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體制弊端

A. 法院隊伍存在的廉潔問題及對策

命題太大了，目前確實存在廉潔問題，對策也不是短時間能解決的。自己在網上找找吧。

B. 如何矯正法律的局限性

法律局限性問題是自法律產生以來就一直困擾著人類且至今尚難有定論的社會課題。秦國榮在《法學》二○○五年法律局限性矯正：基本思路與對策

由於法律及其運作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諸多局限性，因而我們在肯定和強調法律乃是現代社會最具權威和效率的社會調控手段的同時，需要注意理順法律運作過程中的各種社會關系，注意運用社會綜合控制手段矯正法律的局限性。具體而言：

第一，在建設法治社會過程中，應特別重視道德、教育以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社會控制手段功能的充分發揮。

法律及其調整手段所固有的局限性，決定了僅靠法律運行是難以對整個社會系統進行有效調控的。所以，對於過去那種摒棄法治、否定法治功能的法律虛無主義思想，我們固然要從根本上予以批判，但那種認為有了法律就可以萬事大吉，只要實行了法治就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思想同樣是非常幼稚和有害的。事實上，過分依賴法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社會病態已引起了西方社會深刻的反思。比如海外學者余英時就曾指出，西方法治觀念已經給西方社會帶來了「過度發展的個人主義、漫無限止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復的訴訟制度、輕老溺幼的社會風氣、緊張沖突的心理狀態」等不良影響，他理智而深刻地指出，上述現象均屬社會病態而決非現代社會所要追求的目標。（註：參見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

對於法律局限性以及單純依靠法治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此有著自己的獨到理解。強秦因法制完備而致興盛，也因法律過於殘苛而致敗亡的教訓，給了後世歷代統治集團以深刻的思想啟迪。漢代以後，經過儒法之爭，主張「禮法」並舉的儒家文化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而成為古代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應當說並不是偶然現象。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重視「法治」的同時特別注重「德治」，強調「德法並舉」、「出禮入刑」，諸種社會控制手段綜合運用的做法早為實踐證明為高明理智之舉，它對於維系社會共同體的內部穩定起到了巨大作用。歷史與現實均已證明，這是在東方國傢具有普適性的治國之道，它反映了中國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對人性與法治本質的深刻領悟，反映了中國古代政治家們經過世代傳承所積累的治理多民族大國的成熟經驗和高超技巧。我們說，古代中國之所以能夠長期領先世界，保持其文化上的先進性，甚至在近現代仍然能對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在內的東方國家的法制文明發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應當說與此不無關系。

事實上，法律與道德以及與其他社會控制手段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與相互促進的關系，法律只有與包括道德在內的各種社會調整手段有機結合，形成彼此協調互動的運行機制，才能真正有效地發揮其內在功能。因為人類社會畢竟是由每個活生生的個體所組成的有機集合體，人類在需要物質生活維系生存的同時，更需要精神生活維系社會有機體的存在。那種離開了道德、文化等精神生活內涵的社會則決不是人類社會，只能是「動物世界」。而盡管法律與道德在內容上是相互包容涵蓋的，但再完善的法律都並不能自動提升社會的精神風尚與人們的道德水平。所以，要保證法律得以良性運作，我們就要在提高公眾法律意識的同時，著力提高公眾的道德素質。因為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公眾整體素質與文明狀況往往並不僅僅取決於該民族、該社會的法律意識情況，而恰恰在於整個社會的道德素養水平。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說，道德素養較好的人，雖然法律知識欠缺，但因其恪守內心的價值信念和道德底線，往往能夠做到嚴守自己的做人准則，其違法的概率一般相對較低。而那些法律意識較強但道德素質很差的人，由於沒有起碼的道德防線和規則意識，不能用道德信念來克制與約束自己的行為，往往難以抵制誘惑，容易滋生犯意和邪念，其違法犯罪的概率一般相對較高。比如那些窮凶極惡的刑事犯罪分子，其實施故意犯罪時應當說完全知道自己的行為後果，其不僅有很強「法律意識」，而且懂得如何鑽法律的漏洞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要建設現代法治文明社會，我們就應當要將社會公眾法律意識和道德素質的同步提高作為基本標尺，在重視法治的同時，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反映社會進步的價值觀念，提升社會公眾的道德水準，形成積極健康向上的社會道德環境和良好社會風氣氛圍；必須將法治與道德等社會控制手段緊密結合在一起，將法律和道德所內蘊的價值理念轉化為社會公眾內心牢固的思想信念，使之自覺以此來反省、判斷和約束自己的行為，從而縮小乃至消除法治理想與法律運作效果之間的落差，實現法律效益的最大化。

第二，既要重視法律的形式理性，更要重視法律的價值理性，在保證法律形式正義實現的同時，實現法律的實質正義。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強調「德主刑輔」的同時，雖然建構起了龐大的行政司法體制，但其法律的內在精神和功能在於維護皇權專制統治，而不是維護普通民眾的基本權益，因而中國傳統法制充滿了殘暴、腐敗和黑暗。新中國建立後，由於我們長期忽視法制建設，使得法律虛無主義盛行。「文革」期間，法制更是遭到嚴重破壞，使得包括國家主席和開國元勛在內的公民基本人權都不能得到保障。所以，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任務特別繁重艱巨。這就要求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中，首先應當要按照法治運作的要求架構體系完備的現代法制模式，實現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在立法上建構概念科學、邏輯嚴密、內部結構相互和諧統一的法律體系；在司法上建立程序嚴格、運作規范、各司法機構相互制約與配合的司法機制；在執法上建構嚴格執法、依法辦事，既保證國家公權力的有效運作，又使這種權利能得到有效監督的執法體制；等等。只有建立起形式合理完備的法律機制，才能為現代法治社會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建構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是確保法律能夠實現平等與規則正義的前提，而要使法律能夠實現良性運作，我們還必須對立法進行價值選擇與定位，實現法律的價值合理性。歷史反復證明，法治既可以正向價值為依歸，成為維護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正義，保障社會公眾福祉及其正當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害的有效手段；也可以負向價值為取向，成為推行專制和壓制、維護特權和私利、實行暴政和法西斯專政的工具。只有實現了法律的價值合理性，法律才能真正成為社會安定的保障器，公民合法權益的保護器，社會文明的推進器。

法律價值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有機統一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有效途徑。法律形式理性指向的是法律自身的結構或程序意義，它著眼於法律的操作功能，注重法律的邏輯嚴謹性，從技術層面說明了法治是一種「真法之治」。法律價值理性指向的是法律所內蘊的價值目標，它著眼於法律的精神理想，注重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和普遍性。它從客觀的角度，從社會的層次上，說明了法治是一種「良法之治」。現代社會中的法律只有實現了形式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和諧統一，才能真正贏得全體民眾從內心深處對法律心悅誠服的信任和信仰，真正使法律成為令人信服的社會理想信念和社會民眾自覺遵行的行為規則。

法律形式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是法律具有權威性的保證，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我們在進行法律制度設計時，應當要注意從古今中外吸取既適合於我國現實國情，又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制運作的成功經驗，精心架構結構精巧、程序完善細備、運作精良的法律機器；應當能夠敏銳洞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與要求，准確把握社會前進的脈搏和主線，將那些反映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氣質，反映中華民族特有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反映人類文明發展的共通要求和一般道德觀念，反映世界各國所共同接受的通行規則和一般價值理念的內容納入到立法之中，真正使立法能夠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與時俱進」地注意防止法律出現「時滯」現象，及時改良法制運作中存在的弊端，剔除與社會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內容，始終保持法律的先進性與科學性。

第三，既要重視法律的制度建設，更要重視司法執法人員素質的提高，做到法治的「硬體」與「軟體」相配套。

建國以來，由於我們長期忽視法制建設，使得執政黨以及黨的領導人失去了有效的法律監督與制約，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了巨大損害並直接導致了「文革」浩劫的發生，小平同志對此透闢地分析道，「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繼續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趨向反面。」（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他認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繫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這就告訴我們，我們能否真正有效地防止權力濫用，能否真正做到保障公民合法權益，能否最終建立井然規范的社會秩序，關鍵在於能否建立完善、系統、嚴密的法律制度體系及其運作機制。

更應看到的是，再完美無缺的法律制度畢竟都是人所設計出來並靠具體的人去推動和實施的。法律地位越重要，它對立法、司法和執法者的素質要求就越高。從某個角度說，「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註：《荀子·君道》。）實踐證明，法律的實際運行狀況與法律操作者素質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制度如果有了高素質法律人的操作，必然能充分發揮其強大的「善法」功能。而如果沒有素質良好的法律操作者，則再好的法律制度都可能會或形同虛設，或變形走樣。

在建構現代法制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強「硬體」法律制度建設，形成完整配套的對公權力行使進行有效監督與制約的權力制衡機制、對權力行使者進行問責落實的責任追究機制、對非法公權力行使對社會主體侵權造成損害時予以賠償的司法救濟機制、對法律操作者進行遴選、考評、提拔、監督、獎懲、淘汰的組織用人機制，將公權力行使嚴格限制在法定范圍內，確保法律操作者能夠按照法律規定的內容和程序嚴格依法辦事；另一方面，我們更應注重法律人才的「軟體」建設。必須在思想意識上加強對法律操作者的道德素質教育，使其養成忠於法律，信仰法律，願為神聖的法律獻出一切的意志品質；在業務素質上加強對使其進行業務素質教育，使其能夠做到精通法律、熟諳法律的正當程序和操作技巧，成為法律實務上的行家裡手，等等。只有使法製做到制度「硬體」精良精巧，人才「軟體」優品高質，法制才能得到良好的實施與運作。

第四，既要加強法制建設，更要重視法制運作的社會環境和基礎條件建設。

近現代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脫離社會現實基礎和客觀條件的法制變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對於法律與現實社會生活條件的內在關系，馬克思指出：「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恣意橫行。」（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9頁。）所以，盡管法制變革對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具有推動作用，但從根本上說，法律的內容和性質是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條件所決定的，法制變革能否成功也往往取決於後者。中國戊戌變法的失敗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其關鍵之處並不在於變法者的態度是否堅決，也不在於變法的內容是否先進，而在於這種變法具不具備必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眾支持等現實社會條件。

在中國以現代法治社會為建構目標的法制現代化進程，有著極為特殊而復雜的國情背景和阻礙因素。中國古代社會長達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統治和落後封閉的小農經濟，嚴重窒息了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生長發育，「官本位」、「義務本位」等傳統觀念則時時侵蝕著現代法治文明理念的形成。這就決定了在中國建設現代法治模式將是一個極為漫長艱難的過程，我們決不能企望僅靠法制變革就能一蹴而就地實現現代法治社會，而必須要在加強法制建設的同時，加強法制的外在運作環境建設，使已經建構起來現代法制模式能夠獲得良性運行和實施的社會基礎條件。

我們所說加強法律制度建設，是指要加強對立法、司法及執法的內在規律研究，在立法上應當要革除現有立法體制中的弊端，促進立法活動本身的法治化、民主化和公開化，推動高度透明、高效運作的現代立法體制模式的建立，從而迅速提高我國立法的科學性、先進性和實施的有效性，並使我國的相關立法實現與國際先進立法和通行規則相接軌；在司法上應當要在法律上和體制上真正賦予司法機關以司法獨立權，堅持司法運作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同時要完善對司法機關的法律監督機制，從而有效地遏制和防止司法腐敗，切實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在執法上要使各級政府部門養成嚴格按照法律和法律的正當程序辦事的習慣，遵循政府行為「法無授權即非法」的理念，堅決擯棄過去那種不按法律法規和程序規定，而只按上級「紅頭文件」、「會議紀要」甚至是「領導批示」來辦事的做法，做到行政行為的適法、公開和透明。

加強法制的外在運作環境建設是指要按照建設現代法治社會的要求，改革和完善現有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體制，形成良好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現代文化氛圍，從而為現代法制運行提供強大的社會力量支持。具體而言，要做到：

要加快現代民主政治建設，形成和完善權力相互制衡的政治體制，建立健全一整套完善先進的對公務員進行遴選、考核、評價、迴避、升降、淘汰等管理制度，以及形成相對完備的對公務員非法行政行為進行責任追究與處罰的法律制度；應當要通過法律明確規定各級政府機關的權力范圍、義務內容和角色定位，在賦予其行使公共行政權力的同時，要明確其應承擔的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和服務的義務與責任，切實改變行政機關存在的「官僚主義」、「衙門作風」等惡習，使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牢固樹立服務公眾的「公僕」意識；應當要求形成高效順暢和法治化的政府運作機制，建立廉潔精乾的公務員隊伍，培養行政機關注重行政行為的公開合法性和依法行政的習慣，從而能夠做到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權力行使進行有效的監督與制約，以確保一切權力的行使都必須依據法律和法律的正當程序才能作出，任何社會主體的正當權益因行政權力的非法行使而致損害的都能依法得到救濟，一切違法違紀的官員都應受到法律追究。

要加快市場經濟建設，建立能夠對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市場管理和市場秩序等進行有效調控的現代市場運行機制，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證券金融監管體系、市場管理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等法律制度，將一切市場主體的營利行為都納入法律所設定的規則范圍內，使其在享有法定范圍內最大限度的經營自主權和自由競爭權的同時，能夠做到公平競爭和守法經營。如果其行為擾亂了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侵害了其他市場主體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就必須要受到法律的追究與制裁，並使受害當事人能夠依法得到補償，從而確保市場經濟的健康安全運行，使市場主體的正當合法權益能夠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

此外，還要在社會民眾中培育和普及現代法律意識，大力建設與現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法律文化。從根本上說，法制改革與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的改革之間既互為內容與目標，也互為手段與途徑。因為現代文明社會乃是法治社會、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高度和諧統一，而現代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建設乃是傳統法制實現向現代法治嬗變的最重要保證，是中國最終建成現代法治文明社會的最深刻或最根本的標志。惟有大力推動現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以及法治文化建設，現代法制才真正得以建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才能真正得以建成。

C. 談談吧：憲法的司法化！

最高人民法院就山東省因陳曉琪冒名頂替齊玉苓上學引發的訴訟的法律適用問題做出回《批復》，有關法院在審答理這一案件時可以直接適用憲法的相關條款。此後，接二連三發生因侵犯憲法中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而引起的憲法訴訟案件。這使得憲法司法化的問題又一次得到法學界和司法界的普遍關注。

D. 清末司法改革的特點及意義

首先，中華法系兩千年的發展貫穿在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禮對法律的影響逐漸增大，從西周時期創制周禮，到西漢時期董仲舒進行春秋決獄改革，開始引禮入法，再到唐朝時期真正確立中華法系禮法合一的特徵，禮在中國法律發展中始終占據著一個重要地位。而在清朝，司法改革出現的禮法之爭的主要爭論就在於禮教制度是否應該繼續存在，這也意味著，中國的法律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既禮法分離。中國的法律發展開始向西方看齊，開始向法律現代化邁出第一步。

其次，《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具有近代意義的訴訟法，這兩部草案是以資產階級國家的訴訟制度和原則為基礎的，是中國法律開始近代化的一個標志之一。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程序法草案，意味著諸法合一的中華法系開始走向瓦解，中國法律中開始有了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區分。有助於人們司法觀念的形成，並為中華民國時期訴訟法的修訂及訴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再次，清末司法體制改革，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的行政與司法合二為一的傳統與體現專制主義的審判訴訟制度，確立了「司法獨立」原則，並確立了一系列司法機關的新職能,開始引入西方近代社會的監察體系，拉開了中國近代司法的序幕，開啟了中國法律近代化的進程。雖然在清朝覆亡在即的歷史背景下不可能全部施行，但卻為民國時期司法機關體系的建立和近代意義的訴訟審判制度的締造，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拓展：

清末司法改革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改革司法體制內的弊端為主要任務，並沒有觸及到傳統的司法體制的改革。第二個階段從改革官制入手，全面移植西方的司法體制，以實現預備立憲的目的。本文主要選取第一個階段《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的制訂過程和第二個階段的司法體制改革進行敘述。通過這兩個事件真實地再現清末司法改革的原貌，並著重討論改革中出現的爭議。

E. 什麼叫做垂直管理有何利弊

垂直管理是中國人民政府管理的一個主要特點，在行政體制改革中，作為中回央政府調控地答方政府的重要手段，垂直管理不斷得到加強。

1、弊端

隨著垂直管理部門的增加，這些部門原本存在的稅收流失、數據造假、環境惡化、生產安全等問題反而愈加凸顯。這意味著以削弱監督為代價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面臨著另一個嚴峻的挑戰。

2、利處

實行部門垂直管理，在增強中央宏觀調控能力，消除地方保護主義，保證政策法律貫徹落實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5)司法體制弊端擴展閱讀：

垂直管理特點：

審計、環保、安全監察等部門積極尋求垂直管理，把垂直管理作為其改革的目標。除上述形式的垂直管理外，中國的監督制度也導致了跨省、跨區域組織從不同的中央部門出現，通過檢查監督中央法令的執行。

在地方，這也可以看作是垂直管理的另一種特殊形式。垂直管理部門的共同特點是垂直性和相對獨立性。企業經營基本上與同級政府行政框架分離，封閉在制度框架內，強調企業的敏感性和保密性。

F. 澳門司法制度的簡介

論文摘要:澳門特區與香港特區都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其司法機關均自成體系,但是兩地在司法機關的范圍、法院體系、審判原則、法官制度等方面存在諸多不同。澳門特區司法制度與內地司法制度都是有關行使審判權和法律監督權的制度,但從本質上看,前者是資本主義的司法制度,後者則是社會主義的司法制度,它們在具體制度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別。
在澳門即將回歸祖國之際,探討澳門特別行政區與我國其他地區司法制度的異同,對於深入理解「一國兩制」的方針具有現實意義。
一、澳門特區司法制度與香港特區司法制度的比較
澳門特別行政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都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其司法機關均自成體系。但是,由於法制傳統的不同,兩地在司法制度上存在著不少差異。
(一)司法機關的范圍不同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只包括各級法院,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除各級法院外,還包括檢察院。香港原有的司法體制是以英國的司法體制為母本的。由於英國歷來是將刑事檢控職能歸於行政系統,不設立獨立的檢察機構。因此,在原香港,主管刑事檢控的機關一直屬於港英政府的律政司管轄。這樣,根據中英聯合聲明關於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除因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而產生的變化外,予以保留的精神,香港基本法所規定的司法機關就只包括法院,而行使檢察職能的律政司仍舊納入行政系統之列。澳門現行的司法體制則是建立在葡萄牙的司法體制基礎之上的。葡萄牙設有獨立的檢察官公署,檢察官公署作為司法機關的組成部分,享有自主權和法律規定的檢察職能。秉承葡萄牙司法體制的傳統,澳門不但有檢察院的設置,而且檢察院被列入司法系統。這樣,澳門基本法仍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司法組織中設立檢察院,檢察院得立於其他機關之外。
(二)法院體系的不同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院體系,一方面是按地區設立的,另一方面又按法院的功能設置。在地區一級,設立有裁判司署法庭和區域法院;在全港范圍內設立了一個高等法院,在高等法院之上,設立有一個終審法院。此外,香港特別行政區還根據專屬管轄原則依法設有獨立於其他法院之外,受理某一方面訴訟案件的專門法庭,如土地法庭、勞資審裁處等。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院原則上是按審級設置,即澳門特別行政區只設立初級法院、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在初級法院內可根據需要設立若干專門法庭。此外,澳門特別行政區也按法院功能設立行政法院,管轄行政訴訟和稅務訴訟,同時保留了原刑事起訴法庭的制度。
可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層次較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的層次多,這是由兩地地域、人口的不同狀況決定的。而行政法院的設置和刑事起訴法庭制度則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的特色,這些制度具有大陸法系司法體制的一貫傳統,在澳門已運作多年,為廣大居民所熟悉,因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體系中得到了保留。
(三)審判原則的不同
從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奉行的某些審判原則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中所不予要求的。
1、遵循先例的原則。長期以來,香港實行的是普通法的司法制度。普通法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成文法只是法官可予適用的法律的一部分,以判例法形式表現出來的普通法、衡平法,也是法律的重要淵源之一。由於普通法、衡平法都是法官在司法判決中積累起來的司法原則,因此,法官在判案時,就應當遵循過去法官在判決同類案件時所確立的司法原則,這便是普通法系國家和法官在適用法律時所應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即遵循先例的原則。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在適用法律時仍應堅持這一原則。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制度屬大陸法系,其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主要依據制定法,無須奉行遵循先例原則。
2、陪審制度的原則。香港基本法第86條規定:「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以保留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時由陪審員參與庭審並認定案件事實的制度。」其原則包括:擔任陪審員有資格的限制和要求;原則上,只有最高法院原訟庭受理刑事訴訟案件時才實行陪審;香港居民有應召出任陪審員的權利和義務。上述陪審制度的原則作為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之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得到了保留。而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中不實行陪審制度,自然不會遵守陪審制度的有關原則。
(四)法官制度的不同
1、法院院長資格的不同。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者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而對於出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院長者則無此限制。香港基本法的上述規定是針對英國政府單方面搞「居英權」計劃而作出的,目的在於限製取得居英權及其他國家居留權的人士,擔任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澳門的情況則不同。根據葡萄牙國籍法,凡在澳門出生的居民均有權取得葡萄牙國籍。相當一部分澳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都具有葡萄牙的居留權。鑒於這是歷史形成的問題,澳門基本法沒有要求終審法院院長在就職時,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但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雙重效忠問題,澳門基本法採取了變通性的措施,即終審法院院長在就職時必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使得終審法院院長在任職時不得使用或利用外國的居留權,不致產生雙重效忠問題。與之不同的是,香港基本法沒有規定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應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的限制已經達到了這一目的。

2、法官任免的不同。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的同意,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無類似做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免職,由行政長官根據其任命的不少於5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並徵得立法會同意後,予以決定。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免職,也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的同意。而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院長和法官的任命無需取得立法會的同意,其免職由行政長官根據立法會議員組成的審議委員會的建議決定,也不必徵得立法會的同意。3、法官任用的不同。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在香港任職的法官均可留用。而澳門基本法無類似規定,因為中葡聯合聲明並未規定原有法官可以留用,澳門現在的法官也基本上都屬葡萄牙編制。
二、澳門特區司法制度與內地司法制度的比較
從性質上看,澳門特區司法制度與內地司法制度都是有關行使審判權和法律監督權的制度。從本質上看,前者是資本主義的司法制度,後者則是社會主義的司法制度。它們之間既有共性,又有差別。
(一)審判制度
1、法院的法律地位。我國內地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法院作為行使國家審判權的機關,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受其監督。法院與政府、檢察院具有平行的憲法地位,但處於人民代表大會這一國家權力機關之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則與政府、立法會、檢察院均處於平等地位,不對其他任何機關負責或受其他機關監督。
2、法院體系。內地法院體系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含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在特定區域還設立了農墾法院、林區法院及經濟技術開發區法院等)和專門人民法院(含軍事法院、海事法院、鐵路運輸法院等)。可見,我國內地法院審級完備,建制完整。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僅包括初級法院(另在一審層次設有行政法院和刑事起訴法庭)、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三個層次,且均為單一設置。
3、法院職權。就法律解釋權而言,在內地,僅最高人民法院有權對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適用法律的問題進行解釋,其解釋對下級法院具有約束力。但這種解釋不是指法官個人在個案審判中對所適用法律的解釋,而是指最高法院就審判實踐中所遇到了法律適用問題所作出的指示性解釋,並且這種解釋通常產生於對基層法院或中級法院、高級法院的個別請示的批復。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均依法享有法律解釋權,這種司法解釋實際上是法官個人在具體判案時對法律條文所進行的解釋,但它不具有普遍的約束力。此外,內地法院享有的司法建議權(即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若發現不屬於人民法院主管的不法行為,有權向相應的機關提出建議,要求其處理)和基層人民法院享有的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的職權都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所不具有的職權。
4、審判原則。內地法院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均遵循獨立審判的原則,但其含義有所不同。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及個人的干涉。顯然,法院行使審判權須接受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此外,在法院內部,獨立審判並不表現為法官個人在行使職權上的完全獨立,並且下級法院要受上級法院監督,各級法院和專門法院要統一受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對審判委員會就具體案件作出的決定,合議庭必須執行。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立審判不僅意味著法院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而且意味著法官在依法進行審判時,不聽從任何命令或指示,法官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就是在法院內部,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審判也無權過問,只有在上訴時才能對該案發表意見。可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行使職權時的獨立性是絕對的。
5、審級制度。內地法院實行四級兩審終審制。即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審程序對案件的判決和裁定,當事人可以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人民檢察院可以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抗訴。上一級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審程序進行審理,審理後的判決和裁定除法律規定應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死刑案件外,都是終審的判定和裁定,不得上訴。但如果在上訴期限內不上訴或者不抗訴,那麼第一審的判決和裁定就是終審的判決和裁定。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二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一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都是終審的判決和裁定。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實行三級三審終審制。即當事人不服初級法院和行政法院的裁判,可以向中級法院上訴;如果不服中級法院對上訴所作的裁判,還可向終審法院上訴。當然,終審法院審判的第一審和第二審案件的裁判都是終審的裁判。
6、法官條件。內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將擔任法官的條件法定化,由法律保障實施,以保證法官的素質。但在具體要求上存在差別。內地法官的任職條件包括政治條件和專業條件,前者要求具備純正的政治品質,後者要求相當程度的法律知識,具備一定的業務水平。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官的選用則以其專業資格為首要標准,在學歷及經歷方面均比內地要求高。在國籍要求方面,內地法官必須由中國公民擔任,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官除終審法院院長必須由中國公民擔任外,其他法官無嚴格限制。

7、法官任免。內地各級人民法院的院長由同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任免(在地方兩屆人民代表大會之間,如果該級人大常委會認為有正當理由需要撤換法院院長,須報請上一級法院報經該法院的同級人大常委會批准),法官則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免。而澳門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的院長和法官均由行政長官任免,終審法院院長和法官的任免還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在任期上,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官一經任命,即為終身制,除非無力履行其職責不能留任,或行為與其所職務不相稱不宜繼續任用以外,不能被罷免。對內地法官的任期,《法官法》未予明確規定,但各級法院院長是有任期限制的(每屆5年),到期必須換屆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8、澳門特區終審法院與最高人民法院。澳門特區終審法院與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享有終審權的法院,二者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但是,這並不表明澳門特區終審法院具有與最高人民法院同等的地位。雖然最高人民法院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行使審判權,但它仍然是中國的最高審判機關。雖然澳門特區終審法院有權受理當地各級法院的最後一級上訴,但它在全國法院系統中仍處於地方性法院地位。
(二)檢察制度
1、檢察院的法律地位。在兩地,檢察院都是行使法律監督權的機關。但在內地的國家機關體系中,檢察院居於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之下,與政府、法院互不隸屬,相互獨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制架構中,檢察院與政府、立法會和法院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2、檢察院的體系。內地檢察院的組織系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分院,自治州和直轄市人民檢察院;縣、市、自治縣和市轄區人民檢察院;省、縣一級人民檢察院還可在工礦區、農墾區、林區設置人民檢察院,作為派出機構)和專門人民檢察院(包括軍事檢察院、鐵路運輸檢察院和其他專門檢察院)。可見,內地檢察院體系完備,且其設置與各級法院是平行對應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並沒有參照法院的組織體系設置,而是採取單一系統的運作形式,只設一間檢察院。
3、檢察院的領導機制。就在政治體制中的領導關系而言,內地人民檢察院實行雙重領導體制,即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同時,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受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的領導,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統一受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領導。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不存在檢察院對其他機關負責的問題;同時,由於檢察院是獨一設置,所以也不存在檢察院上下級之間的垂直領導關系。就檢察院內部領導關系而言,兩地均由檢察長統一領導檢察院的工作。此外,為了保證集體領導,內地各級人民檢察院還設有檢察委員會,在檢察長的主持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討論決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問題。如果檢察長在重大問題上不同意多數人的決定,可以報請本級人大常委會決定。人大常委會所作出的決定,檢察院應當執行。這種領導體制既考慮了檢察長在檢察院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力圖避免一長制的弊端,有利於發揮民主,加強集體監督,保證正確行使權。檢察委員會的設置是中國檢察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澳門基本法沒有明確規定檢察院的具體組織形式,但澳門檢察制度中沒有集體領導的傳統,由此可以推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也不會設立類似檢察委員會的集體領導機構。
4、檢察院的職權。(澳門基本法沒有具體列舉檢察院的職權,但筆者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職權的推定,是根據澳門基本法有關規定的精神及澳門現行檢察院的職權作出的。)兩地檢察院均具有審判監督權、偵查和偵查監督權、公訴權、參與民事訴訟權等職權。在司法解釋方面,最高人民檢察院有權解釋在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無權解釋法律。在法律咨詢方面,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是行政長官的法律顧問,負責向行政長官就有關法律方面的事情提出意見或建議,而內地人民檢察院無此項職權。
5、檢察院的活動原則。兩地檢察院均奉行法制原則(依法行使職權)、公益原則(維護國家或社會公益利益)、獨立原則(獨立行使職權)。但在獨立原則的具體體現上不盡一致。在內地,檢察院是由國家權力機關產生的,其檢察權的行使必須接受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也就是說,檢察院不可能以絕對分立於權力機關的形式而運作。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享有和行使高度自治的檢察權,不受任何其他機關的監督,也無須對其他任何機關負責。
6、檢察院的組成。內地各級人民檢察院均由檢察長1人、副檢察長和檢察員若幹人組成。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則由檢察長1人和檢察官若幹人組成。

7、檢察人員的任免。內地各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罷免,而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和檢察員,由該檢察院檢察長提請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免。除最高人民檢察院之外的各級檢察院檢察長的任免,均須報所屬上一級檢察院檢察長提請該級人大常委會批准。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的任免由中央人民政府根據行政長官的提名或建議決定。檢察官的任免由行政長官決定。在任期上,兩地的檢察官一經任命,即為終身制,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經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職、降職或辭退。但內地各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任期是有限制的,即每屆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8、澳門特區檢察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澳門特區檢察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都是中國的行使檢察權的國家機關,但二者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從本質上看,前者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檢察機關,後者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檢察機關。從地位上看,前者是地方性的檢察機關,後者是全國最高檢察機關。在運作上,前者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任何干涉,後者要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領導。在管轄上,前者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履行職能,後者在內地履行職能,二者互不幹涉。

G.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特點

1. 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2.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司法機關受地方行政影響，司法權行政化，法院管理體制不科學，法官素質不高，審判方式不科學。這些問題導致司法公正難以實現，影響了司法權威和法律的統一。
3. 構建中國特色司法制度必須進行的改革包括：改革現行司法體制的外部關系，確保司法機關在財政、人事上獨立於行政機關；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
4. 改革司法體制的外部關系，包括改革司法機關的地區設置，改革司法人事管理體制，改革司法財政管理體制。
5.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包括以審判公開為核心，改革庭審方式，改革審判方式，簡化訴訟程序。
6. 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包括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強化檢察監督，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7. 司法體制改革需要我們全社會全民族的智慧，以最終實現司法的公正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