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法规范

❶ 国际劳工组织论文

国际劳工组织 贸易规则
论文内容摘要：WTO制度的调整对象能否扩展到“贸易与劳工”问题至今尚有争议。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对市场份额的占有，积极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劳工组织对劳工标准的推行配合下，在WTO体制内提出贸易和劳工议题。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来说，WTO已经为贸易和劳工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制度空间。从发展态势上看，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都将对WTO贸易和劳工议题的谈判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实体规范对国际经济关系表现出愈来愈广泛的规制，它触及到传统贸易之外的一些领域，而国际福利标准即劳工问题，也是将影响现行WTO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之一。WTO内对贸易与劳工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劳工标准问题。劳工标准本是一国国内劳动法规范的范畴，是一国国内为保护劳工的权益而制定的最低保护标准。1919年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是迄今为止在制定国际劳工标准方面最具权威的组织。

WTO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的争论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
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将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是因为一国劳工标准过低会降低一国生产者产品的生产成本，如果该产品出口，就会在价格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从而影响到国外同类产品的销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狭义上应该指与贸易利益相关的劳动条件标准，它包括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劳动环境、福利待遇等，广义上还包括废除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消除剥削童工和消除就业歧视等。国际劳工标准属于国际法范畴，常以协议、宣言、宪章、公约等形式为载体。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是国际劳工标准的主要来源。当然，联合国和其他组织通过的国际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宣言和决定中的有关规定也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内容。
有学者提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关税已经大幅度下降，一些传统非关税壁垒也在逐步地被消除。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正利用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教育文化和道德标准的差异，构筑一种新型的、更为隐蔽的国际贸易壁垒——称之为“蓝色贸易壁垒”，也称“劳动壁垒”或“社会壁垒”，这种新型的壁垒就是以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为内容。因此，在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中，国际劳工标准也就成为与贸易相关的一个问题，并一直是成员间争论的热点问题。
（二）WTO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争论的历史与现状
贸易和劳工关系问题的发展历史是同经济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从国际层面上来说，美国是最早将劳工问题与贸易挂钩，并一直致力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确立劳工标准的地位。1947年在美国的推动下，《哈瓦那宪章》第7条引入劳工标准条款，但由于美国没有批准《哈瓦那宪章》，引入的劳工标准条款也因此而徒劳。此外，美国在“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中提出国际劳工标准问题，都因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1993年“乌拉圭回合”的马拉喀什会议，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在多边贸易规则中增添“社会条款”，要求将劳工标准问题写进马拉喀什部长会议宣言，试图将这些社会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但也无果而终。不过，马拉喀什部长会议虽然在宣言中没有涉及劳工标准问题，但同意将这一问题交给未来的WTO讨论。
1996年在WTO成立后的首届部长级会议——新加坡会议上，美国再次将以劳工状况和劳工权益为核心内容的劳工标准作为大会的议题，最终在新加坡部长会议宣言中，将“劳工标准”列为其中一项内容，这表明发展中国家认可“劳工标准”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问题，并承诺予以解决。此外，“劳工标准”列入宣言也意味着WTO认可劳工标准，这就为后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劳工问题的争论埋下伏笔。
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受会议场外的劳工组织游行示威的压力，美国政府在会议上态度强硬，坚持将劳工问题纳入WTO的管辖，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立场的严重分歧，导致谈判失败。
2000年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10届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标准问题上达成共识，一致拒绝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并强调团结合作，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强调他们之间立场上的统一，并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2001年开始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坚决抵制，为避免破坏多边谈判，在多哈部长宣言中没有再提劳工标准问题。就此，劳工标准在WTO的争论告一段落。

WTO贸易与劳工标准之争的原因分析

（一）世界市场份额之争
国际劳工标准的提起与WTO的谈判所形成的关税壁垒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WTO通过谈判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员间关税的不断降低，它所带来的世界贸易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虽然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依然占有比较高的比例，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这种变化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逐步提高。但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以较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客观现实。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换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实际上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绝对优势，却反而使发达国家感到不安和焦虑。他们将国内经济的萧条、工厂的破产、失业率的提高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认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冲击了他们的市场。
因此，在WTO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千方百计试图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施加障碍，非关税壁垒得以频繁运用。其中，劳工标准被发达国家作为非关税壁垒的工具之一试图加以运用，其目的是为了对本国市场给予贸易保护，希望通过这种保护手段来解决国内经济和失业问题，并保证自己强势的市场独占地位。
（二）国际劳工组织对贸易规则制定的影响
国际劳工组织于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同时建立。它曾经是国际联盟的一个自主组成部分。二战之后，国际劳工组织于1946年5月同联合国达成协议，接受联合国的领导。国际劳工组织在同年9月举行的第26届国际劳工大会上修改了章程，正式成为联合国所属负责劳工事务的一个专门机构。截至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已有175个会员国，共制定了184项公约和192项建议书。国际劳工组织宣称在其章程中规定的目标和宗旨，是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实现持久和平，从而使“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为此，它主张应采取各种措施，以便达到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与生活标准，使工人享有正当权益。
为实现其目标和宗旨，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从事国际劳工立法，其中劳工公约分为三种：核心劳工标准，共8项公约，包括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1951年《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值的工作付予同等报酬公约》等；劳动专业类公约，包括促进就业、社会政策、劳动行政、产业关系、社会保障等；针对特定对象的公约，包括关于妇女、童工、未成年工、老年工人、残疾人、移民工人、海员、渔民、码头工人、家庭工等特定人群的公约。
虽然国际劳工组织的立法对国际劳工保护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国际劳工公约的制定特别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和需要为基础，所以劳工标准偏高，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很困难，因而公约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施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监督、审查的重点。即使如此，发达国家仍然认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威力不够强大。因为有关劳工标准主要通过建议方式执行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而且只能通过合作而不是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监督方式来检查规则的执行情况，如定期发表报告以对各成员国劳工状况进行评估，调查侵犯劳工行为并发布报告。但是国际劳工组织对成员国的违反规则的行为却无法制裁，所以，发达国家主张将劳工问题纳入WTO，就是为了能够运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改变国际劳工组织下劳工公约的“软法”特征。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劳工标准迄今也未被正式纳入WTO议题，但是毕竟在劳工和国际贸易的关联性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达成了共识，只是在两者联系的方式和时间上有着极大的分歧。由于劳工标准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受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而WTO作为一个多边贸易组织，它不可能将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劳工公约都吸纳到条款之中来。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未来WTO的贸易与劳工问题的谈判，就劳工标准而言也一定是在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公约基础上，考虑各国社会、经济、法律、历史的各方面因素，建立一个多层次、适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劳工标准。
此外，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来看，国际劳工组织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而WTO是游离于联合国之外的一个特别组织。但是，在规则的谈判上，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包括其他国际组织已经形成的公约，对WTO规则的制定影响甚大。这一点可以从WTO对知识产权领域的规范中略见一斑。在WTO将国际贸易体制的调整范围扩展到知识产权领域之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直独家履行着其职责。但是，当WTO的工作范围扩展以后，WTO就将原本由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处理的对象纳入到它自己的体系中来。据此，可以预见WTO与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标准制定中的合作也将存在，合作的方式之一可以像WTO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的合作那样，国际劳工组织在WTO机构内享有观察员的身份，并对WTO的贸易与劳工的相关规则的制定起到重大影响。

❷ 如何加强党员干部党内法规制度学习

一、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有关规定，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包括规划与计划、起草、审批与发布、适用与解释，以及备案、清理与评估等环节。每一部党内法规都要走完这几项规定动作。以规划与计划为例，2013年11月，中央公布《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这实际上是给中央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制定相关的党内法规过程中，根据这部党内“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制定过程应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在党内立法过程中，按照分级立法的原则，由中央办公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规划和计划，中央纪委、中央各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责权限，按照一定的程序对党员和党组织的行为做出规范，并适时予以公布，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有规可依。此为其一。其二，按照开门立法的原则，鼓励党员甚至党外群众有序参与到党内立法工作中来，鼓励和尊重专家学者对党内立法提出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一些党内法规的初稿和征求意见稿可以通过媒体、网络予以公布，广泛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做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其三，按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整合的原则，将基层一些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政策，成熟的并带有普遍适用性的政府上升为党内法规。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党内法规经过法定程序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成为国家法律。
二、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力度
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由党内法规工作机构负责实施，自发布之日起30日内由制定机关报送党内法规工作机构备案审查。备案审查的主要内容，是对该党内法规进行政治性、法律性、政策性、合理性、合规性等进行审查，即看该党内法规是否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是否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规定的内容是否明显不当；是否符合制定权限和程序。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存在上述的不一致、相抵触、相冲突以及明显不当的情况的，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经批准可以建议制定机关自行纠正，制定机关应当在30日内作出处理并反馈处理情况，逾期不作出处理的，中央办公厅提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建议，报请中央决定。

党内法规解释制度，是指党内法规制定机关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党内法规的含义以及法规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等进行进一步说明的活动。党内法规的解释同党内法规具有同等效力。党内法规的解释是党内政治生活中法规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法规实施的重要前提。
不管是党内法规的备案审查，还是党内法规的解释，都是为了提高法规立法质量，党内法规的立法质量，增强党内法规建设的合法性，彰显党内法规的严肃性、权威性，目的是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三、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制定机关、制定程序、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实施方式不同。从制定机关和制定程序看来，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中央各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党内立法程序制定的，而国家法律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依据立法程序制定的。从调整的对象来看，党内法规主要调整的是党内关系和党内政治生活，而国家法律主要调整的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从适用范围来看，党内法规仅适用党组织和党员，而国家法律则适用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和党员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从实施方式来看，党内法规主要是以党的纪律作为强制手段，而国家法律则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尽管有上述明显的不同，但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都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重要依据，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国家法律规范体系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来说，二者又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也就是说，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是国家法律的重要保障。党内法规在条件成熟时可以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此为其一。其二，党内法规的制定与实施都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开展，不能超越、逾越、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外、之上。其三，党内法规要严于国家法律，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组织的一员，就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如何实现二者的衔接和协调？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要用两手，两手都要硬，即运用国家法律法规这一手，规范约束包括党组织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使他们的行为符合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同时也要运用好党内法规这一“软法”之手，加大党内法规的执行力度，使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既有国家法律意识，也有党内法规意识。两手同时抓，才能使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发挥出合力，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走好。
四、党内法规制度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
从法的位阶来看，国家宪法和法律要高于党内法规，也不是说党内法规不能与国家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对党内法规进行清理过程中，所坚持的一条原则是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但是在制定党内法规和党的制度中，应按照比法律的要求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党员和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阶级，才能体现党的先进性。
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党组织的规范和约束要严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党组织作为先锋队组织这一特性要求对党组织的约束不能低于、松于其他组织。特别是党组织应该率先遵守由自己提出的国家法律或法令，为全社会守法做出表率。二是对党员的规范和约束要严于一般的公民。这是因为党员入党誓词中就有遵守党的纪律，它的意义就是说，入党时就已经把自己的一些权利让渡出去，自愿接受更为严格的党纪约束，这是一种承诺。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看出，在党内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应该按照严于法律的要求约束自己、约束自己所在的党组织。
比如，我国的现行法律，没有“通奸罪”条款，而“性贿赂”也未入罪。从国家法律的角度，“通奸”不是罪，无法纳入法律惩处的范畴，顶多是道德谴责，是社会层面违反道德规范的问题。但从党内法规的角度，“通奸”的性质就比较恶劣了。也就是说，对于党员干部来说，“通奸”行为尽管不“违法”，但却“违纪”了。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把“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专列为第十四章，其中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与现役军人的配偶通奸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一规范，显示的是对党员要求的严格，对“先进分子”的要求原本应该如此。
五、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
对于当代中国来看，党内法规的执行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法规的执行力与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密切相关。提高党内法规的执行力，让党内法规不再“悬空”，不再贴在墙上，印到纸上，而是切切实实地走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功课。比如，法规的执行离不开良法的制定，一些法规为什么执行不了，是因为法规本身无法执行，可操作性差，因此，要提高党内法规的立法质量。此为其一。其二，加强党内法规工作队伍建设，特别是党内法规的立法、执行、监督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将大批具有党建专业和法学专业背景的同志充实到党内法规的工作队伍当中来。其三，严格执法。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办案线索”，这条规定实际上就大大提高了党内法规的执行力，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党内法规的范围内得到切实有效的推进，避免了一些地方在纪律查办案件时受到同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一把手”的干涉、干扰。

❸ 体育运动伤害法律法规

‍刑法介入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限度应以促进体育竞技健康发展为宗旨，以刑法干预最低限度为原则。其介入范围应分类而定，对于与体育竞技关联伤害行为应全面“入罪”，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应部分“入罪”，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应全面“入罪”。其刑事责任的承担也应区别对待。
几乎每一场体育竞技运动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伤亡事故，从危害后果来看，与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过失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等造成的危害结果并无二致，但绝大多数的体育竞技伤害行为被行业内部规范所“消化”，并未进入刑法规制的射程圈，从而免受刑事责任的追究。尽管体育竞技伤害行为不同于现行刑法中的普通伤害行为，有其自身特殊之处。然而，体育竞技不是法外之地，从事体育竞技运动并不等于取得刑事责任的豁免权，体育竞技场也不是犯罪的避难所[1]，这已在体育学界和刑法学界得到应有的认同。刑法到底应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围内介入对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规制，使之既能够助推体育竞技运动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惩治和预防体育竞技伤害的犯罪行为，以寻求两者的完美平衡，这无疑需要高超的立法技术。如何把控刑法规制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限度和范围是一个困扰学界的疑难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1刑法规制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限度
11以促进体育竞技的健康发展为宗旨
应该清楚，寄希望于体育竞技参赛人员的“自我救赎”或通过向其输送“道德净化”来解决体育竞技伤害违法犯罪问题，简直是不切实际的赌注。体育竞技领域不能成为犯罪的“世外桃源”，刑法对此不能熟视无睹。但刑法介入体育竞技领域应审时有度，必须以促进体育竞技健康发展为宗旨。为此目的，必须防止“两极化”现象。
第一，刑法介入不能过度。让刑法干预体育竞技的各种违法犯罪伤害行为，期望依靠刑法手段解决所有体育竞技的伤害问题，同样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妄想。一方面，它可能会忽视体育竞技行业内部的管控。针对体育竞技伤害行为，一般要遵循行规制裁前置原则，依靠预设的比赛规则、体育各专业协会的行规习惯以及体育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来解决[2]，如禁赛、罚款等。但行规制裁亦不能排斥法律，只有当行规制裁不足以预防和威慑此类行为的滋生时，并且当这种行为具有违法的可罚性时，刑法方可介入。刑法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只能作为一种“不得已”的辅助手段出现。
另一方面，刑法过度介入将会阻碍体育竞技的健康发展。如果刑法不顾及人们对体育技竞伤害行为的容忍范围或程度，与社会上的普通伤害行为一视同仁，必将导致体育竞技运动的颓废或消弭。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施以过分严厉的刑罚处罚，无异于给参赛运动员的竞争行为带上“紧箍咒”。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总担心自己的竞争行为会超出“红线”，不敢进行身体对抗而畏手畏脚、小心翼翼地处理好各种身体对抗行为，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参赛运动员的斗志或激情，这直接影响到体育竞技的精彩程度和可欣赏性，而缺少激烈对抗和热情激扬的体育运动将会索然无味。那么，刑法就变异为迟滞竞技体育精彩的“减速带”，也成了阻碍竞技体育的“轨条砦”。因此，刑法对体育竞技的管控应以不阻碍体育竞技健康发展为要件，同时考虑社会伦理道德的容许范围，进而给人们预留一个合理的行为空间，并放任人们在这一空间之内进行此类行为，一旦在刑法给予的这个范围被滥用并危害到人们可容忍的限度时，刑法才得以干预。
第二，刑法介入亦不能松弛。将体育竞技的伤害行为都诉诸于行业内部处理，使体育竞技领域成为脱逸于刑法管控的一片“净土”，同样也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如此，体育竞技就真的会变异为犯罪的“避风港”，这会纵容大量严重违规违法行为横行，甚至于一些恶意伤害现象滋生不断。从现今乱象丛生的体育竞技比赛就可见一斑。近几年来，体育界“黑哨”“赌球”“假球”“群殴”以及“兴奋剂”等丑恶现象层出不穷，而对其追究刑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这不得不说与刑法手段管控体育竞技领域的疲软有一定关系。正如有学者认为，对于类似在运动竞赛中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都使其逍遥法外，极不利于运动竞赛的健康发展，只会徒增或助长赛场上的野蛮粗鲁，甚至下黑手，不正赛风泛滥，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这对于体育竞技运动简直是场灾难。
第三，刑法介入应宽严有度。公平正义是法律永远的价值追求，法律对人们的行为做出普遍调整，在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要保障人们的自由权利，从而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正是因为法律蕴含的公平正义，所以立法者在创设一项刑事法律制度时既要考虑法益保护，同时也要考虑权利保障。反映在体育竞技领域，刑法介入既不能过度而不顾及参赛人员的自由权利，也不能过于松弛而忽视了体育竞技秩序的维护，关键在于如何在保障体育竞技的健康发展和惩治预防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滋生之间寻求一个法益保护的最佳结合点，这个最佳结合点就是刑法介入体育竞技领域使所受到的法益损失相对最小化，而法益保护达到最大程度化。
12以刑法干预最低限度为原则
刑法介入体育竞技领域还要以刑法干预最低限度为原则。刑法干预最低限度原则要求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最后手段性而出现，这是由刑法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和高成本性所决定的。如果不管行为侵害法益的严重程度与否，而任意进行刑罚制裁，这不但会发生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而且国家亦难以承担无谓的高额司法成本，既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又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刑法对体育竞技的介入，只有穷尽行业规范以及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规手段的情况下才予以启动。
第一，这是由体育竞技的自身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体育竞技自身具有对抗性、激烈性或竞争性等特征，蕴涵着巨大天然危险，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在所难免。其一，体育竞技更加钟爱“激情”，而“激情”常促使人犯错。试想，在体育竞技比赛中，运动员个个精神状态异常亢奋，或狂奔或跳跃，动作千变万化，轻重缓急往往很难控制，碰撞、伤害不可避免。其二，体育竞技运动通常在大型场地举行，环境开放，人流涌动，欢呼雀跃，运动员不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不良干扰，进而影响其判断力，造成动作失误或误差，很容易变异为伤害对方行为，即使一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也无法避免，而初出茅庐的新手尤甚。其三，现今体育竞技越来越充斥着商业玄机和功利色彩，盛行以成败论英雄，利益机制触动运动员获胜的动机不断强化，相应地运动场上不仅是技术的比拼，而且使激烈对抗更加白热化。其四，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一些更为刺激、危险更大的体育项目不断上演，这无疑增加了竞技伤害的概率。尽管如此，人们却不以为然，心旷神怡。
第二，刑法介入要遵循行业规范前置原则。众所周知，法律不理会“琐碎之事”，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以具体规范，而仅仅基于规范目的对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项予以规定，可谓“法有限而情无穷”。那么，在法律调整范围之外的空白地带，一般由职业道德或行业规范等其他社会规范予以调整，这些社会规范只要不与法律的基本原则或精神相冲突，为社会通念所接受，那么它就属于“软法”的组成部分。竞技体育运动需要借助于行业规范来调整，参与人员首先必须遵循体育竞技的具体规则，它是任何形式的体育比赛必须遵循的“铁则”，也是判断体育竞技行为是否正当化的重要依据。这种制度设计主要基于体育竞技具有较强的规则性和职业性，而行业规范的职能性质决定较之司法程序更富有行动效率，并有能力对所有的体育竞技行为予以监管。但行业监管也有缺陷。其一，它对较为严重的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没有实质性的威慑力。其二，行业内部监管机构由于与体育竞技比赛的参与者存在主体身份或经济利益的勾连，可能会使监管出现乏力或流于形式。其三，行业监管的有效实现要受多种因素制约，像制度的规范性、制度的执行力以及群体心理认同等，这些制约因素在不能有效协调运行的情势下，行业监管的漏洞就无法避免。这也给刑法的介入留下空间。
第三，刑法介入体育竞技领域属于事后预防，谨防法益预防提前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源自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各种社会风险以不可阻挡之势正悄无声息地扑面袭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前所未有的潜在危险或严重威胁。这激起世界各国不大不小的震动。在西方，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以来，“风险社会”以及“风险刑法”理论便成为德日刑法学界研究的主要阵地，对刑法如何应对现代社会逐渐猛增的各种风险的研究如火如荼。在国内，刑法学界也对风险社会及其风险刑法有着浓厚的理论热情。的确在风险社会渐行渐近的情势下，风险源的复杂性、风险滋生的不可预测性以及风险波及范围的不确定性，使得社会的公共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5]。越来越多的国家面对这日益增大的风险，尤其在严重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交通事故领域、环境污染领域以及食品安全领域，逐渐在刑法中设置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使法益保护提前化，以防患于未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竞技体育领域本身蕴涵巨大风险，而这种风险不会危及到广大民众的最基本社会生活，刑法在竞技体育领域的介入切不能“与时俱进”，仍然要坚守事后预防的矜持。
2刑法规制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范围
21与体育竞技关联的伤害行为
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方式复杂多样，形式不一而足。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既可能发生在对抗性竞技中，也可能发生在非对抗性竞技中，前者像拳击、足球等，而后者如F1赛、马拉松赛等。由于非对抗性竞技体育只有一方，自然不存在对另一方刑法规制的问题。因此，刑法规制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范围问题只存在于对抗性竞技中。在对抗性竞技运动中，在赛前、赛后或赛中休息时而发生的关联伤害行为，不管是运动员对运动员，还是运动员对裁判员、教练员或其他在场人员，抑或裁判员、教练员或其他在场人员之间而发生的伤害行为，我们称之为体育竞技关联伤害行为。此类伤害行为不是发生在比赛过程中，与竞技比赛遵守规则无关，跟刑法规定的普通伤害行为并无区别，可以直接依据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可能涉及到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过失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予以追究刑事责任。尽管此类伤害行为的主体运动员、裁判员、教练以及现场观众等往往受到比赛场景的刺激或感染而实施，往往因激情或冲动以及情绪和感情的投注而爆发，犯罪学理论上称之为激情犯。但对于激情犯与其他普通犯罪相似，并无法定从宽处罚的依据。因此，对于体育竞技关联伤害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应全面“入罪”。
22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
以比赛为目的且犯规致人伤害行为其情况最为复杂。笔者认为，此种情形并非全面“入罪”，而是有的放矢地部分“入罪”，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轻罪以下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应“出罪”。基于比赛目的且违规造成轻伤以下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应属于排除犯罪化事由，不追究刑事责任。一方面，犯规是体育竞技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体育竞技中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是，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必须遵守体育竞技预设的具体规则。但违反比赛规则且造成伤害后果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体育犯罪。因为比赛中的犯规并造成伤害行为往往属于体育竞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比赛秩序之下的“合理碰撞”。犯规行为增加了比赛的刺激性和精彩程度。无犯规行为的比赛则索然无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赛[6]。实际上，犯规在比赛中不仅无法避免，而且一方为了获得比赛胜利目的基于比赛策略的考虑，常常故意利用犯规行为来消解对方的优势。另一方面，由于体育竞技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激烈性、近距离接触性或高风险性，预示着在比赛中必然会存在人身安全危险，因犯规而造成轻伤以下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更是不可避免，这是参加体育竞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造成轻伤以下的危害后果鉴于具有比赛目的的正当性，造成的危害结果不大，可责性相对较小，仍属于体育比赛的正常范围，并没有超出人们所容许的危险预测可能性。而且这种伤害行为没有必要启动刑法予以干预，由体育行业采取行业制裁方式予以解决就可以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二，重伤以上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应“入罪”。基于比赛目的违规而造成重伤以上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已经超出人们对此所容许的社会伦理范围，完全具有刑罚可责性。
其一，此种行为客观上造成了重伤以上的严重后果，具有入罪化的罪质基础。根据刑法典第95条的规定，重伤害一般是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貌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情形。不难看出，致人重伤害往往使人生理器官残疾或机能丧失，使之很长一段时期甚至终生不得恢复，这无疑是对人身权利的极大摧残，直接侵犯了运动员的健康生命权，给运动员造成了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和煎熬。不仅如此，这种体育竞技伤害行为严重践踏了公平竞赛的基本原则，制约了体育竞技的健康发展，阻碍了体育竞技水平的提升，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良好声誉和形象。
其二，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间接故意或过失，具有入罪化的主观恶性。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其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可概括为间接故意和过失。对于前者指的是运动员出于比赛目的在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结果而实施的犯规行为，而对于后者指的是运动员应当预见自己的犯规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情况下，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状态。这样就可以得出，行为人基于比赛目的，在其间接故意和过失的心理态度支配下而实施严重伤害他人身体的犯规行为，可能以故意伤害罪或过失重伤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造成死亡结果的，可能以故意伤害罪甚至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特别注意的是，这里行为人不可能存在直接故意的主观心理态度，因为它与基于比赛目的的主观目的相冲突，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结果而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那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就变异为非比赛目的，超出了这里所论述的类型，而应直接依据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的情形处理。
其三，具有入罪化的罪量基础。如上所述，体育竞技运动首先遵循其行业规范，体育协会作为国家体育行业的行政管理机构，其制定的行业规范虽然不具有绝对的强制力，但仍然有着一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而对于造成重伤或死亡严重后果的伤害行为超出了体育行业自治权限可管控的射程圈，行业规范对此类行为的管控疲软，即使管控其效果也适得其反。只有刑法的介入，运用刑法利器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才能够有力惩治和预防体育赛场上频频上演的体育暴力行为。这对于维护运动员的人身权利，促进体育比赛的公平竞争，保证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23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
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完全是隐藏其背后的不法行为，已经不能再视为比赛的一部分，无论其危害后果是轻伤，还是重伤抑或致人死亡，都应该全面“入罪化”。一方面行为人主观上基于其他目的，具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故意。例如个人恩怨的报复目的、发泄愤懑、起哄闹事以及其他扰乱比赛秩序目的等除比赛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这充分暴露出行为人在主观心态上出于恶意，有违反比赛规则伤害他人的直接故意，也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结果，而积极追求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另一方面，行为人在客观上违反了比赛规则，实施了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并造成了轻伤以上的危害后果。可见这种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已经背离了体育竞技的基本精神，与刑法中规定的普通伤害行为并无不同，完全超出了社会所容许的危险范围，具有刑事可罚性。
如果刑法容忍这种行为的发生而不加以干预，将会纵容此种不法行为的滋生，使体育竞技走向畸形发展的不归路。因此，刑法应当积极介入对此种行为的处罚。诚然，比赛过程中情形复杂多变，体育竞技伤害行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虽然从实质的角度看，以非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具有违法性，但此种行为发生在比赛过程中，行为人往往以合法的形式掩饰非法的目的，一旦进入诉讼程序，行为人会辩称自己是基于比赛胜利目的的失误所造成的伤害行为，因为同样的竞技伤害行为可能是出于比赛目的，也可能出于其他报复等目的。因此，如何判断竞技比赛中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司法程序中的一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就是贯彻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因为主观见之于客观，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往往表征出客观的具体行为，从伤害的手段、方式或伤害的程度、部位抑或伤害的时间点以及行为人的违规程度、频率等一系列的客观状况，来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那么，通过这些情况认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仍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时，从疑问时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应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3体育竞技伤害行为刑事责任的承担
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毕竟不同于刑法规定的普通伤害，其可责性相对较低，具有一定的社会相当性。因此有学者主张，对这种行为原则上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即使追究也要从宽处罚。但笔者并不予认同，文明进步的现代法治社会不允许以人的重大健康生命权做赌注以换取体育竞技的精彩和刺激。对于体育竞技伤害行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同样不能搞“一刀切”，一味地从宽处理，这里需要做分类处理。
其一，不可以从宽处理的情形。对于赛前、赛后或赛中暂停休息时的竞技伤害行为以及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譬如，在比赛休息时，因运动员不满或发怒，将球猛踢到观众身上而导致轻伤以上的伤害行为。由于这些伤害行为与遵行比赛规则无联系，不再视为比赛的一部分，可责性较大，无论从法理和情理上都缺乏从宽处罚的正当性。
其二，可以从宽处理的情形。对于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尽管造成被害人身体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由于该行为是发生在竞技体育比赛过程中，行为人的犯规伤害行为并无“恶意”，因此对该行为应当与恶意伤害行为做以区分，对该行为人可以从宽处理。其立论理由简要归纳如下：1）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在比赛过程中，当运动员在遭受外部刺激时，会产生神经紧张、情绪激动或心跳急促等诸多身心反应。在这些心理状态下，运动员往往对外界事物的判断力或自我控制力会急剧下降，甚至短时间丧失。加之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需要根据外界的刺激而迅速做出反应，动作千变万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行为的失误或误差，碰撞与伤亡在所难免。这些伤害行为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手段不同于普通伤害，有些伤害为社会可允许的危险，即使超出人们可预设的危险范围，其可责性相对降低。2）从规范刑法学角度来说，在体育竞技比赛过程中，完全期待运动员在激烈对抗状态中做出合乎比赛规则的动作显然是强人所难，在这一点上也蕴含了期待可能性思想。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适法行为[7]。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适法行为就无法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责难，相应地也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试想，法律要求运动员在紧张激烈对抗的紧迫状态下，以理性冷静地判断自己的行为并做出完全合乎规则的动作，显然是强人所难。而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价值意蕴就是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不仅是对司法人员的裁判规范，而且也是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法律以禁止和命令为内容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的日常行为要合乎法律的要求，否则将遭致法律的制裁。然而，法律不是随心所欲而设定规范的，必须反映人们的实际情况。也即是说，法律设定的禁止规范和行为规范应以人们在行为当时可以不违反禁止规范和命令规范为前提条件的。从“法律不强人所难”和法律规范的设定规则都要求立法者在设定刑事责任承担时必须充分考虑运动员在体育竞技比赛这一特殊场景极为容易做出违规行为，进而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而触犯刑律，这属于事出有因，自然其可责性相对较低，对其从宽处理具有法理存在的正当性。
其三，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的情形。在竞技体育比赛中很多参赛运动员为未成年人，那么，他们一旦实施犯罪进入司法程序同样严格遵循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就我国刑法而言，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点，我国刑法划分了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还规定了一些特殊处遇原则：一是从宽处理原则，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二是不适用死刑原则和不成立累犯原则。三是从宽适用缓刑原则和免除前科报告义务[9]。针对这些从宽处理原则，不论行为人是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还是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只要是犯罪主体为未成年人，都应当遵循上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原则。

❹ 如何更好地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更好地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措施：

一、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
根据《中国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有关规定，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包括规划与计划、起草、审批与发布、适用与解释，以及备案、清理与评估等环节。每一部党内法规都要走完这几项规定动作。以规划与计划为例，2013年11月，中央公布《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这实际上是给中央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制定相关的党内法规过程中，根据这部党内“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制定过程应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在党内立法过程中，按照分级立法的原则，由中央办公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规划和计划，中央纪委、中央各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责权限，按照一定的程序对党员和党组织的行为做出规范，并适时予以公布，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有规可依。此为其一。其二，按照开门立法的原则，鼓励党员甚至党外群众有序参与到党内立法工作中来，鼓励和尊重专家学者对党内立法提出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一些党内法规的初稿和征求意见稿可以通过媒体、网络予以公布，广泛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做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其三，按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整合的原则，将基层一些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政策，成熟的并带有普遍适用性的上升为党内法规。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党内法规经过法定程序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成为国家法律。
二、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力度
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由党内法规工作负责实施，自发布之日起30日内由制定机关报送党内法规工作备案审查。备案审查的主要内容，是对该党内法规进行政治性、法律性、政策性、合理性、合规性等进行审查，即看该党内法规是否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是否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规定的内容是否明显不当；是否符合制定权限和程序。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存在上述的不一致、相抵触、相冲突以及明显不当的情况的，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经批准可以建议制定机关自行纠正，制定机关应当在30日内作出处理并反馈处理情况，逾期不作出处理的，中央办公厅提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建议，报请中央决定。

党内法规解释制度，是指党内法规制定机关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党内法规的含义以及法规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等进行进一步说明的活动。党内法规的解释同党内法规具有同等效力。党内法规的解释是党内政治生活中法规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法规实施的重要前提。
不管是党内法规的备案审查，还是党内法规的解释，都是为了提高法规立法质量，党内法规的立法质量，增强党内法规建设的合法性，彰显党内法规的严肃性、权威性，目的是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三、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制定机关、制定程序、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实施方式不同。从制定机关和制定程序看来，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中央各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党内立法程序制定的，而国家法律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依据立法程序制定的。从调整的对象来看，党内法规主要调整的是党内关系和党内政治生活，而国家法律主要调整的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从适用范围来看，党内法规仅适用党组织和党员，而国家法律则适用于包括中国党组织和党员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从实施方式来看，党内法规主要是以党的纪律作为强制手段，而国家法律则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尽管有上述明显的不同，但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都是中国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重要依据，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国家法律规范体系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来说，二者又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也就是说，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是国家法律的重要保障。党内法规在条件成熟时可以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此为其一。其二，党内法规的制定与实施都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开展，不能超越、逾越、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外、之上。其三，党内法规要严于国家法律，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加入中国，成为中国这个执政党组织的一员，就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如何实现二者的衔接和协调？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要用两手，两手都要硬，即运用国家法律法规这一手，规范约束包括党组织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使他们的行为符合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同时也要运用好党内法规这一“软法”之手，加大党内法规的执行力度，使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既有国家法律意识，也有党内法规意识。两手同时抓，才能使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发挥出合力，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走好。
四、党内法规制度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
从法的位阶来看，国家宪法和法律要高于党内法规，也不是说党内法规不能与国家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对党内法规进行清理过程中，所坚持的一条原则是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但是在制定党内法规和党的制度中，应按照比法律的要求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党员和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中国是先锋队阶级，才能体现党的先进性。
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党组织的规范和约束要严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党组织作为先锋队组织这一特性要求对党组织的约束不能低于、松于其他组织。特别是党组织应该率先遵守由自己提出的国家法律或法令，为全社会守法做出表率。二是对党员的规范和约束要严于一般的公民。这是因为党员入党誓词中就有遵守党的纪律，它的意义就是说，入党时就已经把自己的一些权利让渡出去，自愿接受更为严格的党纪约束，这是一种承诺。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看出，在党内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应该按照严于法律的要求约束自己、约束自己所在的党组织。
比如，我国的现行法律，没有“通奸罪”条款，而“性贿赂”也未入罪。从国家法律的角度，“通奸”不是罪，无法纳入法律惩处的范畴，顶多是道德谴责，是社会层面违反道德规范的问题。但从党内法规的角度，“通奸”的性质就比较恶劣了。也就是说，对于党员干部来说，“通奸”行为尽管不“违法”，但却“违纪”了。根据《中国党员纪律处分条例》把“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专列为第十四章，其中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与现役军人的配偶通奸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一规范，显示的是对党员要求的严格，对“先进分子”的要求原本应该如此。
五、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
对于当代中国来看，党内法规的执行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法规的执行力与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密切相关。提高党内法规的执行力，让党内法规不再“悬空”，不再贴在墙上，印到纸上，而是切切实实地走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功课。比如，法规的执行离不开良法的制定，一些法规为什么执行不了，是因为法规本身无法执行，可操作性差，因此，要提高党内法规的立法质量。此为其一。其二，加强党内法规工作队伍建设，特别是党内法规的立法、执行、监督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将大批具有党建专业和法学专业背景的同志充实到党内法规的工作队伍当中来。其三，严格执法。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办案线索”，这条规定实际上就大大提高了党内法规的执行力，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党内法规的范围内得到切实有效的推进，避免了一些地方在纪律查办案件时受到同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一把手”的干涉、干扰。

❺ 什么是软法

软法，来是指那些不能运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规范。

软法概念最先源起于国际法研究领域，除少数学者外，鲜有将其运用于国内法语境之中。

罗豪才教授在丰富的学术和管理经验基础上，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强大的学术影响力，引领了软法研究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国内法维度上。

(5)软法规范扩展阅读:

在国际法领域，软法就包括大量由主权国家之间订立的但又不具有正式国际法效力的协议、约定等，只是因为它们没有通过繁复困难的国内权威机关予以认可的程序；

在国内法领域，国家制定的被视为正式法律渊源的规范文件中，也含有不少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仅仅是宣示性、引导性、号召性的规范；

国家机关还会制定许多不被视为正式法律渊源且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指南、纲要、意见、准则、基准等规范文件，但这些文件确实发挥实际的影响；

即便是在当代的、形式上为乡规民约并由此易划入民间法范畴的共同体规范，也有国家意志通过基层政权组织的引导和介入。

❻ 什么是指有宣示性，号召性，鼓励性，促进性，协商性，指导性的规范

( 软法规范 )是指: 具有宣示性、号召性、鼓励性、促进性、协商性、指导性的规范。

❼ 软法的形态

大致说来，软法规范主要有4类形态：一是国家立法中的指导性、号召性、激励性专、宣示性等非强制性规范，在属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此类规范约占1/5；二是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的法规范，它们通常属于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非强制性规范；三是政治组织创制的各种自律规范；四是社会共同体创制的各类自治规范。
软法研究者认为，法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应当区分各种社会关系秩序化的难易程度选择强弱有别的规范去调整，滥用国家强制不但会浪费法治资源，还会损及法律之治的正当性。建设法治国家，特别是法治社会，要倚重软法之治，现代法治应当寻求更多协商、可以运用更少强制、能够实现更高自由。事实上，伴随着公共治理的崛起，软法与硬法正在发展成为现代法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法正在从传统的单一的硬法结构朝着软硬并重、刚柔相济的混合法模式转变。

❽ 什么是指有宣示性，号召性，鼓励性，促进性，协商性，指导性的规范

填空：
（ 软法规范 ）是指：
具有宣示性、号召性、鼓励性、促进性、协商性、指导性的规范。

❾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是什么关系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紧密联系;既有各自“分管回领域”答,又相互协调衔接。四个方面看不同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都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都是通过特定程序制定的行为规范,都属于制度范畴。两者在4个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制定机关和制定程序不同,党内法规是由省级以上党组织按规定程序制定的,国家法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依据立法程序制定的;调整对象不同,党内法规主要调整的是党内关系和党内政治生活,国家法律主要调整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适用范围不同,党内法规仅适用于党组织和党员,国家法律适用于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实施方式不同,党内法规以党的纪律作为强制手段,国家法律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三个方面看统一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服务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国家法律是党内法规的制定约束。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内法规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内法规是国家法律的重要保障。党严格遵守党章和党内法规,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先决条件。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时深刻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