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拉条例

㈠ 为什么会出现腐败现象 举例 解决方法（3问可以百度，三四百字左右，财富值100）谢谢~

一、腐败现象的成因
首先，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

,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其次，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
再次，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击搞运动、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通过把外在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发布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不少法律条例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
最后，缺乏俸禄养廉的经济条件。俸禄养廉是一个有异议的话题,但这是回避不了的。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
二、腐败现象的对策分析
(一)构筑“以德倡廉,不想腐败”的道德防线
在加强政治伦理建设时,我们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要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继承我们民族、我们党的公正、廉洁、自律等观念,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公仆”,从而淡化权欲,诚心为民。加强政治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引导公职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塑造一批廉政、勤政的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来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二) 建立“监督保廉,不能腐败”的权力运行机制
近年来,我们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一个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措施。
因此,为了确保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以监督保廉,从而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一个勤政、廉洁、高效的人民政府形象。当前,我们要完善监督机制,尤其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权威性的监督机构。
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我们要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对党政机关的监督;要重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要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得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防止个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要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舆论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总之,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
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设计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也就是说,要以权制权,即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与适度分散及平衡。
要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这一机构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其独特的监督使命,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邓小平同志指出,加强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三) 创造“以法护廉,不敢腐败”的法律环境
惩治腐败,建设廉政,是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才能取得成效。而在这诸多手段中,法律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手段。
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廉政立法。也就是说,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是非,用客观标准确认廉政、腐败的内涵和外延,用法律规定衡量国家公务人员是否违背人民的意志,是否有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廉政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这是将廉政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环节。
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也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实施,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适应法律,从而保证法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认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
(四) 提供“俸禄养廉,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为国家公职人员提供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福利，一方面，可以促使优秀人才流进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可以使一般公务员能够靠其正当的工资收入来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较少有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尽忠职守,比较能够抵制一些物质利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劳动提供较高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分配公正原则的。国家公职人员较高的社会角色地位与较高的薪金收入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在这一阶层中形成“社会公正”的判断。
所以,在一个存在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没有高薪是难以养廉的。但高薪只有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行为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这是因为,高薪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实际上是加大了国家公职人员的成本和风险。在生活风险日益增加的当今社会,国家一方面给公职人员较稳定、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其行为和财产收入,一旦被发现有越轨行为,不仅会失去得到的一切,而且还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综上所述,通过以德倡廉、监督保廉、以法护廉、俸禄养廉,为防范权力腐败筑起一道思想道德防线,提供一定的经济条件,建立一套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从而使为官者、掌权者“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不愿腐败”,进而达到防止权力滥用、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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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 土地法是调整以土地为客体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土地法或土地法规是国家调整土地所有、占有、经营、使用、保护、管理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土地经济利益，稳定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统治。
古代奴隶制国家就制定有关于土地所有和使用的法律。公元前20世纪，《苏美尔法典》、《中亚述法典》都有田园继承权等土地关系的法律规定。公元前18世纪，《汉穆拉比法典》中也有许多关于土地占有、租佃的规定，如第45条规定：“自由民以其田租与农人佃耕，并将收取其田的佃金”。公元前451年-前450年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第七表是专门的“土地权力法”。公元前3世纪，印度《摩奴法典》之八也是专门的土地关系法。在中国，《周礼》记载，西周奴隶制国家的法律规定，周天子拥有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只有天子才有权将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再分给大小贵族占有和使用，不准买卖和自相授受。
封建社会，许多国家的法律都确认和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法兰克查里大帝颁布《查里曼庄园敕令》，推行采邑分封制度。1215年英国大宪章重新确认了封建贵族和教士的权利，保证贵族和骑士的封土继承权。在东方，土耳其、印度、朝鲜、日本的封建帝王也都是通过颁布法律、诏书、敕令等确认其封建土地制度。中国是土地立法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定籍”、秦律的“废井田，开阡陌”等，都是确认以经营“私田”开始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后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颁布了大量关于土地的律、令、诏、敕等，进一步确认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如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秦律十八种》中的《田律》，详细规定了国家对农田、水利、山林、苑囿的管理制度。《汉律》规定：官田（皇室占有的土地）禁止买卖，民田（地主占有的土地）允许买卖和继承。公元280年西晋公布有《占田法》。从北魏太和9年(公元485年)到唐初（公元7世纪），各封建王朝都颁布有均田令，规定地主可依奴婢和耕牛数量受田。以后的《元律》、《大明律》、《大清律》对土地制度都有详细的法律规定。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各国先后制定了有关土地法规。17-18世纪，英国发布了一系列圈地法令。1775年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土地的法令和条例，确定了美国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特别是1862年，林肯签署的著名的《宅地法》和1866年公布的《南方宅地法》，都促进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土地关系的确立和发展。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也颁布了许多土地法案。为了消灭封建土地关系，促进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亚非拉许多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通过土地立法，推动土地改革运动。
中国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1853年太平天国曾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实行一切土地为太平天国所有，平分给农民耕种的土地制度。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1926年国民党政府通过的政纲，提出了“二五减租”（即减轻佃农田租25%）。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政权为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曾先后制定一系列的土地法。如1928年12月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和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1947年9-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土地改革实践和立法经验，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30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11月，政务院公布了《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列》和《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对大城市郊区和华侨的土地改革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为了保证国家建设用地，1953年政务院公布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1957年修订）。195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3章（第17条至24条），对土地使用制度作了专门的规定。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3章规定了入社的农民必须将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同时，还规定了“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给社员种植蔬菜”。
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后，1975年和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规定了农村土地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集体所有。1982年1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古代土地法的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的立法，目的是维护奴隶制、封建制的土地关系。封建社会末期，土地法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在确立有利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土地制度以后，越来越多的内容是关于土地开发、利用、管理和征用等问题。
总括起来，土地法主要有以下内容：①关于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规定。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土地买卖、租赁、转让、继承和典当等法律规定。这些都是土地法的核心部分，是其他土地立法的前提。②关于土地规划、利用和保护等方面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经济发达国家都有这方面的立法，特别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和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立法普遍引起各国的关注。③关于公共设施和现代化占用和征用土地方面的规定。这方面的法律问题日趋尖锐，特别是人多地少的国家更重视这方面的立法。④关于土地管理方面的规定，包括土地管理机关和土地测量、登记、统计、发证、档案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㈢ “战争法”规定了哪些禁止使用的作战手段和方法

综合各类国际公约，对战争中禁止使用的战争手段有以下规定：
禁止使用的战争手段
指超过使战斗员丧失战斗能力的程度、造成极度痛苦、必然死亡的武器和作战方法。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规定禁止使用重量在400 克以下的燃烧性或爆炸性投射物。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规定禁止使用“增加不必要的痛苦的武器、子弹及其他物质”。1899年海牙第 3宣言规定禁止使用“入人体内易胀或易扁的子弹”，即通常所说的达姆弹之类的子弹。这类子弹进入人体后，伤口难以治愈。苏、美使用的小口径高速步枪的子弹，能造成比达姆弹更为严重的后果，显然属于禁止使用的武器。凝固汽油弹、火焰喷射器等燃烧武器，射出大量碎片、小球、小箭、小针之类的集束炸弹或地雷，以及放射性武器等，也属于禁止使用的武器。1980年10月10日通过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所附的议定书中规定，禁止使用无法检测的碎片武器,即“其碎片在人体内无法用X射线检测的武器”(第1议定书);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类似装置（第2议定书）;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第 3议定书）。联合国大会1979年还通过了《关于小口径武器系统的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在发展小口径武器系统方面，避免增加这种武器造成的创伤。
1、化学和细菌武器
禁止使用毒物和有毒武器是中外最古老的战争法惯例之一。1899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第23条编纂了这一惯例，特别禁止使用这种战争手段。1899年海牙第 2宣言又提出：与会各国“相约不使用以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为唯一目的之投射物”。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国，特别是德国，曾广泛使用窒息性和其他化学武器，造成大量伤亡。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缔结议定书,重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的、有毒的或其他的气体以及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或一切类似的方法”，并把禁令扩大到细菌武器。批准或加入这个议定书的国家已达100个,其中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常任理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52年7月13日承认了这一议定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公开和大规模地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战后，对于曾在中国东北秘密研制和试验细菌武器的日本战争罪犯，曾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进行审判。1972年 4月10日一些国家签署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进一步规定全面禁止细菌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取得或保有。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比全面禁止细菌武器更为复杂，特别是监督问题不易解决，因此尚未缔结关于全面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取得和保有化学武器的公约。
2.不分皂白的战争手段
指不能区分平民与交战人员、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的武器与作战方法。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攻击或轰击不设防的城镇、乡村或住宅；轰击前应尽力设法警告有关地方当局；围攻及轰击时，应尽量保全在当时不供军事上使用的宗教、艺术、学术及慈善事业的建筑物、病院及收容所等。1907年《战时海军轰击公约》和1923年的《海牙空战规则（草案）》，根据海战和空战的特点，对这点作了更为详细的补充。1977年的关于1949年日内瓦4公约第1议定书也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并且列举了这种攻击的内容，即：“不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攻击；使用不能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作战方法或手段；使用任何将平民和民用物体集中的城镇、乡村或其他地区内许多分散而独立的军事目标视为单一的军事目标的方法或手段进行轰击或攻击；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民用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1923年《海牙空战规则（草案）》规定军事目标包括：军队、军事工程、军事设备或仓库，构成从事制造武器、弹药或显然属于军事供应品的重要和著名中心和为军事目的使用的交通运输线。此外，海战和空战中使用的某些特定武器，如无系缆的自动触发水雷、虽有系缆但离开系缆后仍能为害的水雷、射击不中目标后仍有危险的鱼雷等;某些作战方法,如实行无限制潜艇政策，以水雷封锁敌国“海滩、水道渡口或河流渡口”，以飞机或火箭投掷或撒布饵雷或遥布地雷等，由于不能区分商船与军舰、敌国船只与非交战国船只，所以也是禁止使用的不分皂白的作战方法。
3.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武器
首先指核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1945年 8月6日在日本广岛、9日在长崎投掷原子弹，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原子弹的第一次使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试验热核武器透露出来的情况表明，核武器既是不分皂白、大规模毁灭的武器，也是具有过分伤害力和有毒的武器，使用这种武器是违反减轻战争残酷性的战争法原则和规定的。 原子武器的初次使用，即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严重关切和反对。在超级大国的策划下，一些国家间虽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1963年 8月5日）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年7月1日）,但其实际目的是为了加强超级大国自己的核垄断地位，称霸世界，并不是为了禁止或销毁核武器。苏美之间所谓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也只是为了限制对方,以便在核竞赛中占取上风。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是真正对核武器的危害性感到关切的。联合国大会1961年11月24日通过的亚、非国家提出的《禁止使用核武器和热核武器宣言》指出：使用核武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文字和宗旨；它引起不分皂白的后果及对人类和文明的破坏；它不是仅仅针对敌人的作战手段，而是针对全人类的。1972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决议，宣布“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但是至今一直没有缔结专门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1967年1月27日签署的《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和1971年 2月11日签署的《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规定，不得在外空和各天体上以及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这两个条约虽然对核武器的安置作了一些限制，但对核武器的使用根本未加禁止。 尽管依据公认的战争法的一般原则和规则，使用核武器毫无疑义是非法的，但是缔结一项专门的全面禁止核武器公约还是有重要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多次庄严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曾于1973年8月21日签署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第2附加议定书（1974年 6月12日交存批准书），承诺不对拉丁美洲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在这些国家和这一地区试验、制造、生产、储存、安装或部署核武器。
4.改变环境的战争手段
指改变气候、引起地震、海啸、破坏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等，不分皂白、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战争手段。1976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规定：不得使用具有广泛、长期或严重影响的改变环境的技术，对任何缔约国造成毁灭、破坏或损害。1977年的关于1949年日内瓦4公约的第1议定书中也包括禁止环境战的规定。
5.背信弃义的战争手段
指利用对方遵守战争法规或信义以达到自己目的所采用的手段。战争法规不禁止使用计谋，但禁止使用背信弃义的手段。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规定：禁止“以欺骗行为，杀伤敌方人民或其军队”；“滥用军使旗、国旗及其他军用标章、敌兵制服、及日内瓦红十字公约的章记”。1977年的关于1949年日内瓦4公约的第1议定书对这个问题作了更明确的规定：“禁止诉诸背信弃义行为以杀死、伤害或俘获敌人。以背弃敌人的信任为目的而诱取敌人的信任,使敌人相信其有权享受或有义务给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保护的行为，应构成背信弃义的行为”。议定书中还列举了背信弃义行为的事例，即：①假装有在休战旗下谈判或投降的意图；②假装因伤或因病而失去战斗力；③假装具有平民、非战斗员的身份；④使用联合国或中立国家或其他非冲突国家的记号、标志或制服而假装享有被保护的地位。
6.拒绝纳降
不伤害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敌人也是中外最古老的战争惯例之一。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规定，禁止“杀伤放下兵器或防卫方法已尽而乞降的敌兵”，禁止“宣言不纳降，降者尽杀无赦”。投降的信号是举起白旗。在海战中，投降的信号是降下本国的旗帜。
7.其它
此外，虐杀被俘伤员、病员，攻击医疗队、医疗所、医疗机构的建筑物和运输工具、医院船和医务飞机以及医务人员等，也是被禁止的战争手段。这些医疗机构的标志是红十字，即白地画以红色十字，或红新月，或红狮与日，1980年以后红狮与日已停止使用。

㈣ 最早有专利法的是

专利萌芽于英国。1236年，英王亨利三世曾颁发给波尔多的一市民制作各种色布15年的特权；1331年，英王爱德华三世授予佛来明人约翰·肯普的织布及染布的独占权利；1367年，特许两名钟表工匠营业。世界上最早建立专利制度的是威尼斯共和国。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制订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依法颁发了世界上的第一号专利。科学家伽俐略在威尼斯共和国获得了扬水灌溉机的20年专利权。1642年英国颁布了《垄断法》，继英国之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陆续颁布了专利法。如美国是1790年，法国是1791年，德国是1877年，日本是1885年。二次大战后，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制定了自己的专利法。同时，为便于国际合作与交流，产生了不少的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专利合作条约》、《欧洲专利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专利局等。有必要谈谈中国专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在清朝光绪年间(188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获得光绪皇帝亲笔批准的“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别行设局”的垄断权；1895年，资本家张謇取得了在通州、祟明、海门免税经营的特权；1889年，光绪皇帝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真正的专利制度建立是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工商部颁布了《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1944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专利法》。新中国诞生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专利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1984年3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专利法》，于1985年4月1日正式实施。我国专利申请量逐年增长，1998年超过了12万件，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专利大国之一。1984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一个有关发明创造历史的展览会上，曾把我国颁布的《专利法》与1474年世界上最早制定的威尼斯专利法放在一起展出，表明了我国的专利事业受到了世界舆论的一致好评。

㈤ 为什么会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种看似极其缺心眼的策略

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因为中国的周边局势不利，而且中国的实力还是不够强大，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虎视眈眈，没有强大的实力保护之前，所以提出的这种怀荣的策略！给好评支持哦，谢谢亲啦！
随着南海困局的加剧，现在的不少国人都在抱怨自己的政府对这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一厢情愿式的坚守。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政策，它的战略考量又是什么，现在还要不要继续坚守？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冷静的思考和谨慎的决断。
一、地缘利益矛盾的化解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提出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给中国创造出一种医治内伤、加速发展的和平环境，邓小平在处理周边地缘利益的矛盾冲突上提出了这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并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国策来坚守。
在当时，中国刚刚从文革的内乱中走出来，急需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来加速自己的发展。
作为第三世界中的一个大国，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支援亚非拉人民争取自身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这是毛时代的中国所担负的一项极其繁重的国际主义义务。这种国际主义的实质，就是毛主义或中国革命模式的对外输出。在这种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所进行的全球角逐中，中国的反霸及其对亚非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援，虽然也伸张了不少国际道义，但自己的援外负担却也越发不堪重负起来。与苏美的继续争霸只会把中国拖进更多的战争泥潭和援外黑洞之中；而用于自己和平建设、民生改善的时间与资源，就可能受到更多的挤压和出让。邓小平接手的中国，虽然也还是世界大三角关系中的一极，但自己的内部却极度虚弱，已经不能再对外折腾了。中国在经济、国防上只有加速发展起来，才可能保持住自己的大国地位。
在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中，邓小平放弃了毛主义革命模式的对外输出，实施了自己的的战略收缩，并通过这种对外上的“韬光养晦”，而专心于自己的加速发展。按照邓小平的想法，中国只有“不出头、不争霸、不称王”，才可能从自己国际主义的援外重负中解脱出来，从而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资源、更多的精力用于自己经济的发展建设，用于提高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解决了中国所承担的反霸重负之后，，邓小平接下来必须谨慎处理的一个棘手之事，就是化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历史积怨与地缘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以此营造中国加速发展所必需的和平环境。怎么化解呢？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构想，那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此，邓小平解释道：“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这种地缘利益归属上的争议，就交给下一代、乃至下下代的人去自己解决吧，我相信它们有这样的智慧。”那时候，邓小平一心想的只是通过自己对外政策的怀柔和亲善，促成中国与自己周边的国家更多地和平共处起来，以此加速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邓小平心里是清楚的，这样的办法只能暂时地缓和矛盾冲突，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邓小平只能采取这种“延后处理”的策略。至于下一代如何解决这些地缘利益上的归属争议，那也就用不着自己再管了。
二、毛泽东、邓小平处理地缘利益冲突的不同策略
钓鱼岛、南海诸岛，它的主权归属从历史的角度上看，这都应是中国所固有的领土。谁要是窥伺、争议它的主权归属，这都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公然挑衅。如果不听劝告继续挑衅，那就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解决。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招呼中国周边的那些争议分子的。在中国周边的地缘利益上，毛是不妥协的。他的原则是寸土不让、寸权必争。毛通过中越西沙、中印边界、中苏珍宝岛等自卫反击战，把那些周边国家蓄意窥伺、争议的地缘利益都争了过来。同时，也把更长时间的周边和平环境给争了过来。
妥协只能寻求较短暂的和平，更持久的和平往往都是靠战争打出来的。这种战争与和平的逻辑，毛显然是深信不疑的。因而，在周边地缘利益冲突的处理上，毛更多采取的往往就是这种战争方式。战争方式虽然是要流血的，但却可以大大减少这种矛盾解决的阵痛和成本。通过谈判妥协也能寻求到世界的和平，但这只是更大矛盾、更大战争爆发前夜式的和平。这种和平的破灭，其阵痛和成本都更大。
同样是解决周边的地缘利益冲突，邓小平却采取了这种旨在韬光养晦的妥协方式。这样的和平只是暂时性地缓和了争议、营造了一种偏安的局面，但却把更大的矛盾、更大的阵痛给自己的后继者制造了出来。而要解决这种地缘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中国就必须经受更多的阵痛和更大的风险。
现在，中国已经深陷到这种四面受敌、被人蚕食的境地。这种境地的深陷，归根结底都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种旨在怀柔、亲善、隐忍的政策所招惹来的。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都在窥伺着中国的固有领土和地缘利益。随着美国对华战略围堵的收紧，以及这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地缘利益争夺的蠢蠢欲动，中国与它们之间的战争对话是很难避免的。而这样的战争对话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十。不论是阵痛还是成本都将是巨大的。比起毛的解决方式显然是太不划算了。至少毛的果断和敢战带给中国的是一对一的单挑；而邓小平的退让带给中国的却是一对十的血拼。从这一点上看，邓小平运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怀柔亲善办法解决中国周边的这种历史积怨与地缘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实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误。因为这是这样的失误，把现在的中国拖进了这种边患四起、以一敌十的困境。
三、中国应对主权归属争议危局的可能办法
有不少人总是在抱怨现在的中国政府腰杆太软，不敢在自己的固疆守土上据理力争、血拚到底。说真的，中国政府也有着自己的难处。四面受敌、以一对十，谈何容易！处理这样的烂摊子，应对这样的复杂危局，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以一对十、四面出击、多线作战，这样的冲动和冒险是万万使不得的。应对这样的复杂危局，战略上的继续隐忍是必须的；但中国在某些局部地缘利益的捍卫上也必须果敢出击，亮剑震敌。中国可以抓住越南、菲律宾这样实力弱小、且疯狂挑衅的国家很打一顿，一战而定南海诸岛的归属或渐立规矩让其遵守。没有日美安全同盟条约的捆绑，美国对南海主权争端的军事介入，肯定不会太强烈。
当然，对于美国可能的军事介入，中国也必须做好各种反介入的军事斗争准备。如果它们想打的话，中国也不必惧战，一定要拉出亮剑血拼、同归于尽的架势。毛在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豪气冲天的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蔑视美国的战略恫吓与军事介入，要把它看作纸老虎；在战术上我们要谨慎地研究对付它的办法。除了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之外，中国也还可以抓住它们的经济命门，运用自己的对外贸易和资源出口，牵制和制裁日美等国的军事介入。比如，某些战略性资源的断供，以及美国国债的减持等。日本在中日撞船事件中不是很牛气吗？可一听说中国要减少它们所需稀土的供给，立马就慌了自己的手脚。它们的首相菅直人近乎乞求地连说“中日一衣带水，双方都要共同致力于维护中日友好大局。”
所以，在这种以一敌十的复杂环境中，中国必须综合使用自己的军事、经济、贸易等手段与之周旋。只要抓住它们对我们资源、贸易、市场上的依赖点，我们就可以运用这种“点穴战”的办法，肢解它们的战略结盟，最大限度地争取中国的地缘利益。
总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一种化解矛盾、寻求和平的办法，必须尽快地摒弃掉。它在给中国的加速发展赢得更多和平建设时间的同时，却也把日本、越南、菲律宾这些周边上的狼引进到了自己的室内，而来蚕食我们的地缘利益。
不错，每个国家都需要一定的资源支撑，也才可能生存、发展下去。但这些生存资源却不能以到别人固有领土之中强占强夺的方式来获取。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亲善友邦的国家，是一个愿意运用自己的资源帮助别人发展的国家。与其通过流血的战争强占别人的固有领土获取这些赖以生存的资源，不如采取承认中国主权归属、与其共同开发、通过市场自由交换的方式，以和平地获取这些资源。
笔者以为，可把邓小平的这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修正为“主权在我，共同开发、各取所需、互利共赢”。中国应允许周边的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与自己一道，通过资源、资金、技术参股经营的方式，参与这些争议海域资源的共同开发。然后再通过市场的购买优先满足参股经营国家的资源需求。对于这些共同开发出来的资源产品，每个参股经营国家都可以优先通过市场购买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所有的盈利都通过这种各自参股的比例进行分配。比如，南海的油气资源，越南几乎每一年都可通过它的开采出口赚取不少外汇。如果按照这种共同开发协议，中国可以优先获取这些共同开采出来的油气用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又何须再绕到中东去购买呢！如果是这样的共同开发，中国又何乐不为呢！
在这种“主权在我、共同开发”中，中国要运用自己的主权归属给这种共同开发厘定规矩，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这些共同开发出来的资源产品，必须以成本价的方式优先满足中国的市场需求。
当然，化解这种主权的归属争议，也还有一种更完美、但却很遥远的办法，那就是通过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把这些民族国家都融合为一个更大的联合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民族也好、国家也好，其实都是一些历史性的范畴，都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都会引起民族国家界限的自我消亡。国家界限都消亡了，又何存这种不可解扣的主权争议。
从目前这种民族国家逐渐融合的经验上看，化解这种主权争议的一个更平和、更现实的办法就是对现存的政治单位或国家实体进行更大层面、更大范围的整合。通过这种整合消弭这些争议或冲突。欧盟的组建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范例。欧洲各国在联盟之前存在着不少市场、贸易上的争端和冲突，通过这种政治单位的重新整合，这些本来难以调和的矛盾和积怨就都逐渐消融了起来。通过这种政治单位的重新整合化解矛盾冲突的办法，在中国也被多次运用过。比如解放初期大行政区的划分以及最近上海部分市区的撤并，其始因都是为了化解这种行政区划的分割所形成的各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
而如今，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之间不是存有这种地缘利益上的归属争议吗？那么，也可参照欧盟的办法，把这些不同的政治单位在更大的层面上整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更大的超国家的联合体。按照民主运作、代表平等的要求，成立一个超国家的理事会，共同管理着这个新政治单位里的资源开发与合理利用，化干戈为玉帛、和平相处、共存共荣。

㈥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对于后来的历史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望采纳。慧慧

在英国殖民入侵前，印度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曾给印度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有些却成了印度历史前进的包袱，最典型的就是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一开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后来却成为印度社会发展的最大阻碍。另外一个影响最深的是印度教，它给印度社会打I-了深深的宗教-烙印。然而当英国人的铁骑踏上印度这片土地时，它却有了很大的改变。笔者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村社制度的瓦解
村社制度形成于后吠陀时代。是由部落社会的氏族公社变化而来的。村社是一种天然的经济共同体，其中耕地归村社所有，由村社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并视人口变动和生产状况定期重新分配，牧场、荒地、森林和水源由村社集体使用，而房屋、宅旁园地、农具和耕畜属于个体家庭私人所有。这样一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就不能脱离村社这一经济共同体。农民自然地也就被束缚在村社中。这一制度在一开始促进了印度农业的发展，有效地保证了印度社会内部的稳定。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莫卧儿时代后期，村社体制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流通，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英国人的到来首先打破了这种自然经济状态。
从1813年起，英国开始想把印度变为农业原料的供应地。但是英国人很快发现，在把印度变为原料产地方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阻碍——印度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开始在印度推行税制改革，改革的内容为：(1)降低税率。(2)延长修订地税的周期。(3)部分地区按土质好坏定税，税额定到每块土地。(4)再次明确规定纳税者可以自由支配其土地，包括抵押转卖。这些措施的中心是刺激地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他们能得到改善经营的好处，驱使他们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
这次改革的结果，果然如殖民者预期的那样，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了，拿到市场上去卖的农产品显著增多了。印度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村社制度逐渐瓦解，已经开始融入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中，走上了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等级制度的削弱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特有的一种等级制度。它最早由雅利安人建立，主要依赖于印度教的维护，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巩固和完善，种姓制度已经成为规范社会生活、保持生活稳定的一整套严密而有效的社会组织和调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它为保持社会的团结和稳定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但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种姓制度的消极作用不言而喻，阻碍了社会的垂直流动。种姓制度规定：高级种姓与低级种姓之间不能互相接触，彼此间相互隔绝。种姓间的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极其困难。
随着英国对印度占领进程的推进，有关印度的文化被陆续介绍到欧洲，引起欧洲社会的巨大反响。—些英国学者攻击印度教体系，认为它们“卑鄙”、“残酷”和“无法无天”。
因此，他们决定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来改变印度。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由英国官方自上而下直接鼓励传教士大批进入印度，在印度传播基督教。这些传教士除了传教外还创办学校，并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大量吸收低等种姓的人入学。同时，还创办女子学校。使读书不再是高等种姓的特权，低等种姓的人也有了走进学校的机会。这对印度社会来说是个史无前例的变革。传教活动还使印度出现了一批宗教改革者，他们主要是受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影响，倡导宗教改革。
其中，拉姆莫罕·罗易是这一时期公认的印度民族复兴的先驱。他首先发起了一场宗教改革，创立梵社，向印度教发起挑战。从罗易开始，以后所有的改革家们就是依靠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向一切残酷的、陈腐的社会陋习猛烈开火。1850年，政府颁布了《排除种姓无能力法》，宣布种姓权利必须服从于政府法令，不得因宗教信仰和种姓原因剥夺某些印度居民的财产及其继承权。1872年颁布的《特别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童婚和多妻制，并承认那些逾越种姓的婚姻为合法婚姻。这些法令的颁布虽然未最终消灭种姓歧视，毕竟是对印度传统社会的重大变革，动摇了几千年来的种姓制度的权威，使得印度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因此，可以说英国的殖民统治破坏了种姓制度的基础，使印度人民开始意识到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的危害，并敢于向印度教的权威发出击挑战。
三、社会陋习的改良
在殖民统治的初期，为了避免引起印度人的反感，殖民当局对印度习俗采取不干预政策。但是1813年后，随着基督教在印度传播，传教士们意识-到印度教的一些陋习与他们所宣扬的西方文明格格不入，是违背人性的，是对人性的一种亵渎。与西方文明所宣扬的注重人性、崇尚自由和民主观念相悖。因此，在他们的推动下，殖民政权开始用立法手段推行社会改革，即对印度社会陋习的改革。
改革首先从荒谬的杀婴习俗开始。印度一些教徒中有一种由来已久的风俗，为了履行宗教许愿，把一个孩子投入恒河口的海中。1795年，殖民当局颁布了《孟加拉管辖条例》，宣布杀婴习俗是杀害罪。这个法令很快被推广到其它省份，使这种恶俗慢慢地消亡。
接着是禁止“刹蒂”，“刹蒂”的本意是一个贞节淑德的妇女，后来演变成这个贞妇和她丈夫的尸体一起被焚烧的习俗。威廉·本丁克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后，审慎研究后决定，立即取消“刹蒂”。1829年12月4日，殖民政府通过了有名的第17号条例，宣布“刹蒂”非法。法令颁布后，虽然“刹蒂”习俗未被彻底废除，这种行为却明显减少。这些改革可以说是英国在把印度带向近代文明社会方面的重要举措。
对印度传统陋习的改革，推动了印度社会的思想变革，动摇了印度传统观念的根基，为未来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准备了土壤。
结 语
总的说来，将近200年的殖民统治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有力地冲击了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与其它进入印度的民族不同，英国人对印度社会是触动并不局限于表层，而是深入到社会结构内部，用西方的文明改造印度文明。所有这些变革改变了印度社会，为独立后印度政治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㈦ 国际经济法是如何产生和法展的

国际经济法，是泛指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它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法律规范的总称。
何谓国际经济关系？学者界说可分为两大类。一说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专指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或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由于经济交往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其主体，限于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在国际公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其他实体。另一说则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不仅包含上述内容，而且包含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异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由于经济交往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其主体，包括在国际民商法、国际私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或组织，即属于不同国家的国民个人（自然人）及各种法人。
国际经济法，就其广义的内涵而言，是各国统治阶级在国际经济交往方面协调意志或个别意志的表现。各国的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尽力把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秩序建立起来和固定下来，使它具有拘束力、强制力，于是就出现了各种法律规范。法律就是秩序创建的固定化和强制化。法律与秩序两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为维护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制订了具有一定约束力或强制性的国际经济行为规范，即国际经济法。它是巩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变革旧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
衡诸历史事实，上述第二种见解是可以接受的。迄今为止
，国际经济法经历了萌芽、发展、转折更新三大阶段，而每一个大阶段又可划分为若干个时期。
一、萌芽阶段的国际经济法
这一阶段，大约在公元前数世纪到公元16世纪，其中包括：
（一）罗得法
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现国际经济往来和国际贸易活动。各国商人约定俗成，逐步形成了处理国际商务的种种习惯和制度，并逐步形成了有拘束力的商事法规或商事习惯法，实质上就是国际经济法的最初萌芽。由于位于地中海东部的罗得岛是当时亚、欧、非海上交通要冲和国际贸易中心，长年实践积累形成的商务习惯常为当地的商务法庭断案时所援引适用，并且逐渐被汇辑为法典，这就是传说中的“罗得法”。
（二）罗马法中的“万民法”
在古代的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与“万民法”之分，后者即是专门用来调整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以及非罗马公民相互之间的贸易和其他关系的法律。罗马法中有关国际商务往来的规定，在古代即已逐步推行于西欧大陆，后来对世界许多地区影响甚大。
（三）中世纪的国际性商事法典
公元10-15世纪间，欧洲许多自治城市国家各有立法的局面日益不能适应频繁商务往业的需要。必须设法排除各地法律歧异，遵守共同的行动准则，于是逐渐形成独立于东道城市或东道国立法的另外一套行为规范。行会组织设置自己的特殊法庭，或由本地商人与外国、外地商人组成混合法庭，依据商业习惯或共同的行为规范所作出的判决，往往被编纂为各种商事习惯法法典，成为日后处理同类案件的依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约编纂于13世纪的《康索拉多生活费商法典》。
（四）“汉萨联盟式”的商务规约
欧洲中世纪时期城市国家之间缔结条约以建立共同商法规则，其中某些重要的商约作为近现代国际商务条约的萌芽和先河具有一定的意义，最引人注目的是“汉萨联盟”的商务规约，其目的在于互相保护它们的贸易利益和从事贸易的公民，并且共同对付联盟以外的 “商敌”。对于联盟内部各盟员城市之间的商务争端，则应当按有关规定交付仲裁。
二、发展阶段的国际经济法
17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相应地，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国内立法，大量出现，日益完备。
（一）双边国际商务条约
这个历史阶段的各种双边商务条约可以大体区分为两类，即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如果缔约国双方都是主权完全独立、国力大体相当的国家，缔约时双方都完全出于自愿，条款内容是互利互惠的，这就是平等条约。反之则是不平等条约。
（二）近现代国际习惯
与双边国际商务条约并存的，还有许多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习惯，都贯串着强烈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精神。这是强者用以维持当年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恶法”。
（三）多边国际商务专题公约
除了双边性商务条约和协定之外，这个历史阶段的后期又陆续出现了多边性的国际商务专题公约。各缔约国对于专门针对某些常见的商务问题作出的统一规定都有遵循、执行的义务，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关于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关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关于商标国际注册的马德里协定》，等等。
（四）多边国际专项商品协定
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使各利害冲突的有关国家为了避免两败俱伤，针对某些“商战”激烈的专项商品，达成多边性的国际协定。这就是国际卡特尔专项商品协定。早在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就已陆续出现，特别是经历了1929年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以后，更是层出不穷。其独特之处：第一，内容和范围具有特定的专题性或专项性；第二，作用和效果实际上主要用来调整私人之间的涉外经济关系；第三
，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出现，对缔约国政府具有法律拘束力。
（五）近现代国际商务惯例
为了减少和避免误会和纷争，提高国际商务活动的效率，有些国际组织或者学术团体，归纳和整理商务活动中的某些习惯做法，制订和公布各种商务规则，供各国商事当事人自由选择采用。一经采用，就成为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拘束力的经济行为规范。例如，1860年《格拉斯哥规则》；1928-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1933年，《商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36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等等。其特色在于：第一，有关文本都是由国际性民间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制订的；第二，所定各项规则，本身并不具备法律上的拘束力或强制力，仅供各国商务当事人立约参考和自由选用，但当事人一旦采用并订入正式合同条款，即产生法律约束力；第三，国家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业如以一般法人身份参加国际商务活动，而且在有关经济合同中明文规定选用某种国际民间商务条规，即同样要受它约。
（六）近现代各国商事立法
近现代各个民族国家中商事立法逐渐完备，是因为：第一，近现代较大规模的商事活动向来具有越出一国国境的特性，各国国内商事立法大多参考和吸收了国际商务活动中所约定俗成的各种惯例；第二，由于主权国家享有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因此各国的商事法规也同时适用于本国商人涉外的商务活动或商事行为，从而成为国际经济法规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前述历史阶段时的许多事实表明：近现代各民族国家的商事法制中，不论是“民商分立”、 “民商合一”，还是英美方式，其共同趋势有二：第一，作为国内法的商事法规，内容日益丰富完备，并逐步走向国际统一化；第二，这些国内法同时被用来调整一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成为此类涉外商务活动的行事准则或行为规范，从而大大丰富了国际经济法的内容，推进了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三、转折更新阶段的国际经济法
自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40多年来，国际社会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重大的变化，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新兴的、独立的力量登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舞台。它和第一、第二世界，既互相依存和合作，又互相抗衡和争斗，异致国际经济关系逐步发生重大转折，出现机关报的格局，相应地，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逐步进入“除旧布新”的重大转折时期。
（一）布雷顿森林体制和关贸总协定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制”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4年7月，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在1945年12月分别正式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1947年10月，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随即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迄今为止，参加前两项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78个以上，参加后一项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25个以上，从而使这三项协定及其相庆机构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国际社会开始进入以多边国际商务条约调整重大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阶段，具有不同于以往阶段的新特点：第一，上述三个多边协定所调整的对象，是国际货币金融、国际关税壁垒和国际贸易往来等牵动整个体制的重大问题、要害问题，影响到各国经济生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根本。第二，过去许多双边性的商务条约只简略地涉及到关税、贸易、货币汇兑问题，其有关规定的广度和深度，远逊于上述三个多边专项协定。第三，过去这些双边性商务条约，规定不一，其适用范围也只限于缔约双方，而上述三个多边专项协定具有广泛得多的国际统一性和普遍性。
但从本质上和整体上看，它是旧时代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延续，不能认为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创立国际经济法新规范的斗争
二战结束50年来，全世界众多弱小民族始终不渝地为改造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废除国际经济法旧规范和创立国际经济法新规范而进行斗争，有几个重大回合，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1.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
1955年4月，包括中国在内的28个摆脱殖民统治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了弱小民族的切身利益问题，并以《亚非会议最后公报》，首先吹响了发展中国家共同为改造国际经济旧秩序而团结战斗的号角。
2. 《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
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斗争下，联合国大会于1960年底通过了《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庄严宣布“必须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在1962年底又通过了《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它们为发展中国家彻底摆脱新、旧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控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法理上的有力根据。
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倡议下和大力推动下，1964年底组成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逐步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南斯拉夫在1964年联合组成了“77国集团”，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都采取统一行动。
4.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50年代和60年代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在除旧布新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就，为70年代国际经济法的重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70年代以来，南北矛盾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发展中国家开始要求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结构，从整体上逐步实行根本变革。
联大于1974年4月召开了第6届特别会议，围绕着“原料和发展”这一主题，一致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是发展中国家战后多年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的集其大成，其确立的基本法律观念和基本法理原则，是新型的国际经济法基本规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今后进一步建立新型国际经济法规范体系的重要基石。
（三）多边国际商务专题公约的发展
二战结束以来，又增添了相当数量次要的、带技术性的国际商务专题公约，体现了国际范围内商事法规统一化日益加强的客观趋势。1952年签订了《世界版权公约》；1964年签订了《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以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1966年，联大第21届会议设立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并在其主持下，制订通过了一系列国际商务专题公约，诸如1974年的《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1978年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通常简称《汉堡规则》）、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等等。从此以后，国际商事法规的统一化和法典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四）区域性或专业性国际经济公约的出现
二战结束以来，形形色色的区域性或专业性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不断出现，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第二类是以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基本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庆组织，第三类是以发展中国
家为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4月间，“77国集团”中的46个国家在南斯拉夫正式通过并签署了《全球贸易优惠制协定》。这有助于它们在经济上实现集体的自力更生，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政治上也可以提高它们在南北谈判中的地位。这将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和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并将推进整个世界贸易的健康发展。
（五）国际商务惯例的发展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商务惯例的编纂成文，不断更新并日趋完备。例如，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历经多次修订补充，内容大为丰富发展，适用范围也更加广泛；1933年公布的《商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历经五度修订，并自1962年起改名为《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又于1958年草拟、1967年修订公布了一套《商业单据托收统一规则》，并于1978年再次修订，并改名为《托收统一规则》。这对于减少国际商务纷争、促进国际商务发展，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六）各国涉外经济法的发展
各国分别制定的涉外经济法也有重大的发展和转折，主要表现是：
第一， 发达国家中，各国的经济立法，包括涉外经济法，层出不穷，日益细密；
第二， 战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互相渗透和逐步交融，内容和形式上常互相吸收和互相参照。欧洲共同体已进一步发展成为“欧洲联盟”，今后联盟内部两系各成员国涉外经济立法的互相渗透与交融，势必更加广泛和深化。
第三， 战后各种区域或专业性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有关条约、规则和章程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促使这些国家各自对国内的经济立法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这些成员国的涉外经济法在有关地区或有关领域内渐趋一致或统一。
第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相继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政治独立的众多弱小民族，都极其注重创建自己的涉外经济立法体系，在投资、贸易、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制定有关有法律和条例，借以保卫国家经济主权，维护民族经济权益。

㈧ 什么是宪法

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它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的变化对宪法的发展变化起着直接作用，同时国际关系也对宪法发展趋势有所影响。

意义世界第一部宪法各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部宪法 第二部宪法 第三部宪法 第四部宪法 不断完善司法考试的分值展开 编辑本段历史起源
宪法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n，本是组织、确立的意思。古罗马帝国用它来表示帝王的“诏令”、“谕旨”，以区别于市民会议通过的法律文件。欧洲封建时代用它表示在日常立法中对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的确认，含有组织法的意思。英国在中世纪建立了代议制度，确立了国王没有得到议会同意就不得征税和进行其他立法的原则。后来代议制度普及于欧美各国，人们就把规定代议制度的法律称为宪法，指确认立宪政体的法律。 “宪”、“宪令”、“宪法”等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与“法”同义，日本古代“宪”也指法令、制度 ，都与现代“宪法”一词含义不同。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时期，随着西方立宪政治概念的传入，日本才有相当于欧美的概念出现。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要求清廷制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从此“宪法”一词在中国就成为国家根本法的专用词。
编辑本段特性
1．最高权威性 宪法
2．原则性 3．概括性 4．适应性 5．严格惩罚性 6．相对稳定性 7．广泛性 8．历史性 9．灵活性 10．纲领性
编辑本段分类
近二百多年来，自美国宪法制定后，世界上存在过的和当前存在着的各国宪法，其总的数量十分可观。每一部宪法的历史背景以及内容均各有差异且各有千秋。如欲对这样大量的宪法文件逐个地加以研究，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而如果从这些宪法中抽出某些共性，形成某种标准，就可以对某一我们并不熟悉的宪法文件做出一项大致准确的判断，并对制定这一宪法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究竟属何种类型做出大致公允的评价。进一步说，我们还可以在学术意义上判断哪种类型的宪法更为优越、更能反映时代或其本国国情的要求、更有利于实施。这就是宪法分类的目的。详细地说，所谓宪法的分类问题，是在学术上确立某种标准，将客观存在的为数浩繁的宪法加以分门别类，简化成少数几种类型，以便将近似的、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宪法归并研究，探索它们所特有的规律。 宪法分类属于一种典型的理论虚构，主要是为了学术上的方便，它并不能真正影响一国宪法的实施，即分类既不能使一个国家的宪政更有成效，也不能使一个不民主的国家更民主或一个民主的国家变得不民主。所以，宪法分类也就是宪法的形式分类。正因为宪法分类无关民主和宪政，故而由于学者设定的标准不同，分类的方法也不同，甚至可以说，分类的方法和标准之多，几乎可与宪法文件的数量相媲美了。 (一)传统的宪法分类 传统的宪法分类即早期宪法学者对宪法所作的分类方法，其中有些方法甚至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那里就出现了。 1．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从宪法是否具有统一的法典形式而进行的分类。对法律的这种分类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有了，前者是指法典化的宪法，后者是指非法典化、主要由单行法律和习惯构成的宪法。由于不成文宪法是“自然生长”的宪法，其中也包含成文的法律文件，所以，也有些法学家认为成文与不成文宪法的区别不科学，把这种分类精确为“法典化宪法”和“非法典化宪法”。成文宪法以美国宪法为典型，不成文宪法以英国宪法为典型。英国宪法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各种历史文件，如大宪章、权利法案等；含有宪法内容的议会制定法；宪法性判例和宪法惯例或习惯。其中宪法惯例是由英国历代权威法学家，如布拉克斯通(W．Blackstone)、白芝浩(W．Bagehot)、戴雪(A．V．Dicey)和詹宁斯(SirI．Jennings)等予以总结的。 2．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 ：这是从宪法的效力和修改程序的简繁而作的分类。典型仍是美国宪法和英国宪法。凡是效力最高，且修改程序比较严格和复杂的宪法，就叫做刚性宪法；凡是与普通法律效力相等，后法优于前法，且修改程序与普通法律相同的宪法，就叫做柔性宪法。这是英国学者布赖斯(Jarnes Bryce)对宪法的分类，他认为英国宪法优于美国宪法，因为英宪“柔之如水”，能适应各种时代和形势的变化。当然，实际上这种分类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美国宪法因判例而变柔，英国宪法因传统的束缚而变刚。 3．钦定宪法、协定宪法和民定宪法：这是从制定机关的不同而作的分类。19世纪的欧洲有许多钦定宪法的情况，如路易十八颁布的1814年法国宪章、1851年的普鲁士宪法、1889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等，它们都是秉承君主的意志制定的或由君主制定的，都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或集权统治的。协定宪法是君主与人民(议会)妥协而产生的宪法，反映了双方的意志和利益，如1830年法国“七月王朝”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统治时的宪章，目的是为了防止巴黎人民夺取政权。凡由国民的代表机关、制宪机关或者由“全民投票”表决通过的宪法称为民定宪法。民定宪法是现代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形式，是人民意志的反映，美国宪法、法国现行宪法等皆属。 传统的宪法分类方法从形式上或者从某一侧面说明各种宪法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因此这一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且为历来的宪法学著作所接受。 （二）现代宪法分类 二战以后，由于民族独立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出现了大量的新成立的国家和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纷纷制定了自己的宪法，从而为宪法分类学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各国学者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和标准，种类繁多，目的都是为了能更好地认识宪法现象，同时证明某种分类比较合理。较著名的如卡尔?娄文斯坦，他在1969年写的论文《东西方国家的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提出“存在论分类法”，以政治社会学观点对当代的各国宪法加以分析，认为现代宪法有以下三种：(1)规范宪法，认为多数西方国家的宪法是作为组织国家并规范权力运行机制的有效法律而制定的；(2)名义宪法，指的是亚非拉新独立国家本无宪政经验，因而从欧美输人“宪法制成品”，但实际上这些宪法缺乏西方宪法的精神实质；(3)语义宪法，主要是指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宪法，停留在宪法的表面宣言上，只是把宪法作为掌握权力的宣传手段。他的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很明显是“冷战”的产物，因而有损于其客观公允性。 此外，包括娄文斯坦在内的东西方学者，如惠尔、沃尔夫—菲利浦斯、科瓦奇斯等，也提出了许多其他的分类标准，主要有：(1)创成宪法和派生宪法，也叫原始宪法和传来宪法，前者反殃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形成的实际，是政治过程的法律化，只有少数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宪法属此，后者则是借用前者的原理制定的宪法，多数国家的宪法属于此类；(2)生来宪法和外来宪法，前者是“自然长成”的，符合本国国情和需要，后者要么是外部强制的结果，要么是模仿他人的结果；(3)显在宪法和潜在宪法，以宪法条文记载重要政治行为或组织的存在和程度为标准做出的分类，如政党问题，在西方国家宪法中通常是潜在规定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是显在规定的；（4）意识形态纲领性宪法和意识形态中立—实用主义宪法，也有简单表述为纲领性宪法和确认性宪法的，前者主要指以前苏联1936年宪法(对资本主义各国人民是行动纲领)和1977年宪法(对本国亦为发展的纲领)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后者指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宪法”；(5)竞合宪法和统合宪法，实施和理论研究上有多种势力并存且互相竞争的宪法为前者，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为后者，后者规定某些个人或集团的权力没有争辩的余地，如海尔?塞拉西皇帝当政时，埃塞俄比亚宪法规定，“皇帝的权能没有议论的余地”；(6)有条件宪法和无条件宪法，以有无特定的宪法修改程序为标准，前者是有特别修宪程序的宪法，后者则正相反；(7)优越的宪法和从属的宪法，以宪法修改与立法机关的关系为标准，宪法修改不以立法机关意志为准，而有特定修改程序的宪法为前者，宪法可由立法机关以普通立法程序修改的宪法为后者，这实际上与“有条件”和“无条件”宪法的区分相似；(8)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和形式意义上的宪法，前者指不管有无成文宪法典，只要具有成文或不成文的、约束国家权力运行规范，这些规范也就具有宪法的意义，如英国宪法；后者仅指有宪法典的宪法，不管宪法典是否能够约束国家权力；这种分类被人们广泛运用，对于认识一个国家的宪法很有帮助。
编辑本段一般原则
资产阶级宪法的主要原则 1．人民主权原则 主权观念最先由法国的波丹提出，后来卢梭创立了人民主权学说 2．人权原则 3．法治原则 4．权力制约原则 近代分权学说是英国洛克首先倡导而由法国孟德斯鸠所完成的。 社会主义宪法的主要原则 1．权力属于人民原则 2．保障公民权利原则 3．社会主义法制原则 4．民主集中制原则
编辑本段作用
一、宪法对统治权的作用 宪法
1. 巩固和维护国家权力 2．规范国家权力有效运行 二、宪法对法制的作用 1．为法制的统一奠定基础 2．为法制的完善奠定基础 三、宪法对政治制度的作用 1．确立和维护国家政治制度 2．改革国家政治体制 四、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作用 五、宪法对社会经济的作用 1．保护自己的经济基础 2．促进经济的发展 六、宪法发挥作用所必备的条件 1．宪法的充分实施 2．法制的健全和完备
编辑本段重要性
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的意义在于： 1．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国家的根本制度 2．有利于健全法制 3．有利于真正发挥宪法的作用
编辑本段主要内容
1．审查法律、法规及法律性文件的合宪性 2．审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的合宪性 3、审查各政党、团体、企业事业等组织以及全体公民的行为的合宪性 宪法的历史发展
编辑本段性质
宪法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 宪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所制定，用以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政权，是这一阶级的胜利成果。从宪法的阶级实质来看，现代宪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即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 在英国、美国和法国，较早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3个国家也最早出现了资产阶级宪法。它们的政治制度并不完全相同，而阶级本质一样，都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的经济基础上，都以保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为神圣职责；在政治上都是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确认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尽管个别条文有所差异，但都是资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都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也需要用宪法来巩固自己的胜利成果。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尽相同，但它们的阶级本质一样。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发展生产力和保护公共财产为首要任务；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都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同一类型的不同国家的宪法不尽相同；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宪法也有变化。除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民族历史特点等因素外，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变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 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资产阶级宪法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宪法体现社会主义民主。 资产阶级宪法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可分割。“立宪政体”、“立宪政治”、“宪政”，都是以代议制度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别名。资产阶级宪法正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产生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需要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实现买卖自由、契约自由、等价交换。这种生产关系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建立标榜自由、平等、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其宪法上规定的，则是人民主权、权力划分（见三权分立制度）、尊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资产阶级宪法上规定的民主制度，都是为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它宣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把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和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作为它的首要任务。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但为了欺骗无产阶级，他们讳言专政，在宪法里不作明文规定。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同样需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法律化，制定宪法来巩固政权，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宪法是作为法律手段来巩固和发展这一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宪法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对剥削者的专政和在劳动人民内部的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制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制。但社会主义民主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宪法也就必然会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把适合中国国情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法律化，其根本任务就是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条件。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在本质上同普通法律一致。但因为它是根本法，又与普通法律有所不同，具有其特殊属性，表现在下列4个方面。 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有的国家因此就把宪法称为根本法或基本法。宪法除规定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外，还规定国家政权机关组织和确认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 由于宪法所规定的是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和制度，宪法就成为立法机关进行日常立法活动的法律基础。因而宪法又被称为“母法”、“最高法”，普通法律则被称为“子法”。但是宪法也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 意义
编辑本段意义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宪法在内容上所具有的国家根本法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的法律地位高于普通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据，普通法律的内容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与宪法内容相抵触的法律无效。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为近、现代实行宪政制度的国家所公认，许多国家的宪法对此都有明文规定。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5条还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1946年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本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规，违反其规定的法律、命令、诏敕以及关于国务的其他行为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均属无效。” 宪法的制定与修改一般都有特别程序宪法就其文字形式上分，有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成文宪法指有明文规定的宪法典，由一个或少数几个法律文书构成。如《美国宪法》就是一部成文的宪法典，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则包括了三个宪法性法律。不成文宪法指没有明文规定的宪法典和独立的法律文书的宪法，其内容散见于不同历史时期颁布的法律或历史上形成的惯例之中，如英国宪法。 成文宪法一般规定了特别的起草和修改程序。为了起草或修改宪法，有的国家成立了专门机构，如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宪会议、立宪会议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是由1980 年9月成立的宪法修改委员会负责修改的。美国于1787年5月由55名代表组成制宪会议，负责起草美国宪法提交各州批准。许多国家还规定了通过或批准宪法的特别程序。中国1982年宪法草案，经宪法修改委员会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再经修改，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美国早期在全国只有13州时，规定宪法要得到9个州的批准方能生效。 由于修改程序的不同，成文宪法又可分为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刚性宪法指宪法须经过比修改普通法律更加严格的程序才能加以修改。绝大多数国家成文宪法的修改程序都比修改普通法律复杂。中国1982年宪法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2/3以上的多数通过。”《美国宪法》规定，经过国会两院2/3议员同意，或者2/3的州议会的请求，可以提出宪法修正案，修正案要经过3/4的州议会或修宪会议批准后，才能生效。有的国家还专门作出宪法某项内容不能修改的规定。对宪法修改程序作比较严格的规定，有助于保持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但成文宪法也有的不是刚性宪法，如意大利1861年统一后，以1848年制定的《撒丁王国宪法》作为意大利王国宪法，这部成文宪法没有规定特别的修改程序，可以按照修改普通法律的程序进行修改。凡可以按照修改普通法律的程序进行修改的宪法，称柔性宪法。不成文宪法无所谓修改程序，属于柔性宪法。 宪法的特别规定为了保持宪法的权威性，避免造成适用上的困难，有时需要有关国家机关对宪法条文的含义、内容和界限进行具体的明确的解释。因此许多国家都在宪法中对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归属问题，作了专门规定。 宪法的解释权和监督权的归属，根据各国宪法规定，大致有以下3种体制：①立法机构解释制。有的国家由议会，有的国家由最高权力机关或其常设机关行使宪法解释权和监督权。中国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解释宪法。②司法机构解释制。这一体制始于美国。美国最高法院有权宣布联邦法律和州法律是否符合联邦宪法。最高法院的这种权力在宪法上没有明文规定，而是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宪法惯例。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采取司法机构解释制。③特设机构解释制。由专门设立的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或宪法法庭之类机构行使这一职权。 凡有权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的国家机构，一般都有权对法律、法令、法规以及行政行为等是否违宪作出裁决。这种制度通称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审查制度。
编辑本段世界第一部宪法
最早的资产阶级宪法是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它是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争夺政权过程中互相妥协的产物。通过一系列逐步限制王权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宪法性法律，如《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王位继承法》《国会法》等，这些宪法性法律同政治惯例、司法判例一起构成了英国宪法，确立了英国立宪君主制政体和议会内阁制。 美国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胜利后，于1776年由各州的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草拟了《邦联条例》，经各州批准后于1781年3月生效，成为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开创了一个成文宪法时代。1787年9月通过的《美国宪法》于1789年4月生效，这部宪法确立了美国的联邦制度和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总统制。1791年法国制定了欧洲大陆第一部宪法，把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作为宪法的序言，在这部宪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宪法国家，但英国宪法没有制定出一部统一的，完整的成文法典，而是由各个历史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文件，法院判例和国会惯例所组成。 美国宪法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一部成文宪法，它是以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通过的《独立宣言》和联邦条例为基础，于1787年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制定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宪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是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由宪政编查馆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内容上有“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个部分组成。
编辑本段各国宪法
1．英国宪法。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也是最早实行宪政的国家。由于英国历史革命的特殊性——封建势力过于强大，资产阶级稍有软弱，导致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形成，英国宪法在形式上为不成文宪法。所谓的英国宪法是不同历史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法律和不同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宪法惯例、判例而成。1215年《自由大宪章》并不是近代意义的宪法性法律，但它对英国宪法的发展与宪政体制的确立有重要的影响。
2．美国宪法。1787制定的美国宪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1776年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是世界宪政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献，马克思称之为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权宣言”，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由序言和7条宪法正文组成，它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以“三权分立”和联邦制为原则的国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族共和政体。1791年通过了一条由10条宪法修正案组成的《权利法案》，才明确、详细列举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3．法国宪法。欧洲大陆最早制定成文宪法典的国家是法国。1791法国宪法是以1789年《人权宣言》作为序言的，其正文8篇。其中第一篇明确列举了公民的平等权、迁徙自由权、宗教自由权、请愿权、私有财产权等基本权利。 4．1981《苏俄宪法》共6篇，其中第二篇“总纲”明确规定了信仰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结社自由，居留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
编辑本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届、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于1954年9月、1975年1月、1978年3月和1982年12月先后制定、颁布了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部宪法
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是在对建国前夕由全国政协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 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的。宪法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的总任务，并把党所创建的基本制度和党所制定的基本方针和重要政策予以宪法化、条文化，为我国后来的民主建设与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第一部宪法除序言外，包括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等4章106条。
第二部宪法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部宪法。这部宪法诞生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以“四个存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为理论指导，是一部在特殊时期产生的宪法。如把“文革”产物“四大”写进宪法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第二部宪法共4章30条。
第三部宪法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部宪法 1978年第三部宪法颁布
。这部宪法把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的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记载在序言中。这部宪法比1975年宪法有了重大变化，但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它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三部宪法共4章60条。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分别对这部宪法进行了修改。
第四部宪法
1980年下半年，在叶剑英委员长直接主持下，我国开始对宪法进行大规模、全局性的修订。经过两年多的讨论、修改，并经过全民讨论，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现行宪法）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颁布。第四部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吸收了国际经验，是一部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根本大法。它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责范围、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等。其根本特点是，规定了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它规定，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部宪法分为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歌、国徽、首都五个部分，共4章138条。
不断完善

㈨ 中外历史上关于农村和土地的法令有哪些

古代奴隶制国家就制定有关于土地所有和使用的法律。

公元前20世纪，《苏美尔法典》、《中亚述法典》都有田园继承权等土地关系的法律规定。公元前18世纪，《汉穆拉比法典》中也有许多关于土地占有、租佃的规定，如第45条规定：“自由民以其田租与农人佃耕，并将收取其田的佃金”。公元前451年-前450年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第七表是专门的“土地权力法”。公元前3世纪，印度《摩奴法典》之八也是专门的土地关系法。
在中国，《周礼》记载，西周奴隶制国家的法律规定，周天子拥有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只有天子才有权将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再分给大小贵族占有和使用，不准买卖和自相授受。

封建社会，许多国家的法律都确认和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

法兰克查里大帝颁布《查里曼庄园敕令》，推行采邑分封制度。1215年英国大宪章重新确认了封建贵族和教士的权利，保证贵族和骑士的封土继承权。在东方，土耳其、印度、朝鲜、日本的封建帝王也都是通过颁布法律、诏书、敕令等确认其封建土地制度。中国是土地立法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定籍”、秦律的“废井田，开阡陌”等，都是确认以经营“私田”开始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后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颁布了大量关于土地的律、令、诏、敕等，进一步确认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如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秦律十八种》中的《田律》，详细规定了国家对农田、水利、山林、苑囿的管理制度。《汉律》规定：官田（皇室占有的土地）禁止买卖，民田（地主占有的土地）允许买卖和继承。公元280年西晋公布有《占田法》。从北魏太和9年(公元485年)到唐初（公元7世纪），各封建王朝都颁布有均田令，规定地主可依奴婢和耕牛数量受田。以后的《元律》、《大明律》、《大清律》对土地制度都有详细的法律规定。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各国先后制定了有关土地法规。

17-18世纪，英国发布了一系列圈地法令。1775年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土地的法令和条例，确定了美国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特别是1862年，林肯签署的著名的《宅地法》和1866年公布的《南方宅地法》，都促进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土地关系的确立和发展。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也颁布了许多土地法案。为了消灭封建土地关系，促进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亚非拉许多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通过土地立法，推动土地改革运动。 中国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1853年太平天国曾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实行一切土地为太平天国所有，平分给农民耕种的土地制度。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1926年国民党政府通过的政纲，提出了“二五减租”（即减轻佃农田租25%）。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政权为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曾先后制定一系列的土地法。如1928年12月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和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