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汉奸条例
『壹』 建国以后汉奸是怎么处置的
由于历史环境的原因，建国后对汉奸的处理采用了“法不责众”和“首恶必办”相结合的方法。
对于叛国行为特别严重的，也就是“大汉奸”、“汉奸头“，采取了严惩措施。包括死刑、无期徒刑等。
担任一定级别公职的人员，处以有期徒刑，量刑标准根据个体情况而定。但一般在这个级别的，量刑都在5年以上。
低层次的汉奸，由于数量庞大，一般从轻处理。如果没有直接的人命案，就处以5年以下的徒刑，更轻的，可能拘禁数月，处罚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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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抗战结束后，那么多的汉奸都是怎么处置的
对于汉奸，由于他们的态度不同，所以最后的下场也是不同，有的汉奸是被处死，有的汉奸则是高官厚禄，有的汉奸则是逃亡海外，最终的结局是各不相同。
第三种就是逃亡海外。有一些汉奸是比较特殊的人物，比如说是溥仪，他就是清王朝最后一位君王，虽然说清王朝已经是被推翻了，但是他在东北一些满人眼中还是君主，还是天子，所以说这样特殊的历史人物对于日本还是有重要作用的，因此日本对于这样的人物是很愿意将他带走的，只是最终溥仪还是逃不过法庭的审判。
总的来说，汉奸只有这么几种下场，要么被国际法庭和中国的法庭判刑或处死，也或是监禁，或者有一些可以接受改造重新成为公民，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么几种下场。
『叁』 中国的“汉奸”这一说法是怎么来的
汉奸，原指出卖汉族利益的败类，后引申为背叛中国投敌罪无可赦之人，不只限于汉族。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伪军。大多情况下泛指背叛中华民族，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败类，也即通敌或叛国的中国人。《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说法一“汉奸”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词，应不迟于元代胡震编纂的《周易衍义》，指汉朝的奸臣。中国近代第一汉奸汪精卫 《周易衍义》卷六云：“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羣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于义何咎？葛亮欲殄汉贼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贼，于义何咎？”汉奸与汉贼为对称。其后，在明朝末年平定西南土司的叛乱中，朝臣在奏疏中用汉奸指称不法的汉人。《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八载“顾臣尤有说焉，夷地深险，步步羊肠，犬羊之性，一日数变。汉奸揆之，其狡百出，势不得不需兵力一面合力版筑，一面剿除顽梗，庶可建威消萌，计垂长久，黔省俭瘠，百务掣肘，一切经画事宜，尚有疏所未尽者，容臣会同按臣陆续具请”（朱燮元《水西夷汉各目投诚措置事宜疏》）。据吴密《汉奸考辩》：“朱燮元卒于崇祯十一年春（1638），杨嗣昌殁于崇祯十四年（1641），其时明朝日薄西山，已近衰亡，明末对西南地区的战事和经营没有得到巩固。“汉奸”一词自明崇祯十年出现后，一直没有流行开来。” “康熙年间，田雯的《黔书》沿用了明代”汉奸“一词的含义。康熙年间，贵州提督张文焕《奏陈遍历黔疆目击要地情形折》中两次使用了汉奸一词：“附近古州，八万苗地，其各寨之中又有汉奸指使生事，况通省苗彝所有器具，不过弩弓标枪之类，鸟枪间或有之。”[1] 这里都是指挑动事端、从事违法活动的不法汉人。到乾隆年间依然沿用这样的含义，但已经出现了某些变化，开始用在汉族之外。《清史稿》卷307有以下一节，“（乾隆）十二年，授云贵总督。疏言：‘苗、裸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贵州思州诸府与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饥民百余入贵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饬贵州布政使、粮驿道以公使银赈济。如有续至，一体散给安置。’”阿桂《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四十六：“上谕军机大臣曰：温福等奏攻得布朗郭宗底木达等寨僧，格桑之父泽旺业已就获，泽旺虽非首恶，亦系大逆，縁坐之人，自当解京严讯。土舍安都尔为逆党济恶，要犯通事虎儿，曽至内地，今为贼酋出力管事，即与汉奸无异，均应解京治罪。”卷七十六又载：“臣等询以贼境内有无汉奸？㨿称有保县兵丁张坤忠，原是通事,本年四五月间,因偷火药逃徃金川索诺木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到过内地的少数民族”通事“虎儿，因为为贼首出力，也被乾隆比为“汉奸”。道光年间西方列强入侵，“汉奸”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此时的“汉奸”多指的是背叛国家，为洋人效力，从事刺探情报等破坏通敌活动的中国人，其所损者乃中国之利益，比较接近今日的说法。见贝青乔《咄咄吟》（贝青乔于鸦片战争爆发后，随同扬威将军奕经赴浙江抗英，把他两年多所见所闻之种种咄咄怪事写成大型纪事组诗一百二十首，名曰《咄咄吟》）《咄咄吟·卷上》载：”初，琦善以直隶总督，误信汉奸之言，奏参林则徐严办粤东鸦片烟，不足服英夷心。上乃革林职而以琦善代之“。该书进一步指出，最早的汉奸主要是只是那些因为参与鸦片走私和信奉西方天主教而倾向英国，出卖国家利益给英国的中国人。《咄咄吟·卷上》载："或谓将军曰，军机之洩，由于汉奸；汉奸之来，由于禁绝鸦片烟，盖中国贩烟者，恒与大小各衙幕友家丁相结纳，今既严禁贩烟则此辈无可分肥,势必狼狈为奸，甘为夷用，以潜探我军机。”“欲知幕友家丁之为汉奸，非严究天主教不可。天主者，英夷之祖，名耶稣，汉奸多奉其教者也”。在1900年（光绪26年）中国向八国宣战的诏书中，已经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这里汉奸的含义已经与今天基本一致了。清末，同盟会倡导武装革命，凡是帮助维持满清政权的汉人——包括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改革派都被骂为“汉奸”。此时的“汉奸”体现了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要求，有利于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中华民国建立后，“汉奸”的含义演变为今日之含义，即背叛祖国、出卖国家利益的人，不限于汉族。说法二汉奸出现于宋末，从功罪石这个典故可以看出汉奸就已经出现。崖山之战终于以宋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它标志着流亡政府的最后崩溃，也宣告了历时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最后灭亡，中国彻底被蒙元占领。厓山战事结束后，张弘范自鸣得意，派人在厘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妄想功垂千秋。但是，历史功罪总有人评说的。尽管在元朝的高压政治下，中国人民敢怒不敢言，心里却时刻思念着陆秀夫，每当看到或想到厓山，都情不自禁地默诵“大宋左丞相陆秀夫殉难于此”。没过多久，石壁上出现了一首诗：“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一个人面对江山变色，最后选择和外来政权合作，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出入谋夺权力，比如汪精卫；或者在国内斗争中受了极大的侮辱和挫折，如吴三桂；或者谋求工作获得一个富贵或者出人头地的机会，如汤斌等；或者面对刺刀害怕牺牲只好投降，如洪承畴、钱谦益等。[2] 汤斌为了自身的前途和命运，和当时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不同，毅然背离了他自己的老师孙奇峰，对于和清政府的合作变现的异乎寻常的积极和主动，入仕后他认真工作，帮助清军扑灭各地汉民族的反抗烽火，汤斌本人亲自指挥清兵擒获过南明抗清将领李玉廷，汤斌唯一的一次军事才能表现机会就是擒获本民族的抗清英雄李玉廷。汤斌不同于抗战时期的汉奸的地方是他入仕后的清廉和能干。语汇后来甚至成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国民政府订有《惩治汉奸条例》（1938年）、《处理汉奸条例》（1945年），以此当作打击政敌（主要是汪精卫的南京政府）的主要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也曾经发布《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财产的指示》（1951年），以此对特定人士进行政治斗争。一个有关汉奸这个词的提法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移居马来西亚的商人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肆』 “汉奸”一词源自哪里
来自于明末清初，汉室亡满人进关，有些明朝亡将投靠清王朝，故称之为汉奸。
『伍』 抗战胜利后曾经的汉奸是怎么处理的
汉奸最多的战争应该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有近300万的汉奸。其实大家不要惊讶，不仅仅是中国有这么多的汉奸，包括苏联也有几百万的汉奸，他们的数量不比中国少。
我们中国的情况跟数量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也比他们轻很多，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内战变要准备开始大批的汉奸就成了双方争夺的武装力量。但是那些汉奸的主要头目还是被除死，但是剩下其他的汉奸大多数都被收编了。
『陆』 抗战胜利后是如何处置汉奸伪军的
对于罪大恶极的汉奸，有的枪毙，有的坐牢，罪行小的，教育改造。
『柒』 跪求《惩治汉奸条例》全文
来自维基网络，全文为繁体字。
第 一 条惩治汉奸，依本条例之规定，本条例无规定者，仍�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刑法及其他法律之规定
第 二 条通谋敌国，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为汉奸，处死刑或�期徒刑。
一、图谋反抗本国者。
二、图谋扰乱治安者。
三、招募军队或其他军用人工、役夫者。
四、供给、贩卖或为购办、运输军用品或制造军械�药之原料者。
五、供给、贩卖或为购办、运输谷米、麦面、杂粮�其他可充食粮之物品者。
六、供给金钱资产者。
七、洩漏、传递、侦查或盗窃有关军事、政治、经�之消息、文书、图画或物品者。
八、充任向导或其他有关军事之职役者。
九、阻碍公务员执行职务者。
十、扰乱金融者。
十一、破坏交通、通讯或军事上之工事或封锁者。
十二、於饮水、食品中，投放毒物者。
十三、煽惑军人、公务员或人民逃叛通敌者。
十四、为前款之人犯所煽惑，而从其煽惑者。
犯前项各款之罪，情节轻微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第 三 条曾在伪组织或其所属之机关团体服务，凭藉敌伪势�，为有利於敌伪或不利於本国或人民之行为，而为前条第二款以下各�所未列举者，概依前条第一款处断。
第 四 条前二条之未遂犯罚之。
第 五 条预备或阴谋犯第二条之罪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有期徒刑。
第 六 条明知为汉奸，而藏匿不报，或有包庇或纵容之行为�，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七 条故意陷害，诬告他人，犯本条例之罪者，依刑法规�，从事处断。
第 八 条犯第二条第一项之罪者，没收其财产之全部。
前项罪犯未获案前，经国民政府通缉，而罪证确实者，得单独宣告没收其财产之全部，其未获案或於裁判前死亡，而罪证确实者亦同。
第一项未获案之罪犯，虽未经国民政府通缉，而罪证确实者，得由有权侦讯之机关，报请行政院核准，先查封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如系军人，报由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核准之。
前项财产查封後，应卽报请国民政府通缉。
第 九 条依前条没收或查封财产之全部时，应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
第 十 条依第八条第三项查封财产，得委托该管地方行政机关执行之。
执行查封之机关，应卽造具财产目录，分别呈报行政院或中央最高军事机关。
第十一条依本条例没收或查封之财产，应由执行机关公告之。
第十二条明知为汉奸，将受没收或查封之财产，而隐匿收买寄藏或冒名代管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倂科三千元以下罚金。
第十三条依本条例判决之案件，被告如系军人，应於宣判後三日内，缮具判决正本，并令被告提出声辩书，连同卷证，呈送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核定。但有紧急处置必要者，得敍明犯罪事实，适用法条及必须紧急处置理由，电请核示。
中央最高军事机关对於前项呈核之案件，得行提审、派员莅审或移转管辖。
第十四条汉奸案件应迅速审判，并公开之。
第十五条曾在伪组织或其所属机关团体担任职务，未依本条例判罪者，仍应於一定年限内，不得为公职候选人或任用为公务员，其详细办法，由考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如系律师，幷应於一定年限内，禁止其执行职务。
第十六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捌』 当汉奸者杀无赦 标语的情景出现在哪一历史时期
抗战前后
“汉奸”语汇后来甚至成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国民政府订有《惩治汉奸条例》（1938年）、《处理汉奸条例》（1945年），以此当作打击政敌（主要是汪精卫的南京政府）的主要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也曾经发布《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财产的指示》（1951年），以此对特定人士进行政治斗争。
一个有关汉奸这个词的提法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移居马来西亚的商人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其他立法及其主要特点是什么
（一）各时期代表性的刑事法规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政府，于1934年4月正式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条例共四十一条，主要内容有：（1）重点确定了反革命罪的概念和主要罪行。（2）规定了刑罚种类。有死刑、监禁、没收财产的全部或一部分、剥夺公民权的一部分或全部。（3）规定了本条例的适用范围和刑罚具体运用的一般原则。
2．抗日民主政权的惩治汉奸条例
锄奸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军民面临的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汉奸罪犯，成为当时刑法打击的主要对象。
在总结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立了锄奸斗争和刑事立法的主要方针，包括以下要点：
（1）正确区分敌我界限，划清罪和非罪的界限。
（2）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
（3）严禁逼供信。买行“少捉不杀”的原则，错案必须平反。
（4）锄奸工作和刑事审判工作，都必须加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贯彻群众路线。
（5）适用刑法必须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
为了惩治汉奸罪犯，各边区的抗日民主政府分别制定了许多有关惩治汉奸的单行法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39年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惩治汉奸条例》（草案）。
3．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刑事立法的新发展
主要任务是打击反动阶级的破坏活动，各边区、大行政区、各地军管会及人民政府先后制定了刑事法规。刑法原则的重大发展是明确规定“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刑事立法原则。
与抗日战争相比，某些刑法及执行上有所变化，主要有两点：
（1）新刑种“管制”的产生。即政府把反动分子登记后，将其交给当地政府及群众监督改造，每日或每周须向制定机关报告其行为，限制其自由。它是发动群众对敌专政，改造罪犯的好形式。
（2）取消“回村执行服役办法”。取消了抗日战争时期一度实行的交乡执行刑罚的制度。
此外，在刑事立法方面，各解放区人民政府还颁布过《惩治贪污条例》、《禁烟禁毒办法》、《森林保护条例》和严禁破坏交通、破坏金融等法令。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反革命案件的同时，也积极审理了大批其他刑事案件。
（二）婚姻立法
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关于婚姻问题的民议案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确定实行“结婚离婚自出”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湖南、江西等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村妇女问题决议案》，确定了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政策，如严禁摧残妇女，严禁多委制，反对买卖婚姻，取消聘金制，结婚须双方自愿，允许寡妇改嫁等。
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婚姻法
1931年12月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婚姻条例》，至1934年4月正式颁布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婚姻法》。主要内容有：
（1）确定新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2）结婚须双方同意，男满二十岁，女满十八岁，男女同到乡政府领取结婚证，即合法。
（3）离婚自由，男女双方同意即可离婚。关于离婚有两个特殊规定：一是红军战士之妻要求离婚，须其夫同意；二是女子在怀孕期内和产后四个月以内，男于不得提出离婚。此外，对于离婚后的财产处理和子女抚养问题，都作了原则性规定。
3．抗日战争及其之后的婚姻条例
这一时期各地婚姻条例的基本原则，与苏区的婚姻法大体相同，只是在若干细节方面，作了具体而灵活的规定。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制定的婚姻法规，基本上沿用抗战时期的规定，有的作了补充修订，使之更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