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条例

❶ 熙宁变法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1.背景
（1）三冗危机
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冗员”）。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2）内忧外患
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

❷ 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其中，变法的措施是什么

一、机构改革
制置三司条例司 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 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市易法增加了财政收入。 保甲法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
二、改革税赋
方田均税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均输法 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宁二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 王安石变法
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三、新修水利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
四、军队改革
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 一、 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 二、 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 保马法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五、改革科举
三舍法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贡举法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断案。 惟才用人，凡是有志于改革的人才都被委以重任，不少人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

❸ .北宋王安石变法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哪几条

1069年(熙宁二年)，49岁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中央王朝成立一个制订新法的机关叫作“制置三司条例司”。三司是中央的财政机关，包括户部、度支、盐铁。在三司之上设置这样一个立法机关，表明王安石的新法是以理财为中心，推行地主阶级的“富国强兵”政策。

1.农田水利法

1069年11月，颁布了《农田厉害条约》，鼓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扩大圩田和淤田，以利农业生产。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由官府借钱。从1070年以后的6年间，全国兴修水利1.07万多处，灌溉田地达36万多顷。各地还开发了大量淤田。据王安石估计，京畿一路的淤田，每年可以增产粮食几百万石。

2.方田均税法

针对当时的田产不实、赋税不均的弊病，1072年8月颁布了《方田均税条约》，规定每年9月，由县官丈量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按照土质肥瘠，分等级规定税额。结果，丈量出大批被官僚大地主所隐瞒田产，迫使豪强大姓不得不交纳赋税，纠正大地主“有产无税”的不合理现象，为北宋王朝增加了税收。

3.青苗法

各地政府在夏、秋未熟之前，借钱米给主户，主要是贷给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收成之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还钱。这种措施是为了防止豪强大姓趁农民青黄不接之际，索取数倍的高利，以致造成大批农户流亡。正因为青苗法堵塞了官僚大地主放高利贷的渠道，才遭到他们猛烈的攻击和反对。

4.免役法

免役法就是由国家出钱雇人充役，按户等收免役钱，乡村四等以下户不纳。那些原来可以免役的官户，也要按定额的半数缴纳，称为助役钱。这对于过去所实行的把负担都转嫁到农民头上的差役法来说，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办法。

5.均输法

1069年颁行均输法，是为了纠正税收上的流弊。均输法是由政府派出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财赋，统一采购物资，防止富商大贾操纵，力求“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这项措施限制了大官僚兼富商的私利，遭到了他们的反对，攻击均输法是“渔夺商人毫末之利”。

6.市易法

政府在京都汴京设立市易务，以一百万贯作为流动资金，控制商业贸易，收购或出售物资，调节物价。中小商人可以向市易务赊购货物，也可以贷款，都是年息二分。市易法后来从开封推行到各地，打击了富商大贾对商业的垄断，使北宋政府从大商人手里夺取商业上的利益。

7.保甲法

宋神宗、王安石在“强兵”的工作中，改革了兵制，裁减50岁以上的老弱士兵，精选部队。经过减并之后，全国兵额下降到不及80万，减了三分之一，“不惟胜敌，兼可省财”。兵制改革中，北宋政府还在各地区设置将领，负责教练军队。保甲法就是在整顿军队的同时，规定乡村民户以10户组成一保，50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地主分子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证。主客户有两丁以上的，都要抽一人为保丁，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保丁平时负担巡逻、放哨，遇有“盗贼”，报大保长追捕。如果保内发现“强盗”，知情不报，同保人都要连坐治罪。保甲法维护地主阶级统治，防止农民反抗的目的，那是很明显的。

以上是王安石新法的主要内容。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打击了大官僚贵族、大商人对人民的疯狂掠夺，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财力的再调整，“损有余以补不足”，力求“民不加赋而国足用”。正因为限制了大官僚贵族的经济特权，新法遭到守旧势力的猛烈反扑和围攻。

本文选自这里

主要成就：推行维新变法，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收复五州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 。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本文选自王安石_网络

❹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是什么

熙宁二年（1069)擢拜参知政事，次年升任宰相，推行变法。以富国强兵、扭转积贫积弱趋势为目的，富国强兵则以理财为先务，理财则首重开源，其次节流。

王安石变法由于内因外因的双重因素最终以失败告终。对于王安石变法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变法有了一定的成效，积贫局面有了改善王安石推行的一些列新法，都有利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包括青苗法，市易法等均是理财措施，这些新法都很大程度上都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上添了一大笔。自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新法推出后，国库充盈，资金充裕，其变革期间所增加的收入足够北宋近20年来的花销，足以看出其成效有多大了。

❺ 熙宁变法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❻ 简述熙宁变法的背景,重要内容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1.背景
（1）三冗危机
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冗员”）。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2）内忧外患
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
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2.内容
（1）富国之法
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作用：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局限：强制农民借贷；利息偏高，农民负担依然沉重。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作用：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生产发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局限：对贫苦人是沉重的负担。
方田均税法：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作用：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
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
作用：水利工程广为修建，保证了灌溉；耕地面积增加， 农业生产发展，政府税收增加。
局限：兴修水利数量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强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人民负担。
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
作用：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均输法：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作用：降低国家支出，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
（2）强兵之法
北宋政府奉行养兵政策，士兵多但良莠不齐；集中军权、更戍法直接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将不识兵、将无常兵、将帅指挥受制太多，其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士兵经常换防，缺乏训练，素质低下。
保甲法：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作用：加强对农村的统治，维护农村社会治安； 建立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节省了大量的训练费用。
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作用：提高军队士兵素质。
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
作用：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
保马法：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22]
作用：马匹的质量和数量提高；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
军器监法：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
作用：武器生产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改善。
（3）取士之法
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
宋代科举培养和使用，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
改革科举制度：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增加法科。
作用：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扩大考选名额。
整顿太学
三舍法：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惟才用人
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❼ 熙宁新法是什么

宋帝赵祯庆历年间的“新政”失败后，守旧势力再度控制朝政，在“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下，宋朝统治集团依旧将“内忧”置于首要的地位，致使自宋初以来百年间的种种弊政不断加剧，尤其是“三冗三费”问题日趋严重。宋廷官僚机构在赵祯在位时已是极为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军功、进纳、胥吏出职等多种途径均可入仕。宋真宗时，文武百官约为9700员，至赵祯皇韦占年间（1049 ～1054），已增至17000余员，其中尚不包括未被差遣的京官、使臣及选人等。其后竟高达24000余员。宋初，全国总兵力约40余万，分为禁军、厢军、乡军、蕃军，之后为守卫京师之需，不断加强禁军，又以募兵养兵之制，防范饥民的骚乱，于是军队数量巨增，赵祯时，仅禁军即达80万人，总兵力高达140余万。冗官、冗兵，加之挥霍浪费，开支无度，又导致宋廷年度支出逐年猛增。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朝廷岁入2224余万余缗，当年尚有大半节余。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岁入15085余万缗，岁支出12677余万缗，尚余2407万缗。赵祯皇枯元年（1049），岁入12625余万缗，“而所出无余”。到英宗赵曙治平二年（1065）时，岁入11613余万缗，岁支出12034余万缗，又有非常支出1152余万缗，当年即亏1573余万缗。朝廷收人逐年减少，而支出却有增无已，亏空数额逐年扩大，“累世所藏，几乎扫地”。

为解决朝廷府库入不敷出的窘困境地，宋廷便采取搜刮盘剥百姓财富的办法，不断增加赋税徭役。赋税中除保留前代的“二税（田税）”外，又有“加耗”、义仓税、身丁税、杂变税、支移折变等诸多名目。徭役之外，尚有差役（职役），城市中则有“科配”。如此繁重的赋役已使社会中下层百姓难以应付，而宋廷又“不抑兼并”。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宋初以后，土地兼并亦不断加剧，“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这不仅使下层百姓丧失土地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剧，又影响到朝廷赋税收入的增加，更使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各地农民抗税、杀贪官污吏及豪强地主等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宋朝统治危机四伏。

边境局势亦风波不止。虽有“澶渊之盟”，宋辽之间再未发生大的战争，但西夏倚契丹为援，侵边不止，辽亦借西夏之势邀索不已。辽、夏两国自北、西北二方构成“犄角之势”，夹困宋朝，亦加重了宋朝统治者的“外忧”之感。

“外忧内患”与人不敷出更清楚地显现出宋朝的“积贫积弱”国势。为扭转这一局面，继“庆历新政”之后，又有一些官僚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某些变更。庆历八年（1048），陕西转运使李参为解决当地驻军粮草不足的困难，于百姓春荒之时，“令自度谷麦之人，予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即由官府借贷帮助生产。到皇祐占五年（1053），当地军粮已自给有余。两浙转运使李复圭等曾改差役为募役，个别地区亦实行过令民户代官府养马，以解决军马之需。这些措施的实行，都收到一定的成效。

嘉枯八年（1063）三月，赵祯病逝，庙号仁宗，其继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皇帝的更替，给“庆历新政”后受沉闷保守的政治气氛压抑的改革派势力带来希望。面对仁宗遗留下的弊政，赵曙也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的看法，流露出“更张”的意图。但仁宗的曹皇后此时以太后身伤垂帘听政，她认为“祖宗法度不易轻改”。对赵曙的言行极为不满，处处加以提防，甚至“权同处分军国事”。曹太后的党羽秉承其意图，亦与赵曙处处为难。一度太后与赵曙间矛盾重重，赵曙为之气恼，口出“太后待我无恩”之语。后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的劝解，母子间的关系稍有缓和，曹太后遂还政于赵曙。但在此过程中，枢密使富弼未介入，恐赵曙执政于已不利，又对韩琦耿耿于怀，竟辞官而去。刚刚执政的赵曙原本身体多病，又见辅臣间如此勾心斗角，不禁忧虑重重，终未及有所作为，即于治平四年（1067）正月病故。其子年仅20岁的赵顼即位，是为神宗。

赵顼“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即位前，即常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对真宗、仁宗之时的朝政弊端深感其危害，有意革除。及即位后，更欲有所作为，想效仿唐太宗，也希望自己的身边能有像魏征那样直言敢谏的辅臣，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赵顼选中了王安石。

王安石像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自幼随其父赴任而辗转南北，且百家诸子之书，无所不读。中进土第后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七年，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事。此后历任舒州（治今安徽潜山）通判、开封（今属河南）群牧司判官。嘉枯二年（1057），调任常州（今属江苏）知州。次年，调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未几，召为三司度支判官。多年在地方任官的经历，使他更多地接触和了解社会，尤其是对社会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深感忧虑，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宋朝的统治“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据此，王安石向宋帝赵祯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改革，以彻底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万言书》中，王安石明确指出宋朝统治的时弊及改革之策。首先是吏治败坏，官吏多为“不才苟简贪鄙之人”、“奸悍无赖”之徒。学校传授仅“讲说章句而已”，实属“无补之学”。科举选士、恩荫任子而步入仕途者，不懂治世之道，“无用于世”，故需革除其弊端，从地方上选拔治世人才。其次，官吏侵渔百姓，尤其是下层官吏俸禄微薄，“委法受赂，侵牟百姓，往往而是”，故需发展生产增加财税收入，“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因此改弦更加迫在眉睫。王安石以历史为鉴，指出“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他疾呼道：“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王安石的此番改革主张，并来受到赵祯及在朝宰执的重视，奏书上呈，竟石沉大海。六年，王安石充任知制诰，仅负责为宋帝起草文书、诰令。虽然他的改革主张未被采用，却因此受到要求改革的士大夫们的推崇和敬重，引起社会的重视，王安石的声望日渐提高，企盼改革的士大夫将厚望寄托于他的身上，期待他登台执行，推行改革。

赵曙在位时，王安石感到变法尚未成熟，故借母亲病故，居丧金陵（今江苏南京），屡召不起，而于家中收徒讲学，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主张，这为其后的变法实际培养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此时尚未继位的太子赵顼却很赞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极想与他当面交谈，商议治国之道。及赵顼即位之初，即于熙宁元年（1068），起用王安石充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便同年轻的宋帝赵顼一道议论治国之道，悉述自己改弦更张的主张，深得赵顼赏识，要求他“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与此同时，官僚集团中及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独负天下盛名的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不过，赵顼起初仍不敢重用他，而仍想得到富弼等一批旧僚老臣的支持。但当赵顼即位后召见富弼，商议治世之道时，得到的却是消极悲观的回答，不禁大失所望，遂于熙宁二年（1069），令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使改革得以推行，宋廷专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吕惠卿主其事，章悖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三年，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其“变风俗，立法度”思想的指导下，终于形成了宋帝赵顼熙宁年间的变法高潮。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旨在“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即富国强兵，以此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其为富国而推行的新法是以发展生产，充实朝廷府库为先，自理财入手，“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方面，陆续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新法。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等新法，以提高兵将的素质和军队的战斗力，改变对辽、西夏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为推进改革，培养人才，王安石对科举制度、中央及州县学校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颁行贡举新制，以经义取士；令太学实行“三舍法”，“取学行卓然尤异者”，“取旨除官”。王安石认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为统一思想，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以及《诗义》、《书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1075）颁行学校，作为教材，并以此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和选官的参考。其间，又重置武学，新建律学，改建太医局，以适应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社会所需。

王安石及其改革派官僚所实行的变法虽是维护和加强宋朝的统治，但所行“新法”也不可避免地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新法一提出，便遭致以两宫太后、皇亲国戚、老臣旧僚等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串通一气，共同指责、抨击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及其新法，甚至向宋帝赵顼施加压力，迫使废止新法，因而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自始至终都极为激烈。翰林学士司马光为首的一批朝廷内外官僚，更是不择手段诋毁改革派，造谣生事。判大名府韩琦为反对实行青苗法，上奏宋帝称此法是“官放息钱”，并谎称百姓亦不愿请贷青苗钱。赵顼看后，却认为“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王安石虽据理力争，仍无法解除赵顼的疑虑。且赵顼的动摇，已严重影响到改革的进行，王安石无奈，只好称病，请求辞职。赵顼虽对变法左右摇摆，但最终还是希望能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故只得挽留王安石继续执政。不过与改革之初的态度相比，赵顼对王安石的信任与支持已明显减弱，变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与危险。六年，免行法颁行后，皇亲国戚及宦官因其恣意勒索受到限制，再度掀起反对变法的高潮，赵顼也因此更摇摆不定，甚至亲自出面阻止免行法的实行。在此形势下，改革派官僚中也有人畏缩不前，附和守旧势力，抵制变法，排挤王安石。七年初，天下干旱，反对派利用天灾攻击变法，向赵顼上《流民图》，诬蔑“王安石变乱天下”，赵顼因此“流涕退，命安石议裁损之”。王安石感到新法难行，自己已无法继续执政，遂恳请辞官。四月，王安石被罢去宰相职，出任江宁府。

王安石辞相后，曾推举韩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但吕惠卿却未继续推行变法，而是标新立异，结果“民不胜其困”。更为甚者，他唯恐王安石复相，威胁自己的宰执地位，便于朝中处处争权，从不将韩绛放在眼里。吕惠卿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人士的极大不满，一时间，“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韩绛借机向赵顼请求召王安石返朝，恢复宰相之职，以继续推行变法。八年（1075）二月，赵顼采纳韩绛的建议，重新起用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接到诏令，立即赴开封就职。

王安石复相后，重又恢复新法，以期尽快富国强兵。可此时变法更是困难重重，改革派内部的分裂愈演愈烈，吕惠卿非但不支持和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寻机打击、诽谤。六月，王安石因患疾，赵顼为使其养病，特许他少预政事。然而吕惠卿却上奏称他“屡称病不治事，积事以委臣”，公开与王安石对抗。虽然十月间，吕惠卿遭御史以不法之名弹劾，出知陈州，权三司使章停也因受牵连遭贬，出知湖州。改革派内部的分裂已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变法已难以继续推行下去。王安石对此深感忧虑，尤其是昔日的变法同僚竟釜底抽薪，更使他忧心忡忡，自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被常出于交游之事”。不仅如此，赵顼亦不再重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经常不采纳他的建议，变法实际上已无法推行。九年初，王安石屡次上书，请求辞官。六月，其爱子王雾病故，使王安石受到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十月，赵顼接受请求，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出任江宁府。但他并未上任履职。十年六月，王安石又辞去江宁府一职，从此闲居。赵煦元事占元年（1086），以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执政，废除此前推行的新法。王安石闻讯悲愤不已，四月，郁然病逝。

❽ 熙宁变法的主要内容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机构改革

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市易法增加了财政收入。
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
税赋改革

方田均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均输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但是王安石以内藏钱五百万，上供米三百万石为本钱，行使均输法，汉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刘晏行使均输法都不另拨本钱，所以王安石的均输法也算是创新。[2]熙宁二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 王安石变法
青苗法：青苗法起源于陕西转运使李参，所以青苗法是一个地方实践后推向全国的产物。[3]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兴修水利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
军队改革

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 一、 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 二、 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
保马法：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宋代武器原归中央三司胄案和诸州将作院制造，质量粗劣，严重影响战斗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科举改革

关于科举和教育制度改革，王安石主要依靠的理论来源就是王安石在宋仁宗嘉佑五年由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转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主要谈到当时科举和教育的弊病主要是课试文章主要是章句之学，以及人主没有陶冶人才，所以提出“养之、教之、任之”的方法。[4]
三舍法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贡举法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断案。
三经新义：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神宗正式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次年，神宗任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由吕惠卿、王雱等兼修撰，《诗》、《书》、《周官》等书。在重新训释经义时，王安石确定了这样几条原则：-、训释经义，是为了破除"伪说"，教育士子，使其符合"盛王"时的做法；二、要恢复经文本义，打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反对汉以后烦琐的章句传注使源流失正的陋习；三、阐明经文义理，反对对经义的曲解和烦琐学风。熙宁八年(1075)，《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完成，合称为《三经新义》，其中《毛诗义》二十卷、《尚书义》十三卷、《周官新义》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作为托古改制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一个月后，《三经新义》便被颁赐给宗室、大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以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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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中有关土地制度的规定有哪些

王：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和《式》颁行。此法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十一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农田水利利害条约》。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果工程浩大，受利农户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按借青苗钱的办法分两次或三次纳官，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凡能提出有益于水利建设的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均按功利大小酬奖。此法是王安石主张“治水土”以发展农业，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措施1）废井田、开阡陌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废止“田里不粥（“粥”同“鬻”，音yù）”的原则。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❿ 关于熙宁变法关于演讲稿

熙宁变法演讲稿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熙宁变法。
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又发生多次战争。但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又加速了北宋的矛盾，从而产生三冗危机。虽然北宋在危机出现前实行了很多政策，但想法不对，操作不当，更雪上加霜。
后来，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变法。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在机构改革方面采用了 制置三司条例司、市易法、保甲法。在改革税赋方面，方田均税、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又兴修水利，军队改革方面，采用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科举方面，采用三舍法、贡举法。
虽然这些举动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虽然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失败了，主要原因是在于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纵观改革方面，这次改革还有许多方面要改进。(一) 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 (二) 政策执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于是这次改革最后失败。这次改革也留给了我们大量反思啊！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我只是大体给你总结了下这次改革，你留着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