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条例

⑴ 甲午中日战争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中日 战 争 的结束。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中国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马关条约》使日本获得巨大利益，刺激其 侵 略 野 心；使中国民族 危 机 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该条约适应了 帝 国 主 义 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需要，随后 列 强 掀起了 瓜 分 中国的狂潮。

⑵ 甲午中日战争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哪些不同影

一、梦断甲午年国殇113年前，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两只舰队遭遇了，于是“车错毂兮短兵接”，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中日战争史上著名的黄海海战。交战的双方分别是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在万顷波涛之中，两军搏杀了近五个小时，北洋海军英勇奋战、视死如归，谱写了甲午战争史上慷慨悲壮的历史悲歌。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大，战斗之激烈，时间之持久，在世界近代海战史上是罕见的。就双方的兵力损失情况而论，中方损失无疑是大于日方的，“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舰与日本战于大东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2）而日军只有五舰受创，无一舰沉没。相较之下，虽然北洋海军最后迫使日军撤离战场，粉碎了日军的企图，但是从战场的损失情况和实际效果来看，此役北洋海军在战术层面上确是失败了。如果说在1894年九月间发生的这场激战中北洋海军尚有搏杀的勇气的话，那么，北洋海军于1895年2月17日的最后覆灭就不能不说是一首挽歌了。“2月17日上午8时30分，日本联合舰队以松岛舰为首舰，本队千代田、桥立、严岛、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等舰紧随其后，第三、第四游击队殿后，从百尺崖起航，成单纵阵形，各高悬军旗，鱼贯自北口进，徐徐入威海卫港。”“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十舰，皆降下中国旗，而易以日本旗。唯一的例外是康济舰，其舰尾仍悬黄龙旗。因为这是留下来载送丁汝昌灵柩的。……4时，康济舰载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沈寿昌、黄祖莲等灵柩6具，以及陆海将弁和洋员，在汽笛的哀鸣声中，迎着潇潇冷雨，凄然离开威海卫港，向烟台港驶去。”（3）北洋海军就这样覆灭了，中国的海军梦也在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化作云烟。究其原因，应该说是诸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实力的差距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李鸿章说过：海战唯恃船跑，“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4）从整个甲午战争间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的对比来看，可以说是正是略逊一筹，故而姑且不论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从武备一方面看，北洋海军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下面我们试以黄海海战为例来说明这种实力上的差距。表一：黄海海战的北洋海军和日本联合舰队实力对照表（5）类别北洋舰队日本联合舰队比较军舰总数1012-2舰种铁甲舰41+3半铁甲舰13-2非铁甲舰58-3火炮火炮总数173268-9530公分以上口径重炮83+520公分以上口径大炮168+815公分以下口径炮及杂炮149160-1115公分（6吋）口径速射炮30-3012公分（4.7吋）口径速射炮67-67总吨数（吨）3136640849-9483总马力（匹）4620073300-27100平均马力（匹）46206108-1488平均航速（节）15.5（本队）15.5（一游）19.4-0.1-3.9总兵力（官兵人数）20543630-1576综观上表，可以看出，日本联合舰队在很多方面与北洋海军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具体分列如下：1）参战舰只数量：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2倍2）火跑总数：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549倍3）总吨位：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302倍4）总马力和平均马力：日军分别是北洋海军的1.587倍和1.322倍5）平均航速：日军的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分别是北洋海军的1.006倍和1.252倍6）总兵力：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767倍7）速射炮：日军有97门，而北洋海军无一门速射炮当然，北洋海军在个别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在铁甲舰数量方面，北洋海军就占据着4比1的绝对优势，而在30公分以上口径重炮和20公分以上口径大炮这两个方面也分别具有8比3和2比1的优势。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北洋海军处于明显的劣势。对此，英国斐利曼特海军中将曾评论说：“为比较两军实力计，但以参与黄海战斗之军舰而事对照，已可得起正确结论矣。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航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该国军舰除赤诚外，性能约略一致，舰体大小由二千二百吨至四千二百吨，俱为甫竣工之新锐舰。中国方面，虽有定远、镇远两二等战舰，吨位各七千四百吨；其次经远、来远两舰，吨位亦各二千九百吨，但不过虚具装甲巡洋舰之名而已。其余各舰，或吨位小，实力弱，或舰型不称，装备不当。”（6）虽然，黄海海战交战双方舰只并未涵盖两军所有舰只，但是基本上包括了中日海军的主力，因此，我们从黄海海战中中日两军实力的差距中就可以基本上明了1894年前后中日海军这种实力上的悬殊。然而，是否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格局呢？二、军备竞赛要明晓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追根溯源，从中日两国海军的发展历史说起。中国自古就有水师，唐宋以后，中国的造船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一度具有领先世界的水平。尤其是1405-1433年间的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未有之壮举。真可谓“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7）然而有清一代，西方各国的航海造船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海军相关体制和战略思想也逐渐近代化。在一二百年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的海军向近代海军的转化过程。而此时的中国水师仍然沿袭了历代的固有体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所谓“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初，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至光绪间，南北洋铁舰制成，始别设专官以统率之。”（8）由此可见迟至光绪年间，中国仍然尚未完成由古代水师向近代海军的转型。关于中国近代海军的初创，《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中国初无海军，自道光年筹海防，始有购舰外洋以辅水军之议。同治初，曾国籓、左宗棠诸臣建议设船厂、铁厂。沈葆桢兴船政于闽海，李鸿章筑船坞于旅顺，练北洋海军，是为有海军之始。”（9）可见，中国海军的创建，当在咸同之际，而真正完成，恐已到了光绪初年。下面我们用一些重要的时间点粗略勾勒以下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海军的发展脉络：·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文丰疏言购吕宋国船一艘，驾驶灵便，足以御敌。旋谕隶水师旗营操演，并谕绅商多方购置。是为海军购舰之始。·咸丰六年（1856年），怡良疏言，允英国司税李泰国之请，置买火轮船，以剿粤匪。旋隶向荣调遣。·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籓于安庆设局，自造小轮船一艘。（自造轮船之始）·六年（1867年），李鸿章迁虹口制造局于高昌庙，建船坞，名曰江南制造局。……是年，瑞麟向英国订购六兵船。(江南制造局之始创)·光绪元年（1875年），制造局制驭远兵船成。船政制元凯兵船成。以扬武练船令学生游历南洋各处，至日本而还。寻谕南北洋大臣筹海防。令总税务司赫德赴天津，与李鸿章商订购英国二十六顿半、三十八顿半之炮船各二艘，专备海防之用。是年，沈葆桢购法国威远兵船。（至日本宣扬武力）·二年（1876年），沈葆桢会同李鸿章奏派学生，分赴英、法各国，入大学堂、制造局练习。此为第一届出洋学生。是年，船政制登瀛洲、蓺新两兵船成。制造局制金瓯小铁甲船成。（自造小铁甲船之始）·三年、四年（1877-1878年），泰安、威远、超武兵船亦成。沈葆桢疏请各省协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万，专储为筹海军之用，期十年成南洋、北洋、粤洋海军三大枝，犹恐缓不济急，请以四百万先解北洋，俟成军后，再解南洋。（筹三大海军力量）·六年（1880年）……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旋以在德国船厂定购之定远、镇远二铁舰。（订购两艘二等战舰，即定远、镇远二姊妹舰）·十四年（1888年），海军衙门奏定官制，设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经制外委等官。是年，在英、德厂所造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快船来华。英百济公司所造出海鱼雷快艇亦告成。六月，台湾番民叛，命致远、靖远二舰往剿平之。（海军衙门设立，同时自英、德购进四艘铁甲或半铁甲之巡洋舰）·二十年（1894年），船政制通济练船成。订购英国炮舰一艘，命名福安。二月，镇远、定远二舰置新式克鹿卜快炮十二尊。四月，朝鲜内乱，北洋遣兵舰往剿。五月，与日本兵船战于牙山口外，济远船伤，广乙船沈，操江船失，载兵之高升商船亦沈。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舰与日本战于大东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黄海海战）·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以师船攻威海，定远、镇远各舰亦失，丁汝昌败死。（北洋海军覆没）（10）我们再来看日本方面：“日本古无海军，安政二年六月，和兰人始献蒸汽船，德川将军家定遣矢田崛景、藏胜麟太郎等于长崎就和兰人学操汽船术，复遣榎本釜次郎、赤松太三郎等往和兰国习海军法，又购观光舰于和兰。……庆应丁卯，德川氏还政，设三职隶八课，始有海陆军务之名，而未设专官。……八月，于兵部省中分陆军、海军二部，各设分局，逮五年二月，始废兵部省，与陆军分，专设海军省。六年六月重定官制，沿为今制。”（11）·1872年（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11月28日，根据“全国皆兵主义”，颁布《征兵告谕》，实行国民义务兵役制。用普遍义务兵役制，来取代武士职业兵役制。告谕中规定：“全国四民男子年达二十岁者，悉宜编入兵籍，以备缓急”。同时，设海陆军。兵役制的改革是明治政府加强军事力量，准备对外扩张的重要措施之一。表明日本向军国主义道路的迈进。从征兵告谕发布时起，日本先后设立了海军学校一所，海军兵团三处，用以培养和补充海军军官。但当时日本海军力量仍很薄弱，总共大小舰船不过十七艘。（12）·1874年(同治十三年，明治七年)，日本侵略台湾的失败，使明治政府“痛感舰船之不足，向英国定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舰”（13）“这是海军省设立后向外国购置新舰的开始”（14）·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经过十五年的大力扩充和苦心经营，到了1882年(光绪八年、明治十五年)，日本已拥有“舰船十二艘，兵员八千九百九十五人”（15）的一支海军力量。·日本政府制定了从1883年(光绪九年、明冶十六年)开始的八年造舰计划。·明治政府决定从1886年(光绪十二年，明治十九年)发行海军公债·1888年(光绪十四年、明冶二十一年)，西乡从道又提出《第二期军备扩张案》，这是一个庞大的造船计划。其中包括建造海防舰以下四十六艘的五年计划。·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日本海军拥有完成和正在建造的舰只计二十五艘。合计五万余吨（16）·1892年(光绪十八年、明治二十五年)。向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吉野”。·1893年(光绪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2月，天皇睦仁再次下谕节省内廷经费。六年间，每年拨给造舰经费三十万元。又命令全体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外，在此期间，一律缴纳十分之一的薪俸作为造舰费。并决定扩大原计划之军舰制造费。计划在七年中，以一千八百万元的巨款，建造铁甲战斗舰二艘、巡洋舰一艘、通报舰一艘。·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以军港为中心，将全国海岸划成五个海军区。每一海军区设一海军镇守府。计：第一海军区：横须贺；第二海军区：吴第三海军区：佐世保；第四海军区：舞鹤；第五海军区：室兰(未定)（17）·甲午中日战争前，日本海军舰船的编制是，以松岛为旗舰，合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筑紫、赤城、武藏，编为常备舰队。其他舰艇则分属于各镇守府。综合中日两国海军发展的历史，我们选取1888年这个时间点作为参照，不难看出，此时中国海军较之于日本海军仍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具体如下：表二：1888年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实力对照表（18）战舰种类中国（仅计北洋海军）日本二等战舰21包括二等战舰在内的铁甲舰42（包括1865年法国产的撞船“东舰”）快船（巡洋舰）75舰船总数24（不含运输船）22（不含运输船）官兵4千余人近万人（参照黄遵宪《日本国志》的记录似少于此数）而日本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1869年(同治八年、明冶二年)“版籍奉还”之后，长州、萨摩和土佐三个藩，把所属之全部军队交给明冶政府管辖，以补充正在创建中的天皇军的基本队伍。为了发展海军事业，同年在东京开设了海军学校，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海军大学和海军工程学校。在这些学校里，聘请英国军官任教。并选派许多学员到英、美各国实习。（39）从征兵告谕发布时起，日本先后设立了海军学校一所，海军兵团三处，用以培养和补充海军军官。（40）为了培养海军人员，日本政府分别在吴港、广岛、横须贺等地设立海军兵学校、海军驾驶学校、海军造船工业学校、海军炮术练习所、海军水雷术练习所等等。1887年(光绪十三年、明治二十年)，决定于东京设立海军大学校，规定“兵学校、水雷部、驾驶学校等毕业之学生可入大学校高等科学习，学期为两年”。（41）此外，在东京和大阪、函馆设商船学校。1888年(光绪十四年、明治二十一年)，颁布了《海军兵学校官制》，其第一条规定：“海军兵学校为教育海军将校的学生之所”，学宗旨是培养海军军官。1889年(光绪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了《海兵团条例》，在各镇守府设海兵团，负责各海军镇守军港的守卫兵员，军舰水兵的教育训练和新兵征集的工作。（42）关于海军兵学校，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里有详尽的描述：“兵学校有校长、教师、助教。学舍分三种，一曰幼年，二曰壮年，三曰专业，幼年取十九岁以下、十五岁以上，在学以五年为期。壮年取二十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在学以三年为期，专业则不论长幼，不拘年限，每年四月海军召募生徒，有愿学者具状上申，每年八月入校，入校之始有检查之法，筋骨强壮与否、能作书与否……各分其等级，第其浅深而受业焉。……校中分官学生、私学生二类，官学生于入校之始自呈誓文。愿终身从事海军，不营他业，费用皆由官给。……官学生成业后，拔其尤者使留学泰西诸国，亦有别遣士官附居使馆以时考究他国兵制，或遇战争，如近日荷兰亚齐之战，普佛之战，俄土之战，皆特遣官吏俾往观焉。”（43）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日本不仅海军教育制度兴起较中国早，而且从规模和完善程度来看，也比中国略胜一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培养体制，能够源源不断的为海军输送人才，这一点对于中日海军力量对比的改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发展环境之殊就中日双方海军的发展环境而论，无疑日方也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应该说在19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共同遭到了来自西方的强大威胁。中国经历了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日本经历了1853年美国内佩里舰队的叩关。中国和日本都被迫打开了国门。然而之后发生的情况确是截然不同的。“不论好坏，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44）的确，日本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戊辰战争和大政奉还之后，日本的明治天皇开始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变革使日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逐步摆脱了西方殖民者的干涉，赢得了主权的独立。“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们（日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的锁链的国家。”（45）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正与此相反，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是有所下降，而是不断加深。经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19世纪70-80年代的边疆危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巨大损失，同时也承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鸦片战争为21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为1670万两——其中英国850万两，法国820万两）此外，在1851-1864年间中国还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农民运动给清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花费了清廷数亿两军费，这样巨额的花费与空前规模的破坏无疑也对于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实力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以上主要分析的是内部环境，就外部环境而论，中国处在远东利益和核心地区，时刻处在列强环伺的状态之中，诸列强出于自身在华利益的考虑根本不可能允许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日本则不同，其处在远东利益的边缘地区，而且列强之间由于存在诸多矛盾，也都希望利用日本的扩张来限制其他势力，因此对于日本采取了纵容的态度，为日本这一时期的军备扩张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安定的国际环境。四、结论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不难看出，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并非偶然，其有着十分深刻和复杂的原因。由于资料不足，本文这里无法一一进行深入探究，只是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理一个大概的思路出来。总而言之，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是体制、经费、重视程度、战略理念、教育制度和国内外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分析这一问题，应该站在一种全面客观的角度上，甲午海战的最终失败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绝不能简单的归咎为慈禧太后、李鸿章、丁汝昌等个人的因素，我以为，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的失败实是19世纪后半期的数十年间中日分殊的必然结果，不是一二人之力所能够左右得了的。参考资料：www.studa.net/lishi/080724/15062218-3.html

⑶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两国签订了《马关条约》，期中规定中国的清政府赔偿日本白银2亿两。这就导致了后来的

签订的是《朴茨茅斯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之“卓越利益”，并且不得阻碍或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任何措置。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以及有关的其他特权，均移让与日本政府。俄国将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线，以及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和煤矿，均转让与日本政府。此外，条约还规定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永远让与日本。

⑷ 甲午中日战争签订的条约内容

《马关条约》
1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3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
4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驶入以上各港口
5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时，只按进口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
此外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占威海卫
第二又订立通商行船条约承认日本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马关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卖国条约。
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地位的基本确立
影响
1条约使日本割去台湾等大片领土这就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这是日本机沙俄之后，对中国领土进行的一次极严重的大掠夺。它直接助长列强瓜分中国疆土的野心。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
2条约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其他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争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掠夺原料，使用廉价劳工，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遭到沉重的打击，直接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3巨额的赔款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经济危机，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不得不借外债应付，列强则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为列强勒索大宗赔款开了恶例。
4中国割地赔款加速了日本向帝国主义转化。日本利用这笔巨额赔款投资于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增强了它向外扩张侵略的军事实力。

⑸ 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对台湾问题是如何规定的

要求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

⑹ 中国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哪几个条约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中日北京专条》。

一、《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

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不合理条约。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的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日俄《朴茨茅斯条约》中给予日本的各项权利。

设立“中日木植公司”，允许日本在鸭绿江右岸地方采伐林木。日本得继续经营战时擅自铺设的安东（今丹东）至奉天的军用铁路至1923年，届期估价卖给中国。

日本得在营口、安东和奉天划定租界。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扩大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实际上将东三省南部纳入其独占的势力范围。

二、《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是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中国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马关条约》使日本获得巨大利益，刺激其侵略野心；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该条约适应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需要，随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三、《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政府和英、美、法、德、俄、日、意、奥、西、荷、比、十一国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不平等条约。

条约签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因条约签订日为阳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国耻”一说。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

1、中国赔款价息合计9.8亿两白银（详情为赔偿4.5亿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约9.8亿两）；

2、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

3、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

4、清政府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驻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该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又一奴役性条约。它的签订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和掠夺，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开启了资本主义浪潮。

四、《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是《马关条约》的延续。多年来日本统治者企图在中国得到的各种特权，至此全部实现。

《马关条约》第六条规定：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已因甲午战争而废绝，双方应派代表商订通商行船条约；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欧美各国现行约章为本。

据此，1895年12月日本代表驻华公使林董与中国代表（初为李鸿章，后改为张荫桓）开始谈判。日方提出约稿条款，双方根本上一致。

所以历时半年的谈判虽有不少争辩，最后还是在日方约稿的范围内定议。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7月21日张荫桓与林董签订《通商行船条约》。

五、《中日北京专条》

《北京专约》，又名《中日北京专条》、《台湾事件专约》、《台事北京专约》或《台事专条》，是1874年10月日本明治政府与中国清朝政府签订的有关台湾事件的条约。

1874年5月，日本在美国帮助下，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3000余侵犯台湾。10月31日，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台事专约》。

条约规定：清朝承认台湾“生番”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赔偿日本银50万两；日军撤出台湾。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不平等条约

⑺ 甲午中日战争对中日两国的不同影响

（2018·鄂州）在某次战争后，列强欣喜若狂，声称“第二次发现了中国”。英国一家报纸评论道：“中国为东方一团大物，势已动摇……今欧洲之人，虽田夫野老，无不以瓜分中国为言者。”这次战争是甲午中日战争。
（2015·孝感）有学者认为，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由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转向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这里的“政治制度” 应理解为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

⑻ 甲午中日战争的性质

一）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此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3种见解：第一，经济目的说。认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为了确保国外原料基地和市场，进行原始积累而掠夺殖民地。第二，偶发说。如战争是因朝鲜东学党起义而引起、战争是由于日本国内发生政治危机而不得不把内部之争转向对外侵略、战争的爆发是由于阴差阳错的偶然性原因促成等说，皆属于此类。第三，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是其既定国策，发动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经济目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此说并未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能说是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最近几年，偶发说在日本开战盛行起来，否认日本早就准备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如高桥秀直为日本出兵朝鲜辩解说：“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当时掌握日本政府主导权的伊藤博文……是试图保持和清国的协调的”，后来“伊藤对朝政策的变化，在于日本的内政”（注：〔日〕高桥秀直：《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东京创元社，1995年，514页。）。大泽博明也认为：“甲申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1894年6月2日日本政府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也不是要对清国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注：〔日〕大泽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鲜论和日清开战》，《熊本法学》73号，1993年。）其他类似的说法尚多，不必赘述。偶发说主张者的一个通病，就是醉心于对历史现象的主观分析，可以完全不顾最基本的客观历史事实。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进入70年代，日本国内大倡“征韩论”。所谓“征韩论”，其实质就是侵略大陆论。80年代后，日本政府举全力进行大陆作战的准备。山县有朋内阁一成立，便提出“保卫利益线”，成为尔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到1893年，明治天皇批准《战时大本营条例》，标志着日本已完成入侵大陆的战争准备。斋藤圣二曾对甲午战争中最先入朝的日本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的有关文书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结论说，日本派兵入朝的目的，表面上是“保护日本人及公使馆”，而背后的目的是“与清国争夺霸权”（注：〔日〕斋藤圣二：《关于陆军对日清战争的准备》，《创造》24号，1995年。），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试图保持和清国的协调”，“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早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就已经制订了多份陆海军对华作战的具体方案。先前发现并已披露的参谋本部陆军部局长小川又次陆军大佐的《清国征讨方案》，即提出：“于此时，我国断然先发制人。”（注：〔日〕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1期。）几年前，中zhǒng＠①明教授从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中又发现参谋本部海军部于1887年制订的6份对华作战的构想方案，并对其中之一的樱井规矩之左右海军少佐《征清方策》进行个案研究，从而得出结论：“从日清战争的实际作战过程也能看出，樱井的《征清方案》绝不仅仅是凭空描绘的作战构想，在以后，它被具体化并运用于日清战争的实战之中。”（注：〔日〕中zhǒng＠①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2期。）由此不难看出，日本之挑起甲午战争，实是实施其蓄谋已久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一个必然步骤，决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

（二）甲午战争的性质问题。对此，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中国抗击侵略者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看来只是作原则上的界定，或者说只对这次战争的普遍的性质进行确定，而未对其特殊的性质进行研究。正由于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异议。从日本方面看，争论却相当激烈。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见解：第一，义战说。当甲午战争爆发之初，义战说在日本甚嚣尘上。如声言日本此次是为了“长义地保证朝鲜的独立”，是“为了世界的文明进步，排除其障碍”（注：见〔日〕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360-361页。），因此“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对于我们来说，实际是义战。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伦理上也是无可非议的。”（注：见〔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98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舆论一律的义战说自然不时兴了，于是又有不同的说法先后提了出来。第二，防卫说。这是近年来流行的说法。如称：当时日本“对北洋水师的壮大感到强烈的威胁，因此基本上是着眼于国土的防卫”，所谓“日本早就准备对大陆采取攻势”的说法是错误的（注：〔日〕桑田悦：《关于日清战争前日本大陆进攻准备说》，《军事史学》119号，1994年。）。或辩解说，日本为对抗清国而扩军，乃是出于对清国海军较日本处于优势而产生的危机感，并非积极地图谋与清国作战，而是准备万一发生不测而进行防卫（注：〔日〕高桥秀直：《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305-306页。）。就是说，日本由于受到中国的威胁为了防卫才扩军备战，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发动甲午侵华战争。那么，早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就制订了陆海军入侵中国大陆的作战方案，又当做何解释？防卫说主张者则避而不谈了。第三，两重性说。两重性说也有两种：一种是说：“日清战争一方面具有国民主义的性质，另方面也带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另一种则说：“对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日清战争具有防卫的性质；而对后进国家中国来说，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注：张忠林：《一些日本学者对甲午战争的若干看法》，《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4年9期。）这两种不同的两重性说，皆貌似全面，但能否成立则值得考虑。能说日本发动的甲午侵华战争具有国民主义性质吗？事实上，最热衷于挑起战争的是日本士族，这种战争狂热也影响到知识分子，但“大多数民众对开战的动机难以理解，因而对战争是漠不关心的”。所以，当时的政治家尾崎行雄即指出：“所谓日清战争的举国一致，也是‘雷同附和’的结果。”（注：〔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97页，序言1页。）硬给这场日本统治集团发动的侵略战争赋以国民主义的性质，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至于日本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固然有斗争的一面，但更多的则是利用和勾结，将其说成是“防卫”，只能是有意无意地对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的美化。那么，能否说它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呢？对此，意见也不一致。有论者说，它不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也有论者说，它带有一定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但是，无论如何必须肯定的一点是，甲午战争为日本“开辟了走向现代帝国主义强盗政策的道路”（注：〔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130页。）。从这次战争的结局看，“由于发生战争时，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正处于开始形成的特殊时代”，因此“日清战争成为中国被正式分割的起点，也是在亚洲形成帝国主义体制的分水岭”（注：〔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东亚近代史的转折点》，序言2-3页，东京岩波书局，1973年。）。正由于此，笔者认为，尽管当时日本本身的资本主义发展尚未达到帝国主义阶段，但从整个亚洲帝国主义体制的形成过程看，日本正是通过发动甲午侵华战争而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列，并成为其中最富于侵略性之一员。在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是上个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所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其排斥在帝国主义战争范畴之外，不承认它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是说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