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海禁条例

1. 海禁政策什么时候废除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复奏请讨论下，担心闽粤地区因洋禁而引发海患，才同意废除南洋禁海令，随即开放了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

清朝政府规定的通商口岸有4个，这4个口岸可以理解为有政府设立海关的口岸。但是，实际上与海外通商的口岸超过100个，只不过政府还没有设立正式的海关而已。

乾隆关闭三个口岸后，即便只有广州一个口岸，海外贸易额依然大幅上升。而且，只留广州一个海关，主要是针对欧洲商人的来华贸易，对于南洋贸易，并不受此局限。

从1758年至1838年鸦片战争前夕，80年间，到达广州海关贸易的商船共5107艘，是开放4个口岸年代的16倍。从管理效率来说，4个口岸开放时，每个口岸每年平均只有1艘西方商船靠岸。只留1个广州口岸时，每年平均靠岸64艘西方商船，效率明显大大提高，使海关管理成本大大降低。

(1)清朝海禁条例扩展阅读：

林则徐禁烟过程中，清帝下令把英国商船全部驱逐出境，断绝中英贸易关系。这个作法激化了中英矛盾，给英国殖民者入侵中国提供了借口。

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对华战争。清政府无抵抗之力，在英军逼近天津的时候，便试图通过“磨难”政策来拖延时间，在广州同英方举行谈判。在谈判中，英方提出高额鸦片赔款、开放三处口岸和割让海岛的要求。中方虽表示妥协，但不能完全接受。

1841年1月底英军先攻占沙角炮台，后强占香港岛。1月27日，无可奈何的清政府对英宣战。然而，在清军完成调集之前，英军迅速占领了广州，随后沿海岸北上，在一年的时间里接连攻克清军守城，直逼南京城下。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耆英在英国军舰上同英方代表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给中国历史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战争的失败归咎于落后的体制、腐败的清朝统治、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和错误的战争对策。战争的结果使中国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被迫向西方打开大门。

2. 清朝的海禁政策有哪些限制

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

3. 清朝为什么实行海禁政策

1、原因：
①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它使封建统治者自我满足，味于世界大势，盲目排外。
②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清朝统治者为对付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
③倭寇骚扰与西方殖民者的扩张。明朝中期以后，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日益严重，西方殖民者向东方的殖民扩张日益疯狂，威胁中国沿海安全和清政府的统治，这是清政府实行此政策的客观原因。

2、表现：
清朝：海禁、迁界；闭关锁国，只留极少口岸对外通商，由政府特许的商行统一对外贸易。

3、影响：
①曾起过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
②严重阻碍了国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中外交流，使中国与世隔绝，逐渐落后于世界。

4. 禁海令的主要内容

清朝的禁海令及其实施

刘惠君

中国的禁海政策始于明朝，由于政治需要，从朱元璋起，除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直至明末，这种禁阻私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时张时弛，但却始终不曾撤销。清朝始建，由于明末郑成功等人雄踞海上，进行反清复明斗争，清朝无力海上制胜，于是承继明朝法令，进一步申严海禁，以封锁沿海水陆交通联系来遏制郑成功等的反清力量。限制民众出海迁移成为清朝总政策的重要部分，从顺治四年七月开始，清政府颁布《广东平定恩诏》，明确规定“广东近海，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禁，”以对“其海寇则严禁接济，设法提防”，（顺治六年六月，福建巡抚张学圣:《为恭陈闽省近日情形事本》，载于《郑档》，第116页。）禁海令先在广东实行。
十三年六月，清廷全面颁布禁海令，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地督抚，严厉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出海，一旦有人“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者，俱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者，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船只及可泊船舟之处，严敕防守，“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清世祖实录》卷102，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
敕谕实行了五年多，却未能割断海内外联系，沿海各地对郑成功等“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因此十八年（1661）起，清政府又采纳郑成功叛将黄梧建议，推行迁界令，它是禁海政策的重要扩大和补充。为了孤立郑成功，清政府将江、浙、闽、粤、山东、北直六省等沿海居民内徙，要求必须在10-15日内迁离海边30-50里，寸板不许入海，界外房屋村舍一律拆毁焚烧，以暴力制造出了一个无人居住区作为隔离带。“至是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阮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对于近海岛屿也同样坚壁清野，不留人迹，“(顺治)十八年十二月，令定海总兵牟大寅率兵巡海，见岛屿而木城草屋者，悉焚毁搜斩。”（《李之芳传》，载于《清史列传》卷6。）同时又在法律上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境贸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官吏庇纵者同罪。“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迁海。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清廷使用全副力量禁海、迁界，其中广东等地“凡三迁而界始定”，“功令既严，奉行者惟恐后期，于是四省濒海之民，老弱转死沟壑，少壮者流离四方。”（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迁海。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禁海、迁界给六省特别是江、浙、闽、粤四省的沿海居民带来了巨大痛苦。
沿海居民世代依海而居，以出海捕捞和贸易为生，禁海已断绝了他们生计，而迁界令则更剥夺了其生存基础。“被迁之民流离荡析，又尽失海上鱼蜃之利”，（钱仪吉:《姚启圣传》，载于《碑传集》卷15。）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辗转待毙惨不堪言”，（陈鸿、陈邦贤:《莆变小乘》。）“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仅粤东8郡死亡人数就达数十万。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沉痛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严重摧残和破坏了沿海地区生产发展，由此海外贸易萎缩，商民出洋难以为继。
二十二年（1863），清军攻取台湾，康熙终于次年下谕各省，认为海氛廓清，先前所定海禁处分条例尽行停止，海禁遂开。然而康熙虽以“船只出海，有裨民生，”（《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588页。中华书局版。）开海可使“穷民易于资生。”（《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592页。中华书局版。）但是出于政治考虑，却长期以“海禁不可轻开”为念，（《清圣祖实录》卷77，康熙十七年九月丙寅。）又以“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忧虑，（《清圣祖实录》卷270，第16页。）担心汉人与外相通，概不批准任何放宽奏请，一再“诏如顺治十八年例，迁界守边”。（《郑芝龙传》，《清史列传》卷80。）海外贸易重开之后，康熙对此仍不放心，又以荷兰等国请与中国地方互市，一些地方官员奏请准许中国与西洋、东洋、日本等国出洋贸易，直言“海寇未靖，舡只不宜出洋。”（《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657页。中华书局版。）“外国人不可深信，在外官员奏请互市，各图自利耳。”（《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666页。中华书局版。）对海船和出洋严加限制，其律令逐年严密，不许民间建造双桅以上海船，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和运载违禁货物出洋贸易者皆处斩枭示，全家发边卫充军。（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样刑典，律令部汇考三十七，1934年影印雍正铜活字本。）后虽允许打造双桅船，但却有着种种限制，民间使用的渔船商船，严格限制在五百石以下。
海禁重开后，深受海禁之苦的沿海人民纷纷出国谋生，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居留南洋。清政府因担心汉人出洋日多会危及统治，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清圣祖实录》卷270，第16页。）于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又颁布南洋禁海令，规定内地商船不准到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和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处贸易，南洋华侨必须回国，澳门夷船不得载华人出洋。同时加强海路限令，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禁止民人私出外境。禁航令颁布后，东南沿海民生凋敝。福建士绅蓝鼎元道，“闽粤人稠地狭，田园不足耕，望洋谋生十居五六。……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沿海居民，富者贫，穷者困。”（蓝鼎元：《鹿州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鹿州全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直到雍正初年，福建、广东等省才陆续开禁，但清廷同时下谕称，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嗣后外出应定期限，免除轻去其乡而漂流外国者日众。若逾期不回者，是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之后不许再回内地。
与禁海政策相一致，清朝亦长期限制海外贸易，并对外国人严加防范。尤在乾隆期间，由于担心“民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惧怕外国人支持汉人反抗清朝的活动，因而清政府一再严申“华夷之别”，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正式发布谕令，仅限广州一口通商，所有外国船只仅在广州停泊、交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前。
禁海令是清政府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和封建专制日益加强的反映，它通过一种自我封闭和摧残，最终成为了闭关锁国。统治者从以农为本的思路出发，对工商业充满了恐惧，亦很少考虑沿海居民出海贸易的需求。清朝正值世界贸易迅猛发展时期，而禁海令则严重隔阻了中外之间的商品、文化交流，以及国内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它构筑了人们彼此并中外隔绝的一道堤墙，严重破坏了沿海经济，也造成了民众长期生活在一种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的状态中，为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埋下了许多悲惨的祸根，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光明日报》2009年6月23日

5. 清朝海禁政策

清朝海禁
海禁又称“洋禁”，是孤立主义政策的一种，旨在禁止民间私自出海，明代始有谓“尺板不得出海”一说。海禁政策的具体实施随著政策不同而有张有弛，即“严禁”及“弛禁”之分。一般认为，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有消灭反叛势力、打击海盗及走私，保障社会稳定等。
海禁政策也限制了外国商人前往本国通商，实际上真正受到打击的更多是本国对外的贸易及渔业。海盗和走私商人的活动亦反而因为海禁而更加猖獗，对本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闭关锁国”体现为对海外贸易的各种限制性政策,其中最严重的即是海禁，其次为限制通商口岸。
中国历史上海禁的高峰期是在明代与清代，不仅在政策上有所强化，而且持续时间长达多年。中国的海禁也成为东南亚陶瓷业发展的契机。另一方面，藩属国例如琉球等国家，亦因为海禁的关系，利用独占与中国贸易的契机而获取大量利益。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只在明前期，中期倭乱及清前期平定台湾前实行近乎全面的海禁，而其时间跨度却远远短于开海或部分开海时期。[1]
中文名
海禁
目的
消灭反叛势力、打击海盗及走私，保障社会稳定、维护统治
影响
海外贸易衰退，社会发展缓慢
快速
导航
海禁起因历史沿革政策表现海禁后果消极影响
政策介绍
清廷为办铜需要，最初并不禁海，后来为了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抗清势力（主要为明郑）实行“迁界禁海”，而且较明代更为严厉。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告平，清廷方开海禁，先后于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间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1]，分别管理各自下辖的数十个对外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事务。康熙年间的开海，是全方位的开海，不但东西两洋，而且一向严禁的赴日贸易也在开放范围之内，较之明代隆庆年间开始的局部开海范围和作用都要大的多，但是，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全面开海的政策就开始收缩，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威胁，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召见大臣，提出禁海问题，次年，规定拟定，正式实行南洋禁海。南洋禁海虽然并非全面禁海，但对于正在不断发展的中国民间对外贸易力量无疑是严重的打击。到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复奏请讨论下，担心闽粤地区因洋禁而引发海患，才同意废除南洋禁海令，随即重新开放了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
乾隆年间（1757年），由于洪任辉事件的爆发，乾隆宣布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三个海关下辖口岸不再对西洋船只开放，只留下粤海关允许西方人贸易，对于南洋贸易，并不受此局限。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口通商”，此后闭关政策更加严厉，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这种不合理的政策成为了矛盾的焦点。清中期废弃了明末至清初以来形成的传统主动海防观念。抑止了中国的海洋贸易，抑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2]
但另一方面， 从康熙24年（1685年）到乾隆只留下广州一个口岸的1757年，72年间，到中国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乾隆关闭三个口岸后，从1758年至1838年鸦片战争前夕，80年间，到达广州海关贸易的商船共5107艘，是开放4个口岸年代的16倍。从管理效率来说，4个口岸开放时，每个口岸每年平均只有1艘西方商船靠岸。只留1个广州口岸时，每年平均靠岸64艘西方商船，效率明显大大提高，使海关管理成本大大降低。[3]
海禁起因
清朝海禁政策初期主要目的是防范郑成功反攻。明郑一直长期依靠海上力量与清朝周旋，并曾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等西方人士合作，出口糖与鹿皮并进口西洋枪炮以增强明郑军队的战斗力，另外更请求英国人训练炮兵，战争时更借用英国炮兵手作战；而郑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请求过援助。因此，清廷实行严厉的迁界令。
清康熙元年(1662)，为防御郑成功的进攻，下令在潮州实行海禁，将沿海居民迁入内地50里；至康熙三年(1664)又再迁徙50里(包括今潮安县庵埠、彩塘、铁铺、官塘一带)，禁止出海捕鱼和贸易。康熙五年(1666)撤销澄海县并入海阳县(至八年才恢复)。康熙十年(1671)重申海禁，不准闽粤二省船只过洋。海禁一直延续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收复台湾之后始解除，准许澄海、南澳等地居民回原籍耕种，准许对外贸易。海禁给潮州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生产、贸易受到严重破坏。[3]
康熙时,清朝政府虽然开关与外国贸易,但对外国商船的活动极为注意,对逗留外国的中国人也防范极严。康熙下谕地方官要在沿海各地增设炮台,并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可见康熙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始终是存有戒心的。
随着当时海上商业的发展,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限制也日益严格,清朝的闭关自守,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乾隆,嘉庆时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殖民者对中国进行渗透，从这年开始,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不得再往厦门,宁波等地。此外，清朝政府又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例（防范外夷规条）,如外商不得在广东省城过冬,外商需听中国行商的管束，外商不得在广州自由出入等等。同时也加强了对内地商人的限制,设立了保商制度。保商受政府委派,拥有对外贸易的特权,凡外来的一切人员,船只,货物及纳税等事皆由保商担保。
加税也是限制与西洋各国通商的办法之一。清朝政府的关税分船钞,货税两种。除康熙时曾一度减轻税额外,以后各种名目的附加税日益增多。乾隆时,清朝即以加重浙江等地海关税以抵制外商北上。同时,清朝政府还先后颁行了禁止五谷,金银,铜觔,丝斤出洋的种种禁令。[3]
历史沿革
禁海令与迁界令
顺治三年(1646年)编制的《大清律》保留了《大明律》中有关“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条文。不过，当时的海禁政策并未真正执行。如康熙十五年(1676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慕天颜在《请开海禁疏》也说：“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
但为了削弱、消灭郑成功等抗清力量，顺治十二年(1655年)浙闽总督屯泰奏请“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正式颁布“禁海令”，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省督抚提镇曰：“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辑，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然而，海禁实行五年未达到预期效果。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采纳了黄梧的“迁界令”，强令东南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迁界令措施对明郑有一定打击成效。不过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其后海盗盛行，民生凋敝。[2]
开海与展界令
康熙亲政后，一些地方逐渐“开边展界”，人民回乡复业。康熙七年(1668年)，郑氏已退守台湾，广东先行松弛海禁。康熙八年（1669年）允许沿海居民复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福建总督范承谟、姚启圣，江苏巡抚慕天颜，福建巡抚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等先后上疏，要求废除海禁，准民出海贸易。其中以康熙十五年(1676年)慕天颜的《请开海禁疏》最具代表性，由其中所述“今则盛京、直隶、山东之海船固听其行矣，海洲云台之弃地亦许复业矣，香山、澳门之陆路再准贸贩矣”可知此时北方的沿海省份已解除海禁，唯江浙闽粤四省尚在禁列之中，但江苏和广东的部分地区已弛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平定台湾，正式展界。所谓“展界”，就是安排在顺治十八年前后被迁界令强迁的沿海居民复归故土。十一月，康熙帝将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差往福建、广东主持沿海展界事宜，行前谕曰：“迁移百姓事关紧要，当查明原产给还原主，尔等会同总督巡抚安插，务使兵民得所。”[4]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并在“粤东之澳门（一说广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由于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是禁止南洋贸易，即“南洋海禁”。
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而生活无着之穷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不少人奏请开禁。
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但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同年，由葡萄牙国王第一次直接派遣的使臣始至北京，以往清人称葡萄牙为西洋国，这次称之为博尔都噶尔国，误以为初次入贡，接待十分周到。
雍正七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设支店于广州，经营贸易事务。
一口通商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在苏州亲眼目睹洋商船只络绎不绝，引起警觉，导致乾隆对西方殖民活动严加警惕，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谕令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广东通商，亦即乾隆谕令“本年来船虽已照上年则例办理，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5]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但该谕令并不对南洋商人限制，因此当时在南洋的一些西方殖民者仍被允许到闽、浙、江海关贸易，特别是闽海关。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十八年(1783年)、五十一年(1786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四年(1809年)，均有西班牙商人从南洋西属菲律宾的吕宋前往厦门贸易。
乾隆二十四年，受到“洪任辉事件”影响，清廷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而制定专门《防范外夷规条》，共有五项，故又称之为《防夷五事》，主要包括：禁制外国人雇人传达信息；外国妇女被严禁来华；严禁在华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借外夷的资本及聘请华人役使；及外商到广州后由寓居行商管来检查。
乾隆四十一年谕旨：“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洋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等省份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该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
洪任辉事件
乾隆即位后，在对外贸易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其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杀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企图就近购买丝、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热衷于到江南一带巡游。据说当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竟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乾隆还亲眼看到，在江浙一带海面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而这些商船大多携带着武器，他不禁担心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挑战清朝封关政策，洋商驾船北上告御状就在乾隆闭

6. 清朝顺治皇帝为什么颁布禁海令

清朝禁海是出于防汉(主要是割据台湾的郑成功）制夷的政治考量，同时为了打击毁灭反清复明实力，配套施行了空前绝后的闭关锁国政策。

清朝政府规定的通商口岸有4个，这4个口岸可以理解为由政府设立海关的口岸。但是，实际上与海外通商的口岸超过100个，只不过政府还没有设立正式的海关而已。乾隆年间（1757年），由于一个英国商人的捣乱，乾隆宣布撤销宁波、泉州、松江三个海关的对外贸易，只留下广州海关允许西方人贸易。这一规定最多只是给外国商人造成一些不方便而已，并没有影响贸易额。相反，即便只有广州一个口岸，海外贸易额依然大幅上升。海禁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禁海的影响：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限制政策对于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却使中国失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性,使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滋长起来的进步的手工业生产,得不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7. 清朝“禁海令”有哪些内容，其对后世产生何种影响

商民不得下海交易，沿海居民内迁50里，违者或越界者，无论官民一律处斩，货物没收，犯人家产部分充公，剩下的用来奖励告发人。和外国人通商，只能在限定的口岸。清朝的禁海令极大阻止中国的发展，使得中国浑然不知西方开展的工业革命，直接导致近代中国的屈辱史。

从1840年开始，禁海令直接导致中国进入100来年的屈辱近代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和苦痛，这就是禁海令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