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法规

『壹』 请问从广义和狭义上讲制度和道德的关系是什么呢

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它是任何一个社会及组织团体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它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维护某种秩序而为人制定的程序化、标准化的行为模式和运行方式。
制度最一般的含义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

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
——亚当 斯密《国富论》,1776年
传统上,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分析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影响.毋庸置疑,市场可以被认为是人类所创造的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然而,在近来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为了理解不同国家迥然不同的经济绩效,认识到"制度是重要的"这一点已变得日益重要(North 1990;世界银行 2001).这里所引的制度一词,不单单是指市场.的确,在20世纪最后十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与制度相关的事件和现象已经并将继续对相关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举例来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以及随后的经济转轨,硅谷现象及电子商务的出现,欧元统一和市场一体化,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非洲持续的种族隔离和长期的经济停滞,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与不断出现的货币危机,对由成员国组成的国际组织作用的重新审视,以及全球非政府组织影响的加深,等等.这些例子当中的一些就其表面而言可看作是纯粹的市场现象.但如果我们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些事件和现象的深层原因及后果,我们不得不将它们的制度方面纳入考察的范围.
什么是制度 我们能不能把制度等同于法律条文,非正式规范,组织,合同,人们的意识或所有这些因素的部分或全部的组合 给诸如"制度"之类的任何概念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将取决于分析的目的.作为一个具体例子,我们不妨考虑下面的问题:既然制度对经济绩效如此重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学习和采用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当中最佳的制度呢 这是诺斯在一本开创性的论制度的书中提出的主要问题(North1990).为了分析这一问题,诺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
制度并不是只限于经济,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人们行为的准则。人们依靠制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制度包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等。
因为这个原因,经济学家对可实施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博弈规则何时是可实施的呢 是不是当实施者(enforcer)降临之时 可是,实施者又怎样才能被激励去实施他理应实施的博弈规则呢 简而言之,实施者怎样才能被驱使去恪尽职守 为了避免这种无穷尽的循环推理,一种办法是力图说明,博弈规则是内在产生的,它们通过包括实施者在内的博弈参与人之间的策略互动最后成为自我实施的(self-enforcing).从这种观点出发思考制度的最合理的思路是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博弈均衡.近年来我们陆续看到一些以博弈均衡制度观为基础的重要文献问世,虽然其中大部分文献是从历史案例的研究中汲取灵感(我们在下一节会讨论其中一些代表性工作).我们能不能将同样的思路运用到作为多样制度复合体的当代经济呢 这种复合体仅仅是各种相对自主的制度的混合呢,还是内在一致的整体,如某种均衡结果那样显然,把制度及其复合体视为均衡现象并不意味着制度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发生变化.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和随后计划经济的转型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制度的起源或变迁.在理论上,博弈模型可能存在多重解(均衡),或者说模型解高度依赖于对模型本身的设定.给定博弈的结构,可不可以将制度的突现(emergence)或变迁解释为:从许多等可能性的均衡中选择其中一种的过程,或者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转型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均衡选择或转型过程是否由技术或市场诱导并因为技术性规模经济而最终被锁定 (lock-in) 还是说,制度是由"文化基因"编程的结果 制度能否被政治企业家设计或被创新性经济企业家引发产生不可预料的政治事件会不会对制度选择发生随机性影响 尤其是,新制度诞生通常具备的新奇性究竟从何而来
因此,在本节一开始提出的基本研究设想可以更明确地概括为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将当代不同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理解为某种多重均衡现象(共时性问题);其次,在与均衡制度观相一致的框架下理解制度变迁的机制,同时又允许新奇性出现的可能性(历时性问题).请让我再进一步阐示其中的具体含义.
理解制度的多样性和当代经济的复杂性需要研究在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诸域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联结这些域的制度的性质.在这项研究中,不仅要在正统经济学的框架下思考问题,而且还要借鉴邻近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和认知科学对制度问题的重要贡献,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同于传统制度经济学的地方在于,我们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只是简单停留在积累丰富的制度类型,然后对它们进行任意和随机的分类.发展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结合其他学科的重要贡献,这对深刻理解经济制度的运行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博弈论分析作为系统研究制度的理论工具本身尚不完备.从该框架出发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可能会得出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优性和帕累托不可比(Pareto-unrankable).也就是说,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所联结,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因此,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国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单单囿于博弈论框架本身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依赖比较和历史的知识(Greif 1999).
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在本质上是比较性的,因而被称为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 简称CIA)1.
在本书第9章考察制度演化的历时性过程时,我们将偏离传统的博弈论(包括古典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对其作出重大的修正.我们将放弃如下假定,即认为博弈参与人(及其分析者)对博弈过程的客观结构具有完备的知识.相反,我们假定,博弈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只拥有个人的不完备观点——我们称之为主观博弈模型(subjective game models).当参与人基于主观博弈模型选择的行动决策在各个时期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那么,他们的主观博弈模型将可以被他们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动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所以,我们把制度定义为参与人主观博弈模型中显明和共同的因素——即关于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当这些主观博弈模型所导致的行动决策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便会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主观模型,直到新均衡实现为止.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就等价于理解参与人协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能够分析技术和环境变化,政治因素,法律条文,创新试验和文化遗产等等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一切必须在我们分析了共时性问题之后才真正有可能进行.

『贰』 我曾经看过法学中的一个原则，就是法律没有规定禁止的，就是合法的。叫什么原则来

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不可为，也称”法不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即禁止“，他出自西方十七、十八世纪的法谚，是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两部著作中相关思想表述的提炼和延申。

法不禁止即自由是针对私权利主体而言，指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公民去做的事就应该视为允许，政府就不应干预。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每个人，只要他不违背正义的法律，就应允许他去按照他的方式去追求他的利益。“

毕竟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都是与生俱来不言而喻的合法权利，除非受到代表公意的法律的明确禁止，否则公民的行为就不应当受到任何限制与干预。

法无授权不可为是针对公权利主体而言的，指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经过法律授权，凡是未经法律明确授权，公权力机关就不得行使该种行为，越权无效。

实际上法无授权不可为是西方古典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即公民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政府只能通过公开的，经过公民授权制定的，代表公民意志与利益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进行统治；凡是作为主权者的公民没有授予的权力，为公民自身所保留，政府不得享有和行使。

(2)国富论法规扩展阅读：

1. 公权力不适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由

第一，从公权力的天性看，公权力有任意扩张和侵略私权的天性。孟德斯鸠说，“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提出了三权分立理论，其目的就在于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抑制权力之恶以弘扬权力之善。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强调权力的监督制约与反腐倡廉。

所以，权力的范围与限度是明显小于权利的，此所谓“制约权力以保障权利”。所以，不能将用于保障权利的法不禁止即自由错误地用于对权力的界定上。否则，势必使权力过分张扬与膨胀。

第二，从公权力的来源看，公权力源于私权利。从启蒙时代确立的民主理论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因此，权利在位阶上高于权力，在界域上广于权力。权力服务于权利，只能为了权利而约束权力，而不能为了权力而约束权利。

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法无禁止即可为”是一个宽泛的、扩充性的、外向性的规定，更适用于私权利的自由性；“法无授权即禁止”是一个狭窄的、限制性的、内敛性的规定，更适合公权力的克制性。

2. 公权力适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后果

第一，公权力适用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理论上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会会导致公权力的无限扩张，从而成为警察国家；二是会产生泛刑化、重刑化，用严刑峻法治理社会，会走向反法治反人权的专制社会，带来对权力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

第二，公权力适用于“法无禁止即可为”，在实际生活中会产生两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是滥作为。由此带来的随意执法损害了法律权威，破坏了公民的法律信仰，而这种法律信仰比严苛的法律制度更为珍贵。二是不作为。

“法无禁止即可为”意味着自由选择，即对法律未禁止的事项，可以选择做也可以选择不做。对个人而言，这种自由意味着权利，为或不为出于个人意愿而免于外部干预。

但是对国家而言，权力的行使具有强制性，公权力不是自由而是职责，因而不能随意放弃。权力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权利，权力的不作为将会丧失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叁』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是犹太人吗

不是，经济学方面，与亚当斯密齐名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是犹太人，但是亚当斯密不是。

『肆』 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是什么商业革命为工业革命提供什么

最重要的政治前提是: (1)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2)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 (3)对外贸易 (4)生产技术已经成熟 (5)自然科学的进步 (6)指导变革的新经济学理论 (7)新兴产业的出现
商业革命为工业革命提供：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促进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市场支持 和资金
(1)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威廉在1689年同意接受议会提出的《权利法案》的条件后被议会宣布为英国国王，称为威廉三世。《权利法案》的主要内容如下:1.国王不得侵犯议会的征税权;2.国王无权废止议会通过的法律;3.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组织常备军;4.人民有请愿权;5.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不得因政治行为拘禁议员;6.必须定期召开议会。1701年，议会又通过《王位继承法》。这一法案的实质是《权利法案》的补充。规定国王的法令必须由有关大臣的签署才能生效，所有大臣必须执行议会的决议，不同意议会的决议，大臣就须辞职。根据这个法案，大臣便对议会负责而不对国王负责，英国国王变成了"统而不治"的虚君，政权完全落入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新贵族为主的议会之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最终确立。
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内阁制的形成和近代议会制度的确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它适应了英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成为在英国发展资本主义和进行工业革命的根本保证。
(2)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大量的只有人身自由而无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二是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并转化为资本。创造这两个条件的过程，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资本原始积累与后来的资本积累不同，前者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建立之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和出发点。后者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大生产过程中。所以把前者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后者称为资本积累。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是通过圈地运动、殖民掠夺。
(3)对外贸易
自16世纪下半叶起，英国政府就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为了发展贸易，英国政府大力扶植造船业，支持在海外成立特权贸易公司。其中影响最大的有1600年英国在印度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和1670年在北美成立的哈德逊公司。英国在印度采取的是强迫式贸易。如强迫印度农民种鸦片，输出到各国取得高额利润，中国也是受害国。英国低价收购印度大米，再卖给其他国家，获取暴利。
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近一百年问，英国政府通过圈地运动、海外殖民掠夺、强盗式贸易、贩卖奴隶和对国内人民的剥削，完成了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先决条件--大批的自由劳动力与大量资本。

(4)生产技术已经成
15世纪时，英国农村的半农半工的手工业就非常普遍，主要是毛纺织业。在16世纪时，分散的手工工场占主导地位。英国手工工场的扩大和技术的进步，与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大量工匠移民有密切关系。在中世纪末期，法国、尼德兰等国的手工业技术水平超过英国，拥有大量的技术熟练工匠。
因为不断发生的宗教战争，使大批新教徒遭到迫害，所以很多信奉新教的熟练工匠逃亡到英国避难。这些技术熟练的工匠涌人英国之后.对于改良和革新英国的手工业技术，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英国圈地运动的深入，丧失土地的农民日益增多，为英国大商人提供了大量的具有各种技能的廉价劳动力，于是集中的手工工场逐渐地发展起来。至于分散的手工工场就更为普遍了。所有这些，意味着英国资本主义结构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成熟。
英国手工工场在18世纪普遍地扩大起来。手工工场发展的结果，使技术分工更加精细，操作分成各种细节，从而使专门工作日益精巧、熟练。这样就出现了适宜于各种专门工作的细小而简单的生产工具，同时也出现了高度熟练的技术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区别。手工工场分工的发展，把工具改良成为许多只适合专门动作的工具，因而提供了把这些工具联结在一起成为机器的可能性。此外.手工工场讲练了大批有技术、有经验的工人，他们积累的生产经验也直接推动了各种机器的发明。所有这些，为发明机器创造了物质前提。其次，当时英国手工工场的生产尚不能适应广大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技术改革成为迫切需要，这就提出了发明机器的历史任务。
(5)自然科学的进步
机器的发明必须以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基础。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已经成熟，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弗兰西斯-培根(1561年-1626年)。他既是哲学家，也是自然科学家。培根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深入到自然界去，研究和反映自然界，从中获得知识，以推动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培根提倡认识自然要通过科学实验。他认为，实验是观察、认识和形成知识，得到新发现的最有效方法。培根的思想对英国自然科学家产生积极影响，活跃了17世纪英国自然科学领域，解放了生产力。
在这些科学成果中，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定律，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工业革命的兴起都产生了巨大和直接的影响。这个时期取得的自然科学成果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6)指导变革的新经济学理论
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国内外市场迅速扩大。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就不再单纯表现为货币的积累，而且也表现为生产的增长，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扩大。因此，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和限制生产。随着资产阶级利益的重心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转移，重商主义学说趋于崩溃，新的经济学说产生了。这种新的经济学说就是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它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思想上的反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的经济学。亚当·斯密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作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译本名为《国富论》)。这本书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著作，是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在思想上的体现。它对工业革命的蓬勃展开起到极大的鼓动作用。《国富论》的出版，为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它对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工业革命时代到来的号角。
(7)新兴产业的出现
英国的冶金业、采矿业和采煤业，在16世纪到17世纪刚刚起步。就矿石开采的数量和加工的技术而言，在17世纪前半叶，英国还不如捷克和瑞典，某些工业部门的生产水平也不如法国。不过，英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成长有其本身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关系深入农村，使英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遭到剧烈的破坏，为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18世纪，虽然毛织业在英国是最发达的工业，但这种工业是从封建社会后期发展起来的，受政府严格控制，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保证质量，维护民族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信誉，但是在达到这个目的的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毛纺织业技术的更新。使这个行业的生产过程僵化、定型，成为一个保守的、毫无生气的、传统的生产部门。而英国棉纺织业则不同，它是一个新兴的工业部门。英国棉纺织业是1588年由尼德兰技工引进的，到17世纪才在兰开夏建立生产中心。在此之前，它的生产基地散布予农村，不受行会和政府法规的约束，也不存在生产上的清规戒律，没有传统的阻碍。因此，棉织业具有良好的技术改新环境。18世纪以前，英国棉织业的原料主要靠进口，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在国际市场上产品质量不及印度，同类产品的价格比印度的贵50%-60%，英国棉织业的处境十分艰难。英国棉织业为了求得生存，为了抵制印度棉布，就只有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的竞争力。因而，进行技术革新势在必行。其次，棉织品适宜于普通大众日常穿着，且价格较毛织品低廉，属于低档商品，国内外市场的前景十分广阔。可见，棉织业更适合于发明新机器，推广新技术，创造新产品。所以，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首先从新兴的棉纺织业的技术革命开始了。
工业革命的过程是发明促进发明，各工业部门发生连锁反应。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工作机到发动机，互相促进、互相推动，最后形成一个机器生产的完整体系。英国工业革命，从18世纪中叶起到19世纪中叶止，大致用了一百年的时间。
商业革命： 新航路开辟后西欧商业经济领域产生的一次重大变革。 表现为世界市场开始形成，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商路贸易中心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促进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文档同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世界有力地联结为一个整体。

『伍』 亚当斯密理论的二重性哪位大侠概括一下

hehe,看你这题问的有趣，特意去浏览了一下亚当斯密的理论WIKI。没有发现他提出的理论是矛盾的，你所谓的二重性如果是你的老师说的，那我想指的并非是他理论的矛盾，而是他理论中包含的对立统一辨证思维。以这个思路来看你的简答题，应该是这么答：

亚当斯密理论主要分为分工理论，货币理论，价值论，分配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和赋税理论。这些理论中体现了一种二重性。以价值理论为例，亚当斯密提出，价值涵盖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前者表示特定财货之效用，后者表示拥有此一财货取另一财货的购买力。进一步指出，具有最大使用价值之财货，往往不具交换价值。点出价值与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共有属性，一者的地位若变化则另一者也相应变化，但到一定区间之后则可能失去原先的变化规律。这其中其实涵盖了边际效应的含义。而就分配理论来看，这其中的因素是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及土地地租自然率。三者之间仍然是有一定规律的互动变化，即资本增加固可促使工资上涨，却使利润为之下降。直到该投资不再具有利润则投资者减少，利润率再次上升。以及地租高低决定于市场远近和土地肥沃程度，当地租高到一定程度则使用者减少，地租反而下降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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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学经济的，随手写的，如果是应付考试最好把措辞都改成你的专业词汇，哈哈。

『陆』 历史上那个哲学学说提到了关于法和情的协调问题，或类似、相关问题

中国古代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述评-免费论文
中国古代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述评 李爱斌 关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理论，古代学者和政治家有着不少的论述。综合这些论述，或许能更接近地勾勒出我国古代法的真实，辨析出我国法治早期时代的一些历史和特点。 一、法的产生—“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 先秦的学者认为，在国家和法律没有产生之前，远古的中国社会“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商秧说，“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百姓多了，不免产生奸邪，于是，作为度量奸邪、禁绝奸邪的法制得以产生。墨子分析说，天下之所以乱，其原因在于没有“政长”。于是选出天子，置立三公，划分“万国”，分立国君，置立政长。实际上是以地域划分国家，建立国家机构，实施国家统治。 满清入关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入关后，“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世祖）颇烦拟议”。世祖福临命人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1、中国古代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民众而奸邪生”、“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正是治理天下混乱的需要促成了法律的产生；2、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动力来自于统治者，并且是统治者（圣人）建立不世功勋，基本安定天下之后。这些圣人凭借自己极大的权威和功业，为了巩固和稳定统治，开始重视法制的作用，进而发政令、制法律，推行法制。 二、法的地位、作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中国古代法律只是“主”、“上”统治天下、管理百姓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它是用来管别人的，服务于君主统治，服从于君主意志的。在齐国变法的管仲说，“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法设之于官府，甚至不让百姓知道。郑国子产铸鼎公布法律，引起包括孔子在内的不少人的反对。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认识到，法有其缺点，不是万能的。司马迁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法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并不是单单凭法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在秦嬴政之前，商鞅、吴起变法，一方面使国家强盛，另一方面自己落了个悲惨的下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的学说甚至还没有被秦嬴政实施，就被谗言害死）。秦嬴政采用韩非的法律思想治国，征服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但是，因为过于依赖法制，苛刑峻法，很快就灭亡了。鉴于秦的教训，汉初用黄老学说无为而治以休养生息。自汉武帝之后，德主刑辅成为历代统治思想，法律站在了辅助性的地位上经久不变。 一切法都是经济利益的反映。法律，就是利益的保护和分配，使矛盾和斗争的统治者制定法律，体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法律中，他们享有种种特权，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以赎金抵罪等等。而一旦实施中，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和意志，他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势和影响，加以制止和阻碍。于是出现“法之不行，自上乱之”的情形，结果施行法制者往往身败名裂。 三、礼法关系—“相辅而行，不可缺一” 最初的“礼”，原是人们供奉鬼神的一种习俗。礼逐渐由祭祀仪式发展成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礼逐步完善详备，成为兼容并包的庞大的体系。《汉书*礼乐志》叙述得较为详细：“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 从治国的角度看，礼与法有着相似的起源、作用和地位。他们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统治者的利益和统治秩序。张岱年、魏长海说，荀子“既不同意只讲礼治、德治，不讲法治；也不同意只讲法治，不讲礼治、德治。荀况注重礼法的主张，兼采儒法两家政治理论之长，纠正儒法两家之短，这是从总结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中获得的。到清末宣统元年，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上书言，“且夫国之有刑，所以弼教，一国之民有不遵礼教者，以刑齐之。所谓礼防未然，刑禁已然，相辅而行，不可缺一者也”。 关于礼法关系，当代学者杨鹤皋有一段总结性的叙述：在战国之前，法在内容上与“礼”相通，指对人们进行引导和禁止的条文规定；在使用上与“刑”同义，指表现为伤害体肤的惩罚规定和措施。战国之后，随着成文法的制定公布和变法的开展，礼与法日益对立，法与刑逐渐区分。在内容上，法将传统道德、习惯以及个人的言论等排除在外，专指由君主和官府颁布的命令，从而有别于礼。需要补充的是，法与刑虽然形式上分开了，但他们仍然有着共同的目的和作用，仍然共同为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服务。 四、德法关系—“国之有刑，所以弼教” 秦朝灭亡的教训，使得后代治国者不得不进行反思。汉初董仲舒认为,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刑罚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他重视儒教的传统，开始强调德在治国方略中的主导地位,并逐渐被统治者所采纳。刘向说得更为明白，“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到了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逐渐成为治国的共识。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的主张，就是推行德治，施刑罚。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德与法的关系。唐太宗认为，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可以移风易俗，由乱至治。他谆谆告诫大臣们应“以仁为宗，以刑为助”。为避免重蹈亡秦和亡隋严刑峻法的覆辙，他认为必须废除严刑苛法。因而，太宗时修订的法律比隋朝时“削烦去蠹，变重为轻”。太宗虽然提倡德法兼用，但他也看到了在维护封建统治过程中刑罚的必不可少。（参见王德明:《唐太宗的“德治”思想》）。 到元代官修《宋史》时，这种思想仍是正统。《宋史*刑法》解释《书》中“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这句话说，“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远罪，导以之善尔。唐、虞之治，固不能废刑也。惟礼以防之，有弗及，则刑以辅之而已。 从理论上、认识上说，德主刑辅是正确的、甚至是切中时弊的。但在实践中，德，更多强调的是官吏自身的约束力，由官吏本身的道德修养、能力水平而确定，没有一种广泛的、全方位、强有力的监督制约，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暗箱操作和腐败政治。事实上，即使历史上法律森严、具体而完备的时代，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也是非常大的，甚至靠官员自己的聪明才智、关系网颠倒黑白、一手遮天。 总之，中国古代社会中，先有强人政治，建立国家，然后产生法律。法律作为治理百姓的工具之一，作为德治的辅助手段而存在。这种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发展中占着主导地位。它的经济基础是封闭的、不发达的，没有自由竞争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动，归根到底要视统治者的重视程度、认识甚至兴趣而发展。它没有民主的政治传统，是强权政治的组成成分。法、法的学说直接产生于并掌握在统治者一个阶层——“士”手中。他们热衷于为统治所用，创立学说，实行法治，一切都取之于、服务于统治百姓的需要。因而，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共同的出发点和本质特征就是治民、愚民。法治是公平文明正义的体现。讲法治的时期，社会就安定、政治就清明、秩序就稳定，但实践中往往不能长久。因为它是统治的附庸、皇帝的侍臣、政治的工具。它的推行依然靠“势”、“术”，没有势无法施行法治，而且法治其实就是一种术 ，遇到权势往往就驻足不前、甚至“礼崩乐坏”。

『柒』 凯恩斯主义中的“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分别指什么 他们又各代表一种什么政策

看不见的手出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部著作，指的是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看得见的手出自英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指的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看得见的手一般是指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或管理，也称“有形之手”，是“看不见的手”的对称提法。

其手段和作用是通过制订计划（经济手段），指明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重点；通过制定法规（法律手段），规范经济活动参加者的行为；通过采取命令、指示、规定等行政措施（行政手段），直接、迅速地调整和管理经济活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补救看不见的手在调节微观经济运行中的失效。如果政府的作用发挥不当，不遵循市场的规律，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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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坚持认为哲学家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是经济：钱是怎么挣的，怎么花的。

一般认为，他的经济学就像物理学中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一样重要，是亚当.斯密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他指出，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每个人为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努力的时候，他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去实现公共利益。

亚当·斯密在主张由“看不见的手”充当社会经济主要调节器的同时，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能是有限的，无非是充当一个经济上的“守夜人”的角色。

但随着资本主义向其高级阶段的发展，种种难题也随之出现，而且是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

『捌』 有关法学中的名人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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