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刑法

1. 經濟刑法的介紹

《經濟刑法》是2009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顧肖榮。

2. 如何從犯罪學角度理解經濟犯罪

（一）經濟犯罪的概念
科學的概念應當是社會生活中千千萬萬具體事物的抽象，它反映的是客觀事物的一般的、本質的特徵。近年來，經濟犯罪已經成為一種案件多發、金額巨大、危害嚴重的犯罪類型，往往引起社會民眾的極大關注。但人們對其這一特殊的犯罪現象的認識是有限的，准確定義這一概念仍有困難，筆者在此做一探討。
1、境外經濟犯罪的概念
從境外學者對經濟犯罪的定義看，大致可以分為犯罪學和刑法學意義的經濟犯罪概念。
從犯罪學的角度提出的經濟犯罪概念，可以追溯到18世紀末期。英國學者希爾(E．C．Hill)以「犯罪的資本家」(Criminal Capitalists)為題演講，並說明經濟犯罪的重要性。半個世紀後的1939年，美國學者薩遮蘭提出了「白領犯罪」的概念，指具有體面地位，從事經營管理工作或者專門職業的人實施的與其從事職業有關的犯罪。之後，學者認為這一白領犯罪是經濟犯罪的一部分。
從刑法學角度，最早由德國學者林德曼在1932年闡述了經濟犯罪的概念。他強調經濟犯罪是對經濟生活的超個人的(社會的)法益的侵害，指出「經濟犯罪是指在經濟生活中完成的追求經濟利益的犯罪，這種犯罪造成了經濟生活中超個人法益的損害或者採取了濫用經濟生活的工具」。 這個概念是德國犯罪學詞典中對經濟犯罪的典型解釋。林德曼強調經濟犯罪是對經濟生活中社會法益的侵害，試圖把經濟犯罪同以侵害個人財產的傳統財產加以區別。
2、國內關於經濟犯罪的概念
我國學者林山田教授認為：經濟犯罪是指意圖謀取不法；用法律交往與經濟交易所允許的經濟活動方式，濫用經濟秩序賴以為存的誠實信用原則，違犯所有直接或間接規范經濟活動之有關法令，而足以危害正常經濟活動與干擾經濟生活秩序，甚至於破壞整個經濟結構的財產犯罪或圖利犯罪。刑法學界對經濟犯罪主要有以下幾種主流觀點：
1、經濟領域說。這種觀點認為，經濟犯罪就是經濟方面的犯罪或者經濟領域的犯罪。在我國。經濟犯罪應包括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犯罪(刑法分則第三章的規定)；侵犯財產的犯罪(刑法分則第五章的規定)；刑法規定的其他破壞經濟的犯罪(如瀆職罪、販毒罪、盜運珍貴文物出口罪、廠礦企業重大責任事故罪等)；各種經濟行政法規中有關經濟犯罪的規定。
2、客體說。認為經濟犯罪的本質就在於侵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一切侵害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行為，而侵害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行為主要集中於刑法第三章所規定的「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這一章。
3、行為方式說。這種觀點認為，經濟犯罪指行為人為謀取不法利益，濫用經濟交易所允許的經濟活動方式，違反相應法規，足以危害正常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活動的行為。
（二）刑法謙抑性視角下定義經濟犯罪
刑法的謙抑性謙是指刑法作為懲治犯罪的手段，是法律的最後一道防線，要求刑罰不能過於廣泛的介入社會生活，要本能的保持「謙虛」，不能一有違法行為就馬上動用刑法對其進行處罰，必須有所抑制。強調刑法是第二性的，保護性的法律。經濟刑法作為一種學理概念，其本質仍屬於刑法范疇，因此，其本身也具有謙抑性。理解這種謙抑性在經濟犯罪中的體現，將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經濟犯罪。筆者從以下方面論述：
1、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
經濟犯罪的立法是在1997刑法典頒布後，逐步完善的。在79刑法中，由於我國一直實行計劃經濟，對於經濟犯罪的概念一直十分模糊，甚至有些人聞所未聞，僅僅是在投機倒把等罪名中有所涉及。伴隨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犯罪的危害性逐漸顯露，人們越來越關注這一類犯罪，刑法用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來規制這種行為。治理這類犯罪的根本出路在於經濟的發展、社會進步、人們道德水準的提高。運用刑法調控只是治理經濟犯罪的整個系統工程中的一個次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最後的，不可避免的輔助手段。
司法實踐中，大部分經濟犯罪案件都涉及民事、經濟等法律法規，經濟糾紛、民事糾紛和經濟犯罪不容易區分，例如，對於一些經濟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罪的認定中，就不能輕易都用刑法來調整。經濟合同是倆個民事主體在經濟運行中的約定，主要屬於私權范疇，如果過多的將這一類糾紛用刑法來調節，難免有公權干涉私權的嫌疑，這一問題，在現實生活中，爭議也比較大。有的學者也提到，刑法作為強制規范和行為規范介入社會生活，雖然在本質上是維護和擴大自由，但是這種目的的實現是以不得不限制某些自由為代價的，如果沒有處理好保護權利和限制自由的關系，不僅刑法的目的難以實現，而且因其以利用暴力手段調整社會生活而付出高昂的人權代價，可能會出現適得其反的惡果。因此，在確定刑法的調控范圍時，應當最大限度地為社會和個人預留自由空間，以保障社會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的發揮，促進社會進步和個人發展。
筆者認為，對於經濟犯罪主要打擊的是一種破壞經濟秩序的行為，市場經濟秩序作為一種商品經濟的運行體制，反映了動態的財產理由和財產流轉關系。從宏觀上它存在於商品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環節；從微觀上看，包括金融、價格、稅收、會計等各項經濟環節的制度和規則。這些規則會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產生動態的變化。而刑法作為最為嚴厲的制裁手段，也是權利保障的最後一道屏障，必須保證其穩定性、和嚴肅性。面對不斷產生和發展的經濟不法行為，刑法所體現出的滯後性是必然的。不能因為某一階段的經濟犯罪形勢嚴峻活著出現新的犯罪形式希望只通過制定嚴厲刑法來遏制其勢頭，而忽視了刑法的謙抑性。
2、經濟犯罪與一般財產犯罪
一般財產犯罪，是指故意非法佔有、挪用、毀壞公私財產的行為。而經濟犯罪是指，在生產流通領域，以違法或者規避法律的手段採取的經營行為，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
在實踐中，一個人向另外一個人借錢，到期不還，債權人每次要錢，債務人都明確表示願意還錢，但卻一直以「目前確實沒有錢」為由，拖延還款，甚至有錢時，也隱蔽揮霍，惡意欠款。面對這一問題，由經偵部門管轄還是由刑偵部門管轄，曾引起引起爭議，例如，有人曾質疑，口頭合同仍然是合同范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利用合同形式騙取公私財物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因由經偵部門負責；也有人認為，這類「千年老賴，萬年不還」的行為僅僅是一般財產犯罪，不構成經濟犯罪。如果主體不是倆個人，而是倆個企業時，確定管轄部門的問題更加復雜，因此，在實務中，這類問題令有關部門焦頭爛額。
筆者認為，將刑法謙抑性的思想做進一步延伸，經濟刑法（這一概念理論界仍有爭議）作為刑法的一個類概念，本應該也具有謙抑性，因此，一些一般財產犯罪不應由經偵部門負責，否則就是利用公權干涉私權之嫌。如何明確是一般財產犯罪還是經濟犯罪，筆者認為，犯罪客體的認定是關鍵，犯罪主體的明確是標准。
經濟犯罪的客體，都是復雜客體。主要客體為社會主義市場的經濟秩序，次要客體為財產所有權及財產帶來的相關附屬權利。如果一類行為，發生於經濟生產運行當中，包括生產、流通、分配、消費，這類行為又對市場的秩序產生影響，主體涉及到相關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我們就可以由經偵部門負責。如果侵害的客體僅僅是一般財產所有權，沒有對社會主義市場的經濟秩序造成影響，主體也是私人之類的財產關系，經濟刑法就應該體現其謙抑性，不應啟動，由《刑法》中保障一般財產權利的條文來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3. 如何理解經濟犯罪的概念

經濟犯罪，顧名抄思義，是指與經襲濟有關的犯罪，包括貪污、賄賂、玩忽職守、徇私舞弊以及企業內發生的與經濟相關的犯罪行為等。經濟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名個層面，因此，經濟犯罪也就無處不在。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犯罪是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用法律所允許的自由，侵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或實施貪污賄賂（包括相關的行賄行為）違法有關的法律，依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經濟犯罪具有以下特徵：
1．貪利性。
2．法定性。
3．雙重違法性。
4．復雜性。
5．智能性。
6．隱蔽性。

4. 經濟刑法第140-150條規定了哪些罪名

經濟刑法第140-150條規定了哪些罪名？經濟刑法第140-150條規定了哪些罪名？經濟刑法第140-150條規定了哪些罪名？經濟刑法第140-150條規定了哪些罪名？

5. 有關經濟刑法的問題。急~

1、偽造來居民身份證的行為構成偽造自居民身份證罪，既遂；

2、私刻印章的行為構成偽造國家機關印章罪，既遂；

3、以開發銀行名義租用房屋、招聘人員、製作銅牌等行為構成非法設立金融機構罪，既遂；

4、意圖吸取公眾存款行為構成非法吸取公眾存款罪，處未遂階段；

5、前三個行為與夠一個行為構成牽連關系，從一重罪處罰，定非法吸取公眾存款罪（最高刑十年加罰金），處未遂階段（因意志以外原因中斷）

6. 軍官的妻子受經濟刑法對軍官有什麼影響

軍官的妻子受經濟刑法對軍官也是有影響的，雖然直接的沒有，但對以後升職什麼會有的。

7. 親們，誰能提供經濟刑法的案例題，必有重謝，給財富80，先謝了

周某某，男，1984年10月20日出生，家住公主嶺市范家屯鎮某村，長春理工大學學生，2008年8月份以用其奶李某某的房照貸款為其父「平事」為名，將房照騙出，之後並沒用於貸款，而是將房屋以兩萬元的價錢賣給其嬸梁某某，並簽定協議。其奶李某某得知後不同意賣房，致梁不能過戶更名。梁某某多次向周某某催要房款，周拒不歸還。萬般無奈之下，梁某某來到公安機關進行報案。根據調查所獲證據材料證實，周某某的行為已經涉嫌詐騙，偵查員於2009年4月21日清晨在長春百腦匯科技城將周某某抓獲刑拘。因其家屬已將涉案款項返還給被害人， 5月4日公主嶺市人民檢察院對此做出了構成犯罪無逮捕必要的決定，同日對周某某取保候審，5月14日移送市人民檢察院起訴。 林某某，男，1980年4月30日出生，家住公主嶺市區河北街道某委，08年6月到公主嶺市白鴿工磨具銷售有限公司做業務員，自2008年11月至今，私下收取長春市鵬昊金屬製品廠貨款12000元、長春市臨河街肖雲輝貨款3000元、長春上海路砂紙砂布總匯貨款15000元，梨樹縣小城子峰林日雜五交化商店宋學峰貨款11000元，上述款項均未交與本公司財務，時間已經超過3個月，公安機關以涉嫌觸犯刑法272條挪用資金罪立案偵查。2009年4月23日中午12時在公主嶺市站前將犯罪嫌疑人林某某抓獲，於當日下午以涉嫌挪用資金罪將其刑事拘留。4月30日被依法逮捕。 張某，男、1981年3月9日出生，大專學歷，住公主嶺市嶺西街某委，08年8月任吉林省華生交電集團有限公司家電銷售業務員。2009年4月11日，張某先後從遼源恆易家電行、梅河口市山城通保家電行收取貨款7.3萬元，揮霍部分貨款後，於4月16日潛逃。公安經偵部門根據調查掌握的事實，立案偵查並立即組織對其實施抓捕。4月29日下午17時在四平火車站將正欲潛逃的犯罪嫌疑人張某抓獲歸案。4月30日犯罪嫌疑人張某被依法刑事拘留，5月11日報公主嶺市人民檢察院以涉嫌職務侵佔罪批准逮捕。

8. 【急】什麼算經濟詐騙和普通經濟案件有那些不同求答案

經濟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違法活動的鑒別一直是困繞經濟刑法與民事司法實踐的「傳統」障礙。司法實踐和法學研究人員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新刑法的頒布與實施是這一系列工作的成功結晶，新刑法在這一領域的重大突破在於採取了一種相當的「務實」主義,直接針對經濟領域的集資詐騙、詐騙貸款、票據詐騙、銀行結算憑證詐騙、信用證詐騙、信用卡詐騙、保險詐騙、有價證券詐騙等詐騙類型，以新罪名分別作了規定，在犯罪條款陳述上採取了當前實踐中較多出現的犯罪形式給予了列舉。這將立法者的務實態度體現得淋漓盡致.使刑法成為一部真正的看得懂、能理解的、具有較強可操作性的法律。應當說新刑法的頒布使罪與非罪、罪與違法的界限趨於明確。同時使司法審判的錯案風險大幅降低。但是，在經濟詐騙領域，罪與非罪的界限劃分上的爭論並非由此結束。如果不能把握新刑法的精神，仍會在很大程度上出現錯誤判斷。本文擬從該類罪犯罪構成之主觀方面視角出發，考察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違法的鑒別，由此力圖找到新刑法背景下的合理的、可操作性的鑒定犯罪與違法的界限的方法。
一.經濟詐騙犯罪的心理態勢及其類型
犯罪的主觀方面即犯罪主體進行犯罪活動的心理態勢,也就是犯罪行為人在行為時的心理狀況。一方面，詐騙犯罪（指廣意上的經濟詐騙，包括新刑法中所規定的集資詐騙、詐騙貸款、票據詐騙等）,主體的個性特點和主觀惡性的表現，作為主體的外部犯罪活動的內控因素，直接決定其行為性質，另一方面又通過自身犯罪意識和犯罪慾望的加強，進一步強化主體的人身危險性。這就充分表現了犯罪主觀方面在犯罪構成整體性能的重要意義。在犯罪心理上，犯罪的罪過表現為故意和過失兩種狀態。
刑法規定：「詐騙罪是非法佔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顯然立法者已經比較鮮明地表現了在詐騙領域中的立場，即：詐騙罪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屬故意犯罪。這一規定，對詐騙類犯罪具有指導性意義。（但需指出的是，在新修訂的刑法中，金融票據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及保險詐騙罪並未規定「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在這些犯罪中不管行為人是否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只要實施了新修訂刑法中的規定行為即可構成犯罪）。所謂故意：根據新修訂刑法第14條第1款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因而構成犯罪，是故意犯罪」。可見，故意犯罪構成要件:一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二是，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前者是犯罪構成理論中的主觀故意的認識因素，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後者是犯罪構成理論中的主觀故意中的意志因素，即行為主體對其行為結果所持有的心理態度。包括希望與放任兩種心態。法理上稱之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直接故意表現為行為主體對自己行為結果持有希望態度;間接故意表現為行為主體，對自己行為結果持有放任態度。在經濟詐騙領域中，詐騙者對自身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認知屬「明知」，這一點並無爭論。而直接故意，即明知其行為的危害並希望發生之，是普通經濟詐騙所具有的共同特徵，此也為學界之共識。但在間接故意是否引起經濟詐騙這一問題上，卻較有爭論。目前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是，經濟詐騙是有極強目的性的犯罪，即其目的是謀取一定的經濟利益。但是間接故意犯罪通常被認為是沒有犯罪目的的故意犯罪。這就排除了間接故意成為經濟詐騙犯罪的可能性;二是，認為間接故意，可能構成詐騙犯罪。如在合同欺詐的過程中，犯罪者很有可能一開始並無非法直接佔有的目的，但是在拿到財物之後，卻肆揮霍一空，造成實際上的非法佔有，這也構成了詐騙犯罪。筆者認為：詐騙犯罪是否可由間接故意構成，實質是立法者針對現實社會，所採取的立法價值取向問題。在法律規定不明時，它就是一個法律解釋者或者甚至執法者在針對現實社會所採取的寬嚴尺寸的立場。即立法者認為應從嚴打擊，間接故意就有可能構成犯罪;而如果認為應從寬對待經濟領域的糾紛行為，那麼即有可能採取前者，認為間接故意不構成經濟詐騙犯罪。從我國刑法對經濟詐騙類犯罪中的規定看，刑法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為要件規定的詐騙罪是直接故意型犯罪，這表現了立法者較為寬松的立法立場。但對於金融票據詐騙、信用證詐騙、信用卡詐騙、保險詐騙則均未規定「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不能明確間接故意是否包含其中,對此,立法者採取了從嚴打擊的立場。
二、經濟詐騙犯罪主觀惡性的階段性。
傳統研究中，往往把犯罪行為人主觀方面靜態地看待。一般來說，某一過程是否屬於經濟詐騙，過多地關注這一行為開初之時行為人的心理狀態。筆者認為，應全過程中地考察行為，即從某一行為過程的開始階段，實施階段和完成階段考察。
(一)經濟詐騙的主觀故意可發生在整個過程之前，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詐騙犯罪者。事先預謀直接非法佔有，這種情況詐騙者一般是事先預謀，虛無事實或故意隱瞞真相，一開始就是希望「直接」以欺騙手段獲取財物。
(二)經濟詐騙犯罪還可發生在行為過程中，行為人以欺騙手段行騙之始並未謀生非法直接佔有財物之意，但是在行為過程中，因某種原因謀生犯意。比如：行為人以自身企業名義和另一企業簽訂經濟合同。簽訂合同後，自身企業發生爭劇變化，行為人明知自己已無履約能力，但仍未通知對方企業，而是催促對方盡快付款，待價款一旦到帳，便攜款潛逃。在這一行為中，行為人開始並未有任何欺騙行為，但在行為過程中，行為人採取了不行為的方式隱瞞了重要事實，謀生詐取錢財之意，非法佔有財物，應貫以經濟詐騙罪名。
(三)經濟詐騙犯罪也可發生在行為過程之後，行為人開始並未直接非法佔有為目的，如非法集資過程行為人以集資辦企業為名，達到非法集資目的後，也曾辦實業，但在短期經營虧損後，行為人乾脆攜集資巨款逃之夭夭。這時，行為人一開始行為屬經濟糾紛，但在行為過程中，已謀取直接非法佔有的目的，這時，可以經濟詐騙罪名論罪。以上可見，犯罪行為人在行為中的心理狀態的變化，可直接使行為性質由經濟糾紛轉變為詐騙犯罪，准確把握其心理變化。這無疑對我們准確判斷罪與非罪的界限是大有幫助的。
三、經濟詐騙主觀方面之目的性。
研究經濟詐騙犯罪的目的性，對於鑒別經濟糾紛和詐騙犯罪之罪與非罪的界限具有重要意義。所謂犯罪目的，是指犯罪行為人主觀上通過犯罪希望達到某種結果的心理狀態。經濟詐騙的目的，簡言之就是經濟詐騙行為者通過某些行為希望得到的結果。應當說，經濟詐騙的目的是犯罪主體觀念上存在的想通過詐騙行為所要實現的結果的心理狀態。但是只是一種心理狀態，本身並不是犯罪。
(一)經濟詐騙的目的，不能和經濟詐騙的直接故意完全混同。有時，詐騙者明知自身行為會破壞市場經濟秩序，違反經濟法規，但仍希望其得以發生。其目的則是非法謀財。這其中使其目的和故意內容有所不同。
(二)目的有直接目的和間接目的，應對之正確對待。在民事欺詐中，行為人也採取了欺騙和隱瞞的手段，但其卻並未觸犯刑律構成詐騙犯罪。之所以如此是民事欺詐目的和詐騙犯罪目的性質不同。詐騙犯罪的直接目的就是無償地佔有，獲取他人財物，不論其如何隱私或掩飾，或製造玄虛，但其目的卻相當明確，即直接非法佔有財產。但與之相比，民事欺詐活動卻不能有直接非法佔有的目的。在民事欺詐中，一般是通過履行一定行為來達到欺詐目的。一般情況下，行為人大多是不平等地獲取他人財產。有時，欺詐行為人可能僅是為了使對方進行不願意或本來正在猶豫的行為而隱瞞真實情況。
（三）新刑法中將舊刑法中的詐騙犯罪，細化到不同的經濟詐騙罪名，而對不同性質的，其犯罪構成則有不同要求，要求有非法佔有的詐騙犯罪有：集資詐騙罪，規定「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式非法集資的，是集資詐騙罪」；貸款詐騙罪，規定「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或使用虛假經濟合同等，數額較大的，構成貸款詐騙罪」。而金融票據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保險詐騙罪等並沒有要求以非法佔有目的為構成犯罪之要件。但是，目前學界對此仍存爭論。一種觀點認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是指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以追求非法佔有之目的，雖然在刑法條文中並未象其它詐騙類罪名描述那樣直接體現出來，但它仍是犯罪在故意一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基本內容，只是定罪時並不以行為人是否實現非法佔有的目的為標准，即使行為人沒有突現非法佔有目的，亦不影響犯罪的構成。另一種觀點認為，既然刑法在規定詐騙類犯罪時，有的規定「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有的無此規定，這就表明其中的區別，這種細微的區別當然是判定罪與非罪界限的重要標准。未規定以「非法佔有目的」的在把握犯罪構成時，理所當然地不應以「非法佔有目的」為構成要件。筆者認為，如前邊談到，這是一個立法者針對現實社會和統治階級利益，採取的立法價值取向問題。也就是立法者，對某些犯罪活動的立法立場。在詐騙犯罪領域，表現為立法者對信用證類詐騙犯罪的把握尺度較嚴，不要求其直接非法佔有的目的為條件，只要合符規定的行為就可構成犯罪。而對詐騙罪、詐騙貸款罪，則針對實踐結合，對正常經濟秩序的保護程度，給予了較為寬的要求，即要求行為人必須有「非法佔有」為目的方能判罪。
四、經濟詐騙主觀惡性的程度兼論和合同欺詐的區別。
欺詐是主要用於民事活動的一個專門術語，指行為人以有意製造假象，隱瞞事實真相，使對方當事人產生錯誤的認識為目的，從而騙取對方信任，在這種情況的發生民事關系，使對方受騙上當。合同欺詐，是以欺詐行為人以達到欺詐為目的，以合同為手段，以合同的訂立，履行為途徑不公開地獲取他人財產的行為。二者應當說主觀上均存在明顯的故意。二者的區別在於主觀惡性的大小及其社會危害程度。合同欺詐是一種當事人的故意，這種故意並不是一種非法佔有為直接目的的故意，其惡性要低於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的詐騙罪。具體有以下幾種情況：
1、以騙取錢財為目的簽訂假合同，錢款到手後，毫無履行之意，這是合同詐騙，而在虛構過程中，一方弄虛作假騙取信任，目的是簽訂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同。但仍希望通過合同履行獲取利益，應為合同欺詐。
2、利用虛假合同，騙取對方貨款，供自己從事其它活動，而並不履行合同。而且一開初就不是為了真正地履行合同，希望通過其它方面盈利後還款，這種行為是典型的民事侵權違法活動。因其主觀惡性尚不足以達到「非法佔有」的目的。因此，尚不足以定罪。
以上從經濟詐騙的主觀故意及其階段性、目的及其惡性程度方面研究了經濟詐騙犯罪的主觀方面特徵。當然，罪名的認定，罪與非罪界限的劃分還必須通過犯罪構成的其他方面共同來加以確定。筆者在此提供了一個從主觀方面鑒別罪與非罪的思路，望能投石問路，有助於引起立法、司法實踐對經濟詐騙主觀方面的重視，最終達到完善立法，准確執法。

9. 如何理解經濟法律關系

[編輯本段]什麼是經濟法律關系經濟法律關系是由經濟法律規范所確認的人與人之間具有權利義務內容的社會關系。經濟法律關系和其他法律關系一樣，是由主體、客體和內容三個要素構成。 [編輯本段]經濟法律關系的構成經濟法律關系主體是經濟法律關系產生的先決條件，是客體的佔有者、使用者和行為的實踐者。主體是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的承擔者，失去了主體就不存在權利這種可能性以及義務這種必要性轉化為現實權利義務的條件，因此也就談不上經濟法律關系的內容。
經濟法律關系的客體是法律關系主體權利義務所指向的對象。沒有經濟法律關系的客體，經濟法律關系主體的活動就失去了意義，權利義務也就失去了目標。
經濟法律關系內容是經濟法律關系的實質和核心，是聯絡各主體、聯系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橋梁，直接體現了法律關系主體的要求和利益。只有主體、客體，不通過權利義務互相聯結，也不可能形成法律關系。經濟法律關系的內容有其特殊性，除了一般的權利義務關系以外，還包括經濟法律關系的權力。
所以，經濟法律關系的三個要素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抽去其中任何一個就不能構成經濟法律關系，變更其中任何一個，也不再是原來的經濟法律關系。 [編輯本段]經濟法律關系與經濟關系經濟法律關系，應當與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有所區別。
首先，經濟法律關系是經濟法調整特定的經濟關系後所確認的權利義務關系，而經濟關系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利益關系。前者屬於上層建築范疇；後者屬於經濟基礎的范疇。
其次，經濟法律關系要靠法律來保障，經濟關系靠客觀經濟規律來支配。
最後，經濟法律關系的存在以經濟法的存在為前提；經濟關系的存在，不以法的存在為前提，它是客觀存在的。 [編輯本段]經濟法律關系的特徵經濟法律關系作為許多法律關系的一種，除具有法律關系的一般特點之外，還有其本身的特徵。
1.經濟法律關系是經濟管理關系和經濟協作關系相統一的法律關系。經濟法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和經濟協作關系之間盡管有差別，但它們又是有機聯系，相互統一的，是統一在社會經濟關系中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
2.經濟法律關系是以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為內容的。任何法律關系都是以當事人之間一定的權利和義務關系為內容。在經濟法律關系中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則是以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為內容，否則不是經濟法律關系。這種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直接反映當事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體現了經濟性。
3.經濟法律關系除法律規定允許採用口頭形式外，均應採用書面形式。經濟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一般採用法定的書面形式來表示，以體現經濟法律關系的穩定性和嚴肅性，並作為將來可能發生爭議的處理依據。 [編輯本段]經濟法律關系的保護在整個國民經濟生活中，經濟法對經濟法律關系的保護，既可以在通過監督經濟法律關系的參加者正確行使權利(權力)和切實履行義務中得到體現，也可以通過嚴格執法來保護權利主體的的合法權益來保護經濟法律關系。為了加強對經濟法律關系的保護，國家在法律規范中規定了經濟法律關系的監督和保護，又規定了各種保護方法。
一、經濟法律關系的監督保護機構 1.國家經濟領導機關及其他職能部門。
國家經濟領導機關，有權對全國的或者所屬的經濟部門和經濟組織進行經濟監督，對違反國家計劃和對經濟建設造成損害的單位，有權依法進行處理，有權責令整頓或進行其他必要的行政制裁。國家有關主管部門對市場競爭行為予以規制，反壟斷及反不正競爭、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保障良好有序地市場競爭秩序。
2.審計機構
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建立審計機構，對國家各級財政進行監督。審計機構代表國家行使審計監督權，對國家財政財務進行審計監督。審計監督的目的，是要維護國家財政經濟秩序，促進廉政建設，以促進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
3.其他職能部門的經濟監督。
其他職能部門，主要指統計、會計、財稅、銀行、物價等部門對國民經濟管理或社會經濟活動也進行監督和管理。這種經濟監督具有法律的強制性。
4.仲裁機構
雙方當事人發生經濟爭議時，一般應當先進行協商解決，協商不成時，可以由有關部門進行仲裁。
5.經濟審判機構
人民法院通過行使審判權，保護經濟法主體的合法權益。
二、保護經濟法律關系的方法 1.經濟制裁。常用的有賠償經濟損失，交付違約金等。
2.經濟行政制裁。指行為人尚未構成犯罪，由國家行政機關依法給予的經濟性
質的行政處分。
3.經濟刑事制裁。指對違反經濟刑法造成嚴重後果的經濟犯罪分子，由法院給予的刑事制裁。 [編輯本段]經濟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終止經濟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終止包括三個條件：經濟法律、法規，即經濟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終止的法律依據；經濟法律關系主體，即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的承擔者；經濟法律事實，即法律、法規所規定的具體行為或事件。
經濟法律事實是法律、法規規定的，能夠引起法律後果，即經濟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終止的現象。可分為行為和事件兩大類。
行為是指人們進行的能引起經濟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終止的有意識的活動。包括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管理行為；行政機關的執法行為；司法行為；社會組織和其他經濟法主體的經濟行為；其他可引起經濟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終止的行為。
事件是能夠引起經濟法律關系產生、變更或終止的，經濟法主體的主觀意志不能控制的客觀現象。包括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即法律上的不可抗力
經濟法律關系的產生是指由於某種經濟法律事實的出現，使特定的經濟法律關系主體間產生具體的權利義務關系。包括行為和事件兩大類。
其中行為必須具備如下條件：主體資格合法；客體合法；主體的權利義務符合法律規范的要求；其他條件(審批、公證、鑒證)。
經濟法律關系的變更指由於某種經濟法律事實的出現，使已經生效的經濟法律關系的要素發生了變化。
變更原則：經濟法律關系的變更不得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不得損害國家計劃；雙方協商一致而設立的經濟法律關系，需經雙方協商達成合意方可變更，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變更；由國家機關批准而設立的經濟法律關系，雖經雙方協商達成一致，還需經原批准機關認可或批准方可變更；法律規定禁止變更的經濟法律關系，不得變更。
經濟法律關系的終止是指由於一定的法律事實，使經濟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歸於終止。如購銷合同中，錢貨兩清時，經濟法律關系則終止。

10. 怎樣界定經濟犯

「經濟犯罪」這一術語在立法上的使用始於1982年3月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布實施的《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其後，作為司法實踐和刑法理論研究領域的一個常見和常用的概念，「經濟犯罪」經常出現在各種各樣的法律文件、法學教科書和著作之中。但是，對於「經濟犯罪」至今尚未有一個規范性定義，其范圍也一直處於變動之中。鑒於此，筆者擬對「經濟犯罪」的事實特徵、規范特徵及其核心作系統解析。

一、事實特徵——發生於經濟領域的犯罪

「從歷史的維度來討論經濟犯罪，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定義經濟犯罪。這個問題上，沒有絕對統一的答案。」（P141）從辭源上看，「經濟」一詞來源於希臘語，意為「管理一個家庭的人」（P4）。漢語「經濟」一詞取自於「經邦濟世」和「經國濟民」，與「國」而不是「家」更非家長相關。在歷史上，不同民族、國家、地區間的經濟生活雖然有著很大差異，但是在經濟乃至人類一般生活事務中，其中心在於社會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資源這一點上是共通的。任何一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經濟」，也有自己的「犯罪」，自然也就有其「經濟犯罪」。如此，可以說，在任何一種社會經濟形態下都存在著經濟犯罪。所以，從歷史維度來界定，所謂「經濟犯罪」就是指在經濟領域內的犯罪現象。

當前，「經濟」的內涵越來越寬泛，至少包括以下五個方面：1. 社會物質生產和生產活動；2. 經濟，國計民生，乃國民經濟的泛稱，是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活動的總稱；3. 家庭及個人生活用度；4. 以較少的人力、物力和時間等投入獲得較大的收益；5. 一種合理的管理模式，經濟管理。顯然，經濟犯罪與前三項尤其是前兩項密切關聯，而與後兩項無關。如果從對稱的角度劃分，經濟可以區分為自然經濟（採集、狩獵、畜牧與種植等）與商品經濟（交換）、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在自然經濟狀態下，同侵犯人身犯罪一樣，經濟犯罪表現出相當強的自然屬性。例如，盜竊與強盜等自然犯罪就屬此類；在自然經濟為主而又存在商品交換的社會形態中，經濟領域的犯罪還表現為貨幣偽造、欺詐及侵犯貿易管制等，這與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犯罪有著更多的相似性。本文認為，現代經濟犯罪與市場經濟密切相關。

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20世紀50年代經濟恢復與社會主義經濟改造時期；二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運用集權政治推行計劃經濟時期；三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實行改革開放，逐步推行市場經濟時期。在第一個階段，經濟與政治、意識形態密切相聯，經濟犯罪在某種程度上時常表現為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與當今的經濟犯罪有著實質分別。在第二個階段，經濟犯罪的重心表現為破壞計劃經濟，而計劃經濟的本質在於以國家權力為後盾的行政強力壟斷並分配社會資源——不僅僅是稀缺資源，經濟以政府、集團利益為核心價值主體，而不是以平等、自由、競爭和公平交易為核心價值主體，計劃經濟曾被誤認為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唯一根本內容，經濟與政治形態混淆，其結果是，在當時任何在主客觀上可以斷定為是威脅計劃經濟的自由經濟活動，均以具有很高擅斷性的「投機倒把罪」來追究其刑事責任。在第三個階段，隨著國家經濟政策和制度從計劃經濟向「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商品經濟為輔」—→「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經濟犯罪概念的重心逐漸轉到侵害平等、自由、競爭和公平交易秩序上來。比如，以加入WTO為標志，到1997年，刑法確立罪刑法定為中國刑法的基本原則，由此，經濟犯罪概念開始實現了向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轉型。

當下，人們時常採用如下相近的概念來描述經濟犯罪：

（一）白領犯罪。白領犯罪是指深受尊重的社會人士所從事的與其職業相關的犯罪。這是美國犯罪學家薩瑟蘭（Edwin H. Sutherland）於1949年提出的概念。「迄今為止，往往著眼於經濟犯罪是企業的幹部等上流社會的成員所為，故稱為『白領犯罪』。」（P112）當然，許多經濟犯罪並不僅僅是由上流社會成員實施的。白領之外，痞流、低階層分子乃至於無知者實施經濟犯罪的情況也是存在的。而且，當前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中國白領的職業素質和道德水準未見多少提高的情況下，痞流層的數量卻明顯增加，這可能與民主在公司、企業以及鄉村層面上的迅速發展有一定關聯。毫無疑問，民主的副產品是出產痞流階層，這是不可否認的現實背景。

（二）公司、企業犯罪。公司、企業犯罪是指老闆、雇員等為公司企業利益並以公司、企業名義實施的犯罪。由於經濟犯罪還包括公司、企業的董事、經理以及其他人員損害公司、企業利益的犯罪，從而使公司、企業成為經濟犯罪的被害人，因此，公司、企業犯罪顯然是不能涵括所有的經濟犯罪的。

（三）商業犯罪、職務犯罪。商業犯罪、職務犯罪是指商業領域與職務相關的犯罪，因此，經濟犯罪與腐敗密切相關。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政企分開」入手的，但是迄今為止，各級政府還尚未真正成為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有限責任政府，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大背景下，政府直接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之中仍屬「正常」，許多貪污、受賄和挪用公款等腐敗行為，不僅僅是政府公共管理層面上的職務犯罪，而且還是真正的破壞經濟的犯罪。但是，隨著中國政府、市場與社會三元結構的逐步形成，公務人員的職務犯罪將越來越多地發生於公共管理領域從而成為行政刑法的對象，而不是直接發生於市場經濟活動之中。

（四）經濟犯罪不僅是公司、企業、白領個人在正常經濟活動中的犯罪，而且還表現為有組織犯罪：非法地下經濟——販賣毒品、走私軍火、地下錢庄及其洗錢、賭博、色情以及與之相類似的行當。有組織犯罪是為違法犯罪而存在的非法組織所實施的犯罪，其基本特徵是，以違法犯罪市場為主要市場，以暴力壟斷經濟活動並銷售暴力和暴力威脅。對於有組織犯罪來說，合法市場只是他們的二級市場。在中國，成癮葯物與軍火等允許在管制下進行經營，金融服務原本屬於合法，但賭博和色情原本就是違法，屬於非正當的經濟活動，所以，將這些行當全都歸入經濟犯罪范疇自然存有疑問。對此，還需要進行規范分析。

「經濟犯罪就是在經濟領域中，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的行為。」（P2）這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對經濟犯罪所作出的定義，至今依然基本有效，其有效性在於，准確地揭示了經濟犯罪的事實特徵——發生於經濟領域的犯罪，既適應現在的市場經濟，也適應過去的計劃經濟，還適應傳統的自然經濟。但問題在於，由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活動和政府管理的復雜性、經濟參與者的多樣性以及政治、文化乃至於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經濟犯罪是經濟領域的犯罪」這一定義過於簡單，還不足以作為經濟刑法理論的起點，需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經濟犯罪的規范特徵。

二、規范特徵——濫用經濟權利、背離市場信用、侵害市場經濟秩序的經濟違法行為

按照從一般到具體的演繹進路，我們可以將經濟犯罪定義為，刑法規定的依法應受刑罰懲罰的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簡單地講，這是「經濟+犯罪」的定義進路，是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定義。但是，筆者認為，經濟犯罪的定義越是簡單，就越具有其應有的通用性。對於這樣一個極為簡單的概念，完全不必按照犯罪客體、主體、客觀方面、主觀方面的傳統分析框架面面俱到地分析其基本特徵，而是將經濟犯罪的規范特徵歸結為：違反工商管理和經濟法規，濫用經濟權利與信用，侵害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

（一）侵害市場經濟秩序

經濟制度的變遷直接影響著經濟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內容的變化。古希臘的「經濟」即家務（實質上是奴隸主經濟）的含義顯然與現代經濟相去甚遠，家庭（包括家長）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已微不足道，但是，古代的經濟犯罪侵犯「家務事」——一種家庭秩序的古老含義，在歷史維度上是與現代經濟犯罪侵害市場經濟秩序相通的。中國古代沒有經濟犯罪的概念。「在以自然經濟為特徵的小生產社會形態中，商品經濟不發達，財產集中使用和流轉十分有限（尤其是在靜態的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經濟犯罪並沒有形成突出的社會問題。古代所謂『經濟犯罪』，大都表現為偷盜、搶劫、欺詐等結構簡單且容易認定的財產犯罪，所涉及的通常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經濟關系」（P1）。但是，中國古代畢竟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存在著商品交換，而且中國古代高明（早熟）於古希臘（甚至於古羅馬）之處是，視犯罪為國家與犯罪人之間的對抗而非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所以，以跨越歷史時空的觀念來看，中國古代與當代最相類似的經濟犯罪乃是官員職務犯罪，特別是針對國家貿易管制的犯罪。鹽鐵專賣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貿易管制，私鹽、走私鹽鐵以及私鑄錢（偽造貨幣）等成為中國古代與現代最具關聯性和相似性的經濟犯罪。

現代經濟犯罪是一個與市場經濟緊密相連的概念。「經濟犯罪通常被作為一個與當前社會和經濟相關的『現代問題』來討論。」（P127）市場經濟秩序表現為一種超個人、超社會的公共利益，一種無形而抽象的信用，其背後是平等、自由、競爭與公平交易等基本價值，經濟犯罪則是扭曲乃至於摧毀市場經濟。我們還必須看到，中國的市場經濟前面有「社會主義」一詞限定，當「社會主義」一詞單獨使用時，其含義大致是清晰的，但是，當社會主義作為市場經濟的限定詞使用時，二者的含義都出現了相當程度的模糊。在筆者看來，中國目前市場經濟機制好的和不好的東西均可以在「社會主義」那裡得到合理解釋，刑法管制經濟的特色以及許多經濟犯罪與「社會主義」有著歷史與現實的聯系。例如，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富創造機制的一個「不好」的特色是「我能幹你不能幹」，資格（身份）就是財富，中國目前依然存在著為政府壟斷、國有企業行業壟斷而實施的貿易管制，但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機制趨勢性地推動著貿易管制不斷地松動乃至於取消，這以無照經營和超范圍經營的非犯罪化最為典型，未來「壟斷」一定會被正式地宣告為違法，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犯罪化會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20世紀90年代末經濟制度後轉型期，經濟政策經常在自由與管制之間搖擺不定，騙購外匯罪的設立以及目前的虛置是典型的例子。再如，土地制度與土地犯罪，更是明顯地反映著傳統社會主義特色，農村土地能否私有化，無疑是一個敏感而又讓政治學家與經濟學家頭痛的問題。但是，當前的一個基本事實是，農民顯然不能按照個人意願適應市場需要改變集體土地的農用性質，更不可以自由轉讓土地，否則就屬於犯罪，這到現在還看不到有任何改變的跡象。也許我們真的難以清晰地表達「市場經濟秩序」前面的「社會主義」，但是我們可以肯定，以維護平等、自由、競爭和公平交易秩序為目的的刑法管制必將進一步加強，1997年刑法頒布實施以來，經濟犯罪新罪名的增加突出地反映了這一特點。

（二）違反工商管理和經濟法規

刑法是保障法，作為整個法律規范體系有效性的最後保障而存在，其他法律部門作為一個法律規范體系最終依靠刑法維持其規范效力。因此，只有當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法律部門不足以制止某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從而保護某種重要利益時，立法者才會考慮動用刑法，司法者才會考慮適用刑法。所以，相對於民法與行政法而言，刑法具有保守性和謙抑性，這是它的一個基本特點。

經濟犯罪，首先是違反管理、干預、管制市場經濟的工商管理、經濟法律、法規與規章的行為，經濟活動沒有違反工商管理和經濟法規，不可能是經濟犯罪。如此，我們可以將一般性的侵犯財產的盜竊、搶劫、敲詐勒索以及詐騙等犯罪排除出經濟犯罪的范圍——盡管這些犯罪傳統上經常被歸入經濟犯罪的范圍。經濟犯罪以「違反工商管理、經濟管理法律」為規范特徵，這就告訴我們，經濟危害行為犯罪化是以行為違法為前提。任何一種危害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若要將其犯罪化從而歸入經濟犯罪的范圍，其前提是根據工商管理與經濟法規的相關規定，認定這種行為是否屬於違法行為。

（三）背信與權利濫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犯罪表現為在市場經濟內部濫用權利與背離市場信用破壞市場經濟本身的行為。可以說，背信與濫用權利是經濟犯罪的兩個基本方式。

信用是指用契約關系保障財富流轉和增值的價值運動，它與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緊密相連，人類社會自出現了貨幣經營和商品經濟以來就出現了信用關系。對於市場經濟來說，信用關系至關重要，市場經濟就是通過信用關系構築起來的人類活動，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所以，經濟犯罪的另一個核心規范特徵就是背信與權利濫用。

三、范圍——以「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為核心

在中國目前的刑法體系框架內，為經濟犯罪劃定一個大體的范圍，對於司法實踐工作，是十分有益的。迄今在中國刑法理論界關於經濟犯罪范圍的觀點，可以劃分為大、中、小三種基本主張①：

第一種觀點是廣義說，即大經濟犯罪觀。這種觀點認為，經濟犯罪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刑法分則第三章中的「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和第五章中的「侵犯財產罪」的全部犯罪；二是刑法分則第八章中的「貪污賄賂罪」的全部犯罪；三是刑法分則其他各章中的以牟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各種犯罪，例如，賭博罪，走私、販賣、運輸和製造毒品罪，組織與引誘婦女賣淫罪，製作販賣淫穢物品罪，等等。

第二種觀點是狹義說，即小經濟犯罪觀。這種觀點認為，經濟犯罪只能發生在動態的社會經濟活動和管理之中，經濟犯罪表現為行為人濫用市場經濟的活動方式和經濟許可權，直接或間接違反經濟管理法規，危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因而經濟犯罪僅僅限於中國刑法分則第三章中規定的犯罪。

第三種觀點是折中說，即中經濟犯罪觀。經濟犯罪只限於廣義說的一、二項兩類，而且還應當排除盜竊和搶劫等傳統的財產犯罪。

筆者認為，認定經濟犯罪的范圍，應當採取一種歷史地、動態地視角，從事實與規范兩個不同的角度來分析和把握。

從歷史的角度看，無論是在事實層面還是在規范層面，經濟犯罪均包括盜竊、貪污、受賄和詐騙，乃至於搶劫與搶奪，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1982年頒布的《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明示了修改補充刑法有關條文之宗旨：「鑒於當前走私、套匯、投機倒把牟取暴利、盜竊公共財物、盜賣珍貴文物和索賄受賄等經濟犯罪活動猖獗，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人民利益危害嚴重，為了堅決打擊這些犯罪活動，嚴厲懲處這些犯罪分子和參與、包庇或者縱容這些犯罪活動的國家工作人員，有必要……」（引文著重號為筆者所加）盜竊公共財物是財產犯罪，索賄受賄是職務犯罪，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們確實是發生於經濟領域且破壞經濟的犯罪。而且，從規范層面上講，1997年刑法頒布實施之前，金融詐騙、合同詐騙等經濟詐騙犯罪均以普通的詐騙罪論處。如此，我們也就能夠理解為什麼打擊「兩搶一盜」（搶劫、搶奪、盜竊金融機構）成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保護金融秩序的中心工作，因為那時的金融機構在相當大程度上還是政府的附庸和錢袋，只有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金融體制改革基本完成之後，金融機構開始成為獨立自主、自負盈虧的經濟主體，金融活動活躍起來，金融犯罪才呈現大量增加的趨勢。所以，大經濟犯罪觀有其歷史的真實性。這也是為何直到今天不少刑法專著、教科書還將「靜態」的、傳統的財產犯罪與職務犯罪歸入到經濟犯罪范圍之中，甚至於將所有的與財產性利益相關的犯罪均劃歸入經濟犯罪的范圍。但是，在市場經濟的當下，其中許多犯罪侵犯的法益不再具有「經濟性」，如果還將這些犯罪作為經濟犯罪來對待就有些不妥了。國外早就發生了這樣的變化，以德國為例，「概念常因時代的變遷而改變，昔日所為『經濟利益』在傳統刑法中只被了解為保護與維持個人財產的利益，然今日所謂的經濟利益，再也不是以個人為重心的利益，而是以整個自由經濟秩序為重心的利益。」（P16）所以，「從刑法保護的法益出發，認為經濟犯罪應當是侵害超個人的、社會的法益的行為，這個觀點，已經成為德國刑事法學界的主流觀點。」（P16）所以，搶劫、盜竊、搶奪等財產犯罪應當被排除在經濟犯罪之外。

大經濟犯罪觀，是一種傳統的觀念，符合計劃經濟年代的經濟犯罪特點，而在市場經濟的今天是顯得有點老套了。但是，大經濟犯罪觀將某些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作為經濟犯罪對待，又是妥當的。例如，倒賣文物罪，既觸犯了文物法規妨害了文物管理秩序，也觸犯了有關經濟管理法規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中國刑法過去一直將其作為一種典型的經濟犯罪投機倒把罪對待，現在依然可以將其作為一種經濟犯罪對待。當然，這個問題還可以換個角度看。我們知道，經濟犯罪的范圍直接影響經濟刑法范圍的大小。大經濟犯罪觀實質上是一種二元思維模式，即將刑法區分為經濟刑法與普通刑法。實際上，如果我們將經濟刑法視為專業刑法的一種，經濟刑法便與行政刑法、環境刑法、軍事刑法和財產刑法等並列。如此，我們在確定經濟犯罪范圍的時候，就會向中經濟犯罪觀乃至於小經濟犯罪觀傾斜。以環境犯罪（公害犯罪）為例，如果承認環境刑法可與經濟刑法並列——實際上沒有什麼理由說不可以，那麼，環境犯罪就不應當歸入經濟犯罪的范圍；如果我們承認行政刑法而不承認環境刑法屬於專業刑法的一種，那麼，我們倒是可以進一步爭辯，環境犯罪最好是歸入經濟犯罪或是行政犯罪的范圍。

所以，折中說是將經濟犯罪嚴格地局限於中國刑法分則第三、八章的定性，這也有不妥之處。而且，刑法分則第八章「貪污賄賂罪」也並非都屬於經濟犯罪，其中只有侵害國有公司和企業利益的貪污、挪用及受賄罪才可以歸入經濟犯罪的范圍；刑法分則第五章「侵犯財產罪」中，也只有職務侵佔罪與挪用資金罪等可以歸入經濟犯罪的范圍。也許，「確立一個包羅所有現代經濟犯罪，而且具有明確的內容統一性的經濟刑法概念，對於具體解釋個別經濟犯罪的處罰規定，並不一定那麼重要。」（P138）但是，確立經濟犯罪的核心范圍，對於經濟刑法基本框架的確立還是比較重要的。毫無疑問，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居於中國經濟犯罪體系的核心。以此向外，無論是我們將經濟犯罪的范圍劃大一些還是劃小一些，都不會是什麼大不了的「真理」或者「錯誤」。

總之，經濟犯罪是一個相對寬泛的法律概念，經濟犯罪沒有——可能也不必過於追求——統一的理論概念，但是，我們必須關注和界定經濟犯罪的規范特徵，目前較為可行的是，確定當代中國的經濟犯罪大致范圍——以「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為核心。這對於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和諧環境具有十分深遠的現實意義。

注釋：

①參見陳澤憲《經濟刑法新論》（群眾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頁）、宮厚軍《經濟犯罪與經濟刑法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頁）。在中國刑法學界，大、中、小觀點是一大致分類，當人們談論經濟犯罪范圍時，由於對經濟和經濟犯罪規范特徵的理解和認定不同，具體差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