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的不足

㈠ 公司能开除精神病人吗

只有这个原因……恐怕不能
是违法的……

用人单位如歧视、侮辱、遗弃精神病人，将可能被处最高两万元的罚款。在首都之窗网站上，市法制办正在就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送审稿）征集社会建议。
条例（送审稿）中规定，
有下列四种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两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造成精神疾病病人财产损失或其他损失、损害的，须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一）侵害精神疾病病人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歧视、侮辱、虐待和遗弃精神疾病病人的。（二）对精神疾病病人予以开除、辞退或者取消学籍的。（三）在严重精神疾病病人病愈后，所在单位或学校不安排适当工作或者复学的。（四）未经精神疾病病人本人或者其医疗看护人书面同意，对精神疾病病人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播放与精神疾病病人有关的视听资料的。

为保护精神疾病病人权益，条例（送审稿）还规定，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精神疾病病人的社区康复费用由医疗保险中报销。据悉，网上征求建议时间截至4月3日。

㈡ 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的第三章 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第二十四条 精神疾病的诊断、治疗机构应当取得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具备与开展精神疾病诊断和治疗相适应的设备、设施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第二十五条 本市三级综合性医疗机构应当开设从事精神卫生服务的专科门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根据精神卫生工作的需求，开展相关精神卫生服务。
第二十六条 从事精神疾病诊断、治疗的人员应当具有医师执业证书；重性精神疾病的诊断应当由具有二年以上精神疾病诊断、治疗工作经验的精神科医师作出。
精神疾病的诊断、治疗应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精神疾病诊断标准、诊疗规范。
第二十七条 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对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机构申请诊断复核。医疗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诊断复核。诊断复核结论应当由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医师作出。
对经诊断复核未能确诊或者对诊断复核结论有异议的，医疗机构应当组织会诊。
第二十八条 与精神疾病患者有人身或者财产利害关系的医师，不得为其进行诊断、诊断复核、会诊和治疗。
对精神疾病进行诊断的医师，不得为同一精神疾病患者进行诊断复核和会诊。
第二十九条 精神疾病患者自愿到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由本人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办理就医手续。&t;BR>自愿住院接受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可以自行决定出院；精神科医师认为不宜出院的，应当告知理由，由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决定是否出院，并由医疗机构在病历中记录。
第三十条 经诊断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患者，诊断医师应当提出医学保护性住院的建议。
医学保护性住院由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办理住院手续。监护人或者近亲属拒绝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接受医学保护性住院治疗的，应当说明理由，并由医疗机构在病历中记录。
经二名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医师诊断，认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可以出院的，由精神科医师出具出院通知书，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办理出院手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要求出院，但精神科医师认为患者不宜出院的，应当告知理由，由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决定是否出院，并由医疗机构在病历中记录。
第三十一条 精神疾病患者有危害或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以将其送至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单位和个人发现上述情形的，可以制止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具体办法由市公安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二条 对公安机关送来的精神疾病患者，应当由二名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医师对其进行诊断。经诊断认为不需要住院治疗的，由医疗机构及时通知公安机关将精神疾病患者接回，交给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经诊断认为需要住院治疗的，由公安机关通知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办理住院手续。对无法通知到精神疾病患者监护人、近亲属的或者监护人、近亲属拒绝办理住院手续的，公安机关可以先行办理，并由医疗机构在病历中记录。
经二名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医师诊断，认为精神疾病患者可以出院的，由公安机关通知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办理出院手续。监护人、近亲属拒绝办理出院手续的，由公安机关办理，将其交给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并由医疗机构在病历中记录。
第三十三条 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妥善看管、照顾精神疾病患者，防止其伤害自身、危害他人或者社会；
（二）根据医嘱，督促精神疾病患者接受治疗，为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办理住院手；
（三）为经诊断可以出院的精神疾病患者办理出院手续；
（四）帮助精神疾病患者接受康复治疗或者职业技能培训；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㈢ 宜州一中真的那么差吗

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伤痛

其中，上升最快的是号称第一心理杀手的抑郁症。据疾控中心公布的数字，目前我国抑郁症发生率已经达到4%以上，需要治疗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2600万。

尽管一些随着医改刚刚被纳入公共卫生系统的二级、一级医院有了国家财政拨款的待遇，但也仅仅是温饱。王诚说，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财政拨款仅能解决102位在编人员的基本工资，剩下200多位不在编人员仍由医院负担。

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所有以正常人自居的人都认为这个词汇离自己很遥远，那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而事实上，几乎在每个人身边，都有精神病患者的存在。

身在市区中心的北京回龙观医院则实属幸运。20年前，这里也是北京最北郊，只是随着市区的扩大，这所医院才被逐渐包围，意外成为社区中的医院，提前实现了所有精神病院的理想。

于是，小安就一直住在医院里，年复一年。张莹帮他买了各种教材，但是又不敢告诉他，他很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清理和驱逐的社会多余而被城市交给船工，任其流浪。

结果是：这所医院还在使用上世纪50年代的平房院，至今没有任何大型设备。

许多国家，精神病康复体系包括专科医院、社区康复中心等，旨在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而在我国，基层精神病院是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在这里，很多人住了几年、十几年，至几十年，无形的囚锁困住了他们的心灵，他们远离人群、社会、正常的生活，直至他们完全康复，也无法找到归途。

从此，小安跌进了地狱。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小安反复住院，直到2003年，他的家人和工作单位都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再也没有把他接出去过。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哆嗦的手，满是汗，冰凉而僵硬。

我们已经尝试着建立社区康复和救助中心，让患者回归社会。2010年初，在意大利特伦托市精神卫生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首家社区精神卫生康复中心海淀区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八里庄分中心终于挂牌成立。

1992年夏天，他突然病了,瑜伽，毫无征兆。单位领导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告诉医生，他半夜在单位溜达，谁劝也不理，他呆滞地跟在同事身后，直到进入女厕所，他认为所有人都在议论他，想要杀害他……

无论是医生本人还是医院，都非常清楚违法的后果，吊销执照、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一位老医师说：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院长只有经常在职工大会上安慰大家：好人有好报。

在附近的太平间里，还冷冻着一位患者的遗体，他已经在那里躺了整整一年。他是心脑血管疾病致死的，还不到40岁，家属要求医院赔偿40万，又无任何说明医院过错的证明。经历了无数个拉锯战的王诚很感慨,疾病查询，他们连死后都得不到安宁。

窘迫

小安最爱唱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因为他的哥哥是个警察。

小安对我很新奇，你是外面的人，我见过的第一个记者。同时，他又异常的敏感，一直瞪大眼睛直视着我，近乎苛刻地观察我的每一个反应，我讨厌歧视，我和你们一样，除了偶尔的小问题，我们不是疯子和傻子！小安大声说。

即使在一些发达城市，情况也不容乐观。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按照营业执照，应该是76张床位；现实中，床位已经被迫增加到300多张。

1988年，22岁的小安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财会专业，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被众人仰视。由于成绩优异，还未毕业，他就被某著名央企的高层领导一眼相中，并用三顾茅庐的执着请走了他。

更加千疮百孔的是医务工作者队伍。据统计，我国共有注册精神科医师1.9万人，每7万人中产生一位。与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对，每位医师对应842人。

于是，心怀愧疚的哥哥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探望。每次见小安，我都一个星期睡不着觉，就像死过一次。

百年后，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

但他们依然要撑下去，医者、患者与家属，一同化作了被刻意忘记的石雕，坚持，等待似乎永不会到来的关注。

面对现实，非法行医成为所有精神病院无奈的选择。按照规定，精神病诊疗医师是不能处理其他领域的医疗问题的，现实是，精神病院的医师早已被迫成为病患的全科大夫，处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所有问题。

情何以堪。这位院长说。

小安每天都看电视、听半导体，阅读英文的《CHINA DAILY》，他提出了几十条意见，已经交给了院长。我很失望，看不到出口。

由于缺乏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很多病人不知或不愿求医，病情往往加重。大量重症患者需终生与药物为伴，他们长期失业，耗光了积蓄，变成家属的负担。

在这背后的原因是，开设精神卫生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智力支持长期断流。硕果仅存的少数专家们又很可能因为工作环境、待遇等原因更愿意进入综合性大医院、心理诊疗中心，甚至是改行，最终落脚在精神卫生医院的堪称罕见。

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不足，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还面临着人才的困境。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拿什么招人？

与惨痛的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人患病而不自知。尤其是抑郁症患者。据调查，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恰当的药物治疗。

由于护士的专业定位不明确，在任何领域和科室都能干，所以流动性非常大。精神卫生医院待遇低、压力大、风险高，甚至还要承受社会歧视，所以大批护士选择了离开。杨甫德说。而他所负责的回龙观医院堪称是我国条件最好的精神卫生医院之一，即使如此，每年招来的护士至少要流失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疾障碍者，不到100个人中，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病患者。

这一人群的平均寿命少了20～30年。杨甫德沉重地说。

编外的床位比在编的多，这导致医院的病房、医疗设备、基础建设都早已无法满足需求，这在基层机构里已是通病。

精神病患者一个被填充了排斥、歧视，甚至是暴力色彩的词汇。

哥哥……小安的声音支离破碎。与小安最要好的护士告诉我，去年年底，小安的哥哥来医院探望他，一米八的小安匍匐在地上，抱着哥哥的脚，哭得像个孩子。

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1亿

无知、偏见、恐惧、躲避，这个脆弱的群体甚至缺乏本能的自救。

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我们拿什么招人？王诚很焦虑，连人都招不来、留不下，如何提高科研能力和服务质量？如何发展？他无奈地说：就剩我们两个老家伙了，又有行政职务。医院仅有院长和副院长两人是专家，拥有副主任医师资格证。

而且在我国，精神病院这个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难堪重负的机构，几乎是患者的唯一选择。我国没有任何康复体系，这导致精神病院成为制造残疾的凶手。身为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的王诚如是说。

学会面对。小安一字一顿地说，先要面对，才能拯救。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继离世，妻子也离开了他，唯一的哥哥会在每年年底来医院缴费，顺便探望他一次。

求医的愿望无法实现，排斥的心态得偿所愿，在一些地方，人们把精神病患者用高墙铁锁囚禁，任其自生自灭。

一年多以来，类似的机构在努力繁衍，但遭遇的阻力早已超乎想象。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完善的志愿者队伍。在康复中心，主要由志愿者照顾和引导患者的生活，帮助他们融入社会，而现在，志愿者不足40人。

在这所医院里，多数人是年轻的面孔，他们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专院校，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很难考到医师资格证。

我们在2009年就一直申请扩编，但始终没有回应。该院院长王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这个群体已经庞大到无法用界限来划分，也容不得任何抗拒与疏离，他们融合在无数的家庭和人际关系网中，与正常人血脉相连、肌肤相亲。

两年前，小安开始自学中级会计师教材，做了整整两本笔记。现在就是用电脑做账，我可以学。

比缺医生更可怕的是缺护士。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更多的监护和照顾，可现实是，所有精神卫生医院的护士数量都严重不足，甚至在个别医院里，一个护士要管几十个病人，而在综合性医院里，相对应的比例为1：2.5。

1898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但也正因为起步较晚，所以在建立之初，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在权益、规范、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记。

他甚至知道我为什么而来，最近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小安略显愤怒地说，为什么大家都关注极个别的被精神病现象，而不关注我们？我们才是真正的适用主体！

这双眼睛紧盯着我，四十分钟，没有转移。

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他忽然哽咽，望着我。

为了小安，他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放弃了相恋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几乎是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你能理解吗？

精神病院，一个人们熟悉而又倍感神秘、惶恐的场所，躁狂、妄想、歇斯底里与抑郁人们所害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大多医闹都是缘于病患在综合病症下致死，家属认为精神病医院应承担责任。这是最严重的制度不合理。王诚和杨甫德院长一致表示，综合性大医院一直以条件不具备为由拒绝接收精神病患者，只会诊，不处理，精神病患者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肿瘤，怎么办？

墙上挂满了阿忆的油画，那是他对外面的幻想，色彩凌厉、线条模糊。五年前，阿忆就已经完全康复，但是，他选择在医院里度过余生，因为在外面等待他的是冷漠的家人、陌生的世界和一无所有的惶恐。

我不记得了，不知道是因为病了，还是因为不想记得。小安嗫嚅道。

2005年，新家添丁，女方家决定卖掉这个老房子和岳父母的宅院，换一个100平米的新房。

于是，希望全部寄托在财政拨款上，而财政拨款唯一能解决的仅是按照医务人员编制划拨基本工资。

采访结束后，小安送给我一个用珠子穿的圣诞老人挂坠，他在手工课上学做的，他想了很久，似乎想说什么，终究又没有说。

哥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高大，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瘦弱、疲惫、无奈。一下午的谈话里，他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况且，基本工资非常微薄，只能实现最低保障，奖金、福利都无从谈起。津贴？我们有特殊岗位津贴，每人每天1元。杨甫德对此哭笑不得。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万张。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

作为一家必须差额预算的三甲医院，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创收却显得既不合乎现实也不合乎情理。我们的病人都是弱势群体，大多家境贫困，不堪重负，不允许我们创收。

在那里，他们得到治愈，或面对死亡。

于是，小安的哥哥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里。嫂子允诺，给小安付一辈子的住院费，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小安的哥哥小声说。

实际上，这所理想医院也正深陷于窘迫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连续亏损11年。院长杨甫德说，前年，该医院开展项目成本核算，66%的项目亏损。

编制定于1993年，多年未变。按照该院编制，医务人员总数为1150人，可实际上，随着门诊量和床位数的急速增长，该院已经超编近300人，这些人的待遇，由医院自行解决。

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小安泣不成声，我会坚持吃药，我可以找到工作，我能自己生活。

2003年，已经40岁的哥哥带着铺盖卷做了倒插门女婿，住在女方家购买的40平米的老房子里。

1亿精神病患悬于陡崖，病魔、负担、歧视如不断加码的巨石，而另一边，救命的稻草是虚弱的医疗卫生体系。

一位精神病院医生说：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我们的待遇仅是综合性大医院的三分之一。王诚很苦恼，拿着如此微薄的报酬如何招聘？专科的都不来，外地的也不愿意来。即使来了，按照入编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北京户口，他们也无法入编。

仅比对现状：13.2万张床位，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杯水车薪。

精神卫生立法，承载了终结至少改善这一切的万众瞩望。

谁来监护和照顾？他住在哪儿？小安的哥哥不停转着手里的杯子，而且，我妻子也不同意。他想了很久补充说。

有同样感受的，不只是病人。

1亿！

三年前,症状查询，小安的医生告诉哥哥，小安可以出院了，他已经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但是要坚持吃药，要有人监护和照顾。

在古代中国，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

于是，精神病院与劳教所一起搬迁，放在了地图的最边缘。乘地铁至终点，然后坐25站公交，到达山下。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的手相距不足10厘米，面面相觑，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细密的血丝，并感受着他的紧张，他不停地抖脚、搓手，嘴角不自觉地颤动……

最让王诚头痛的还是医闹问题,增肥方法，每死必闹。精神病患者要同时遭受病痛、药物副作用、并发症的困扰，他们态度消沉，求生欲望很低，往往会早逝或突发性死亡。很多家属长期不关心患者，不了解情况，突然接到病危通知或死亡通知就觉得很意外，事出蹊跷，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医闹。

我赶紧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有耐心。小安只是直视着我，没有表情。

冰冷、孤独、无助。小安如是描述他们的世界。

在某城某区年初的城市规划大会上，精神病院院长坐在台下第二排，正前方坐着区卫生局局长，台上，区长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结尾处说：劳教所和精神病院也不能没有，就放在最边上吧！

他依然直视我，我看不出那眼睛的背后是什么，只是在后来的很多天，都难以忘怀。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因此，几乎所有的精神卫生医院都长期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全年招聘已是常态。

于是，15%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袭击、突发死亡。

最初的几年，小安的哥哥带着小安访遍了全国的名医，甚至尝试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专家告诉他，这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回归家庭，对大部分治愈者来说，是一个梦想。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数据在北京某基层精神病医院中共有200多位医生，平均每位医生要负责20名患者，是综合性医院的5倍，而且，队伍每年的流动量在20人以上，其中，有医师资格证的不到5人，数十年来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

同时，精神病医院还必须被迫慈善。大量病人拖欠医药费，连伙食费每年都能欠上百万。还有三无人员、老弱病残、无家可归者寄居于此，唯有医院，承担所有。

况且，仅有的资源还集中在发达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区县、甚至地市级城市都没有一家精神疾病医疗机构。

比经济负担更沉重的是，重性精神病患者在对抗病魔的同时，还要忍受药物副作用，并随时面临并发症的困扰。

精神科床位每万人仅1.04张，注册精神科医生仅1.6万人，护士严重不足

我们的病人

自上岗之日起，小安就包揽了所有的荣誉：先进工作者、优秀干部、项目带头人……三年后，他成为这个大单位里最年轻的主任，当年年底，他分得了一套90平米的单元房，迎娶了相恋多年的北京姑娘，抵达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巅峰。

这个比例还在快速上升。杨甫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有着多重身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会主席、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和《精神卫生法(草案)》的重要参与者。

那么，小安要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吗？我问。哥哥一直没有回答。

巨大的歧视与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歧视的焦虑之中，更何况，同为医者，他们的待遇还不及综合类医院的三分之一。

救赎

小安骄傲地讲述着曾经的辉煌，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个荣誉，每一个关键的年份，他的眼睛逐渐明亮，嘴角上扬，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享受着昔日的荣光。

由于长期服药，很多重性病患者目光呆滞、表情怪异、动作缓慢，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遭遇越来越凶猛的病魔，越来越严重的歧视。

你给我钱，我都不会出去，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阿忆已经在医院里住了20多年，他最害怕的是地铁。四通八达，不知去向。

小安的医生张莹说，小安还有轻微的幻听症，但是带病也完全可以生活。可他哥哥不签字，监护人不愿负责，我们就不能把他推向社会。

最让医院和医生们痛苦的是，仁心无法得到理解。患者和家属都常常认为，医院不够尽心尽力，医生不够尽职尽责。

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患病率还仅为2.7%，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则达到17.5%。

连医疗卫生领域都对精神病患者歧视、排斥。王诚院长叹息。

相关的主题文章：

饮食保健解析6种饮食偏方的减肥

㈣ 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的第四章 精神疾病的康复

第三十四条 本市逐步建立以社区康复为基础、家庭康复为依托、精神卫生机构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的精神疾病康复体系。
第三十五条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辖区的实际需要，规划和建设社会福利性质的社区康复机构，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康复服务。
市和区、县民政、卫生等行政部门以及残联，应当在技术指导、资金投入等方面对社区康复机构给予支持。
第三十六条 社区康复机构应当安排精神疾病患者参加有利于康复的活动。有条件的社区康复机构，应当组织精神疾病患者从事职业康复活动，提高其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鼓励企业将适合精神疾病患者生产的产品安排给社区康复机构生产。
第三十七条 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应当安排适当的人员和场地，为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医疗康复服务；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应当协助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康复训练，使其恢复社会适应能力，协助其回归社会。
第三十八条 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成员应当营造有利于精神疾病患者康复的环境，协助其进行家庭治疗以及生活自理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
第三十九条 精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指导社区康复机构和精神疾病患者家庭开展精神疾病的康复治疗，向精神疾病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传授康复方法、普及康复知识。
第五章 精神疾病患者的权益保障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疾病患者的人身自由。
第四十一条 精神疾病患者享有参加与其身体、精神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劳动并取得相应劳动报酬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精神疾病患者参加生产劳动。
第四十二条 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与精神卫生工作相关的其他单位其人员应当依法保护精神疾病患者的隐私权。
未经精神疾病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书面同意，不得对该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播放与该精神疾病患者有关的视听资料。
因学术交流等原因需要在一定场合公开精神疾病患者病情资料的，应当隐去能够识别该精神疾病患者身份的内容。
第四十三条 精神疾病患者及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有权了解患者病情、诊断结论、治疗方法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医疗或者教学机构需要精神疾病患者参与医学教学、科研或者接受新药、新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的，应当书面告知本人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教学、科研和试验的目的、方法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并取得精神疾病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的书面同意。
第四十四条 精神疾病患者享有通讯、会见来访者、处理私人财物等合法权益；因病情或者治疗等原因需要限制住院精神疾病患者上述权益时，医师或者护士应当将理由告知该精神疾病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并由医疗机构在病历中记录。
第四十五条 精神疾病患者康复后，依法享有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权利。
精神疾病患者康复后，有权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残联应当推动其就业培训、安置等工作。
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或者聘用合同期内，用人单位不得在规定的医疗期内以罹患精神疾病为由解除与精神疾病患者的劳动关系或者聘用关系；精神疾病患者康复后，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或者聘用合同期内，其所在单位应当为其安排适当的工作，在待遇和福利等方面不得歧视。
第四十六条 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和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执行。农村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具有本市户籍，无生活来源和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抚（扶）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抚（扶）养人没有赡养、抚（扶）养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由民政部门指定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收治，医疗费用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服现役期间罹患精神疾病的具有本市户籍的退伍、转业军人，其精神疾病的医疗费用，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 市和区、县人应当制定相关政策，对具有本市户籍、生活困难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康复费用给予资助。

㈤ 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的介绍

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是2006年12月8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回三次会议通过的条例。答共分七章，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所称精神健康促进，是指通过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处置心理问题和干预心理危机等方式，提高公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本条例所称精神疾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的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

㈥ 学习卫生法律法规这门课程对你有什么启发

通过卫生法律法规教学使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了解与医药卫生有关的法律制度，明确自己在医药卫生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正确履行岗位职责，同时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同违法行为做斗争。

㈦ 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的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提高公民的精神健康水平，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精神健康促进和精神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精神卫生服务以及相关的行政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市精神卫生工作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方针，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四条 精神卫生工作是本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本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建立精神卫生工作经费保障制度，完善精神卫生服务网络，推动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统一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精神卫生工作。
市和区、县卫生行政部门是精神卫生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和实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对精神卫生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民政、公安、财政、人事、教育、发展改革、司法行政、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行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精神卫生相关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以及老龄委等社会团体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协助做好精神卫生工作。
第六条 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禁止歧视、侮辱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成员；禁止虐待、遗弃精神疾病患者。
第七条 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全社会应当尊重和理解精神卫生从业人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精神卫生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正常执业活动。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的职业保护。
第八条 本市鼓励单位和个人关心、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以提供资助、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支持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
本市对在精神卫生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精神健康促进与精神疾病预防
第九条 本市建立以精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主体、医疗机构为骨干、社区为基础、家庭为依托的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具体办法由市卫生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条 本市建立精神疾病信息报告制度。
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精神疾病信息分类报告和管理系统。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内容、程序、时限和方式将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情况，向该医疗机构所在区、县的精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区、县精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信息进行核实，并向市精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第十一条 区、县精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建立档案，并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信息通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了解本辖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情况，并与精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立患者信息沟通机制。
区、县精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定期访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进行定期访视，并根据精神疾病患者的病情需要，协助其进行治疗。
第十二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重大灾害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列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心理危机干预的业务培训。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重大灾害处理过程中，应当组织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降低重大灾害发生后精神疾病的发病率。
第十三条 市和区、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精神健康教育工作，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提高公民的精神健康水平，预防精神疾病的发生。
市和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在职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加强对医疗机构中非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识别精神疾病的能力；为公安、司法行政、民政、教育等行政部门以及相关社会团体开展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供技术支持。
第十四条 教育、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教师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高其促进学生精神健康的能力。学校应当为教师接受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供必要条件。
学校应当将精神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开展精神健康教育、咨询、辅导，创造有利于学生精神健康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高等学校和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应当配备专业人员，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第十五条 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应当创造条件，加强对看守所、劳动教养场所、监狱内监管工作人员精神卫生知识的培训。
看守所、劳动教养场所、监狱应当对被监管人员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教育，针对不同类型的被监管人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第十六条 科技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经费投入，鼓励和支持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精神卫生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提高精神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十七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宣传精神卫生知识，指导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组织居民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营造有利于居民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
第十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向就医者宣传精神卫生知识、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为社会开展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和服务提供技术指导。
第十九条 残联、妇联、共青团、老龄委等社会团体应当针对残疾人、妇女、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等人群的特点，开展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
第二十条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应当向公众开展精神卫生知识的公益性宣传。
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当关心职工的精神健康，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创造有利于职工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提高职工的精神健康水平。<BR&AM;G;第二十二条 设立营利性心理咨询机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设立非营利性心理咨询机构应当向民政部门登记，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心理咨询机构不得从事精神疾病的诊断、治疗。
第二十三条 心理咨询机构的心理咨询人员应当从下列人员中聘用：
（一）具有心理学专业学历证书的人员；
（二）具有心理咨询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三）具有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员。
心理咨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规范，由市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等行政部门共同制定。

㈧ 居民纠纷

你说得确实是个社会问题，应该让他的家人把她送到医院里去。如果你生活在北京，问题就好办了，警察有义务把她强制送精神病院。
《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写明，精神疾病患者有危害或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公安机关可以将其送至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但住院、出院需要家属办理手续。
如果在其它地区，你查查有没有相关的地方法规，如果没有，《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的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但该规定应该只适用于严重危害刑法法益、经法定程序鉴定为完全无辨控能力的精神病患者。
就是说，必须法医要判定你邻居是完全无辨控能力的精神病患者，才能让政府给她强制治疗。

㈨ 重性精神病患者　怎样界定

我们国家对重性精神病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各地依据卫生部相关文件有自己的要求。北京市目前要求上报的重性精神病包括（一)痴呆、(二)癫痫所致精神障碍、(三)颅脑损伤所致精神障碍、(四)慢性酒精中毒所致精神障碍、(五)精神分裂症、(六)持久的妄想性障碍、(七)分裂情感性障碍
、(八)躁狂发作(伴有精神病性症状和冲动行为)、(九)双相情感障碍、(十)抑郁发作(伴有精神病性症状和自杀行为)、(十一)复发性抑郁障碍(伴有持续和严重社会功能损害)、(十二)精神发育迟滞(中度及以上)、(十三)精神发育迟伴发精神障碍
偏执型精神障碍要看有没有妄想、幻觉等症状出现。

㈩ 在当地开办心理咨询室需要哪些条件

心理咨询室不可以领取营业执照。

根据《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设立营利性心理咨询机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北京市东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工商业务办理窗口工作人员表示，不能办理心理咨询机构的业务，因为表格中没有这一选项，以前也没有办理的先例，即使有医疗卫生部门的前置许可证也不行。

北京另一个区的工商局工作人员在查验相关记录后，同样无奈地表示：从理论上可以办理，但是由于没有办理的先例，他也无能为力。

根据规定，登记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是指企业在申请登记前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营利性医疗机构包括心理咨询机构，可以通过市或区县卫生局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进行前置审批。

(10)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的不足扩展阅读：

在全国，这样的尴尬现状并不是个案，杭州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小王对此现象颇有感受：也遇到两三个人来办理。可是这个行业在杭州还没有放开，我们也没办法。他试着向上级工商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最终却不了了之。

一方面工商部门不给注册，另一方面市场的需求催生心理咨询机构悄悄运营，这给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实际上带来了不可控的风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如果管理不当的话，反而会给心理咨询和治疗行业带来‘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