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罪刑法定

A. 試論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
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規定，就是通常所說的「罪刑法定」原則。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就是法院在判定一個人是否犯罪以及判處何種刑罰，必須依照法律的明確規定，不能隨意判案。具體說，只有法律將某一種行為明文規定為犯罪的，才能對這種行為定罪。判定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罪，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和標准，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和要求的，不能任意解釋、推測而定為有罪，並且在罪名的認定上也要按照法律的規定，法律規定是什麼罪，就定什麼罪。同時，對於犯罪的處罰，即判什麼刑，也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量刑標准，輕罪輕判，重罪重判，不能輕罪重判，重罪輕判。另外，罪刑法定原則在法律的適用上，還有以下幾個重要含義，一是時效原則，即認定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必須以行為時的法律規定為准，有的行為，在當時法律並未規定為犯罪，但事後由於法律作了補充、修改，該行為被規定為犯罪，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不能用事後的法律去追究法律頒布前發生的行為。另一個含義是，對於刑法的規定，法院不能作出超越法律原則、界限和法律原意的解釋，法院的司法解釋必須在法律規定的基礎上，必須遵從法律的原意，不能創製法律。第三，罪刑法定原則應當嚴格禁止類推。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是相對封建社會的罪刑擅斷而言的，確立這個原則，是現代刑事法律制度的一大進步。我國1979年制定的刑法雖然沒有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但仍然是以這一原則作為立法和執法基礎的。鑒於當時實際情況，刑法中規定的犯罪比較少，而犯罪情況很復雜，可能出現一些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需要追究，而法律又沒有規定的情況，因此，為了有利於同犯罪作斗爭，原刑法在堅持實行罪刑法定原則的基礎上，規定了有嚴格控制的類推制度，即對於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最相類似的條文定罪判刑。原刑法對類推的規定，是嚴格限制在必須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范圍內，在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掌握也非常嚴格，批準的類推案件極少。

B. 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根據法理學的理論，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基礎可以歸結為以下兩點：
1、三內權分立理論；立法容權與司法權的相互制約，防止法院任意定罪。
2、心理強制說，基本含義是罰與違法的精神動向相聯系必須藉助於一定的中介，這就是公民對痛苦與犯罪不可分的確信。而建立痛苦與犯罪不可分的確信的唯一途徑就是用法律進行威嚇。這樣試圖犯罪的人不管它具有何種犯罪動向，都面臨著刑罰的威嚇，就會因該種威嚇而不敢實施任何犯罪，從而達到國家預防犯罪發生的目的。
希望我的回答對你有幫助！

C. 論罪刑法定原則與犯罪構成的關系

罪行法定原則是指什麼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種犯罪的構成條件專是什麼，有哪些屬刑種，各個刑種如何適用，以及各種具體罪的具體量刑幅度如何等，均由刑法加以規定。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罪行法定原則證明什麼是犯罪，犯罪構成要件是明確說明什麼樣的行為才能夠構成犯罪，也就是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為犯罪，是對罪行法定原則的補充和說明。

D. 討論罪刑法定原則及其貫徹執行

討論罪刑法定責，嗯，我覺得應該是看這個人犯的罪的，嗯等級吧，如果是非常的令人厭惡傷心的，最那肯定定的就是比較嚴重，當然是我們是要根據憲法來進行貫徹執行的。

E. 論文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中的體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規定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規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中的法典化，表明我國刑法由偏重於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向保護社會與保障人權並重轉變的價值取向，標志著我國刑事與法的一個重大發展。
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罪刑法定原則，我國只將罪刑法定原則規定在刑法中。97年刑法修訂以前，我國憲法規定法和刑法對於罪刑法定原則都沒有明文規定，但根據立法精神，我國刑法是傾向於罪刑法定主義的。97年刑法在第三條中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這一規定無疑是我國刑事立法活動的又能一重大成果。我國刑法典自始自終體現著這一原則，下面從總則與分則兩個方面分別予以闡述。
（一）從總則方面看。刑法規定了犯罪的概念。97年刑法第13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它權利，以及其它危害社會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一犯罪的法定概念，從根本上回答了什麼行為是犯罪以及為什麼這些行為是犯罪的問題，它是劃分罪與非罪的總的標准。這一定義強調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徵，同時又將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規定為違反刑法的行為，使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使犯罪概念具有以下積極意義；首先在立法者將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有選擇地賦予刑事違法性的屬性，使社會危害性在刑法規范中得到明確具體的反映，這就是為追究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提供了法律依據，為司法工作人員認識危害性起到了指示作用。其次，通過刑事違法性反映社會危害性，應以刑法的規定為准繩。司法人員只能依法定罪量刑，不能依司法工作人員的好惡而任意出入人罪，這就為無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起到了保障作用。最後，立法者將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確認為觸犯刑律的行為，使之在刑法中得到不定的法律評價，這就為人們提供了一張應受刑罰的行為的清單，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行為模式，對人們的行為起著指引作用。
刑法還有對犯罪主體的規定。刑法第17條規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刑法不僅規定了犯罪主體的刑事責任年齡，還對精神病人以及醉酒的人的刑事責任能力作了規定。刑法第18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除了對自然人主體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外，97刑法還規定單位也可以成為犯罪的主體。刑法第30條：「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這樣刑法就為處罰單位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解決了因對單位定罪無法可依而不得不不了了之的問題，寸步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
我國刑法對刑罰種類也做了明確規定。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其中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等。我國刑法不僅規定了刑罰種類，而且同時對適用某一種的條件作了限制，例如死刑，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刑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不僅如此，刑法對量刑原則也作了明確規定。刑法第61條：「對於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在量刑方法上不僅對量刑的總的原則作了規定，還對量刑的具體原則作了規定，（例如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原則，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的原則，犯罪預備、未遂與中止的量刑原則，主犯、從犯、脅從犯與教唆犯的量刑原則，累犯、自首的量刑原則，等等）。
此外，我國刑法總則對故意犯罪、過失犯罪、刑罰以及具體的刑罰刑罰制度都作了明確規定，不僅如此，新刑法還廢除了類推制度。這些都是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中的具體體現，此處不再作贅述。
（二）從分則方面看，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光靠犯罪概念是不夠的，要具體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離不開犯罪構成。總則中規定了犯罪構成的主體要件，而另外三個要件-------主觀方面、客體和客觀方面則須要從分則中才能找出。比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據這一規定，構成本罪，主觀上必須具有犯罪故意，客觀上必須實話了殺人的行為，並且可以推出該行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再聯繫到刑法總則第17條的有關規定可以確定：犯罪主體是年滿十四周歲的具有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根據上述要件，就可以正確地認定故意殺人罪了。不僅如此，上述故意殺人罪的罪狀還規定了該罪的法定刑。對具體犯罪的法定刑規定的形式，從各國的立法例來看，存在著三種情況：第一是絕對確定的法定刑；第二是絕對不確定的法定刑；第三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我國採取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的立法例，即在法律條文中規定一定的刑種、幅度，並確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這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它體現了相對罪刑法定的精神。
由上而論述可以看出，從什麼是犯罪到對犯罪人定罪量刑，我國刑法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再加上我國廢除了類推制度，可以說基本貫徹了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的法典化，將有利於我國刑法立法司法和行刑活動，有利於我國奉行依法治國，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和打擊犯罪的政策思想，它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走向成熟與完善的新階段。

F. 試論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
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淵源，一般認為是1215年英王約翰簽署的大憲章，大憲章第39條確定了「適當的法定程序」的法的基本思想。該條規定：「凡是自由民除經其貴族依法判決或遵照國內法律之規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監禁、沒收其財產、褫奪其法律保護權，或加以放逐、傷害、搜索或逮捕。」到了17、18世紀，歐洲大陸啟蒙思想家針對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斷、踐踏人權的黑暗現實，更加明確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張，並以三權分立說和心理強制說作為其理論基礎，使罪刑法定的思想更為系統，內容更加豐富。法國大革命勝利後，罪刑法定這一思想由學說轉變為法律，在憲法和刑法中得到確認。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8條規定：「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在《人權宣言》這一內容的指導下，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4條首次以刑事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由於這一原則符合現代社會民主與法治的發展趨勢，至今已成為不同社會制度的世界各國刑法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項原則。
基本要求
（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罰必須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規定，不允許法官隨意擅斷。（2）實定化，即對於什麼行為是犯罪和犯罪所產生的法律後果，都必須作出實體性的規定。（3）明確化，即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確切，不得含糊其詞或模稜兩可。罪刑法定原則從產生之日起發展演變到今天，已經歷了數百年的歷史。在這期間，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狀況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必然反映在立法上，要求罪刑法定原則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則發生了從絕對罪刑法定原則到相對罪刑法定原則的重大轉變。絕對的罪刑法定原則是一種嚴格的、不容變通的原則，它要求犯罪和刑罰的法律規定必須是絕對確定的。法官沒有任何自由裁量的權力。這一立法思想反映在刑法立法上就形成了絕對的罪刑法定原則，其基本內容是：（1）絕對禁止適用類推，但是不禁止擴大解釋，把刑法的明文規定作為定罪的唯一根據。對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能通過類推或者類推解釋以犯罪論處。（2）絕對禁止適用習慣法，把成文法作為刑法的唯一淵源。對於刑法上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允許通過適用習慣法定罪。（3）絕對禁止刑法溯及既往，把從舊原則作為解決刑法溯及力問題的唯一原則。對於行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為當時有效的法律為依據，行為後頒行的新法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4）絕對禁止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罰的名稱、種類和幅度，都必須由法律加以確定，並且刑期必須是絕對確定的，既不允許存在絕對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許規定相對的不定期刑。相對的罪刑法定原則是對傳統的絕對罪刑法定原則的修正，其基本內容是：（1）在定罪的根據上，允許有條件地適用類推和嚴格限制的擴大解釋，即適用類推必須以法律明確規定類推制度為前提，以有利於被告人為原則，不允許不利於被告人的類推；進行擴大解釋必須以不超越解釋許可權為前提，以符合立法精神為原則，不允許越權解釋或違背立法本意作任意解釋。（2）在刑法的淵源上，允許習慣法成為刑法的間接淵源，但必須以確有必要或不得已而用之為前提。只有當構成犯罪的要件確定後，必須藉助習慣法加以說明時，習慣法才能成為對個案定性處理的依據。（3）在刑法的溯及力上，允許採用從舊兼從輕的原則，作為禁止刑法溯及既往的例外。新法對其頒布施行前的行為，原則上沒有追溯的效力。但是，當新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處罰較輕時，則可以適用新法。（4）在刑罰的種類上，允許採用相對的不定期刑，即刑法在對刑罰種類作出明文規定的前提下，可以規定出具有最高刑和最低刑的量刑幅度，法官有權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內選擇確定適當的刑種和刑度。 從當今世界各國的刑法立法和司法現狀來看，早期的絕對罪刑法定原則已受到嚴峻的挑戰，代之而起的相對罪刑法定原則，成為各國刑法改革的發展方向。
歷史沿革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是罪刑法定的基本含義。這個命題雖然是用拉丁文表示的，但並不意味著在古羅馬法中就實行罪刑法定原則。不過，根據有關學者的考證，在古羅馬法中有類似的原則，稱為「適用刑罰必須根據法律實體」。但由於當時犯罪的構成要件並不明確，因此談不上嚴格意義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淵源，一般認為是1215年英王約翰簽署的大憲章第39條，它確定了「適當的法律程序」的法的基本思想。該條規定：「凡是自由民除經其貴族依法判決或遵照國內法律之規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監禁、沒收其財產、褫奪其法律保護權，或加以放逐、傷害、搜索或逮捕。」 罪刑法定的思想，在17、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更為系統與全面的闡述，由此形成了一種思想潮流，與封建社會的罪刑擅斷相抗衡。例如，英國哲學家洛克提出：「處在政府之下的人們的自由，應有長期有效的規則作為生活的准繩，這種規則為社會一切社會成員所共同遵守，並為社會所建立的立法機關所制定。」那麼，這些規則應該採取什麼形式呢？洛克認為：「制定的、固定的、大家了解的，經一般人同意採納和准許的法律，才是是非善惡的尺度。」法國著名啟蒙學家孟德斯鳩也有類似的論述，但是，較為明確的闡述罪刑法定原則的是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利亞，貝氏指出：「只有法律才能為犯罪規定刑罰，只有代表根據社會契約而聯合起來的整個社會的立法者才能擁有這一權威。任何司法官員（它是社會的一部分）都不能自命公正的對社會的另一成員科處刑罰。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罰就不再是一種正義的刑罰。因此，任何一個司法官員都不得以熱忱或公共福利為借口，以增加對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罰。」貝卡利亞對封建社會的刑罰擅斷進行了猛烈地拼擊，表達了對實行罪刑法定原則的法治社會的無限嚮往。當然，罪刑法定真正成為刑法的基本原則，還是近代刑法學鼻祖費爾巴哈有力倡導的結果。費爾巴哈在《對實證主義刑法的原則和基本原理的修正》一書中指出：「每一個判刑的行為都應依據法律處刑。」而費爾巴哈「哪裡沒有法律，哪裡就沒有對公民的處罰」一語更是使罪刑法定原則的精神實質昭然若揭。 罪刑法定從學說到法律的轉變，是在法國大革命勝利以後完成的。在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8條規定：「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罪前已經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在《人權宣言》這一內容的指導下法國制定了刑法典，並於1810年公布施行，這就是舉世聞名的1810年《法國刑法典》 。該法第4條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沒有在犯罪行為時以明文規定刑罰的法律，對任何人不得處以違警罪、輕罪和重罪。」1810年《法國刑法典》一經頒行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仿效的範本，遂使罪刑法定主義成為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中通行的刑法基本原則之一。 以上是罪刑法定原則從學說到法律的歷史沿革，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罪刑法定原則是在反對封建社會的罪刑擅斷的斗爭中提出來的刑法原則，是刑事法治的應有之義。

G. 刑法中罪行法定原則的論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規定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規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中的法典化，表明我國刑法由偏重於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向保護社會與保障人權並重轉變的價值取向，標志著我國刑事與法的一個重大發展。
一、罪刑法定原則的歷史沿革。

罪刑法定原則，又稱罪刑法定主義。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Nullum crimen sine lege）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Nullapoena sine lege）是其基本含義。在古羅馬法中，曾有類似的規定：「適用刑罰必須根據法律實體」，但由於當時犯罪的構成要件並不明確，因此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淵源，一般認為始於1215年英王約翰簽署的大憲章（Magna carta）第39條，它奠定了「適當的法定程序」（Due proecrss of law）的法的基本思想。它規定：「凡是自由民除經其貴族依法判決或遵照國內法律之規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監禁、沒收其財產、搶奪法律保護權，或加以放逐、傷害、搜索或逮捕。」這一法的基本思想經過一六二八的權利請願書（petition of right），一六八八年的權利典章，不僅在英國本土扎了根，而且在其聯邦也發生了廣泛的影響。這一思想傳入美國後，產生了1774年的十三個殖民地代表會議的宣言和1776年的弗吉尼亞州的權利宣言。1787年美國憲法有「不準制訂任何事後法」的規定，各州亦有同樣的規定。1791年修改憲法第五條規定：「不依法律規定，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在英美法系中，罪刑法定原則的具體體現不同於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不實行成文法，而是實行判例法。因此，英美法系對當事人權利的保障主要是通過程序法，罪刑法定主義也在程序法中得以體現。

但作為一種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刑法思想，罪刑法定應該是十七、十八世紀西方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產物。為了與封建社會的罪刑擅斷相抗衡，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對罪刑法定思想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例如，英國哲學家洛克指出：「制定的、固定的，大家都了解的經一般人同意採納和准許的法律，才是非常善惡尺度。」[i]較為明確地闡述罪刑法定原則的當推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利亞，他指出：「只有法律才能規定懲治犯罪的刑罰，……超出法律范圍的刑罰是不公正的。因為它是法律沒有規定的一種刑罰。」當然，罪刑法定真正成為刑法的基本原則，還是被奉為近代刑法鼻祖的費爾巴哈有力倡導的結果，費氏指出：「每一個應當判刑的行為都應當依據法律處罰」，「哪裡沒有法律，哪裡就沒有對公民的處罰。」

最早在法律上予以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的是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宣言第5條規定：「法律僅有權禁止有害於社會的行為，凡未經法律禁止的行為既不應受到妨礙，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從事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宣言第8條規定：「不依據犯罪行為前制定，頒布並付諸實施的法律，不得處罰任何人。」在《人權宣言》原則的指導下，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4條明確規定了畸形法定原則：「沒有在犯罪行為時以明文規定刑罰的法律，對任何人不得處以違警罪。」[ii]此後，罪刑法定原則成為近代各國刑法普遍採用的一項重要原則。

二、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基礎。

罪刑法定原則的提出，不僅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而且有其堅實的理論基礎。其理論基礎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三權分立論。這一理論是法治國的法制原則的要求之一，是通過國家的政治制度體現出來的。（經要求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分別由議會、法院和政府三個職能部門掌握，每個部門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其它部門的干涉）。最早提出三權分立學說的是英國哲學家洛克，他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即司法權）和外交權。他認為必須由不同的機關先例，不能集中在君主或政府手中。他指出：「對人類的弱點來說，權的誘惑是太大了，在同一人的手裡既有立法之權，又有執法之權，就不免使他們不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iii]在洛克的影響下，孟德斯鳩提出了完整的分權學說，他把政權分為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孟德斯鳩指出：「當在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使不復存在了為人們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判定判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的執行法律，如果司法權同在法權合而為一，則將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權同行政權合而為一，法官便將握有壓迫者的力量。」[iv]三權分立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三權分立要求在立法機關獨立的完成立法，法官不能代替立法機關從事立法活動，同時執行司法權的法官，在不受干涉的情況下，完成對案件的審判工作。因此，只有在立法與司法分立的前提下，為防止審判的擅斷，才有必要把罪與刑用明文規定下來，從而確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因此，三邊形法定原則對於防止立法權與司法權的濫用，保障公民的正當權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v]

（二）心理強制說。（或稱實定法理論或制衡論）費爾巴哈的心理強制說是罪刑法定主義原則的重要理論。費氏認為趨利避害是人之本性，如果人知道犯罪的後果以及實施行為後將會受到懲罰，他就會權衡一下利害輕重，當他認為因不實施犯罪行為而感到的不稱心如意、不愉快比因實施犯罪而受到處罰所招致的不愉快或痛苦要小時放棄實施犯罪。這樣的心理強制在預防犯罪或中止犯罪行為的實施方面起一定的抑製作用。法的威懾力量是產生這一抑製作用的基礎，因此，有必要把犯罪與刑罰的關系，用法律明文規定下來，以利於起一般威嚇心理的強製作用。由此，費爾巴哈主張罪刑，認為刑法應該具備確定性與絕對性，這雙重屬性。確定性就是法律要明確，而不能含糊其詞，捉摸不定。絕對性就是刑法要做到有罪必罰，具有權威性。只有罪刑法定才能做到這兩點。因此，可以說罪刑法定是心理強制說的必然結論。

心理強制論與三權分立的制衡原理並不完全一致。心理強制說主張法無溯及力。因為，如果對犯罪人定罪處罰時依據新法而不是依據犯罪人行為時的法律，行為人就無法根據法律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違法，以及該受到何種處罰，因而就起不到威嚇性的一般預防的作用。而三權分立說則主張法有溯及力，它認為司法機關必須依據立法機關所創制的法律，法一經頒布實施，司法審判機關就必須適用新法定罪處刑。否則，就會失掉立法和司法間存在著的制衡作用。

心理強制說在近代刑法理論中曾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定權威的理論，但如今其權威性已見遜色。因為快樂與痛苦的程度常因犯罪者或將要實施犯罪者的不同而有差。在一定的犯罪後果上，其所獲得愉快與刑罰的痛苦，對初犯、偶犯、再犯、常習犯，尤其對「亡命徒」來說是不同的。而且，對於許多要實施犯罪行為的人不一定是根據犯前和犯後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比較，以利害的輕重作預告的估計來決定其應否實施犯罪行為，而往往是根據他雖然實施犯罪行為，也不會被發覺、被揭發或者被抓住的僥幸考慮而決定的。對於不計後果，一時沖動而實施犯罪行為的人，在許多情況下也是沒有進行過什麼權衡的。

（三）民主主義與人權尊重主義。由於時代的變化，人們的民主主義思想和尊重人權思想的加強，罪刑法定主義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因而它的思想、理論基礎也與過去有所不同。現代罪刑主義的思想理論基礎可有以下兩個方面：

1、民主主義。民主主義原是西方啟蒙思想家提出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民汲取法西斯獨裁統治的血的教訓，更加珍視民主主義，人民的這種要求在一些國家的憲法中也有反映，「主權在民」，人民參加國家的管理，不再是一種口號，在不少國家還不同程度的變成現實。根據民主主義的要求，犯罪與刑罰必須由國民的代表機關即議規定。這就是為了防止國家權力恣意行使的危險，必須由民主制定的法律規定犯罪與刑罰。因此，現代罪刑主義，「以什麼作為犯罪，對它科處什麼刑罰，應該以國民親自決定的民主主義的要求為根據」企法網www.enterlaw.net

H. 論我國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簡單說來就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回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即答「罪要法定，刑也要法定」。由此派生出以下幾個原則：成文法主義；排斥習慣法；排斥絕對不定期刑；禁止重法溯及既往。

罪刑法定主義是現代社會保障人權的要求和體現。刑法的機能，站在國家的角度要打擊犯罪，保護公眾；站在公眾的角度要限制國家權力，保障人權。罪刑法定主義，一方面，法律規定為犯罪的，必須要依照法律定罪處罰，體現了國家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對於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的，不得定罪處罰，這體現了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對人權的保障。所以說，罪刑法定主義是刑法機能的有機結合，它最終的落腳點是要保障人權。

I. 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來源

1、禁止有罪類推。抄

2、禁止重法溯及既往。

3、排斥習慣法。

4、排斥絕對不定期刑。

延伸：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淵源，可上溯至1215年英國自由大憲章所明確的「適當的法定程序」的原則，而後，罪刑法定思想逐漸與西歐近代啟蒙思想相結合，形成一種與當時封建刑法擅斷相抗衡的一種思潮，廣為傳播，並以三權分立學說和心理強制說作為其理論基礎。

(9)論罪刑法定擴展閱讀：

罪刑法定原則的法律淵源在不同的法律文獻中，在不同的情況下，有不同的表述方式：

在正式的宣言中的表述。例如，17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第8條宣布:「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法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

強調了判處刑罰要有法可依，並且法律不得追溯既往。再如，1948年的聯合國大會第三屆會議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第2款規定: 「任何人的任何行為，其發生時依國家法或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為犯有刑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