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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天宫链是什么链
天宫链是金融链。
12月2日，人民日报刊文《推动“粉丝经济”行稳致远》，文章表示，“粉丝经济”的出现，也是一道治理课题。随着相关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粉丝经济”涉及的领域和内容愈发多元，新对象、新领域、新场景不断涌现。比如，如何杜绝恶意注册账号“刷单”，怎样避免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如何认定在线“打赏”的法律效力，等等。
回答这些新考题，需要相关各方携手努力。管理部门要加强事前监管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全过程监管意识；优质流量明星应当更加自律、更有担当、更具表率；平台方面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杜绝管理漏洞，等等。各方协力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善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才能为“粉丝经济”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B.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有哪些主要内容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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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通过完备的法律法规推动宪法实施，是立法工作的重要任务。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自觉把宪法的基本精神贯彻到立法的全过程，坚持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遵循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开展立法活动，确保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切实维护宪法权威。
应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
C. 创新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措施有哪些
一、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必须走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二、坚持多方参与，努力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社会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必须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三、坚持依法治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首先，要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增强以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思想自觉，逐步培育起全社会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坚定信仰，进一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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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层社会治理遇到不少新矛盾、新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执法规范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这就需要在综治、信访、基层自治、社会组织发展等重点领域加快立法进程。
一方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范围及政府职能法定，明确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立程序公开、标准公开、结果公开的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加快基层社会治理重点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根据新型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的发展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同时，注重提升群众法治观念，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事务中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D.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如何完善我国法律体系
请参考：【差异而非统一：和谐社会的法律服务体系建构思路】
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傅郁林
编者按:
社会差异对于和谐社会的威胁，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法律服务在减少和解决社会冲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使我们的目光不断投向“和谐社会与法律服务体系的建构”这一主题。主流观点认为，应当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所有的法律消费者提供同质同量的法律服务，法律服务工作者一律按照律师的标准，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取得执业资格，以此建构统一的法律服务体系。实际上，那些活跃在社会基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非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基本上没有进入政府决策者和理论研究者的视野。本期刊登的两篇文章提供了另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和思路。
社会学家涂尔干断言：“在劳动分工得以发展的当代社会里，分工具有整合社会机体，维护社会统一的功能……分工已渐渐成为了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成为社会团结的主要根源（即使不是唯一根源）……社会发展的等级越高，它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但这并不是说，专业化发展得越快就越好，而是说它必须根据需要的发展而发展。”法律和法律服务本身就是社会分工或专业化的产物，其专业化程度也要适应社会需要。法律服务“专业化”至少包括：（1）法律服务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有清晰界线；（2）法律服务职业内部具有高度同质化，亦即法律服务体系的统一化。那么，当社会需要的层次存在明显差异时，法律服务专业化的层次必然也应当存在相应差异，从而形成分层建构的法律服务体系。这意味着，一方面，法律服务体系内部具有多元、多层次的特征；另一方面，法律服务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的界线的清晰或模糊程度也因当时当地社会需求的差异而不同。
我们也许看到，逐步统一法律服务体系，成为西方国家的普遍发展趋势，名目繁多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正在被逐步纳入“律师”的范畴，层次不同的律师则正在日益缩小职能分工和等差。然而，据此主张加速我国法律服务体系统一化进程，却过于匆忙和草率。相反，西方国家的动态发展过程恰恰有意无意地认同或印证了涂尔干的上述结论——法律体系统一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各国内部的社会差异日益缩小、法律职业内部的进一步分工合作成为必要，而非通过政府人为或强制推行的结果；况且，即使在已实现城市化从而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受到社会差异和传统惯性的不同程度制约，统一化过程至今仍未完成。
法国学者在评述国内律师制度改革时说：“两次改革表明，社会的扩大和密集并没有允许分工不断发展，而是需要分工不断发展。它并不是实现分工的工具，而是实现分工的决定性原因。”由于法律职业高度同质化发展的推动，1971年法律将原来三种不同的职业即律师、一审法院讼务代理人和商事法院诉讼代理人合而为一，律师从此获得了在普通司法机构和最高法院垄断性代理职能，当事人必须满足一定前提条件才能自行进行口头陈述。而律师业由单打独斗的执业模式向团队合作方式的转变，促成了1990年底律师与法律顾问这两种职业融合为一体，从此，律师执业的范围就从单纯的司法协助活动拓展到了在诉讼中代理当事人，随即又扩展到了提供法律咨询、起草法律文书等。目前，跨专业网络的发展又引发了司法改革的下一步目标——把企业中的法律工作者并入一个大的律师职业范畴。在横向差异即地域性方面，法国律师的讼务代理活动原则上具有地域性，即律师只能在其注册的律师公会所在地的大审法院中行使讼务代理职能，在此领域以外，只能对案件提供诉讼协助服务。不过这种地域性原则在大城市受到日益增强的限制，比如在巴黎、波比涅、克雷德耶和南特地区，律师公会的注册律师可以在上述任何一个地区的司法机构中提供讼务代理服务，只是在某些诉讼（例如不动产扣押、遗产分割、不可分共有财产拍卖案件）中不适用多元代理制。
英国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分为初级律师和出庭律师。二者的职能区别在于：初级律师是一般从业者，而出庭律师是专家；在诉讼中，初级律师是委托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代表，而出庭律师在初级律师（代表委托人）的指挥下专门从事需要专家介入的事务——典型的是出具专家意见，以及在那些从前只有出庭律师有权出庭的较高级别法院中提供辩护。这种区分早在1900年之前就已存在，历史上出现过试图合并这两个分支的种种努力，但由于传统惯性和大英帝国之内三套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这些尝试都宣告失败了。
美国律师职业的“统一化”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当作我国律师职业改革的模板。然而，这种所谓的统一化或同质化，不过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乌托邦，至少是一种片面的假象。在纵向上，各州小额法庭的存在及其对于专业代理的普遍排斥，使美国在满足底层民众纠纷解决需求中与英国一样，非专业代理与专业代理、法官职业与律师职业之间的界线模糊；而在级别越高的法院诉讼，法律服务的专业化程度越强。在横向上，各州司法制度的独立性（或自治性）和律师业的地域性——各州律师只能在本州代理诉讼，已足以支持美国律师职业多样性这一事实，各州法律服务的层次自然是以适应当地社会需求而形成的。
可见，即使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法律服务体系也并未实现“统一”，而是因时因地因需求之不同而呈现出不同层次。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以“借鉴”西方经验而进行比较研究时，还必须意识到作为法律服务对象的我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的两个基础性差异：其一，在静态层面上，我国地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城市与乡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异之大，超过了任何西方国家。而我国一方面实行单一制政体，另一方面又建构了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司法制度，致使司法在协调法律统一和地区差异之间的冲突时无能为力。西方大国通过联邦制缓解地区性差异对于司法统一的冲击、通过律师制度的区域性解决法律服务与当地经济、文化层次一致性和协调性的问题，在借鉴中值得特别关注。
其二，在动态层面上，西方社会正在由极端自由和自治的政治结构渐渐出现相对集中和统一化趋向，比如，从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普遍走向，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日益强化，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对欧盟各成员国内部中央集权的推动，都可能构成对法律服务职业的趋同发展乃至统一进程的需求。我国社会的发展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向：从强调高度集权和统一的计划经济向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自治的市场经济转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高度中央集权到地方相对分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分化为十个阶层；国际交往的剧增使得率先进入国际先进轨道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和老少边穷地区之间的差异已经不限于经济水平，而开始直接表现在纠纷类型上……这一切都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各个地区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分化加剧和差距扩大的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在当下中国，法律对于纠纷解决的介入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但对于法律服务体系的建构思路，却是以城市中心主义作为基础，以已基本实现城市化的西方国家的似是而非的样本作为标准。这就导致那些居住在农村地区和服务于城市的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群，难以获得“适销对路”的法律服务。在笔者随机抽样进行的基层法律服务状况考察中，各县仅有的一两个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也全部在县城，很少接受农民当事人的或标的额较小的案件。
可以想见，当社会需求向着复杂多样的方向发展时，法律服务体系却试图“统一”，如何可能创造“和谐”？！即使不考虑美国每322人拥有1名律师的事实，即使果真存在法律服务的“国际标准”，又如何想象这样的统一标准能够同时满足我国差距如此巨大的服务对象？不同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对于法律介入的广度和深度、法律门类的细化程度、法律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的需求均不相同，我国基层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各主体职能的混沌状态，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较低层次和相应简单、低廉的社会需求。但必须强调的是，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所需求的法律服务的差异，决不是简单的层次高低之分，而是有类型和方式上的重大差异。比如，农村法律工作者经常面临的宅基地纠纷和土地承包纠纷，可能城市律师一生都不会遭遇；城市律师经常处理的公司重组、证券交易等纠纷，可能“乡村律师”闻所未闻。既然我们接受了乡村医师的从业资质可以有别于专业医师，为什么不能用不同于律师资质的全国性的统一标准来规范乡村律师？因此，现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即使给予农村基层地区和边远地区的执业者以降分优惠，也仍然不能满足法律服务需求上的差异（是差异，不是优劣）。而司法考试如果以A、B卷将法律基础性（即共通性）测试与专业性（即差异性）测试区分开来，并对各自的执业资格进行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顾属人原则的限制（比如，基层律师的执业范围原则上在本人所在司法区，同时允许其代理本司法区的当事人在外地诉讼），可能真正解决这一结构性的矛盾，构建起和谐社会的法律服务体系。
E.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什么等方面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将“依法治网”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整体部署。
要正确处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中“安全和发展”的关系；要争取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实现“弯道超车”；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要让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要提高我们在全球配置人才资源的能力。
(5)完善相关法规人民日报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国家坚持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发展并重，遵循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鼓励网络技术创新和应用，支持培养网络安全人才，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提高网络安全保护能力。
第四条国家制定并不断完善网络安全战略，明确保障网络安全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重点领域的网络安全政策、工作任务和措施。
F. 人民日报表态称平台要给网暴行为亮红牌，平台该做出哪些措施
要制造一系列的相关法规，加大惩治力度，从严追诉网络的网暴行为，宣传网暴的危害，提高人们的素质。
G. 人民日报是如何看待反垄断的如何处理垄断问题
我国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实施以来，在制定配套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经营者集中度反垄断审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在查处其他垄断行为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明显的行动。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联合限制竞争、经营者集中、行政垄断的反垄断规制，经营者集中的执行总体上比较顺畅。
必须看到，《反垄断法》适用于所有主体，对内资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中型企业、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一视同仁。其目的是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只有不断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采集与使用管理、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整个行业才能保持创新活力，实现健康发展。相信通过加强反垄断监管，可以消除影响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平台经济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环境。
H. 据2008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
进入21世纪，我国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手段，也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但是要实行依法行政就需要实现信息公开，无论是政府信息公开还是政务公开，都是依法行政的基础。为此，国务院于2007年4月5日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舆论称之为“里程碑式的跨越”，“人民知情权的重要保障”，有助于打造“阳光政府”，对于提高行政效率、促进依法行政将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成效。政府信息公开与依法行政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也是过程与结果的关系，但二者间究竟如何作用，对于提高政府效率，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怎样的作用呢？本文将就其中一些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讨论。
一、政府信息公开与依法行政的概念及特征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地公开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进程，促进民主法治建设和民主施政，充分实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具体来说，政府信息公开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行政约束性。政府信息具有行政性，政府信息公开同样具有行政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和实施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约束，充分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行政约束性；二是权利性。政府信息公开尽管具有行政性，但是，信息公开是以公民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效权利；三是例外性。并不是所有的政府信息都是可以公开的，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政府信息是不可予以公开的。政府所掌握的很多信息是具有“秘密”等级的，这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四是载体多样性。政府信息是无形的，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一定的方式实质就是一定的载体的表现形式。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查询、阅览、复制、下载、摘录、收听、观看等形式,依法利用各级政府部门所控制的信息。
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必须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并依法取得和行使其行政权力,对其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原则。依法行政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依法行政是对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要求，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要求；二是依法行政中的“行政”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即国家行政或公共行政，是指一定的国家组织
I. 人民日报：怎样才能更好地治理污染，せ肪
环境保护部日前发布的《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平稳，但形势依然严峻。面对雾霾天气、水质下降、土壤污染等问题，人们在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这需要进一步明晰和完善环保目标和机制。
环保工作的目标是满足人的基本健康需求，也就是使人民群众呼吸清洁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生产生活。向这样的目标迈进，需要进一步明确环保工作指标，因为指标是目标的量化，完成指标才能实现目标。环保工作指标可明确为：空气质量、饮用水质量、土壤质量、生态环境质量满足相应功能区达标要求。环境质量指标达标是政府环保工作成效的最终考核评价指标，污染物排放削减率、企业排放达标率、污水处理率等是为实现环境质量达标而实施的过程控制指标。
环保工作面临的最突出矛盾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把握好二者的平衡点。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长期难以得到根治，根源就在于没有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平衡点的问题作出明确和正确的回答，在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上“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修复论”、“保护第一论”、“不可调和论”等观念严重制约了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点包含定性、定量两方面，定性方面是产业结构和布局符合功能区定位，定量方面是排污总量、生态扰动满足环境质量达标要求。环境质量超标就要减排污染物，减排目标为环境质量达标；环境质量不超标就可适当增加污染物排放，增排的约束仍为环境质量达标。达标就是发展与保护在定量方面的平衡点。定性、定量两方面指标明确了科学发展在环保领域的要求，即科学发展是产业结构和布局符合功能区定位，排污总量、生态扰动满足环境质量达标要求的发展。平衡点明确了经济发展的环境保护底线，使科学发展在环保领域实现了可量化、可操作、可考核。如果一个行政单元定性、定量两方面指标都达到了，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在环保领域就落到了实处。在守住平衡点定性、定量底线基础上追求经济较快增长，就会倒逼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
把环保工作落到实处，要靠科学的机制。环保工作机制是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环保部门对政府环保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相关部门分工负责。这是环保法所明确的，但长期未落到实处。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变成环保部门负责；环保部门对环保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变成环保部门对环保任务实施统一牵头管理；各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变成环保部门一家负责。这导致环保工作成效大打折扣。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的含义是，任一行政单元的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做到辖区环境质量达标，环境质量不达标说明政府没有依法履行好环境保护责任。环保部门对环保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含义是，环保部门要将辖区环境问题（平衡点定性、定量两方面问题）理清楚，将解决问题的办法向政府说清楚，将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的任务列清楚，通过政府目标责任书形式将目标任务下达给本级相关部门和下一级政府，实施目标任务完成考核制度。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含义是，环保工作是由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完成的，定性、定量两方面任务未完成均可追溯到相关部门未能依法履行环保责任。
J. 人民日报：把“高温津贴”落到实处
目前，全国各地相继进入盛夏高温时段。环卫工、建筑工等劳动者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坚守一线。高温下作业，他们的权益能得到哪些保障？又该如何进一步完善？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谢增毅。
问：近些年，我国在高温作业劳动保护方面有哪些进步？当前高温津贴的发放条件和标准是怎样的？
答：2012年有关部门制定《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对上世纪60年代公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进行修订，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有了更加全面系统的规定，比如对高温条件下的劳动禁忌标定了清晰界线；明确将劳动者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等。近年来，不少地方陆续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对高温作业劳动保护、防暑降温工作作出要求。
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一些地方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高温津贴标准进行动态调整。例如，前不久上海规定自今年6月起，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从200元/月调整为300元/月；福建规定从今年5月起，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从200元/月调整为260元/月。再例如天津规定，高温津贴标准和上年度全市职工日平均工资挂钩，可随职工平均工资的上涨而提高。
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问：当前，一些用人单位在高温津贴的落实上仍打折扣，比如明发津贴暗扣工资、以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充抵高温津贴等，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落实不到位的原因有哪些？
答：首先需要明确，获得高温津贴是劳动者的权利，不是可有可无的。高温津贴落实不到位的原因有多方面：
——有关高温津贴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人社部、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印发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中，各地有关高温津贴的规定也多以“通知”等红头文件形式为主，我国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高温津贴，因此，这项制度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还不够，用人单位、劳动者等对其知晓程度不高，一些用人单位重视程度也不够。
——有关高温津贴的监督还比较乏力。谁来监督政策落实、违反相关规定的罚责等还不够清晰。
——劳动者主张权利存在困难。高温津贴涉及天气状况、工作环境等情况，对证据要求较高，加上支付高温津贴容易被用人单位以其他方式规避，劳动者主张权利的难度较大。
问：用人单位如果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高温作业劳动保护，劳动者应如何维护自身利益？
答：劳动者可以及时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投诉，或向工会反映。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的，劳动者应及时向用人单位提出要求，同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投诉，或者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
需要提醒的是，劳动者应提高维权意识和证据意识，保留考勤表、天气预报、工作环境温度等能够证明工作环境已达到发放高温津贴标准的有效证据。
问：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方面，接下来还应如何完善，将其做好做实？
答：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加强法治建设，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提高立法层级。应提高有关高温劳动保护和高温津贴制度的立法层级，适时将相关内容规定于法律或行政法规之中，提高制度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二是完善相关制度。目前各地有关高温津贴的标准和发放方式差异比较大，一些地方高温津贴多年未调整，标准过低，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不相称。可以建立高温津贴定期动态调整机制，简化高温津贴的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明确用人单位保存工作场所温度记录等材料的义务，完善举证责任规则等。
三是加强监督检查。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督，特别是对建筑工地等室外作业场所进行重点监察，及时处理有关投诉，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的主体责任。加大对拒不履行义务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此外，高温作业劳动保护涉及不同部门，还应加强协调、形成合力。
四是扩大法治宣传。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使广大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认识到高温津贴等劳动保护措施既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增强社会各界高温劳动保护的意识。
（原题为《把“高温津贴”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