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政策与法规的论文

1. 环境保护论文5000字的

论文关键词：公民环境权利；环境保护；法律确认

论文摘要：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同时也是环境保护的目的和手段。公民环境权利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理论关注，而且不少国家的法律做出积极回应。倚重行政环境权力而轻视公民环境权利是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制的基本特点，这很不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应当确立公民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并且具体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法律确认公民环境权利应当两条进路并行：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融合。

公民的环境权利(或称为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拥有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通常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它区别于: (1)公民、集体或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权;(2)国家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拥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3)私法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所有权、人身权和相邻权;(4)传统人权理论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当今国际社会，公民的环境权利作为一项新兴的基本人权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试图说明，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制存在倚重行政环境权力而轻视公民环境权利的弊端;为实现我国环境的有效保护，我国法律应当具体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法律确认进路应两路并行: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融合。

1环境保护中公民环境权利问题的提出

立法出于技术考虑，并不必然在法律规则中既对要素(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做出规定又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内容进行宣称。如我国《民法通则》(文中涉及的法律法规均为简称)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该规则就并未对国家、集体和公民享有财产权及其内容进行表述。一般地，这样简洁的表述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因为这样的表述不言自明或者是在另外的法律条文中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及其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这些法律规则的背后，存在着一张清晰的权利谱系。然而在权利规定比较模糊的时候，法律规则实现对权利的保护则无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我国从1978年首次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包括宪法、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资源法、环境保护专项法、环境保护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环境标准、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以及刑法、民法相关规定在内的庞大灼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并从“国家保护环境”出发，衍生出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一系列行政权力和义务。在我国实行的是各级政府对当地环境质量负责，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实施监督管理的环境管理体制。环境保护方式呈现出了以政府管制为主的特征。在政府管制的模式下，政府对于环境保护享有广泛的权力，宏观上包括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制定环境保护的规划、目标和计划，制定环境保护的标准并监督执行，进行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等。微观领域包括环境行政许可权，环境行政处罚权等等。政府通过行使环境权力，对环境违法主体科以相应义务，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此外，国家公权力还通过刑事手段介人环境保护，我国97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罪”的规定就是重要的体现。

在政府控制的模式下，相对于国家的环境权力而言，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规定则显得薄弱并且模糊不清。政府权力介人环保领域，并没有明确以保护环境权利为目的。如《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业化建设的发展”(第1条)。这里的“保护环境”和“保护环境权利”虽然密切相关但是并不相同，前者从实用主义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而后者以价值目标为导向，事实上是环境保护的基础，也是目的和手段。我国从宪法到具体的行政法规，没有专门对环境实体权利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对于公民环境实体权利的规定是“隐形规定”。对于程序性权利，除了受到环境侵害的诉权以外，我国《环境保护法》还规定有检举控告权，《环境影响评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享有知情权和建议权④，但都并不完善。此外，尽管有一些权利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并在实践中发挥着保护环境的作用，如所有权、人身权及相邻权等的正面规定，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权利，因为其主旨并不是保护环境法益。传统民事权利制度对于环境保护力不从心，尽管现代民法理论中的财产权、人格权及侵权理论都在发展，但它们离环境保护的要求相去甚远。如北京市某建筑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因产生大量噪声、震动和粉尘，严重影响了周边四户村民的正常生活，四户村民向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但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以“不属民事审判范围”为由，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

2公民环境权利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

环境权利为人类一直自然地享有，并不随着法律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也可称为一项自然权利或基本人权，其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随着工业革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人类开发利用环境的财产权与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产生冲突，才引起了现代意义上公民环境权利的关注和讨论。即便是在这种冲突中，公民环境权利的正当性也是不容质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这种冲突中各种权利的位阶关系和如何协调冲突。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彼得·S}温茨( PeterS. Wenz) 教授在《环境正义论》一书中写到，“倘若发生冲突，财产权至少在某些时候应该做出让步”，“人权如此重要，不能为了更小的目标而妥协。例如，人们不应该为了他能够拥有更廉价的电力而遭受癌症的痛苦”。

就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来说，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同时也是目的和手段。政府权力对环境保护的广泛介人，有着深刻的合理性，环境外部的不经济性⑤和为避免环境的公地悲剧⑥都需要政府权力的介人才能予以克服。在宪政国家，环境保护的行政权力固然来源于宪法的授权，但最终来源于民众的授权。可以说，权力都是直接或间接源于公民权利。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论及国家的起源时认为，人类是为了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才“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见转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个人或集体就是主权者，即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继后的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同样认为，“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会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这些思想后来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所采纳，《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时至今日，各国宪法基本都确立了“主权在民”，这是各国政府及公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权利是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权力为保护权利而存在。环境保护的行政权力，同样地来源于公民所具有的环境权利，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权力存在的正当性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环境权利为政府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合法性的基础，环境保护应以保护公民环境权利为目的。

公民环境权利不仅为政府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近年来，我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人民群众改善环境的迫切性与环境治理长期性的矛盾突出，环境问题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这种非制度化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属于公众参与的非常态，由于非常态的公众参与表现为组织的非程序性，动机的多层次性，性质的复杂性，行为的非理性以及后果的消极性，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有诸多的消极影响。公民有了法律上确认的环境权利，就可以依据环境保护的权利实施相关行为，可以要求义务主体为或不为一定的环境行为，在受到侵害时可以获得法律上的救济，同时也明确了公众环境保护行为正当性的边界。因此，公民环境权利的确立对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民环境权利不仅是主体参与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在实际运行中起着对公权力的制约作用。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府在提供大多数 (包括清洁环境在内的)共用品和服务方面是低效的，表现为浪费、冗员和低生产率，在行政权力介人市场的时候，可能还存在权力寻租的问题。政府低效的原因在于，政府是有自身利益的社会主体。在公共选择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社会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从公共选择理论上讲，权力需要制约。从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权力的制约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权力制约权利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阶段和以权利制约权力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指公民用自己的法律权利制约政府权力，以防止政府权力的变异和滥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环境保护是利益冲突比较集中的领域，政府可能会为了地方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保护，也可能会为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牺牲环境利益，加上政府行为的低效性，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以权利制约权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3域外公民环境权利考察

公民环境权利主要是由各类国际会议和文献倡导的。1970年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东京发表的《东京宣言》提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有富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人类有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1973年在维也纳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中，环境权被认为是新的人权并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1986年作为地区性人权文件的《人类与人民权利非洲宪章》第24条规定，所有人民应该享有能够适合他们发展的一般的令人满意的环境权利。1987年2月国际环境法专家组拟订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建议》指出: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1989年《哥斯达黎加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责任宣言》在序言中写到:认识到国际社会确认人类有在保障尊严和福利的环境中生活的基本权利。1991年《关于国际环境法的海牙建议》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国家应该承认对于确保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生存与精神福利的个体与集体的基本环境人权。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宣称，人类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1995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起草的《环境与发展国际公约草案》第十二条规定:缔约方努力逐渐全部实现任何人对环境的权利以及为了其健康、福利和尊严的足够的发展水平。

在全球化的对环境权的呼吁中，部分国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公民的环境权利。如1980年《智利共和国宪法》第3章第19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无污染的环境中”。1980年《秘鲁政治宪法》第2章第123条规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有生活在一个有利于健康、生态平衡、生命繁衍的环境的权利”。1987年《菲律宾宪法》规定:

“国家保障和促进人民根据自然规律及和谐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健康的环境的权利”。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42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的环境和获得关于环境状况的信息的权利，都有要求因生态破坏导致其健康或财产受到损失而要求赔偿的权利”。1993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2条规定:“共和国公民有享受有益于生活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据统计，全球有四十多个国家即全球五分之一的国家通过的宪法或法律中都规定了环境权。其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通过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都没有忽视这一权利。

除了宪法的规定外，部分国家还在环境保护的法律或法规中确立了公民环境权。如197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参与对环境的改善和保护”。1998年《法国环境法典》规定:“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每位公民均有权拥有一个有益于健康的良好环境，并且由他们确保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发展”。2002年《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11条第1款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免受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自然的和生产性的紧急状态引起的不良影响的权利，有获得可靠的环境状况信息和得到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

综观国外公民环境权利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1)非官方领域对于公民权利的呼吁或宣称对于公民环境权利在法律上的确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既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态势，也反映出了公众对于环境保护所蕴含着的巨大热情和力量。(2)公民环境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这一过去自然就获得和享有的利益在受到侵害过后，开始寻求法律的保护，在传统的人权内容不能涵盖环境权利内容的情况下，不少国家直接将公民的环境权利明确写人了宪法当中，丰富了基本权利的内容。公民环境权利也主要是被规范在宪法当中，是作为一项基础性权利而存在的。(3)环境权的表述上各个界定并不相同，反映出了内涵的丰富性，但其权利主体上并不包括国家，权利内容并不包括主体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因为国家对于环境保护具有的是权力和职责，与环境权利相去甚远，而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属于传统财产权规定的范围，环境权利是与环境保护的需要相联系的。

4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法律确认进路

环境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权利在现实地受到威胁和侵害的时候，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我国面临的环境保护的形势是严峻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土壤污染面积扩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剧，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存在隐患。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制度层面公民环境权利的缺失有关，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目的和手段。在相对单一的环境行政管制方式下，公民的环境权利诉求未能充分实现，环境保护组织不发达，司法权力保护环境的成效不明显 (环境公益诉讼难以得到支持)。因此，我国确立公民环境权利，既是正本清源明确环境保护的真谛，也是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

公民环境权利的确认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达到有效调动社会力量以及司法权力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切实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的有效保护，我们认为，在宪法确认以公民享有良好环境为内容的公民环境权后，可沿着两条进路对公民环境权利进行细化。一是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相结合，在以权力保护环境的立法中注人公民环境权利的内容。这些权利主要包括:(1)环境知情权。即公民对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2)环境参与权。即公民拥有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预测和决策过程，组成环保的团体，实施公益性环境保护行为等权利。(3)环境行政请求权。即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后可以向环境行政部门请求保护的权利。对公民环境权利进行细化的另一进路是与传统私权相融合，将公民环境权利在私法上进行规定。这一类公民环境权利主要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清洁产品权、环境审美权、环境文化权、户外休闲权、避免噪声污染权等。

法律确认公民环境权利的两条进路并不意味着公民环境权的性质具有公私两重属性。公民的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相结合，即便是在保护公共环境利益的情况下，也并不意味着公民的环境权利具有公权力的性质。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框架内，公权力不能放弃，也不能通过协议而变更，而私权则可由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自行处分。公民环境权是法律确认并授予公民对自身的环境利益进行判断和做出处分的权利，因此本质上属于私权。同时由于环境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公民的环境权又区别于传统个体意义上的私权，具有公益性，因此公民环境权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私权—公益性的私权。正是公民环境权的这一特有属性，使得传统的私法救济和单纯依赖公权力的介人都不能实现有效的保护。法律既需要承认其公益性，也需要承认其私权性质，这正是我们主张法律通过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相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相融合这两条进路来确认公民环境权利的根据所在。

法律确认公民环境权利的两条进路对于环境保护分别具有内在的推动机理。第一，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的进路，能够通过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行政权力的互动实现环境保护。首先，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行政请求权制约了政府环境权力的行使，能够有效地防治个别政府官员在行使环境权力过程中的寻租和暗箱操作，使得政府在环境保护过程中不能背离公民的环境利益。其次，这些权利还能引起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公民的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行政请求权在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从而通过司法权实现对环境行政权力的制约。再次，要实现对环境更为有效的保护，权力对权利的制约是必须的。公民环境权利是法律授予公民对自身的环境利益进行判断并做出处分的权利，但由于环境公共物品的属性，公民个人可能会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滥用权利，从而牺牲公共的环境利益。此时，政府环境权力就能够对公民环境权利进行干预或制约。如此，公民环境权利与政府环境权力的双向制约与互动，推动着环境保护在法制轨道上良性推进，从而实现对于环境的有力保护。第二，公民环境权利与传统私权相融合的进路，能够通过充分发挥公民的主动性实现环境保护。虽然传统私法的财产权、人身权以及相邻权的规定对于环境保护的作用仍不能忽视(特别是在对这些权利的侵害发生现实的损害时，对这些权利的救济能简洁地起到环境保护的作用)，但是，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环境审美权等公民环境权利的明确赋予，是直接针对公民的环境利益而做出的。相对于传统私权而言，这不但大大丰富了公民私权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标准，可以有效弥补传统私法对于环境保护的不足。公民在私法上有了明确的环境权利，就能更加关注自身的环境利益和对于环境利益的自觉维护。公民环境权利作为一种私权的发达，进而能促进民间环保组织的繁荣，使社会力量能有序地参与到环境保护过程之中，从而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此外，对于那些破坏环境利益的行为，公民或环保组织能有效地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就先，更为充分地调动司法力量进行遏制，这不但能实现对公民环境权利的维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环境保护。

2. 围绕红黄蓝事件,写一篇关于政策法规的论文1500字

公共政策 当你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高等教育80个一级学科目录，你会看到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有二级学科行政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然而在此之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根据国际国内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发展状况，自主创立了二级学科公共政策和发展管理，开中国公共政策高等教育教学科研之先河。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目前世界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畴，但在我国还属于起步和发展时期。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派生于政治学和行政学，意在从规范意义上探讨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制衡，通过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原理及模型分析对国家、地方和团体层面的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进行研究，为高质量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询。
然而，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争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分野使社会科学的发展从整体上进入了纷繁迷惘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里，把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量化分析技术与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已成为社会和学科发展的必然。定量分析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使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给了社会科学第二次生命。

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法律探究

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维度”
作者：吴师法 康壮壮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摘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任务。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加快农村的卫生事业发展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加快农村的卫生事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随着当前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的深入，如何完善与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注，更为中国广大农民所关注。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推进与实施各项制度都离不开法律最有力的保障。2010年，是我国建立惠及每一个农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年，同时也是建立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年。因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法律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如何更好的将两者结合以顺利完成2010年的双向目标，是我国应立即解决的一个难题。

关键字：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立法保障 医疗法制 法律维度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民人口数占据人口总数的70%之多。因此三农问题历来都是中国高层所高度关注的课题。解决好三农问题，对于平定社会大局、繁荣经济、稳定政治有着巨大的社会效应。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农村卫生事业的加强与发展。随着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的进展与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关注农村的医疗卫生现状。据调查显示，目前老百姓对医疗关住的程度高达80%。这多少反映出医疗制度完善与推广的积极影响。⑴但无论如何，处于试点阶段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仍存在着另人恐惧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侵吞医疗专款、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排斥合作医疗、越来越多的政策开始变为一纸空文。这其中固然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进而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凸显，但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本身缺乏必要的力量予以保障实施。这个时候人们想到了法律，想到了一向以“公正、合理、客观、文明”自居的法律，试图借助其与生俱来的权威驱散上述诸多问题。2010年，我国要实现“在全国农村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时我国也明确提出“到2010年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律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看似毫无相干的两种事物在人民内心的呼喊中历史地必然地走到了一起，也留给我们一个难题：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完成我们预定的宏伟目标？法律在思考着，同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在摸索着。英国的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曾言：“在属于内心和外界的两种经验之间搭任何桥梁，时间都占据着最关键的地位。”⑵这似乎给我们以启发，我们甚至可以接着说：“在由经验规则构成的法律与致力与社会实践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间修筑协调稳固的交接桥，时间与空间同样占据了最核心的地位。”换句话说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莫过于使用时间与空间赋予我们的手段而行之。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工作本身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问题，也即要结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法律，必然要考虑时间问题与空间问题。⑶这正是本文所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维度”。其包含着立法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大方面。因此本文正是从这个出发点着手，试图从时间的、空间的的角度去审视和探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问题，以期为处于试点阶段的工作在尚不具备成熟的立法条件下提供某种立法的价值趋向和精神追求。这也就构成了本文写作的归宿点。以下试详细论述之：

一，法律与疾病结缘

疾病是健康的对立物。⑷人类社会早期，人们将疾病归于天意，天意。棉队疾病人类显得万分渺小。不如近现代社会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么对疾病有了正确的看法，也有了抵御疾病的医疗之术。但这种抵御与防范的不确定性、不均衡性以及脆弱性在中国农村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许多农村地区，棉队疾病，农民不知所措——有的只是“小病靠扛，等活；大病靠天，等死。”，知的只是“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几乎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获的只是“耕一春，收一秋，病一次，含白流。”！这种状况虽然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饿推广有所缓和，但它仍然是我国广大农村和偏远山区的真实生活写照。因此，疾病成为了一种生活。一种不可避免的生活。如果说健康构成了生活的安全，那么疾病则增添了生活的风险。有了风险就需要保障，而保障又构成了法律的终极命题，因此法律与疾病在这个意义上归结到了一点上。法律源于生活，⑸虽然现代化的法律越来越失去了大众色彩，从大众话语锐变为精英话语，但这种经过人类高度发达的文字装饰过的法条仍承载着生活规则和生存意义。每一条法则努力向世人展示其温情的一面，试图帮助人们战胜冷酷黑暗的情节；每一条法则都内在的蕴涵着道德关怀，追求着“人应当享有怎样的生活”这一终极命题。在这里法律的语言是冷静的，它拒绝浮躁的心理，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它回答了法之价值所在。因此，法律与疾病的这种关联创造了当今“新型合作医疗”这种风险保障机制。由于它不是从来就有的，因此它便是时间所赋予的是法律时间维度的一个总的出发点。同时疾病的存在，其不可避免性和普遍存在性，构成了对健康永久的侵犯。而健康维持着人本能的充分的展现和对社会价值的发挥，拥有健康是人类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出发，健康是人类第一位的前提性的固有的权利。疾病对其的侵犯也构成了对人类固有权利的侵犯。而对权利的规范和保障又构成了法律的核心内容。于是法律便又与疾病走到了一起。《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既为社会之一员，就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人权尊严及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须之经济、社会及文化各种权利之实现。”《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有权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因此，医疗保障制度是农民人权保障的主要手段之一。生命健康权是与身俱来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格权，不可以变更、转让、放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健康则维持着人的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拥有生命和健康是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生存、享有作为人的自尊以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公民享有和实现一切权利的基础。因此，维护和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发展必要的惠及绝大多数人的医疗卫生事业，这也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⑹因此法律与疾病的结合产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医疗救济权利。而对这种权利的保障与否，保障层次，保障程度，保障方式却又因地而异，因国而变。在美国，这种医疗保障权表现为自费医疗保险；加拿大表现为全民医疗保险，国民可以参加医疗保险计划；英国为全民免费医疗服务；德国为社会保险提供平等待遇；曰本通过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和基于国家财政的公费负担这两个途径，对国民实施医疗保险。在我国，我们采取了一种节余美国和加拿大的模式，即“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其强调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救济。它适合我国国情，是将要在我国农村长期实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保险性质的医保障制度。这种地域上的差异是环境导致的，因此它便是空间赋予的，是法律空间维度的一个总的出发点。如上述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立法应从整体上体现其时段要求和空域特色。而这正是两大维度所要具体阐述的。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立法的时间维度

目前，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农村医疗法。这主要是又有法律的现实基础即合作医疗制度仍处于试点推广阶段，难以形成成熟的立法条件。主要的农村医疗立法散见于各种行政规章中。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⑺、《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⑻等等。其内容主要涉及对农村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金，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给予支持以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目标原则，组织管理，筹资标准，资金管理，医疗服务管理和组合子实施等。此外，国家的政策方针文件以及一些地方性规章也有涉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问题。如：《十一五规划》、《若干意见》、《山东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等。主要涉及主要包括建立健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并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等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改善农村基本卫生设施；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加强对农村公共卫生、药品以及与健康有关产品的监督，改善农村居民营养状况；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降低农村传染病、地方病等的发病率；落实妇幼保健和生殖健康措施，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充分开发中医药资源，提高农村中医药服务水平。⑼但是随着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推广与完善，立法条件的成熟，全国性的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法必然会出台，这符合法律的演进规律。根据前文进行的推理可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立法内在地包含有时间维度，应体现时段要求。在进行相关立法时必然要考虑现有的政策、经济、社会、文化因素，使之通过法律的语言综合地表达出来。要做到着一点，必然 会对以往的类似制度进行对比研究，以体现现代特色。通俗地说就是借助法律来体现其“新型”的具体内涵。至此，时间维度所提示我们立法者惊醒立法时必须融入以下时代理念：

第一，要站在一个更为宽广，更为清晰的视角来拟制新型合作医疗立法。首先我们应横向地明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地位。按照《若干意见》来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属农村卫生事业的一个重点，而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又属于农村社会事业的一部分 ，平行于农村教育事业，文化事业，金融事业等。明确了这么一种“子系统”地位后，我们便可作到新型合作医疗立法的准确定位，与其他事业立法相互配合而不抵触，相互协调而不重复，避免法律越位、缺位现象，真正遵循政策总的向导。其次，我们应纵向地明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特殊地位。我国的合作医疗现象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地区就已存在过，经历了“自发阶段（30-50年代）；统一初步发展阶段（60-70年代）；解体停办阶段（70-80年代）；恢复发展阶段（80-今）”诸阶段。呈现出“村办村管型；村办乡管型；乡办联办型；乡办乡管型；多方参与型；大病统筹型，混合保障型”诸形式。现今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仅为合作医疗现代化的产物。明确了这么一种“继承性”地位后，我们便可借鉴各个阶段的成功法律手段，权衡各种形式的利弊来油滑完善我们现今的新型制度，保证法律的全面性，最优性。

第二，要贯彻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法律精神，促使农民在自愿参加的前提下自觉参加合作医疗。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现代社会法律越来越呈现出社会化的倾向。法律开始注重社会整体、国家整体的利益。但是，经过启蒙思想、文艺复兴所形成的“权利自由”等在构建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法时应予以尊重和保护。过去的合作医疗制度在某个地区某种情形下往往带有很强的强制色彩，迫使农民必须参加合作医疗。这是因为一些官员在执行合作医疗制度时为应付差事，完成指标往往不惜以“非正式的强制手段”实施之。最终导致农民对“合作医疗”的排斥感和恐惧感。因此在进行法律规范时，我们应遵循群众自愿原则。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单独的毫无约束的执行群众自愿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并不显著。这一现有的实际状况为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多方筹资的机制以解决经济保障，要求农民每人每年出10元，地方财政给每人每年的补助比低于10元，中央财政给每人每年10元。但这看起来似乎很合理，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每年由于收取医疗保障费用而发生的官民纠纷不在少数。这里存在着“法律与心理的较量”。（1）对于生活在中国最地层次的广大农民来说，其最关心的并不是卫生保健而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子女教育问题，解决养儿防老问题等，10元钱岁 数额不大，但单纯的“自愿”难以说服起主动交纳。（2）处于相对贫穷的农民，出钱参加合作医疗收不到立杆见影的实效，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以后真的生病住院，这笔费用还算合理，如果自己一年内没有生病，那么就造成了钱的浪费。而处于相对富有的农民来说10元钱的投资纯属无意义贡献，因为他们本身就能负担起自己的医疗费用。自愿机制带来的后果便是“收入低者收益大，但缺乏合理预期；收益低者收入高，不愿无味投资。”（3）长期以来旧体制下的合作医疗兴废无常，这加剧了人们对新型合作医疗心理上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面队上述心理障碍，我们字立法的时候就应该充体现新型合作医疗的真实利民性，引进合理激励机制，冲破农民的心理障，消除其心理负担。这样一来“自愿参加”便有了农民“自觉参加”的实际保障。

第三，要明确规定医疗资金筹集问题，协调各方利益。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推广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便是资金的筹集混乱问题。而资金的筹集问题理应为新型合作医疗的核心内容。因此法律明确规定资金的筹集来源便显得尤为重要了。与旧式的合作医疗不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多方集资的渠道。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资金的保障，但另一方面也有其不足之处：（1）应解决好上述“收益低者收入高，收入低者收益大”的矛盾。这种制约机制限制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巨大功效的发挥，也造成了富有者在权利实现方面的优势地位。（2）应解决好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资金支持问题。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三方集资机制的建立，导致地方财政在某种程度上义务的加剧，这外便可能进一步刺激地方套取中央财政的现象，进一步发生医疗专款私吞挪用的可能。如何更为 有效地促进中央与地方在财政问题上的流畅性和统一协调性是我们立法者应注意的细节。（3）由于以往的合作医疗建立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之上，这启发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壮大集体经济，以补充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资金需求的问题。例如：有效地发展乡镇企业的特长，增加集体经济储备等。“立法整体命脉、立法精神趋向、立法核心内容”这上述三大部分构成了本文所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立法的时间维度。这内在的三个层面问题的妥善解决可以进一步激励和促进我国的立法进程，使其符合时代要求，体现时段特性。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立法的空间维度

如前所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立法本身包含着时间和空间两大维度。时空的结合赋予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立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换一种角度，所有立法的颁布和实施都离不开时间上的推移和空间上的扩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律的一切价值和效力为时空所赋予。因为没有一部法律不在一定的空域范围和时间限度上实施。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立法的空间维度出发，其大致包含着下述三个方面的内容：（1）新型合作医疗立法的发生发展必然受其使用低于因素的影响，是此地理空间内部各种因素的糅合，其区别与其他地域相似的立法制度。（2）新型合作医疗立法随着其使用空间的扩展而效力加大，必然会出现由分散到集中，由差异使用到统一部署的过程。这里存在着法律与地理分配的争执。（3）新型合作医疗立法在空间上的使用推广必然会呈现出本身的格局体系，一种内在的空间网络化的布局特色，并且这种内在的特色随着外在因素的制约而变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立法的时间维度从一种纵向的历史的“时之间隔”的角度给我们以提示的话，那么其空间维度则从一种横向的地理的“空之间距”的视野给我们以启发。两者共同作用，在一个统一的层面上形成了立法的形式与内容。结合上述三层含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立法的空间维度给我们立法者这样的思考：

第一，要从一个更为独立、更为中性的高度绅士和定位我们的新型合作医疗立法。它要求我们要善于从法的中主义原则束缚中跳跃出来，以一种边缘性的视角观察概念类似的外国法成果。这里主要介绍以下主要国家的相关立法。美国医疗卫生系统因其具有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的医疗技术，病人享有选择医疗服务机构的自由而号称全世界之“最好”；但同时又因其缺乏全国性医疗保健制度、医疗卫生高投入伴随低产出而自认为全世界之“最糟” ⑽。在加拿大，国民可以参加医疗保险计划。保险计划包括各项医疗服务、诊金、住院和手术等费用，但不包括药费。如果你的家庭医生认为你需要住院，甚至手术，不论手术大小，以及一切的化验，全部由医疗保险计划负责。在住院期间，病人的伙食、药费等都不用自己支付。但如果想要住私家或半私家房，必须另付费用。在英国，国民可享受全民医疗福利，可在英国医院得到免费医疗服务。“国民健康服务”为所有居民提供全套建立在公共基金之上的医疗服务。五分之四的费用是由税收支付。⑾在大陆法系的德国，医疗保障采取的是社会保险方式。由社会上相同的组织结成保险集团，由各保险集团征收保险金，作为医疗服务的供给费用，并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所有医疗保险机构不隶属于任何一个部门，而是实行自我管理的社会自治机构。卫生部门不参与医疗保险的操作，目前德国的法定医疗保险平均缴费率为本人工资的13.4％，具体每个人缴费额不一样，但都可同样享受同等质量的法定医疗保险待遇。曰本通过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和基于国家财政的公费负担这两个途径，对国民实施医疗保险。财政负担了大部分医疗保险费用。曰本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国民全体保险”为前提，根据保险的对象范围，保险金的比率，以及保险的方式及提供的医疗服务的不同分为九类。国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保险方式，近年来，曰本的国民医疗费呈急剧增加之势，财政负担十分沉重。⑿上述五个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多年的实践中发挥了其优越的功能，诚然我们不可仪直接照搬照抄其法律规定来调整我们特有的社会关系，但是这写立法体例至少可以为我们的立法者提供一种思路，能够准确定性我国的新型合作医疗立法的本质，并借助完善的法律借鉴之术为我们服务。

第二，在目前指定全国性的统一医疗法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形下，加大地方立法是一种间接的保障方式。这要求我们中央立法者应分阶段分区域有步骤的实施，赋予地方相应的立法权限，引导促进正确的地域立法。首先，在各地域进行地方立法时可以在财政责任、统筹级别、医疗补助等方面保留合理的差异性。如：在实行县级统筹的新型合作医疗体制中，各地可根据本区域的情况做灵活的变通，有困难的地方可以由乡级统筹逐步过度到县级统筹；在地方财政给予农民每人每年不低于10元补助时，富裕地区应相对加大投入力度，集体经济壮大的地区可跨地区地给予相邻地区以经济资助转移，也可以间接性地给予医生适当补助，以降低该区的医疗成本。其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主要在农村推广，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与城镇居民的关联性。事实恰恰相反，在很多的制度中，城乡这种二元地域对抗机制，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非平衡性。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实行内容有别的两套制度。据调查显示：占我国人口总数70%的农民享有的医疗财政补助仅为总补助的30%，而人口数不到30%的城镇居民却占用了多达70%的医疗财政支出。⒀这种保障权利分配的地域不平衡性导致了广大农民陷入“因病致贫，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中。这种缺乏全国范围内的公正合理透明的制度保障，使地上述现状难以及时解决。现今，当国家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 后，我们是否可以乐观地认为分给农民兄弟的财政补助将大幅上升呢？如果面对农民“得知大病后便好吃好喝准备后事”的惨状法律仍无动于衷；如果面队为祖国广大地区 经济繁荣做出过实质性贡献的农民“有病呻吟，却万般无奈”法律仍没有任何价值倾向，那么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立法便失去了生命力和价值性。有时候倾斜才是平等，有时候公平离不开特殊保护。

第三，要注重发挥新型合作医疗立法本身的空间效应。当一部使用于全国的农村医疗立法出台后，其平衡制约机制，原则抽象与内容具体机制，主次分明与内外相连机制应真正有效地发挥其使用功能。“中外立法对比、中国区域立法、立法本身结构”构成了本文所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立法的空间维度。这外在的三大方面的协调处理有助于构建我国公平合理全面灵活的合作医疗立法，使其体现我国的地域特色，满足环境要求。

法律是人类理性的选择，制度 是人类规范的工具。法律总是借助制度作依托，制度总是依靠法律作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法律当然的结合是我们诛求的现实。在通往2010年实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建立惠及每一位农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双向目标路上，加强与完善新型合作医疗立法工作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它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它将进一步普及我国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作好新型合作医疗立法是我们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出路，也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的必然要求。21世纪的中国，必将大展鸿图，我们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综合国力的上升得益与国际国内两大环境，而建立完善的新型合作医疗立法无疑会给我们国内环境以稳定、有序、繁荣、和谐的法律保障！

4. 政治作业关于环境保护法律等方面的小论文5篇，加分。

“环境保护政治小论文”注意：这是我写于2011年的一段，谢谢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