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条例
① 清朝的立法活动包括哪些
满族人关前曾颁布了一系列军政法令，但总体来说仍处于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的阶段，法律制度比较简单。人关以后，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原有的简单旧律已经不能适应清朝统治全国的新形势，很快便开始了法律的创制工作。
（一）大清律的制定
1．《大清律集解附例》
顺治元年，在遵行“故明律令”的基础上参酌时益，进行立法，至顺治四年（1647年）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全国，这是清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这部法典“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实际上无异于明律的翻版、不少条文虽然与当时社会实际状况不符，仍照录，有些规定与清初的社会现象完全脱节。此外，对满官没有法律条文规定，该法典对于满官更无约束力，这都使得大清律颁布以后并没有完全认真执行。
2．《大清律例》
康熙继位以后，重新修订律令，并于康熙十九年完成《现行则例》，载入大清律中，删去重复参差的条款。此后，经雍正朝、乾隆朝数次修订，至乾隆五年最后完成《大清律例》，简称《大清律》，“刊布中外，永远遵行”。这样，清初由简单地袭用明律，几经修订终于编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
《大清律》这部以明律为蓝本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所谓“隐合古义”，“矫正前失”。由于清朝统治的历史特点，决定了大清律中广泛增加了确认满族特权的条款。
清初定律的过程中，确立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是“清承明制”的具体表现。清朝人关以后，为了要长久地统治下去，无论政权与法制建设，都适应先进的广大汉族地区的社会实际，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清初，在治国理民的方针上大都本着“清承明制”的精神，随着形势的发展，进而强调“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在保留人关的政权机构与法制的同时，进一步沿袭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体制和法律制度。《大清律》已经修改，但始终以明律为蓝本，很好地贯彻了清初的立法思想。
（二）例的制定与编例
1．例与《大清律集解附例》
大清律后附之“例”，源于唐时的“敕”和五代至宋的“指挥”。从明朝起，例始附于律后，律例并行。
雍正三年，颁行了遵循旧称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律后附例八百二十四条。凡属累朝旧例称为“原例”，康熙年间增人的例称为“增例”，经皇帝特旨及内外臣奏准的例称为“钦定例”，统称为“条例”。
由于清朝比附审判已经制度化，因此条例不断增加，乾隆二十六年已达一千四百五十六条，至晚清同治九年，例已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清例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起着特殊的作用，效力大于律，甚至可以以例为律。清朝统治者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统治经验，认识到“例”是一种灵活的法律形式，可以随时把统治意志提升为法律，而且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广泛推行以例断狱，以至律之间“前后抵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
2．编例
为了消除律例之间的矛盾，乾隆十一年确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此后成为定制。各朝设修订专馆修例，使例制度化。然而清朝后期国势衰微，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定期编例的制度也陷入废弛。例仍然是困挠“法治”的一大弊端，成为官吏循私曲法的途径，律也渐渐成为具文。
（三）《清会典》
为了总结国家行政管理的经验，提高官吏的统治效能，从康熙时起便仿照明会典制定《清会典》。其后屡经续修，先后有《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事例》、《光绪会典》。正文一百多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
从会典的内容看，康熙、雍正两朝以官统事，以事隶官。乾隆以后始以事别录，典例分编，成为固定的体系。大清会典中详列清代从开国至光绪朝各级行政机关的职掌与事例，是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大清会典不仅是清代行政法大全，也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行政法之集大成者。
（四）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单行法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大清律外，清代还注意少数民族单行法规的修订，先后制定了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回律》、《番律》、《蒙古律》、《苗例》等单行法。其中有的条例开始带有临时性质，因在实行中有利于清朝的统治，遂成为常制。例如，雍正十一年制定的适用于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少数民族的《西宁番子治罪条例》，原拟实行五年后改用大清律，但一再展期。至乾隆十三年，确定今后番民案件依照此条例规定办理。
② 关于清朝官员请假和守制方面，相关制度是怎样的
官员一旦入仕，生是朝廷的人，死是朝廷的鬼，不管是雷霆雨露还是生杀予夺，都受到皇权和制度的约束。即便是请假、退休、守制，也要严格遵守朝廷的既定程序，不能马虎。下面就以清代为例，说一说官员守制、请假和退休的一些具体规定。
三，退休
官员退休称为“休致”，即把皇帝赐给的职务和俸禄交还回去，清代官场喜欢用“乞骸骨”一词来表示退休。清代官员休致原因大致有三种，年老、有疾、受处分。
清代以前，官员正式退休的年龄大致划定在70岁左右，实际上在还要根据官员的精力、能力等状况而定。对于重要、高级的官员，皇帝也常会挽留，让其在70岁以后继续任职，甚至有到80以上者。
③ 清朝的保甲制度关于什么的
关于户籍管理的一种制度。
保甲制度在清初就已经实施，“顺治元年即议力行保甲”。顺治年间缉捕逃人的谕令中多次提及保甲。可以这样勾画一下保甲组织的理想模式：每一保由一千户组成，其中每十家立一牌长，每十牌立一甲长，十甲即一千户立一保长。
每户发给一张印牌，上面写明本户丁口、从业状况，户内有人外出或者有客来访都要注明行踪，牌头、甲长等平日对这些情况进行稽查，如有可疑之人立即上报保长、地方官处理。
各户之间联名作保，一家犯罪，其他各户依律连坐。通过推行保甲制度，以保甲为目，以牌头、甲长、保长乃至各级地方官吏为纲，就可以把全国百姓组织起来，使之互相监督，防患于未然。
(3)清代条例扩展阅读
保甲组织作为国家政权借以向乡村社会延伸行政触角的权力 代表，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职权有三:
其一，负有防御性的保安 职责。“每十户为甲，甲有长;十甲为保，保有正。凡属甲内人民， 各置兵器一件，甲长置锣一面，保正置鼓甲面，或铣一竿”。
其二，编制赋税册，作为征收赋税之依据。各保甲长负责调查田粮丁’ 数，编造黄册，删顶田地与户口关系。“各布政使严伤该道府，责令 州县，查照旧册，著落保甲，逐一清厘”。
其三，维护乡村治安秩 序。“身充保甲，即属在官人役。其所辖村庄一切事件，地方官悉 惟该役是问。”“凡甲内有盗贼、邪教、赌博、赌具、窝逃、奸拐、私铸
和销私盐西面、贩卖硝磺，并私立名目、敛钱聚会等事，及面生可 。疑、形迹诡秘之徒，责令专司查报。”
④ 清代行军纪律中有什么规定
行军纪律规定兵行各按队伍依次而前，无论道路平坦窄狭，后队不得越过前队，违者，八旗兵鞭五十，绿营兵棍责四十，仍插箭游营。官兵沿途欺压民番，恃强买卖，掠财物，毁民房、淫污妇女者斩。兵行遇有草地方，当陆续行走，如有不顾队伍混行，致践踏草者，八旗兵鞭一百，绿营兵棍责八十。
⑤ 清朝行礼制度
清朝礼仪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但到了清代，大汉礼被悔，满族礼仪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国家军政，小到衣食住行、举手投足，无不做出详尽的规定。 跪拜与礼仪 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服务是中国封建礼仪的最大特点，因而礼仪中处处体现着尊卑差别。而足以显示这种尊卑的，恐怕要属跪拜之礼了。封建社会，臣子见皇帝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百姓见官员须先行跪拜；下级官员晋见级别相差较大的上级时要行跪拜礼；子孙晚辈拜见长辈要跪地磕头请安；祭祀祖先当然也要磕头。 1793年，一个闷热的午后，83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小憩。此时，官员送来了英王的礼物，大多为西方的精巧机械，他观看之后，颇为高兴。早些时候，乾隆接到沿海商人代禀的英国使团信件，其中说到，皇帝83大寿时，未及来贺，今特遣使节前来进贡，因信中“情词极为恭顺恳挚”，他已经允准使节马嘎尔尼等来京觐见，并命令沿海官员妥善接待。 使节未到，礼物已先期到达，这让乾隆相当满意。因为有了皇帝的旨意，马嘎尔尼一行一路受到各级官员的礼貌接待，对中国人的“彬彬有礼”大加赞赏，并向中国官员表示：“敝使昧于贵国风俗，今后各事，请各大人就贵国习尚中所有者便宜行之，敝使决不稍持异议。” 然而，正是双方都小心翼翼遵守的“礼仪”，却差一点使英国使团觐见“中国大皇帝”的行动夭折——矛盾就发生在马嘎尔尼一行即将面见乾隆的前夕，双方就朝见礼节进行商讨时，中国官员要求马嘎尔尼等向乾隆行三拜九叩大礼，而英国使团坚持要行面见本国国王时的单膝跪拜吻手礼。争执激烈之时，马嘎尔尼甚至以不见皇帝相威胁。眼看原定觐见日期将至，双方终于达成一致：英国使团官员以单膝跪拜礼见皇帝。 尽管最后乾隆表示宽容，让马嘎尔尼行单腿屈膝礼，而其背后的意义则是，西方蛮夷，不知礼数。既然礼数不全，其他皆免谈。 当然，晚清社会中还有打拱作揖之礼，这多见于平级官员和平辈人之间。双方一见面，即双手打拱，弯腰低头，有时甚至要一揖到地。这已经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礼数了，但比起鞠躬和握手来则又显得繁琐了。 晚清从跪拜之礼向鞠躬握手之礼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以人格基本平等为主旨的西式的鞠躬和握手，作为正式礼仪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从清代开始，但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作为正式礼仪在中国流行。 服饰与礼节 服饰和礼节是一个国家文化源远流长的最显露的标志。在明清两朝才创建起来的天子形象，使龙袍成为清朝帝王最具特色的服饰。按照清朝礼仪，皇帝龙袍属于吉服，在一般庆典、公务活动时穿著。而在重要大典、祭祀坛庙、纳后大婚时，皇帝穿更高一等的朝服。搭配朝服穿戴的饰物从头到脚包括了朝冠、朝带、朝珠、披领与朝靴。不同的服装名称，穿著场合也不同，在当时是有严格区别的。 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满族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戎马生涯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冠服形制与汉人的服装大异其趣。清王朝建立后，清代服饰也得以充分吸收汉族服饰的成就。以官服为例，马蹄袖、马褂是清代官员服制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补子”直接取之明代，文官绣禽类，武官绣兽类，分别按品级的高低，绣以各类飞禽走兽，以突出官员在职能和气质上的要求。与明代不同的是，清朝的官服大褂的前胸是对襟的，补子也分为两块，绣在袍衫外面的大褂子上，称为“补褂”或“补服”，禽兽的花样与明代也略有差异。由于补子是在成衣后缝上的，对于边角的加工更为精细，常常配以精致的花边，突出了装饰效果。明代的乌纱帽到清代换成花翎，用孔雀毛上的“眼”即“目晕”花样的多少，分出单眼、双眼和三眼的级别。官员的朝服和常服，里三层外三层，行袍、行裳、马褂、坎肩、补服，重重叠叠，还要佩戴各种朝珠、朝带、玉佩、彩绦、花金圆版、荷包香囊等等。朝珠又有翡翠、玛瑙、珊瑚、玉石、檀木的等级限定，连丝绦都有明黄、宝蓝、石青之分。用什么款式、质料和颜色都要受到礼制的规范，违反规定的以犯罪论处。雍正皇帝赐死年羹尧，就有擅用鹅黄小刀荷包，穿四衩衣服，纵容家人穿补服的罪状，将服饰的等级之别细分到了极致。女装虽然相对宽松，但精雕细刻无微不至，镶边有所谓“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多至“十八镶”。在镶滚之外还在下摆、大襟、裙边和袖口上缀满各色珠翠和绣花，折裥之间再用丝线交叉串联，连看不到的袜底、鞋底也绣上密密的花纹。这样重重叠叠，无所不在的装饰效果，虽然有一定的美学价值，但如此繁琐细密的包装，是衣冠之治高度细密化的产物，这也使清代的服饰到了难以再发展的地步。 清朝官员穿的朝服，其实是由旗装演变过来的：圆领、捻襟、左衽，四面开楔，束腰，有扣绊，窄袖（有的带有箭袖），保暖、便于坐骑。清初开始的制度规定，官员入朝必须穿披肩领袍，谓之朝服。朝服带有箭袖，就是在本来就比较窄的袖口前边再接一个半圆形的袖口。一般最长为半尺，形似马蹄，又称“马蹄袖”。袖和肩是清服区别身份的标志。带箭袖的旗袍是满族贵族平时穿着和旗人百姓的节日礼服，一般旗人只许穿披肩领便袍，而到了普通百姓那里就只许穿无披肩的领袍，谓之便服。 旗袍有单、棉、皮之分。清初，其式样一般是无领、大襟、束腰、左衽、四面开衩。穿着既合体，又有利于骑马奔射。出猎时，还可将干粮等装进前襟。这种旗袍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无领。努尔哈赤为统一衣冠，曾厘定衣冠制，规定“凡朝服，俱用披肩领，平居只有袍”。即常服不能带领子，只有入朝时穿的朝服方可加上形似披肩的大领。二是在窄小的袖口处还接有一截上长下短的半月形袖头，形似马蹄，俗称“马蹄袖”。平时绾起来，冬季行猎或作战时放下，使之罩住手背，既起到了类似手套的保暖作用，又不影响拉弓射箭，故又称之为 “箭袖”（满语称之为“哇哈”）。满族入主中原以后，“放哇哈”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规定动作，官员入朝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先将马蹄袖弹下，然后再两手伏地跪拜行礼。
麻烦采纳，谢谢!
⑥ 清朝的所有律法
《大清律例》共四十卷，卷首有六赃图、纳赎诸例图、徒限内老疾收赎图、诬轻为重收赎图、过失杀伤收赎图、五刑图、狱具图、服制图等八种图表；律文后附有注释，以便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律文。律文分为七篇，篇目冠以律名，故谓之七律。首篇是名例律，有四十六条，下面不分门类，亦称四十六例。其主要内容除了确定五刑、十恶、八议等重要制度和罪名外，还规定了一些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如官吏犯罪分公罪和私罪 ，公罪处轻，私罪处重；犯罪分故意和过失，故意罚重，过失罚轻；共同犯罪一般区别首从，从犯减轻；数罪并发，一般只科重罪，轻罪不论；累犯加重，自首减免 ；老幼废疾减免，同居相隐不为罪以及类推的一般原则等。其次各篇按六部命名排列，即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以下分为职制、公式、户役、田宅 、婚姻、仓库、课程、市廛、祭祀、仪制、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贼盗、人命、斗殴、骂咒、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营造和河防 ，共三十门，计四百三十六条。该条文不但以《大明律》为蓝本，并且隐合古义，可谓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同时由于清朝已处封建社会后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它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高压政策，不但对十恶处刑更重，而且扩大了谋\反、谋大逆的定罪范围，提高了量刑标准；严禁宦官专政，臣下朋党，更完备地确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广泛增加满族享有种种特权的条款；继续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统治。进一步实行重农抑商等。
《大清律例》律文之后所附的条例，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条例即皇帝认可的判例和皇帝根据某些具体案件的处理而发出的带有规范性的命令和规定，简称为例。例是律的补充，同律一样，也是审理案件、定罪量刑的依据。其不同，首先律的纂修比较慎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例则因时制宜，随时增删和修改(乾隆时定制五年一修)，因而是一种更为灵活的法律形式。其次，例的数量大大多於律条。雍正三年时就有八百十五条，到同治时更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由於例繁杂众多，常与律文发生抵触，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再次，在司法实践中，例的法律效用大於律。通常是有例不用律 ，有新例不用旧例；律与例都没有明文时则采用比附，实际上还是用例。结果是“律既多成空文，而例愈滋繁碎”。因此，例遂成为清统治者实行司法专横、鱼肉百姓的法制工具。
⑦ 清代法规的会典
康熙时，仿照《明会典》制定《康熙会典》，其后，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四朝均续加修订。清会典是以行政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典，记述了清代从开国至光绪朝有关内阁、六部、院、寺、府、监等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是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基本史料。
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法律有《回律》、《番律》、《蒙古律》、《苗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等。《西宁番子治罪条例》又称《番例条款》，雍正十一年制定，是适用于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少数民族的法律。《番例条款》所规定的大量罚牛马赎罪，和令当事人“设誓”具结，表现了极大的掠夺性和神明裁判的宗教色彩。
⑧ 清代宫廷有哪些规矩和制度
清代最讲究国法礼仪，官场上的礼度和称谓言谈极有分寸，特别是皇帝或皇太后召见内外大臣，大臣们觐见、奏对，更要遵守礼仪制度。稍不注意就会“失仪”，最轻者也要罚俸，重者还会降级、丢掉官职甚至判刑，因为这都有礼仪规章，觐见皇帝也是六部之一礼部的职掌。
现在大量清代题材电视剧（包括历史小说）中，称谓言谈错误百出。我们常见清代题材电视剧中大臣们觐见皇帝或皇太后，动辄称“万岁”或“太后吉祥”、“老佛爷吉祥”等，是完全不符合清代礼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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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武官员被皇帝或皇太后召见，应一律跪安，汉大臣必须自称“臣×××恭请皇上圣安”或“臣×××恭请皇太后圣安”，满籍大臣则称“奴才”。皇后、妃嫔、满汉大臣无论当面或背后都称皇帝为“皇上”，只有皇太后或皇太妃称皇帝为“皇帝”。清代历史上只有极少数例外。如宣统年间，据溥仪回忆：“太后太妃都叫我皇帝，我的本生父母和祖母也这样称呼我，其它人都叫我皇上”（见《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58页）。
在旗的满人有时称皇帝为“主子”，但也不会称“万岁”。“万岁”之类是戏剧舞台上的称呼，大臣的口中是根本不会这样称呼皇帝的。在雍正朝，不要说口头称“万岁”，就是在奏折中出现“万寿无疆”、“万岁”字样，也会受到痛斥，因为雍正最讨厌这种阿谀奉承的虚文。清中期以后，皇帝的近侍太监、宫女开始称呼在位皇帝为“万岁爷”，对死去的皇帝在“爷”字前加年号，如“康熙爷”、“乾隆爷”。太监和内务府记录的有关皇帝的档案也标以《万岁爷档》之类。但是，这也是局限于一小部分太监，大臣们是不会这样称呼的。
至于“太后吉祥”、“老佛爷吉祥”之类的称谓更为荒谬。皇帝、后妃、满汉大臣和大部分内务府官员、太监，无论当面或背地都称“皇太后”。道吉祥是太监圈里流行的见面问候语，皇帝、后妃、大臣们绝不会用下层太监之间的问候语去称呼皇太后。在清代，只有某些内务府低级官员才会与有地位的太监互道吉祥，以示亲近。至于“老佛爷”，这是清末一小部分近侍太监与内务府官员背地称慈禧的代名词，以示受宠和亲近，但当面是绝不敢称呼的（据记载，也有称呼“老祖宗”者）。同治年间是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大臣们为加以区分，在正式文书中会以尊号加以区分，如钮祜禄氏称“慈安皇太后”、那拉氏称“慈禧皇太后”“慈安”、“慈禧”均为尊号中的头两个字，背后会简称“东太后”、“西太后”，但也不会在当面或背地称呼那拉氏为“老佛爷”，因为这是为礼仪制度所不允许的。对死去的皇太后，大臣们提到时都要称谥号，如那拉氏，则称“孝钦皇太后”。其实，既便太监们背后称“老佛爷”的也是极少数，一般对东、西两太后会简称“东边”、“西边”，称皇帝为“上边”。“老佛爷”之称其实并不自西太后始，乾隆皇帝因为寿高，当时近侍、太监背后就称他为“老佛爷”、“老爷子”，但大臣们则不会这样称呼。野史记载：纪晓岚曾在背后称乾隆为“老头子”，恰被乾隆听见，欲加治罪。纪氏机智解释才使乾隆转怒为喜。真实与否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大臣们在背后对皇帝也是不能随便称呼的。
“老爷子”的称呼一直到清末还存在，如溥仪的乳母就这样称呼他（见《我的前半生》）。
对妃嫔，太监称“主子”。因皇帝的妃嫔不止一位，则在前面冠以封号，如对光绪之妃珍妃称“珍主”，瑜妃称“瑜主”，以示区分。书面行文称“主位”。至于对皇子的称呼，也不像现在影视剧中一律称“阿哥”。在清代对皇子的称呼不同身份是有区别的，“阿哥”是大臣们对皇子的称谓，内务府官员和太监一律按皇子的排行称“爷”。书面行文则按排行称“皇�子”。皇帝之女在未授封公主之前，一律称“格格”。
大臣们与皇帝奏对时提到死去的历朝皇帝，也不会说“康熙爷”、“乾隆爷”这样的话，这是近侍太监的语言，如嘉庆皇帝与大臣奏对时提到他的父亲乾隆，嘉庆称之为“皇考”，大臣们则必须称乾隆的庙号与谥号“高宗纯皇帝”。清宫档案文书也是如此，皇帝在位时标以年号，死去的皇帝则标以庙号与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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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除登基等重大庆典在太和殿举行，皇帝临朝议政一般在乾清门，临时设宝座、御案等。但召见和引见官员却不在此。召见多于养心殿东暖阁，引见多于养心殿明殿。其它如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等处，随皇帝巡狩、避暑而定。如影视剧中地点多模拟太和殿召见和引见，则是不符当时习惯的。
召见须由亲王、御前大臣、领衔军机大臣轮流带领大臣们去面见皇帝。引见须先进名单、履历折、绿头签，一人或数人觐见。现在影视剧中或见皇帝与大臣平起平坐，或站立谈话，这在当时是绝不可能的。召见或引见官员，须先由奏事处太监传旨，直呼被召见人其名，并领进屋内，大臣进来必须先跪安，口称“臣×××恭请皇上圣安”，满人则必称“奴才”，起立后走到皇帝所坐木炕前，在预设白毡垫上下跪，皇帝问即答。多人参加召见，只能由领衔者回答，别人不能插话；被召见人也不能相互说话，只有皇帝问到方可回答。不像现在影视剧中给人印象似乎是在开讨论会。召见、引见无论时间多长，官员自始至终必须跪奏，直到皇帝允许“跪安”表示谈话结束，才可起立后退至门口转身退出。清代只有极少数人因身份特殊，可以坐或站与皇帝谈话。如顺治时“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免礼节，康熙时顾命大臣鳌拜赐座谈话，同光时议政王恭亲王、监国摄政王醇亲王可站立与皇帝谈话。但也不是永远不变，如恭亲王在同治时以议政王身份可站立谈话，但进门时也要跪安。在光绪时恭亲王只是领班军机大臣，就必须跪奏了。
跪奏时大臣们与皇帝的对话极其简明扼要，不像现在影视剧中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因为说话越罗嗦，跪的时间就越长。我们现在看清代档案召见记录，一般皇帝问话较多，大臣回答简而又简，几乎没有废话。跪奏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清代大臣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无论奏对何事，必以三语为率，并须简浅明白。”而且都用厚棉絮做成护膝，以免跪奏时间过长引起疼痛。并且经常练习，以免“失仪”（清制君前“失仪”要受处分）。清代笔记载：同光时军机大臣王文韶年届70，仍每日在家练习下跪；贵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慈禧做寿前也每日练习三次下跪。不少大臣常因跪之太久，腰酸膝痛直至病倒。所以跪奏时绝不会长篇大论。
另外，清代题材影视剧中召见场面皇帝与大臣往往光头、便服，这在清代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大臣觐见须着常服补褂朝珠，戴红缨官帽。皇帝也是常服袍褂着冠。常服是皇帝在宫中正式场合所穿礼服，用为处理一般政务或召见大臣。官员亦如是，按清制穿错朝服最轻也要罚俸一月，因为这是清代制度所严格规定的，即以天子之尊，亦不能违背。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无论召见或引见，太监、侍卫等均不得在屋内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