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法规滞后

⑴ 如何提高我国网络利用率不高，营销模式单一，目标不明确

网络营销是以现代营销理沦为聚础，利用网络对产品的售前、售中、售后各环节进行跟踪服务。自始至终贯穿在企业经营全过程，寻找新客、服务老客户，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 以达到开拓市场、增加盈利为目标的经营过程。网络营销的出现为企业提供了适应伞球网络技术发展与信息网络什会变革的新的技术和手段，是现代企业走入新世纪的营销策略。
一、我国网络营销的发展现状
我国网络营销起步较晚。1997——2000年是我国网络营销的起始阶段，电子商务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注重网络广告、Email营销等多种形式的网络营销方式。2000年至今，网络营销进入应用和发展阶段，网络营销服务市场初步形成。企业网站建设发展迅速；专业化化程度越来越高；网络广告形式不断创新；搜索引擎营销出现；网络论坛、博客、RSS、聊天工具、 络游戏等网络营销方式的不断涌现和发展。截至2008年6 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人，网民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同时网络购物已跻身十大网络应用之列，用户人数达到6329万人， 网络购物使用率为25％。
二、网络营销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和存在问题
网络营销作为一种全新的营销方式，它与传统营销方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将注定它必将成为今后我国营销市场发展的主流。
(一)网络营销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作用
1、网络营销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广泛和有效的销售平台。网络媒介具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内容详尽、双向交流、反馈迅速等特点，有助干企业实现全程营销的目标。其次，在网络环境下，消费者和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双向互动，这种双向互动的沟通方式提高了消费者的参与性与积
极性，更重要的是它能使企业的决策有的放矢，从根本上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再次，网络营销无店面租金成本，能助企业减轻库存压力，降低经营成本。
2、网络营销更能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网络营销迎合了当今社会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与传统营销相比，消费占拥有更大的选择自由，网络营销还可以把目标市场细分得更为详尽，使企业可以深入每一个消费者家中去寻找商机，实现与消费者的一对一沟
通，使十企业针对消费者的个别需要，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服秀。
(二)目前我国网络营销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网络营销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充分认识讦积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网络营销的发展。
1、政策法规滞后。目前，我国在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建设方而严重滞后监管体系还未形成，相关标准也不统一，远不能适应网络营销发展的需要。
2、交易的安全问题。网络营销涉及多面的安全问题，如资金安全、信息安全、货物安全、商业秘密等。目前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欺骗现象时有发生，市场行为缺乏必要的自律和严厉的社会监督，消费者担心买到假冒伪劣商品及售后服务问题、网上购物的隐私权问题等。我国网络支付的技术手段还不成熟，网络安全技术及其认证机制均不完善，病毒、虚假网站和黑客攻击现象严重。
3、企业网络营销总体水平不高。网络营销效果不佳，方式不活。目前，我国企业对网络营销策缺乏系统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网络营销策略，企业对网络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很低。不少企业的网络营销仅仅停留在产品的网络广告、企业的网络宣传及网络促销等几个环
节上。对网络调研、网络分销、网络新产品开发、网络服务等营销活动，涉足者更是寥寥无几，企业网络营销的优势和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
4、税收流失严重。关税、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等税收流失严重。网络营销存网上交易并直接传送数字化的商品和服务，税务当局很难确定交易的内容是商品还是劳务或是特许权等，使征税对象的性质和数量认定困难。
5、网络基础没施建设较差。我国计算机网络虽然发展很快，但在普及程度、技术管理、通汛速度、安命保密等诸多方面仍远不适应网络营销的要求。低水平设施的网络与高水平收费限制了用户上网，束缚了网络市场的发展，并已成为制约网络营销发展的一道瓶颈。
6、物流设施不配套。拥有全国配送能力的企业不够多，物流的配送效率、价格很难让企业、顾客接受。以网上购物为例，在网上商店购一本10元的图书，速递费可能达到l5元，更有确认支付后的不能按期送达及物流中纠纷难以解决的问题出现。

⑵ 会计电算化政策法规滞后有哪些

2会计电算化存在的问题

2.1思想认识相关的政策法规滞后

我国电算化事业起步较晚，人们的思维观念还未充分认识到电算化的意义及重要性，对中小企业，或者是那些发展不规范的企业，这一点更为突出。一些人认为会计电算化为时过早，实现会计电算化就是编程序的过程，是单纯利用计算机代替手工记账，是会计部门的责任等等。其次，有些企业觉得投资会计电算化要花很多钱，相比较，劳动力成本又较低，故延缓了会计电算化的步伐。更多的企业电算化都是应用于代替手工核算，仅仅是从减轻会计人员负担、提高核算效率方面入手，根本未认识到建立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对企业的重要性，使现有会计提供的信息不能及时、有效地为企业决策及管理服务。思想观念落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有些人怀疑电算化数据的可靠性，而在软件更新及硬件投入等方面支持力度不够。

2.2会计基础工作不能满足电算化的要求

会计基础工作主要指会计制度是否健全，核算规程是否规范，基础数据是否准确、完整等。这是搞好电算化工作的重要保证。计算机处理会计业务，必须是事先设置好的处理方法，因而要求会计数据输入、业务处理及有关制度都必须规范化、标准化，才能使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顺利进行［2］。部分单位会计基础工作不健全，从而使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无法处理无规律、不规范的会计数据。而人员素质较低，也阻碍了电算化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单位上的会计人员在计算机技能方面素质较差，他们只能机械性的使用财务软件，对计算机的软硬件知识了解甚少，一旦计算机出现故障，就束手无策。

2.3财务软件使用混乱，阻碍了会计电算化的统一协调发展

由于财务软件的开发没有实行统一的标准，单位使用的财务软件是各自向软件开发商购买的，再加上有的软件开发商还别出心裁地搞出自己的特色，结果使会计电算化所用财务软件比较混乱，就是同一行业的不同单位使用的财务软件也不尽相同。此外部分从事财务软件销售和代理的公司往往只重视自身的经济效益，追求量的突破，而没有真正在服务和技术上下功夫，致使部分实行会计电算化的单位由于购买的财务软件不合格，经常出故障，出了问题又无处问，没人管，严重地影响了会计电算化事业的发展。此外，不同的财务软件在数据接口，使用方法上不一样，也导致了报表汇总、数据查询、数据传输的不方便。因此，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出一些具体法规或者是通过行业会计协会制定统一的财务软件标准，甚至可以直接通过政府行政手段规定哪些行业必须使用哪种财务软件，加强对财务软件销售公司和开发商的管理，进一步规范会计电算化软件市场。

⑶ 谁能告诉我，我国地质环境保护政策执行中的有效性不足有哪些表现啊

山西盂县地质灾害治理调查：治理出的地质灾害

一个因采煤形成地质灾害的村庄，在4年多的地质灾害“治理”中变得千疮百孔，成为一个巨型露天煤矿，全村1000余亩耕地反遭疯狂毁坏……
4年前，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南娄镇上曹村因采煤形成地质灾害，部分土地塌陷、裂缝，被列入地质灾害治理范围，实行避让搬迁与土地复垦。
4年过去了，上曹村“旧疤未愈，又添新伤”。经过两年多的“治理”，旧村已变得满目疮痍，成为一个巨型露天煤矿，不仅土地复垦渐成泡影，且全村1000余亩耕地也“惨遭毒手”，新的地质灾害正在形成。
这个旨在“保护采矿灭失地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人居环境”的“民心工程”，因何怪象丛生、广受诟病？
2011年10月10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前往上曹村调查采访。
村民：“来了帮土匪！”
2007年前后，受采煤影响，山西省相继发生多起采空区塌陷的地质灾害事件，引起山西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山西省政府随即与各市签订了农村地质灾害治理责任书。一场历时3年，涉及676个村庄的采空区地灾治理工程就此拉开帷幕。
在这场声势浩大、覆盖所有产煤县的治理工程中，盂县共有4个村子纳入避让搬迁范围，上曹村就是其中之一。
2007年6月18日，盂县人民政府正式向阳泉市政府递交了“关于盂县2007年度农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实施方案的请示”（下称《治理方案》）。方案中，上曹村的治理任务是全村151户、450人实行避让搬迁，村庄旧址复垦造地117.4亩。同年7月11日，阳泉市农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领导组办公室批复同意实施。
之后，盂县人民政府按照程序对上曹村的治理工程进行了工程招标，中标单位为核工业金华建设工程公司。但随后具体负责治理工程的，却是该公司的合作伙伴——山西远鑫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远鑫公司”）。远鑫公司负责在上曹村东2公里处承建上曹新居。
2009年底，上曹新居竣工；次年1月，村民迁往新居。
然而，在上曹村村民看来，噩梦也随之到来。
据村民田长青回忆，2009年春节过后，“村干部召集村民开会，说按照省里的地质灾害治理安排，要给全村平整土地，平整期间每亩补贴1000元。平整土地是好事，大家就都签了字！”
但所谓的“平整土地”，《治理方案》中并未提到过。由于上曹村的1000亩耕地一马平川，当时也有村民质疑过“平整”的真实性，但并未引起大部分人的警觉。
随着2009年春节后大批工人与机械设备的陆续进村，上曹村村民才隐隐感觉到“中了圈套”。此时，村民方得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已由远鑫公司“倒卖”给了福建工程队。福建工程队，指以各种工程名义进入山西搞露天采煤的福建商人。
据村民介绍，2009年4月8日开始，村里的1000亩耕地陆续被福建工程队“开肠破肚”，露天采煤图穷匕见。“那时，我们才发现来了帮土匪！”田长青说。但村民此时的围堵与阻挠已无济于事。
为了平息民怨、加快推进露天采煤的速度，2009年6月27日，远鑫公司（注：转手后许多场合仍由该公司出面协调）与上曹村委会、上曹村村民签订了三方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为了顺利完成2007年6月山西省核准的地质灾害治理避让搬迁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远鑫公司投资建设上曹新居，并支付上曹村委会及村民1亿元补偿金，村民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远鑫公司施工。
协议签订后，上曹村村民每人分得15万元补偿金。但补偿并没有阻挡上曹村村民的上访步伐，村民们先后数次到省、市、县信访、国土等部门反映情况。问题焦点除了“借治理灾害之名盗采煤炭资源”，还举报该村村干部不公开补偿合同，以及未将补偿金足额分配到位。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盂县国土局地环股股长杨春明承认，上曹村治理工程的治理范围远远超出了批准范围，属于超范围治理，但并不认可露天采煤破坏耕地。对于因何不查处制止上述行为，杨春明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再表示该项目属省、市的项目。
治理方：“不让挖煤谁干呢？”
地质灾害治理是否允许采煤？
在《治理方案》中，记者看到有明确规定：严禁以治理灾害的名义，开挖矿产资源，对环境造成新的破坏和污染，以及发生新的地质灾害。
远鑫公司赵笑长董事长却有不同说法：“当时盂县政府发过文件，允许取煤，并且指定由县煤运公司销售，扣除每吨税费205元后，剩余部分才返还工程队。”
杨春明表示没有见过上述文件，但记得2010年初由盂县政府牵头成立“盂县地质灾害治理指挥部”后，曾发过一个类似文件，内容与赵笑长的叙述接近，大致为：对地质灾害治理的出煤，政府要予以没收，并指定由县煤运公司销售，扣除税费后，按比例返还工程队，以弥补工程队的投入。
记者随后致电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地环处，因处长刚刚调离，工作人员称，不熟悉具体规定，但绝不允许采煤。
在上曹村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远鑫公司是无可争议的“主角”，但赵笑长坚称自己“没挖过一两煤”，只是背了个恶名，同样是受害者。
赵笑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远鑫公司在上曹村工程中共计投入了两个多亿，三年前退出时福建工程队也就给了我这么多，我不赚不赔！”当记者提出福建工程队因何看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时，赵笑长直言不讳，“就是图挖煤！”
虽以“政策不到位，村民太贪婪，风险极大”为由已彻底退出，但赵笑长仍为福建工程队鸣不平：“几个亿的投入，都是工程队垫付，村民搬迁，政府按人头每人5000元补贴给中标方，连盖卫生间都不够。不让挖煤谁干呢？！”
记者从盂政字（2007）46号文件中查到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补贴标准：避让搬迁每人5000元，复垦造地每亩5000元。上曹村财政补助两项合计283.7万元，由省、市、县三级财政按5:3:2比例分担，拨付工程中标单位。相比两个亿的投入，财政补助确实是杯水车薪。
“就是冲着煤去的！谁会做赔本的买卖！”杨春明直言。
去年9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阳泉市平定县以建设“高效农业园”为名盗采国家煤炭资源一事后，引起山西省的高度重视。今年1月1日，山西省政府办公厅下发晋政办发〔2011〕1号文件“关于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开采矿产资源的通知”， 明确要求取缔以各种工程名义变相开采浅层煤、浅层矿的非法违法行为。
3月14日，盂县公安局、国土局向各中标施工单位发出再次告知书，慑于压力，上曹村露天采煤暂时停止。
据知情人透露，上曹露天采煤点横跨上曹村，西至马举村，东到纸匠村，东西跨度1公里左右，共分4个采区，每区工人数百人，日可出煤上万吨。按照当地煤炭价格500元/吨左右计算，正常生产每日收入逾500万元。
10月11日，在通往上曹露天采煤点的路上，一温姓村民正在打扫新开的饭店。她告诉记者：“露天矿的工人们都还没走，听说马上就要开始挖煤了，我们过来准备准备！”
新的地质灾害正在形成
2008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把农村地质灾害治理，列入了该年度要办的十件实事之中，并承诺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全面完成采矿权灭失地因采矿造成的地面塌陷、房屋损坏和地下水疏干等严重地质灾害的集中治理任务。
此前，2007年3月31日，山西省政府印发了《山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工作总体实施方案》，根据全省煤炭开采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项目规划，山西省将出资1400亿元左右，建立健全煤炭开采生态补偿机制，构筑煤炭开发的“事前防范、过程控制、事后处置”三大生态环境保护防线，做到“渐还旧账，不欠新账”。
然而，在上曹村，“旧账未还，又欠新账”已成事实。4年的时间里，复垦造地117.4亩的任务未见动静，该村赖以生存的1000余亩良田却被全部毁坏。
在现场，记者看到挖开的深沟如同一条大峡谷，黑黄相间，宽阔而纵深。从耕地提取的黄土堆砌成一个个的小山包，落差在几十米上下，新的地质灾害正在形成。“肯定会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杨春明表示。
2009年2月23日，山西省农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曾下发文件，要求在2009年10月底前完成土地复垦和工程验收工作。然而时至今日，上曹村治理工程并未进行验收。
山西省国土部门某官员表示：“由于相关政策法规的滞后、缺失，地质灾害治理确实让许多人钻了空子，但归根结底还是地方监管缺位造成的。”
2011年9月20日，山西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审议《山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修订草案）》。《山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早于2001年1月1日开始施行，经过10年的实行，部分条款已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这是十年来，山西省首次对该条例进行修订，修订草案新增加了“地质灾害避让搬迁”部分。
眼下，山西盂县该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记者试图采访盂县分管此项工作的副县长王晓程，虽经多方协调但最终未能见到其本人。电话中，王副县长以在煤矿检查工作没有时间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⑷ 为什么立法有一定滞后现象

有关立法滞后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立法理念的偏差
我国立法的被动性首先体现在立法理念的偏差上。马克思主义立法观以立法与社会物质基础相互关系作为我国立法的总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立法观认为，立法的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而仅仅是在表述法的观点等。它强调物质的决定性和立法的客观性，但是理论和实践中曲解了它的内涵，在理念上产生了偏差：一方面认为一切立法行为都是因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存在而发展，形成经济基础决定法的观点，片面看待立法，以至于一切与立法有关的行为都围绕经济展开，忽视了与社会管理紧密相关的立法，以至于社会生活中悲剧频发而相关立法却少之又少；另一方面认为立法就是对社会物质的刻板写照，否定了立法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于社会的积极反作用。这就反映在一种具体的指导思想上，即先改革后立法的指导思想――以政策引导改革实践，积累改革经验，最后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从立法工作看，过去着重考虑法律确认改革成果的作用较多，而对法律指导和推动改革的作用认识不足，由此造成：一是立法不适应改革的要求，许多在改革中产生的新事物，得不到立法的及时确认；二是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推进改革，仍习惯运用软约束的政策性文件。产生这种格局的原因是政策灵活多变，在我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无法可依的时候，政策的作用不容小觑。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社会飞速发展，政策治标不治本的弊病逐渐凸显，尤其是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特点，亟待法律的引导和监督。“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滞后立法观对于瞬息万变的社会管理情形已经捉襟见肘。因此这种旧的立法思想已经妨碍了社会管理相关法律的创新与完善，从而使得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找不到法律途径来化解，政策思想得不到真正贯彻实施。
（二）立法运用的被动
特定时代的法只能是对特定阶段法律关系一般性、普遍性的反映，那么希望立法事无巨细，涵盖一切法律关系，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的。而面对社会高速的转轨，立法永远都是滞后的，这个论断毋庸置疑。我国法律体系具有成文法系的特点，注重法律的稳定性，所立之法一经公布确立并且生效实施，就不能朝令夕改，随意变动。而我国的社会体制正由封闭向多元开放的社会转型，各种社会关系大量推陈出新，而法律的稳定性面对这样多变的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是任何一个快速转轨的国家无法避免的尴尬。社会关系迅速发展，由此提出的繁重的立法任务，对我国立法者们来说也压力不小。
（三）立法预测的轻视
社会变革与立法息息相关，也是立法的强大推动力。党中央提出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这与我国社会所反映的重要问题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急迫程度有密切关系。社会问题主要存在于基层社会，当它们能够引起党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的时候，证明其影响范围较大又急需解决了。其中与立法相关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立法，亟待我们认真梳理、制定和完善。但是这些热点民生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存在多时，并且引发了不小的社会矛盾，直至出现重大悲剧性后果才引起立法者们的思考和关注。以食品安全为例，近年来，毒奶粉、“苏丹红”辣酱、石蜡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问题食品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造成恶果之重，已到了令人谈“食”色变的地步，特别是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事件”，直接推动了当时正在三审中的《食品安全法（草案）》8个方面的修改。按照道理说，该制定中的法案应该将这些社会频发的重大食品安全问题考虑进去，为什么却又在悲剧发生后才进行所谓的调整和修改呢？立法如此滞后于社会需求，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不论是立法学研究还是立法实践以及立法制度的法律规定中，对立法预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考察和测算立法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状况，这就是立法预测。立法预测的主要任务是探寻现阶段和今后一定时期内应当通过立法途径加以解决的社会关系，同时对该社会关系进行立法预期达到的社会效果、可能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评估。它的存在主要保证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有利于立法者作出科学适时的制定、修改、废除和完善法律法规的决策。因此，立法预测是立法准备阶段的关键环节。随着社会管理活动的发展，一些重大社会矛盾应成为立法活动的重点，由于这些问题在社会管理中本来就很难解决，通过立法对这些事项进行利益博弈，自然也会给立法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因此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通过严谨的立法准备工作，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保证立法质量，使制定出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然而在立法实践中，我国立法预测非常落后，缺乏对其理论、方法、技术、条件的研究，没有立法预测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在立法实践中，很少有人涉猎立法预测问题，因此法案起草者在立法技术、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立法理论和方法论上缺乏适当的训练。正是由于对立法预测的忽视，导致立法者不能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一线问题，形成了两种负面的立法态度和方法：（1）盲目的、随意性的态度和方法，想到什么法就立什么法，喜欢立什么法就立什么法；（2）消极的、被动的态度和方法，哪方面出了问题就立哪方面的法，哪方面需要应付就立哪方面的法。综上所述，一些法律的出台缺乏主动性、科学性，而令社会管理活动无法同步进行，甚至就算颁布了却因缺乏现实性而无法执行，坐等社会矛盾的激烈爆发，以悲剧收场。可见，滞后立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要求不相适应。
（四）信息沟通机制的缺失
立法是国家重大的政治活动，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这一活动的过程中，立法行为不会也不应该是完全独立的，而是通过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把各种利益诉求融入立法中。然而，就是因为两者互动不够，造成立法者盲目、被动。从一方面来看，立法的行为过程本应该就是需要公民积极参与的民主立法，在广泛收集民意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立法预测。但是在立法实践过程中，由于经常遇到一些复杂艰深的专业问题，所以法律草案起草者大多是专门的学者和专家，从法案到法的过程几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立法的公开渠道不够畅通，公众参与的可能性较小，过多的依赖于“精英”立法，导致各种利益群体少有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无法在相互交流基础上进行利益博弈最大化。
近年来，我国立法学界已经认识到“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公民参与立法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为了能更全面地反映不同群体、不同阶层民意对立法的愿望和要求，立法不论在制度上和还是实践中都有所考虑，并开通了多种渠道吸引公民参与，直接体现民主立法，但是发展相当缓慢，成效不明显。这些都表明了立法机关和民众之间并没有建立一种长期、有效和直接的互动机制，这种良性循环的缺失，直接导致立法没有以一定的科学方式和手段对民主内容进行必要的集中，也没有从广泛的、宏观的、甚至是零散的和盲目的话语中提炼出能够真正反映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立法与民众意愿出现鸿沟，自然容易形成立法滞后。

⑸ 如何做好新形式下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是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健全的组织性。群团工作是党的工作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途径。如何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群团工作，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五位一体”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对新形势下群团工作定位的认识
群团组织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做好新时期群团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更好地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首先，应把群团工作放在党的工作全局中去看，加强群团工作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基础，群众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群团组织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力量，加强群团工作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途径。特别在新时期新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对进一步发挥群团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其次，应把群团工作放在实现中国梦的高度去看，加强群团工作有益于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需要社会各界充分理解、大力支持、积极参与。加强和改进群团工作，对于调动群团各自所联系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投身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次，应把群团工作放在创新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去看，加强群团工作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群团组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群团组织来源于群众、扎根于群众，具有广泛联系群众、紧密贴近群众、直接服务群众的特点和优势，是调节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和调节器。长期的实践证明，群团组织已经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
二、群团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形势
（一）群团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全省群团组织在加强和创新群团工作中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党的要求和广大群众期盼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
一是思想认识不够到位。一些地方党政尤其是个别基层领导对群团组织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够，对群团工作研究不够深入、缺乏有效指导，工作支持乏力，存在重经济工作轻群团工作倾向。一些地方党组织在引导群团组织发挥作用方面重视不够，没有把群团事业发展纳入总体发展规划，在考虑各项工作时，把群团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纳入总体考虑的自觉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增强。
二是组织建设不够健全。在实际工作中普遍存在群团组织设置不合理、有被弱化边缘化倾向等问题。群团组织机关编制普遍偏少（县级工会组织一般为3至5人，县级团委、妇联分别为1至3人），基层专职群团干部更少。在城市化和企事业改革过程中，一些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对设置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存在“可有可无”的现象；一些机关单位和改革重组企业把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与其他科室归并到一起，加之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很不合理，已不适应新时期群团工作需要。
三是政策法规不尽完善。目前国家已制定了一些涉及职工、青少年、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但规定较原则，可操作性有待加强，再加上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制定相对滞后，使群团组织代表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缺乏刚性条款和制约措施。加之，群团组织依法维护群众权益的法制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少数部门还存在贯彻相关法律法规执法不力的现象，从制度层面上缺乏监督制约措施，群团特别是基层群团组织不能充分履行服务群众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职能，导致部分群众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
（二）群团工作面临的形势
当前，我国处于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群团工作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挑战。
一是工作对象多元化。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在原有“两阶级一阶层”中分化产生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新的社会阶层，并出现了失地农民、农村留守人员、农民工、劳务派遣工等群体。据统计，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9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另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高达3700多万人，占职工总数的13.1％。社会阶层不断分化，新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群众工作对象日趋多元。
二是利益诉求多样化。当前，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广大群众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利益诉求从相对单纯的物质需求和生存需求，逐步向精神需求和民主权利需求拓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从过去就业住房、就学就医为主，逐渐扩大到社会福利保障、贫富差距、公平正义等多个层面，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
三是工作环境多变化。市场经济、社会变革、群众诉求、舆论监督等构成了群团工作的复杂环境。当前矛盾纠纷趋向复杂化，往往是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相互交织，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方式相互交织，多数人的合理要求与极少数人的无理取闹相互交织，群众的自发行为与敌对势力的人为操纵相互交织，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快速发展，群团工作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导致群众工作的复杂程度和难度明显加大。
三、加强与创新新时期群团工作的思考
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全省群团组织应立足实际，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进一步推进群团组织转型发展，推动群团组织由单一参与走向联合运转，实现多方协同发展，提高“服务能力”；推动群团组织由相对封闭走向开放多元，通过社会化动员和运行机制，增强“凝聚力”；推动群团组织由自成体系走向整体联动，实现资源共享互补，扩大“影响力”，努力使群团组织适应时代新发展、群团工作适应群众工作新要求。
（一）遵循“三个原则”，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
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群团工作的根本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保证。群团组织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坚持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二是必须坚持服务大局。群团组织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由党的性质和群团组织性质决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必须始终自觉把群团工作放到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把握、去推进，切实凝聚各自所联系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必须坚持服务群众。群团组织是各自所联系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把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建立“四大平台”，构建“大群团”工作格局
一是建立融合资源手段的“共享平台”。推动完善党委定期研究群团工作制度和群团与政府联席会议制度，主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涉及所联系群体利益的政策法规的研究制定；建立同政府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制度，充分发挥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等作用，推动解决涉及职工、青年、妇女儿童等切身利益和群团工作的重大问题。
二是建立推动民生改善的“惠民平台”。进一步加强惠民帮扶中心（站、点）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推动惠民帮扶中心窗口单位把帮扶资源、帮扶力量、帮扶手段整合到“中心”，在困难群体帮扶救助工作中构建全方位联动平台，努力形成“全面覆盖、分级负责、上下联动、区域协作”的帮扶工作体系，为更多群众提供多元服务。
三是建立保障群众权益的“维权平台”。整合和优化各个群团组织维权工作资源和手段，把工会的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省（城）际维权网络、法律维权微博和网络舆情制度，以及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的维权岗、维权热线、法律援助中心等集中整合，逐步形成触角覆盖所有群众的维权网络，最大限度地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四是建立提升群众素质的“活动平台”。整合工人文化宫（俱乐部）、青少年活动阵地、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残疾人专项服务设施、科普基地等公益性群众活动阵地，优化配置群团培训基地、师资队伍、培训资金等资源手段，加强群团网络平台建设，增强群团组织正面引导群众、有效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三）实施“三化发展”，形成“一体化”工作模式
一是实施项目化推动。完善群团工作项目化管理和运作模式，创新项目科学策划、资金投入、激励考核、宣传引导机制，合理选择项目，有效实施项目，着力打造群团工作品牌，实现工作项目化、项目目标化、目标责任化。特别是在“四季送”、青年创业就业、关爱留守学生、幸福家庭、“侨爱心工程”、“量体裁衣”个性化服务、科普惠农等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工作上实施项目化。
二是实施社会化运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社会手段、社会力量开展工作，鼓励和支持各种非营利组织、企业和社会组织和公众多形式多渠道参与社会治理，逐步形成“党政支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群团工作社会化模式。重点是整合社会资源，通过兴办福利产业、社会募捐、企业赞助、海外捐赠等多方筹措资金，推进服务手段社会化；探索建立社会化群团工作者队伍，吸引、集聚、招募更多专家学者、爱心人士和志愿者等社工人才参与公益事业，推进服务队伍社会化。
三是实施规范化管理。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按照“党政所需、群众所急、群团所能”确定工作主题和方案，完善各项工作制度，规范工作流程，严格工作考核，强化目标管理，突出工作实效，实现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
（四）着力“三个创新”，构建“枢纽型”工作体系
一是创新协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推广芦山强烈地震群团参与灾区社会管理服务的“雅安模式”经验做法，成立省群团社会服务中心，逐步实现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依法管理、信息发布、项目规划、工作对接和服务支持中的全方位协同，不断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水平。推进藏区群团社会服务站（点）建设试点工作，完善省、市、县三级志愿者服务体系，逐步在乡镇（街道）、社区设立群团社会服务中心，探索形成上下联动的网格化组织体系，协同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依法有序有效地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
二是创新协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工作内容。依托群团社会服务中心，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提供政策咨询、宣传推介、项目对接、培训交流等开放式服务。特别是积极参与受灾群众、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村留守学生（儿童）、妇女、老人等特殊群体服务项目，采取公开招标、项目发包、委托管理等方式，吸引凝聚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社会事务。
三是创新协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依法规范、多元协同、开放服务、项目运作、培训提升等工作机制，建立群团承接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委托群团承接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制，建立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一线干部群众共同参与的群团参与社会治理的科学评估机制，努力提升参与社会治理的协同实效。

⑹ 论述农村房产损毁的资产评估，选修课论文形式

近几年来,随着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建立,农村集体资产评估工作也悄然兴起。为了保障农村集体资产评估工作顺利、有序、高效地进行,特就此谈几点粗浅认识。 1、理论缺位、政策法规滞后。国家对国有资产和集体企业国有资产部分的评估,从理论研究、宣传到立法都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先后出台了《国有资产评估实施办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条例》、《集体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办法》等规定,而对于农村集体资产的评估尚无明文规定。因此,农村的资产评估只能在借鉴国有资产评估

⑺ 我国商业性矿产勘查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贺冰清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北京，101149）

商业性矿产勘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赢利为目的的矿产勘查工作。商业性矿产勘查投资属于风险投资，“谁投资、谁受益”，其成果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性矿产勘查是地质工作的主体，是依附于矿业的一个子产业，它是矿业生命周期的起点，是矿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国家为了战略利益和弥补市场失灵，也往往对商业性矿产勘查实行直接投资、财政补贴或减税等措施，以减少投资风险，刺激整个矿业的繁荣和发展。

目前，我国油气的商业性勘查机制已基本成熟，商业性水工环地质工作的发展也没有大的障碍，主要是非油气商业性矿产勘查起步较晚，市场发育缓慢，需要加快发展。因此，这里主要介绍我国非油气商业性矿产勘查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我国商业性矿产勘查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一）历史沿革

1.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商业性矿产勘查与公益性地质工作实行的是事企混合运行的模式

在传统地质工作管理体制下，我国矿产勘查实行的是统一的事业管理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没有划分公益性地质工作和商业性地质工作；二是地质勘查队伍分别隶属于多个部门管理；三是国家对地勘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的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管理；四是矿产勘查与矿业开发上下游分离。地质勘查由国家财政投入，地勘单位生产的全部地质成果上交国家，由国家通过调拨的方式供矿山企业无偿使用。这种事企混合运行的管理模式，导致了矿产勘查的产业属性模糊，并使之游离于矿业越来越远，无法形成产业资本的良性循环。

2.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传统的地质工作体制，实行商业性矿产勘查与公益性地质工作分开运行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了地质工作体制改革的探索，核心就是实行事企分离，建立商业性地质工作的新体制、新机制。1999年，国务院作出了地勘队伍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地质勘查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将公益性地质工作和商业性地质工作分开管理，分体运行。二是按政企分开的原则将从事商业性矿产勘查的队伍实行属地化管理，并逐步实现企业化经营。三是实现了矿产勘查的集中统一管理。原各工业部门地勘管理职能已经撤销，多头管理矿产勘查的局面基本结束。这就为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的发育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现状

从主流认识看，我国商业性矿产勘查体制框架初步形成，矿业权制度逐步完善，市场主体正在形成，商业性矿产勘查已经上路。

1.初步形成了商业性矿产勘查的体制架构

集中统一的矿产勘查体制初步形成；公益性与商业性地质工作分开运行的机制初步建立；探采结合的矿业新体制初显端倪。

2.初步形成了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

（1）矿业权市场日趋活跃。在非油气矿产勘查登记方面，勘查许可证发放总体呈递增趋势，从1999年的4320个，递增到2003年的7929个。采矿许可证发放在1999～2003年间大致在3万个左右上下波动。2003年探矿权出让宗数是1999年的15倍，采矿权出让宗数是1999年的48倍。在探矿权、采矿权转让方面，2003年的矿业权交易异常活跃，分别从2001年的54宗和509宗剧增到2003年的493宗和1006宗，交易金额也从2001年的1.07亿元和14.09亿元，剧增到2003年的9.5亿元和37.4亿元。

（2）投资主体多元化，呈现“民进国退”的趋势。目前，国内外投资者对投资矿产勘查的积极性日益提高。1999～2003年我国非油气矿产勘查总投入15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占39%，地方财政占16%，企事业占40%。统计数据显示，近年非财政性投资已经超过了国家财政投资。2003年全国9250个勘查项目为3268个探矿人所持有，其中，内资企（事）业2417个，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30个，个人757个，私营企业275个。

（3）勘查主体市场意识、市场竞争能力有所提高。5年多来，虽然各省、区、市地勘队伍实行了属地化管理，但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4）市场中介组织逐步规范、成长。形成了包括矿业权价值评估、矿产储量评审和储量价值评估、政策法律咨询服务以及环境质量评审等中介体系。

3.商业性矿产勘查的宏观管理体系正在形成

（1）以培育和规范矿业权市场为核心，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管理制度逐步建立。根据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国土资源部制定了《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转增国家资本金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矿业权评估师执业资格制度，这些法规制度保障了探矿权市场运作基本步入正轨。

（2）通过国家投资进行公益性地质工作和战略性矿产评价，降低了商业性矿产勘查的投资风险。

（3）完善信息服务制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基础地质信息服务。近几年，《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全国地质资料汇交管理办法》和《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管理办法》等政策陆续出台，建立了矿业权管理信息系统，发布了《中国矿业投资指南》、《中国的矿产资源政策》白皮书等权威信息，对引导商业性矿产勘查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存在问题

当前，商业性矿产勘查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存在探采双向体制性障碍

勘查、开采两个领域都还存在“双轨制”的现象。首先是地勘单位转制任重道远。全国“百个地勘局、千个地质队”的基本体制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国有地勘单位的事业身份没有改变，国有地勘单位只能说是“不完全的市场主体”或“准市场主体”，形成勘查主体的“双轨制”。其次是矿业体制改革滞后。“一矿一企、矿在山上”的格局没有打破，国有矿山改革困难很多，仍然存在强调特殊身份，力求继续获得矿产资源使用上的差别待遇，矿业权取得和使用上的双轨制难以消除。以上两方面形成了目前矿产勘查的内外双重性体制障碍，没有真正确立企业在商业性矿产勘查中的主体地位，形成了“国家投资低效、社会投资受阻”的困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业性矿产勘查的发展。

2.勘查权益保障体系不完善

一是相关的政策法规滞后。政策法规的稳定性、透明性等还不能完全满足商业性投资的要求。商业性矿产勘查的核心制度——矿业权的财产权地位不明确。二是矿业权管理不规范。矿业权市场法律法规和交易规则不健全，对现行的矿业权管理制度认识不统一，执行不到位。存在政府干预较多、审批不规范、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混乱等现象。三是政府的信息服务职能不到位。社会公众对“公益性地质信息不公益”的现象反映强烈；信息服务缺少服务程序、规范和标准，公众不易获得有关的地质资料，增加了商业性矿产勘查的投资风险。在各国引资勘查环境评估中，中国矿产勘查开发投资环境在世界各国排序中一直处于比较靠后的地位。

3.市场发育程度不高

（1）矿产勘查要素市场不发育。矿业资本市场缺失，非油气矿产勘查的投入规模偏小；专业技术服务市场和中介组织不发育，数量少，不规范。

（2）市场主体改革滞后。国有地勘单位和国有老矿山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继续依赖于旧的运行机制，对市场信号和市场调节不灵敏。我国符合完全市场主体要求的涉勘企业并不多，大多是事企混合运行的地勘单位。

（3）探矿权流转不畅。我国目前探矿权的流转不活跃，转让方式单一。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仍然是为“大而全”的国有地勘单位所垄断，缺少机制灵活、经营有进有退的中小型勘查公司和找矿人，整个矿产勘查市场缺乏活力。

二、对我国商业性矿产勘查发展的基本认识和建议

（一）基本认识和判断

1.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主导是矿产勘查应坚持的改革方向

通过建立商业性矿产勘查体制来解决资源保障问题，一方面，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初级勘查公司与高级矿业公司的合理有效分工有利于实现矿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国内油气勘查方面的成功经验。国内3大石油公司已经建立了商业性矿产勘查的成功运行机制，形成了勘查开发的良性循环机制。因此，关键是要确立企业在勘查市场上的主体地位，加快培育各种勘查要素市场。

2.我国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关键是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基本形成的标志是探矿权市场基本建立，社会投资超过国家财政投入，商业性矿产勘查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初步建立。同时，要进一步改善矿产勘查的投资环境，尤其是要通过稳定完善法规，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加强市场监管，提高服务水平，降低勘查投资风险，明确投资者的预期。

3.现阶段商业性矿产勘查还不能满足资源保障的需求

首先，商业性矿产勘查的投入总规模偏小。2003年仅为32亿元，远低于90年代中期水平。其次，勘查资本的“国退民进”不同步。在1998年地勘队伍属地化后，国家资本大量退出了矿产勘查领域，留下的一小部分（地质大调查、资源补偿费、属地化后的地勘费中支持矿产勘查的费用）远不足以承担为我国矿业发展提供资源/储量支撑的使命。在社会资本没有大规模进入勘查领域的时候，如果国家资本退出，势必造成矿产勘查的急剧衰退。第三，商业性矿产勘查发展与资源需求迅猛增长极不协调。今后20～30年，我国正处于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旺盛期。但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的繁荣景象却尚未出现。近年来，国内矿产勘查少有重大突破，储量消耗快于储量增长，新发现矿产地趋于减少，资源接续压力增大，资源保障程度下降。

（二）对策建议

商业性矿产勘查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努力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商业性矿产勘查新体制、新机制。促进矿业资本市场、矿产品市场、矿产勘查劳务市场等要素市场的发育，建立市场起基础作用的矿产勘查与矿业运行体系和运行机制。建立促进商业性矿产勘查的法规体系。建立金融、财政、税收等调控体系。大力改善商业性矿产勘查的投资环境。

1.培育市场主体，促进商业性矿产勘查要素市场的发育

建立商业性矿产勘查的新体制、新机制，主要是深化地勘体制改革和矿业体制改革，重塑矿产勘查的市场供求主体，取消勘查、开采领域存在的“双轨制”，努力消除探采两方面的体制性障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矿产勘查规律的要求，合理设置商业性矿产勘查的企业资质条件，明确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只对企业主体开放，引导和吸引民营资本和外商投资进入矿产勘查领域，大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矿产勘查主体的形成。深化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对不同所有制矿山企业使用矿产资源实行国民待遇。建立和培育勘查资本、劳务、中介服务等各类要素市场。

2.大力改善商业性矿产勘查投资环境

一要建立稳定的政策法律体系。建立清晰、透明、稳定的商业性矿产勘查法规，使投资者的权益预期明确。降低探矿权准入门槛，按国际惯例实行“早申请者优先”的原则授予矿业权。制定以鼓励为主的勘查政策，扩大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规模。建立探矿权转让、买卖选择权协议、并购、创业资本市场等制度，形成商业性矿产勘查的合理退出机制；确立探矿权的财产权地位，明确探矿权的有效权益保障。二要进一步规范矿业权管理制度和政府行政行为。严格审批程序，规范审批行为，严禁随意增加行政许可。规范矿业权收益管理，合理确定分配比例，明确使用方向。重点培育和规范矿业权二级转让市场，持续开展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秩序治理整顿，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矿业权市场。三要加强行业管理。重点加强政府对商业性矿产勘查的宏观管理，制定矿产勘查产业发展政策，明确产业发展目标、产业发展重点、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投融资政策、产业发展的保障政策等；加强勘查行业的市场监管，建立行业自律和诚信规则；加强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建设。四要提供有效服务。加强公益性地质调查评价，发挥其对商业性地勘工作的引导和调控作用；规范信息服务的标准、程序，构建便捷的服务平台，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和费用。明确国家和地方的公益性信息服务机构。组织编制商业性矿产勘查规划和商业性矿产勘查投资指南。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矿业权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矿业权监管信息系统，形成对政府和企业行为的有效约束机制。

3.实施国家重要矿产勘查支持计划

由于体制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在公益性地质工作与商业性地质工作分开运行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国家战略性矿产勘查工作的新机制。以国家投资或补贴等形式，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作为对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的必要补充或引导调控，促进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资源瓶颈的缓解。同时，也可以此引导和促进地勘单位深化改革，促进发展。

需要研究建立财政资金支持商业性矿产勘查的合理机制。一方面，应该按照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建立新的投资体制和运行机制，原则上都应该按商业投资模式运作，提高财政资金的找矿成功率，用于调动所有涉勘企业找好矿、找大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只要有商业性投资进入的，政府投资原则上就应坚决退出。

作者简介

贺冰清，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⑻ 西安退役士兵安置为啥这么差

各种原因。
军人转业退伍的安置存在不少的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是由于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不能再用行政手段包揽一切。2、是安置渠道窄。工业基础薄弱，大中型企业比较少，由财政支付工资的安置岗位更少，安置渠道窄，安置资源匮乏，政府指令性安置的容量小、难度大。3、是期望值过高。退役士兵对安置的期望值偏高，与实际分配的工作单位有一定差距。4、是政策法规滞后，缺乏可操作性。5、是协调难度逐步增大。拖延或拒绝接收退役士兵的单位基本上都是一些省垂直驻濮单位，他们本身又没有人事权，安置部门协调时，把责任推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安置部门协调起来非常艰难。
我国每年都会有2次征兵，很多年轻人都会报名参军。当兵的好处有很多，可以给自己增加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还能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增长才干见识，培养良好的品质。

⑼ 怎么论述法律的滞后性

法律的滞后性就是说法律是取决于立法者的认知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当在制定某个法律的时候预测的情况总是有限的，而社会又是快速发展的，此时先制定下来的法律对于新出现的新情况可能有顾及不到之处，这就是法律的滞后。

社会是运动的，但法律不可能时刻反映社会变化，便出现了法律的滞后性，这是法治无法回避的代价。如果与社会一致的法条就适用，与社会不同步的法条因其滞后性就不适用，最终将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可适用。

面对法律的滞后性问题，我们应坚定不移地坚持依法办事，但必须同时不断提高立法技术，不断强化修法程序，尤其是强化公民提出修法动议的权利，最大限度地解决法律的滞后性问题。

滞后性问题关于几个方面：

一、法的作用

1、法的作用的特点：

①法的作用体现在法与社会的交互影响中；

②法的作用直接表现为国家权力的行使；③法的作用本质上是社会自身力量的体现。

2、法具有局限性

①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法律不可能超出社会发展需要“创造”或“改变”社会；

②法律是社会规范之一，必然受到其他社会规范以及社会条件和环境的制约；

③法律规制和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和深度是有限的；④法律自身条件的制约，如法的滞后性。

(9)政策法规滞后扩展阅读：

法律有一定滞后现象的原因：

（一）立法理念的偏差

我国立法的被动性首先体现在立法理念的偏差上。马克思主义立法观以立法与社会物质基础相互关系作为我国立法的总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立法观认为，立法的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而仅仅是在表述法的观点等。

它强调物质的决定性和立法的客观性，但是理论和实践中曲解了它的内涵，在理念上产生了偏差：一方面认为一切立法行为都是因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存在而发展，形成经济基础决定法的观点。

片面看待立法，以至于一切与立法有关的行为都围绕经济展开，忽视了与社会管理紧密相关的立法，以至于社会生活中悲剧频发而相关立法却少之又少。

另一方面认为立法就是对社会物质的刻板写照，否定了立法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于社会的积极反作用。这就反映在一种具体的指导思想上，即先改革后立法的指导思想――以政策引导改革实践，积累改革经验，最后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

从立法工作看，过去着重考虑法律确认改革成果的作用较多，而对法律指导和推动改革的作用认识不足，由此造成：一是立法不适应改革的要求，许多在改革中产生的新事物，得不到立法的及时确认；二是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推进改革，仍习惯运用软约束的政策性文件。

产生这种格局的原因是政策灵活多变，在我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无法可依的时候，政策的作用不容小觑。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社会飞速发展，政策治标不治本的弊病逐渐凸显，尤其是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特点，亟待法律的引导和监督。

“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滞后立法观对于瞬息万变的社会管理情形已经捉襟见肘。因此这种旧的立法思想已经妨碍了社会管理相关法律的创新与完善，从而使得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找不到法律途径来化解，政策思想得不到真正贯彻实施。

（二）立法运用的被动

特定时代的法只能是对特定阶段法律关系一般性、普遍性的反映，那么希望立法事无巨细，涵盖一切法律关系，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的。而面对社会高速的转轨，立法永远都是滞后的，这个论断毋庸置疑。

我国法律体系具有成文法系的特点，注重法律的稳定性，所立之法一经公布确立并且生效实施，就不能朝令夕改，随意变动。

而我国的社会体制正由封闭向多元开放的社会转型，各种社会关系大量推陈出新，而法律的稳定性面对这样多变的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是任何一个快速转轨的国家无法避免的尴尬。

社会关系迅速发展，由此提出的繁重的立法任务，对我国立法者们来说也压力不小。

（三）立法预测的轻视

社会变革与立法息息相关，也是立法的强大推动力。党中央提出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这与我国社会所反映的重要问题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急迫程度有密切关系。社会问题主要存在于基层社会，当它们能够引起党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的时候，证明其影响范围较大又急需解决了。

其中与立法相关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立法，亟待我们认真梳理、制定和完善。但是这些热点民生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存在多时，并且引发了不小的社会矛盾，直至出现重大悲剧性后果才引起立法者们的思考和关注。

以食品安全为例，近年来，毒奶粉、“苏丹红”辣酱、石蜡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问题食品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造成恶果之重，已到了令人谈“食”色变的地步，特别是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事件”，直接推动了当时正在三审中的《食品安全法（草案）》8个方面的修改。

按照道理说，该制定中的法案应该将这些社会频发的重大食品安全问题考虑进去，为什么却又在悲剧发生后才进行所谓的调整和修改呢？立法如此滞后于社会需求，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不论是立法学研究还是立法实践以及立法制度的法律规定中，对立法预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考察和测算立法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状况，这就是立法预测。立法预测的主要任务是探寻现阶段和今后一定时期内应当通过立法途径加以解决的社会关系，同时对该社会关系进行立法预期达到的社会效果、可能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评估。

它的存在主要保证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有利于立法者作出科学适时的制定、修改、废除和完善法律法规的决策。因此，立法预测是立法准备阶段的关键环节。

随着社会管理活动的发展，一些重大社会矛盾应成为立法活动的重点，由于这些问题在社会管理中本来就很难解决，通过立法对这些事项进行利益博弈，自然也会给立法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因此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通过严谨的立法准备工作，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保证立法质量，使制定出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

然而在立法实践中，我国立法预测非常落后，缺乏对其理论、方法、技术、条件的研究，没有立法预测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在立法实践中，很少有人涉猎立法预测问题，因此法案起草者在立法技术、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立法理论和方法论上缺乏适当的训练。

正是由于对立法预测的忽视，导致立法者不能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一线问题，形成了两种负面的立法态度和方法：（1）盲目的、随意性的态度和方法，想到什么法就立什么法，喜欢立什么法就立什么法；（2）消极的、被动的态度和方法，哪方面出了问题就立哪方面的法，哪方面需要应付就立哪方面的法。

综上所述，一些法律的出台缺乏主动性、科学性，而令社会管理活动无法同步进行，甚至就算颁布了却因缺乏现实性而无法执行，坐等社会矛盾的激烈爆发，以悲剧收场。

可见，滞后立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要求不相适应。

（四）信息沟通机制的缺失

立法是国家重大的政治活动，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这一活动的过程中，立法行为不会也不应该是完全独立的，而是通过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把各种利益诉求融入立法中。

然而，就是因为两者互动不够，造成立法者盲目、被动。从一方面来看，立法的行为过程本应该就是需要公民积极参与的民主立法，在广泛收集民意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立法预测。

但是在立法实践过程中，由于经常遇到一些复杂艰深的专业问题，所以法律草案起草者大多是专门的学者和专家。

从法案到法的过程几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立法的公开渠道不够畅通，公众参与的可能性较小，过多的依赖于“精英”立法。导致各种利益群体少有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无法在相互交流基础上进行利益博弈最大化。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_吴志攀：“互联网+”的兴起与法律的滞后性

⑽ 企业党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一）部分领导干部思想认识存在偏差。他们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盈利，企业领导的核心任务就是生产经营和管理，党建是“附带”工作。因此对党建工作缺乏热情，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状态，有的是为了应付上级党组织的检查，也有把党组织的工作部门当作形式，没有不行、有却麻烦。党组织开展活动存在顾虑，担心活动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时间）、扰乱正常工作秩序（人员）、加大企业开支（活动经费）等。部分党务工作者心理压力大，怕经理不支持，关系处理不好，影响自身利益；怕党员不积极参与，活动开展不起来；怕职工不理解，费力不讨好。导致有的党务工作者开展活动时理不直、气不壮，“底气”不足。甚至在一些党员中存在着，自己是“打工者”，拿企业的钱、归经理管，只要干好本职、保住饭碗就行了，不愿发挥也难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个别企业管理者，也没有把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他们对企业党建工作支持、配合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应付多于主动。
（二）企业的特殊性束缚了党建工作开展。一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不稳定性，导致党组织建立难度增大。由于某些企业“小”、“变”、“散”等特点，严重制约了党建工作的开展。“小”即企业规模小，目前企业党员人数少，不能单独组建党组织；“变”即企业经营变化快；“散”即企业分布相对分散，人员工作地点分散等，给企业管理特别是党建工作带来很多不便。二是企业用工制度灵活，导致党员教育管理难度增大。由于企业员工的减少，党员人数也在不断的下降，加之企业经营活动条件的限制，一些党员成为名副其实的“流动”党员，企业党组织难以实施有效的教育管理。三是企业现代管理机制的确立，导致党组织活动开展难度增大。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目标责任制的确立，工作时间由经理支配，党组织开展活动时间缺乏自主性，活动经费存在依赖性。从而导致，大部分党组织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党建工作的开展。
（三）党组织自身建设薄弱影响了党建工作开展。一是党组织的数量偏少。。二是党务工作者整体素质不高。大部分企业党务工作者是由原企业改制后行政管理人员兼任的，他们在思想观念、专业素质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未经过较严格的培训，因此难以适应党建工作的新形势、新情况。三是党组织负责人难选。由于企业改制后规模相对较小，党员人数也少，要选出政治坚强、熟悉党务工作、会做思想政治工作，而且懂经营会管理，善于同行政管理人员合作共事的党组织负责人比较难。还有个别的党组织负责人，把抓党建工作等同于抓企业经营管理，把党组织等同于企业的下属办事机构，致使党组织负责人在职工中缺乏影响力和感召力。
（四）相关政策法规滞后制约了党建工作快速发展。企业中党组织的地位、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途径等，现行的有关政策和规定只作了原则的界定，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强的规定和制度，更没有规定企业党组织的建立及地位与作用的法律依据。《党章》虽然对企业中的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任务作了相应规定，但现有的法律条文和党规中并没有提供这些任务所应有的支持手段。《公司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也只是笼统地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按照党章进行活动，并没有对党组织开展活动提出具体要求。虽然近几年我们企业党建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但目前还没有达到改制前企业所制定和形成的一整套成熟的工作机制，使得企业中开展党的活动缺乏保障机制、考核管理办法，造成党组织建立和开展工作处于“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