習慣法」思潮的不同認識。蒂博站在啟蒙主義的立場，主張制定一部「理性法的法典」；薩維尼則認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產物，成文法與習慣法相較，實居於次要地位，故主張德意志民族的統一民法典應基於習慣法而編成。

當時的德國的確不具備制定統一的民法典的政治基礎，薩維尼的觀點獲得了大多數人的支持。而蒂博倡導的「理性法的思想」並未因此而在德意志法學界銷聲匿跡，事實上，他的這一思想與費爾巴哈的刑法學及黑格爾的法哲學思想合流，最終促成了哲理法學派的形成。
▲薩維尼在論戰中取得勝利，《德國民法典》的出台因此拖延了將一個世紀

薩維尼在論戰中取得勝利，《德國民法典》的出台因此拖延了將近一個世紀。最初的歷史法學派，由薩維尼、普希塔和耶林所代表的「羅馬法派」以及基爾克所代表的「日耳曼法派」所組成。不過，隨著對法的歷史的探究的日漸深入，這兩派之間的裂痕益深，以致最後分道揚鑣。這也是15世紀繼受羅馬法以後所形成的日耳曼法和羅馬法的雙重構造格局發展的必然走向。

在「外」與黑格爾為代表的哲理法學派進行斗爭，「內」與日耳曼法派相互對壘的論戰中，羅馬法派終於發展成為19世紀德意志法學的主流。不言自明，羅馬法派的最大成就是發起並從事了德國民法典的編纂運動。也由於薩維尼的觀點和這場論戰，19世紀德國的法學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為後來的法典編纂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此後的德國不同法學流派圍繞著德國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制定一部統一的民法典進行了幾十年的爭論。

叄

19世紀後半葉，秉承羅馬法繼受的傳統，薩維尼的後來者們建立了潘德克頓法學派。它是歷史法學派的第一分支，因對《學說匯纂》進行了深入研究和重新組合而得名，而《學說匯纂》的德文譯名就是「潘德克頓」。這個學派創立了新的五分法理論體系，由總則、債法、物權法、親屬法、繼承法五編構成。在繼受了《學說匯纂》的基礎上，把債法放到比物權法優越的地位，反映了當時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債法理論的成熟。

隨著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制定統一的民法典終於有了可靠的政治基礎。1873年，德國對憲法作了修改，明確了統一民法典的立法權歸屬帝國中央。在經過周密准備後，德國於1881年為編纂民法典而成立了第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實際領導人便是後期歷史法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溫德沙特。

起草委員會的人員不僅有市民階級的代表、法官，還有官員和教授。德國人嚴肅的天性賦予他們對私法規范全部加以研究的使命，以制定出既能符合民族情感又能解決不斷增長的社會復雜關系的民法典。於是，直到1887年，《德國民法典》的第一草案才呈現在人們面前，這距離著手准備制訂法典已經整整過了13年零4個月。

盡管如此，這部草案還是招致了各個方面的批判，因為它比較強調自由主義的觀點，與德國的傳統和現實有些脫節。1890年，聯邦議會不得不重新任命了一個起草委員會重新制定民法典。第二草案框架基本與第一草案相同，但是吸收了一些反對意見，對不合時宜的自由主義作了長達5年之久的反復修改。1896年，該草案經聯邦會議審議改動後就成為了第三草案，並被提交帝國國會審議通過，經帝國皇帝批准，得以在1896年8月正式公布。

肆

《德國民法典》共有5編、 35章、2385條，比《法國民法典》還多了103條，是19世紀末資產階級國家編纂的規模最大的一部民法典。其基本內容反映出它仍是一部傳統的民法典，繼承了《法國民法典》制定以來的民法基本原則和精神。

但《德國民法典》也有著自己的一些特點：

首先，法典的編纂有很濃厚的學術色彩。大量出現的嚴謹而抽象的法律術語，諸如「法律權力」、「法律行為」等，以及嚴密的邏輯性，只有受過專門教育的人才能准確理解其含義，所以《德國民法典》更像是一部法學家的法典，是法律專家的工具書，而不是普通民眾的權利聖經。這是《德國民法典》與語言平易的《法國民法典》最顯而易見的不同。

其次，從內容上看，《德國民法典》深受理性主義的影響。《德國民法典》誕生的時候，理性主義已趨於完善，但是德國人恪守保守的傳統，並沒有像法國那樣在理性主義的思想影響下直接爆發政治行動。理性主義對德國的影響在法學上表現為各種私法原則朝著系統化方向發展。薩維尼更是深受理性主義的影響，他晚年的巨著《現代羅馬法的體系》開辟了體系性原理法學的道路，這種模式就是後來的潘德克頓體系的原型。《德國民法典》的體系和立法技術方面全然是潘德克頓法學的產物。潘德克頓法學的五編體例為傳統民法的發展帶來了一絲活力。

《德國民法典》至今仍然是德國民法的核心，是繼《法國民法典》之後的又一個民法發展的里程碑。它用語洗練、論理精緻，對20世紀各國民法的法典化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標志著一種不同於《法國民法典》的全新風格的民法流派的形成。這一民法流派以嚴謹、抽象、邏輯性著稱，影響了許多國家的民法發展，大陸法系從此法、德並立，各有所長。

《德國民法典》制定後的百年中，德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動，這樣的社會變遷直接影響到民法典的實施。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經濟惡性膨脹、魏瑪共和國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納粹德國以及戰後東西德國的對峙、90年代德國統一，《德國民法典》不斷地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影響。司法官員與學者們不斷用判例學說來豐富法典內容，力求使法典與社會發展保持協調一致。有意思的是，雖然一個多世紀以來140餘次的修改刪減使《德國民法典》實際上的條文數目不斷變化，但它在形式上仍然保持2385條。我們今天看到的《德國民法典》，已經不是1900年1月1日生效的那部民法典，雖然人們對《德國民法典》的最新修改有很大的爭議，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德國民法典》作為一部強調自由和獨立的文化紀念碑，始終值得人們高度重視。

『貳』 論德國歷史進程：德國民法典有著怎樣的價值和地位

一、立法背景：法國民法典是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和啟蒙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它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法國新興資產階級希望通過成文法來鞏固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並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法律上奠定基礎。它的制定處於個人主義民法階段，資本主義上升時期，適應了當時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需要。德國民法典成文於20世紀初期，是德意志帝國統一後的產物，是羅馬法和日耳曼法融合的產物，它處於自由主義向壟斷主義的過渡時期，是在容克貴族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基礎上精心設計的。德國民法典中社會利益地位得到提高，絕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被削弱。二.體例安排：法國民法典以《法學階梯》為藍本編撰，分為卷、編、章、節、條、款，項，體例方面則繼承了羅馬法的傳統，分為人、財產以及所有權的各種變更、取得財產的各種方式等三卷共2283條。德國民法典以《學說匯纂》為基礎，分為編、章、節、條、款、項，體例方面則為總則、債的關系法、物權、親屬法和繼承法等五編共2385條。三.內容：1.總則：法國民法典沒有明確規定總則，而以序編為總論部分。其內容主要為法律的頒布、效力與適用問題，共分6條。德國民法典則首創民法總則編，並分七章227條，第一編總則，第二編物權，第三編債法總論，第四編合同，第五編侵權行為，第六編親屬，第七編繼承。2.物權：法國民法典沒有對物權、債權加以區分，沒有獨立的物權制度。它對債權、物權的規定是混雜在一起的。其主要特點是：第一，以個人為本位，確立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原則。第二，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物權體系。法國物權法不僅確認了所有權，也確認了他物權。德國民法典以體系的科學和概念的准確為特徵，將體例分為總則和分則，在分則中將物權單獨作為一編，明顯與債權區分開來。其對物權的規定呈現以下的特點：第一，物權的社會化趨向增強。即物權法從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移，對所有權與他物權予以一定的限制，以及賦予所有權以負擔。第二，以物的所有為中心向以物的利用為中心轉移。第三，物權制度與債權制度相互交融。3.債權：法國民法典將債法與繼承法等一起規定在第三卷「取得財產的各種方式」中，規定債的發生原因有契約、法律之強制力、負擔義務、債務人本人的行為（由准契約、侵權行為或准侵權行為而發生的債務）。德國民法典則將債法規定在第二編，嚴格區別了債權和物權。德國民法典規定債的發生原因有合同、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侵權行為等。四、對象：法國民法典的對象是全體法國人民，僅存在自然人概念。由於當時資本主義不夠發達，以個人經營為主，公司公司還不發達。德國民法典中出現法人制度，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團體的作用越來越大，勢力也越來越強，大公司、大企業日益成為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工具。為順應這一時代潮流，德國民法典開始尊重團體的地位，承認它們的人格。法典正式確立了營利社團法人的法律地位，承認其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五、具體制度：1.法國民法典中絕對保護私人所有權，所有權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僅有的限制是不許可法律所禁止的使用；德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則對所有權作了多方面的限制，增強社會化趨勢和社會利益的重要性。2.法國民法典規定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把私人之間的契約上升為法律；德國民法典則規定，契約必須服從法律。3.法國民法典規定，只要當事人主觀上沒有侵害他人的意思，即使在客觀上使別人遭受了損害也無須承擔責任；德國民法典中有過失責任和無過失責任並存。4.法國民法典中除了少數條文有」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的規定外，很少有彈性條款，司法機關執行法典時裁量權餘地；德國民法典中彈性條款和參照條款大量運用，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可以對案件作出靈活的裁判，以維護壟斷資產的利益和需要。六。、語言方面：法國民法典言語通俗易懂，形成言簡意賅的法律文風；德國民法典編排上具有結構嚴謹、邏輯清晰、首尾一致、避免重復的優點。由於過分追求結構形式上的科學性，往往忽視規范在實際生活中的相互聯系，結構是某些相關問題的規則被規定在法典不同部分，在用語上力求抽象化、概念化和專門術語進行表述。

『叄』 德國民法典的制定經過

研究德國民法典的制定經過，不只是一個法制史上的課題，更重要的，我們要從這里找出對中國立法工作有借鑒和學習價值的地方。
在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時，全國分四個法域：普魯士邦法的適用地域、法國民法適用地域、撒克遜民法適用地域以及普通法適用地域。直到1900年1月1日德國民法典施行之日，這四個法域才合而為一。
在全德范圍內統一私法，這是德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但1867年7月1日的北德意志聯邦憲法和1871年4月16日的德意志帝國憲法都規定，聯邦和帝國關於私法的立法權只限於債務法、商法與票據法（如前所述，後二者當時已有帝國立法）。1873年，德國憲法第4條修改，帝國關於私法的立法權始擴及於全部民法。憲法第2條並規定了「帝國法優於邦法」（Reichsrecht bricht Landrecht）的原則，以求立法權的集中與法律的統一。
在此基礎上，德國開展了長達20餘年的德國民法典的立法工作。
1874年2月28日，成立了一個「准備委員會」（Vorkommission），決定製定民法典的計劃。1874年6月22日，帝國參議院設立一個由十一名委員組成的委員會（溫德莎德擔任委員長)。從事起草工作。這個委員會工作了十餘年，於1887年末完成草案。1888年1月31日將此草案（稱為第一草案）連同5卷理由書（Motive zumbuergerlichen Gesetzbuch）一並公布，供公眾討論。第一草案受到各方的批評。帝國司法部將各種意見匯集（達6冊之多）後，參議院於1890年又任命一個新的委員會對第一草案進行討論。1895年，完成了第二草案，將之提交參議院。參議院略作修改後，1896年1月17日帝國首相將此草案連同司法局的意見書（Denkschrift）提交帝國議會，是為第三草案。議會指定一個委員會對之進行了53次審議後，於1896年7月1日通過了草案。1896年7月14日參議院同意，同年8月18日皇帝批准，同年8月24日公布，定於1900年1月1日施行。其後，第二草案連同委員會的議事錄（Protokolle）於1898年發表。
與民法典同時公布施行的有民法典的附屬法律《民法典施行法》。施行法共218條，分為4章：⑴總則（其中包含國際私法的規定，原來在第二草案中是民法典的第6編：《外國法的適用》，經參議院移置於此）。⑵民法典與帝國法律的關系。⑶民法典與各邦法律的關系。⑷過渡規定。
與民法典同時施行的還有民法典的三個附屬法律：⑴1897年3月24日公布的《關於強制拍賣與強制管理的法律》。⑵1897年3月24日公布的《不動產登記法》。⑶1898年5月17日公布的《非訟事件程序法》。
此外，與民法典同時施行的還有與之有關的幾個法律：⑴1898年5月20日公布的《法院組織法》的修改文本。⑵同日公布的《民事訴訟法》修改文本。⑶同日公布的《破產法》修改文本。⑷1897年5月7日公布的《商法典》（通稱為「新商法典」HGB）。
從德國民法典制定的全過程看，有幾點值得提出來。這幾點在立法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些是可供我們借鑒、學習的：
⑴德國民法典的制定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醞釀和討論的階段。在制定之前，德國法學界發生過歷史上著名的「法典論爭」。這個論爭就德國應否制定一個統一的民法典，可能制定與否，以及應制定一個什麼樣的法典、應如何制定等，作了充分的討論。這一討論雖然未能直接導致民法典的制定，但論爭的雙方都由此進一步研究德國的「過去的法」，終於完成了潘德克頓法學的建立，為德國民法典的制定作出了最大的貢獻。可以說法典論爭為德國民法典的制定完成了思想上的准備，潘德克頓法學為民法典完成了學術上的准備[11]。有了這些准備，到德意志帝國成立，德國政治上的統一一旦完成，制定民法典就水到渠成了。
⑵德國民法典制定工作本身也經過了很長的時間——23年（1873—1896）。這一點首先說明，當時德國的統治階級（軟弱的資產階級與當權的容克貴族階級）與法國大革命後新上台的資產階級不同，沒有法國資產階級對於一部新的民法典的急迫需要，因為他們並不希望通過制定民法典去實現深刻的社會變革，也不希望用民法典改變私法方面的各種關系。德國統治階級只想通過民法典統一各邦的法制，以加強帝國在政治上的統一。至於在法律上，德國已經有了幾個邦的普通法典，盡可維持現狀。因此，德國統治者在制定民法典時就不要要求迅速完成，而要求起草者盡量細致地進行工作，當時對第一個委員會提出的任務是：對德國現行的私法要從合適與否、內部真實與否以及合乎論理與否各方面加以探討，特別對於諸大法典（按，這是指如普魯士普通邦法等法典——本文作者注）與羅馬法、德國的基礎相異之處要研究其合適與否，盡可能求其均衡，從而草擬出適合於現代法學要求的草案[12]。第一委員會的工作長達13年，不僅提出了草案，而且提出了5卷理由書。以後的修改並沒有對這一草案作大的變動。這種細致的工作在歷史上也是少有的。
⑶德國民法典在長達20餘年的制定過程中，歷經兩個起草委員會、一個議會的專門委員會（這個專門委員會開了53次審查會）的討論，兩次把草案公布向公眾征詢意見。參加委員會的不僅有專門的法學家（法官、法學教授），還有經濟學家與各種實務工作者。參加討論的更是廣泛。許多著名的法學家都提出詳細的意見，如奧托·馮·基爾克（Otto．V．Gierke）安東·門格爾（Anton Menger）等都從極不相同的角度提出批評性意見。對第一草案的意見，經帝國司法局匯編為6冊，可見其多。可以說，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是集中了全國法學界與學術界的精英，集中了全國的智慧進行的。英國法學家梅特蘭（F．W．Maitlalnd，1850—1906）說，德國民法典在其生效之時是當時世界上所有的最好的法典，他說：「我以為，從未有過如此豐富的一流智慧被投放到一次立法行為當中。」[13]
⑷德國民法典的制定者不僅給本國制定了一個法典（對這個法典的評價是另一問題），也為本國和各國的法學者留下了一整套有系統的、完整的立法資料。這套資料包括：第一委員會的《立法理由書》、第二委員會的《議事錄》、帝國司法局長呈交議會的《意見書》以及帝國議會專門委員會的《辯論記錄》（Protokolle）。這些資料成為後人研究、了解德國民法典的最好的材料，更是法制史的最好材料[14]。而對於中國，這種完整地保存立法資料的做法，是我們應該學習的[15]。
⑸德國民法典公布後，同時或相繼公布了一些必要的附屬法律。這些法律都與民法典同時施行。最主要的是民法典的施行法。施行法詳細規定了民法典與其他法律的關系、與各邦的邦法的關系，全面地、徹底地解決了、完成了制定民法典的任務——統一全德的私法。至於不動產登記法與非訟事件程序法則使民法典的一些規定得以落實。例為德國民法典實行物權登記制度，如沒有登記法，這種制度就會落空。最後，由於民法典的公布，為了配合民法的實施將三個重要法律（法院組織法、民事訴訟法、破產法）予以修改，對一個重要法律（商法典）重新制定。這些工作，立法者都及時將之完成，使這些附屬與修改或重定的法律都得以與民法典同時施行。德國皇帝選擇了二十世紀的第1天作為施行這些法律的一天，使這一天成為德國法制史上輝煌的日子。對於我們說來，這種做法有重要意義。一個法律的實施，常常有賴於其附屬法規與配套法規的制定，如果欠缺了後者，那個主法律也許就無法實施，主法律中的規定再好，也會落空。中國的《公司法》於1994年7月1日施行，但由於許多附屬法規和配套法規沒有制定公布，公司法里的不少規定也就無從實施而成為具文。所以在這種地方，我們應該學習德國的做法。

『肆』 德國民法典的編制

德國民法典在形式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它的五編的結構。從羅馬法的法學階梯到法國民法典，民法一直被劃分為人法和物法。法國民法典分為「人」、「財產及對於所有權的各種限制」、「取得財產的各方法」三種編，實際上就是這種劃分法。1811年的奧地利普通民法典也是如此分編的（雖然人們把它劃入德意志法系）。1756年的巴伐利亞民法典對法國民法典的劃分法就有所變通，設有單獨的「繼承法」一編。1863年的撒克遜民法典則分為5編，設置了總則編。這種五編的劃分法，特別是總則編的設置，是潘德克頓法學的產物。撒克遜民法典採用這種編制，影響並不大。德國民法典採用這種編制，就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引起了各國民法學者的注意和討論。這種影響甚至到了法國[16]。而關於「總則」編的討論則一直持續到後世。
德國民法典分為5編：總則、債的關系法、物權法、親屬法、繼承法。與法國民法典比起來，主編結構的特點在於：總則編的設置、債與物權的嚴格劃分、繼承編的獨立。以下就這三點略加討論。 德國民法典的總則編是最引人注意、最引起爭議的問題。
首先是整個民法有沒有「總則」，即從人法與物法兩部分里能否抽象出共同的規則來。在潘德克頓學派看來。回答是肯定的。總則編就是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從理論上說，這是能成立的。因為在人法（或稱為身份法）和物法（或稱為財產法）兩部分里，確實存在著共同的問題，從而應當有共同的規則。例如主體（權利主體），客體（權利客體），權利的發生、消滅與變更，權利的行使等。這樣，在人法和物法之上，設一個總則編，規定人的能力、法律行為等，是可能也是應該的。
再說，如果民法只能劃分為人法和物法，這兩部分之間沒有共同之處，民法就成為這兩部分的機械的合並，那麼，有什麼理由把這兩部分稱為一個民法呢?如何構成一個整體呢?有了總則，人法和物法兩部分就成為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民法才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了。
因此，從邏輯上說，總則是應該有的。
正因如此，德國民法典的總則編才那麼吸引人，那麼引人贊嘆，特別使重視邏輯體系的人為之傾心。在總則編規定的幾種主題（如「人」、「物」、「法律行為」等）中，「法律行為」特別動人。民法里有各種行為，如合同、遺囑、結婚等等，「法律行為」這一概念，把許多種行為概括在一起，從而使整個民法成為一體。德國民法典的總則編正是以法律行為這一概念為核心建立起來的。
但是，德國民法典的總則編越到後來，越是受到一些人的懷疑。懷疑是從這樣一個問題發生的：「總則」真是「貫穿」於民法全部的規則嗎？事實表明，總則中有些規定是不能適用於民法全部的。就有關主體的規定說，法人只是財產法（債編和物權編）里的主體，不能成為身份法（親屬法和繼承法）里的主體，因而總則編中關於法人的規定就不是全部民法的「總」的規定。有關法律行為的規定也有不少是不能適用於身份法的[17]。可見要想在財產法與身份法之間建立「共同規定」（總則）是做不到的。
不過，無論如何，為民法設立一個總則編，究竟是一個偉大的嘗試。總則編至少在兩方面有其不可否定的意義。第一，使民法中的身份法與財產法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身份法里也有些地方適用總則里的規定，並不是完全不能適用）。第二，避免了或減少了許多重復之處。例如關於能力的規定，就避免了在各個法律行為中（合同、婚姻、遺囑等）逐一規定的重復做法。
對於民法中的總則問題，不僅學者間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在1900年以後公布的各國民法典中，也有設總則的，也有不設的，最新的一部民法典——荷蘭民法典則採取調和的辦法、不設整個民法的總則，而設一編「財產法總則」。
法國比較法學家達維德說得好：總則「牽涉到的問題，真正說起來，不單是法的結構，而更多的是總則所表現出來的系統化精神與抽象的傾向。[18]」 德國民法典第二編是債法，第三編是物權法。這樣，把民法財產法部分中的債的關系與物權關系，嚴格劃分開，分別規定於兩編。
法國民法典規定有「契約或合意之債的一般規定」（第3編第3章）、「非因合意而發生的債」（第3編第4章)，可見該法典已有「債」的概念。但這些都規定在《第3編：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之下。在這里，債法並沒有獨立的地位。債的關系是作為取得財產的「方法」而存在的，它是財產法（狹義的財產法，即物權法，更狹義的是所有權法）的附庸。德國民法典中，債法則獨立成編，與物權法（財產法）並列。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是法制史中合乎規律的發展。有兩位英國法學家曾經指出：在十九世紀以前，法學家們把合同法看作是「財產法的附庸」（這里所謂財產法，指的是英美法中的財產法，即物權法，特別是不動產法）。法國民法典正是這樣[19]。
另一方面，法國民法典把擔保物權（質押、優先權及抵押權）規定在各種合同之後，也規定在第3編。這種做法是認為，擔保物權是附屬於債權而發生和存在的。
德國民法典從法律關系和權利的性質出發，認為，債權和物權是不同性質的權利，不應混在一起。擔保物權（質權、抵押權等）和所有權同屬物權，應該規定在一起，而合同、侵權行為等則屬於債的關系，應該規定在一起，二者應各自成編。這樣，德國民法典清楚地劃定了物權與債兩個概念。而這一點在法國民法典是不十分清楚的。
德國民法典不僅分別設置了《債的關系法》與《物權法》兩編，而且在民法理論中嚴格劃分債權的行為（負擔行為）與物權行為（處分行為），並發展為物權行為無因性的理論。這一點形成了德國民法的一個突出的也是有爭議的）特色。
對於德國民法典嚴格劃分債與物權的辦法的一種非難來自關於買賣合同的問題。特別在與英美法中的規定比較時，更受到批評。在英美法，關於買賣的法律既解決買賣雙方的義務，也解決買方取得所有權的問題。而在德國民法典，這兩個問題分別由債法和物權法去解決[20]。這對於學習民法的人和適用法律的人都很不便。不過德國法自有它的一套理論和辦法，德國民法認為取得所有權的問題不是買賣行為中獨有的，而是幾種債的關系（買賣、贈與、互易）中都有的。把這個問題另行規定，以免重復，更好一些。何況從法律行為（這是德國民法中的一個核心問題）的性質說，這兩個問題分屬於兩種性質的不同的法律關系，本來就應該分開。
至於說因為擔保物權具有從屬性，就應把它作為合同關系的附從物而規定在債法中，不論在邏輯上，在新發展的擔保物權（現在已有了不附屬於債權而發生的擔保物權，例如最高額抵押）上，都講不過去[21]。 法國民法典把繼承規定在《第三編：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中（第一章：繼承；第二章：生前贈與及遺囑；第五章：夫妻財產契約及夫妻間的相互權利。），以之與「買賣」、「租賃」等並列。這種規定方法在那個時代可以說有特殊意義、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參見本文第一節）。但在理論上是有問題的。
繼承，單就其財產移轉方面看，確是取得財產的一種方法。但這種方法與買賣等取得財產的方法有根本的不同。買賣是一般債的關系，在任何人與他人之間都會發生。而繼承這種財產移轉，只能在有一定的親屬關系的人之間發生，換言之，繼承是建立在一定身份關系之上的一種「取得財產的方法」。正因如此，關於繼承就有一些與一般債的關系很不相同的規定，例如這種財產移轉沒有等價有償的性質，有法定的份額（應繼分與特留分），在一定情形上可以剝奪繼承權等。所以把繼承與買賣並列規定在一起是不合理的。德國民法典設置一個獨立的繼承編，當然要合理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