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論刑法
㈠ 法律邏輯學的三段論的推理的相關題目，幫忙解答一下，謝謝！
1、這一三段論的錯誤是違反了「一個有效的三段論有且只能有三個不同的回項」的規則，犯了「答四概念（四項）」邏輯錯誤。具體表現為，三段論大前提中「犯罪後有立功表現的，是可以減輕處罰的」和小前提「被告李在部隊服役期間曾兩次榮立三等功，是有立功表現的」這兩個前提中，「有立功表現」並不具有相同的外延，屬於兩個不同的概念。
2、正確。概念就是舍棄了思維對象的非本質屬性，只反映對象的本質屬性。
㈡ 德日三段論刑法理論跟我國犯罪構成四要件的聯系區別
這個屬抄於犯罪構成裡面的，我國目前的犯罪構成採用的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從蘇聯引進的，經過這幾十年的研討、修正和發展，才形成今天這種有中國特色的犯罪構成理論四要件說。
德日的三段論和中國的四要件說之間的異同相當復雜。簡單地說，德日的三段論該當性、違法和有責性呈一個遞進的方式，從該當性到違法性再到有責性；而我國的四要件說要求的是任何一種犯罪的成立都必須具備四個方面的構成要件，即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和犯罪主觀方面，它們之間都是具體的構成要件，不像德日三段論那樣是遞進關系。
我國也有三要件說，但是四要件是通說。
㈢ 刑法中犯罪構成採用三段論體系還是四段論體系
其實標準的說法是，三要件和四要件，中國主流的刑法教科書中多採用四要件理論，四要件也是比較傳統的理論，三要件是最近幾年才在我國流行的理論。
㈣ 德日刑法的三要素理論，詳細點，求
德日犯罪構成要件理論創始於貝林格，發展到今天被認為已經成熟。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有責性是德日犯罪論體系的一個基本框架。構成要件是指在刑罰法規中除去法律效果（法定刑）之外的部分。而違法性是指行為違反刑法法規，即行為為刑法所不允許。有責性是指就犯罪行為對行為人的非難。
依照貝林格的設想，構成要件是純客觀的，記述性的，也就是說，構成要件是刑法法規所規定的行為類型，但是這種類型專門體現在行為的客觀方面，暫且與規范意義無關。一方面承認構成要件是刑法規范所規定的行為類型，一方面有認為這種類型專門體現在行為的客觀方面與規范意義無關。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如果單純把構成要件當作一個純理論的東西，倒是可以接受這種純客觀的，記述性的說法。但是，如果脫離了法規范，其自身也就失去了研究意義。既然不能脫離法規范，當然在構成要件中就不能忽略違法要素和主觀要素的存在。麥耶爾承認在法律上的構成要件中，有規范要素即違法要素和主觀要素。認為構成要件相符性是違法性的認識根據和憑證。也就是說，如果有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僅此即可以推定為違法，二者的關系就和煙與火的關系一樣。麥耶爾是以「文化規范」的概念為基礎來考慮法規范的。法規范即是國家的文化規范，因而所說的違法，無非是違反了此種意義上的法規范。既然如此，國家是怎樣來確認文化規范的呢？那就是通過刑事立法，由刑法法規規定構成要件。因此，我們就可以說構成要件是違法性的認識根據。只要行為符合構成要件，一般情況下就可以確認違法。鮑姆戈爾登在他的《犯罪論的構成》中，構想了一種取消構成要件符合性與違法性的差別界限的犯罪論。（P24）
雖然許多德日刑法學者早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而且爭論也不小，但是卻對貝林格的犯罪構成理論體系，即所謂的三段論卻還是情有獨鍾，在德日學術界有一種傾向，即要把構成要件從實定法的規定中解放出來，專門強調它的類型意義。之所以存在這種情況，與其傳統理論不無關系。但是筆者認為關鍵的問題是對構成要件的內容還沒有真正的釐清，以至於這種理論傳到我國還是貝林格時代的所謂的「純正的」三段論。之所以說是純正的，在我國大多數刑法教材中或者論文中，都把構成要件符合性當成是純客觀的，記述性的。而且以此認為德日的三段論具有層次性，具有開放性，這不能說不是一種誤解。有唯體系論的傾向。
但是自梅茨凱爾提出了新的三段論，即行為+構成要件+有責性，佐伯千仞、瀧川幸辰、井上正治等都沿用了這種體系，發展到現在，違法類型（構成要件）基本上得到了德日刑法學界的認可。
只要承認構成要件與刑法法規之間的密切聯系，構成要件符合性也就是違法性的征表，所以構成要件符合性也是違法類型。如果還堅持原來的「三段論」那就會形成先入為主的傾向。按照現在德日所流行的犯罪判斷過程三段論，構成要件符合性是認定違法性和有責性的事實依據，行為只要符合構成要件，原則上就可以積極地推定其有違法性和有責性，而在違法性和有責性的階段上，只要消極的探討什麼樣的行為不是違法和有責行為就夠了（事實上也是如此，如在違法性的論述上，重點探討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排除違法事由；在有責性的階段上，重點探討期待可能性以及違法性意識等排除責任事由）。這樣，違法性階段和有責性階段的任務，只是說明什麼樣的行為不違法和沒有責任，而不用積極的探討什麼樣的行為違法和什麼樣的行為有責。
在責任阻卻事由這一問題上，根據新三階段的理論，把故意和過失納入犯罪構成中，阻卻了故意和過失自然也就否定了犯罪構成。所以這與本文論證違法阻卻事由的理由差不多，這里不再具體的展開論述。但是關於期待可能性到底如何定位，還是有必要闡述一下，期待可能性的理論認為，如果不能期待行為人實施其他適法行為，就不能對行為人進行非難，因而不存在刑法上的責任。至於期待可能性在構成要件理論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德日刑法大概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期待可能性是包含在故意、過失中的要素，或者說是故意過失的要素。第二種觀點認為，期待可能性是與責任能力，故意、過失相並列的第三個責任要素。第三種觀點認為，責任能力、故意、過失是責任的原則要素，期待可能性則是責任要素的例外要素，因此，缺乏期待可能性是一種責任阻卻事由。所以雖然上面三種觀點存在著差異，但是把期待可能性作為一種責任阻卻事由是不容否定的。
雖然德日的犯罪構成在形式上還在堅持著貝林格遺留下來的三段論，但是，在實質上，三者之間的界線已經模糊不清，犯罪構成的客觀性和記述性已經悄悄變質，構成要件的屬性已經產生結構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並非僅為量的變化，而是質的變化。構成要件已經不再是框架性的，而是有了「評價」這一實質性意義，使得違法性，有責性已為構成要件所包容。
㈤ 張明楷 三段論
在大陸法系刑法學界內廣泛受到使用。刑法犯罪三階理論判斷犯罪可分為三個步驟：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罪責（有責性）。同時滿足構成要件該當性和具備違法性的行為稱為不法行為，一行為必須要不法且有罪責才能構成犯罪。
構成要件該當性
構成要件該當性，是指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行為人之行為在客觀上符合刑法所規定的犯罪客觀構成要件，在主觀上也符合刑法所規定的主觀構成要件（犯罪之故意或過失，中華民國刑法第12條），則可以認定該行為該當構成要件。舉例而言，過失致人於死罪之犯罪客觀構成要件為致人於死，主觀構成要件為過失，則某甲因過失致人於死則符合過失致死罪之構成要件，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參見構成要件）
違法性
具備違法性是指行為人沒有阻卻違法事由，阻卻違法事由是法律賦予行為人因為某些特定原因所為構成要件行為而得以免於構成犯罪的理由，例如正當防衛就是一個阻卻違法事由。與構成要件該當性不同之處在於，構成要件該當性是積極檢驗行為是否為法律所禁止，而違法性則是消極檢驗行為是否為法律所允許。構成要件該當的行為，必須在法益衡量以及法秩序的違反上面進一步的作檢驗，包含了所謂的行為無價值（行為不法）以及結果無價值（結果不法）。
罪責
罪責指的是「對於行為人個人決定為違法行為的非難，並且決定予以刑罰制裁」。罪責最重要的意涵是，對於行為人人格的尊重，因此如果行為人沒有能力作其他的合法行為，那麼他需要的是教育，而不是刑罰。所以如果行為人因為年齡，精神狀態導致價值判斷有問題，沒有辦法為合法行為，我們認為他不具備罪責；如果行為人個案中不可避免的價值判斷出了差錯，我們也認為沒有罪責，這就是以下罪責能力和不法意識的問題。 不法意識和不法意圖不同，後者是構成要件該當性要判斷的對象。
㈥ 試論述三段論在審判中的作用
三段論是由兩個包含著一個共同詞項的性質判斷推出另一個新的性質判斷的演繹推理。
任何一個三段論都包含三個不同的詞項，分別叫：大項、小項和中項。在結論判斷中作謂項的詞項叫大項，大項通常用「P」來表示；在結論判斷中作主項的詞項叫小項，小項通常用「S」來表示；在前提判斷中出現兩次而在結論判斷中不出現的詞項叫中項，中項通常用「M」來表示。
任何一個三段論都包含著三個不同的判斷，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其中，包含著大項的前提叫大前提；包含有小項的前提叫小前提；包含有大項和小項的判斷叫結論。
三段論的詞項有兩個主要特點：
第一、任何一個三段論，必須有也只能有三個不同的詞項。
第二、任何一個三段論，其中的每一個詞項必須也只能在兩個性質判斷中各出現一次。
所謂法律推理，簡而言之就是判案說理的邏輯思維方法與形式。我國是成文法系，判案說理必須以現行的法律規定為大前提，這決定了我國司法體系中通用的法律推理形式是三段論式的演澤推理，即以法律規則為判案說理的大前提，以案件事實為小前提，從而推導出裁判結果。它不對大前提（法律規則）的實質內容進行判斷推理，又稱形式推理，主要種類有演釋推理、歸納推理和類比推理。近年隨著人們對傳統民法的反思，世界兩大法系的融合，在不斷深化公正司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法律推理方法，即實質法律推理，它在法定框架內從公平、正義出發，對有沖突的法律規則進行權衡與選擇，以尋求、確認判案的大前提。這種對大前提（法律規則）的內容進行實質權衡確認的新推理方法被稱為實質法律推理。公正司法離不開科學的方法，方法的生命力勝過觀點，而對方法的了解和研究，無疑會將我們的司法能力提升到一個從未有過的高度1。為此筆者結合自身的審判實務，就有關法律推理的含義、特點，民事審判中通用法律推理形式的局限性，不能適用通用推理形式的情形，以及如何通過實質法律推理來彌補成文法的局限性、促進司法公正等問題提出一些認識與觀點，偏謬粗疏處還望指正。
全文共8400字
一、法律推理的含義種類及其在民事審判的適用情況
法律推理指推理的一般方法在法律領域中的運用。所謂推理是指由一個或幾個已知的判斷推出新的結論的思維過程，亞里士多德所舉的著名例子以三段論的形式生動詮釋了推理的含義：所有的生物體終有一死（已知判斷，大前提）；人是生物體（已知的事實，小前提）；所以人也終有一死（推出的新的結論），其推理形式為：A是B，如果C是A，那麼是C是B2。具體到法律領域，其推理方式行為：法律規定加案件事實，產生判案結論，因此，用通俗淺顯的話來說所謂法律推理，就是講道理，就是以理服人，此處的理則是指法律理由及其相應的案件事實3。任何一個合格的判決書，實質上是一個適用法律推理以得出判案結論的過程。法院之所以能夠解決糾紛，是因為它講理（調解也是以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講理為基礎）。如果就是為了解決糾紛，而不管是否講理，甚至黑社會也能辦得到。法院的講理，一方面提供了判決的理由，另一方面說明了判案結論的必然性和正當性。
根據推理形式的不同，法律推理可分為演繹推理，歸納推理與類比推理，三者在民事審判中適用的情形也大不相同。
（一）演繹推理：
演繹推理在成文法體系下是唯一法定允許的通用推理方式，也是最普通是最基本的推理形式，它是指從法律規定到案件事實的推理，標準的方法與形式是三段論式推理，在審判中通用的三段論式演繹推理又稱形式推理。即以法律規定為基礎（大前提），以案件事實為對象（小前 提），從而推導出裁決結果。例如，《民法通則》第84條第2款規定「債權人有權要求債務人按照合同約定或依照法律規定履行義務」（大前提），現甲（債務人）與乙（債權人）之間具有借款合同，但甲未按合同約定的還款時間還款（小前提），乙提出甲償還欠款的訴訟請求，推理結論是「甲應履行還款義務」。
在我國司法審判體系領域里，所謂的法律推理，通常是指演繹推理，這是由於我國是成文法體系的法律制度決定的。現行的法律規定是做出判案結論的大前提和根據，一個案件的判處結論應當做到有法可依，即要有事實根據也要有法律根據。
通用的演繹推理形式雖然簡單，但在法院處理案件時卻有著十分重要，非常有效的作用。具體表現有：首先，判案結論在邏輯形式上無懈可擊，它不再需要其他的間接推理就可以得出必然的結論，因而使判決具有客觀性，這種三段論式的推理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法律適用中的非理性因素，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起著維護法治「過濾器」作用。正如黃明耀教授所說：「形式邏輯是作為平等、公正執法的主要根據而起作用的，它要求法官始終如一地，不具偏見地執行法律命令。」其次，這以法律規則為起點的推理模式，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科學完善的制定法基礎之上，因而對法制的健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當然是這種以法律規則為前提與起點的法律推理雖是成文法體系下通用的推理形式，是判斷說理的基本方法，卻也不是萬能的，法律規則永遠不能完全涵蓋豐富復雜的現實生活。因此這種局限性的存在是必然的客觀規律，對此筆者將在下文中展開論述。
（二）歸納推理
歸納推理是指「由特殊觀察事例導出一般原理的推理方法。其基本邏輯形式是：A1是B，A2是B，A3是B……所以一切A都是B4。由於歸納推理是從個別到一般，通過具體的個案，證明某種普通性的東西，因此在成文法體系下，在民事審判中一般沒有適用的餘地。它只是在判例法體系的國家裡被廣泛使用。推理形式為：A1案件被判成B符合社會公正的需要，A2被判成B也符合社會公正的需要，因此所有A類型的案件被判成B符合社會公正的需要。」
歸納推理的方法在民事理論研究和民事立法方面具有十分重用的作用。它將審判實踐中的具體個案，按照一定的標准進行批列，對此，將一些成功的經驗，先進的理念進行歸納，提練，抽出帶有共性的特徵，上升為民法的一般原則，或制定為新的民法規范。通過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歸納推理，使民法研究走向深入，民事立法得以逐步完善，民事審判隨著時代的腳步一步一步地邁向未來，而永葆活力和青春。
歸納推理也具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其結論只是一種可能性，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可能對民法適用的安全性造成沖擊，由其是法官素質不高時，容易在思維徑路，選擇歸納對象上出問題。
（三）類比推理
雖然我國新刑法已經取消了類比推理的判案方法，但是法官在其它領域仍然允許使用類比推理這種邏輯思維方法，尤其是在民事審判領域，由於我國該方面的法律尚不健全，法律依據常顯不足，類比推理成為解決某些民事案件不得已的邏輯方法。
類比推理的形式具有雙重性，近乎於歸納推理與演繹推理相結的一種推理形式，先通過歸納總結，尋求最相似的法律規則，再運用演繹推理將案件事實涵蓋於法律規則之下得出判案的結論。例如，《民法通則》對侵權損害賠償規定的較為原則，對賠償的具體范圍和標准欠缺規定，甲與乙斗毆，被乙致傷，如何賠償？在實務中，法官往往類推適用國務院《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操作過程是：第一步先比較打架斗毆導致傷害與交通事故致人傷害的異同，歸納出它們具有共同的屬性，即均屬於人身損害賠償；第二步，明確法律沒有規定斗毆引起的人身損害賠償的具體范圍和賠償標准，而關於道路交通事故則有此規定；第三步確認打架斗毆引起的損害賠償可適用道路交通事故的賠償范圍和標准。最後，案件適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得出具體的賠償范圍和標准。
因此類比推理在民事審判中常常被用作填補法律漏洞。由於我國是成文法系的國家，所以法官在審判時必須慎重使用類比推理，類比對象必須確切、相似，類比方法必須科學、可靠。否則容易犯主觀擅斷的錯誤。
二、通用法律推理形式在民事審判中的局限性
我國成文法系的基本法律制度決定了以現行法律規定為條件，為大前提的演繹推理法律允許的一種通用法律推理形式。它要求法官在處理案件時必須要嚴格遵從法律規定，判案結論要有法律根據，在成文法體系下，法律條文是唯一的判案標准，審判行為應該以法律規則為准繩，法律之外不得另沒裁判標准。它在判案說理，保障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有效，十分明顯，嚴謹的三段推理論形式使判案結論具有正當性和必然性，程式化的推理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法律適用中的非理性因素，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使法律規定在審判中能夠得到一貫的、嚴格的、有規則的執行，有效防止司法審判權的濫用，符合成文法體系下的法治價值理念。
但是，嚴峻的現實已告訴我們，民事法律規則不可能窮盡現實中存在的各種情況，不可能包羅萬象。生活中的世界永遠是豐富復雜的，永遠不能為法律規則所涵蓋。在很多有爭議的疑難案件和那些比較邊緣性的民事糾紛面前，通用法律推理形式則捉襟見肘，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就民事審判而言，其局限性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簡單的三段論推理形式不能滿足復雜民事案件的需要。通用法律推理形式的三段論雖然具有必然性，但這個必然性卻是仰賴大小前提的正確性。民事法律規則即是裁判結論的法律依據（大前提），又是對案件事實（小前提）進行判斷的法律依據，而判決理由的核心內容無疑是選擇的法律規定是否適用於待決的案件事實，由此可見，如何選擇可適用的法律規定，即確定判斷說理的大前提就成為法律推理的關鍵，對於大量的普通、簡單的傳統民事案件來說，法官比較容易選擇可適用的法律規定，但也有一些民事糾紛，在民事立法方面則屬空白點，或詞意模糊，規則不明，這時如何選擇大前提就成為難題，通用的演推理方法已無法解決民事案件的需要。
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大前提適用於某一案件事實時，得出的結論有損社會正義、公序良俗、於法理不通。這時就不能再適用三段論式的法律推理。在三段論式的推理中，如果大前提選擇錯了，結論自然不會正確，一個常見的例子是：所有的斯巴達人都是聰明人；蘇格拉底是斯巴達人；所以，蘇格拉底是聰明人5。推理的形式並無疑問，結論自然不會錯，但是大前提的謬誤則是顯而易見的，三段論式的推理無法保證大前提的真實、可靠。
筆者認為在民事審判中不能適用通用法律推理形式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是一般的民事法律規則與社會正義的需要，公共福祉需要相矛盾，相沖突時，不能再適用一般的民事法律規則作為法律推理的條件和大前提。沖突發生時，具體的民事法律規則應服從於社會正義、公序良俗公共福祉的需要。在民事法律規范中，立法者在確定一般民事制度時也更設例外性規定以合乎社會的需要。如善意取得制度的確立，在於保護交易安全、維護交易秩序，鼓勵交易。又如，《民法通則》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無意思表示能力，不能辨認或預見自己行為的後果，其所進行的民事行為無效，然而為維護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無行為能力人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又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接受獎勵、贈與、報酬，他人不得以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為由，主張以上行為無效。
實踐中社會的特殊需要表現為交易安全的需要，交易秩序的需要，公共福祉的需要，保護弱勢群體的需要，社會安全與穩妥的需要，總而言之，是社會需要。一般法律規范有時有不能一貫到底的情形，法律規范與社會需要時有沖突。沖突發生時應服從社會需要，換而言之，應考慮社會效果，法律規范的邏輯演繹推理因正義和社會需要而停止，更設例外規定，這樣的規范在民事法律制度中舉不勝舉，又如在執行時，債務人應以全部財產清償，但應當為其保留必在的生活用品，這是社會正義的要求：基本生存權優於債權。
這些例外性的規定，充分映證了民事審判中應當考慮維護社會正義、公共福祉、公序良俗的需要。在選擇大前提、確定法律依據時，我們也應充分考慮這一民法理念，不能就案辦案，機械地運用三段論式推理得出看似必然的結論，不去考慮判決的實際效果。
另一方面的不能適用三段論式推理的具體情形主要有：1、法律規范自身存在沖突，如，此法律條文與彼法律條文不一致。2、民事案件沒有相應的規定或者規定不明確。3、某一法律規范用於一個具體案件明顯有失公正。4、法律沒有提供解決問題的基本原則。5、對同一個案件即存在著可適用的民事規則又存在著可適用的民事原則，並且可適用的規則與原則相互沖突。
三、著力開展實質推理、切實促進司法公正。
隨著社會的變遷，現代民法在理念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在理性經歷了一連串的打擊之後，人們開始對演繹推理的邏輯有效性表示懷疑，如承認成文法，制定法的局限性，從認為法官判案猶如法律的復印機，到承認法官可以能動地解釋法律，甚至有特殊必要時可以否認法律，法律規則不是一層不變的聖經，而僅僅是判案的依據，通用的演繹推理方法在現實生活的需要面前也會捉襟見時等等，這些變化使得人們開始關注探討如何能動地運用新的推理方法以彌補三段論式推理的不足，即能保證法律的確定性，維護法治的基本准則，又能夠靈活地面對復雜情況5，當制定法在社會生活中呈現出其固定的局限性，常用的形式推理不能滿足公正司法的需要時，運用辯證的方法，進行實質推理，在一定框架內尋找和確認解決民事爭議的法律根據，無疑是彌補制定法的漏洞，推動司法公正的一個重要途徑。
所謂實質推理是指在兩個或數個相互矛盾的已知判斷中通過辯證選擇其中的一個判斷作為推理的大前提的推理，它依據的是事物的實質內容而非形式，故稱為實質推理6。在民事審判中因出現上文所說法律自身存在沖突，法律規定不明確，無法可依，適用某法律規則可能會出現不公正結果等不能適用常用形式推理時，則需要進行實質推理。
進行實質推理時應當考慮到社會正義，公共福祉，公序良俗高於一般民事法律規則的民法價值取向，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考慮社會安定與穩妥的需要，兼顧社會的公正要求和道義原則，最終在相互矛盾的規定和推論中作出選擇和決斷。
當民事案件面臨著「合法」與「合理」相沖突的矛盾時，當嚴格適用法條會導致不公正的困境時，在選擇作為大前提的民事法律規則時即要考慮相關的法律規定，也要從社會整體利益，從普遍道德准則出發，加以權衡，選擇好大前提，作出符合法律規定的精神實質或立法意圖的裁判結論。
當法律自身存在沖突時，需要法官依據法律規則、立法精神，甚至是法理，進行辯證推理，從中選擇正確的判案依據。當民事審判無法可依時（當然不包括刑事審判），法官有時也需要依據公理來推理選擇，公理在我國主要來源於公共道德、風俗習慣，正義觀念及黨的政策。
正是因為實質推理有上述的特點，使得實質推理成為在民事審判實踐中彌補法律漏洞，實現社會公正，促進司法公正的重要方法。當前的民事審判實踐迫切要求人民法院以我國的法律精神為指導，著力運用實質法律推理審理民事案件，尋求，確立判案依據，克服制定法的某些缺陷，實現社會公正。下面的案例及筆者所在法院特事特辦、主動服務審理的系列為農民工清欠工資的案件足以說明這樣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例證一，關於醫療事故糾紛處理：
「某些醫生作手術不是靠技術而是靠膽量」，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但這卻是一些地方的事實。由於醫生缺乏足夠的責任心和相應的醫術而導致的醫療事故在各地屢有發生，但卻得不到公正的處理，受害病人及其家屬得不到應有的權利救濟和經濟賠償，肇事的醫生得不到應有的處罰，其他醫生更不能從中汲取任何教訓。但是不少法院對此的反應是無能為力。為什麼？一個重要原因是有關的法律規定不合理也不合法。1987年國務院頒布實施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是法院處理醫療事故的一個重要的專門性法律文件。有學者指出這一行政法則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例如，「將醫療事故的范圍界定得過窄，規定醫療事故只包括醫療責任事故和醫療技術事故，特醫療差錯排除在醫療事故之外。」就是說，如果一個醫療事故鑒定是「醫療差錯」的話，即使醫生有過錯，也可以不承擔責任！那麼，在這個行政法則被修訂之前就沒有任何辦法嗎？
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按照我國現行法律淵源體系，法律的效力優於行政法規。從法理上說，有醫療差錯就是做了錯事，做錯事就是侵權，有過錯或疏忽就是有可歸責性，就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道理其實不復雜。烏魯木齊市中級法院和新市區法院在審理一起醫療事故賠償案中認為「門診部的行為既然是醫療差錯，就說明醫療單位在主觀上有過錯，因而構成侵權的民事責任」，因此判決被告賠償原告的損失。根據這個判決，我們可以說，在《醫療事故處理辦法》被修訂之前是有辦法的。即由人民法院根據我國的法律淵源體系和法律精神作出正確的判決，而不適用與我國基本法律和法律精神有違的某個行政法規的具體規定。筆者以為，烏魯木齊市法院的審理是正確的、公正的。
例證二，特事特辦、主動服務、快立快審快執，審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系列案件：
2004年8月21日至22日，2400名民工因多次索要長期被拖欠的勞務工資沒有結果而將平互公路堵住，要求當地政府解決問題。不告不理是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2400名農民工並未直接向法院起訴，而且14.8萬的標的也達不到中院收案的標准。但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待是馬克主義活的靈魂，是現代民事審判應秉持的思考方法，在如此情況下若再堅持不告不理的法律規則，顯然有損於社會安定，考慮到社會安定與穩妥的需要，以及民工法律意識淡薄，不知告，不會告的現實，筆者所在的中院根據黨中央、省、地委提出的加大清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政策要求，以方便當事人訴訟，及時，高效審結案件的民事訴訟基本原則為依據，主動與2400名民工取得聯系，手把手教他們寫最簡易民事訴狀與訴訟費緩交申請。9月2日立案，9月5日開庭審理，在查清帳務的基礎上，原、被告方達成調解協議，被告逾期未履行時，又主動強制執行。10月中院將14.8萬元勞務工資交給2400名民工。使這一群體事件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圓滿解決。
2001年1月，筆者所在的中院在對村辦破產企業進行執行時，多次遭到該村115戶村民的阻攔，經查，該企業在成立時，因資金短缺曾向這115戶村民借款28萬。在申報債權時，村民們並不知道申報債權這些對他們來說拗口而又陌生字眼的具體意思，未在規定的期限內申報債權。所以他們並不是案件的當事人，且案件業已處於執行階段，其要求依法應當駁回。但破產企業曾向村民借款未還卻也是證據確鑿，依實體法規定，債權人理應將執行所得財產分羹予115戶村民。當明顯的實質正義需要維護時，中院沒有無視案件的具體事實，拘泥於法條，機械地按通用推理的思考方法駁回115戶村民的要求，而是以應當建立多元化解決民事糾紛機制等現代民事審判理念為依據，再三給債權人做工作，最後經過中院的努力，債權人與115戶村民達成協議，答應從執行所得財產中分出28萬給115戶村民，通過中院的工作，協議得到順利的履行兌現。
特事特辦、主動服務、快立快結快審的工作方法在審理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中的效果十分顯著：僅2003年8月至2004年元月，筆者所在中院就為3729名農民工追回被長期拖欠的「血汗錢」近200萬元。而筆者所在的地區農民的年收入平均只有1700元，與此比較，可知這200萬元對農民工的巨大意義。
在運用實質推理的思維方法打破以往傳統作法，創新上述工作方法時，筆者作為主管民事審判的副院長也曾面臨著很大的壓力，經過於再三的猶豫與權衡：雖然現代民事審判理念與實質推理的辯證方法也讓我們認識到在審理民事案件中，法條並不是必須絕對執行的聖旨。但我國的法律制度畢竟是成文法系，依法辦案，三段論式推理是當代法治的思想基礎，長期以來很多人已習慣一層不變地執行法律條文，而且萬無一失，若嚴格遵守三段論式的推理，機械地以法條為前提斷案，就算得出的結論有損社會正義，明顯不合理，那也是立法者的過錯，與法官無關。同時嚴峻的現實又告訴我們，農民工是一群特殊的弱勢群體，他們幾乎是法盲，不知告，不會告，那些工資即是他們的血汗錢，也是他們一家老小企盼了一年的全部經濟收入。面對這樣的事實，若再拘泥於法條，無動於衷地機械辦案，那麼法院的司法救濟將會變得蒼白無力，權利的最後保護屏障將會形同虛設。這即違背了中央關於加大清欠農民工工資的政策要求，又與民事審判的基本原則相矛盾。再三權衡，司法為民的宗旨給了院黨組智慧與勇氣，使身處矛盾中的我們最終有了合乎社會需要，合乎民事基本原則與立法原意的正確選擇。
需要注意的是，在民事審判中運用實質推理容易發生的謬誤主要來自情感因素和偏見的影響，即法官違背理性主義原則。在這個問題上，應防止出現兩種極端的情況，一種是絕對遵從法律規則，在維護法律的穩定性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遇到明顯的實質正義需要維護時，也拒絕考慮規則的合理性，作出破例處理；另一種情況則是濫用裁量權，這兩種極端都不可取。在我國目前法官隊伍整體素質還不很高，辦案環境還不理想的情況下，進行實質推理時尤其要防止「以理代法」、「以情代法」的傾向，即要保證法律的確定性、統一性，維護法治的基本准則，又能夠靈活地面對復雜的案情，使審判活動及其結果能在客觀上符合社會現狀及其發展的綜合要求。 (宋效國 祝玉芝)
注釋：
1、蒙洪勇：《法律和法官革命》，載《現代法學》2000年第一期第39頁。
2、雍琦著：《審判邏輯學》，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南政法大學教材第131頁。
3、張騏著：《通過法律推理實現司法公正》，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5期第21頁。
4、同2，第137頁。
5、葛洪義著：《法律原則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載《法學研究》2002年第6期第4頁。
6、於大水著：《簡論審判中的法律推理》，載《法學論壇》2003年第2期第34頁。
在審判工作中,不能把定罪三段論視為一般三段論,定罪三段論是在審判工作的思維實踐中總結出一種新的推理形式,定罪三段論在審判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
定罪三段論;罪名定義;推理形式
㈦ 1.刑法性質 2.三段論來分析犯罪
刑法的法律性質就是指刑法作為法律體系中之一部分所具有的特徵。刑法與其他部門法如民法、行政法、經濟法等比較起來，有兩個顯著的特點：
（1）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的范圍更為廣泛。任何一種社會關系，只要受到犯罪行為的侵犯，刑法就規定對這種行為予以一定的刑罰處罰，從而使這種社會關系進入刑法調整范圍。在這個意義上，刑法可以說是其他部門法的保護法。
（2）刑法的強制性最為嚴厲。任何法律都具有強制性，任何侵犯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的行為人，都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受到國家強制力的干預。但是，所有這些強制，都不及刑法對犯罪分子進行刑事制裁即適用刑罰嚴厲。刑罰不僅可以剝奪犯罪分子的財產，限制或剝奪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剝奪犯罪分子的政治權利，而且在最嚴重的情況下還可以剝奪犯罪分子的生命。
犯罪構成三段論對具體犯罪進行分析時可以看出，在中國任何犯罪刑法條文的規定都是：什麼人實施了什麼行為，造成了什麼樣的結果構成何種犯罪，給予何種刑罰處罰；其犯罪構成要件都是犯罪主體、犯罪行為、犯罪結果這三個犯罪構成要件；同時具備三個犯罪構成要件的構成犯罪，缺少其中任何一個犯罪構成要件的，就不構成犯罪。
（1）犯罪主體，是指犯罪的自然人或者單位。自然人除包括達到法定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實施具體犯罪行為等客觀因素外，還應當包括犯罪人的犯罪動機、目的等主觀因素。犯罪主體是犯罪構成的必要要件，犯罪主體是犯罪意圖的製造者和犯罪行為的實施者，任何犯罪必須首先有犯罪主體，它是犯罪的動力，在整個犯罪中處於主導地位。因此，在立法或者司法過程中，應首先要確定犯罪主體，沒有犯罪主體，不可能構成犯罪。
（2）犯罪行為，是指犯罪主體通過一定活動，作用於犯罪對象，侵犯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造成危害社會結果的行為。犯罪行為是犯罪主體主觀見之於客觀的一種社會活動。它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按犯罪行為的活動方式不同，可分為作為犯罪行為和不作為犯罪行為；按犯罪行為的主觀支配形態不同，可分為故意犯罪行為和過失犯罪行為。除此之外，犯罪行為還包括犯罪的對象，犯罪的方法、手段，犯罪的時間、地點等因素。中國刑法分則對犯罪行為的表現形式一般都作了具體、詳細的規定。犯罪行為是犯罪構成的必要要件，任何犯罪都必須有犯罪行為。犯罪行為在整個犯罪過程中是處於中介地位，是犯罪的客觀表現。犯罪主體通過實施犯罪行為，造成犯罪結果。沒有犯罪行為就不可能有犯罪結果，不可能構成犯罪。因此，在立法和司法中都非常重視對犯罪行為的確定。
（3）犯罪結果，是犯罪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的侵犯，造成一定社會危害的結果。只要犯罪主體實施的犯罪行為作用於犯罪對象，使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被侵犯，就造成了社會危害性，刑法根據社會危害性的不同程度規定構成犯罪的不同犯罪結果。有的規定，只要實施了犯罪行為，使刑法所保護的重要社會關系被侵犯，就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就構成犯罪結果；有的規定，侵犯社會關系達到一定的社會危害程度，才構成犯罪結果。例如，中國刑法分則對走私武器、彈葯、核材料或者偽造貨幣的行為，只要實施了走私上述特定物品的行為，就侵犯了中國海關管理秩序，不論數量多少，都構成犯罪結果；而走私普通貨物、物品侵犯了海關管理秩序，則必須達到偷逃應繳稅款5萬元以上的，才構成犯罪結果。犯罪結果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物質的結果，也有非物質的結果；有安全、秩序危害結果，也有名譽損害結果。
㈧ 刑法：二層階與三段論使用有聯系嗎
二階層是在對傳統的三階層的一個演進吧……把違法阻卻事由放到了構成要件該當性中一並考慮。
考試的時候，還是用三階層。二階層了解一下即可。
㈨ 2015司法考試刑法用三段論還是四要件
其實標準的說法是，三要件和四要件，
中國主流的刑法教科書中多採用四要版件理論，四要件也是比較傳權統的理論，
三要件是最近幾年才在我國流行的理論。
三段論體系是：犯罪構成的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
四段論體系是：犯罪主體、犯罪客體、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
㈩ 「張明楷三段論」是什麼
「張明楷三段論」在大陸法系刑法學界內廣泛受到使用。
「張明楷三段論」是刑法犯罪的三階理論判斷犯罪，其三個步驟為：
（1）構成要件該當性
（2）違法性
（3）罪責（有責性）
同時滿足構成要件該當性和具備違法性的行為稱為不法行為，一行為必須要不法且有罪責才能構成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