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票号的规章制度
A. 晋商票号产生的历史原因、条件、特点、影响
1、原因：
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
晋商票号出现在明末清初，先由山西颜料商人所创，平遥日升昌票号最著名业绩是“汇通天下”，异地汇兑成其所特有的业务，当然票号也同时兼经营存款、贷款、发行私贴等业务。其分号近百家，遍及全国以至新加坡、俄罗斯、日本、朝鲜等国。
2、条件：
明初晋商为明朝统治者在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3、特点：
晋商汇兑票据最有特色的是印章：抬头章、押数章、落地章、骑缝章，设计充满了浓厚的文化艺术色彩，既有防伪功能，又体现了山西古朴、厚重、率真的民风民俗。晋商票据边框多以票号名加饰以八仙、梅兰竹菊、宝鼎、聚宝盆为设计时尚。
如笔者所藏这张晋商于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十八日在山西婷县宏道分号发放的汇帖300文，设计图案色调为蓝色，边框为票号名和“暗八仙”（即八仙用的法器），金额用毛笔书写。印章6枚各具特色，最有趣的是用一套红财神赵公明像作为花押，生动有趣。
4、影响：
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
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1)日升昌票号的规章制度扩展阅读：
晋商的文化代表：
乔家、渠家以及曹家都曾走过西口，塞外的风沙磨炼了他们不甘贫穷的意志与毅力，他们用自己饱含着汗水的业绩，衣锦荣归之后，给后人留下了这些雕梁画栋的宅院，和古色古香、风韵犹存、遍布城乡、数以千计的庭院建筑，而且给建筑学、晋商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直观资料。
占地8724平方米，6幢大院，20幢小院，共313间房屋组成，整体为“双喜”字布局，全院以一条平直的通道将6幢院分隔两旁，院中有院，院中有园，既重整体美感，又具局部特色，无不造型考究，匠心独用。
全院装饰木雕300余件，几乎每件都是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院内砖雕，俯仰可见。100个“寿”字组成的照壁，百字百样，方劲古拙，灵动纤秀。
B. 日升昌票号的票号是什么意思
日升昌票号一般指中国票号博物馆。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票号产生的时间说法不一，票号有合资、独资之分，股东负无限责任制，资本额较钱庄为大，自二三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
票号多为山西人开设，主要原因有3个，分别是积累比较雄厚、经营活动需要、商号之间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2)日升昌票号的规章制度扩展阅读】
中国票号博物馆位于平遥县西大街日升昌票号旧址，1995年10月18日建馆开放。日升昌票号前身为“西裕成”颜料庄，财东李大全和掌柜雷履泰于清道光四年出资30万两银改营，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创建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她的诞生与发展，有利地促进了全国金融流通，加速了资本周转，对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坐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票号产生的百余年间，外患频频，内乱不断，日升昌在风雨飘摇的一百年，纵横捭阖，雄视商界，形成了一整套极具现代意义的管理制度。
日升昌票号是一种金融机构，类似于钱庄。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氏。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道光初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总号设于山西省平遥县城内，分号达35处之多，遍布全国。大中城市、商埠重镇。日升昌票号以汇通天下闻名于世。黄金时期年汇兑金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
C. 山西最值得去的名胜古迹之二
上期讲到山西最值得去的地方之一——雁门关，这期小王就来讲一下山西最值得去的另一个地方——平遥古城。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平遥县内，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年 公元前782年）。 山西平遥被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也是中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市之一。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在中国 历史 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汉族文化、 社会 、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平遥旧称古陶，明朝初年，为防御外族南扰，始建城墙，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在旧墙垣基础上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以后景泰、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进行过十次的补修和修葺，更新城楼，增设敌台。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3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而筑了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平遥城墙总周长6163米，墙高约12米，把面积约2.25平方公里的平遥县城一隔为两个风格迥异的世界。城墙以内街道、铺面、市楼保留明清形制，城墙以外称新城。这是一座古代与现代建筑各成一体、交相辉映、令人遐思不已的佳地。2009年，平遥古城被世界纪录协会评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2015年7月13日，平遥古城成为国家5A级 旅游 景点。
小王之前和朋友们一起前往平遥古城，因为在疫情期间，为了回馈广大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平遥古城等5A景区推出免门票的活动，所以小王是免费去平遥古城游玩的，平时的门票要120元/人。想去玩的小伙伴们记得带上学生证哦，可以打5折[可爱]
小王去的那天是阴雨天，而且古城墙还在修筑，所以没有多待，中午坐动车到了平遥古城，晚上坐车就回去了。平遥古城里面的景点共20处， 古城墙、日升昌、县衙、清虚观城隍庙、财神庙、明清古街、百川通、协同庆、天吉祥、雷履泰故居、中国商会馆、同心公镖局、古名居博览苑、华北第一镖局、中国第一镖局、蔚盛长、汇武林、文庙、苗世民藏报博物馆、蔚泰厚。由于时间关系，我和朋友们只去了明清古街、日升昌、县衙、蔚泰厚这四个景点。平遥古城里面真的很大。如果大家旅行时间充足的话，可以花3-4天时间，好好游玩一下。
日升昌作为 晋商 文化的杰出代表，其 建筑 风格和规模都具典型，但又有其特殊性。日升昌票号采用三进式穿堂楼院，即体现了晋中民居的传统特色，又吸收了晋中商铺的风格，达到了建筑 艺术 和使用功能的和谐统一。日升昌票号遗址位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古城平遥县城内。票号集中在西大街。日升昌占地1386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共有21座建筑，正院沿南北纵轴线，东院为狭长的南北小跨院，西院为日中新票号。
日升昌票号称为“票号”，也称“票庄”，或“汇竞庄”，这个行业为山西人的包揽，又称为“山西票庄”，它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当时全国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平遥人开的就占了7家，其中最大的票号是平遥人雷履泰开设的“日升昌”，它原是颜料行，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转为票号，其它还有“南通北达，二盛二协”，即日升通，日升达、百川盛、万源盛、协同庆、协同泰。这几家大票号的总号设在平遥，分号除京城外，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及商埠码头，平遥城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日升昌曾以“天下第一”、“汇通天下”而闻名。
票号集中在西大街，日升昌就在此街，沿街厚木排门，檐下彩画，挂店名牌横匾，院屋第一进为柜台、账房，二进为职员住处、客房；三进是二层楼房，楼下是花厅，楼上为仓储和伙计住处，最后进是贵宾及高级职员住处。西侧有廊道可通马车，备有马厩和马倌住处。城里还有店主雷履泰的私人住宅。
县衙坐落于平遥古城中心，始建于北魏，定型于元明清，保存下来最早的建筑在元至正六年(1346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 历史 ，整座衙署坐北朝南，呈轴对称布局，南北轴线长二百余米，东西宽一百余米，占地26000余平方米。衙门外，左翼有 观风楼 ，右翼有乐楼，前有照壁.衙门内，沿中轴线自南而北有仪门3间 、牌坊1座 、大堂5间 、宅门3间、二堂5间(明代匾额名" 忠爱堂")、内宅5间、大仙楼3间。仪门外之东西厢窑(房)各7间为赋役房。大堂前东西厢各11间，为吏、户、礼、兵、刑、工房。大堂两旁设参政厅、銮驾库各3间 。宅内各层均有东西厢房。衙署东部有彰瘅亭，自南而北又有钏楼 、土地祠 、寅宾馆 、侯祠、粮厅和花园 。西部有 申明亭 ，往北有重狱、女狱、轻狱、洪善驿、督捕厅和"马号"。
这座古县衙的主要建筑均有楹联，如大堂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二堂楹联"与百姓有缘才到此地";"期寸心无愧不负斯民"。
蔚泰厚地址在平遥县西街，与著名的日升昌票号中间只隔一个小烧饼铺。侯氏眼见日升昌由颜料庄改为票号后生意兴隆，十分眼红，但苦于无人能够经营票号。恰巧这时日升昌副经理毛鸿 翙 与经理 雷履泰 闹意见，毛受到排挤，侯氏就趁机把毛氏拉了过来。道光十四年(1834)蔚泰厚正式改组为票号，由毛氏(平遥邢村人)任总经理。毛氏感谢侯财东对他的赏识，一心与日升昌决一雌雄，锐意经营，使票号业务蒸蒸日上。毛又用加官晋爵办法，将日升昌熟悉业务的伙友郝名扬、阎永安拉过来。仅仅一年功夫，蔚泰厚由于毛氏的精心经营，业务得以突飞猛进。蔚泰厚又请超山书院山长徐继畲帮助制订了严格的号规，对财东、经理、伙计职责、结帐、伙友探亲、帐簿、函信等管理均有明确规定。蔚泰厚有了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基础愈加雄厚，声势愈加显赫。一纸汇票传千里，几十万两银子立可取，资金雄厚，业务繁荣，利润倍增。
到了平遥怎么能不吃当地特色的 美食 ——平遥牛肉呢？小王一行人吃了面和平遥牛肉，面条劲道、平遥牛肉肉质松软，非常好吃，老少皆宜！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在是作了观光车进出的，观光车10元/人，也是比较划算的，因为从检票处进入古城里面的距离真的很长，个人建议不要走路哦。因为这次时间紧凑，行程有点从匆忙，所以有机会的话，小王会再和朋友前往平遥古城，把没有逛完的景点都去一遍[耶][耶][耶]。
这一期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啦，如果有喜欢旅行的朋友们记得关注小王哦，下一期带大家领略不同的景点[送心][送心][送心]
D. 游平遥古城心得总结700字
走进平遥我不禁惊讶，周长不过六千余米的古城承载了那么丰厚的内容。古城西门仿佛时间隧道的洞口，从跨入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完全置身在古代汉民族城市的建筑、经济 文化 氛围中，恍惚时光倒流。下面由我来给大家分享游平遥古城心得，欢迎大家参阅。
游平遥古城心得1
今天下午，我们一家三口，来到平遥古城游玩!
来到平遥古城后，我们一家三口买了票，便兴致勃勃的来到古城门口，我发现地上有许多小坑，爸爸便给我和妈妈讲，以前车马经常经过古城门口，由于车马频繁，所以才形成了这么多的车轴印。
进入古城，我们便爬上了城楼。从上往下看，有一个四方城，叫“瓮城”。瓮城有两个作用。爸爸又给我们讲了一个 故事 ，叫“翁中捉鳖”：在战争时期，当敌人进入城门后，我方便将前后的城门一关，便向城下放箭或是投石头，将敌人消灭。还有一个意思：是为了不让 雨水 流出城外，故用来蓄水。
从城楼下来，我们便来到便来到平遥县衙——是古代县太爷办公的地方。进去后，爸爸便指着一个上面红，下面黑的东西说：“这简称板子，又叫水火棍”虽说水火无情，但打起来却很有情。比如，打你这个人认识你，和你关系好，他便用宽的地方打你，虽然声音大，但不痛;如果他不认识你，与你关系不好，便用细的地方打，虽然声音小，但很痛。听了爸爸的话，我受益匪浅。
接着，我们便来到了古城当时最繁华的一条街——南大街，这里有工艺品、博物馆、服装店、小吃店……
我们来到“日升昌”名称取自“如日初升，繁荣昌盛”之意。“日升昌”三字便成了“日日升日日”讨个好彩头。“日升昌”是中国民族银行的开山鼻祖。
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有阁楼的地方，以前的人，只要是女的，一生出来，就必须进阁楼，不能去大街上玩，直到出嫁，才能出阁楼。阁楼挺大，但只有两个人住：一个丫环，一个小姐。小姐整天在家里弹琴……
半天的时间，一转眼过去了，回家的时候，我恋恋不舍的看了一眼那坚固的城墙，我的心里，顿时思绪万千!
游平遥古城心得2
这个暑假，爸爸带我去游览了著名的平遥古城，让我感受到了古城的风韵。
平遥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古城，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在离古城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那雄伟高大的古城楼了。整个古城俯瞰呈平面方形，如龟形，因为在古人心中龟是延年长寿的代表，所以平遥古城也称“龟城”。
古城墙把平遥县城一分为二，一边现代，一边明清。明清的这边雨天灰蒙蒙的，显得神秘幽深，阳光灿烂时，则显得生机勃勃。听导游说城墙结实得连炮弹都穿透不了，这让我由衷地佩服建造古城的人们的聪明才智。
古城里有中国第一票号“日生昌”，它的名称取于“如日初升，繁荣昌盛”之意。听爸爸说，那可是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型的金融业，现已是中国票号博物馆了，晋商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城里还有县衙，就像现在的检察院，惩治坏人的地方。还有不少“票号”。也许经济过于发达，所以镖局就应运而生，这让我联想到那些武艺高强的大侠。
古城里的明清街显得格外热闹，小店门口的各种装饰、招牌令人眼花缭乱。忽然，我看见一家零食店，原来那就是卖平遥古城特产之一——牛肉，有红烧的、麻辣的、烧烤的……那飘过来的味道直诱人，我让爸爸给我买了一些。绣花鞋更是精致无比，惹得爱美的女孩子纷纷掏出腰包购买。漆器在这里卖得更是热火朝天：镶嵌着各种图案的漆器制作成项链、手镯……让人爱不释手，许多人都满载而归。夜深了，我们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明清街。
古城一游，让我恍若隔世。我被那保存完好的建筑，朴实的民风深深吸引，我爱你——平遥古城。
游平遥古城心得3
去年春天随寿光旅行社去山西旅游，印象最深的要数平遥古城了。
平遥古城是一座有着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四座古城之一，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
平遥古城墙是重要景点之一。 从导游那里了解到，明朝初年，为防御外族南扰，始建城墙，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零年)在旧墙垣基础上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以后 进行过多次补修和修葺。城墙总周长6163米，墙高约12米，墙外有护城河，深宽各4米，有3000个垛口、72座敌楼， 城墙历经600余年的风雨沧桑，至今仍雄风犹存，宏伟壮观，令人感叹。置身于古城墙内仿佛亲历了一场古战争，坚固的古城墙在防御外来侵犯保一方平安上一定荣立过赫赫战功。
古城占地2.25平方公里，共有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巷，是完整的古城墙、古街巷、古店铺、古县衙、古庙宇、古民居组成的大型古建筑群，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内具有保护价值的传统四合院民居有3797处，其中400余处保存完整，基本保持了明清时期的民居风貌，是中国明、清时期县城的活标本。现在多数居民穿着现代的服饰，居住在古建筑的`房屋内，过着既古朴典雅又有现代气息的生活。 在此旅游使人有穿越时空的感觉。
平遥古城景点很多 ，著名的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也是平遥的景点之一。 日升昌票号创建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遗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曾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其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游中国第一票号，不禁使人联想到陈建斌主演的电视剧“乔家大院”，昔日的繁荣凝聚了晋商们多少聪明才智、心血和汗水。
平遥古城向游客展现了古城风貌、晋商文化，值得一游。
游平遥古城心得4
平遥，这个曾在两千年前因出产陶器而被命名的平陶城，后因避北魏拓跋陶之讳而改为平遥的历史古城，虽然现在我们已看不到它两千年前的古城风貌，然而此刻我们有幸能看到三百年前重修于康熙年间的这座平遥古城，并且它的城墙保存得十分完好。
在这古老的城墙之上，三千垛口，七十二敌楼依然巍峨耸立，难道这垛口，这敌楼，仅仅是用来防御敌人的进攻吗?从它的实用角度来说确实如此。但，三千，七十二不正象征了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大贤人吗?古代战争年代，平遥古人仍不忘学习及文人的重要性。可见这“文武结合”的精神早已种在了平遥人的心中，这也无怪乎坐落于文庙对面的平遥一中，年年高考升学率很高，一直也是省属的重点中学，或许这已是在历史的沧桑中早已注定的了。
走下这刻满历史符号的平遥古城墙，再走入这票号之祖的“日升昌记”，奇迹!这简直是个奇迹!在这举世闻名，为战争而造的古城墙内又有一个举世闻名，关系着商业兴忘的票号。一个是战争中的焦点，杀声，喊声，弓箭，火炮充塞其中;一个是金融界的中心，钱进，票出，商贾，富豪频频进出。这日升昌记的名头，在几百年前就享誉全国，名满世界了。“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这副 对联 ，足以说明当时日升昌票号的火爆与昌盛，别小看了“一纸风行”这四个简单的字，就这四个字，便断送了有数百年历史的镖局业。日升昌票号当年定下来的一些 规章制度 ，在如今的金融界，企业界仍是制胜的法宝，日升昌票号的运作虽然现在已经消失了，但它的规范，它的精神却一直留传下来。
走过古老的平遥城墙，看过光辉的日升昌票号，穿过平遥县衙的层层大院，才立于城隍庙的戏台之上。我仿佛刚从历史中走来，一路观赏，一路品味。三百年的历史从身边匆匆而过，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古城让人们永远感受着古代城市的生活。
游平遥古城心得5
今天下午，我们一家三口，来到平遥古城游玩!
来到平遥古城后，我们一家三口买了票，便兴致勃勃的来到古城门口，我发现地上有许多小坑，爸爸便给我和妈妈讲，以前车马经常经过古城门口，由于车马频繁，所以才形成了这么多的车轴印。
进入古城，我们便爬上了城楼。从上往下看，有一个四方城，叫“瓮城”。瓮城有两个作用。爸爸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叫“翁中捉鳖”：在战争时期，当敌人进入城门后，我方便将前后的城门一关，便向城下放箭或是投石头，将敌人消灭。还有一个意思：是为了不让雨水流出城外，故用来蓄水。
从城楼下来，我们便来到便来到平遥县衙——是古代县太爷办公的地方。进去后，爸爸便指着一个上面红，下面黑的东西说：“这简称板子，又叫水火棍”虽说水火无情，但打起来却很有情。比如，打你这个人认识你，和你关系好，他便用宽的地方打你，虽然声音大，但不痛;如果他不认识你，与你关系不好，便用细的地方打，虽然声音小，但很痛。听了爸爸的话，我受益匪浅。
接着，我们便来到了古城当时最繁华的一条街——南大街，这里有工艺品、博物馆、服装店、小吃店……
我们来到“日升昌”名称取自“如日初升，繁荣昌盛”之意。“日升昌”三字便成了“日日升日日”讨个好彩头。“日升昌”是中国民族银行的开山鼻祖。
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有阁楼的地方，以前的人，只要是女的，一生出来，就必须进阁楼，不能去大街上玩，直到出嫁，才能出阁楼。阁楼挺大，但只有两个人住：一个丫环，一个小姐。小姐整天在家里弹琴……
半天的时间，一转眼过去了，回家的时候，我恋恋不舍的看了一眼那坚固的城墙，我的心里，顿时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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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晋商是什么商人，票号是什么意思
［摘要］：历史上的晋商票号，管理运营中有着类似于近代西方企业管理中的“持股分红”模式，也具备类似于近现代“职业经理人”雏形，然而竟不能完成由近代而现代的金融管理进化，终至完全覆灭。本文拟从组织特征、管理特点、制度缺陷等方面予以论述，以期厘清原委。
关键词：秘密社团 制度缺陷
明清两季，山西的经济地位十分特殊。一方面“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1］而财赋有出，且所出皆为千百万两白银之数；一方面是十室九空、惯于“挟轻资牵牛车走四方”［2］的山右行商，眨眼间风云际会，以票号经营独步天下、笑傲江湖，令近现代的海内外研究者，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票商际遇或突增感慨，或仰慕之情有如滔滔江水。
明清500多年历史中，鲜有一个商帮能够异常幸运地仰仗天时、地利、人和诸要素，迅速爬上神话般的财富巅峰然后又全然衰落。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地，如今只存留了几座令人乍舌的明清高规格民居建筑，所有的辉煌似已化作尘土。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又因何而败？本文试图从一个新角度予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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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康基田《晋乘嵬略》卷2。转引至《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张正明、薛慧林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2页。
2、（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0、《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转引同上。
一、组织特征：晋商票号的“秘密社团”属性
原则上讲，“晋商”不能与“票号”划等号，晋商的历史要远早于票号的历史，远可追溯到两汉甚至春秋时期时期。但晋商最辉煌且成就突出者，非票号莫属于。至于其他行业的山西商人，与同期的徽商等国内大商帮相比，似乎并无明显过人之处。因此，讲晋商多涉票号。票号的起源颇具传奇性，近现代曾有过多种说法［3］。其中又以“顾炎武创立票号”最为缺乏根据也最具传奇性［4］。类似的说法还不止一家。［5］而且每有知名学者附议［6］。20世纪60年代，山西大学历史系王守义、郝树侯两位先生也曾关注于此。
1、票号传说的“秘密社团”内容
顾、傅创票号说并非本文中心内容，仅以引证票号创制起始的扑朔迷离，及其某种程度的“秘密社团”（secret societies）性质。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很特别的士子类型。他们受前朝教育却身在当朝，在精神上比本朝的贵族还高傲，但并未（或者说不屑于）获得上等职业和显赫地位，他们拒不认同社会的特权显贵，并对现存秩序保持不满和对现行体制总在进行批判。士子所处的社会通常经济上落后政治上较前朝更为专制。正是因为如此，当这些士子群体企图将批判精神化为具体运作，试图引出激烈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们会组建秘密社团以求一逞。
晋商票号既传说是清季著名的反政府士人所创立，自然纲领、宗旨和管理手段总要异于常人。因此“号中规则极严密”且“尊行不废”，而非简单的在商言商［7］。同样地，由于其“秘密社团”的性质，保守机密与保护社团的需要，决定了有关票商的档案文牍是极难获得的。能够相对完整、准确复原票号业务状况的账册、信稿之类，因为有人拿了粘贴房屋的顶棚，才偶然存留了下来而且也已经残存不堪［8］。
总之，传说虽不同于历史，背后却往往隐藏若干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事实上，山西票号缘自管理上的高度自闭、经营过程的固步自封以及对从业人员严密控制的事实本身，已然带有某中“秘密社团”的倾向。有学者认为，票号与其说是个企业，不如说更像“一支秘密部队”或是“一个地下帮派”。山西票商一手造就的这个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而又与世隔绝的组织，通过“秘密社团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了历史上短暂的大繁荣，也注定了其覆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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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建生、刘鹏生等著《山西近代经济史》，对票号起源的几种不同观点，如隋末唐初说、明末清初说、康乾嘉庆说、鸦片输入说等，进行了相应的汇总和解释。参见《山西近代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85页。
4、《清稗类钞》记述：“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炎武所订，尊行不废，故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近人徐珂编《清稗类钞》，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记载之事，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光绪、宣统。书中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风俗、古迹名胜，几乎无所不有。编者态度严肃，遍涉清时各科，刻意于微末，可为清史之补正。
5、民国十二年（1923年），学者张一在上海申报馆出版《五十年来国事丛谈》，其中的《顾亭林、傅青主与山西票庄》这篇文章中，记述了作者和山西票号某掌柜（民国三年）的一段对话，叙述顾、傅创票号的根由。
6、参见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以是铙于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
7、反映晋商文化的《乔家大院》，是一部典型的商业童话。果如剧中乔致庸那样做生意，在现实社会中是很难成功的。乔致庸孤注一掷地去做一些事情，风险相当大，但其宗旨也非常伟大：武夷山贩茶、助军救驾、赈济灾民、保卫矿山等等，绝非一般商人所为和所能为，更像是士子文人及其秘密团体在借此弘扬一种既定的主义或主张。
8、日升昌票号的残存信稿及部分账册，是在当代修缮房屋时候发现的。由于上述物品当初用来糊做了顶棚，散乱残损极其严重，只能部分揭裱并重新装订成册，现藏于山西平遥中国票号博物馆。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2、票号经营中的秘密手段
秘密社团通常都有自己固定的圈子，也少不了让外人看得一头雾水的暗号和密码。这些内容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有其他的寓意在内。平遥“日升昌”票号当年的营业大厅中，墙上张贴着票号的规章以及一篇看似普通的诗作。解说员总会主动告诉旅游者，墙上的诗作其实是“日升昌”的密码表：客户的汇款地点、汇款金额、提现地点等，都用汉字编码写在汇票上予以保密。从密码表的操作方式来看，日升昌票号所使用的密码完全具备密码学中有关编码法（code）和加密法（cipher）的核心原理。当然，了解并掌握这一原理，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平遥“西裕成”颜料行改为“日升昌”票号后，由日升昌而分化随诞生了著名的“蔚字五联号”［9］。早期的“蔚泰厚”票号的汇票“暗号”还是比较简陋的，可见日升昌的商业密码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10］。
所谓“编码法”，就是用字、词语和数字来替代明文。例如，“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是一年当中12个月的代码。“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是一个月中30天的代码。“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是“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国宝流通”，其实是“万、千、百、十”［11］。这些密码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外人无从破译。这种情况下，从码文（codetext）还原成明文是不需要算法和密钥的，而生成码文或还原明文则需要一本密码本（codebook）。密码本列出了所有数字（或替代文字）和与之相对应的明文字或短语。加密法，则需要算法和密钥来加密信息。
日升昌的票号凭证上不仅有水印标志，而且各分号写银票的笔迹上也有约定的暗号内容。有时候，某个字的间架结构上或是笔划上，便可能早做了手脚且暗藏玄机。这些载有密码的银票一旦兑付之后，往往立即销毁。仅凭保留下来的几张残损汇票，判定一段时间内兑付过的银票并不销毁的说法，是缺乏解释力度的［12］。总之，票号在运营过程中许多做法上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同时期西方银行正常开展业务所涉及的内容。给外人的感觉是，金融业务虽涉及钱银马虎不得，却也不至若此。
大卫•卡恩（David Kahn）说过：“密码术（cryptology）就是保护。通信对于现代人来说，就好比甲壳对于海龟、墨汁对于乌贼、伪装对于变色龙一样重要。”［13］金融业用以规避金融风险的质押担保等类形式，是票号的重中之重。以稳健经营著称的山西票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结算汇兑票证上做足了“避险”功夫的山西票商，似乎从来不考虑客观存在的道德风险，并通过质押担保等予以防范。票号业务基本空口为凭的做法实在令人乍舌，除了能证明自己是铁杆的密码爱好者之外，似乎在本业中别无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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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98页。
10、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2002年10月第一版、山西经济出版社、5页。
11、不同票号的密码设定各不相同，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十一章、汇票信汇格式、密押及其他、1217页。
12、黄鉴晖认为，山西平遥的中国票号博物馆收藏有日升昌各分号向京城汇银的几张残损汇票，说明道光年间兑付过后的汇票并不销毁。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13、转引至（美）理查德•斯皮尔曼（Richard Spillman）《经典密码学与现代密码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二、管理特点：票号内部制度的问题所在
中外历史上，举凡宫廷政变、地方谋反、帮派争斗、宗教结社之类，都是要在不可能存活的地方“置之死地而后生”，并打败更为强悍的对手。
1、票号对成员的严密控制
为此，这些团队不仅要纪律严明、号令有度，而且都带有极强的“秘密社团”特征。“大德通”票号规定，“勿论老少人位，每逢下班归里，总得先到祁铺，不准私先回家，然后到铺。如与别伙捎带物件，亦应先送本号留底转寄。”［14］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这种对成员人身的控制可谓登峰造极，超越现代人的想象。
在严密控制的组织中，必定有高压的手段。除上述伙计没有得到身股时不许回家，稍有过失即予开除且别的票号亦不录用之外。而且因为职员多是本乡本土人，“若有作弊情事，老板很容易找到他的家族追究。这正是中国人爱用同乡的一种理由”［15］这种用人制度、内部防范制度以及相应的人身的限制，从票号的用人制度来看，几乎可以概括为“生是票号的人，死是票号的——死人”：这一切，是你从进入票号的那一天开始的。晋商的股份经营有两种：银股与身股。出资为银股，出力为身股。合股经营中亦较易产生矛盾和纠纷，有时雇佣的店员携资逃跑，店家可能采取羁留店员家属或财产的办法。倘若是经营方面单纯的亏损过失，则实行无限责任制，一直要对当事人追究到底。
关于票号伙计的选定，资料显示是这样的：“必俟基础确定，而后从事开拓。且择齿近若冠之年少略知写算者，使习为伙，历数载，察其可造，酌与身股，不给工资。唯岁给置备衣服之资……未得身股之前，不得归，毫厘有差立摈之，他号亦不录用……”［16］陈其田认为“这种办法甚善，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相似。清代票庄如此发达，分红制度是个很重要的因素。”［17］实大谬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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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2002年10月第一版、山西经济出版社、597页。
15、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彭信咸《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661页。
16、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农商类、70－71页。
17、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84－85页。
2、票号股份管理的问题
秘密社团，通常比常规的社会团体更加等级森严和赏罚分明。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该票号从最底层的没工资的学徒到最顶层的分号掌柜，订立了36个等级的工薪，俨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金融科层体系。在这样的科层体系中，刚入行的成员需要从头做起，处处谨小慎微，严格遵守票号规矩，以免由于自己的原因株连家人。这种管理方式与近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却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形同神似。
“顶身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所称道的创举。光绪32年，协成乾有工资的职工中，约三分之一的职工拥有顶身股，看似可操作性很强激励因素很高。实际上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小觑：票号开始总是“银股”（货币资本）比“身股”（人力资本）多，身股大约只相当于银股的二分之一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成员身股的数量已远超银股。1906年，协成乾票号身股的数量，达到银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员工所占股份已超越东家。这种股份比例在当代有限责任公司中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但在晋商票号“股东一股独大”的环境下却是个非常现实的管理问题问题。
3、票号掌柜与东家的畸形关系
票号的“东（家）－掌（柜）”关系，是晋商另一个为人所普遍称道的地方。这种关系却是畸形发展的：由于从不过问和干涉票号的经营，票号的资金支配者也就是东家，在面对执掌票号经营大权的大掌柜时，形同面对“专家”的“行外人士”。此外，因为约定了东家“不理朝政”，每个票号内的职业成员都会借着保密其知识与意图的手法，进一步扩大其原有的优势地位。
限于其运作方式，票号东家只能依赖其大掌柜提供资讯。如果这些大掌柜控制了东家与伙计的经济资源，并将它们结合于自己的麾下进而造成“行业垄断”，以对抗东家甚至更高级别人等如地方官吏的话，无疑将形成一种严重的威胁。因此，虽然东家高高在上，可以决定是否裁撤或留任某个掌柜，历史上却出现过票号东家给大掌柜下跪求饶的怪现状［18］。
可见类同于“秘密社团”的管理方法，往往能立竿见影，卓见成效。这样的成效实质上却是有效果没效率；有速度而方向不明。晋商票号高效、集权、统一的领导模式，导致大掌柜一句话就可以否决部属的正确提议，乃至于使东家胆寒惧怕。可见，票号东家不过问业务而全权委派大掌柜管理，非但不是票号管理中时所公认的优点和长处，反倒是掌柜专权以营私利的问题所在。一个不尊重股东权益惟经理人是重的机构，是不具备长久生命力的。这是企业管理的“天条”，违反这个“天条”肯定要付出惨重代价。
三、制度缺陷：晋商票号衰败的致命原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过类似西方近代工业化的“功利性组织”（现代企业），而以“维持生存性组织”（传统商号）为特征。考察晋商票号在微观层面上所形成的功利逻辑，基本可以断定它的“技术理性”从未上升到商业金融管理的“制度层面”。这固然受制于彼所处环境的影响，但也说明票号貌似先进管理的背后，实质上依靠“长治久安”、“丰衣足食’等信念支撑［19］。资本积累和利润去向方面，也多以捐输助饷、购置田宅、修路筑桥、祠庙义学等类内容为主［20］。
1、传统文化对晋商行为的影响
传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涉及技术理性、功能理性之类的内容是不可能有生存发展空间的。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倾向非常严重，因此无论是技术理性还是功能理性，都只能在制度层面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存在或变相存在。晋商与其说成功于自身所具备的商业经营智慧，不如说成功于对中华管理传统的领悟与熟练运用。最终，也失败于这种传统的既定法则。
稳健经营始终是晋商的特色，既然稳定压倒一切，其他的追求和目标就只能在固定的框架内起作用。组织的稳定更多地与成员的利益、态度、观念和组织内部的人际网络结构有关，也就是与非正式的管理结构有关。组织管理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技术理性和功利逻辑，无论其作用还是发挥的空间，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农业生产的周而复始，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以及乡土社会的循环往复所决定的。
上述过程中所衍生出的传统理想追求、道德理念和精神气质，在近现代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律令。而晋商票号一旦被道德教化占据了主体精神的位置，自身便无法形成规范、清晰的管理制度和相应框架。教化本身所营造出的现实生存环境，必定要扼杀个性和创造性，造成管理方面极为不利的后果。某种意义上，带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晋商票号、缺乏流动性的长期经营实践，使它更强调成员的“修身”，而将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对票号成员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这些特征与政治化管理所强调的忠心、服从，以及中国传统管理的求善、求治目标是相一致的。
因此，晋商票号虽然层级分明、秩序井然，其管理控制过程却并未实现现代化和制度化，而更多是借重亲子、朋友、同乡等类情感化的因素去融通、感化或者威慑。历代晋商票号虽然培训出了大量合格的近代金融业职业人选，却绝对禁止人力资本的流动。而人力资本作为在生产要素之一，流动是其客观现实所需。也是一个必要条件。此外，票号重经验而轻思辨的管理逻辑，也是这一群体虽显赫一时却没能产生职业技术规范的客观原因［21］。
2、晋商规避商业金融风险的错误选择
明清商人防范商业风险的若干举措，一是对政治力量的崇拜和依附。诚如《皇朝经世文编•盐法考》（卷50）所言：“官以商之富也而朘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交通王侯是商人利润的一个重要流向，晋商在“行媚权贵”上的做法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22］。二是商人通过组成商帮、建立会馆形成合力，增强抗御风险能力。明清时期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多为晋商形成商帮并落籍客地后逐步建立的同乡、同业组织。晋商据此进行自组织形式的管理，通过“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活动，建立起社区化的基层社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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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载：日升昌掌柜雷履泰因与副手之间矛盾激化，以撤销日升昌各分号相要挟，迫使票号东家李大全裁撤对手，并给雷履泰下跪平息此事。99页。
19、参见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第三章、山西商人的长足发展及衰落、333页。作者认为山西商人因其垄断地位的保持及其与政权力量的结合，决定了他们的保守性。因此其思想意识与封建制度是相适应的，并以获得盈利为满足，不思进取。
20、参见《明清晋商资料选编》、294－309页。
21、以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为例证的社会对晋商文化的总结，无非“智”、“信”、“义”三大说法，整体上还停留在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范围，而与经济金融的专业运营和管理思想无涉。这一观点也是造成今日晋商研究无法摆脱就事论事的困惑所在。
22、刘可为在其“从山西票号的衰亡探析企业的经营与制度创新”一文中断定，与封建政府联系过紧，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土壤，使山西票号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参见穆雯瑛主编•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晋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268页。
23、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132页。
结 论
近代的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因此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极不发达，专业化、职业化始终处于浑沌、未开发状态。加之历史形成的一体化社会制度和观念，容易把不同领域的管理过程看作是同一的过程。这种一体化管理表现为以对人的教化、训练为起点，既没有技术规范和职业规范也没有理性的职能化分工体系。而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事物的善恶总是比是非对错更重要，同样地，稳定与协调、生存与延续，也总是比效率和效用乃至“事功”更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晋商票号的历史宿命。
传统管理的得失功过可以归结为五个基本方面：1、长于精神而失之于物质；2、长于协调而失之于功利；3、长于稳定而失之于变革；4、长于统合而失之于具体；5、长于人事而失之于理性。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晋商票号管理现代化的历史包袱，它严重地障碍了票号管理思想的进步、组织的革新以及内部的体制改革。反对变革、摒弃竞争、畏惧冒险的强大心理惯性，不仅影响了票号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阻碍了中国早期金融业的技术职业化和工具理性发展，这是近现代金融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在晋商票号中没有生长土壤的原因，也是票号管理者学习现代西方管理的一种思维障碍使然。
以环境制度层面的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为最高价值理念，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工具，必然形成传统的严格的政治化管理。由于技术理性和形式化功能理性的价值没有确立起来，组织中起作用的力量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作用过程。这一过程的惯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发现“效率”、“效用”一类有违或妨碍传统经营原则和基本商业信念的时候，晋商这样接受传统教化的机构组织是宁可弃之不用。新制度经济学所承认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在这里选择究竟是否明智、是否有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具有趋利避害本能的人，总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换句话说，辉煌一时的晋商票号，鉴于所处时代制度缺陷的实际状况，有某种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性。
F. 日升昌创立历史条件
历史条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和刺激下，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货币经济达到一定规模
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银由于很不安全，已 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京、晋间试行汇兑办法，结果效果很好，便开始兼营汇兑业。道光初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山西平遥日升昌票。
资料延伸：
票号是清代出现的一种金融机构，而开办最早的票号是日升昌票号，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氏。
由于物品流通和货币周转的需要，产生了一种专营钱钞汇兑业务的机构，称为“票号”，也称“票庄”，或“汇兑庄”，这个行业为山西人所包揽，又被称为“山西票庄”，它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当时全国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平遥人开的就占了7家，其中最大的票号是“日升昌”，东家是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经理为细窑村雷履泰。曾在全国设有许多分号，有"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的称誉。 日升昌原是颜料行，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转为票号，成为中国第一家专营银钱汇兑、存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日升昌曾以“天下第一”、“汇通天下”而闻名，其分号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包括汇兑业务。
一九一四年农历九月，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该号之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大公报》上曾有人撰专文分析其倒闭之原因，兹节录其文于下：“日升昌至道光年间改为汇兑业，其东家李姓，山西平遥人。同、光年间，其营业之发达，实为同行之冠，各省设立分号二十四处，其殷实可知。以如此殷实之票号，忽然一败涂地，其倒闭原因有以下数端：一、日升昌营业之中心点，在南不在北，南省码头最多，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此其一也。二、日升昌之款项，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后各省纸币充斥，现金缺乏，由南省调回现金，往返折扣，每百两亏至三十五两及五六十两。此种亏耗实足令人惊异，此又一也。三、日升昌当革命时，欠外数目约五百万，欠内之数七、八百万，出入相抵，有盈无绌。然欠内之数目，成本已付诸东流，遑论利息。欠外之款项，该号为支持门面，维持信用起见，三年之中均未停利，此项亏耗又其一也。以上三项，均该号中亏折之远因。所以关闭如此之速者，尚有种种之近因。第一种之大原因为广西之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第二，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惟梁为人公正朴实，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此不能得东家之欢心，梁无可奈何遂于去岁出号。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为之瓦解。第三，京号经理因号事吃紧，托病回晋，一去不归。有此三种近因，日升昌遂乃一败涂地。”
G. 清朝中晚期山西安邑县李大元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
继续....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谓票号，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私立银行。
公元1823年，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山西省平遥创立，从此结束了中国长期以来靠镖局押送汇款的落后局面，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日升昌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被称为“一纸风行”。今天悬挂在山西平遥日升昌旧址中厅廊柱上的一幅对联：“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从中依然可见当年票商纵横商海、富甲一方的胆略和豪气。
日升昌票号是中国历史上专营银两汇兑、存放款的私人金融机构。创立于道光三年(1823年)，总号设在平遥西大街，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商埠重镇开设分号四十多处，有“汇通天下”之称。票号的财东是山西平遥西达薄村的李大全，后同李箴视、李五典一起主持。原始资本股银30个，人力股30个，中期数额30万两，歇业时数额382800两。年汇金额100万两至3800万两，历经100年，创造收入累计达1500万两。日升昌于1923年改营钱庄业务。历届总经理分期是雷履泰、程清漳、郝可久、王启元、张兴邦、郭村柄、梁怀文。
经专家考证，日升昌票号创立时间最早，延续年代最长，网点分布最多，经营管理之善，经济效益之好，其中凝聚了晋商文化的精髓，并且开辟了时代金融的新径，在中国金融史上意义重大。
从颜料庄到日升昌
山西平遥城西三公里处，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西达薄。李大元、李大全兄弟两个继承祖业，经营着一家红火的颜料庄——西裕成颜料庄，这就是日升昌的前身。当时，经营颜料是平遥商人的第一项主要生财之道，他们以平遥为根据地，在西达薄村设立加工的手工作坊，先在平遥的西大街路南设立总号，后又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设立分号，还相继在四川、沈阳、天津等地设立了分号。到嘉庆年间，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的分店已经形成了垄断的经营态势，以其规模大、资力雄厚而列众商之首。
当时，山西的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县商人，也在北京开设各种商店，每逢年终结帐，他们都要给老家捎回些银两，这些银两都是镖局运现，运费既高，又不安全，同时也常出差错，颇感不便。西裕成颜料庄的大掌柜雷履泰决定采取拨兑解决捎送银两的问题，即：不从北京往老家捎银钱，而是将现银交到北京分号，再由北京写信给平遥，到西裕成颜料庄总号取现银。起初，这样捎银两不过是些亲戚朋友，两城之间的拨兑也不收取什么手续费。后来，同乡们都觉得这种办法便利，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西裕成收取一部分汇费。
而后，由于经营理念和处世观点不同，李大元、李大全兄弟之间摩擦不断，终于分了家。作坊和铺子分开，弟弟李大全分到了商铺的总号和各地的商号，没有货源，经营上遇到了困难。而大掌柜雷履泰受到拨兑业务的启发，感到这个生意获利空间很大，如果能广为发展，为商业往来、官府和民众汇兑，必然生意兴隆。于是在雷履泰的主持和帮助下，李大全创设“日升昌”票号，逐渐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
而此时的西裕成确实已具备开设票号的条件，一是财势和信誉，二是有干练的人才。而在日升昌的创办和发展中，大掌柜雷履泰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拔乎其萃”的雷履泰
雷履泰1770年(乾隆三十四年)出生于平遥县细窑村，从小读书，聪明好学，学识超群。雷履泰因父亲早逝，为养家糊口，便离家进城学做买卖，到了四十来岁，碰到了西裕成的东家李大全，两个人一拍即合，雷履泰入颜料庄后，先跑街，后到汉口当掌柜，又到京师当掌柜，到哪儿经营，就把哪儿搞活，深得东家的器重，言听计从。
雷履泰在汉、京庄口经营颜料期间，为便利资金调度结算，多次开展汉、京、平地之间的异地银钱汇兑业务。他借鉴账局经验，把汇兑由同城扩大到异地；借鉴钱庄经验，也搞银钱兑换；借鉴印局经验，也开始放款，只不过把当日放款、收款，改为中短期放款，初步形成一整套金融活动格局。当回到总号执事后，雷履泰踌躇满志，胸有成竹，找准时机向财东李大全建议，成立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金融机构——票号。
雷履泰为日升昌票号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道光六年(1826年)，当日升昌的重要人才——二掌柜毛鸿翙离开商号、另立门户并与日升昌展开激烈竞争的时候，雷履泰从长计议，一方面竭尽全力维持号事，一方面热心辅佐年仅16岁的少东李箴视执领号东。度过这一艰难阶段后，雷履泰广设分庄，揽做捐项捐纳生意，把日升昌搞得红红火火。作为封建商人、商界能手，雷履泰长于顺流而动、颇善经纪。他能抓住时机转营票号，不仅开创了我国金融史上专管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而且在总结前人经商经验的基础上，于实践中逐渐摸索、制定出诸如“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精选培训”、“制约互利”、“抽疲转快”等经营方法、原则和规章制度。
作为日升昌的掌柜，雷履泰对伙计们的要求十分严格。文化上，他要求每个伙计都必须能写一笔好字，能写一手好文章。生活上，要求伙计们吃苦耐劳、积极上进。每个新来的伙计，早起晚睡，忙个不停。如果商号上有四个伙计，就只放三把扫帚，看谁起床起晚了，扫不上院子，以此激励争先上进。另外，他要求伙计遵守号章号规，注重考察培养道德失准。有时候，他会把碎银或者铜钱仍在僻静之处，考察伙计们捡到银钱往哪儿放。在观念上，雷履泰要求伙计们高屋建瓴，站高看远，把不准备当掌柜的伙计看成没出息，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掌柜要有宰相肚。
在日升昌新址修建的时候，按照雷履泰的吩咐，门楼前后分别刻上“栖鹂处”、“我学鹦”六个字。“栖鹂处”表面上好像是说黄鹂栖息的地方，其实“鹂”字暗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谋士范蠡，雷履泰要告诉伙计们，应当向范蠡辅佐越王一样，为财东作出业绩，无此大志者，只能离开日升昌。“我学鹦”的“鹦”则是指战国时期齐国的三代名相晏婴，借此鼓励日升昌的伙计们要有天下之志，纵览天下事。
雷履泰79岁终年。临终前，他惟才是举，举荐程清漳接任号事，为日升昌兴旺发达，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百年沧桑日升昌
日升昌票号从1823年创办建号，到发展壮大、繁荣兴旺以及衰落倒闭，经历了清道光、成年、同治、光绪、宣传5代皇帝和中华民国，一直延续到1923年，整整100年，长达一个世纪。
日升昌票号从创办到成丰年间，是一个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营业务以汇兑为主，存放款则寓于汇兑过程之中。经营对象则是以工商铺户为主，主要是山西商人的汇南米邦、丝邦、盐商，还有零星的小商小贩，也有官司吏，但为数不多。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雷履泰深入调查了晋中商人所经营的药材、茶叶、棉布、绸缎、杂货等进货进点，选派了些精明干练、诚实可靠的伙计，先后在汉口、天津、北京、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上海、扬州、镇江等地设庄，与这些城市的山西商人拉关系，招揽汇兑。此处交款，彼地取钱，手续既简便，信用又可靠。这样一来，不但山西商人开设的商号和日升昌票号交往频繁，而且外省人所开的商号以及沿海一带的米帮、丝帮、盐商等也多和日升昌票号打交道。于是，日升昌票号业务蒸蒸日上，门庭若市，一片兴旺景象。特别是咸丰年降，我国商业发展很快，日升昌票号的业务量也很大，据日升昌清江铺、苏州、江西等4家分号1852年、1853、1856年(咸丰二、二、六年)的汇兑收交统计，收汇款达693967两，交汇款数达678528两。
从咸丰末年到辛亥革命前夕，是日升昌的又一个发展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官吏腐败骄奢，贿赂成风，社会动荡，盗匪丛生。为了避免鸦片贩子、走私商人之类的生意与票号发生关系，票号的服务对象由过去的以工商铺户为主，向官吏、豪绅和工商铺户并存转变。尤其是经过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官府与票号的关系更加紧密，凡军饷、赔款、丁粮、厘金、赋税和官府财政款以及卖官爵钻营行贿的赃款，也都由票号过局。这个时期是日升昌的极盛时期。据1906年对日升昌票号14个分号汇兑统计，收汇款高达1633660两，交汇款达15891544两，日升高票号的汇兑额扩大了，基础规模也更扩大了。一纸汇票一到，10万、100万的现银立即到手。日升昌于是信用显赫，远近闻名，但是这种依靠政府收入的业务模式也为日升昌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辛亥革命之后是日升昌票号的衰落时期。特别是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辛亥革命的成功，日升昌和其他票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毁灭。日升昌危机爆发的外因集中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国银行的入侵，中国银行、官钱局的设立，使票号逐渐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二是帝国主义不断侵略，国内战乱连绵不断，严重破坏了还很脆弱的商品经济，票号受到了很大影响；三是国内交通、通讯条件的发展，金融流通加快，票号的优势开始减退。
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则是日升昌事业衰败的内在原因。日升昌曾经失去几次历史机遇。清末，清政府组建大清银行要日升昌入股，被平遥总号拒绝；外资银行要求日升昌合资组建银行的提议也被拒绝。日升昌自我封闭似乎正是其自我毁灭的开始。后来的经营者热衷特权、依附权势、放弃自强自立，同时骄奢淫逸、贪图享受的风气，使衰亡成为必然。
日升昌倒闭的导火索是一个突发事件。1914年，日升昌北京分号经理侯垣因给祁县合盛元票号受到牵连，被债权人起诉，潜回平遥，平遥总经理郭树柄怕被牵连也选择了潜逃之路，致使日升昌被查封，此后，一蹶不振。1910年，当财东李五典聘请郭树柄任总经理时，股东不参与经营管理的制度被打破，李直接参与股权设置、经营管理，导致股东、经理都负责又都不负责。而后，日升昌经历了破产、整顿、债权做股东、复业等几个艰难阶段，已经不能与过往的辉煌同日而语。1932年，日升昌改营钱庄，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经营管理之善
日升昌鼎盛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于它有一整套严密的用人制度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首先，票号实行东(家)掌(柜)合伙制。掌柜由财东凭信义出资聘请，在号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经营决策、分号设置、职工录用、人员调配皆由掌柜决断，与财东无关。而且为了便于掌柜行使权力，票号给投资者财东也制定了严格的号规：财东平时不得在号内住宿、借钱，不能指挥号内人员为其办事，不得保荐学徒，不能干涉号内用人事宜，也不得用票号的名义在外活动。享有所有权的财东只能在年底结账的时候，行使任免掌柜的权利。这样，财东在给自己纪律约束的同时，也为票号的经营管理断绝了一切不利因素。财东知道，要想让掌柜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能，就必须最大限度地给他以自主权，使掌柜在经营期间能够总揽大权，能够从容地调动人、财、物，从而达到最高的经营水平，取得最佳的经营成果。不难看出，票号实行东(家)掌(柜)合伙制，与现代的两权分离制极其相似，财东享有所有权，掌柜享有经营权。如果在经营过程中因一些无法避免的原因，使票号遭受损失，所有法律责任和债务由财东承担。也就是说，票号内部位的责、权、利非常明确。
票号的东(家)掌(柜)合伙制，使日升昌具备了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但能够在当时南北对垒、强手如林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样不可缺少的还有它严密的用人制度。“人兴则举，人亡则废”是票号最具生命力的用人格言。票号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学徒出身，要精通业务，头脑灵活，品行端正，德才兼备，经过层层遴选和拔擢，道德、业务、行为都有高标准的要求，周而复始，使票号各个层次、各个环节都处于最佳状态，以老带新，每个层次都有最好的榜样。员工中最出色的、且聘任过号内重要岗位、有智有谋者，财东才会聘其为掌柜，委以全权。这样从下而上选拔的掌柜对商号的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做起事情来自然得心应手、无可挑剔。票号也因此拥有了事业兴旺最重要的保证——人才。
为了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票号在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基础上，日升昌采取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创造性地使用了二元股份合作制，允许员工以劳力做股份，与财东同享分红来缓解劳资矛盾。财东出银子在商号内入的股叫“银股”，员工以劳力在商号内入的股叫“身股”。这样，票号既可以通过“银股”吸收资金，又可以通过“身股”把员工利益和票号业绩、业务发展紧密相连，从掌柜到伙计无不殚精竭虑，尽心竭力，从而促成了经营管理、服务态度、业务素质的全面改善。
日升昌票号在其经营历程中，也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经营管理办法，首先在资本结构方面合理调配，保证票号的经营顺畅。日升昌票号的资本，初创立时间为30万两白银，歇业时发展到38128万两。这就是“正本”，是股东人合约的投资，亦称银股，没有股息，享受红利。另外还有副本，副本有两种情况：一是东家、掌柜及顶身股伙友遇帐期，由分红中提出一部分存入号内，一般称作“统事”或“获本”，不分红，只得利息，也不能随意抽取。二是票号东家的存款。以上两项，构成票号副本的重要内容。副本是潜存于票号正本之外的资本，这种副本随着年代的推移，票号营业获取利润越多，资本也日益雄厚。日升昌票号正本只有30多万两，两个副本合计就有200多万两。
在日常经营方面，日升昌有严格的票汇规定和报告制度。日升昌实行“认票不认人”的制度，要求对汇票的书写和防伪等有严格的规定。一是规定有专人书写汇票，其字迹都要通报各分号和联号，二是规定了一种以汉字作为代表的暗号为代码；三是汇票纸必须印有“昌”字以防伪票。除此，为保持商号的信誉对汇兑时间、汇兑平色都有严格的规定。
日升昌票号为了随时掌握全国各地之间的货物流向、市场行情的变化，及时由总号做出资金调度方向的决策，在总号与分号之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业务报告制度。报告内容一般有两类：一类是经营业务报告，具体形式是“月清”帐册和“年总结”帐册；另一类是业务信息报告，大多要用信件通过民信局予以传递。业务报告都是由各分号在经营过程中，收集整理可能影响票号经营的各种信息，报告总号后，再由总号综合分析，做出决策，反馈给分号，并在经营中执行总号的决策。
如今山西平遥日升昌的旧址成了博物馆，尽管日升昌小小的院落无法与现代银行的摩天大楼相比，日升昌鼎盛时期的各处分号也无法与今天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点相比，但是日升昌票号的经营之道和百年兴衰史为中国的金融历史。
H. 日升昌票号是什么意思
日升昌票号是一种金融机构，类似于钱庄。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氏。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道光初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总号设于山西省平遥县城内，分号达35处之多，遍布全国。大中城市、商埠重镇。日升昌票号以汇通天下闻名于世。黄金时期年汇兑金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
建筑布局
“日升昌”票号旧址坐南朝北，南北长为65米，东西宽为20米，总建筑面积为1300平方米。票号内三进院落，临街面阔五间，中间为通道，两边是铺面，上面建楼存放财物。
前院、东西两边各有柜房两间，中院东西各建客房三间。正面，为票号中厅，面阔也是三间，是汇兑业务具体办理的重要场所。
中厅上面建有楼房，是存放物品的场所。紧靠中厅南檐平房三间，中间为走道，东西两边为小套间。在后院南边，有正厅五间，东西两面各有客房三间。
整个院落布局考究，格式别致，高墙、大院、深宅。由于职业原因，出于对安全的重视，在院内所有被认为不安全的地方，都架设有铁丝天网。网上，系有响铃，只要临街铺面五合坚实大门一关闭，可算得上固若金汤万无一失。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日升昌票号
I. 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票号，它是如何开创金融业务的先河的
在中国古代，如果人们需要带很多钱出门的话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当时的人们尤其是做生意的需要大笔金钱交易的人，就需要有一个异地存取款机构，于是在商业发达的山西地区就诞生中国的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票号，从清朝道光初年成立到歇业，前后历经一百多年，分号遍及全国，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地，以"汇通天下"而著名。
道光皇帝知道银子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通过日升昌的汇兑业务从全国各地平安运到了上海后，感叹道日升昌不仅能汇通一地，简直是汇通天下。自此之后，"汇通天下"成了日升昌的一块金字招牌。
J. 晋商和徽商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有什么不同(详细)
1、时间不同：
开中盐法使晋商获得了第一桶金的机会。明初最大的安全问题是来自蒙古的军事压力。意味着军队的后勤供给方面存在很大财政压力。山西行省的一个参政向朱元璋建议可以鼓励商人组织军需粮草运到边镇，根据提供的粮草数量从政府换取“盐引”，即销售食盐的专卖权。
徽商的崛起晚于晋商50年左右。徽商非常重视功名和儒学，官场上的安徽人很多。所以，实行总商制和折色制以后，徽商就开始捷足先登。
2、尊崇不同：
晋商崇拜关羽，徽商崇拜朱熹。朱熹是儒家的代表人物，重视科举和功名，强调条件允许的话家族子弟一定要去参加科举考试。徽商是亦儒亦商；而晋商不重视科举，学而优则商。
3、管理模式不同：
晋商，借助地缘、建立在非人格化的管理模式之上，依靠股权激励和严格的规章制度。而徽商是以血缘网络为主的商人群体，主要依托宗法关系。晋商的组织结构通常包括商人、代理人、副手、掌计、雇工、学徒等层次。徽商更多的是利用宗族和地位来激励和约束员工。
早期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