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规君君

『壹』 孔子的贡献

孔子在教育上有三大创造和贡献：

一是春秋时期，王官之学衰微，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设杏坛讲学授徒，整理并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为教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育内容；

二是打破教育上贵贱贫富的等级，提纲“有教无类”，使人人享有教育的平等权利，学生众多，史称“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三是主张尊师重道，“三人行，必有吾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和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的教学原则及“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等等，至今为人所称颂和沿用。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职业教师，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也由此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的创新精神及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孔子开创了我国人本哲学发展的先河。人类自从脱离动物而成为人类以来，就不断地认识自然、认识历史、认识自身。人类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处在人与自然、万物与自我不分的混沌状态。
第二，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第三，孔子创立了全新的“德治”理论。
第四，孔子首创“平民教育”。
第五，在人类智慧的开发上，孔子创造了“中庸”之道的认识方法。

以上是孔子对我国思想文化创新的主要方面。由于孔子具有大胆的创新精神，因而才能创立独具特色的、有别于传统思想文化的儒学体系，这个儒学体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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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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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贡献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教育贡献
文化巨人——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他们追随、侍奉、保卫他，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周游列国，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当有人诋毁孔子时，则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当遇到危难时，则舍身护卫。夫子逝世，弟子们如丧考妣，皆在坟周服丧三年。子贡独守六年。其尊师重道精神，至今仍传为佳话。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籍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俺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

『贰』 儒家思想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第一，儒家思想在仁政，为人的阐述上的确有点道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果天下的君臣民都能按他的要求来做，那天就是充满了真善美。但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孔子的门徒和儒家的学者是世界上最最执着，最最顽强，最最富有事业心的人。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富国强兵，法家和墨家的思想比较流行。儒家思想是最不受欢迎的东西，但孔子带学生周游列国去宣扬他的学说。孔子死后，他的学生们把他的言论汇编成论语，继续不断地发展孔子儒家的理论学说并沿街叫卖，一直到汉武帝时的卫倌。终于给他搞成功了。
第三，中国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终于成为一个比较完整和稳定的国家。这时候儒家思想的精髓就被统治者看重并拿了出来。儒家思想的精髓其实就两点。
1，崇古。他们认为，古时候的东西都是好的，完美的。就像孔子特意要为西周的礼仪专门请教当时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子。他认为，如果现在的人不去破坏过去的礼法，就没有世间的动荡了。就像汉什么帝（名字俺忘了）要修改国家的法律法规，问下面的大臣，那位大臣（儒家的。不好意思，名字俺也忘了）对他说，现在的法律法规是高祖皇帝和萧大丞相制定的，皇上你的才能比高祖如何？俺的才能比萧大丞相如何？那位皇上当然不能说自己比高祖老流氓刘邦更高啦。那位大臣说，既然我们都比不上他们，所以，高祖和萧大丞相制定的法律法规当然是最最完美的啦。皇帝虽然胸闷，也没办法。有句名言叫“按既定方针办”就是这个意思。
2，克己复礼。这是当一个平常人成为统治者后最最看的上，听的进，用得着的东西。天下都是抢来的，打来的，搞到手是很不容易的。既然搞来了天下，谁又愿意失去呢？那么就要大家安次序坐好，都要听话，不要把屁股放在不该放的地方。有点想法是可以的，但要有克制，不能违了礼数，那样会大逆不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规规矩矩，那样就能世世代代了。君父，就要施仁政，臣子就要献孝心，所以就有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东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性能得到发展吗？
这样的话，法家的思想是追求社会的不断的变革，墨家的思想是犹如现在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怎么能让统治者看的上，那不是要挖自己的祖坟吗？
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年，在这两千年里，几乎抹煞了其它的所有的思想体系，中国的知识分子浸淫其中不能自拔，因为那是要出人头地的唯一的小径，从而抹煞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在这两千年中，由于思想的禁锢，中国几乎无科学而言。当西方列强带着洋枪洋炮来到中国的时候，就难免的挨打，而且是几乎没有还手的余地。
到今天还有人在谈儒家思想的如何如何的有用，俺不知道他们是很懂的在谈还是不懂乱谈，估计是兼而有之。但这种思想是非常非常有危害性的，就像当官要为民作主一样，看上去是很有道理，但骨子里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人民的主人。

『叁』 求东汉的法律大概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一统纪”、“明法度”（维护皇权的《春秋》汉统说）：把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权思想捏合在一起，力求加强君权，主张封建大一统必须“一统于天子”；君臣关系是“强干弱枝”、“大本小末”的关系；加强君主集权和维护封建大一统的关键在于统一思想，采取儒家仁义、礼治学说，用儒家思想统治其他各家的主张；只有禁绝异说，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才能统一制度、统一法令，使上下有所遵循；这种大一统思想对加强君主集权和巩固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2）君权神授、法自君出：（天人感应论）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人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人的形体、构造和情感与天相同，天不仅是人的创造者，还时刻关注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同时也影响天的反应；天人感应论实际上是为君权神授提供理论基础，对天的神化最终是为了对地上的君主的神化，“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为也”，君主实际上是天在人世间的全权代表，“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加强君权的同时也要对君权有所限制，使君主不能偏离正道而胡作非为，强调君主受天的监督，“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王道配天”，这里的“天”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代名词
（3）三纲五常：以天人感应论论证封建伦理纲常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①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用阴阳五行说加以论证（“阴者，阳之助也”，阳，永远处于主导地位，阴，永远处于从属地位）；三纲中最重要的是“君为臣纲”，是第一纲，后二个服从君权，三纲分别代表封建君权、族权和夫权，再加上神权，则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同时也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三纲是纲常名教的核心，也是封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原则
② 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永恒不变的准则；是调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关系的基本准则
③ 三纲是伦理，五常是个人的德行；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法律思想的核心，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成为社会立法司法的根本原则
（4）德主刑辅：基本精神是强调教化，主张以“仁义”代替严刑；犯罪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过度压榨，使得人民失去生路，因此，减少和防止犯罪要靠“德治”，即减轻租赋和加强教化，同时也重视刑罚的作用，总的说来，先德后刑；其中的重民思想是积极因素；道德教化和法律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相同的作用，即“其事异域，其用一也”；董仲舒所提出的德教内容没有超出孔孟，目的在于削弱诸侯，加强中央
① 从阴阳五行论证德主刑辅说，“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给德主刑辅说披上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阳是恩德，阴是刑杀，天欲生不欲杀，尚德不尚刑
② 把阴阳五行和人性论捏合在一起论证德主刑辅说，即性三品说，天有阴阳二气，人有贪与仁两种品性，并且分别是阴和阳的体现；人的品质性分为三等，即圣人之性（天生的善性）、中人（民）之性、斗筲之性（天生的恶性），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都是不可改变的，因而不是性，只有中人之性可称为性，而且绝大多数人属于中人，这种人的本性中有善有恶，可能接受教化而为善，也可能不接受教化而为恶，其关键在于教化，用德教扶植使其为善，以刑罚抑制使其不为恶，但以德教为主，为政必须“以教化为大务”
③ 把德主刑辅说成是天的意志，以神权掩盖其封建伦理纲常和刑罚的阶级本质；德主刑辅说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基本方法
（5）《春秋》决狱和原心定罪
① 用《春秋》经义解释法律和指导司法实践，其原因在于a从内容上讲，《春秋》贯穿一个基本思想，即强调“亲亲”、“尊尊”的原则和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b从文字上讲，《春秋》的文字简单而隐晦，便于随意引申附会；董仲舒是引儒家经义断案的第一人，他以《春秋》经义附会汉律，以儒家的法律观来指导法律的实践，把儒家经典中体现的封建伦理运用于审判中，比较集中地概括了两汉刑法观点，体现儒家的法律观
② 强调原心定罪，根据犯罪动机，即心理善恶来定罪，而把行为、后果等置于次要
③ “本其事，原其志”：所谓“本其事”就是本于《春秋》，实际上是没有固定的标准，一切以断案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谓“原其志”就是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为封建官吏（酷吏）的司法专横和任意出入人罪（罪刑擅断）开了方便之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封建统治者的繁法严刑，也曾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④ 体现西汉封建法制和法律思想的特点：将儒家经义置于法律之上并用来指导司法实践，这一方面说明随着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儒术，儒家的刑罚思想也取得了正统地位；另一方面表明当时的法律制度尚未成熟和完备，还没有把三纲五常所体现的封建宗法等级原则具体为法律规范，儒家经典尚未法典化，儒经与法典、礼与律处于分立状态，礼律结合尚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肆』 孟子名 孟子是我国古代的 ， 孔子名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 家

经常有人说，孟子的孔子的学生，其实不然，两人相去百年，相通而又相别。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
在治理国家方面，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山东邹城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
孟子是子思（孔子之孙孔伋）的弟子，而子思受业于曾子。曾子是孔门之学的重要继承者，所以也说孟子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

孔子与孟子相隔百余年，当然也就没有师生之谊了，但在儒家传统中，他们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但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地感觉，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长戚戚”的态度去保持悠闲，他还会说饭菜做得不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剪裁都合式。孟子则凡事紧张，提出“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孔子认为性恶来自天性，而孟子则主张善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对“礼”十分重视，提倡克己，复礼，正名，复古；孟子则不大拘泥于“礼”，主张改弦更张，突破“礼”的约束。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但是二者却有着较大的区别。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他是老师，也是长者，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诸侯交相攻伐，仁义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烟消云散，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他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第三，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言之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孔孟之别是时代造成的，并非两人性格有多大差异。

『伍』 孔子认为道德上有修养的人应具有哪些优良品质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付给你一些孔子的其他资料，以便需要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名字：Confucius。在家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称为孔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邹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相传收弟子多达三千人，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 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学术贡献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孔子家世

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据《史记》记载，孔子并非婚生子。他母亲生他时只有18岁，而父亲已经70岁了。孔父在孔子三岁时去世，从此他跟随妈妈过上了贫穷的生活。孔子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牧牛羊、记账的以及图书管理员。22岁时，孔子的母亲去世，他服了三年丧。 孔子53岁时晋升为大司寇，在鲁国服侍两年后孔子辞去职务，因为他对诸侯的政治极为不满。

据《论语》记载，鲁国当时在孔子的管理下非常繁荣。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孔子没有在鲁国或别的国家担任过重大职务。传说鲁国的邻国齐国 担心鲁国太过强大会威胁到齐国，于是为了破坏鲁国的改革，送了上百匹好马和八十位美丽的舞女给鲁国诸侯。鲁国诸侯遂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中，对政务不闻不问，甚至有一次连续三天没有上朝。孔子极为不满，踏上了长途之旅（周游列国），拜访中国中北部的一些小国，包括卫、宋、陈、蔡。他宣扬了自己的那些政治信仰，但并没有哪国去实施。孔子68岁回到家乡教书，收了不少弟子。晚年的他和弟子一起编纂了传承先哲智慧的结晶——《五经》。由于不能承受失去儿子和自己的心血的双重悲痛，孔子于72岁(或73岁）与世长辞。

『陆』 北大光华mba 申请短文怎么写

北大光华MBA写申请短文方法：

1、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报考北大光华MBA对自己的未来的帮助是什么。

2、对自己的一个介绍，也就是从自己的学历、工作和自己的个人生活这些方面来写。

3、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参加过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等方面的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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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什么是伦理学

伦理学
ethics

关于道德的科学。又称道德学、道德哲学。在西方，伦理学一词源出希腊文ετησs，意为风俗 、习惯 、性格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先赋予其伦理和德行的含义，所著《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为西方最早的伦理学专著。在中国古代没有使用伦理学一词，19世纪后才广泛使用。
伦理学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不仅包括道德意识现象（如个人的道德情感等），而且包括道德活动现象（如道德行为等）以及道德规范现象等。伦理学将道德现象从人类活动中区分开来，探讨道德的本质、起源和发展，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道德规范体系，道德的教育和修养，人生的意义、人的价值和生活态度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与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的关系、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伦理学派别。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将道德作为社会历史现象加以研究，着重研究道德现象中的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从中揭示道德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强调阶级社会中道德的阶级性及道德实践在伦理学理论中的意义。
伦理学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是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人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人们的道德实践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伦理学与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等学科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在分化和综合、对立和融合中逐步完善，其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直到今天应用伦理学基本上还只是一个相当笼统的概念，它只不过是关于诸如医学、经济、政治、生态、科技及国际关系等不同领域的现实的伦理问题之研究的一个总称。

而现代意义的医学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生态伦理、科技伦理、两性关系伦理、媒体伦理、网络伦理、动物伦理及国际伦理等等是最近二十年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而兴盛起来的哲学学科，它们试图对各自领域中涌现出的紧迫的伦理道德问题，提出某种有说服力的解答。例如：

医学伦理是应用伦理学中发展最为迅猛、争议最为激烈的一门学科之一。众所周知，珍视与保护生命是传统伦理学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这一原则在现实的医疗实践中经常受到堕胎、植物人等问题的挑战。这就在医学伦理界引发了对一系列相关课题的论争：生命有没有价值等级？人类胚胎是否算人？如果不是，胚胎发展到何种阶段才算是人？怎样给死亡下一个定义？以脑死作为标准取代传统的心脏停止跳动之标准，从心脏还在跳动但已脑死的人体中摘取健康器官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如何实现医疗资源的公正的分配？另外，传统医学伦理对医护人员的道德要求主要是“关护”、“不伤害”，在这里并不十分注重诊断、治疗和纯粹研究过程中病人自身的同意或拒绝的权利。而当代医学伦理则要求医生应更多地考虑到病人在决策中的参与，并通过向病人告知未来治疗活动的意义、机会、后果和危险而为病人的自我决断创造条件。病人的知情权、隐私权、艾滋病病人的受尊重及受保护之权益、绝症病人选择安乐死之权益以及如何处理医生的救死扶伤的职责与病人的自决权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医学伦理学家研究与争议的基本课题。

经济伦理不仅涉及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涉及到企业在生产、销售、广告等各个环节在道德方面的认知与自我约束，而且还关涉到个人在生活方式、物质消费上的道德选择。在经济伦理领域中人们曾经就如下课题进行过争论：经济主体如何理解赢利欲望与道德要求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冲突？曾经有人认为，经济行为原则上不受伦理的影响，赢利欲望是一回事，道德要求是另一回事。谈经济伦理对于企业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苛求。然而随着市场经济本身的成熟与发展，随着人们对市场经济之本质的认识的逐步深化，大多数人已经感受到：企业家不能满足于充当只知赚钱的经济动物，作为人他应当拥有一种对道德境界的向往与追求；退一步说，良好的道德形象从长远来看对于企业而言实际上肯定也是一种宝贵的战略投资。因而从本质上讲，赢利欲望与道德要求是和谐一致的。然而市场经济是竞争激烈的经济，在这一前提条件下仅仅指望经济主体的自我道德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在企业家遭遇到由于宏观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伦理冲突、道德悖论之时，重要的就不在于企业家个人的抉择，而在于能否建立一种符合伦理要求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指经济主体活动的外围条件，它为经济主体规定行为方式，指导他可以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它规定竞争者们的起跑线。道德要求正是在这里体现的。在市场经济的结构中，个体的行为不能说是善还是恶，而只能说是适应还是不适应市场。若某种经济行为被证明是不道德的，因为市场逼迫经济主体这样做，那就不是企业家的问题，而是游戏规则的问题。所以在经济活动中，不能仅仅强调个人的正当的行为，而是还更应强调正当的结构。道德应不再是作为对个体行为的评判标准，而应被视为在一个对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有约束力的外围条件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每个经济主体的道德义务就在于积极参与经济制度与规则的改革。这就是目前伦理学界经常讨论的所谓结构伦理或制度伦理。除了宏观制度层面的伦理问题之外，经济伦理也体现在中观层面的企业行为内部。企业遇到伦理问题，如何解决呢？那就是要通过所有当事人都参与的对话交谈来解决。企业应有这样一种道德敏感性：任何一种经济行为，在其后果有可能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原则上就必须放弃。如果不放弃，就必须通过和平的对话和交谈，在理性论证与自愿的条件下，形成一个包括企业与被企业行为所影响的人在内的所有当事者都能接受的共识，保证利益的共享和后果的共同承担。这样一来，对话作为一种操作程序构成了企业伦理的核心。相应于所谓制度伦理或结构伦理之说，我们也可以称这种意义上的企业伦理为程序伦理。

政治伦理一方面研究宪法、政体的伦理特征，另一方面探求政治论争的道德内涵。政治伦理中各种各样的理论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围绕着对自由、平等与公正的论证来展开的。随着应用伦理学的兴起，除了两种自由主义（亦被称为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之争外，有关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的问题也已成为政治伦理学的一个核心内容，这一内容在西方具体表现为如下的争论：国家有没有权利通过征收累进税的方式将富人合法获取的财富的一部分提取上来，然后作为社会救济金再转发给贫困的人，从而使本属道德范畴的扶贫济困的行为法规化，即以强制性的方式实现社会的道德理想？赞同的一方认为只要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共识，国家就有权这样做。而反对的一方则主张国家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于预先设定的法律原则。法律上的最高原则就是禁止强迫他人的意志，只要他并没有以暴力或欺骗的手段强迫别人的意志。因此，国家只要超出禁止强迫他人意志这一最高的法律之界限而追求社会福利或繁荣的目标，具体而言通过强制性的税收——尽管纳税人并不乐意——来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援助，便完全是不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法的。

法律伦理所探究的是立法程序与法律规范本身的道德性，其目标在于使伦理要求在相应的社会机制中得以实现。一般而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则是最基本的道德。相对于道德，法律具有明确、时效、强制性的约束力与制裁力的特点，而道德则不然。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道德归根到底必须依靠有效的法律体系才能发挥作用。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法律与道德也会发生矛盾或冲突，如某种法律、法规本身并不公正、不道德。于是，就会出现两难抉择：人们是应当守法，还是违法并按照道德的要求行事？这大体上就体现了所谓天赋人权(das Naturrecht)与现行法(positives Gesetz)之间可能的矛盾与冲突问题。解决这一难题的前提，是先要区分下述三种情形：第一种是在法制国家里，法律本身不够完善，并不合乎公正概念的所有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仍应遵守法律，因为此时法律在社会稳定与安宁方面所起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的某些不完善所带来的后果。况且公正概念本身也包含着对社会稳定的保全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换言之，对现行法律的恪守本身也就是公正概念的要求。第二种情况：虽是在法制国家，但法律已严重违背了基本的人权价值，甚至成了压迫民众的规范。在这种与公正概念根本冲突的法律面前，民众的不顺从便就是正当的了。如印度的甘地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美国黑人马丁·路德金对种族歧视政策的抗争等。公民公开的、非暴力的反抗的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公正的法律秩序。第三种情况是在法西斯国家，民众不可能也不应当守法，除了暴力革命推翻专制政权之外没有其它出路。但是目的与手段的合宜性也是一项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例如对无辜平民的生命财产就不得伤害与破坏。然而上述三种情形往往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如何作出有效的区分便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生态伦理：从宏观层面来看，与人类未来的生存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生态伦理。这里最难理解的理论课题在于：我们保护动物、环境和大自然，最终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还是这些被保护的对象本身就拥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因而人类不得予以危害？赞成前一观点者被称为人类中心主义派，而赞成后一观点者则被称为大自然权利派。生态伦理学中最难解决的实践课题有两个：第一，在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今天，如何处理当代人利益与未来人利益的关系，具体而言，如何在不违背民主理念的前提下，促使民众对已习惯化了的现实利益作出主动的放弃，从而使未来人类的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第二，如何公正地分配与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保护自然环境上的责任与义务？
不断深入，伦理学的社会价值将不断提高。

『捌』 有关孔子的资料

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8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据《史记》记载，孔子并非婚生子。他母亲生他时只有18岁，而父亲已经70岁了。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
孔父在孔子三岁时去世，从此他跟随妈妈过上了贫穷的生活。孔子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牧牛羊、记账的以及图书管理员。22岁时，孔子的母亲去世，他服了三年丧。 孔子53岁时晋升为大司寇，在鲁国服侍两年后孔子辞去职务，因为他对诸侯的政治极为不满。
据《论语》记载，鲁国当时在孔子的管理下非常繁荣。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孔子没有在鲁国或别的国家担任过重大职务。传说鲁国的邻国齐国 担心鲁国太过强大会威胁到齐国，于是为了破坏鲁国的改革，送了上百匹好马和八十位美丽的舞女给鲁国诸侯。鲁国诸侯遂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中，对政务不闻不问，甚至有一次连续三天没有上朝。孔子极为不满，踏上了长途之旅（周游列国），拜访中国中北部的一些小国，包括卫、宋、陈、蔡。他宣扬了自己的那些政治信仰，但并没有哪国去实施。孔子68岁回到家乡教书，收了不少弟子。晚年的他和弟子一起编纂了传承先哲智慧的结晶——《五经》。由于不能承受失去儿子和自己的心血的双重悲痛，孔子于72岁(或73岁）与世长辞。

主要弟子
相传孔子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有较大成就者72人，其中最主要的有：
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言偃 (前506～前443)春秋时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字子游，又称叔氏。常熟人。22岁时离乡北上，拜孔子为师，为其三千弟子中七十二贤之一。谦虚好学，擅长文学，曾任鲁国武城宰，用礼乐教化民众，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深得孔子赞赏。后学成南归，从游弟子无数，被誉为传播东南文化第一人。唐代起先后被封为吴侯、吴公、吴国公及先贤言子等。清康熙间特设五经博士一员，由其后裔世袭。言偃对吴地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颜回（前521～前490）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孔子弟子。以德行见称。勤奋好学，笃信孔子学说，并“闻一知十”，领会深刻。为人平易谦逊，沉默寡言，才智较少外露，在行动上努力实践孔子的理想，成为孔子最忠实、最得意的学生。孔子屡称他品格高尚，说 他“三月不违仁”，“不迁怒，不贰过”。33岁时去世。今曲阜城北陋巷街有颜庙，亦称复圣庙。今曲阜城东11公里防山之南程庄村东北角有颜子林，为颜回及其家族的墓地。

曾参（约前505～前435） 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 （今平邑）人。人们尊称为曾子。孔子弟子。乐道养亲，曾仕为小吏，以孝著称。认为"忠恕"是孔子" 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主张"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矢志不懈地实践孔 子学说。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在孔门中被视为道统的继承者，被后代统治者尊为 “宗圣”。《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18篇，已残，今存《大戴礼记》中，自《立事 》至《天圆》凡10篇。清阮元有《曾子注释》。今嘉祥城南20公里南武山南麓有曾庙，又称宗圣庙。

仲由（前542-前480） 春秋末鲁国卞（今泗水东）人。字子路，通称季路。孔子弟子。以政事见称。原为鄙野粗人，孔子设礼相诱，收之为徒。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经常批评孔子。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做事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曾任卫蒲邑大夫、季氏家宰，是孔子“堕三都”之举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后为卫大夫孔悝家宰，在内讧中被杀。 冉求（前522-前489）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有，通称冉有。孔子弟子。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曾担任季氏宰臣。前487年率左师抵抗入侵齐军，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

闵损（前536-？）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骞。孔子弟子。以德行见称。相传遭后母虐待，但为了爱护异母弟而自甘受苦，谏阻父亲驱逐后母，孔子曾特别表 彰他的孝行，后人将他列入"二十四孝"之中。为人谦和、清高，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季氏令其担任费宰，逃亡齐国力辞。 宰予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我，通称宰我。孔子弟子。以言语见称。利口辩辞，颇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独到的见解，孟子称赞他“智足以知圣人”，但与孔子有较多的思想分歧。反对为父母服丧3年的礼制，主张改为1年，被孔子斥为不仁。曾在白天睡觉，孔子把他比作"朽木"和"粪土之墙"。一说后来到齐任临淄大夫，因与田常作乱被杀。其墓在今曲阜城东3公里古城村南约500米处。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后亦称“卜子夏”、“卜先生”，春秋末晋国温人（另有魏人、卫人二说，近人钱穆考定，温为魏所灭，卫为魏之误，故生二说），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

思想定位

孔子思想由原先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的正统思想，这也是因孔子思想与皇权思想的某种互需性所致，经过历代皇权的极力推崇，以致将原先孔子思想上升至神圣的地位，同时打压其它与孔子思想不相符的思想观点，造成社会思想单一与僵化，最终对后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障碍，形成了思想僵化乃至腐朽与落后中国社会现实。
终于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化的先驱们，冲破重重旧思想的束缚，通过与世界的了解，打破了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尤其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开创者们，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创新方面可谓是继孔子以来新文化、新思想主将，被称为中华民族的魂。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孔子从被打倒在地，现今又开始重新认识孔子，可谓是认识上的回归，先将神坛上的孔子推倒，再将孔子拉回人们中间，而不是又将其高高供奉，这才是真正的孔子所被希望的。
孔子和鲁迅，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找不到还得继续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把孔子和鲁迅绝对对立起来。捧鲁迅时，像“文革”时期，就用鲁迅打孔子；现在，孔子地位高了，就用孔子打鲁迅。当年就是鲁迅把孔子赶跑了，现在正要把孔子请回来。但孔子和鲁迅真的是决然对立，水火不容，有孔无鲁，有鲁无孔吗？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鲁迅和五四那一代人对孔子有很多批判，这样的批判是有两个层面的。首先，他们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在当时的中国，正是这样的中华中心主义妨碍着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吸取，而在五四先驱者看来，打开思想的闸门，向世界开放，正是当务之急，因此，在思想文化界就需要破除将传统文化绝对化的文化神话。他们的批判锋芒又同时指向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其实，在晚清以来，儒学的垄断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诸子百家有更多的关注，五四时期只不过是把这样的打破垄断、独尊的努力，推向自觉。
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鲁迅在内的先驱所做的，其实也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他们所批的正是被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当然，鲁迅和孔子之间是有分歧的，甚至是重大分歧，原则分歧，从这一层面，鲁迅也批孔子。孔子是一个“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因此，他想当“国师”。而鲁迅，连“导师”都不想当(他的理由是：我自己都找不到路，如何为年轻人指路？)，更不用说当“国师”。更重要的是，鲁迅对统治者没有幻想，他曾经说过，统治者遇到危机，车子要倒了，你别去扶，让它自己倒。孔子却拼命要扶，不让扶也要扶。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有批评，说批判也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就是现在，有不同选择的知识分子之间也经常有争论，相互批判。但并不妨碍彼此在别的方面有相同之处。孔子也是“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当然，他是力图在体制内批判，鲁迅则是自觉地进行体制外的批判，这确有不同，但在批判权贵这一点上，也自有相同，所谓“同中之不同，不同中之同”。我们不必掩饰分歧，也不必夸大分歧。
鲁迅和孔子，尽管道路的选择有不同，但那样的不屈不挠地追求探索，以及在追求、探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浩然正气、韧性精神、理性实践精神，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论语》中最难做到的两条：“匹夫不可夺志”，“视富贵如浮云”，都是孔子精神的精髓，而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最能体现这样的精神的，就是鲁迅。
我们可以说，从孔子到鲁迅，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传统的。我们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有了一个鲁迅，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宝贵遗产，理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从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出发，总把他们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让他们一个损害一个，这不仅是愚蠢，更是犯罪。它对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是大有启示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藉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也鲜有人能说得详尽。今日得个空闲，将他们开列造册，整理出来，以飨诸友。浪费时间心力做这件事，无益时用，迹近无聊，只图能博一二朋友一观一笑。倘竟能为有心于孔学者进行考证研究添毫发之助，则就喜出望外了。
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我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我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

孔子思想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
孔子思想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孔子论语
孔子的学生曾把孔子平时对学生说的话合成一本书，叫《论语》 。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font color=#800080]孔子[/font]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
《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简介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孔子祖上考
当年微子在商末到长治市潞城定居，形成微子镇 。(《潞安府志》载：“纣都朝歌，亦在畿内，微子曾是食采焉。（潞城有微子岭、微子村）”微子岭“在县北二十里，上有三仁庙，下有微子村，其食邑也。”)
周朝封微子镇人于宋 ,
孔子祖上就在这个南迁的队伍中 ,
孔子五世祖为蔽宫廷之乱迁至鲁。

孔子学院

孔子的学说传到西方，是从40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把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译成拉丁文带到欧洲开始的。而今，孔子学说已走向了五大洲，各国孔子学院的建立，正是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而不同”以及“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思想的现实实践。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已有百余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孔子学院是在借鉴国外有关机构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在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它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

韩国人对祭孔大典申遗闹剧

根据韩国的消息，韩国人已经在准备拿祭孔大典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下一步就是把孔子彻彻底底的变成韩国人了，中国的论坛上却还在为应不应该祭孔吵个不停，很多人对孔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7周年，大陆与台湾同时举行了祭孔大典。而在此前的9月26日，一组韩国祭孔大典的图片也成为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抢在中国之前大规模宣传自己的祭孔活动，韩国人的用意又何在呢？
韩国人总是想把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据为己有，这已经不是第一天了。就在2005年，韩国已经将传承自中国的端午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成为所有中国人心头的痛。祭孔大典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只要你仔细研究一下韩国人祭孔的资料，就会发现他们一直在强调正宗。看过韩国人的祭孔视频，再来对照中国的祭孔视频，大部分人都会得出韩国人的典礼好像更正统，更高尚的感觉。韩国人的祭孔好像总和中国的对着干，你们穿满清的长袍马褂，我就穿正统的汉服；你们的仪式变来变去没有定式，我们却遵循的是古礼一成不变；你们在文革中将孔子批倒批臭，我们却尊孔几百年不变；你们的祭孔大典往往是政府主导活动，我们的祭孔却是二百多所乡校同时进行的全国性活动！
韩国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人觉得只有他们才是祭孔的正统，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祭祀孔子。然后就可以拿他们几百年历史的祭孔大典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相比之下前两年中国的祭孔确实让人有点寒心，猪屁股对着孔子的笑话，长袍马褂太监装的闹剧等等，层出不穷。今天的祭孔幸好有五粮液这样实力雄厚有儒商思想的企业相助，才不致于出现以前祭孔由于没钱而租京剧戏装的窘境，用五粮液祭酒也确实符合中国五谷祭祀的正统，“杯底五谷杯上液”的礼制。然而韩国在国际上对祭孔的推广已经走在了前面，而且在过去的年代中国对孔子文化的毁坏也确实令人寒心，这使我们在韩国人面前总显得低人一头。
韩国人觊觎孔子不是一天两天了，在一本韩国历史教科书的插图上，中国的东北，山东都成为历史上韩国的地盘！山东都是韩国的人，山东人孔子也就理所当然是山东人。在这本韩国教科书里，“镇压了处于农耕文化的汉人”，“惩罚大唐的战争”等语句随处可见，我们总是将注意力集中日本人的修改教科书事件上，却没注意到韩国人干起这种事来也是很在行。
韩国人论证孔子是韩国人还有这样的论据：朝鲜半岛最早建立政权的是商朝贵族箕子。箕子是商朝纣王的亲戚，西周武王伐纣。箕子不愿意接受西周统治。于是率领5000名商朝人逃跑到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建立了政治难民国家—箕子朝鲜。而商朝大部分人都留在了中国，分布在西周封建的宋卫等多个国家。宋国的第一个国君就是箕子的亲戚—微子。孔子是宋国贵族后代，当然也就是韩国祖宗箕子的后代了。
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八竿子才打的着的关系，无疑可笑又可耻，但对于看这种历史教科书长大的韩国人来说，无疑是天经地义。所以将祭孔大典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才会得到这么多韩国人的支持，韩国人才会理直气壮的发出“孔子是我们的”的豪论了。
篡改历史是第一步，将祭孔大典申遗是第二步，接下来就是给国际社会造成孔子真的是韩国人的印象，最终目的是达到韩国才是亚洲文化的渊源所在，韩国文明哺育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明！
然而这时我们中国人在干什么？在网上就该不该祭孔吵的不亦乐乎，而总有那一部分中国人，热衷于用各种不堪的语言来讽刺挖苦孔子和儒家文化。从文革打倒孔家店到现在，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说，比起韩国，我们的儒家文化更为正统更为全民？
不肖子孙要将祖宗拱手送给外国人了，孔子的灵魂在天上痛哭失声。

孔子的后裔
新华网济南2月17日电（记者刘宝森）迄今失传时间最为久远的一支孔子后裔，在《孔子世家谱》第五次大修过程中现身河南。据考证，这支孔子族人失散至少1200年。
据孔子 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有关人员介绍，这支失散的孔子后裔支派目前居于河南省洛宁县，他们是在听说《孔子世家谱》第五次大修，向续修协会提供相应的支系家谱后，身份得到确认的。根据这支孔子族人提供的支系家谱，他们的祖先是孔子第37代孙孔齐参。孔齐参膝下三子，分别是孔克符、孔克让和孔述睿，能与《孔子世家谱》相衔接。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孔子世家谱》编辑部主任孔德威说，续谱过程中，续修协会对于孔子后裔的身份非常慎重，这一支后裔提供的支系族谱能上推至孔子，并有清代73代衍圣公的亲笔题序，足以证明其权威性。
据《孔子世家谱》记载，孔齐参三子生活于唐代宗和唐德宗时期。据此推算，这支族人至少失散了1200年。据了解，这已是《孔子世家谱》第五次大修以来第二次发现失散千年以上的孔子后裔支系。早些时候，续修协会在山西昔阳县发现一支在《孔子世家谱》中失传千余年的孔子后裔支派，但年代上略晚于河南这一支。
孔德威说，这一支族人目前已全部被录入正在修订的《孔子世家谱》，协会初步将他们定名为嵩山派，以区分于散布其他地区的孔子后裔。

孔子诗选

去 鲁 歌
彼妇之口，可以出走。披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

蟪 蛄 歌
违山十里，蟪蛄之声，犹尚在耳。

临 河 歌
锹水衍兮风扬波，舟楫颠倒更相加。归来归来胡为斯！
注：《水经注》：“孔子适赵，临河不济，叹而作歌。”

楚 聘 歌
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获 麟 歌
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注：《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往观而作此歌。麟是圣世的祥物，而出于春秋末世，故孔子感到悲伤。歌见《孔丛子•记问》。沈德潜评：和平语入人自深，此圣人之言也。

龟 山 操
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注：《琴操》：“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龟山作歌，喻季之蔽鲁也。”《琴操》，古琴曲集，传为东汉蔡邕辑。

盘 操
干泽而渔，蛟龙不游。覆巢毁卵，凤不翔留。惨予心悲，还原息陬。
注：见《琴操》。
注：一、官名。西周始置。金文都作司工。现存《周礼》已失去“冬官司空”部分，仅存《考工记》一篇，故司空之职守未详。《后汉书·百官志》在“司空”条下，原注说：“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扫除乐器……凡国有大造大疑、谏争，与太尉同。”这虽是东汉的制度，但也可大体了解司空之职掌。春秋战国时各国亦多置之，用以掌管工程。宋国因武公名司空，曾改名为“司城”，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性质已与前司空不同。哀帝恢复御史大夫之名，不久又复为大司空。东汉光武帝置大司空，旋去“大”字称司空。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罢司空，改设御史大夫，其职掌一如司空。晋有司空，为“八公”之一，地位特高，但往往作为权臣之加官。南北朝沿设。隋唐虽设司空，为三公之一，但仅是一种崇高的虚衔。宋代亦以司空为大官之加衔。辽、金相沿，元以后废。又习惯常以大司空之衔尊称工部尚书。
司空主管礼仪、德化、祭祀等
二、姓氏。
后来，久而久之，司空就成了一种姓氏。
百家姓有云： 司徒司空 兀官司寇 。

『玖』 急需有关孔子的问题,大家帮忙啊~~~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生于鲁国。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后来逐渐衰落而迁到鲁国。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孔子年少时作过许多卑贱的工作：“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语）。

据孔子自述，他十五岁时就以学为志，学习的内容自然非常广泛，但首先不能离开先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孔子到三十岁时，所学已颇有成就。
据《史记》载，齐景公当时来到鲁国，曾特别向孔子请教政事。五十岁左右，孔子逐渐受到当政者的重视，担任要职，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直到以大司寇行摄相事。其间，孔子为人称道的政绩有，堕鲁权臣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城邑，诛鲁国乱政大夫少正卯。后来，孔子因不满于鲁君接受齐人馈赠的女乐而愤然出走，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飘泊生涯。孔子周游列国，始终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地方。孔子非但未受到各诸侯国当权者的欢迎，且时常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威胁，孔子畏于匡、孔子困于陈蔡，形容狼狈。年近七十，孔子在失望中返回鲁国，没过几年，孔子就带着遗憾死去了。

从现在流传下来的一些画像上看来，孔子始终是一幅温文尔雅、一团和气的样子，这里自然有许多理想化的儒家至圣先师孔子的成分，至于真实情况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孔子应该有其威武的一面。他的学生颜回称其“威而不猛”，且孔子身材魁伟，当时被称为“长人”。关于孔子的形象，我们所能得到的信息大致如此。从《论语》和《史记》的关于孔子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知道孔子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有这样一些故事，足以展示孔子是一个活生生的“圣人”：

孔子之喜:孔子在鲁国以大司寇行摄相事，面露喜色，门人责问:“君子祸至不喜，福至不忧”，孔子称是，对自己的态度如此解释:“我喜而笑，使下人也觉得尊贵，这样不好吗？”

孔子之笑:孔子周游列国，形色匆匆，流落至郑，郑人谓子贡孔子的神色“若丧家之狗”，子贡如实告之，孔子朗然而笑:“说我象丧家之狗，是这样，是这样！”

孔子之哭:孔子强调“哀而不伤”。颜回死，孔子哀哭而至于恸，门人开导，孔子曰：“不为这样的人哀伤而恸哭，又能为谁哀伤而恸哭呢？”

后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圣人“情顺万物而无情”，也许这些故事是这句话的很好的注脚。起码，我们在这里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圣人孔子面对我们普通所经常面临的情感波动时是怎样一种态度，圣人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时是怎样一种想法。

孔子对于当时“礼坏乐崩”的时代有深切的感受，孔子自认为“斯文（即先朝的礼乐典章制度）在我”，所以始终在为恢复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而奋斗，这就是孔子所行之“道”。孔子以自己为“述而不作”－－只是在绍述先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其实并非如此，在绍述的同时，孔子为旧的礼乐制度找到了内在的情感依据，即“仁”。“仁”首先指示一种情感，即“爱人”，首先从父子、兄弟间的亲情出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由此推己及人，即所谓“忠恕之道”，以此达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孔子对于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实现了仁，也就实现了完满的自我人生。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对后世儒学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在此意义上，儒学尊孔子为鼻祖。同时，孔子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师，据《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比较有成就的有七十二人。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孔子招收的学生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孔子教育的内容首先是怎样作一个正当的“人”，孔子教授的方式多是启发式的，孔子鼓励学生谈论自己的观点。上述情况，也许多少能为孔子被尊奉为“至圣先师”提供一些理由吧。

『拾』 孔子的儒家学说是怎样的

孔子（前551—前479），出身破落贵族家庭。但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少有大志。“三十而立”，通今博古，成为集历代礼乐文章之大成者。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后来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人人崇拜的“圣人”。其思想长期影响到我们民族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应该知道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学说的思想特征。

鲁壁儒家思想大体上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尊崇尧、舜，祖述文王和武王，把夏、商、周的先王之道作为理想社会的标志。第二，崇尚礼制，强调以德治国，管理社会的办法是依据“尊卑”、“男女”、“长幼”。第三，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和、中等等，是儒家共同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构成儒家思想的外壳和理论框架。所以，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解释不同而使儒家内部分为许多派别，但各派都是儒家。第四，宗师孔子。以上四点是儒家的共同特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在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是执政为官、治家做人的道德基础。而孔子更是被尊为儒家的宗师和“圣人”，成为人们实践儒家道德思想的楷模。

我们要进一步懂得孔子的儒家学说，必须先认识孔子所处的时代。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如孟子所说，是“邪说暴行”的时代。春秋时代后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秩序瓦解了，表现为“礼崩乐坏”。但是大变革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大量蕴藏着多种多样的历史发展可能性的时代。当时各个阶级、阶层以及他们利益的代表者，都在由此引起的社会混乱中苦恼，彼此形成尖锐的对立。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呈现在孔子面前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伦理名分等方面的混乱。首先是等级分化制度及观念发生混乱；其次是诸侯之间相互杀伐和兼并；再次是宗法关系的紊乱；最后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而这些混乱和矛盾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世衰道微……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这就是“暴行”。同时各种破坏性或者厌世悲观的主张也开始流行，如“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去知，民力百倍”。这种不顾道德价值的悲观主义主张后来被孟子称之为“邪说”。

孔子认为造成社会的动荡与思想的混乱这一局面的原因，是“礼”遭到了破坏毁弃，因此要求人们从各个方面恢复或遵循“周礼”。

“周礼”指什么呢？一般认为它是周朝初期确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式等。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内容。孔子认为周朝吸收了夏朝、商朝制度的优点而制定的周礼是十分完备、值得尊奉的。“礼”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在礼仪基础上被规范化和系统化的一种国家统治体系。也就是说“礼”不是统治阶级凭空杜撰而用来维护其统治制度的，它是从原始社会敬神祭祖的礼仪中发展而来的。其在原始氏族社会具有一种很强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远古氏族社会正是通过这种礼仪活动，将其群体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按着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来进行生活和生产，从而维系整个社会的生存。这种原始礼仪在当时对氏族成员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实际上是一种未成文的习惯法。国家产生后，特别是到了商周时代，这种习惯法“礼仪”就成了为贵族阶级服务的国家制度了。可见，所谓“周礼”其特征是以敬神崇祖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后经过改造加工，成为维护贵族统治的习惯统治法规。等级身份制度是这套法规的核心，维护统治秩序稳定是其最终目标。

在春秋末期，由于“礼崩乐坏”，“暴行邪说”横流，孔子一生都在致力于维护“周礼”、宣扬“周礼”，力求从根本上巩固统治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孔子一再强调自己是“述而不作”，“郁郁乎文文哉，吾从周”。其意确是要维护周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孔子以“礼”为基础的政治理想。孔子以礼治国的政治理想具有以下两个内容：其一，孔子希望所有的人都遵循礼制规定，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守其位，各营其事，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二，不要使礼之“分”走向破裂和对立，要在“分”中注以“和”、“仁”。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种“和”不是要消除贵贱上下等级之别，而是在维护这种“分别”中求得和谐。而实现这种和谐要靠“仁”。总之孔子所说的“礼”就是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孔子将其概括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四个方面，用“周礼”作尺度来维护这些人际关系的稳定就是“正名”，“正名”也是“正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正名的主要内容。孔子认为当时的政治混乱就是由于“名”不正而引起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强调“正名”，就是要求人们都按一定的礼制规范行事，其核心是贵贱、上下、等级都各安其位。

如何维护和遵循这种“礼”？孔子说：“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不仁如何乐”，这就是“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指导精神。如果离开“仁”，“礼”和“乐”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对挽救社会危机，构筑理想社会是没有意义的。“礼”和“仁”是孔子思想中两个主要范畴。“礼”是孔子对前代的因循和继承，而“仁”则是孔子的创造，将“仁”作为政治思想的核心，孔子实为第一人。那么“仁”又是什么呢？“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孔子每次讲解都不一致。虽然《论语》中没有给“仁”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仁”的主要内容可从中归纳为三点，即克己、爱人、复礼。

克己，简言之，就是克制自己，孔子对自我克制讲得很多。其中“修己”是“克己”的重要方式。“修己”可以说是作为君子的必修课，当学生问什么叫君子时，孔子回答：能够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人就是君子。在这里，“修己”的修，具有饰、整治的意思。

此外，孔子还主张“自戒”、“自讼”、“自省”和“自责”，其目的都在于克己。“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当时统治者很少有的自我检讨精神，孔子将社会的改良和进步，寄托于个人道德境界和品格的提高上，体现的是一种人本主义精神。

把克己的精神用于对他人则是忠恕，也就是爱人。忠是从积极方面讲的，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我自己希望达到的，也希望别人能达到，我自己不喜欢的，也不可给予别人。不管是从积极或消极方面讲，爱人的过程都是由己及人，从我出发，怎样对待自己，也就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忠恕”思想可以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中最富有光彩的地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告诫人们，自己是社会中的一员，应该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考虑自己以什么方式存在于社会。总之就是要通过克制自己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克己”与“忠恕”断然地反对人们去作奸犯科，利于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同时它教人安于现状和传统，对统治者的暴行麻木不仁，这也是二千多年来孔子思想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所尊崇和提倡的重要原因。

克己与爱人在行为上的归宿就是“复礼”。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恢复周礼。恢复周礼的政治措施是“正名”，而恢复周礼的思想保证是贯彻“仁”的原则。他认为恢复周礼并不难，只要有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能够做到“克己”和“爱人”，自觉遵守周礼的规定，这样“仁”的原则就实现了。“礼”和“仁”是二位一体的，“仁”的内容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说：要做到“礼”就必须符合“仁”，要做到“仁”就必须符合“礼”。“仁”是社会道德，“礼”是政治制度。“礼”和“仁”融为一体，使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制度规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互相补充、互相制约，从而实现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迄今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孔子正是生活在这五千年的中期，他接受了古代文化，开启了他所处那个时代之后的中国文化。其承前启后的伟大历史作用，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人物都无法相比的。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仁”这一范畴作为调整社会矛盾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公开讲学的教师，他自己“学而不厌”，对学生“诲人不倦”。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多人。孔子通过本人丰富的教学实践，在学习方式和教育方法上总结了不少经验。比如：“因材施教”，注意学生个性差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教学过程注重启发诱导；“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学习与思考并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主张要端正学习态度，不懂不要装懂，要虚心向别人学习，做到“不耻下问”；“学而时习之”，认为学习本身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反复的过程，通过学习学习再学习，最后才能牢固地掌握所学的知识，并以此为基础有所提高，即所谓“温故而知新”。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确定的教育模式、教育目标、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在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教育史上一直占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