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信访条例

㈠ 大型群体性活动的编制依据有哪些

请适当参考：
为有效防范和妥善处置重大群体性事件，提高处置效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消除和降低重大群体性事件造成的影响，切实维护我市社会大局稳定，保障和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本预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黑龙江省信访条例》、《黑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黑龙江省重大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及《黑河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市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重大群体性事件主要包括下列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扰乱社会治安秩序以及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行为：

㈡ 黑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信访条例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密切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讯、走访等形式，向人大常委会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进行申诉、控告和检举，并由有关国家机关进行处理的活动。第三条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是本行政区信访工作的一部分。人大常委会应认真处理来信来访，倾听并受理信访人的意见、建议、要求及申诉、控告、检举，切实做好信访工作。第四条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坚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与依法受理和思想疏导相结合的原则。第五条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应亲自阅批群众重要来信，接待重要来访。第六条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应把信访工作纳入议事日程，掌握、研究群众反映的重大涉法案件。第七条人大常委会根据需要可以听取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关于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交办的重大典型案件办理情况的汇报。第八条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部门是人大常委会受理、办理信访事项的职能部门。第九条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部门应定期反映信访情况，对重大信访事项应及时向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报告和向有关机关通报。第十条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部门应配备与工作任务相适应的专、兼职工作人员，并保证其必要的工作条件。第十一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大常委会反映问题，由本级人大常委会的代表联络机构接待和处理。第二章信访人第十二条信访人，是指采用书信、电讯、走访等形式向人大常委会反映情况，提出意见，进行申诉、控告和检举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护。第十三条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进行信访，应到人大常委会机关指定的接待场所。第十四条多人反映共同意见、建议和要求的，一般应采用书信、电讯等形式提出；需要采用走访形式的，应推选代表提出，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第十五条信访人应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第十六条信访人应遵守信访秩序，不得围堵、冲击国家机关；不得拦截公务车辆；不得损害接待场所的公私财物；不得纠缠、侮辱、殴打、威胁接待人员；不得携带危险品；爆炸品以及管制器械进入接待场所。第十七条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部门发现来访人员中有传染病或者疑似传染病人的，应通知其所在地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第十八条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部门发现来访人员中有精神病人的，应通知其所在地区、单位或者监护人将其接回。对不能控制自己行为，妨碍信访循序的精神病人，信访工作部门可以责成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将其带离接待场所，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第三章受理和办理第十九条人大常委会受理下列信访事项：
（一）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二）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的建议和意见；
（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渎职行为的控告和检举；
（四）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判决、裁定不服的申诉；
（五）按照法律规定人大常委会需要监督的其他事项。第二十条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部门对应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解决的信访事项，应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第二十一条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部门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应及时将信访事项转交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下一级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部门办理。被交办机关不得推诿、敷衍塞责，必须认真调查处理，并答复来信来访者。第二十二条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部门发函交办信访案件，司法机关应在收函之日起180日内、行政机关应在90日内办结，结案后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处理结果，并将结果及时通知信访人。逾期不能结案的，应报告案件办理进展情况和预计结案时间。对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办结的特殊信访案件，由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部门限定时间办结。

㈢ 政治参与的合法性

政府对“政治参与”的保护是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和体现zt

在中国人的思想深处，认为谈政治是危险的。

这种无时不刻都怕被“政治”螫到的恐惧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甚至记忆中彻底抹去了人的基本权利。它从根本上把中国人作为公民的存在沦为了动物性的圈养，把所有摆脱奴役和争取权利的要求变为非法。中国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有权利，要争取权利，那简直就是“活的不耐烦了”。中国人的思维和智慧无所不在地被异变和扭曲了。

“公民参政”是所有政权合法存在的根本理由。人人生而平等，人们生而享有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 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唯一合法目的就是捍卫公民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政府必须得到被治理者（或通过代议士）的同意产生出来。

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参与” 是对公民参政的概括，是主权在民的体现，享有受宪法保护的崇高地位。“政治参与”最主要的特征是：是公民在政治体制的各个层次中以个人或团体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抉择或公益分配的行动或不行动。举例说，参加选举或不参加选举，支持或反对一位政治家，都是“政治参与”。由于在“政治参与”中产生了(并且监督了)合法的政府，政府就必然和必须要保护“政治参与”。也就是说，政府对“政治参与”的保护是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和体现。

虽然民主制不一定是最美好的，但胜出共产专制太多。民主制的相对优越性明显地表现在“政治参与”的选举中。定期选举不但能不断地把相对最有能力的人选出来，而且避免了专制下流血或不流血政变及其引起的社会动乱，极大减低了社会资源的成本耗费。公民只要了解候选人及所属政党的政绩政纲，就能迅速作出选择，选民无须花费巨大成本收集信息，就能作出相对理性的选择。

在选举中，候选人的好与坏，真诚与虚伪，实话与谎言，功绩与错误，他的性格和操守都要一一受到选民最严格的检验。这是专制者连想起来都胆战心惊的，更不要说会敢于一试。在选举中，胜非圣人，败也君子，荣辱共在。如果说，胜选者是高大的，那么，他的高大是人民的选票垒起来的。如果说，败选者是值得尊敬的，有了败选者的败选，胜选者的胜利才真正有了价值。

20 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两类所谓“政治参与”现象。第一类表现为大学学区及农村进行的选县及县以下人大代表的选举投票活动。有学者把它归纳为“制度性参与”和“公民赋权运动”。第二类是非制度性抗争性参与，表现为“公民维权运动”，具体形式......

第一类的“制度性参与”，如果没有严肃当真的态度，便不能真正把民众的意愿带进政府，变为政府政策。第二类大规模抗争运动的出现正好说明了第一类参与并没有满足民众“政治参与”的要求。

据中山大学郭正林教授等对广东省农村26 个村三类区域(珠江三角洲中心；边缘；相对落后)1千八百多人多人的抽样调查发现：没有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占绝对多数(64.0%)，多次参与选举的只占极少数(3.2%)。在参与选举的农民中，党员占绝对多数(63.5%)，非党员只占少数(29.7%)。另外，个人的政治面貌和职务经历(党员、干部) 对参与选举影响最明显，经济收入对选举只有微弱影响。由此发现，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同个人的社会政治面貌及社会身份（通过职务经历来体现）关系密切 。

学者的研究还证明，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显著特征是目标非经济化。郭正林教授等的研究发现，在农民政治参与的取向中，排在首位的是“办事公道”和“人品好，不贪污”，这表明农民有很强的公平要求和正义诉求；排在第二位是“有文化、明道理”和“敢为村民说话”，表明农民十分看重知识文化以及敢为平民利益鼓与吹的“包公精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的选举取向中，是否是党员排在倒数第一，仅有不到20%的人选择党员。于建嵘在湖南的调查显示，参加选举的农民并不认为选举投票对他们的自身利益很重要，他们寻求的是“做事公正” 。何包钢和郎友兴的调查显示，农村选民的投票行动主要受其政治权利及公民责任意识驱使，表明农村社会的公民意识正在形成。国外学者中，欧博文和李连江对农民政治文化的研究发现，转型期中国农民的选举参与、依法抗争等政治参与活动，正在把老实巴交的“顺民”和爱顶撞权威的“刁民”塑造成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

不难看出，一方面，中国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在觉醒之中；另一方面，“政治参与”被挤压在非常窄小的空间和极为低下的层次中，与其在民主制下的涵义发生了根本的异变。

在当今社会转型期，摆脱中国人背负的“搞政治”的“原罪”、还原中国人“公民参政”的权利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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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级上访的合法性分析
摘要：越级上访是公民合法政治参与的表现，是对基层政府失灵和基层政府不作为的规避，越级上访也有利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建设。越级上访要得到合法的身份认同必须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

关键词：越级上访 合法性 利益表达 政治参与 政府失灵

一、问题的提出

任何一种利益结构都客观存在着一定的利益需要，而一定的利益需要总是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来表达，即利益表达。信访就是当代中国群众性利益表达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渠道。根据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信访条例》第二条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以下简称各级行政机关）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1]至于“越级上访”，从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信访条例》来看，越级上访并不在禁止之列。也就是说，越级上访并不违法。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和公民法制意识的提高，越级上访逐渐成为人们解决利益争端和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武器。应该说，这一点，无论是从法治建设的高度，还是从政治生活的实践来说，都是一大好事。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越级上访”者屡遭排挤、打击、报复乃至遭遇其它各种不公正的对待的情形时而见诸媒体。

湖南衡阳县农民邓仔生，因为其所在村干部向农民征收的税费远远高于中央和省政府的规定，他跑到县里找县长告状，结果一回到村子，老婆被人从楼上推下来，打得神志不清。后来他象电影中的秋菊一样，先后跑到省会长沙和北京上访，要求为农民讨一个说法。县政府在展开严打活动时，悬赏500元人民币通缉他，因为找不到人，把他的房子砸了。[2]其惨状不能说不撼人心魄、触目惊心。象这样“为民请命”者最终成了某些地方政府“严打”、“整肃”的对象，维权护权者却遭到了公共权力持有者的不公正的乃至是违宪的对待。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公然张贴着“越级上访是犯罪！”“严惩带头上访的元凶”[3]之类的醒目标语。还有些地方竟然采用经济手段限制上访。比如江西省丰城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为阻止职工上访，竟然下发书面通知以扣发工资和罚款相威胁，“上访一次罚款两百，上访两次罚款四百，上访三次工资扣发” [4]。

被媒体广为报道的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四方台区的居民、61岁的妇女马继云，越级上访被关押75天，后因瘫痪才被“释放”回家，在关于其办案书上竟赫然写着：“马继云……长期越级上访达八年之久……”[1]在他们看来，上访就是“闹事”、就是与政府“作对”、就是不“听话”，上访者就是“刁民”，对付“闹事”、“刁民”的办法就应该采取毫不手软的“制裁”、“处罚”，何况对越级上访就更加是不容置疑的“此可忍孰不可忍”。

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社会各阶级、阶层迅速分化，坊间各种社团和组织迅速成长发育的历史，而这一历史性的诉求又引起了社会利益的重新整合，而在社会利益整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各种利益矛盾的冲突和对抗。日渐增多的越级上访正是这一利益矛盾的冲突和对抗的极致表现。

就目前的越级上访而言，大多数的并非是一种出于敌视政府，对国家不满的立场，而是真实地为了维护和捍卫自身的合法利益。可是，我们的不少地方行政机关和一些部门，往往更多的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来定位越级上访，少数地方政府和部门甚至对越级上访者施以“阴谋论”的处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是由于利益而导致的“冲突”，由于维权而导致的“抗争”，双方也就很难沟通、对话和协商，因为首先缺乏的是对问题的相同视角和理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样，也就人为地强化和升级了越级上访这一政治行为。对越级上访者而言，无疑需要付出的是更大的代价、道德勇气和日益膨胀的上访成本；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为了捍卫其所谓的权威、既得利益乃至个人的升迁，不得不采取各种高压的手段，“杀一儆百”，诸如人身攻击，财产的破坏和对越级上访者家属的报复等。而这些正好和——国务院《信访条例》第三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2]——相违背，认为其是和政府“唱对台戏”、“对着干”。

《信访条例》第四条规定，信访工作应当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如果我们再从《信访条例》的二十条关于对信访人的六大禁止行为来看，越级上访并不在这之列。[3]这就是说，就一般的工作程序来看，我们的信访工作应该按照这样的“层级”原则解决问题。诚然，我们没有鼓吹或者过分宣扬越级上访的优势。我们只是想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越级上访确实存在我们身边，而且这样的案例占到上访的85％以上（2002年的数据，参见下文）——出发，如何清醒地、理性地——而不是从某种特定的立场——探讨、把脉越级上访问题。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越级上访的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到底何在？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越级上访的合法性分析

如果说政治学的本质是一门艺术的话，那么，它也是在所有可行的政策和制度中选择最有价值的政策和制度的艺术。既然是选择最有价值的政策和制度，也就免不了要涉及政策和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关于越级上访的合法性，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

1、越级上访是公民合法政治参与的表现

政治参与指的是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政治参与的一个动机就是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或者说是影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政治参与有四种不同的模式：投票；竞选活动；公民主动的接触；合作活动。与越级上访相关的主要就是公民主动的接触。有着特殊问题的个人主动与政府官员——可以是个人对政府，也可以是个人对政府的某个部门——接触，商谈其所关心的特定问题。只有这种模式的参与，人民才可以合理地期望它产生特殊好处。因为它可以选择参与行为的“议程”，即可以自行决定接触时谈些什么内容；而不像投票和竞选活动，议程完全被候选人和政府官员控制。[1]

从政治参与的角度考察越级上访，主要是因为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越级上访正是公民自觉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渠道；政治参与也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而越级上访一旦获得“身份”认同，必将大大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政治参与的功能来看，一方面，它具有制约和监督政府的功能；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增进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从越级上访主要采取与政府官员接触这种模式的政治参与的特征来看，上访者主要是想通过与高层官员或者政府部门接触——法律绝对不会规定公民只能与基层官员打交道，而不能与高层官员接触，获得他们的支持和信赖，借以解决其自身问题。就这种模式的政治参与来看，它并不违法。因为任何公民都有与高层官员或者政府部门（国家机要部门除外）接触的权利。这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越级上访是公民行使法律赋予的合法的权利，把自己的态度、意见、建议等转变为向政府行动表示要求的方式，并且旨在影响政府决策或者政策制定过程的活动。

从现阶段越级上访的情况来看，大多数都是因为上访者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而基层政府对上访人所反映的问题往往无动于衷或者久拖而不决，这样，非但不能充分满足其利益要求，反而不断侵害其利益，于是他们不得不与更高一级的行政机关及其官员进行沟通、对话和协商，以表达其利益要求，希望通过这种个别接触和非制度性的利益表达，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或者政治过程，比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施压，要求下级行政机关更加积极主动作为。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通过“层级链”逐级传递，由于基层政府为了本身声誉或者怕影响政绩而实行信息封锁或者信息截留，这样，这些通过逐级传递的信息就不能直接为较高一级的行政机关所掌握。

从政治参与的功能来看，越级上访具有制约和监督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功能。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政治参与本身就是一种利益的宣泄机制，它可以在政府和社会大众之间力求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能够起到缓冲、协调或矫正政府行为同公民大众意愿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从政治体制来看，为了维护现存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政府系统也必须持续不断地从社会中获取大量的政治信息，尤其是民众反映强烈，怨声较多的反面信息，从而对其治理方略和统治方式进行矫正和纠弊。而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大胆表达自己对利益和价值分配的意愿和目标取向，也恰好迎合了政府系统的这一要求。而且从政治参与机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关系来看，政治参与机制是政治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参与机制的健全程度，直接关系到政治运行机制功能的发挥程度。从而力图在政府的行为与公民的意愿之间建立一种对所涉及的问题的一致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越级上访，我们会发现，公民之所以出现越级上访，往往是因为基层行政机关的作为无法满足其意愿和要求，为了满足其意愿和实现其利益要求，必然要通过其它的途径来获取。而越级上访既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选择，也是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这是因为在单一制国家中，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往往具有相当的威慑力和至上的权威性，比如越级上访者告到农业部，农业部就会批复给省农委，再一级级批复下去。就一般情况来看，下级对于上级的指令和指示，还是要有所重视、贯彻和落实。

在大多数情况下，下级是不敢“抗命”，但是在这些年的越级上访事件中，很多基层政府机关并没有按照上级的指示和精神妥善处理好越级上访的问题，甚至采取或者变相采取极为恶劣的打击、报复的方式对待上访人。诸如上文提到的越级上访者，其上访历程无一不是艰辛和痛苦的，而其结果也往往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人心”、“随民意”。诚然，如果上级行政机关和下级行政机关沆瀣一气，抑或下级为了其特定目的（比如领导者怕影响政绩等）而贿赂上级，上级也“积极响应”，则另当别论，因为它需要承担的是另一种更大的政治风险，需要付出的是另一种更大的道德代价。

总之，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考察越级上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越级上访有助于上访问题的真正解决，也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减少或者抑制腐败现象，促进政府的廉洁勤政高效，从而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增进政治合法性建设。

2、越级上访是对基层政府失灵和基层政府不作为的规避

之所以从政府失灵和政府不作为的角度考察越级上访，是因为政府失灵和政府不作为是现代政府经常容易犯的“政治病”和两大顽症。政府失灵是指政府的政策干预措施不能实现预期的调节市场的作用，在某些条件下甚至导致比“市场失灵”更坏的结果。

从越级上访的角度来考量政府失灵，其主要问题在于：（1）基层政府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由此导致政府效率低下和政府官员淡漠无情；（2）基层政府官员和常人一样，会犯错误；（3）基层政府行为存在失序或失控，由此导致对政府违约行为惩罚的空置；（4）基层政府机关和行政官员存在激励机制问题；（5）基层政府的垄断性导致低效率、寻租行为等腐败现象；（6）基层政府奉行的“多数人同意”和“少数人决策”原则，时常会漠视或损害少数人的利益。换句话说，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正是越级上访者之所以要越级上访的现实理由。

2003年10月6日出版的《了望》周刊指出，当前“80％的上访反映的是基层问题，80％的上访反映的是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的，80％的上访是由于地方或部门没有认真妥善解决所造成的”。[1]。而解决基层政府失灵的一条有效途径就是建立和完善民主表达的方式以及创设并且不断完善新的政治操作技术。这样既可以直接为民众提供一个通畅的表达渠道和制度平台，也可以减少社会的官僚化倾向，改善干群关系，从而完成政府为所有公民提供生存、稳定以及经济的和社会的福利这一目标。

从政府不作为这一角度来看，近年来越级上访之所以愈益凸现，主要是因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某些基层政府官员在政治冲突中，不是缓和平息冲突，而是“善于”制造、激化、升级冲突；二是有关部门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缺失，甚至人为堵塞、封锁上访渠道；三是不少基层政府官员习惯于运用政治和意识形态“整人”，缺乏起码的法律思维和法治意识；四是中国的权力结构体系特征决定了，中央一级、省一级的威摄力和信任度最高，但是到了地方，越是基层，权力结构就会异化，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央满天晴，省里起乌云，县里刮大风，乡镇淹死人”；或者“一个部门解决不了问题，其他所有部门都解决不了问题的局面，最后演变为所有的问题都涌向北京” [2]。因此，一方面，疏通信访渠道，给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如实反映问题的绿色通道和不受任何阻碍地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平台，极为紧迫和必要；另一方面，建立起严格、规范的政治问责制度——强化“作为”的责任重要性和自警意识，提高“不作为”的政治风险和道德成本——也理应提上日程。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当前不少地方政府的“市场化”、“企业化”和“利益化”以及地方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使得一方面政府行为的公共性、服务性、合法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导致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基层政府机关的普遍的“不作为”，致使政府应有的功能大大缺位，公共事业衰退，权力寻租和制度腐败严重，社会不公正和不稳定因素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公民个人的上访还是法人或其它组织直接对基层行政机关的上访似乎总难以奏效。于是，越级上访，也就是顺理成章且在情理中之事。因为这是对基层政府“不作为” 的最有效的利器和维权者的尚方宝剑。一方面是上访人对基层政府“对簿公堂式”的挑战和抗争，另一方面是上级对下级的法定的“权威”的作用使然。也正是这两点的存在，使越级上访成为可能，使越级上访者在维权的同时，纠正和规范基层政府的“不作为”。

总之，如果按照国家的要求以及目前的《信访条例》，我们要依法、有序、逐级上访，这个也没有问题。即使我们不提倡大家都去越级上访，但是决不能禁止越级上访，尤其坚决反对阻止群众越级上访，甚至采取非法手段打击、报复越级上访的行为。而太多的“越级上访”的存在，更多的是因为现实中的“逐级”、有序上访往往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国家信访局王月宗副局长指出，我们不提倡越级，但是不禁止越级。为什么这么说呢？2002年我们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交办给地方的案件，那肯定都是越级，85％的来访都是属实的。这是什么概念，换一句话讲，如果你不让越级上访，那么这85％的群众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很可能石沉大海。[1]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越级上访既可以实现下情上达和上情下传，也是对政府失灵和政府不作为的有力弥补和一大规避。

3、越级上访有利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建设

合法性是政治科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其最初的含义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其内涵更加丰富，合法性不仅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主要是指人们内心所秉承的一种理性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公正的和值得信赖的。政府的合法性通过以下四种途径：首先，政府长时间的存在；其次，一个政府也能从其良好的政绩中获得合法性。保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提供安全保障以低于外敌入侵和内部骚乱，公平对待所有的人，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合法性。第三，政府的组成结构对合法性也有影响。如果人民感到政府是公平地代表他们的，而且在选任官员时有发言权，他们就更愿意服从。最后，政府通过操纵国家象征来支持其合法性。国旗、历史纪念馆、爱国的游行、有力的演说等都让人们相信政府是合法的，是应当服从的。[2]

用合法性理论来分析越级上访，我们会发现，就越级上访来说，上访的原因更多是与上述第三种途径的合法性来源有关。无论是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要求，还是检举揭发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都直接影响到信访人对政府系统的信赖感、支持感和认同感。遑论信访人是出于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和动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越级上访存在的原因，也就是信访人对基层政府系统的这一信赖感、支持感和认同感无法找到，“不得已而为之”，采取这种自下而上的，通过直接诉求更高一级的政府及其权威来对抗基层政府和少数官员的“枉法”行为。如果越级上访者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根本保障，或者说这一权利压根就没被重视过，它就会直接影响到“特定的信仰体系”的维系和变更。反之，如果越级上访能够奏效，越级上访者对上访结果的“高满意度”又有利于政治统治和政治治理权威的加强，它会直接影响到政治合法性的建设。它们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从合法性的角度审视越级上访，我们还可以从政治责任与合法性的角度来考查。作为合法性存在的三个前提条件之——另两个是政治分化和政治判断——的政治责任，与合法性的关系甚为密切。责任所表达的是一种权力，该权力接受了统治权利所强加的限制措施。不论何种政体，只要它在努力寻求建立起它的合法性，那么它就要关注于建立对它自己的权力进行限制的机制。这种限制措施要求领导者不能只从纯粹的私人角度——或曰为自己而存在，为私利而存在——考虑问题。对于一个有抱负、想尽可能显示其统治权力的政治领导人来说，政治责任首先是承认他的活动的公共范畴，他必须想法设法，必须尝试，必须尽全力满足共同体成员的要求，为共同体服务，持续发展公共福祉。同时，负责任的统治者是接受谴责原则的。责任与惩罚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要强调责任的重要性，就必须有惩罚机制。这一机制的实行，是为了不致使整个共同体的运行处于难以为继状态，乃至处于极端危险境地。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政治体制过分保护其自己的领导人，它就只能使自己处于更加趋于脆弱的状态，乃至加速其崩溃和灭亡的进程。[3]

总之，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考察越级上访，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基层政府和部门以各种形式和借口阻止合法的越级上访。因为其本身换来的是政治合法性的实现。上访人通过越级上访，如果能够使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同时也提高了其对基层政府的认同意识。同时，越级上访也有利于决策合法性。决策合法性往往指涉的是，通过利益博弈之后所形成的决策，实质上代表和维护了谁的利益，代表和维护了什么样的利益，以及利益的实现路径和保障机制问题。它涉及的更多的是程序、规则以及制度化的参与机制问题。为政者可以通过“越级上访”这一利益宣泄和表达形式，更真切地倾听民众自己发出的声音，并根据现实情况和操作可能性，将其纳入决策过程和政治考量之中，从而更加充分和最大限度地纳“越级上访之真言”，给越级上访者一个完整、满意的答复，以提高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综上所述，在论证了越级上访的合法性之后，下一步该探讨的就是针对目前越级上访得不到一些政府和部门的认同，甚至视为“违法”的现象，如何寻找一种制度化的表达机制，以及保障此规范化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良性运做的配套制度设计和安排。这些制度设计和安排理应包括如何使越级上访逐步得到合法的身份认同，如何规范越级上访这一政治行为，如何保障越级上访者合法权益，如何矫正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违宪违法行为，如何实现越级上访者的零成本和结果的高满意度……这些都是当下中国政治无法回避而又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诚然，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包括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及保障规范化、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良性运作的配套制度设计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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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
中发[2007]5号

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做好新时期的信访工作，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强党风建设尤其是干部作风建设，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信访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强化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政治责任
（一）正确认识当前信访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信访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积极畅通信访渠道，依法规范信访秩序，切实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妥善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全面加强信访工作各项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但由于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既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大量矛盾和问题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加上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不到位，一些干部的作风不扎实，一些群众的法制观念比较淡薄，使信访问题进一步凸显，信访工作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各级党委、政府要正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产生信访问题的原因和背景，深刻认识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使信访工作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二）切实增强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的责任感。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倾听群众呼声的窗口、体察群众疾苦的重要途径，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做好信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把信访工作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位置，切实抓紧抓好。
二、明确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把握信访工作的正确方向
（三）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牢记为民宗旨，发扬务实作风，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四）新时期信访工作的目标任务。以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着力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构建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新格局，建立畅通、有序、务实、高效的信访工作新秩序，形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任务相适应的信访工作新机制，推进信访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坚持依法按政策解决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五）在政策制定中统筹兼顾各方利益。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群的利益。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综合考虑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保持政策的严肃性、连续性、稳定性，注意相关政策之间的关联性。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重视信访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六）认真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对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要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明确规定的，要依法按政策抓紧解决；对群众要求合理，但法律法规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够完善的，要抓紧研究制定和完善法律、政策；对群众提出的应当解决但因客观条件不具备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要主动说明情况，向群众解释清楚，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适时予以解决；对群众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说服教育、积极引导。要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不能突破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能为求得一时一事的解决而引起攀比和新的矛盾。
（七）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要把解决信访突出问题作为工作重点，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信访工作原则，切实把信访突出问题妥善处理在本地区本部门、解决在基层，不能将矛盾和问题推给上级、推向社会。当前，尤其是要着力解决好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组织有权处理信访问题的责任部门积极开展联合接访，促进重大疑难突出问题的解决。要高度重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解决。各级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严格公正执法，妥善解决信访人的合理诉求。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加强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认真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等问题。
（八）坚持解决实际问题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要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在依据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解决群众反映问题的同时，加强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切实做好解疑释惑、疏导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要认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切实把处理群众信访问题的过程作为思想教育和政策法制宣传的过程，帮助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了解各方面为解决问题所作的努力，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四、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依法规范信访秩序
（九）完善信访诉求表达方式。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信访权利，对群众来访要坚持文明热情接待，对群众来信要认真负责办理，坚决纠正限制和干涉群众正常信访活动的错误做法，确保信访渠道畅通。要通过开通信访绿色邮政、专线电话、网上信访等多种渠道，引导群众更多地以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表达诉求，确保民情、民意、民智顺畅上达。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设立国家投诉受理中心，为群众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查询办理情况提供便利条件，为督查信访工作提供工作平台，确保群众诉求得到及时反映和有效处理。
（十）广泛征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要建立健全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引导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积极献计献策，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要对人民建议进行认真汇集和分析研究，对重要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深入调研和论证，对正确合理的意见充分肯定和采纳，及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完善政策，接受监督。
（十一）大力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制度。要认真坚持党政领导干部阅批群众来信、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带案下访和包案处理信访问题等制度。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信访群众制度，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群众愿望，关心群众疾苦，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
（十二）认真履行信访工作职责。要健全和完善科学规范的受理、交办、督办、回复群众信访事项的工作规则和制度，确保信访事项得到及时妥善处理。有权处理信访问题的责任部门要严格按照《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认真负责地办理信访事项，不得推诿拖延。要抓紧建立解决重复上访、多次信访问题的长效机制，着力化解长期积累的矛盾纠纷。要以是否依法按政策处理到位作为衡量信访事项办理质量的主要标准，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十三）依法规范信访行为。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群众正确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对信访活动中少数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要高度警惕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和境外敌对势力插手人民内部矛盾的图谋，依法严厉打击其利用信访活动进行渗透破坏的行为。
五、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努力提高信访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十四）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综合协调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加强组织协调，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形成做好信访工作的强大合力。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疏导、听证等办法，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及时妥善地处理信访问题。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与部门之间要加强配合、密切协作，共同处理好跨地区跨部门的信访问题。要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和信访部门的综合协调指导作用，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调、运转高效、综合施治的工作机制。
(十五)建立健全信访问题排查化解机制。要把信访工作的重心从事后处理转移到事前排查化解上来，做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要坚持经常排查和集中排查相结合，及早发现信访苗头和倾向，特别是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要进行重点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要严格落实化解责任，明确主要负责人、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限期妥善解决，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十六）建立健全信访信息汇集分析机制。要健全和完善多层次、全方位的信息报送网络，确保信息传递渠道畅通。要及时、准确、全面、有效地报送信访信息，特别是对涉及可能引发大规模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信息，必须按规定及时报告并超前做好工作，不得迟报、漏报和瞒报。要综合开发利用信息资源，进一步提高分析研判水平，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十七）建立健全信访督查工作机制。要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信访部门组织实施、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信访督查工作机制。要配齐配强督查力量，建立和完善信访督查专员制度，不断加大督查工作力度，确保信访工作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推动群众信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要支持和保证信访部门充分履行督查办尤其是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政策、给予处分建议的职责。要加强对典型经验的总结推广和宣传，推动信访工作健康发展。
六、着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预防和妥善处理信访问题的能力
（十八）提高基层化解矛盾的能力。绝大多数信访问题发生在基层，信访工作的重心也应放在基层。要牢固树立固本强基的思想，做到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及时化解矛盾，就地解决信访问题。要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下大气力抓好基层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基层组织解决矛盾的能力。要教育引导基层干部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防止因滥用职权、作风粗暴侵害群众合法权益而引发信访问题。要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群众初信初访反映的问题。要加强基层信访工作机构建设，乡镇（街道）、村（居）委会要有相应的机构或人员负责信访工作，县（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向社区派出接访员，形成层层有人抓、有人管的基层信访工作网络。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信访工作机构，或配备专（兼）职信访工作人员。
（十九）加强县级信访工作。预防和解决基层发生的信访问题，县级是关键。要高度重视县级信访工作，切实加强指导，特别是对信访问题较多、群众上访量大、工作比较薄弱的地方，要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信访工作整体水平。要建立健全县级党委常委会和政府办公会研究信访工作的制度，及时研究信访工作，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县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包案解决信访问题，深入一线指挥处置重大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担负起保一方和谐稳定的责任。
七、进一步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构建信访工作新格局
（二十）健全信访工作领导体制。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切实将信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听取信访工作汇报，认真研究部署信访工作。要明确分管信访工作的负责同志，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各级信访部门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要与形势任务相适应；中央和国家机关特别是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部门、单位，要根据各自工作任务，配齐配强信访工作力量；各级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切实抓好各自职责范围内的信访工作。国家信访局要加强对全国信访工作的协调指导。
（二十一）认真落实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各地区各部门的主要领导是信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地区本部门的信访工作负总责，对重要信访事项要亲自推动解决；分管信访工作的领导负直接责任，抓各项具体工作的落实；其他领导成员“一岗双责”，按照分工抓好分管方面的信访工作，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信访工作领导责任体系。要建立科学的信访工作考核评价办法，将信访工作情况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内容。要严格实行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对因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违法行政、侵害群众合法权益引发信访问题，或对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不认真解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对有关领导和责任人予以党纪政纪处分；触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十二）切实加强信访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信访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配齐配强领导力量，优化班子结构，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办事公道、作风优良、熟悉法律法规和政策、拥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具备较强社会管理能力的信访干部队伍。要加大信访干部的培养、教育、使用和交流力度，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工作业绩突出的，要予以重用，对长期从事信访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信访系统先进事迹，要及时总结推广，树立好的典型，倡导好的作风。要进一步探索建立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干部到信访部门锻炼的制度，把信访部门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基地。中央信访工作机构要研究制定信访工作人材队伍的培养规划。要高度重视信访部门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大对信访工作的投入，建设好群众上访接待场所，发送信访部门的办公重要依据信访工作办公经费和处理信访事项的业务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证。广大信访干部要切实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继续发扬信访工作的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地做好新时期的信访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努力奋斗。
军队系统的信访工作，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按照本意见精神另行规定。

2007年3月10日

㈤ 黑龙江省纪检委网站

黑龙江省兰西县为了政绩工程，大肆修建亚麻产业园，建成后招不来企业，没人使用，县委书记王秀平在2013年7月5日强迫每一个乡镇一周内出资壹佰万元，乡镇没办法强迫各个村支部书记出资十万元，最后再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并说一周内如果不出资相关负责人一律免职，试问这种行为是否是中央制止的行为主义和官僚主义，黑龙江省纪检部门是否负责处理此事，法理何在？

㈥ 黑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规定

第一条为了规范全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监督工作，促进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是指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办理的案件。第三条 人大常委会支持司法机关依法办案，支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四条 人大常委会监督案件坚持依法监督，集体行使职权，不直接办理案件的原则。对案件的监督，主要是督促司法机关运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纠正违法案件。第五条 各级人大常委会对本级司法机关的办案活动依法行使监督权。
人大常委会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处理案件监督的重要日常工作。受人大常委会或者主任会议委托，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承办案件监督的具体工作；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的有关案件的申诉按照省信访条例有关规定办理；省人大常委会地区人大工作委员会承办本地区案件监督的具体工作。第六条 人大常委会主要对司法机关办理的下列案件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下列行为进行监督：
（一）司法机关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适用法律不当的；
（二）司法机关办案违反法定程序的；
（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索贿受贿、徇私枉法、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的；
（四）司法机关及其负责人对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不依法处理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包庇纵容的；
（五）人大常委会认为需要监督的其他案件。第七条 人大常委会监督案件的主要来源：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诉控告的案件；
（二）人大代表视察、执法检查和评议过程中发现的案件；
（三）上级人大常委会交办和下级人大常委会提请监督的案件；
（四）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反映的案件；
（五）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等有关部门请求监督的案件；
（六）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较大、性质严重的案件。第八条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按下列方式实施监督：
（一）审议对司法机关案件监督的议案，并作出相应决定；
（二）依法对司法机关办案活动提出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作出答复；
（三）对司法机关办理的典型违法案件，依法组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定、决议，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办理；
（四）根据主任会议、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的建议，依法决定向有关司法机关发出执法监督书；
（五）对常委会任命的有严重违法失职行为的法职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决定免职、撤职。第九条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对符合本规定第六条规定的案件，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听取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承办申诉、控告案件情况汇报，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二）听取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对司法机关上报的案件办理结果意见和建议的汇报，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三）根据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依法发出执法监督书；
（四）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监督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议案。第十条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在承办案件监督的具体工作中，应当做好下列工作：
（一）对符合本规定第六条规定的案件进行初步审查；
（二）根据需要，可以进行初步调查，初步询问，调阅案件卷宗，也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对案件的有关问题进行咨询；
（三）集体研究监督案件有关事宜；
（四）对司法机关上报的案件办理结果有不同意见的，提出意见，报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五）每年向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监督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工作情况。第十一条司法机关应当依法接受人大常委会对办理案件活动的监督，并建立健全接受监督的工作机制。对交办的监督案件应当由主要领导及时签批，依法尽快办理，最迟不超过90日办结并书面报告办理结果，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能按期办结的，应当书面报告进展情况并说明原因。报告办理结果和进展情况应当由司法机关主要领导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