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案例分析

1. 求！电子政务的案例分析材料

子政务不仅仅能够增强我国政务透明度、提高政府服务质量，而且能够服务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电子政务的建设，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提供了很多便捷的渠道，在互联网普及的地方，政府网站已逐步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重要的交流渠道。通过政府网站，政府能够加强与公众沟通和民意征集，让人民群众更大范围地参政议政，并在做好服务的同时接受公众监督。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国内各政府职能部门的网络基础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不同部门的局域网已经基本搭建完成，甚至有些地区已经形成了城域网的基本雏形。从具体应用效果看，政府内部通过网络化沟通和信息共享，办公效率大有提高。虽然，近几年我国电子政务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制约着我国电子政务的进一步发展。

(1)政府对电子政务的系统性及其在信息化建设当中的地位认识不够，缺乏明确的发展策略

我国在发展电子政务方面存在不少错误认识。一种是把电子政务仅仅当作政府部门的计算机化，不重视软件的开发和政府业务流程的整合，而是用计算机系统去模仿传统的手工政务处理模式，结果很多政府部门的计算机设备成为高级打字工具，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种是简单地把电子政务等同于政府上网，以为把政府一些政策、法规、条例搬上网络就万事大吉，没有把传统的政务工具同网络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电子政务的系统性及其在信息化建设当中的地位缺乏认识。

(2)电子政务的发展存在重新建轻整合，重电子轻政务的现象

“电子政务”的关键是“政务”，而不是“电子”。但不少领导者只是把电子政务当成一种新技术。以为只要投资，有了硬件设备就算建成电子政务。事实上，电子政务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否则，利益冲突无法协调，标准规范无法统一，系统无法一体化，资源(包括信息)无法共享，重复建设无法避免。因而，把电子政务落到实处的关键还是在“政务”上，电子只是为政务提供支撑和服务。提高电子政务水平的关键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对政府行为、公共管理行为的研究和改进。

(3)保障电子政务发展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电子政务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律法规环境。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为了促进电子政务的发展，都制定或修改了相关法律。然而，我国在保护电子政务信息安全方面的电子政务立法一直是滞后的。我国目前电子政务的法律法规很不健全，只是由行政机关对互联网管理出台了一些限制性的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化缺乏基本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如缺少政府信息公开法、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法。原有的一些法律已不能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要求。法律法规的欠缺势必阻碍电子政务建设的进程。

(4)电子政务的发展缺乏统一规划，领导机构不健全

目前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缺乏宏观规划，国家没有提出明确的电子政务发展目标，也没有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各地电子政务的建设是各自为政，采用的标准各不相同。机构还很不健全，作用也很有限。主要表现在:一是体制不顺。如，国家信息办公室归国务院领导。但地方政府的信息办公室(或称信息中心)则有的地方归政府办公室领导，有的地方归科技部门领导，有的地方属于政府的职能部门，有的地方则成了事业单位。二是职能不清。本来政府部门的电子政务领导机构应统一领导、管理电子政务工作。但是，现在普遍担负不起这个任务。即政府对公众的电子政务和政府对企业的电子政务服务等，尚无职能部门管理。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重要原因。

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题 2. 2010年12月1日，鞠某向某区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某区房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谓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不合法。这个信息应该是房管局保存的，即使不存在，也要告诉行政相对人该信息的存放地点。

3. 基于超期答复的政府信息公开被判违法案例法律分析

1、案情介绍
李明（化名）是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海安镇X号的村民，他在南通市海安县海安镇X号拥有集体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2011年7月，因连申线航道整治工程海安段建设项目，拆迁主管部门在未将拆迁范围、拆迁期限、拆迁审批文件等予以公告的情形下，要求李明签署没有任何批准文件为依据的拆迁补偿协议，这种明显的不公和违法行为，使得李明意识到自己的权益被践踏，如果不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将会使自己成为这场拆迁博弈中的“悲剧”人物。于是，李明下定维权的决心，找到在业内享誉盛名的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的王优银律师和崔凤荣律师，委托他们为自己维权。

2、法律分析
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考虑到拆迁案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王优银律师和崔凤荣律师为了收集到更多有利的证据，决定于2011年12月7日向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人民**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海安县人民**书面公开李明房产所在区域集体土地被征为国有的征地批文、红线图、建设项目用地呈报说明书、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用土地方案、供地方案等相关政府文件信息。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人民**于12月9日收到申请，但其在超过15个工作日后，却未予以公开以上信息，也未作出任何答复。这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似乎落得“石沉大海，无人问津”的结局，但这样的结果却也在律师们的掌控中。那么迟迟不肯公布这些信息，是不是也意味着这里面的利益纠葛是不为我们所知的呢？

律师们，决定于2012年1月20日向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确认被申请人海安县人民**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行为违法。行政复议时，律师们提供了如下证据：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3、邮件跟踪查询记录。原来，当事人在律师的指导下，就已经在开始的时候做下这样的准备收集好证据，以备不时之需，现在看来是很有必要的。律师所采取的每一步的措施都是为了下一步的行动埋下伏笔，最终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3、判决结果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最终于2012年3月29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作出公正的行政复议决定：确认被申请人海安县人民**超期答复的行为违法。
4、律师建议

4. 1,《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新闻学,传播学,产生的影响 2,找出一些传播障碍或传播隔阂的案例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会新闻学,传播学,信息的透明度变高影响、信息的监督力度增强、保证新闻信息的严谨度，具体如下：

1、信息的透明度变高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会使得信息更加快速，透明，及时的传播到老百姓的视野。而且对于也不会像以往一样，存在隐瞒，谎报等的现象。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

2、信息的监督力度增强

政府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当于政府参与到信息的公开中，是新闻学和传播学是一个有力的监督，同时根据该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参与到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3、保证新闻信息的严谨度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当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保证行政机关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

这样的情况下，新闻工作者在发布信息的时候必须保证准确无误，不会出现各种不够权威，没有证据的新闻。

国家的宣传口径、媒体管控、电影审核等意识形态方面的管控其实就是在一个社会中设置了层层障碍。包括如今党国的网络环境的高墙，也是一种传播障碍。

而传播隔阂更常见，当大陆的一些人被新闻联播或国家的阅兵仪式感动得时候，外国民众是不能理解甚至看不起这种情怀。

5. 五类案件是哪五类

法律分析：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上级机关交办、督办的案件等“五类案件”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逐步增加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加强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与政务服务平台融合，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在线办理水平。

第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批评和建议。

6. 行政案件当事人对政府信息公开不服起诉法院要求重新公开能否立案

为正确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下列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的；
（二）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符合其在申请中要求的内容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当形式的；
（三）认为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或者依他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
（四）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该行政机关拒绝更正、逾期不予答复或者不予转送有权机关处理的；
（五）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可以一并或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一）因申请内容不明确，行政机关要求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且对申请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告知行为；
（二）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政府公报、报纸、杂志、书籍等公开出版物，行政机关予以拒绝的；
（三）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制作、搜集政府信息，或者对若干政府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加工，行政机关予以拒绝的；
（四）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政府信息公开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行政机关告知其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的。
第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义务，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告知其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对行政机关的答复或者逾期不予答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作出答复的机关为被告；逾期未作出答复的，以受理申请的机关为被告。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公开该政府信息的机关为被告。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组织为被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
（一）政府信息公开与否的答复依法报经有权机关批准的，
（二）政府信息是否可以公开系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
（三）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的。
第五条 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政府信息的，应当对拒绝的根据以及履行法定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的情况举证。
因公共利益决定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政府信息的，被告应当对认定公共利益以及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理由进行举证和说明。
被告拒绝更正与原告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的，应当对拒绝的理由进行举证和说明。
被告能够证明政府信息涉及国家秘密，请求在诉讼中不予提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被告主张政府信息不存在，原告能够提供该政府信息系由被告制作或者保存的相关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
被告以政府信息与申请人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为由不予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原告对特殊需要事由作出说明。
原告起诉被告拒绝更正政府信息记录的，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过更正申请以及政府信息与其自身相关且记录不准确的事实根据。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应当视情采取适当的审理方式，以避免泄露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政府信息。
第七条 政府信息由被告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保管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政府信息已经移交各级国家档案馆的，依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政府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不予公开范围。
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但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九条 被告对依法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公开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被诉不予公开决定，并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公开。尚需被告调查、裁量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重新答复。
被告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符合申请人要求的内容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当形式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内容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当形式提供。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可以作区分处理的，应当判决被告限期公开可以公开的内容。
被告依法应当更正而不更正与原告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更正。尚需被告调查、裁量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重新答复。被告无权更正的，判决其转送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处理。
第十条 被告对原告要求公开或者更正政府信息的申请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答复。原告一并请求判决被告公开或者更正政府信息且理由成立的，参照第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被告公开政府信息涉及原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且不存在公共利益等法定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违法，并可以责令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根据原告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政府信息尚未公开的，应当判决行政机关不得公开。
诉讼期间，原告申请停止公开涉及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开该政府信息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公开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裁定暂时停止公开。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不属于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依法属于不予公开范围或者依法不属于被告公开的，
（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已经向公众公开，被告已经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的，
（三）起诉被告逾期不予答复，理由不成立的，
（四）以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为由反对公开，理由不成立的，
（五）要求被告更正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理由不成立的，
（六）不能合理说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系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且被告据此不予提供的，
（七）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政府信息，且被告已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的，
（八）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
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7. 寻找一公共管理的案例，并做出评价…非常感谢

A、案例分析：公共管理与中国改革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公共管理所涉及的领域中各种与改革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虽然经过20多年不懈的改革、调整，但是，多年的历史积弊想在短时间内全部解决是不现实的。 归结起来，我国目前公共管理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
1、政府财政压力依然很大；
2、在行政立法和执法上，存在重立法、管理，轻执行、监督等现象；
3、政府机构依然庞大，政府职能虽然有所减少，但随着改革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政府的新职能也在增加；
4、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服务理念还较差，长官意识严重，存在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
5、人事成本居高不下。机关、事业单位仍然存在大量冗员；人才选拔录用机制、绩效管理与评估机制、晋升机制、奖惩机制和公共责任机制尚未形成；
6、行政效率低。机构层次多、职责不清，互相推诿、扯皮，缺乏服务意识、成本意识等，使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无法走出“追求高效率——低效率——无效率”的循环。

综观各国公共管理改革实践，虽各有特色，但也有共性。对中国来说，所采取的是渐进或分阶段进行的改革方式，即“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在这种改革的开始阶段，进行具有特色的试验，当取得成就和经验之后再加以推广；表现形式是体制改革由点到面，即抓住重点突破，进而逐步深化和渗透到全局的过程；具体的做法是先试点后推广，即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先在某个地方或企业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中国的公共管理过程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借鉴国外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的公共管理改革可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

答: 1、构建适应WTO要求的公共管理体制；2、按照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建立“企业型政府”；3、进一步精兵简政提高服务意识和效率；4、加强公共管理法制建设；5、推进公共管理民主化和信息化改革。 案例一: 1、案例内容介绍：北京限字当头解决拥堵是否可行 北京的街头每天都要上演无数场免费的“汽车展示会”。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期，一辆辆汽车像生了病的乌龟趴在一条条马路上，步履蹒跚，动弹不得。北京市代市长王歧山在SARS危机后公开表示：最头痛的是交通问题。

的确，再没有比堵车问题更能够触痛北京人烦恼的神经了。所以，当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要限制发展私家车和对黄标车（尾气排放量达不到排放标准的车）采取限行举措时，舆论的焦躁海洋就像被扔进一块石头，叫好叫坏之声皆不绝于耳。 数据显示：1996年北京市机动车只有100万辆，到2003年已增加1倍，达到200万辆。其中私家车就有120多万辆。2002年全市新增机动车27.6万辆；而2003年前8个月，全市又新增机动车24.6万辆，已经逼近2002年的总数。 面对汹涌而来的汽车潮流，北京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手足无措。多年来的堵车状况没有什么改善。 据了解，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权威部门对2000年北京汽车发展数量的预测仅仅是70万~80万辆，而事实上，在新世纪钟声敲响之前，北京市汽车总量就足足比这一预期数字多出近100万辆。在2000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又曾预测，到2010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才会

突破200万辆，没曾想，这个数字提早7年就实现了。为此，所有在北京生活的人们都付出了拥堵的代价。 为何出现这么大差距？一些官员的习惯性解释是，经济发展那么快，以致许多公共（如首都机场）都提前达到目标容量。 通过提高牌照费、养路费、燃油费、停车费等做法来限制私家车，是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共同做法。但限车的前提是通过引导，实现城市道路和交通资源的最优化配臵。而北京市道路交通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是摆在北京市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在出租车和私家车大幅增长的同时，北京市地铁和公共车加起来对城市交通的分担率却不足30%，离80%的期望值相距甚远。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在下降。 许多去过欧美国家考察的人士均认为，与东京、纽约、巴黎等国际城市相比，北京的马路并不比人家窄，停车场不比人家少，车辆也不比人家多。但交通拥堵现象却日趋严重，难以缓解，以致严重影响城市运转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一家大型出租公司老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抛开别的不谈，单单十字路口的管理、出口和路标设臵的混乱，就使得现有交通资源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 除了提出要限制发展私家车外，北京市有关部门还针对一些车辆采取限行举措。北京市公安局和环保局联合宣布，从2003年9月1日开始，在部分路段对黄标车限行。 北京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对媒体解释说，限制黄标车是为了改善交通状况，提出大气环境质量。他们从今年3月就开始研究、认证这项规定的可行性，所以这项规定“绝不是仓促出台的”。但黄标车主们却普遍有遭遇突袭的感觉。因为，限制黄标车出行的措施，从发出通知到开始执行，只有一个来月的时间。他们的质疑是：这项措施涉及30万辆车，事关数十万人的利益，为何事前不搞听证？从3月份就开始研究、论证，为什么外界一点不知道？ 据了解，黄标车改造的费用动辄三五千元，有的多达数万元，一些进口车根本就没办法改。但两部门对其新政策带给这部分人的损失，没有考虑做出任何补偿的规定。 一位车主在互联网上质问：按北京市的规定，一部汽车使用寿命私家车为10~20年，我们在1995年买的汽车，符合当时的所有法规。为什么突然要让旧车实行新标准，这符合法律吗？（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根据作者胡奎的文章改编） 2、思考题：你如何评价北京市政府的限制措施？试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加以评析。 第一，北京市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建立多元的信息系统，确保多元信息过程的常规运作。通过良好的沟通和有效的信息交流，整合和协调公共管理的行动。广大车主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公布信息的突然性太强，让人措手不及，这有损人民利益。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信息系统是十分重要的。这一信息系统也可在公共事件的早期预警方面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类似情况，信息沟通和交换可以保证政府做出及时和准确的决策，协调行动。 第二，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对个人利益有所损害，要由政府实行公共补偿。这一措施这在国外是很普遍的。改善交通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对应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和安全，其相应的成本付出应由政府承担，而不应当是个人独自担承。政府应把个体经济利益摆上适当的位臵，实现了二者的有效平衡。这样才有利于培养民众的社会责任心，百姓对政府也会更加信任，更有安全感，以便形成良好的利益互动机制，形成应对公共事件的高效运转的社会机制。 第三，系统分析造成北京拥堵的多方面原因，多渠道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仅仅靠这一个措施。比如交通问题除了车辆过多的原因，还有道路本身的问题、交通设施不完善、标志信号模糊、甚至信号不健全等问题。就针对各方面问题提出多种解决方案。

8. 政府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如何加强危机传播管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社会政府面临的新挑战。本文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类型研究的基础上，从多学科的视角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进行了解析，并且有针对性地从“更新危机传播理念”、“完善危机管理组织”、“搭建网络对话平台”、“改进危机传播策略”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完善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危机传播管理。

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呈明显上升态势，网络上“一呼百万应”的现象屡见不鲜。互联网、手机、即时聊天工具、博客、播客、BBS、微博客等新兴传播媒介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公共沟通方式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求。能否适应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更新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危机传播管理的理念，有效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亦是衡量各级政府媒体应对能力的重要标准。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类型研究
概念的界定是类型研究的基础，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类型研究需要从概念角度对其内涵加以界定。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一种新的特殊形式，它伴随着网络的出现、发展以及网络对现实影响力的加深而出现。依据不同的判断准则，网络群体性事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常具有反社会的特征，它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网络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进行政治诉求和干扰社会秩序的活动。广义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不一定具有反社会性，是指“网民群体围绕某一主题、基于不同目的，以网络聚集的方式制造社会舆论、促发社会行动的传播过程。”[1]
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态来分析，单一的分析维度很难将所有的类型囊括其中，而且简单化的分类方法不利于揭示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问题的解决。因此，笔者尝试构建“四维分析模型架构”，从多维视角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并强化分析维度间的内在联系，以期建立更加科学的分类标准体系，为政府解决网络群体性事件提供理论依据。
图：网络群体性事件分类的“四维分析模型架构”（抱歉：图示显现不出来）

有无组织
有无矛盾基础关
网络扮演何种角色
有无直接利益冲突

在图示中，“有无矛盾基础”、“有无组织”、“有无直接利益诉求”以及“网络扮演何种角色”四个因子影响着网络群体事件的生成与类别。这四个因子彼此联系、相互制衡，共同发挥着作用，主要体现如下：
“有无矛盾基础”是区分网络群体性事件类别性质的重要依据。从矛盾的性质来看，网络群体性事件主要可分为两大类：无矛盾基础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和有矛盾基础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对于无矛盾基础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而言，无论有无组织、有无直接利益诉求，自虚拟空间引发现实群体暴力性事件的可能性不大，如贾君鹏事件、“犀利哥”事件。对于有矛盾基础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不论组织形式、表现形态如何，都会对现实社会造成较强的冲击。危机传播学者恩里克·克兰特利将其归入“分歧型”危机类别，而且指出该类群体性事件矛头通常指向核心制度、主流价值观或社会结构，挑战现有秩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威胁更大。[2]对于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政府在精力分配、传播策略的设计、公共管理的方式方法需要进行区别对待，重点是对后者的管理。
对“有无组织”和“有无直接利益诉求”两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可以得出网络群体性事件类别的主要外化形式：第一类是“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网络群体性事件；第二类是“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网络群体性事件；第三类是“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网络群体性事件；第四类是“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网络群体性事件。这种二元维度交叉的分类标准，对政府精确认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形式大有裨益。
从目前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来看，网络主要扮演着以下三种角色：群聚空间的提供者、组织串联的工具、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根据网络“推动”与“引发”的双重效能，我们可以看到网络群体性事件主要呈现出三种样式：一是网络空间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有网络聚集热议、网络召集签名、网上集体祭奠等；二是以网络为中介的现实群体性事件，如抵制家乐福事件、7·5事件等，虽然利用了网络的传播特性，但仍属于传统的聚众行为；三是网内网外互动发生形式的群体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第三种样式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可以视为前两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综合，网络的“引发”功能体现得更加明显。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解析
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类型进行解读的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对其成因做更加深入地分析。除了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传播学的解读外，从现在的研究来看，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和处理主要还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将群体性事件作为突发公共危机的一种，强调政府的回应性与应急处理；[3]二是将群体事件归咎于社会结构的失衡，主张通过缓解结构性紧张来协调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4]三是将群体性事件作为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认为其将随着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而逐步消失；[5]它们也分别代表了行政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有学者试图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确立更加宏观的理论体系来解读群体性事件，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的童星与张海波整合危机管理和风险社会这两大理论，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整合分析框架，即由风险社会到公共危机。前者基于风险理论，后者基于危机研究，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二者之间具有实践性因果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统”（continuity）。采取风险与危机综合分析框架理解群体性事件，他们认为“群体性突发事件并非只是事件，更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逐步演化的动态过程。社会风险具有累积性、动态性和非线性，管理的重点是控制社会风险的扩大”。[6]
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更倾向于从“制度供给不足”的角度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进行解析。他们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其合理诉求的表达、反馈渠道不畅，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网络群体性事件虽然发生在网络之上，但是对其的理解需要从网下的现实层面进行探究，离开现实层面的制度供给则很难实现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解决。现阶段，制度供给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社会协调机制的缺失、监督制度与行政制度的不完善、公民表达机制的不健全等方面。增强制度供给，破解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乃是标本兼治之道。
三、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危机传播管理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笔者引入了危机传播管理的概念。沟通，或者传播（communication）是危机管理的核心问题，这是由危机传播的如下属性决定的：作为环境的传播——一切危机线索皆在特定的传播与舆论环境之下展开；作为手段的传播——化解敌意、实现协同非倚重沟通而不可为；作为目的的传播——危机场域之下的对话本身即具足人本之意。目前，各级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沟通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正如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郁建兴所言:“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事件发生后，地方党委负责人通过互联网与网民进行坦诚交流，这是一个相当睿智的做法，不仅有利于疏导网络民意，而且还表明了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开放和自信。”[7]笔者将试图从更新理念、完善组织、搭建平台、应对策略四个方面来探讨如何完善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危机传播管理。
1、更新危机传播理念，实现从“应对”到“管理”再到“治理”的范式变迁
在危机传播管理研究的初期，研究的范式主要停留在“问题——解决”的应对层面，技巧性的研究是主体。荷兰危机传播学者乌里尔·罗森塔尔将公共危机的管理理念从“应对”推进到“管理”，可谓是一大进步。相对于应对，管理是一种制度化的行为。危机传播学者胡百精对危机传播管理也有其独到的认识。他在其主编的《中国危机管理报告（2006）》中就提出了“危机传播管理事实与价值模型的理论假设”。在理论假设中，他引入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明细地勾画出了危机管理系统的基本结构：作为实践路径的危机应对模式、作为行动框架的危机管理战略、作为思想指南的危机发展观。[8]这一结构具备明显的内源性特征和开放型特征：它将危机管理嵌入科学发展观、嵌入组织的战略体系；同时对各种合理、有效的管理模式和学科资源开放，以期实现转危为安、化危为机之境。
无论是“应对”还是“管理”，从政府立场出发的单级思维缺陷仍无法避免。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所构建的传播语境映示着真正“沟通”（communication）时代的到来。从“管理”到“治理”，政府面临着时代的呼唤与要求。治理的主要任务不是进一步强化政府的角色和定位，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民众等多元力量的互动和沟通，寻求多元主体之间的平衡。这里面有两层涵义：一是权利的平衡，即保证政府主体之外的其他多元主体适度的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二是义务的平衡，即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明确其他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培养其主动识别风险，消除风险意识，而不是被动地、撞击式地对风险做出反应。
2、完善危机管理组织，发挥网络危机管理专业机构的核心作用
危机管理机构的设置。目前，我国各级政府普遍设立了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应急协调指挥中心、应急办公室等危机管理机构，并且在各类危机的应对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在国家管理层面尚未成立专门的危机管理实体，以致危机下各部门共同出击，出现推诿塞责、“山头主义”和“应对不当”等情况，带来了资源的巨大浪费。此外，各级政府应急管理体系虽然建立了大量的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并作为决策系统的组成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缺乏一个面向公众的应急管理和舆论管理机构，尤其是没有建立起与网络媒体相匹配的反应、互动、决策机构。我们呼吁及早成立国家层面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下属专设网络危机事务管理部门，加强对网络舆情的预警、监测和反馈，及时应对可能由从网上演进到现实的群体性事件。
危机管理团队的组建。危机管理团队管理规模和结构的确定，要坚持功能导向和资源导向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功能与资源的双导向原则，一个合理的网络危机管理团队主要应该由单位“一把手”及主管领导、网络危机传播领域的专家、网络新闻发言人、网络信息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组成。单位“一把手”及主管领导进入团队，有利于从全局做出决策，最大限度地配置和协调资源，使得危机管理计划得以最坚决、最彻底的执行。网络危机传播领域的专家主要发挥“智库”的作用，他们能够更专业地剖析各类网络群体性事件，并提供决策意见。此外他们还拥有权威、公正的第三方身份，有利于面对媒体和网民澄清事实、建立信任。网络新闻发言人在危机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对话已经成为政府危机管理共识的今天，网络新闻发布的优势更加明显，政府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即时、主动、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而且可以与网民形成良性互动，解疑释惑，引导舆论。掌握尖端网络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则为网络舆情的预警、信息收集、趋势分析及研判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运行模式的确立。当网络群体性事件等危机事件爆发后，危机管理团队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运行模式确保事件的顺利解决。首先是掌控信息、靠前指挥。分管网络危机事务的领导需要迅速了解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相关信息，掌握各方反应。掌握全面、真实、有效的信息是危机管理决策的基本前提。对于可能或已经在现实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主管领导还需靠前指挥，使现场处置和新闻发布两个重要的工作系统同步进入应急工作状态。其次是发布信息，先入为主，掌控主导权。信息发布除了“说真话、立即说”以外，在危机传播渠道的开发与应用上要坚持三个原则：适切性，便于利益相关者接触；立体化，便于信息全方位传达；简单化，减少中间环节，弱化传播噪音。再次是合理处置，避免社会问题的非政治化。研究表明，很多突发公共事件，包括网络群体性事件，当事人的诉求都是地区性、行业性的利益问题。在处置的时候要注意“化解”，不轻率地将群体性事件定性为“敌我矛盾”，把社会压力分解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去逐一解决。最后是实现恢复管理。当网络群体性事件得到控制后，危机管理团队应通过持续性的努力，恢复与公众、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关系与利益关系，重塑组织形象，并实现可能的再造与超越。
3、搭建网络对话平台，重构政府与网民对话的新机制
除了发挥网络危机管理专业机构的作用外，搭建网络对话平台，实现政府与网民的有效话语沟通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若要实现有效对话，首先应当做到两点，一是要坚持信息公开。政府要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真诚公布信息，满足并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当重要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发生之初，政府就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将事实的现状、真相、背景、处理的态度和方法公之于众，避免“信息真空”状况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案例已经证实，当刺激性的公共事务出现以后，政府在第一时间话语表达的缺失导致了信息通道的堵塞和舆论噪声的干扰，舆论的畸变形态——谣言和流言更容易在网络空间得以放大和传播，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更容易形成，最终导致负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二是要避免政府官僚主义独白式话语。哈贝马斯曾指出，功能平稳的交互语言游戏必须建立在以下四个诉求的基础之上：言语是可以理解的、它的内容是真实的、言说者在言说的时候是真诚的、对言说者而言加入言说行为是正确的。[9]政府在与公众，尤其是网民进行沟通时，必须“俯下身子”，进行平等而真诚的对话和交流，避免“失语”、“妄语”甚至是错误言论的出现。
其次是要发挥政府门户网站在对话和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政府门户网站作为政府在互联网上发布政务信息、提供网上服务、集纳社情民意、接受公众监督的官方网站，同时也是政府开展危机管理的新平台和舆论阵地，具有任何媒体都无法替代的作用。从统计的情况来看，我国省、市、县政府网站的总体拥有率已达86%。但从政府网站的功能和内容、群众的认可度来看，政府网站整体水平不高。一些地方政府网站仍是按办传统媒体的思路办网站，网站的功能基本局限在信息提供的层次，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不能及时跟进，缺乏参与互动，最有网络特色的交流性没有体现出来。因此，网民在心理上与政府网站仍有较大距离。政府网站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就应切实树立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进一步推进政府上网工程建设，完善电子政务的服务功能；借用传统媒体优势，做好政府网站的推介和宣传工作；借鉴商业网站模式，对网站、网页的内容和形式进行适度创新和及时更新，增强政府与公民互动，提高网民对政府网站的认可度和支持度。
4、改进危机传播策略，增强政府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危机信息发布做到“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滚动更新、有效承诺”。在危机的告知领域，英国危机管理专家罗杰斯的3T原则，即主动告知（Tell your own tale）、全部告知（Tell it all）和迅速告知（Tell it fast），已经深入人心。[10]笔者认为，基于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变异性以及复杂性的考量，政府在进行危机信息的发布时需要做到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滚动更新、有效承诺。速报事实主要是破解新媒体时代的时间压力。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就提出了处置突发事件的“黄金4小时法则”，即在事发4小时内发布权威消息，主导舆论是平息事件的关键。“‘4小时’是考虑了需要厘清事实真相、政府各部门协调工作和完成信息披露文书所花时间所得。”[11]慎报原因主要是为政府组织力量调查真相争取时间，避免错误发布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滚动更新强调信息的跟进发布，动态地展现事件原貌，贯穿了政府与民意的互动。承诺是危机告知中一个必然却又特殊的组成部分，同时作为一种话语、姿态和行动而存在。有效承诺是指政府在信息发布时的承诺必须是可履行、可兑现的。从传播学上来看，有效承诺意味着对话者之间共通意义空间的维系，是基于危机现实，实事求是的态度。
把握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关键环节，设置议程引导舆论走向。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形成过程中，在内部规律和外部条件的支配下，存在某些关键性的环节，该环节对整个事件的发生机理、发展趋势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判断，进行决策。以云南“躲猫猫”事件为例，处置中的关键环节就是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关于参与调查“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的公告》，这一环节的意义就在于表明了政府对处置此次事件的真诚态度，使公众看到政府对“拖、堵、压、删”老模式的改变，赢得了利益相关人和网络舆论的宽容和理解。此外，政府还必须认识到关键环节并非一点，在事件的潜伏期、初发期、发展期、消弭期都可能存在关键环节，需要积极设置议题进行引导。在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故中，政府在事件爆发的初期主要回应了网络舆论对人员伤亡情况迫切知情的诉求，缩小了谣言衍生的空间，确立了权威信源形象；在发展期，政府及时回应了公交车起火原因、驾驶员如何作为以及责任认定这三个公众舆论的重大质疑并初步完成责任的认定，舆论引导初见成效。在事件的消弭期，政府将公众的视线转移到对案件的定性以及如何对城市公交改造进行建言上。把握关键环节、动态引导话题走向是今后政府在应对网络舆论时需要着重修炼的内功。
挖掘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力，推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互动。有学者曾提出网络新闻传播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是一个“二级传播”模式，即“网络媒体报道——传统媒体积极应和——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网络媒体报道——传统媒体没有应和——社会关注度低，影响力小。”[12]在这里，主要强调和突出的是传统媒体对网络议题的影响。传统媒体凭借专业信誉和雄厚的组织资源，可以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深入挖掘和采访，调查事实真相。政府应当借力而上，利用传统媒体的优势，使政府主导的真实信息传播得到不断加强，引导民间舆论场的意见表达逐渐趋于理性，并与官方舆论场逐渐对接，从而做到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引导。此外，政府还应着力推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互动，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树立开放融合、竞争合作的新理念，实现二者的互动，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自2009年11月起，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专栏、中国青年报“法制社会”版和“冰点”专刊、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联手，在天涯社区开设“主流媒体”频道，转帖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这是体制内媒体深入网络社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声音、与网民对话的一次集体尝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作用机制的不断完善，必将大大增强二者的合力，实现政府舆论引导效果的最优化。

9. 有执行案件号查不到案件

【法律分析】
1.由于系统更新慢，不能立即查询，一般情况下一周内都会查到，若还没查可以去咨询当地执行局。可能暂时未在网上公开，如果是涉及国家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当事人是无法查询到判决书的。如果想查询判决书，也可以直接到判决法院去查询。
2.知道案号可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到判决书。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逐步增加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加强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与政务服务平台融合，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在线办理水平。
第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批评和建议。

10.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的信息公开指南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进一步提高税收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国家税务总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的规定，结合我省地税工作实际，特编制本指南。
一、信息内容分类
按照“公开为常规，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本机关将对与行使职能相关的信息和涉及社会公众及纳税人的信息进行公开。公开信息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大类。
主动公开类信息主要包括：政务公开、工作动态、政策法规、纳税辅导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具体内容如下：
（一）政务公开
主要包括：规章制度；地税概况；机构职能；领导简介；计划总结；统计数据；人事信息；队伍建设；政府采购；税务稽查；行政许可和非许可审批；注税管理等。
（二）工作动态
主要包括：图片新闻；重要提示；税务新闻；通知公告；基层连线等。
（三）政策法规
主要包括：政策法规库；法规公告；最新法规；优惠政策等。
（四）纳税辅导
主要包括：税种介绍；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发票管理；纳税检查；税款缴纳；凭证账簿管理；复议诉讼；社保征缴；案例分析；税额计算；办税地图等。
依申请公开类信息主要是向申请人公开除主动公开以外的涉税政府信息。
二、信息公开方式
（一）主动公开
本机关主要通过下列方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1．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网站；
2．召开新闻发布会；
3．其他新闻媒体；
4．广东省地方税务局法规公告，地方税务杂志等。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以上方式，获取本机关主动公开的信息。
（二）依申请公开
1．申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填写《广东省地方税务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表》可以在受理机构领取，也可以在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网站上下载电子版。
申请人申请提供与其自身相关的涉税信息时，应提供有效身份证件或证明文件，向受理机构提交书面申请。
（1）通过互联网提出申请
申请人在填写电子版《申请表》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受理机构电子邮箱。
（2）书面申请
申请人通过信函方式提出申请，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通过电报、传真方式提出申请，请相应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
（3）口头申请
本机关一般不受理口头申请。如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申请人可以口头申请，受理机构代为填写《申请表》，申请人必须亲自签名或者签章予以确认。
2．受理
本机关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机构为：广东省地方税务局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工作办公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00号
办公时间：8:30—12:00，14: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通信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00号
3．答复
本机关处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答复流程请参见《广东省地方税务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规程》。
三、监督方式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