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價值論文

1. 司法論文

司法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其司法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運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下文是我為大家整理的關於司法論文的 範文 ，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司法論文篇1

試談新聞輿論監督與司法獨立

當代社會，報紙、廣播、電視、網路等大眾傳媒的發展，為新聞輿論監督提供了有利的實現 渠道 。我國法學界普遍承認輿論法律監督。輿論的法律監督，是指由新聞媒介進行的法律監督，屬於廣義的法律監督中不可或缺的一種，可以在法律監督方面起到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的作用。[1]因此，新聞輿論監督與司法獨立之間在理論上並不存在本質上的沖突，相反，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

但實踐中遠非如此。記者對於社會 熱點 的追求，促使他們以“新聞自由”為依據不斷介入政治、經濟、 文化 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司法過程所蘊含或展示的內容以及司法過程本身所顯示的刺激性，對於傳媒來說具有永恆的吸引力;司法所衍生的事實與問題從來都是媒體關注的熱點”[2]。而媒體的強大力量，在對司法過程的報道中暴露出職能越位、充當法官審判等問題。而這種強大的輿論引導功能，會在不同程度上對司法審判造成壓力，對司法的獨立性和權威性造成了沖擊。因此，司法機關出於對新聞媒體的抵觸心理而要求其“閉嘴”，但這種行為著實侵犯了公眾的知情權。

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本屬於憲法賦予的兩項基本權利，為何會在實踐過程中形成如此強烈的沖突?筆者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司法獨立與新聞輿論監督的沖突

司法獨立是為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的重要原則。《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行使審判，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此外，《人民法院組織法》第4條也規定：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因此，司法獨立應該排除利益和情感的影響，也自然應當排除新聞媒體的影響，保持對法律的敬畏和對案件事實的忠誠。與此同時，英國古諺講：“正義不僅應當實現，而且應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而“看得見的方式”就需要新聞媒體對案件的報道將正義實現的過程置於公眾的視野之內，在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權的同時，其肩負的輿論監督作用對促進司法公正有著積極作用。但媒體卻憑借其強大的介入力量，不斷向司法入侵，最終由新聞輿論監督發展成為“新聞審判”。

“新聞審判”本為舶來品，傳入國內後即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新聞審判”的含義指新聞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對報道對象所做的一種先在性的“審判預設”。[3]從曾經的張金柱案到近年來的葯家鑫案、李啟銘案等，每一宗案件都被媒體傾注入過度的熱情――新聞媒體在新聞報道消息、評論是非時，對審判前或者審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觀公正立場，明示或暗示，主張或反對被告罪行，或處何種罪行，其結果或多或少影響審判。[4]正是基於新聞媒體強大的引導和評價功能，將司法機關審理案件的過程置於輿論的重壓之下，最終的裁判或多或少的受到輿論的影響。

二、新聞輿論監督的意義

(一)新聞輿論監督有利於實現司法公正

“沒有公開則無所謂正義”。[5]而我國《憲法》第125條也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正是由於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使法院的審判權在陽光下運行，有效的遏制了司法權行使過程中的不當內容，推動實現司法公正。

(二)新聞輿論監督有利於防止司法腐敗

司法腐敗始終是司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問題。司法腐敗不僅損害當事人的切身利益，損害國家的司法權威，而且侵蝕公眾對司法系統的信心。美國著名記者指出，“罪惡、卑鄙和腐敗最害怕的就是報紙，因而任何法律、倫理和制度都無法和報紙相比。”新聞媒體對司法腐敗現象的報道，往往能夠引起公眾的普遍關注，同時會引發相關部門的重視，政府和公眾的合力使腐敗分子身敗名裂。如此大的腐敗成本，有效的防止了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

(三)有利於推動司法改革

新聞媒體對於司法體系的分析和評述，為司法改革提出了寶貴的借鑒意見，有助於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三、司法獨立對新聞自由的限制

司法獨立包括審判獨立和檢察獨立。《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第130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任何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由此看來，新聞自由並非是絕對的，新聞媒體行使法律監督權也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司法獨立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新聞自由

司法審判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司法審判要求法官依靠“理性和良知”，忠於法律和事實，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擾後做出謹慎且公正的判斷。而新聞媒體則通過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 文章 ，有失公允的評判案件，在社會上形成一種帶動性的輿論壓力，成為法官裁決時的障礙，使其失去獨立審判的立場。

(二)法官審判與新聞采編之間的矛盾性

司法審判與新聞采編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對立性。由於司法審判關乎人的生死、權利與義務的承擔，因此必須是理性判斷的過程;而新聞媒體的宣傳卻帶有很強的感性因素，往往摻雜了道德情感於其中，其語言也強調標新立異、扣人心弦。因此，對於同一個問題，法官與記者基於不同的立場與視角，關注點自然不同，這種差異勢必導致新聞輿論監督過程中的對立和沖突。

四、新聞輿論監督與司法獨立之間的平衡

盧卡斯曾經深刻的揭示了司法所要求的專業性：“一個看重正義、法律和自由的國家，在一個重要的意義上必定是不平等的，即法官必須占據實權地位，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法官。”因此，新聞媒體應當認識到其新聞審判的越位行為，重新回歸到法律監督主體的地位。對於尋求新聞審判與司法獨立之間的平衡的問題，應從以下方面入手解決：

(一)加強立法規范，填補法律空白

二者沖突的根源在於缺少法律規范對於二者關系的協調。立法機關可以借鑒相關的域外 經驗 並結合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對新聞輿論的監督設置合理的界限，以消除當前司法機關和新聞媒體之間的對立沖突關系。

(二)強化新聞從業者相關的 法律知識 ，引導遵從職業規范

通過強化其相關的法律知識，引導其遵從職業規范，使其從內心遵從法律，維護司法的獨立地位，並嚴格遵循職業道德法規，避免對案件做出有失公允的報道，做事實的傳播者而非情感的傳遞者。

(三)加強司法機關與新聞媒體的交流

二者之間不存在根本上的對立和沖突。因此，關於媒體如何介入、如何報道以及如何評論等關鍵性的問題，應當由二者坐下來進行交流和溝通，共同研討解決方案，制定出一個雙方認同的規則，並按照規則規范雙方的行為，共同促進司法文明和司法公正。

司法論文篇2

司法能動與司法克制之探討

一、司法能動主義和司法克制主義的基本內涵

所謂司法能動主義(judicial activism)是指“一種司法理論，它鼓勵法官擺脫對於司法判例的嚴格遵從，允許法官在製作判決時考慮其個人對於公共政策的觀點以及以其他因素作為指導，通過對於判決來保護或擴展與先例或立法意圖不符的個人權利。遵循該理論會造成某些判決侵犯立法權和行政權的結果。”[1]

《布萊克法律詞典》是這樣定義的，司法能動主義是指：“司法機構在審理案件的具體過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從成文法的字面含義進行司法解釋的一種司法理念以及基於此理念的行動。當司法機構發揮其司法能動性時,它對法律進行解釋的結果更傾向於回應當下的社會現實和社會演變的新趨勢,而不是拘泥於舊有成文立法或先例以防止產生不合理的社會後果。因此,司法能動性即意味著法院通過法律解釋對法律的創造和補充。”[2]

與此相反,法官在執法的過程中應該嚴格遵循已經確立的規則來辦案,反對法官充當立法者的角色,反對法官融入個人的價值觀以及他本人對法律的理解與信仰。這被稱為司法克制主義(judicial passivism)。施克萊認為:“所謂守法主義是指一種倫理態度,它把是否遵循規則當做判斷道德行為的標准,將道德關系視為由規則所確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就像所有被強烈感受並廣為接受的道德守法主義不僅體現為個人行為,也表現為哲學思想、政治意識形態、社會制度。”[3]其本質為社會生活中涉及法律的問題與現有法律規定和判例相背離的地方，應當通過立法等方式解決，而非司法機關主動改變既存之規定。在外觀上表現為“司法機構的自我約束或自我剋制”[4]。

司法能動主義與司法克制主義並非針對具體的法律進行解釋,而是在現存法律規定或判例與實際生活的新趨勢不符的背景下,法官在進行法律解釋時所享有的創造性之界限問題。司法能動主義強調法官要為了實現正義,在服從法律基本原則和理念的前提下，可以不受現有規定和判例的約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對司法權的限制;司法克制主義強調法官只能嚴格依法裁判,法官不能創製法律,而只能服從法律，制定法是法律的唯一淵源,法律解釋只局限於文義解釋,並努力探詢立法者的原意。“司法克制主義則傾向於強調在民主國家中對司法權所應該進行的限制,並通過各種方式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進行限制”[5]2。因此，“司法能動或司法克制是法官在進行自由裁量時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的程度問題”，即“能動和剋制的區別更多隻是一個程度不一而非性質不同的問題。”[5]2-3

二、司法能動主義和司法克制主義各自的價值分析及局限性

(一)司法能動性的價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現今社會，簡單依靠法律條文來處理案件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訴訟需求，條文的固定性及有限性往往會使我們的司法裁判者在某些個案的處理上寸步難行。假若為了使所有案子都“有法可依”而不停修改或增減法律條文，不僅會造成社會行為規則觀念的動盪，而且會大大損害法制穩定的威信力。司法能動在法律事件的處理過程中有著諸多的適用價值，但是司法能動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司法能動性與司法者自身的素質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些年來，我國的司法者慢慢由以前的非法律人轉換為法律人，即大部分司法者接受過一定的法律知識的學習，受過一定的法律實務的培訓，自身有一定的法律知識的儲備。當所面臨的案件沒有直接可以遵循的法律條文的情況下，可以結合自身的法律技能運用適當的法律 方法 ，經過一定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釋、法律續造、法律發現等方式分析案情，在已有的法律法規中探求最為適當的條款來處理案件。但是，由於法律沒有直接明細的法律法規可以遵循，對於同一案件司法裁判者運用法律方法有可能因為個人法律素質的不同而產生截然不同的裁判，這樣往往會產生司法的不穩定性，影響法律的可預測性及對民眾行為的指導性。

其次，司法能動性與司法者的思想道德價值傾向有著一定的關系。當司法者運用司法能動這一自由利器時，高比例的法律裁判結果就握在了法官的手中。法官是傾向公序良俗還是機械性地被輿論牽著鼻子走，更或是傾向於權力而非權利時，案件的裁判結果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大相徑庭。既可能裁判顧及多方利益，採取較為平衡的裁量方式判案，也有可能產生令大眾嘩然的結果，更或順應民意的裁判結果。因此，司法能動性是否得以真正意義上的實現和司法者的思想道德傾向是密不可分的。

再次，司法能動性需要司法者具有較豐富的司法經驗，以及嚴謹的辯證 邏輯思維 。但是，在我國，法官不是像美國那樣經驗豐富的律師擔當，而是學校法學系 畢業 生或者其他並不是很權威的法律人擔當。由於沒有豐富的法律經歷，或者還未被培訓出縝密的思維邏輯，在判案時很容易產生疏漏或不足，影響法律運用的質量。法律思維被異化，法律思維立場的變化而產生的異化，以及法律操作技巧的程度都將影響司法能動性的發揮，局限其作用的范圍及程度。

司法能動性的發揮雖然可以彌補我國法律的某些漏洞和不清晰，但是並不是可以隨意使用。只有在上述條件都較完備的情況下才能有效發揮其能動性，使之法律實質化，司法能動權利化而非權力化，能動性科學有效、正義合法地在案件的集結點為司法者解圍，給當事人化解案情予以合法的裁判，以達到說服當事人、懲罰犯罪人、震懾社會其他成員的作用。

(二)司法克制性的價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司法能動性實現其法律價值的時候，司法克制性往往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能動性的發揮，或者說是抑制司法能動性的過分發揮。

司法克制主義強調法官在解釋的過程中應探詢立法者的原意,體現了對規則的尊重[6]。司法克制主義要求法官對法律要忠誠;要克己守法,廉潔自律,尊重法律規則;要對立法權、行政權和其他 社會公共權力保持謙抑的姿態。司法克制雖然在司法活動中不可或缺，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還存在諸多的局限性。

第一，司法克制必須結合本國的國情及司法能動的 發展程度。在我國，司法克制是相當必要的：我國人口眾多，民俗繁雜，部分地區的法律實施還比較落後，或者說地方控制主義比較嚴重。如果在處理法律問題時，僅注重司法能動性而忽視司法克制性，將造成嚴重的後果。掌權執位者極有可能將法律作為其實現某些不正當、不合法目的的工具，正如文強案中，作為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和黑道勾結，強奸女學生等惡行，其行為的保護傘就是他手中的權力，作為一個法律人，偷天換日，壞事做盡，司法能動在他的手中變成了凶器，此時若無司法克制、法律來懲處他的行為，該惡行豈不是會被他的虛言假語矇混過去?

第二，司法克制對於法律條文的理解因不同法律人而有迥異結果，因此需要社會大眾的監督與建議。此時，所說的大眾監督並不是說司法活動被民眾牽著鼻子走，而是司法活動在一定意義上需要考慮民眾意見，利於將裁判結果均衡於法律與社會利益，達到利益衡量的最佳狀態。

正如，南京醉酒駕車案中，張明寶造成五死四傷的慘劇，但是在2009年12月23日的一審判決中卻只是判處了無期徒刑。對於此，筆者認為，張明寶明知我國法律嚴禁醉酒駕車，並且造成如此慘劇，雖然事發之後張明寶認罪態度良好，表示自己已經認識到了罪行，願意接受法律的懲處，但是，對於此案判處無期徒刑顯然沒有實現法律所追求的實質正義，嚴重偏離了利益衡量的軌道。因此，筆者認為，為了達到法與正義的契合，實現社會的正義，實現法律的實效價值，應在司法克制的前提下發揮司法能動，判處極刑。司法克制不應成為實現實質利益的絆腳石或是借口。

結語

綜上所述，司法能動與司法克制在我國現階段的法律發展中缺一不可，法律規則是規范的固定化文字，而法律人的法律思維是思辨靈活的，但是對於法律問題這一嚴謹的問題來說，法律人在處理某些法律問題時需要充分發揮司法能動性以妥善處理案件，實現當事人利益、法制要求和懲罰罪惡的平衡。但是，司法能動性過度必然會產生權力泛濫性地被利用，法律成為凶器而喪失了其本來存在的意義。因此，在司法能動地適用過程中是伴隨著司法克制行為的，法律人必須以立法原意為基準,“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將司法能動與司法克制融合適用，結合實際適度加大或減小司法能動或克制的運用比例，在法治社會中逐步完善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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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論文範文精選

法律是一種不斷完善的實踐，雖然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甚至根本失效，但它絕不是一種荒.唐的玩笑。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法律論文 範文 精選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法律論文範文精選篇1

淺析法律 文化 對新型法制化建設的影響

摘要: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法制建設越來越為學界與社會所重視。在探索如何在中國法制建設的道路存在多方面的觀點與爭論。法律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識。發掘傳統法律文化在現代法制建設中的意義，能有效地促進法制的完善與發展，形成具有特色的、完善的中華法系。

關鍵詞:

傳統;法律文化;法制建設

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和「依法治國」方針國策的指導下，中國的法制建設的重要性日益顯現。但是，依法治國，從這個源於西方的治國理念傳入我國並且應用到實踐當中的成效來看，比起西方來說，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此落後於西方的尷尬局面。著名的德國歷史法學派法學家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認為法律就像語言、風俗一樣，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識」，「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它「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中國新型法制建設面對著越加開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西 方法 律文化的沖擊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應當如何取捨，何去何從?對此，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亊實，中國今天正在使用的一整套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職業群體的分類，是幾乎全部從西方發達國家借鑒和移植過來的。所以，它們基本上不屬於我們傳統法律文化的組成部分。法制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是源於西方的「舶來品」，而這與以封閉的小農經濟、政治的專制統治和以家庭為中心的宗法關系為基礎的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一、從法律的起源和用途來看

在我國的傳統法制文化中，法只是一種統治和刑罰的工具。自奴隸社會時期便有「天討」、「天罰」的神權法思想出現;而司法也主要依靠於「鬼神」、「神獸」等，並且主要應用於宗教和政治、軍事活動。我國古代法的基礎是「禮」和「刑」，追求的是維護血緣統治關系和等級制度。①而這卻令人民對法產生畏懼和排斥，甚至是厭惡。而並不像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古希臘法和古羅馬法，是奴隸制的商品經濟關系下，契約式的人權和民主。

二、從法律的發展來看

在我國的傳統法制文化中，儒家學派逐漸成為被統治者推崇、主導社會的思想體系，中華民族精神在本質上是「儒」的體現。②首先是受儒家推崇的「人治」傳統。儒家主張具有賢德禮義理想主義下的人來統治整個國家，這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體現的便是權力大於法律和專制統治的長期延續。法律的正當性來自於統治者手中權力的賦予，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把法視為政治的一部分。而這種思想至今仍有深刻的影響，正是由於這種根深蒂固的潛在意識，把法看成是統治者手中的政治工具或者是打擊報復的懲罰手段。從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小到一個刑亊案件的法官因為民眾的輿論和關注便匆匆給一個案件下結論，大到對權力、特定人物的盲目崇拜和對民主、憲政與分權排斥的思想。而在西方法律文化中，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就形成了早期的民主制度，出現了以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為代表的主張民主與法治的學者;到近代，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對現代世界法制建設影響巨大的「鼻祖」級的人物，均來自於西方。

其次是受儒家文化推崇的「禮」與「德」。

在西方法律文化中，官僚政治受法律調節，但在中國法律並不獨立，法律從屬於道德，為行政服務，也成為穩定社會秩序，鞏固統治的制度。所謂「德禮為政教之本」③，法只是一種輔助的手段和教條式的工具，這導致長期以來法律不能得到人們的有效重視和信仰。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強調對禮義的追求，提倡綱常倫理。正如費正清先生在《美國與中國》所言，在以家庭為單位的重農主義的社會中，「人的價值並不像西方所認為的那樣是每個人所固有的品質，而是需要從外界獲得的。一個人的行為好壞主要應看它對社會福利、安定與是否有貢獻來判斷，個人本身也是不受贊揚的，因此中國所存在的一種政治傳統即為家長式的控制。」④這種影響是巨大的。一方面，這導致「人情」、「等級」和「面子」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因子。

而這對我國當今法制建設的影響，是極其不利的。近年來「打官司就是打關系」、「一紙司考不如有個叫李剛的爹」等一些言論從側面體現出，我們的社會建立在一種錯綜復雜的關系網上，而在此當中，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地位和尊嚴所體現出的價值越發的小，心甘情願也好被迫無奈也好，只有屈從和扎入這一張張類似等級制度的大網才能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從而進一步的導致在某些司法當中「以亊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這一原則的陷落和法律本身公信力的下降。另一方面，在此基礎上一旦少了等級和家庭的一定程度的約束，對社會規則的漠視就很可能導致侵權行為的發生，受侵害的客體既可能是公共利益也可能是私利，而這與法制建設中，人們對法律這種社會公共規則的敬畏和自覺的遵守的目標是截然相反的。

崇尚「以和為貴」、「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這種基礎下，造就了不管是在統治者還是人民，還是立法、司法中都存在的「無訟」的價值取向。再加上「重獄輕訟」的訴訟制度，這使得自古以來人民的權利意識淡薄。人民沒有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權利的意願和傾向，當權利受到侵害時卻向權力尋求救濟(而這通常是非法的)，或是乾脆選擇忍氣吞聲。目前我國當下「主流」的觀點類似於「先中體西用，再逐步過渡到西體中用」的文化價值取向。但是新型法制建設的要求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要求顯然是沖突激烈的，在「中體」思想的引領下依然是無法擺脫人治和人情關系的窠臼的，而這將是法制建設的致命傷。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我們要全盤否定拋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呢?這顯然是不行的。那麼在新型法制化建設的浪潮中我們應當如何取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實現自己的「華麗轉身?」一是堅決破除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不利於進步的部分，弘揚吸收西方的先進法律精神。可以大膽的說，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大部分是不利於法制建設的，而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當然有方方面面，但在當今世界市場經濟的大勢下，這不僅是我國發展的要求，更是一種不可逆的趨勢。

二是制度改革和完善。

制度的不完善更是為權力的濫用和腐敗煽風點火。不能讓「黨」的頭銜成為某些不法分子的「免罪金牌」和特權標志。對於作為執政黨隊伍，對其違法行為更應當透明的依法處置。」減少權對立法、司法的干預，重視憲法的地位，逐步建立違憲審查機制(憲法雖然是充滿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物，但是對於違反憲法的必須採取得到法律的制裁和追究，否則憲法將淪為一種形式主義的文字)，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使得立法、司法、行政三者相互獨立又互相牽制。不僅是立法、司法制度面，作為行政的執政黨，也應當加強自身的建設。這是破除等級和特權勢力風氣的關鍵，使得法治得到真正保障的關鍵。三是文化大環境的建設和 教育 的改革。我國沒有西方深厚的__宗教的傳統，這正是一個很好的基礎;所以，要培養大眾對法律的信仰，把法律作為自己的「宗教信仰」，減少政治和意識形態在文化和教育中的影響，提高公民的權利意識，提倡多樣化的文化，同時又要適當的運用中國傳統法律道德的教化作用，把「無訟」最為發展的最終目標而不是過程。從文化教育入手，加強法制的教育，是一種廣泛的必要的保障。

培根說過，「對於一切亊物，尤其是艱難的亊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它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是不可能消失的，中國的法制化建設必然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的不僅是眼光和視野，更需要的是決心和毅力。我們必須站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 經驗 和當今時代發展的趨勢下，既要大膽的吸收和借鑒西方先進的法律文明，又要理性的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進行取捨，真正從權力社會走向文明的法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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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義價值的法學研究論文

正義價值的法學研究論文說明了正義這一價值追求在經濟法價值體系中的特殊性。

正義價值的法學研究論文【1】

[摘要] 正義與法有著密切的聯系，從古典自然法學家直到當代風行的社會法學家，在各時代法學家的一步步詮釋中，正義從法的一種必然內涵直到現在成為評價法律的一個標准和法律所要追求的一種價值。

[關鍵詞] 法的價值經濟法的價值正義實質正義

在我國，對法的價值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法律」二字的形成及其被賦予的含義上。

我國傳統的法的價值觀可以說是從古代社會發產生之日起，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法的價值觀念的總和。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確立以及資本主義法律理念的引進，使得法的自由價值觀、平等價值觀、等內容引起了法學家們的關注，並在研究中一步步確立了其地位。

經濟法是與市場經濟同步產生的，它調整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它的特殊價值取向。

一、經濟法的正義價值的概念分析

在歷史上，對於正義的理解非常豐富。

就像博登海默在他的著作里提到的一樣「正義如同普羅米修斯的面孔一樣變化無常，隨時可能呈現不同的形狀，並且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正義」有著不同的內涵，並且為不同時代的思想家所信仰。

在它具有的價值序列中，自由、平等、安全曾先後被不同的思想家放置在價值序列的頂層。

對於經濟法這一特殊的部門法而言，它調整對象的經濟性及調整方法的強制性都決定了其價值基礎的特殊性。

從這一點出發，筆者認為博登海默教授提出的對於正義的理解符合經濟法的價值追求，即「滿足個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張，並與此同時促進生產進步和提高社會內聚性的成都―這是維持文明的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就是正義的目標。」

二、正義――經濟法價值體系的基礎

古希臘有句著名的格言:「正義乃百德之總」。

這一格言形象地說明了正義這一價值追求的特殊地位。

的確，正義這一價值是一個可以涵蓋指導其他價值追求的全局性的價值追求。

1.正義作為經濟法價值基礎的可能性

法的價值從哲學意義上分析一方面具有客觀需要性，另一方面具有對於主體的有用性或積極性。

具體到經濟法這一特殊的法律部門中，經濟法的存在也是基於社會發展的需要。

它的調整對象是國家宏觀調控關系與市場規制關系，有很大部分是涉及不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

在經濟法中，更多體現的是一種間接手段，其領域是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創造一個良好的、有秩序的競爭及生存環境。

筆者認為，從以上對於正義的分析中可以得知正義內涵的廣泛以及適時性，正義作為經濟法價值體系的基礎，其他價值在此基礎上衍生、擴展但同時被其指導，這將是一種適合當代經濟法發展的價值體系的設計。

2.正義作為經濟法價值基礎的必要性

在個人正義的理解中，有一種認為正義就是遵守法律。

古希臘智者色拉敘馬霍斯在與蘇格拉底辯論正義的含義問題時指出:「政府制定法律，違法者就有不正義之名。」他的隱含意思是，正義就是指人的行為遵守法律、符合法律這種狀態。

從此引發，我們可以設想：如果被遵守的法律即是不正義的，那麼行為的正義也無從談起。

所以可見法律本身的正義的重要性。

這是保證個人正義的前提條件。

經濟法的發展經歷了戰爭經濟法階段、危機應付階段以及自覺維護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法階段這三個由低到高的階段。

在此階段中，市場經濟由自發的競爭發展到社會化條件下國家以經濟法來協調維持。

從經濟法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發現經濟法社會性的特徵，而經濟法的價值作為經濟法追求的目標，正義作為社會經濟秩序的一種衡量標准，以其作為經濟法的價值基礎是無可厚非的.。

三、經濟法正義價值內涵的延伸

1.由形式正義到實質正義

實質正義是與形式正義相對而言的，這里的形式正義的基本含義是指：對於相同的情況給於相同的對待。

現代形式正義觀的代表人物為佩雷爾曼， 他試圖從各種復雜的正義定義中抽象出一種可以適用於不同正義概念的定義公式，他認為「所謂的形式正義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對待人，就是同一基本范疇的人都應受到同等待遇的活動原則。」

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強勢團體、壟斷等等這一切經濟政治實體的存在造成了個人之間、個人與團體之間、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實質不平等。

在現實條件下，形式正義本質上已成為一種不正義。

經濟法作為對於民法的補充而出現，必須正視建立在對於19世紀社會經濟條件判斷基礎上的平等性與互換性的喪失，由此帶來的從形式正義到實質正義的變更。

實質正義強調針對不同情況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調整。

經濟法的實質正義要求根據特定時期的特定條件來確定經濟法的任務，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利益和發展。

2.公平與效益的兼顧

羅爾斯把公平作為正義的首要要素和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

「任何一種理論、法律或是制度，不管怎麼樣有用和巧妙，但只要它是不正義的，就一定要被拋棄和消滅」但與此相對應的，效益也是法的價值目標之一。

在實踐中，追求效率必然會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但過分的追求公平也會損害一部分人的效益。

效益是指減去投入後的有效產出。

在法的效益價值中，社會效益價值是與公平的追求同向的，即維護社會公正。

法的社會效益追求中，力求以法的形式為社會機構的運作創造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則，避免假公濟私、效率低下。

但法的經濟效益追求有時可能會損害公平。

但是並不是說效益與公平是完全對立的。

二者同作為經濟法的價值目標，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效率優先並不意味著不要公平，而是要在實現效率的前提下，盡可能的保證公平的實現。

綜上所述，正義價值作為人類永恆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有可能也很有必要成為經濟法價值體系的基礎，在全局上指導並且涵蓋經濟法的價值體系。

參考文獻:

[1]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252頁

[2][古希臘]柏拉圖著,郭斌和張竹明譯:《理想國》,商務印書館出版,第5、6頁

[3]卓澤淵著:《法的價值論》，法律出版社,第503頁

[4]沈宗靈著:《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12頁

法的正義價值論文【2】

【摘 要】自從法產生以來，關於法的價值問題法學界從來沒有停止過爭論。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盧梭、孟德斯鳩至近代的羅爾斯都提出了自己對法的價值的追求與探索。

法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是階級、私有制、國家產生的必然結果。

不論是雅典的城邦、古埃及、羅馬，還是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中國，無一例外的都有自己自成體系的法律。

從法的發展歷史來看，毫無疑問，法是有價值的，但究竟什麼是法的價值，法又有哪些價值呢?這困擾著我們無數的法學研究者。

法的價值是法產生的動因，人類對法律不懈的探索究竟在追求什麼?古往今來，人來一直在追求正義，希望受到正義的對待，社會公平，人人平等。

正義為什麼一直受到人類的追捧，法的價值是否也在於實現正義。

【關鍵詞】法的價值;正義價值;分配正義

「任何值得被稱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須關注某些超越特定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相對性的基本價值」法的價值體現法的精神，法的精神決定法的價值，進而影響立法，影響著整個法律體系的運行。

但凡民主文明講究平等和諧的國家法律發達，對法的價值問題研究深入，成果豐碩。

而統治者根據自身好惡無視社會承受能力，肆意訂立法律的國家，命運無不是被人民推翻或遭外敵入侵而覆滅。

法的價值是一個抽象而復雜的概念，也是法學研究不能迴避的難題。

一、法的價值含義

價值是一個哲學范疇，被廣泛應用於社會的眾多領域，政治、經濟、文化無不廣泛使用價值。

國內法學界對價值定義時多從主客體的關系出發，既強調價值客體的屬性，又認為不能忽視主體的需要，認為價值是客體的屬性對主體的需要的滿足關系。

「『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也許我們應該從更為朴實的角度來探討「價值」，從而揭示價值的本質。

可以這樣認為，「價值」是一種特定的關系背景下的事物的存在、屬性、作用等。

法的價值依據價值的概念是指，與主體的需要、訴求具有相洽互適性的，從而受到主體的珍視、重視的事物的存在、屬性或作用。

根據使用的情況不同，法的價值可以有以下三種含義。

第一，目的價值，指稱法律在發揮其社會作用的過程中能夠保護和助長那些值得希冀、追求或美好的東西。

「法律的重要價值就是保護人權」，「程序法具有確保司法公正的價值」，等等。

在此種情形下，法的價值更多的體現為對人們追求的美好事物的保護作用，是法對社會的作用，存在於法的自身之外。

第二，形式價值，指稱法律自身所應當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質和屬性。

如，法應該邏輯嚴謹，應當簡明扼要，而不是自相矛盾、含混繁瑣。

此種意義的法的價值更強調法的自身，形式上的法應該具有的被人們追求和珍惜的東西。

第三，評價標准，指稱法律所包含的價值評價標准。

這更多的受到西方影響，是以法的價值平價標准去評價社會上與法有關的現象，如合法行為與違法行為。

二、法的首要價值

(一)法的三種基本價值形態

1. 正義。

「正義有著一張普羅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並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在社會生活中，正義有多種不同的含義。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種正義;「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是一種正義;在早期資產階級革命中，「自由、平等、博愛」也被視為一種正義。

決定法的價值中的正義，是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

社會基本結構指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生產的利益劃分方式。

「一個社會體系的正義，本質上依賴於如何分配基本的權利義務，依賴於在社會的不同階層中存在著的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這對於個人生活的影響具有根本性。

作為社會主要制度，社會基本結構影響著人們的基本前景即他們可能希望達到的狀態和成就。

對法律的正義價值也有決定性的影響。

可以說，法的正義價值在於保障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讓人們享有正義的權利承擔正義的義務，正義地分配社會財富、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

2. 秩序。

學界不乏關於法律秩序的診釋。

「 制度論」 和「 結果說」 是西方學人對法律秩序的兩種重要界說。

「 制度論」 把法律秩序等同於法、法制或法的體系。

「 結果說」 則視法律秩序為法作用於社會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結果。

法律秩序是一種社會狀態，一種由實體性的制度和觀念化的意志所合成的社會狀態。

實體性的制度是說法律秩序是以法的形式存在的社會規則，為實現這些規則還存在著一定的物質設施如法庭、監獄、警察等等。

法律秩序價值也是法的其他價值得以實現的前提環節。

法的價值誠然遠不止確認和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

但所有法的其他價值都離不開秩序價值。

任何法都會體現一定的社會秩序、利益、正義，但一定的利益、正義的確立和實現，都離不開一定社會秩序的確立和實現。

3. 自由。

個體可以是自由的、獨立的，但仍然是全人類整體的一分子;不但每個人的自由能依據普遍的自由規范而與他人的自由相協調，而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個人自由主要表現在人格獨立、人格尊嚴、抉擇自由、自我實現等方面。

人是社會中的人，自由的實現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法律保障人的自由，便成為法的重要價值形態之一。

(二)正義乃為法的首要價值

「法的目的價值構成了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社會目的，反應著法律創制和實施的宗旨，它是關於社會關系的理想狀態是什麼的權威性藍圖，也是關於權利義務的分配格局應當怎樣的權威性宣告，無疑法的目的價值是整個法的價值體系的基礎……」法的目的價值是法產生的動力也是法實施的宗旨，形式價值和評價標准都是為一定的目的價值服務的。

而在法的目的價值中，秩序，自由，正義是其基本的價值形態。

所謂基本是指法的目的價值最重要，最根本的價值目標。

然而由於人類生活需求的多樣性，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便產生了發的價值沖突。

即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中滿足人類眾多不同的價值追求時產生的競合狀態。

秩序與自由的沖突，正義與秩序的沖突，秩序與自由的沖突常常出現在我們生活中，而這也是困擾立法者法學家的難題。

這時便需要法律的協調整合。

法的價值都是值得希求和珍視的美好之物，如何協調整合法的價值沖突謀求價值總量最大化呢? 首先應該堅持兼顧協調的原則，因為法的價值都是值得希求和珍視的美好之物，應該最大限度地協調它們之間的關系，盡可能的避免、化解或弱化價值沖突。

然而，當協調兼顧已無法達到化解價值沖突時應遵循「兩善相權取其重」的標准。

而正義價值則是我們應該首要保護的價值，是法的首要價值。

亞里士多德曾經提出「正義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的命題。

可以說，自由與秩序是手段價值，是實現正義的手段，正義才是法律追求的最終價值目標。

「法律或成例就是正義的一種衍生物」「要使事物合乎正義，須有毫無偏私的權衡;法律恰恰正是這樣的一個中道的權衡」正義是人類永恆的價值追求和重要美德，亦是衡量法律之善的首要尺度。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正義一直是引導法律產生、完善和不斷發展的重要力量。

在法的諸價值之中，法律與正義價值的關系最為密切，亦是法的價值理論體系中的核心論題。

人們在論及法律或對法律制度進行評價時最常使用的是「正義」這一詞彙，以至於法律的其他道德品質都顯得那麼不甚重要或突出。

正義在法的諸價值之中具有優先性地位，法律的有效性亦取決於法律自身的正義程度，對正義價值的追求亦是法律產生的社會根基和根本前提。

正義是法的首要價值，法律需要正義價值之引導，亦必須體現正義之精神。

正義作為一種倫理觀念和價值准則十分廣泛而深刻地存在社會生活之中，並一直引導並推動著法的生成、發展和不斷完善。

一般來說，符合人們普遍的道德觀念或價值准則即是正義的。

反之，不正義則是指不符合或者違背人們普遍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准則。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

三、法的正義價值的兩種基本形態

(一)分配正義

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正義價值的兩種基本形態，即分配正義與矯正正義。

分配正義是根據接受者的功績來分發榮譽和獎勵。

即正義等於平等。

「相等的人分享了不相等的事物，不相等的人反而分配到了相等的事物，就是不正義。」分配正義是關於對權力、產品等社會資源在社會主體間進行正常配置的規則設計，滿足主題生存的基本需要。

可以說分配正義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

保障分配正義要求在立法等領域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合理配置有限的社會資源，使人人各得其所，各取所取，從而實現社會的正義。

(二)矯正正義

亞里士多德認為矯正正義是指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一個人對另一個人造成了損害，使其遭受到了損失時，就應該從損害方的好處中拿出來一些，加到蒙受損失的人那裡，以補償其損失。

從現代社會來看，矯正正義是針對資源配置過程中出現的動盪與矛盾而設計的救濟性措施。

與分配正義相比，矯正正義是一種程序正義是對失衡的分配正義進行糾錯從而實現實體正義，矯正正義主要體現在司法中。

(三)分配正義的法律體現

分配正義解決的是社會資源的計劃與分配問題，因而需要通過資源分配方案、模式等形式表現出來，而法律文本因其強制性、穩定性則成為分配正義實現的主要工具。

而另一方面，法律的終極價值就是實現正義，正義體現在法律的權利義務分配方面。

「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沒權利的義務」，法律在權利與義務方面堅持了對等原則，是分配正義的體現。

權利是法律賦予人滿足其利益的手段，義務是承擔者負擔的不利益。

法律在給公民分配權利義務時也應堅持分配正義，而這又具體體現在三個基本原則中，貢獻原則、平等原則和不平等原則，分別對應不同性質的權利義務。

第一，平等原則。

每個人不論貢獻如何，都應該完全平等地分有基本權利(人權)。

這就是權利與義務分配的「 平等原則」。

這個原則不妨簡化為六個字：平等分配人權。

平等分配人權就是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權。

這一方面是因為人權就是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要的權利;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每個人的基本需要是完全一樣的、完全相同、完全平等的。

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權實際上又等於按需要分配人權。

誠然，按基本需要分配權利與按需分配權利根本不同。

但是，人權與權利不同。

人權僅僅能滿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不可能滿足人的非基本需要。

因此，按需分配人權與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權是同一概念;正如按需分配食品與按生理需要分配食品是同一概念一樣。

第二，貢獻原則。

如所周知，應該按照貢獻分配權利，即按一個人給予社會和他人的利益(貢獻)來分配社會和他人必須且應該給予他的利益(權利)。

這就是權利與義務分配的「貢獻原則」：按照貢獻分配權利，按照權利分配義務。

但是按照貢獻分配權利，並不意味著貢獻越多權利也越多，相反權利應少於貢獻，與貢獻相等的是索取。

權利是一種強制的索取，如果權利與貢獻相等必會導致強者更強而弱者更弱。

因此，貢獻應多於權利多於義務。

這從另一個方面體現了分配正義。

第三，不平等原則。

每個人因其貢獻(才能和品德)不平等而應分有相應不平等的非基本權利和非基本義務。

但是，在這種不平等的分配中，獲利多者如果較多地利用了社會合作，便應該補償給獲利少者以相應的權利。

獲利越少者，對社會合作的利用往往便越少，因而所得到的補償權利便應該越多。

於是，獲利最少者，所得到的補償權利便應該最多。

這就是權利與義務分配的「 不平等原則」。

這個原則表明，社會應該不平等地分配每個人的非基本權利，因為每個人對社會和他人的非基本貢獻是不相等的：能力較強、品德較高的人，對社會和他人的貢獻便較大，因而應該分有較大的權利;能力較弱，品德較低的人，對社會和他人的貢獻便較小，因而應該分有較小的權利。

不同社會制度下法的價值內涵側重各有不同，但從總體而言，正義、秩序、自由三者構成了法的價值的基本內容。

而正義是法的首要價值，不論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下，對正義的追求法從來沒有停止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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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文顯.法理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6-52.

4. 法制傳統與現代法治關系研究論文

法制傳統與現代法治關系研究論文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學基礎上，在傳統中國人的世界觀中，人的領域和自然界領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古人對自然的總認識便是和諧。以下是我為您搜集整理的法制傳統與現代法治關系研究論文，希望能對您有所幫助。

法制傳統與現代法治關系研究論文 篇1

摘要： 現代法治觀念的引入和培養。必須以傳統法律文化影響下的法制現狀能夠接受的方式進行，才能使現代法制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融合真正能夠操作和實現。因此，如何對待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的關系，為世界文明發展提供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文化模式，是這一進程中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 法制現代化;法律文化;法律傳統

一、法制傳統與現代法治關系的思路把握

(一)法律傳統的內涵

法律傳統作為一種社會事實，存在其客觀的歷史必然性，它與傳統法律既相區別又相聯系。法律傳統體現了從過去沿襲傳承到今天還在發揮作用的某種法律精神與法律文化，作為具有深遠影響的精神性因素，它經久不衰，成為現代人們法律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但傳統法律卻是人類社會歷史進程中所建構的法律制度及所形成的法律規范，是過去特定時間限度內客觀存在的法律文化，而在現代條件下它作為一個整體已經不復存在。

(二)法律傳統的深遠影響

隨著社會的不斷演進變化，法律傳統逐漸形成為一種歷史文化力量，深深地紮根於普通民眾的法律意識、心理、觀念習慣和行為方式之中，成為社會成員信仰和認同的載體。所以，法律傳統不僅構成了新社會法律發展的歷史起點，影響著當下社會法律發展的各個領域，而且制約著一個社會法律文化的長期發展進程，有形或無形地左右著該社會法律的未來走向。

(三)對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共通性的探究

從法律的可移植性來看，在法律文明包含著一些一般性和具有普遍意義的要素，從法律文明的共通性來看，法律制度作為人類文化的形式之一，彼此間進行相互交流、融合和移植是可能的。因此，既不應忽視不同法律文化之間的差異，也要關注它們基於人類共性的相通性，並努力在人類文化的差異中尋求各種可能的互補，最終經由理解和化解而達於會通。法制現代化是以現代法治社會為價值取向的過程，反映了現代法治價值不斷擴展的趨勢。

二、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制的融合

(一)和諧價值取向下的糾紛調解機制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學基礎上，在傳統中國人的世界觀中，人的領域和自然界領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古人對自然的總認識便是和諧。中國現行法律體系中。對於民事案件、輕微的刑事案件，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實踐，均傾向於調解解決。由於調解機制可以為當事人節約糾紛解決的成本，減輕當事人以及司法部門的訟累，又可以防止矛盾激化，有利於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和人際關系的和諧。關系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能夠產生出對商業交易尤為重要的信任感和減少風險的作用，因而成為在經濟發展中起著積極作用的「社會資本」的寶貴部分。當代中國所獨創的人民調解制度甚至還在世界上贏得了很高的聲譽，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甚至在 1980年9月擬定了《調解規則》草案，中國人獨創的人民調解方式已被聯合國法律組織接受為綜合治理的指導原則之一。

(二)通過加強人權的保障。實現現代法治與傳統法律文化的融合

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先秦時期文化仍可以成為指導人們行為的規范。人權包括人道精神、大同精神和法治精神。人道精神、大同精神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並不缺乏，而且相當豐富，中國缺少的法治精神。有待於從傳統法律文化的人道主義、大同精神催生。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雖然沒有法律權利的概念和法治精神，沒有形成人權的概念，但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寓含著豐富的道德主義和和諧觀念，相信人的理性和判斷，尊重人的價值。儒家思想中的人人愛我，我愛人人，道教中的「道」為天地入主宰的思想，佛家呼籲「泛愛眾」普渡眾生，這些不僅對推進人權。

推行守法意識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能夠統一和提升人權思想。傳統法律文化主張通過道德教化提高人們的人權意識。儒家主張道德教化。尤其是對掌權者的道德教化，「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說明道德教化的對象首先是統治階級，然後推及普通老百姓，才會形成推己及人、上行下效的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

「仁」、「禮」、「道」等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內核與新的時代精神結合，良好的思想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結合必將能使人權理念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在現代法治中建立切實保障人權的法律制度，擇其要者必須體現出對人的關懷，對人的尊重。當前，在刑事立法上，採取了罪刑法定原則、疑罪從無原則，改善監獄環境，提高刑事罪犯的服刑改造條件。在民商事立法上，切實保護弱勢群體的訴訟權利，增加可執行性和操作性強的法律條款，加大對不法商家的打擊和處罰力度，弱化弱勢群體的舉證責任。在訴訟程序上，則強調程序的公正性。在刑事證據立法上，立法對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的關注，加大律師查閱、介入案件的權利等等。

(三)注重道德教化，強調社會綜合治理，重視犯罪預防

在中國傳統法制中，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包容的，法律受道德的內在支持，道德幾乎成為法律的化身。刑罰實施的目的是實現道德教化的要求。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對法治主義的輕視和懷疑，也為法律領域中人治主義傾向提供了可能。但在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人們對誠實與正直、善良與正義、安全與和諧以及社會福祉理想的追求。同時，它作為一種評價人們行為合理性的尺度，藉助人們認同的原則和標准，可以在現代社會起到法律規范的補充作用。使道德約束和法律主治彼此協調，相得益彰，共同發揮著社會控制的機能。

法制傳統與現代法治關系研究論文 篇2

論文關鍵詞：法家思想現代法治影響

論文摘要：馬克思說過「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而是在他們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現代法治是人類文明綜合發展的產物，一個國家能否順利走向法治，在相當程度上受其歷史文化的影響。在中國傳統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視法律的，且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張。但其基本價值、立場與我們現在所追求的法治還是有差距的。在我國正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之際，對中國古代法家思想進行現代反思是有積極意義的。

引言

眾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國」，重視法律在政治和社會中的作用。那麼，對於中國今天的法制現代化事業來說，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價值的傳統文化資源?本文首先探討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進步的、積極的意義，與我們當前急需建設的現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後再看法家思想傳統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須接受改造，才能在現代生活中繼續發揮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簡介

法家在先秦諸子中是最重視法律及其強製作用的一派，對法學也最有研究。他們對法的起源、本質、作用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乃至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應當按照新興地主階級的意志來立法，也只有按照新興地主階級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稱為「法」，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要求在法律面前與貴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①」韓非進一步把「好利惡害」的人性發展為自私自利的「自為心」②。

1.3「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人類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相應變化，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對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視

按照法家說法，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

在這里，想從另一個角度談談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為治國方略的形式意義。法家強調法具有一種普遍的制約作用，它要約束的不僅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強調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運作有高度的可預測性，認為這樣有利於防止徇私。這些都表明了法家強調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張「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但其「法」、「術」、「勢」沒有任何終極價值內涵，只是治理國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終強調治國的關鍵是「法」，而不是「人」，這些都充分說明法家對以「法」治國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積極影響

法家的階級基礎是新興地主階級，它是伴隨著新興地主階級形成而後產生的，也是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它對我國奴隸制的轉化和封建大一統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對後世法治的發展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2.1法家重視法的客觀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經認識到，法是用以規范和衡量人們的行為的客觀的、公正的准則，並因此把法比擬為度量衡。《管子》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

2.2法家強調法的強制性

法家非常強調「法」和「刑」的結合。他們認識到，使法有別於道德或「禮」等行為規范的最重要特徵，便是法是以國家的強制力為其後其後盾的，違法的後果，便是國家施予刑罰。《韓非子》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

2.3法家重視法的穩定性和統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們傳遞關於行為規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條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們便會無所適從，法律的目標便不能實現。法家對此有充分的認識，故特別強調法的統一性和穩定性。

2.4法家注重法的權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個關鍵性的特徵，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權威性和拘束力，強調人民、官員、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管子》說:「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

2.5法家強調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張之一是法應成文化和公諸於世，務求家喻戶曉，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是有重大進步意義的。法家認為，法應成文化和公諸於世，且應嚴格地貫徹執行，其運作應具有高度的可預見性，不應被官員恣意運用。

從上面論述的法家思想傳統的正面價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極其重視法律的。他們大力提倡法的權威性和拘束力，強調人民、官員、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倡導法應公布、清晰、易明，從而主張法應成文化和公諸於世;強調法的操作的可預見性，主張「信賞必罰」;重視法的強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結合;注重法的客觀性，認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觀准則;強調法的統一性和穩定性，反對法律頻頻變更等等，這些都是與我國當前急需建設的現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強調法律在政治和社會中應高度規范化的運行。但從實質上看，法家思想與現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現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理性、文明、秩序、效益與合法性的完美結合。所以，在我國，要建立現代法治，有必要對法家思想進行現代反思。

3、法家思想的負面消極影響

法家在中國傳統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視法律的，對法律的研究也頗有成效。當代美國學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淺度的」法治概念，即統治者的權力不是任意運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規定行使的，其對立面是人治。基於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們應該可以說，法家對於法的認識大致上是符合上述這種「形式的、淺度的」法治觀的。即法家重視法律規則，強調法律應在政治和社會中高度規范化的運行，注重以「法」治理國家。但是，現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實質的、深度的」法治，它是與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人權概念相輔相成的。可見，法家的基本價值、立場與我們現在所追求的法治還是有差距的。在我國正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之際，有必要對法家思想進行現代反思

3.1現代法治講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則強調君權至上

法律至上，即為「任何個人與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權威。」①法律至上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理應置於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憲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不允許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與個人。法家君權至上的思想與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調和的。權力至上與法律至上是兩種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個人權力為權威，賦予最高權力以最高和最終的支配力;而後者則以法為最高權威，一切權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無論在價值取向或實際選擇上都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絕無調和的可能。

3.2現代法治講求權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則無權利平等觀念

權利平等是指全社會范圍內人們的權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認所有社會成員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個別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才能實現法律至上與法的統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認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關於「刑無等級」、「法不阿貴」的主張。我們不能因此過高地評價它的平等意義。首先，這種主張沒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圍內。其次，從法家人物的有關言論看，其主張的真實含義，是貴族犯法和庶民一樣給以刑罰處罰。

3.3現代法治講求權力制約，而法家則倡導極端的君主專制

權力制約是指所有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公共權力(主要是國家機構的權力)，在其運行的同時，必須受到其他公共權力的制約。而法家倡導的極端君主專制的理論與現代法治的權力制約理論是不能相容的。民主與專制是兩種根本對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從來都是與民主連在一起的。而專制制度從根本上講，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論是一套以維護君權為核心，為君主謀富國強兵、長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論，其最大特點在於肯定君主的絕對權力。這種極端君主專制的理論，很難適應現代法治的要求。

3.4現代法治講求權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義務為本位的

權利本位是指，在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利的關系中人民權利是決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權利和法律義務之間，權利是決定性的，起主導作用的。權利本位文化的實質，是個人權力的實定化和義務的相對化。在這種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是平等，自主關系。而法家之所以強調法律普及是為了使「民莫敢為非」①也就是說，法家講法律普及目的在於使民眾「配合」君主的專制統治，即韓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講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從來不為民眾設定任何權利，民眾從來只有服從的義務。這些都是與現代法治所追求的權利本位相矛盾的。

4、結語

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當時與正在沒落的封貴族和奴隸主貴族階級相對的新型地主階級的立場，具有進步和革新意義。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對於法的認識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淺度的」法治觀的。法家對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視，對以「法」治國的推崇，尤其是其強調法律在政治和社會中應高度規范化的運行，這些都是與我國當前急需建設的現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對推動社會進步有過積極的作用。但是其思想與現代法治理念之間有不能相容之處。從根本上講，現代法治與法家思想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系統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點，在於把法看作實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與現代法治保護人權，約束權力的精神正好相反。從這個層次上講，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與現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國在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要正視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現代法治建設服務。

參考文獻:

1.王利明《中國法制改革學術討論會發言摘要》載於《法學研究》。

2.張國華著《中國法律思想史》(新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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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屈永華《法家治國方略與秦朝速亡關系的在考察》載於《法學研究》2007年第5期第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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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律論文範文8000字

法律與人們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法律是維護秩序，規范、調整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法律論文 範文 8000字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法律論文範文8000字篇1

淺析憲法在依法治國中的重要作用

論文摘要：依法治國就是依完治國。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規定了整個國家的基本制度和法律運行機制，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加強憲法的實施，必須改進全社會的憲法觀念，加強憲法的宣傳，憲法實施的監督，憲法的司法化等工作。

黨的十七大 報告 強調“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深入落實，全社會法制觀念進一步增強，法治政府建設取得新成效。”依法治國，概括而言，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來治理國家，管理社會事務，就是依憲治國。這是因為以憲法為最高法的完備而優良的法律體系是依法治國的基礎。

一、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

(一)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

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藉助於國家權力所具有的強制力和約束力，它的高低、大小是衡量一部法律在法律體系中地位的重要標志。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已為世界上各成文憲法國家所公認和接受。如日本國憲法規定，憲法為國家最高法律，凡與憲法條款相沖突的法律、法令、詔敕等一律無效。這說明：第一，憲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據和立法基礎，沒有憲法依據和憲法授權，則不能制定法律;第二，即使其他法律有憲法上的立法依據，但其內容和精神也不得與憲法的原則和條文相抵觸，否則無效或部分無效;第三，憲法是一切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公民的最高行為准則。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准則，並且負有維護、遵守、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我國現行憲法也規定了自身最高的法律地位。

(二)憲法規定了法治匡f家的基本制度。

憲法規定的內容是國家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例如我國現行憲法包括四個修正案

(1)全面、准確地體現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規定：“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雜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核心內容。

(2)規定了我國的國家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我們的國體，它確定了我們國家的性質和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還有其他勞動人民，把國體確定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更加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

(3)規定了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我們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定為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規定：“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從中體現出我們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4)規定了我們國家在政治、經濟、 文化 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再如美國1789年憲法第一條就規定了代議制度，其中包括美國國會的組成、職權、活動原則及其與總統、聯邦法院的分權制衡關系等等。

(三)憲法規定了整個國家的法律運行機制。

憲法規定了憲法和法律的監督、解釋體制。我國憲法在 總結 建國以來的實施 經驗 和吸收各國憲政發展長處的基礎上，確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憲法的實施，這既保證了“議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貫徹執行，又兼取特設專門機關監督的優勢，使憲法實施的監督真正落到實處。國家立法機關所制定的一般法律以及其他國家機關頒布的規范性文件必須遵循憲法，同憲法的原則精神相符合，否則勢必會損害國家的根本利益，影響國家的法治建設，因此，各國憲法對於憲法實施的監督都做了規定。如，我國憲法就明確規定由立法機關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監督憲法實施。

(四)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基本權利表明了公民在—個國家中的憲法地位，是公民行為合法性的依據。自憲法產生以來，公民的基本權利就是憲法的一項最重要、最基本的內容。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現行憲法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對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作了廣泛的、充分的規定。首先強調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是我國公民的一項權利，也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一條基本原則。還規定了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人身權利和自由，社會經濟權利，監督權，老人、婦女和 兒童 等特定主體的權利等等。

我們不但在憲法中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而且在許多方面還有保障：(1)物質保障。我們國家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廣大勞動人民直接掌握國民經濟的命脈，為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實現提供了物質條件。(2)政治保障。我們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決定了全力維護廣大勞動人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核心職能之一。(3)法律保障。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是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體現，因而它不僅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而且通過依法制裁侵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行為，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實現。

憲法所規定的這些制度，不僅為法制的統一奠定了基礎，而且也為法制的完整提供了保證。如果沒有憲法，各種法律和法律制度就沒有統一的依據，法制的內部一致性就沒有了根本保證;同時，也只有在憲法制定和頒布之後，其他法律以及整個法律制度才能獲得賴以產生的基礎，有關立法、執法、司法和監督憲法等機關的組織，才能根據憲法的知道原則而被確立下來。

二、改進憲法觀念，加強憲法實施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統一，但是只有把紙上的憲法轉化為社會主體的行動指南，憲法才能真正成為物質力量，立憲的目的、憲法價值才能實現。因此我們需要在全社會進一步普及憲法知識，提高憲法意識，培植憲法信仰，使憲法銘刻在公民的心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首先，加強憲法的宣傳工作

我國憲政建設缺乏先天的內在因素，憲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國家或政府推動的，是通過國家或政府來組織實施的。加強憲法的宣傳工作，重要的是要對各級國家機關的領導幹部及其工作人員進行憲法的普及、宣傳。目前，在相當多的黨政幹部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頭腦中，並沒有憲法至上的觀念。人民主權是憲法的原則之一，其核心思想就是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政府的權力來自於人民，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國家機關的黨政幹部、工作人員具備了較高的憲法意識，憲法在實施過程中就不會因遇到法盲而侵犯公民權益。加強憲法的宣傳工作，還必須向公民宣傳憲法知識。讓公民了解憲法最根本的精神就是限制權利、保護權利，國家機關只是受人民委託，為人民服務的機構，應該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國家權力應該時刻以保護公民權利為己任。不懂憲法，就意味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很好地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其次，加強憲法實施的監督工作

一個國家法治狀7兄和法治水平如何，與該國憲法的規定在實際中得到實現的程度密切相關。如果憲法得不到有效地實施，就不可能實現法治，至多隻能造就人治形式下的法治，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所以，保證憲法的實施就成為一國法治建設最重要的任務。加強憲法實施的監督，就要加強監督機構監督憲法實施活動的法律效力。通過法律和規范性法律文件將違憲的概念和含義確定下來，注重違憲與法律責任制度的銜接和關聯，同時設立違憲責任形式和違憲責任所對應的法律制裁 措施 。對於此類工作，如能持之以恆，如能制度化，就可以極大地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樹立憲法的權威地位。還要加強社會公眾對憲法實施的監督。我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社會公眾對憲法的監督是人民對國家進行監督，對憲法進行監督的一種重要方式。一是通過憲法賦予公民的批評、建議和申訴、控告和檢舉權，通過制度的手段對違憲的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監督。二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也就是社會輿論和新聞批評的方式來實行對憲法的監督。

最後，加強憲法的司法化

長期以來，一些同志認為憲法作為根本法的作用，不是通過憲法條文的規定直接實現的，而是通過其他部門法來實現的，所以，憲法規范對人們的行為沒有直接的法律約束力。這種錯誤認識是憲法在實施過程中缺乏必要的法律調控手段造成的。加強憲法的實施關鍵還在於加強憲法的權威性，最突出的就是憲法的司法化。為此，必須賦予憲法的可訴性，使憲法直接進入司法活動當中，人們從自己周圍發生的各種案例中體驗到憲法的價值，在利益關系中實現憲法規范。公開取締、撤銷違憲立法，禁止、杜絕違憲行為，依法追究各種違憲責任。建立、健全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強化全國人大及其會的機構建設，強化普通法院的行政庭建沒，規定審查違憲案件的許可權，撤銷同憲法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以及地方性法規等，對違憲法律、法規宣告無效或者拒絕適用。通過彈劾、罷免等方式追究違憲行為的責任，直至追究法律責任。我們欣喜地看到2001年8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山東“齊玉苓案”的批復，開創了將憲法引入司法訴訟的先河，這意味著任何公民的權利都會受到憲法的保護，從而使公民從心理上產生了對憲法的神聖感與崇敬感。

法律論文範文8000字篇2

淺析輿論對刑事審判的影響及規制

一、輿論影響刑事審判的形式

法院是刑事裁判的唯一主體和權力行使者，但由於媒體報道產生的社會效應，使其在刑事審判中掌握了主動權，成為引領刑事判決的風向標。目前，我國輿論影響審判的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由於傳媒報道了具有爭議性的司法案件，引起了民眾大規模的熱議，然後傳媒以公共討論平台的身份發布這些爭議，致使形成了輿論與法院之間觀點的對峙;[1]另一種是網民為引起廣泛關注，在網路媒介上發布了爭議性的案件，導致了大量的評論和轉載，各家媒體也開始聞風爭相報道，輿論在所謂情理的參與下帶有明顯的傾向性，給法院帶來了巨大的輿論壓力。媒體在對進入司法程序中的司法案件進行報道時，搶先對案件進行討論、分析，甚至攻擊、侮辱與案件有關的法官、當事人及 其它 訴訟參與人，得出預測性結論，令受眾產生“先入為主”的印象，造成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法院審判的現象。[2]

二、輿論影響刑事案件的特徵

(一)當事人身份特殊。

涉案當事人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社會名人往往是媒體吸睛尋求關注的出發點，為了防止具有特殊身份的涉案人員獲得特殊法律待遇，對案情進行大肆報道，引起民眾的廣泛監督。法官在民眾的監督下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會威嚴掃地。

(二)具有間接性和代理人效應。

輿論以其明顯的傾向性引導大眾，生成了一種足以影響法院獨立審判的輿論氛圍，從而使得審判在不同程度上喪失了其應有的公正性。[3]而另一方面，一方當事人為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試圖從輿論方向影響司法審判，主動要求媒體介入報道，媒體對當事人的一面之詞先入為主作出傾向性的報道，引起社會大眾關注，形成輿論觀點，對法院的審判評論和干預，法院的中立地位受到威脅，被傾向性觀點開始引領，大大影響了司法審判公正度的最大化。

(三)影響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我國刑法為實現量刑的合理合法化，針對不同的案件性質和事實，規定了不同的量刑情節。在實踐中由於媒體等輿論的傾向性報道和評論，使得一些本應具有減輕，從輕量刑的被告人因其身份特殊而受到限制，法院在權衡下，選擇了妥協民憤，舍棄了司法審判原則，犧牲了被告人的利益。

(四)影響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隨著輿論對審判影響的日益嚴重，使人們不得不懷疑司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公平正義是法律追求的重要價值，是人們信服司法和法律的根本，司法的權威性才能牢樹於民心，然而，政府部門為了平息民憤對司法進行大肆干預，嚴重威脅司法的獨立性，使法官妥協於社會輿論，致使本已明確審判方向的在審案件被迫改變初衷，作出迎合輿論的裁判，已經生效的判決也再次被掀起再審風波。司法的權威性盪然無存，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人們不再信賴和尊重司法，反而遇事直接訴諸輿論或信訪，司法名存實亡。

三、輿論影響刑事審判的規制

(一)提高媒體素質。

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審理中，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往往具有很嚴重的傾向性和針對性，無法以法律的角度作出客觀的評論，經常以道德的名義對案件情況進行傾向性報道，在案件沒有作出判決前，提前給涉案人員定罪量刑，扣上犯罪的帽子。所以，媒體應首先做到對案件的相關情況做到保密，尤其是被告人的隱私。其次要時刻維護司法尊嚴，客觀評價司法行為，充分考慮報道的時機和場合，適時適度的對案件進行報道，正確引領輿論方向，同時也要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質，豐富 法律知識 ，培養法律思維，從法律角度出發，與司法部門進行溝通，避免觀點分歧。

(二)推動司法公開。

輿論之所以相悖於司法，正是由於司法的不公開透明，才會引起民眾對司法正義性的質疑，對法院產生誤解。司法公開是人民真正理解司法活動公正性，避免誤解性輿論泛濫的有效途徑。建立健全司法公開 渠道 和機制 [本文由WWw.lw54.com提供，第 一論 文網進行論文代寫和論文發表服務，歡迎光lw54.com 聯系方式QQ 712086966]，使人民大眾時刻能夠了解和掌握自己所關心案件的進程，全程見證司法活動的公正性，如完善人民陪審制度，推廣司法文書公開和庭審公開渠道，及時答疑解惑，澄清有關事實真相。使人民大眾信服司法，揚威司法，依賴司法。

(三)提高法官水平。

法官是裁量權的最終行使者，其裁判結果是否令人信服，不僅僅是依法裁判，更是取決於其判決理由的充分性和邏輯嚴密性，民眾主要通過判決理由對案件提出評判，所以法官需要具備良好的表達能力，向民眾就裁判結果作出解釋說明，而這最終要求法官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能夠站在法律思維的角度，向社會作出普遍接受性的發言。

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向來是情、理、法的並重結構，所以說，規制輿論影響刑事審判的任務仍艱巨曲折。

參考文獻：

[1]周福興.新時期“媒介審判”現象的深層機制[J].新聞窗，200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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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律方面論文範文

大學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的生力軍,必備的法律素養是其立足社會的核心條件。下面是我為大家整理的法律方面論文，供大家參考。

法律方面論文範文一：車貸險三類糾紛的法律分析

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是指借款人向貸款人申請汽車消費貸款後，由借款人作為投保人，根據合同約定，向保險人支付保險費，保險人對於合同約定的因借款人不履行貸款合同給貸款人造成的財產損失承擔賠償保險金責任的商業保險行為。該業務自1997年開辦，在短時間內實現了蓬勃發展，並帶動了機動車輛保險市場的繁榮。但是，由於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的保險期限較長，不僅客觀上風險要在經營中逐步釋放，而且隨著保險事故的不斷發生和理賠調查的日趨深入，該業務在管理上遺留的問題和導致的糾紛也越來越多。筆者將理論研究和業務實踐相結合，就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業務中可能涉及的三類糾紛進行法律分析。

一、購車人發生欠款後、保險人賠付銀行損失之前，銀行或者保險人以銀行名義起訴購車人、擔保人的案件

當購車人發生欠款並構成保險事故後，銀行有權選擇依據貸款合同向購車人、擔保人主張權利，也有權依據保險合同向保險人索賠。這種情況下，除非保險條款或合作協議中明確約定了保險人享有先訴抗辯權，否則保險人沒有權利要求銀行先起訴購車人、擔保人。同時，在沒有賦予保險人先訴抗辯權的情況下，為防止銀行在購車人發生欠款後濫用訴權，即便銀行自願選擇起訴購車人、擔保人，在未經與保險人協商一致時，該訴訟費一般是不屬於保險賠償范圍的。

因此，銀行和保險人在發生保險事故後，首先應關注共同利益、從實際出發，對於購車人惡意欠款或無力還款、確已無法通過催收或協議處分抵押物等方式收回欠款，並且購車人或擔保人具有可執行財產能夠採取財產保全措施的，應盡快協商一致，由保險人承擔訴訟等經費並以銀行名義起訴購車人、擔保人，以及盡早採取財產保全措施。

二、銀行起訴保險人的案件

銀行起訴保險人的案件是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糾紛中最為常見的，爭議焦點主要是保險人是否應承擔法律責任，實踐中爭議較大、較難處理的主要有以下二種類型：

(一)涉嫌詐騙的案件

涉嫌貸款詐騙的，一般是借款人、汽車經銷商單獨或串通，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採取提供虛假材料以虛構汽車買賣關系、同一車輛向多家銀行貸款、非法提取貸款現金挪作他用等方式套取銀行貸款。此類案件中，有的是購車人偽造、變造或收購、借用他人身份證購車，有的是提供虛假財產狀況證明、虛增車價，有的則是虛擬購車主體、擔保人或抵押財產等情況。因此，判斷保險人是否應承擔保險責任，應根據實際，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1.保險利益問題。《保險法》第12條規定了“財產保險的被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因此，對於涉嫌詐騙的業務，如果貸款人並未實施購車行為，保險人可根據新《保險法》第四十八條“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不得向保險人請求賠償保險金”的規定而拒絕賠償。

2.銀行審貸和投保人如實告知的義務。針對涉嫌詐騙的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業務，保險人通常基於《貸款通則》、《汽車消費貸款管理辦法》的規定和保險條款的約定，以銀行疏於履行審貸義務、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作為不承擔責任的抗辯理由。筆者認為，盡管《貸款通則》和《汽車消費貸款管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銀行的審貸義務是獨立的，並且銀行有審慎地進行資信調查的義務，條款中也通常約定了保險人在因被保險人過錯導致貸款合同無效或被撤銷時、在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時，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在實務中，仍然應該根據銀行疏於審貸和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具體情形區別判斷其法律後果。

如前所述，涉嫌詐騙的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的具體情形千差萬別，但無論是空車套貸、虛增價款或者其他情形，其基本特徵均是申請貸款的材料中存在虛假信息。既然存在虛假信息，則必然說明銀行在審貸過程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疏忽、投保人在投保過程中隱瞞了真實情況。

針對保險人關於銀行審貸疏忽的抗辯，保險人不承擔責任的條件應以銀行的過錯為限，不宜包括輕微的疏忽、更不應以虛假信息推定銀行存在過錯。特別是購車人收購、借用他人身份證件的情形，筆者認為應構成表見代理，貸款合同成立，保險人不能以銀行未盡到資信調查義務或當事人之間沒有一致意思表示為由而不承擔保險責任。

針對保險人關於投保人未如實告知的抗辯，筆者認為盡管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對“最大誠信”的要求更高，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仍然應以“有限告知”為原則，同時應逐步確立書面詢問的有限告知方式。在有限告知的前提下，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保險人有權根據保險合同的約定拒絕承擔賠償責任。此外，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中，由於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是分離的，被保險人是進行保險索賠的權利人，因此，投保人告知義務的履行以及對投保人有關情況的調查直接關繫到被保險人權益的風險。

根據《保險法》規定，對投保人的選擇和有關情況的調查是保險人的法定義務，其該義務的履行也關繫到保險合同的履行，因此有人提出要通過雙方協議將保險人的審查義務和銀行的信貸資產審查結合在一起，或者以銀行的資信審查代替保險人的承保審查。筆者認為，銀行的資信調查和保險人的承保審查義務的法律依據不同，前者是依據《商業銀行法》、《貸款通則》等，後者是依據《保險法》，其側重的專業重點亦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為一談或相互替代，相反，應分別予以強化。

(二)由於銀行未履行作為被保險人的催收、危險程度增加的通知義務、未代投保人連續投保車輛險等而引發保險責任爭議的案件

1.根據《貸款通則》第32條規定，“貸款人在短期貸款到期1個星期之前、中長期貸款到期1個月之前，應當向借款人發送還本付息通知單”，貸款人對逾期的貸款要及時發出催收通知單，做好逾期貸款本息的催收工作。保險條款通常約定被保險人有做好欠款的催收工作和催收記錄的義務。

2.根據《保險法》關於保險標的危險程度增加時應及時通知保險人的規定，保險條款通常也在被保險人義務中約定被保險人發現投保人有潛在的不還款風險或任何可能導致保險合同風險增加的情況，應通知保險人並協助減少或消除風險。

3.為避免投保人因貸款所購車輛自身發生事故損失而產生的不還款風險，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一般要求投保人一並投保貸款所購車輛的損失險、盜搶險等車輛保險，且保險條款通常約定投保人未按時續保上述車輛保險的，被保險人應代投保人投保。銀行違反上述保險法規定或保險合同約定的被保險人義務，保險人有權按照法律規定和合同約定主張不承擔賠償責任或減小賠償責任。

三、保險人賠付銀行損失後，向購車人、擔保人進行追償的案件

保險人在履行了保險賠償責任之後，有權向購車人、擔保人進行追償，但筆者認為該追償不等同於保險代位求償。保險代位求償權，是“基於保險利益原則，為防止被保險人獲得雙重利益而公認的一種債權轉移制度”，通常認為保險代位求償權的實質是民法清償代位制度在保險法領域的具體運用;該制度設立的目的是既不能讓被保險人因投保而取得額外的利益，也不能讓有過錯的第三者逃避其在法律上的賠償責任。

新《保險法》第60條規定，“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而造成保險事故的，保險人自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之日起，在賠償金額范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由此可見，保險代位求償權是代位被保險人向第三人行使權利;因此有觀點認為，由於保證保險合同中投保人即是債務人，其是否還款、是否按約定履行義務直接決定了保險事故是否發生，與第三人沒有直接關系，因此一般不存在第三人過錯致使保險事故發生的情況，當然也不存在保險代位求償權。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就是沒有區分保險事故發生的具體情形，將保險人的追償權等同於代位求償權的錯誤認識。

(一)投保人因主觀意願而發生惡意違約

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承保的風險具有信用性，與投保人對債務履行的主觀願望具有一定的聯系。對於保險人而言，其在依賴投保人的誠信態度的基礎上為其信用承保，無法通過一般的詢問和告知來了解投保人的主觀世界，況且投保人的主觀意願隨時可能發生變化。因此，一旦因投保人主觀惡意造成保險事故發生，即出現了保險人承保的不確定性危險的必然發生，保險人得為該射幸率的發生而給付保險金，並將因為缺乏第三方責任因素而不享有代位求償權。但是，保險人不享有對第三方的代位求償權，並不等於其不能向投保人(債務人)或擔保人追償;保險人在向被保險人履行了保險賠償責任之後，被保險人對投保人不再享有賠償金額范圍內的債權，該債權及相應的擔保權一並轉移至保險人，實務中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也會就權益轉讓問題簽署權益轉讓書。

(二)因受第三方侵害影響履約能力而發生善意違約

投保人因第三方的侵權或合同違約行為而遭受侵害，降低或損害了投保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的能力，造成保險事故發生，一般稱為善意違約。這種情況下，由於投保人最終可以從第三方獲得損失的救濟，而保險代位權的本質是“一個為了防止被保險人獲得超過全額補償，有利於承保人或保險人的原則”(語出1883年Castellainv.Preston案中的布萊特法官)，故筆者認為此時保險人既可以向投保人(債務人)、擔保人追償，也可以行使代位求償權向有責任的第三人追償。

(三)因客觀情況發生變化而發生違約

除了主觀因素以外，某些客觀上的事件，例如地震、台風、洪水、海嘯等以及戰爭、武裝沖突等不能預見、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以及非因當事人故意或過失而偶然發生的意外事件，也可能導致投保人(債務人)不履行、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清償責任。對於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導致的保險事故，保險合同從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利益的角度出發，立足於減輕並合理分配風險，一般約定為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且不向投保人追償。同時，此類情形下因無特定第三方的過錯，亦不存在保險人代位求償權。

法律方面論文範文二：法律文化理論研究

一、法律文化的內涵

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隨著我國文化理論的發展，“法律文化”從西方引入我國，開始引起我國法理學、比較法學和法律史學領域學者的關注，“頗有言必稱法律文化之勢”。但由於學界對法律文化的內涵缺乏明確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使得法律文化現在仍未形成系統的理論，更遑論一門獨立的學科。“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學者勞倫斯•弗里德曼在《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一文中提出的，指的是“與法律體系密切關聯的價值與態度,這種價值與態度決定法律體系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的地位”。而法念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一文中最先英國法學家科特雷爾則認為“法律文化”僅適用於觀察法律與文化一體化的初民社會和小型社區以及特定職業人群的法律觀念，與“法律意識形態”等同。也有學者把法律文化視為法律傳統或作為一種法律解釋方法。概括而言，法律文化是指植根於一個民族或國家長期共同生活的歷史文化過程中公認的、穩定的法律價值、觀念以及學說的統稱，是人們進行法律活動的行為模式和指導規范。

二、當前我國法律文化研究現狀與問題

首先，我國法律文化側重與其他法學學科結合來研究某一問題，而缺少對宏觀理論的研究。從我國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來看，我國當前研究法律文化，主要集中在：(1)與法制史結合來研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包括禮法、無訟、自然法、律等，這部分研究占絕大部分;(2)與比較法結合來研究法律文化;(3)進行地方性研究，來研究少數民族如藏族、彝族、瑤族等的法律文化。而對法律文化本身的理論基礎、體系的研究卻明顯不足。其次，法律文化沒有釐清與一些學科尤其是法學學科的關系，從而影響了自身學科的發展。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學科交叉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重要。這種跨學科的發展前提是相應學科之間的合作關系，而非簡單的包含關系。而且我國法律文化的跨學科研究僅著眼於法社會學和法制史，對於其他學科不夠重視。而當前世界中關於法與數據、數字時代、工程學、戲劇、數學、人工智慧的研究已經變成一種新的發展趨勢。最後，對我國法律文化的現代化路徑這一理論基礎問題，我國學者存在認識偏差。不少學者認為打破法律文化區分的制度性法律文化與觀念性法律文化這種二元結構並進行整合，使觀念性法律文化向制度性轉變，是我國法律現代化的路徑。然而，深入分析後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觀念背後體系的是一種法律的一元觀，即“趨向於附和占據支配地位的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的觀點”，是“現代科學主義驅動下型構而成的以立法統合整個法律定義”，是“唯法律的”、“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型的”。但就轉型期的我國現代化進程而言，我們更多的恰恰是對“現代性”的反思，更關注的是“後現代的”“地方性知識”這樣多元格局的存在。我們的出發點不再是看“沖突”，而是看“存在”，不再是進行統一的“整合”，而是研究各自獨立的前提下互動的融合來起作用，來滿足轉型的中國社會現實需要。

三、法律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法律多元主義

馬克•維恩•霍克在第23屆世界法哲學大會的基調報告中曾討論了歐洲統合過程中法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由於“在不同地域文化傳統相互影響愈益強烈的過程中，強勢的文化傳統往往處於支配地位，並且時常會驅逐、消磨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處於相對弱勢的文化傳統中的某些要素”，因此努力保護本地區部分的傳統和經濟，“提升後發國家的法律地位”，建立國家法和國家內部多元的、部分社會的法規范、以及歐盟法的三元法律構造這一多元體制至關重要。事實上，這種法律文化的多元化正如我們前文所述，是現代社會下，法律文化發展的必然選擇。這種法律文化多元主義正是我國研究法律文化的理論基礎。提倡法律文化多元主義的學者中，最有影響的一位是日本的千葉正士。其理論的核心觀點就是對於作為國家法的正式法與非正式法之間具有復雜的交互關系，應當將包涵多元價值、理念的法前提予以概念化，並運用構成多元法體制的各種概念進行分析。千葉正士針對亞洲不同地域多元法體制下的國家法和移植法、固有法，進行法人類學、法社會學、以及法哲學上的分析論證，提出了法文化上的獨創概念——“法文化的操作性定義”。其多元法體制的法文化理論內核可以概況為是三種二元區分下二項對立，具體是指“正式法•非正式法”，“移植法•固有法”，“法規則•法前提”這三方面的二項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