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法典的結構

Ⅰ 德國民法典的體例結構

德國民法典的體例結構為五編制體例。這也是它的一大特色。

按照查士丁尼回法典答模式制定的各國民法典一般分為：人、債、物和繼承四個部分(各國在具體安排上可能有所差異)。

而德國民法典則把總則作為第一編，打破了這一傳統。總則之後是債法、物權法、親屬法和繼承法四個部分。這主要是遵循了羅馬法學家的分法。

(1)德國民法典的結構擴展閱讀：

《德國民法典》在立法技術方面的高超的成就，一直受人稱道的，並遠遠高於《法國民法典》。這種成就表現在：

在大的方面，整個法典的體系十分合理，邏輯性強；在規定方法上，採取適度的概括方法；在用語方面，名目做到精確一致。

法典的語言和思維方式不能密不可分，抽象概括式的《德國民法典》，傾向於使用一種法律的專業語言和藝術語言，傾向於創造抽象的語言和技術意義的表達方式。

所以精密的概念必然需要一種嚴密的體系作為來確定其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和上下屬關系。

Ⅱ 民法典體系結構是什麼

1.民法典體系包含了總則篇、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回繼承編、答侵權責任編，以及附則。
2.民法典的體系結構來源於現實生活之中。現有民法典的體系結構基本可分為兩種:一是法國民法典的「人——物」對應結構;二是德國民法典的「總——分」對應結構,這兩種結構均有法典目的缺失的缺陷。我國民法典的結構設計應體現以人為本位、以權利為中心、以責任為手段的思想,以此設計的民法典實行三編制:第一編人法,第二編權利法,第三編侵權行為法。這一結構既具有民法文化的支持,也能使我國民法典結構具有一定的原創性。
民法典的制定過程,實際上是一國的民事法律體系化的過程。在沒有民法典的國家中,並不意味著沒有民事立法。民法典就是現實中的實在法以一定的方式組合在一起的外殼。要將這些雜亂存在的實在法組合在一起,就得為其提供一個體系框架,使每一民法材料都能在這個體系框架中各得其所,和諧共存,這就是民法典的體系結構。有了以一定結構構成的體系,各種民法材料的加工才有一個歸屬。因此,體系結構的設計是民法典制定的基礎。

Ⅲ 比較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異同並分析原因

一、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不同：
1、二者編纂體例不同
《法國民法典》以羅馬法的《法學階梯》為藍本，分為三編，即：人法、物法、債法。《德國民法典》以羅馬法的《學說匯纂》為藍本，分為五編，即：總則、債、物權、親屬和繼承。
兩者相較，顯然是德國民法典體例的編纂更加合理科學。首先，法國民法典未設「總則」一編，全部內容洋洋灑灑鋪陳下來，無原則性統帥，顯得紛亂不系統。而德國民法典則設有「總則」一編，在此原則性統帥下，其餘各部分密切結合在一起，從而使整部民法典成為一體，體系更加完備，結構更為嚴謹。
其次，法國民法典將「債」置於財產法之中，債權物權混為一體，而德國民法典卻是為「債」單獨設編的。物權是絕對權，針對所有人，而債權是相對權，只針對特定人;物權反映了靜態的財產所有關系，而債權反映了動態的財產流轉關系。此兩種民事權利法律屬性不同，對其加以區別設編比較妥當。
2、二者語言風格不同
法國民法典與德國民法典誕生於不同的時代背景與歷史條件下，因為對於它們有著不同的要求和期望，立法者有著明顯的偏重，這就導致了它們有著彼此相左、甚至完全不同的語言風格。
在近代法典編纂運動時期，通俗、簡明的語言風普遍為歐洲民法國家所認同。編纂法國民法典時，起草者們迫切希望編纂出的法典能夠迅速為民眾所理解和接受，因而拿破崙和立法者們就非常傾向於這種通俗、簡明的民法文風。
德國民法典則顯得抽象難懂，這與起草者們根深蒂固的日耳曼式思考方式不無關系。比起用簡明通俗的語言來表述法律這種應該嚴格對待的文本，起草者們更傾向於運用其日耳曼民族善於邏輯理性和抽象思維的長處來表達思想，並用專業化法學術語來書寫文本，最終使法典形成了這種抽象深奧、晦澀難懂的語言風格。

二、二者的相同點：
《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這兩部資本主義民法史上最重要的法典，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民法典。

三、原因：二者出台背景不同
如前所述，兩部法典在產生上有時間的先後順序，這也是二者所體現的特點不同的原因之一。l9世紀初，《法國民法典》出台於資本主義早期，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以自由競爭為基本特徵。私人財產所有權獲得了最大程度上的保護，近乎成為一種無限制的私權。
比起《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產生於19世紀末，幾乎晚了一個世紀，此時資本主義發展日趨成熟，該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以壟斷為基本特徵。在此時期，法律對於國家和公共利益更為關注，德國社會更加強調對個人作出必要的限制，國家干預也愈發加強。故而，比起《法國民法典》的無限制私人財產權，《德國民法典》對其限制更為謹慎和嚴格。

Ⅳ 德國民法典共有多少條

德國民法典共有復五編，總計制2385條。

德國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國於1900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法典，全稱為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簡稱BGB），是大陸法系中最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法典共有五編，分別為總則（Allgemeiner Teil）、債務關系法（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物權法（Sachenrecht）、家族法（Familienrecht）和繼承法（Erbrecht）。該法典不同於法國民法典之處在於，將規定債權關系的條文移至物權法之前，反映了新型的債權法理念。該法典對於同時期制定的日本民法典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Ⅳ 德國民法典的編制

德國民法典在形式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它的五編的結構。從羅馬法的法學階梯到法國民法典，民法一直被劃分為人法和物法。法國民法典分為「人」、「財產及對於所有權的各種限制」、「取得財產的各方法」三種編，實際上就是這種劃分法。1811年的奧地利普通民法典也是如此分編的（雖然人們把它劃入德意志法系）。1756年的巴伐利亞民法典對法國民法典的劃分法就有所變通，設有單獨的「繼承法」一編。1863年的撒克遜民法典則分為5編，設置了總則編。這種五編的劃分法，特別是總則編的設置，是潘德克頓法學的產物。撒克遜民法典採用這種編制，影響並不大。德國民法典採用這種編制，就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引起了各國民法學者的注意和討論。這種影響甚至到了法國[16]。而關於「總則」編的討論則一直持續到後世。
德國民法典分為5編：總則、債的關系法、物權法、親屬法、繼承法。與法國民法典比起來，主編結構的特點在於：總則編的設置、債與物權的嚴格劃分、繼承編的獨立。以下就這三點略加討論。 德國民法典的總則編是最引人注意、最引起爭議的問題。
首先是整個民法有沒有「總則」，即從人法與物法兩部分里能否抽象出共同的規則來。在潘德克頓學派看來。回答是肯定的。總則編就是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從理論上說，這是能成立的。因為在人法（或稱為身份法）和物法（或稱為財產法）兩部分里，確實存在著共同的問題，從而應當有共同的規則。例如主體（權利主體），客體（權利客體），權利的發生、消滅與變更，權利的行使等。這樣，在人法和物法之上，設一個總則編，規定人的能力、法律行為等，是可能也是應該的。
再說，如果民法只能劃分為人法和物法，這兩部分之間沒有共同之處，民法就成為這兩部分的機械的合並，那麼，有什麼理由把這兩部分稱為一個民法呢?如何構成一個整體呢?有了總則，人法和物法兩部分就成為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民法才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了。
因此，從邏輯上說，總則是應該有的。
正因如此，德國民法典的總則編才那麼吸引人，那麼引人贊嘆，特別使重視邏輯體系的人為之傾心。在總則編規定的幾種主題（如「人」、「物」、「法律行為」等）中，「法律行為」特別動人。民法里有各種行為，如合同、遺囑、結婚等等，「法律行為」這一概念，把許多種行為概括在一起，從而使整個民法成為一體。德國民法典的總則編正是以法律行為這一概念為核心建立起來的。
但是，德國民法典的總則編越到後來，越是受到一些人的懷疑。懷疑是從這樣一個問題發生的：「總則」真是「貫穿」於民法全部的規則嗎？事實表明，總則中有些規定是不能適用於民法全部的。就有關主體的規定說，法人只是財產法（債編和物權編）里的主體，不能成為身份法（親屬法和繼承法）里的主體，因而總則編中關於法人的規定就不是全部民法的「總」的規定。有關法律行為的規定也有不少是不能適用於身份法的[17]。可見要想在財產法與身份法之間建立「共同規定」（總則）是做不到的。
不過，無論如何，為民法設立一個總則編，究竟是一個偉大的嘗試。總則編至少在兩方面有其不可否定的意義。第一，使民法中的身份法與財產法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身份法里也有些地方適用總則里的規定，並不是完全不能適用）。第二，避免了或減少了許多重復之處。例如關於能力的規定，就避免了在各個法律行為中（合同、婚姻、遺囑等）逐一規定的重復做法。
對於民法中的總則問題，不僅學者間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在1900年以後公布的各國民法典中，也有設總則的，也有不設的，最新的一部民法典——荷蘭民法典則採取調和的辦法、不設整個民法的總則，而設一編「財產法總則」。
法國比較法學家達維德說得好：總則「牽涉到的問題，真正說起來，不單是法的結構，而更多的是總則所表現出來的系統化精神與抽象的傾向。[18]」 德國民法典第二編是債法，第三編是物權法。這樣，把民法財產法部分中的債的關系與物權關系，嚴格劃分開，分別規定於兩編。
法國民法典規定有「契約或合意之債的一般規定」（第3編第3章）、「非因合意而發生的債」（第3編第4章)，可見該法典已有「債」的概念。但這些都規定在《第3編：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之下。在這里，債法並沒有獨立的地位。債的關系是作為取得財產的「方法」而存在的，它是財產法（狹義的財產法，即物權法，更狹義的是所有權法）的附庸。德國民法典中，債法則獨立成編，與物權法（財產法）並列。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是法制史中合乎規律的發展。有兩位英國法學家曾經指出：在十九世紀以前，法學家們把合同法看作是「財產法的附庸」（這里所謂財產法，指的是英美法中的財產法，即物權法，特別是不動產法）。法國民法典正是這樣[19]。
另一方面，法國民法典把擔保物權（質押、優先權及抵押權）規定在各種合同之後，也規定在第3編。這種做法是認為，擔保物權是附屬於債權而發生和存在的。
德國民法典從法律關系和權利的性質出發，認為，債權和物權是不同性質的權利，不應混在一起。擔保物權（質權、抵押權等）和所有權同屬物權，應該規定在一起，而合同、侵權行為等則屬於債的關系，應該規定在一起，二者應各自成編。這樣，德國民法典清楚地劃定了物權與債兩個概念。而這一點在法國民法典是不十分清楚的。
德國民法典不僅分別設置了《債的關系法》與《物權法》兩編，而且在民法理論中嚴格劃分債權的行為（負擔行為）與物權行為（處分行為），並發展為物權行為無因性的理論。這一點形成了德國民法的一個突出的也是有爭議的）特色。
對於德國民法典嚴格劃分債與物權的辦法的一種非難來自關於買賣合同的問題。特別在與英美法中的規定比較時，更受到批評。在英美法，關於買賣的法律既解決買賣雙方的義務，也解決買方取得所有權的問題。而在德國民法典，這兩個問題分別由債法和物權法去解決[20]。這對於學習民法的人和適用法律的人都很不便。不過德國法自有它的一套理論和辦法，德國民法認為取得所有權的問題不是買賣行為中獨有的，而是幾種債的關系（買賣、贈與、互易）中都有的。把這個問題另行規定，以免重復，更好一些。何況從法律行為（這是德國民法中的一個核心問題）的性質說，這兩個問題分屬於兩種性質的不同的法律關系，本來就應該分開。
至於說因為擔保物權具有從屬性，就應把它作為合同關系的附從物而規定在債法中，不論在邏輯上，在新發展的擔保物權（現在已有了不附屬於債權而發生的擔保物權，例如最高額抵押）上，都講不過去[21]。 法國民法典把繼承規定在《第三編：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中（第一章：繼承；第二章：生前贈與及遺囑；第五章：夫妻財產契約及夫妻間的相互權利。），以之與「買賣」、「租賃」等並列。這種規定方法在那個時代可以說有特殊意義、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參見本文第一節）。但在理論上是有問題的。
繼承，單就其財產移轉方面看，確是取得財產的一種方法。但這種方法與買賣等取得財產的方法有根本的不同。買賣是一般債的關系，在任何人與他人之間都會發生。而繼承這種財產移轉，只能在有一定的親屬關系的人之間發生，換言之，繼承是建立在一定身份關系之上的一種「取得財產的方法」。正因如此，關於繼承就有一些與一般債的關系很不相同的規定，例如這種財產移轉沒有等價有償的性質，有法定的份額（應繼分與特留分），在一定情形上可以剝奪繼承權等。所以把繼承與買賣並列規定在一起是不合理的。德國民法典設置一個獨立的繼承編，當然要合理得多。

Ⅵ 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相比有哪些進步

首先，德國民法典編章結構更為合理。法國民法典分為三遍，分別是人，財產及對所有權的各種限制，，去的財產的各種方法。德國民法典測分為五編，分別是總責編，債務關系編，物權法編，親屬法編和繼承法編。
其次，德國民法典語言抽象概括性強，概念精準，體系嚴謹，發明了很多民法專業術語。這是法國民法典不能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