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族条例

㈠ 明朝的特权法

古代特权法
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员和贵族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之外，在法律上也能享受到很多的特权，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八议，请，减，赎，官当等等。

八议是指八种人犯罪之后，不由司法机关直接审理，而是由大臣们讨论后，交皇帝决定如何处罚。一般情况下，都能得到减、免的优待。请是比八议低一等的特权，在唐朝法律中规定，三种人可以享受这种特权，一是皇太子妃祖父一系的亲属，二是有八议特权的人的父系亲属以及孙子，三是五品以上的官员贵族。

请的范围适用于两种人，一是六品和七品的官员，二是有“请”这种特权的人的直系亲属和兄弟、姐妹、妻子。赎则适用三种人，一是有上述三种特权的人，二是八品、九品官员，三是六品、七品官员的直系亲属和妻子。此外，五品以上官员的妾也享受此项特权。赎罪用不同数量的铜来赎。
官当又叫当。指官员犯罪可以用官品来抵当，主要当徒罪和流罪。一般情况下，五品以上可以当二年，九品以上可以当一年。

法律形式

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现代法律只有法、法规、条例等少数几种。古代法律形式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在一个朝代，经常有几种法律形式同时使用，组成该朝代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围也不一样，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区别。

刑
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通用。其含义和法相同，基本指刑律，不指刑罚。后来，刑称为法或律，战国以后常指肉刑或刑罚。

法
这是商鞅变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时都以法为名称，如魏国的《法经》，晋国的《被庐之法》。到商鞅变法将法改为律后，法仅仅在广义上使用。

律
这是商鞅变法后中国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应用广泛，如秦的《田律》，汉朝《九章律》，魏晋之后，有《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令
统治者就某一具体事务颁布的命令。是律的辅助性法律，在隋唐时期有专门法典，如《开皇令》和《贞观令》。

典
最早出现于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后来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类法典。

式
这是关于官吏具体行为的专门法律，范围非常广泛。式在唐朝还有一定地位，是唐朝律令格式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了元明清时期，地位下降了很多，不再起主要作用。

格
格也是一种行政法规。格作为独立的法律形式，最早出现于东魏的《麟趾格》。明清时将格的内容归入了会典和其他形式的法规，不再独立。

科
汉朝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科意思是断，所以依法断罪叫做科罪。在隋唐以后，敕的地位重要，科被敕和格所代替。

比
比是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种审判原则。如果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用相似的律条定罪，这叫做比。因为这样类推断案，出现了司法腐败现象。到汉朝以后，比不存在，内容被吸收进其他法律形式里边。但是类推形式在古代一直存在。

例
和比一样，例也是一种断罪原则，也是汉、唐、宋、明、清时期的法律形式。但名称不同，秦称“廷行事”，即法庭成例。汉朝称为“故事”，即以《春秋》中已有的故事作为断罪的依据。到了明清时，例和律并行，日益重要，在清朝时，其效力甚至高过了律。

诏
是古代皇帝发布的命令，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法律形式，又叫诏令。皇帝的诏令经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可以认可、公布法律，也可以改变、废除法律。

除了以上的法律形式之外，还有敕、诰、命、制、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是专制集权社会，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可以用诏、敕、诰等法律形式来发布新的命令，任意破坏现存的法律。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法自君出。

五服制罪

五服指的是五种丧服，在中国古代社会，以丧服来表示亲属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以及尊卑关系。五服制罪原文是“准五服以制罪”，就是按照五服所表示的亲属关系远近及尊卑，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具体原则是：服制越近，即血缘关系越亲，卑犯尊的处罚越重，尊犯卑的处罚越轻。如果服制越远，则表明血缘关系越疏远，这种情况下，卑犯尊的处罚越轻，尊犯卑处罚越重。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父子相互之间的犯罪，如父亲打骂儿子，儿子没有控告的权利，即父亲免罪，如果儿子打骂父亲，则要处死，所以五服制罪的本质是维护家族的等级制。

在《晋律》中第一次将五服制罪即“服制”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从此确立了后世的法定亲属等级制度。

五服具体指的是斩衰（同縗，音崔，指丧服）、齐衰、大功（功同工，指做工，大功即做工粗）、小功（做工细）、缌麻。斩衰是用很粗的生麻布做成，不缝边，像斧斩一样，故名斩衰。穿这种丧服服丧三年，用于臣、子、妻、妾为君、父、夫服丧。齐衰则是缝边的生麻布做成。大功和小功则是用熟麻布作成，只是做工不同。缌麻是细的熟麻布做成。服丧时间依次减少，有一年、九月、五月、三月。
从自己开始，上到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下到子、孙、曾孙、玄孙，同时还有上述亲属的旁亲，都是有服亲，叫内亲。母亲一系叫外亲，服制只有一世，仅包括外祖父母、舅父、姨母、舅表和姨表兄弟，其他人则是无服亲。同时，期亲指父系亲属，大功亲指祖父系亲属，小功亲指曾祖父系亲属，缌麻亲指高祖父系亲属，母系亲属均列入缌麻亲中。

唐朝法律继承了晋律的以服制制罪的传统，并加以发展，明确具体地列入律条。五服制罪体现了礼教要求的“亲亲、尊尊”原则，越亲近的就越应该爱敬，如果侵害则要严惩。同时，财物上越亲的越应照顾，所以儿子偷着拿父母的钱财并不算偷，最多被训斥。

在依照五服制罪时，和现代人人平等的法律相比，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古代社会中，一种行为有罪无罪，或者罪刑轻重，常常取决于当事人之间是否有五服内的亲属关系，以及关系远近。同样是斗殴，打了一般人，罪较轻，打了自己的长辈尊亲，如大功以上亲属，罪行尤为严重要入十恶之一的“不睦”罪，要受死刑。古代社会的法律等级制在五服制罪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六 礼
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中，制定了婚姻成立的条件，即六礼。六礼的内容包括了六个方面，实际是婚姻成立的六个程序：

一是纳采，即男方向女方送彩礼求婚。

二是问名，即男方的媒人问女方的名字、生辰，然后到宗庙里占卜吉凶，结果为吉的才能进行下一步，凶的则到此为止。

三是纳吉，就是占卜得到吉兆后定下婚姻。

四是纳征，男方派人送聘礼到女方家。

五是请期，即请女方确定结婚日期。

六是亲迎，婚礼之日，男方必须亲自去女方迎接，然后男方先回，在门外迎候。

在每一个程序中，男方都要送去一只大雁，因为大雁是候鸟，所以守时讲信用，而且大雁忠贞不二，丧偶的都独身。原来公卿送羊羔，大夫送大雁，士送雉，后来都统一为大雁，如果想多送钱物，可以在纳征时多送，其他程序中送大雁只是象征意义。

六礼的婚姻程序很复杂，一般百姓没时间也没有财力承担，所以只有官员贵族才这样严格遵守。但民间风俗也以此为参考，把一些程序合并，如第一和第二就可以一次完成，第三第四也可以合并，到现在民间的婚俗还可以看到西周时期六礼的影响。

秋决
古代执行死刑一般是在秋冬季节，这与古人的自然神权观念有关，即顺应天意。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而秋冬是树木凋零的季节，象征肃杀。人的行为包括政治活动都要顺应天时，否则要受到天神的惩罚。皇帝即是天的儿子，更要遵守天意，按照天时行事。处决犯人也是如此。

从西周开始就有了秋冬行刑的做法，到了汉朝成了制度。除了谋反等大罪可以立即处决外，一般死刑犯都要等到秋天霜降后冬至以前才能执行。

古代还有行刑的禁忌，唐、宋规定正月、五月、九月为断屠月，每月的十斋日为禁杀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即使谋反重罪也不能在这些日子处死。明朝也规定十斋日禁止行刑，否则笞四十。国家进行的大的祭祀活动时也禁止行刑。行刑的具体时间有的规定在下午1点到5点之间。过时则要等到第二天。

死刑
中国古代的死刑种类很多，死刑不仅仅是剥夺犯罪人的生命，还包括了羞辱、报复等含义。有的是一种很残忍的酷刑。其种类有：凌迟、斩首、绞、赐死、弃市、车裂、脯、戮、炮格、磔（音折）、烹、焚、枭首等。有的是法定刑，如斩首、弃市、凌迟、绞，其他的则是一些临时设置或使用的酷刑。

凌迟
这种刑罚开始于乱世五代。宋仁宗时开始使用，主要是处死那些重罪犯人，以示报应、惩罚。辽、金、元、明、清都有这种法定刑。执行方法很残忍，先从非要害部位割肉，直至犯人慢慢死去，民间叫做千刀万剐。

斩首
又名斩，但执行方式在南北朝前后有所不同。南北朝前经常是腰斩，之后则一般是砍头，严重的也斩腰。

绞
古代将人用帛、绳等勒死或吊死叫做绞，自周、秦出现后，成为一种死刑。因为绞刑可以保全尸体，在隋唐之后，是法定刑中是次于斩的一种死刑。

赐死
这是对贵族和官员的处死方式，在唐朝定型，一般五品以上官员犯死罪，用这种方式处死，具体做法有自刎、上吊和服毒。

弃市
在秦汉时期是用刀刃杀死，魏晋以后是用绞刑处死，但地点都是在人多的闹市，而且暴尸三天，以表示为众人所抛弃，是一种带耻辱特征的死刑。

车裂
车裂即五马分尸。

脯
脯是把人杀死后将尸体晒成肉干。

戮
戮是先示众羞辱，再处死（参考“杀和戮”）。

炮格
炮格就是炮烙，下边点火把铜器烧热，让人赤脚在上边走，使人掉进火中烧烫而死。

磔
磔即张裂肢体，令其干枯，有的解释说磔就是车裂。烹俗称成煮。焚即活活烧死，有的时候叫点天灯。

枭首
枭首是把人斩首，然后将人头挂在木杆上示众，起到恐吓作用，隋唐宋曾经废除，但明清时对强盗还用。

凌迟刑
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陵迟原来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用于死刑名称，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

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代，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

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中的一些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按时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

凌迟刑的处刑方式很残忍，一般记述是说将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历代行刑方法也有区别，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然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几类。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双眉，三、四刀切双肩，五、六刀切双乳，七、八刀切双手和两肘间，九、十刀切去两肘和两肩之间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两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两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切头，十七、十八刀切双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双脚，二十三、二十刀四切两腿。

实际执行时，还有更多的，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三天，共四千七百刀。到公元1905年的光绪年间，凌迟刑被废除。

诉讼制度
古代的诉讼制度规定，诉讼必须逐级告状（即“告诉”），一般不许越级告状，违者要笞四十，受理的官员也要笞四十。但有重大冤情被压制无法申诉的，可以向皇帝直接告状，但经常要冒承担冲撞皇帝仪仗责任的危险（杖六十）。

为了防止乖戾之徒诬告别人，在告状时，诉状上要写明事实，不许说自己不能确定的事，否则要笞五十。同时，诬告别人什么罪名自己要承担什么罪名。如果写匿名信告别人的状，要被流放两千里。

古代社会的诉讼权受到很大限制，除了谋反、谋大逆、谋叛外，各朝代都规定，子孙不许控告父母和祖父母，奴婢不许告主人及主人的亲属。如果违反，要处绞刑。但是，如果任何人犯了上述三种重罪，那么任何人都必须向官府举报。可见，封建社会法律是以维护皇权为第一目的的。

对于民事诉讼一般是要在基层根据伦理道德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才可以到官府告状，不经过调解私自到官府的，要被处罚，视为刁民。

十 恶
十恶原来称“重罪十条”，设立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律》中，是将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伦理道德的行为归纳成十条，放在法典的第一篇，以示为重点镇压对象。到隋唐时，定型为“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谋反
妄图危害皇帝的政权，即夺位。古文是“谋危社稷”，国家通称社稷，代称君主。

谋大逆
图谋侵害皇帝的宫殿、宗庙、陵墓。

谋叛
即预谋叛国，投向敌对政权。

恶逆
殴打及谋杀父母、祖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丈夫、丈夫的祖父母、父母。

不道
杀死一家没有犯死罪的三人，而且将尸体支解。

大不敬
触犯皇帝尊严地位的七种犯罪，例如，盗窃皇帝宗庙的用品、现用、备用和用过的物品；医生没有照药方为皇帝配药；御用船造不牢固的；诽谤皇帝；对抗皇帝使臣等。

不孝
告发、咒骂父母、祖父母，祖父母健在时分家，供养不及时，诈称父母、祖父母死等。

不睦
谋杀五服内的亲属，殴打、告发丈夫，殴打其他亲属等。

不义
丈夫去世隐瞒不办丧事，为丈夫守孝期间擅自脱孝服穿喜庆衣服，擅自改嫁。

内乱
指家族内的乱伦。
如果犯了十恶，一般是不赦免的，即俗话说的“十恶不赦”，但也不绝对，有的罪名是遇到国家大赦时不免死罪，只改变处死方式，有的则免死罪，但要流放。贵族官员犯了十恶，就丧失了议、请、减等特权。虽然有大赦，也要罢官。

离婚方式
西周时期所确定的“七出”到了隋唐时期，又有了发展，逐步完备成熟。离婚方式有两种，即离和断离。

离又可以分成出妻及和离两种，出妻即俗称的休妻、弃妻，合称休弃。出妻由男方做主，公婆也可以提出，七出可以不经官府。七出在西周时原来是礼制，唐朝时定为法律条文。

和离就是双方协议离婚，但都要制作书面的“出妻书”即“休书”，或者“离婚书”，女方有了这些书面凭据，才可以再婚。

断离是官府判决强制离婚，由两种原因引起。一是结婚违背了法律，二是义绝。

唐朝规定了七种“违律为婚”情形：同姓不结婚；亲属不婚（五服内）；良贱之间不婚；不得娶逃亡妇女；不得娶下属女儿；不得隐瞒事情结婚（身份、年龄和健康状况）；不得恐吓、强娶。

义绝是指一方对另一方亲属和双方亲属间有殴打、通奸、杀伤等行为，证明两个家族间的道义已断绝，官府判决离婚。

在唐宋时期，对妇女再婚还没有严格限制，到了元明清时期，对离婚特别是寡妇改嫁有了严格限制，如禁止从夫家带走任何财产。

㈡ 剥皮的历史沿革

根在可见的史料，六朝前的剥皮之刑只是剥人面皮，后来便进而剥人全身的皮了。元朝初年时，元祖忽必烈诛杀了阿合马籍没了他的家。阿合马有个爱妾名叫引柱，武士们搜查时从她的衣柜中搜出两张熟好的人皮，每张皮上都连着两只完整的耳朵。问她存放这人皮有什么用，引柱说，这是诅咒时用的，把它放在神座上，发咒语时人皮就会出现应声。世祖下令把引柱和画师陈某及阿合马的另外两名亲信曹震圭、王台判共四人，剥皮示众。
明太祖对元末贪官污吏极其痛恨，也深知官吏贪污横行对朝廷统治的危害。他即位后，采取严厉的措施惩治贪污官员，最残酷的一个刑罚是“剥皮”。
朱元璋曾告诫百官：我以前在民间时，见到州县官吏多不爱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我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贪污蠹害百姓的，严惩不恕。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他颁布了《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剥皮楦草。在哪里剥皮？当时地方各个府、州、县、卫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所以老百姓又称土地庙为“皮场庙”。
剥皮之刑很惨酷，把人皮楦草悬挂则更加瘆人。塞满了草的贪官人皮袋子挂在哪里呢？有两处地方：一是官府衙门的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稻草的人皮袋，以警诫在职官员“好好工作”；二是把人皮袋子悬挂于特设在衙门左旁的土地庙中，用刑之各种器械列为庙中仪仗，用作警诫官员。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定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正在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朱元璋深感不安，以谋反罪将其逮捕下狱，并被剥皮实草，抄家，灭三族，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一万五千人。为警诫群臣，朱元璋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中国古代的一种司法文书。）为《逆臣录》。史称“蓝玉案”。
威慑和整治贪官
朱元璋用屠刀惩治贪官污吏，竟采用骇人听闻的“剥皮示众”酷刑。用重典严厉惩治贪官污吏，该杀的杀，该下大狱的下大狱。
朱元璋出身贫寒，体悟民间百姓疾苦，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明实录类纂·司法监察卷》有载：洪武四年，朱元璋针对元末贿赂买官成风、官场腐败的弊端，下令凡官吏犯受贿罪，严惩不贷。他还颁布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杀！据《中国全史·皇帝史》所载：朱元璋感到对贪官污吏光砍头、充军不足以惩戒后来者，便施行比那“千刀万剐”的凌迟处死更残酷的“剥皮”刑法，把贪赃官吏活生生地剥下皮，再在人皮中填满乱草，缝合起来依旧是个人形，挂在各级官衙内外“示众”，让每天上下班的官员见之心惊胆战，不敢贪赃枉法。
那么，这“剥皮”酷刑是如何行刑的呢？或许是本人眼拙，翻遍《明史》、《明实录类纂》均未果，却在《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看到有具体描写，鲁迅则是引用屈大均《安龙逸史》所载，尽管说的是南明永历帝时的事，但其“剥皮”行刑之法应该是明朝历代所传承。永历帝御史李如月弹劾秦王孙可望未准奏，孙可望即命党羽李应科将李如月剥皮示众。应科使人先将李如月绑缚至朝外，搬来石灰一筐、稻草一捆。如月问：“如何用此？”答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道：“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应科等把如月脸孔朝下死按在地上，用利刀剖开脊梁及臀部，如月大呼：“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对孙可望骂不绝口；等剖断手脚转至前胸，如月还微声恨骂；一直剖至颈部，才气绝而死。党羽就用石灰渍干剥下的皮，再用线缝合起来，塞上稻草，移至北城门通衢阁上高悬。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剥皮”酷刑是何等残忍！在朱元璋那儿做个贪官也有点难。朱棣时，剥皮之刑就不仅仅是针对贪官了。朱棣夺取皇位后，便对建文帝的忠臣景清剥皮。景清行刺朱棣未能得手，被擒获后朱棣一怒之下命“剥其皮，草揎之，械系长安门，碎磔其骨肉。”明武宗朱厚照则对被俘的义军首领处以剥皮之刑，把剥下的皮制成马鞍，供自己骑马用。
嘉靖年间
嘉靖年间，著名抗倭将领汤克宽率兵平定海寇，将海寇首领王艮俘获处死，把他的皮剥下来蒙作鼓面，叫“人皮鼓”。这鼓放在北固山佛院内，后世不少人都见过它。它的声音不如牛皮鼓响亮，据说因为人皮比牛皮纹理厚而没有牛皮结实，所以它的声音不如牛皮。明初洪武时，韩观任两广提督，杀人成性，曾剥人皮作成坐褥，这人皮剥得非常完整，耳目口鼻俱全，把它铺在座椅上，人脸正好在椅背上，头发披散在椅后，韩观升帐就坐着这人皮，以示威严。
天启年间
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政时也常用剥皮的手段。当时，“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而且，魏忠贤剥皮的方法非常奇特。有一天，某旅店里有五个人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个人说魏忠贤作恶多端，不久肯定会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不语，有的感到害怕，有的劝他说话要慎重，不然会招来灾祸。那人大声说：“魏忠贤虽然专横，他总不能把我剥皮，我怕什么！”当天夜里，众人都在熟睡，忽然门被推开，闯进来几个人，举着火把照了照每人的面孔，把那位说大话的逮走了。不一会，又把一同饮酒的另外四个人也逮了去，带到一处衙门，先捕的那人一丝不挂躺在那里，手和脚都钉在门板上，堂上高坐着一使衣装鲜丽的显官，正是魏忠贤。魏忠贤对四个人说：“这位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天不妨试一试。”就命令手下入取来熔化的沥青浇在那人身上，过一会沥青冷却凝固，用锤子敲打，只见沥青和人皮一齐脱掉，形成一幅完整的人的皮壳。那四个人吓得半死，魏忠贤对他们每人赏给五两银子压惊，把他们放走了。 明末清初时期，明朝叛贼张献忠将人剥皮的事例很多。他大概是因为亲眼看到了蓝玉被剥的人皮，所以他也对明朝的官员予以剥皮。他不仅使用了明朝皇帝曾经使用过的剥皮手段，而且还有不少独出心裁的花样。张献忠入蜀后动不动就拿人剥皮，而且大都是活剥。剥皮时，先从被剥者的后脖颈开刀，顺脊背往下到肛门割一道缝，然后把皮肤问两侧撕裂，背部和两臂之间撕离开肉的皮肤连在一起，左右张开，就像两只蝙蝠翅膀似的。这样被剥的人要等到一天多才能断气。如果被剥的人当场致命，行刑的人就要被处死。3当时成都府彭县有个叫龚完敬的，本是崇祯十年（1637）进土，崇祯十六年（1643）因死了父亲回原籍守孝，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他表示降顺，被授予官职，但他心里不愿背叛明朝。张献忠想杀他，把他的仆人抓来问龚完敬每天在家中干什么。其中一个叫龚应登的仆人说，完敬每天五更时起床焚香祷告，不知祷告些什么，每天退朝回来只是叹气，不说一句话，过节时给祖宗绕纸后，记帐单下只写乙酉字样，不书大顺年号，等等。张献忠听到“不书大顺年号”这一句，勃然大怒，喝令刀斧手把龚完敬拿下，推出朝门，活活剥皮，并把剥下的人皮揎上草，晓谕四方。龚完敬的弟弟龚完淳、龚完敬熙及家属婢仆共一百余人同日处死。
张献忠的部下孙可望后来假降南明，被永历帝朱由榔封为秦王。他也是个惯剥皮的能手。永历六年（即顺治九年，1652），孙可望杀了陈邦传，并剥下他的皮传示各地。御史李如月向永历帝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永历帝不敢得罪孙可望，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板。孙可望的亲信张应科知道了，就向孙可望报告，孙可望大怒，立即命令张应科把李如月抓来剥皮。张应科遵命逮捕李如月，绑在朝门外，又准备了一筐石灰，一捆稻草，放在他面前。李如月问这是干什么用的，一个人告诉他：“这是揎你的草。”李月如叱骂道：“瞎眼的奴才！这草颗颗都是文章，节节都里忠肠！”不一会，张应科站住右边角门台阶上，传达孙可望的旨意，喝令李如月跪下，李如月又骂道：“我是朝廷命官，岂能跪听反贼的命令？”于是步行到中门，向永历帝居住的南宫行跪拜礼。张应科命令把李如月扒掉衣服，按倒在地上，用刀割开脊背的皮肤，直到臀部，李如月大叫道：“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喊着孙可望的名字痛骂。剥皮剥到四肢时，把他的手和脚都砍断，再把他翻过来剥前胸的皮，这时李如月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了，仍能听得出是在骂人，直到最后砍断脖子时，李如月才死去。张应科又指使从人把李如月的皮用石灰渍干，用线缝好，中间塞满草，送到北城门通衢上悬挂起来。后来孙可望出卖西南军情虚实，使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失利。后来清廷封他为义王，并被封为汉军正白旗。 满清统治时期对内酷刑之一，满清剥皮手段之多，僧格林沁围困连镇，太平军有被清军俘获的全被“剖视肠腹”。
1855年1月17日，东西连镇太平军出营攻敌，清军俘获“活长毛老贼二名，俱系江西人”，凶残的僧格林沁下令将“二贼扒皮处死”。
1857年1月30日，湘军知府吴坤修陷江西奉新县，“生擒老贼二百二十一名。每生擒一贼，辄剖肠，剥皮挂树，磔石，见者无不凛凛”。
满清对酷刑应用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不失为满清十大酷刑。 从这里描述的剥皮经过可见孙可望的残忍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鲁迅在引述这段故事之后，评论说，张献忠的剥皮法是“流贼”式的，孙可望虽说也是流贼出身，但他既然是南明王朝的秦王，后来又降清被封为义王，因而他的剥皮法其实是官式的，这和当初永乐皇帝剥景清的皮的方法完全相同。又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清朝没有剥皮之刑，在清代正史中尚未见到这方面的记载。但是，剥皮这种酷刑并不能说已彻底绝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曾对反抗他们的中国人实行剥皮，电影《红高粱》所描写的剥皮情节，原来是取材于《高密县志》记载的真实的事件。

㈢ 中国服兵役制度与韩国服兵役制度

中国从复1978年以后，采取了义务兵与制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对于加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积蓄后备兵员具有重要意义。

韩国对男性实行征兵制。大韩民国国军各军种兵役长度为：陆军及海军陆战队24个月，海军26个月，空军28个月。“因良心拒绝服役者”会被判刑监禁。对于身体检查未合格者、体育或学业成绩有特殊表现者、一些取得国外永久居留权且未在国内停留超过一年者可免除兵役。——军事知识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