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破产条例

1. 欧盟启动反倾销程序的条件是什么

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议》规定，一成员要实施反倾销措施，必须遵守三个条件： 首先，确定存在倾销的事实； 第二，确定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的威胁，或对建立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 第三，确定倾销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按照倾销的定义，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就会被认为存在倾销。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的差额被称为倾销幅度。所以，确定倾销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确定出口价格；确定正常价格；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进行比较。 正常价格通常是指在一般贸易条件下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可比销售价格。如该产品的国内价格受到控制，往往以第三国同类产品出口价格来确认正常价格。 反倾销作为一种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可和广泛接受的限制进口的手段，是1948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所确立的原则。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该手段逐步演化成各国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据统计，自1990年至2000年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反倾销案件达2483件，全球遭致反倾销的产品种类已经超过3000种，因此而影响的贸易量达千亿美元以上。采用反倾销手段的国家也以经济发达国家为主。其中欧盟372起，澳大利亚360起，美国351起，墨西哥176起，阿根廷156起，加拿大155起。近两年来发展中国家有扩大使用反倾销手段之势，据统计，南非、印度、巴西、阿根廷、韩国都较多地启动了反倾销调查程序。发展中国家是反倾销措施的主要目标，有超过60％的反倾销案件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1990～1999年，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308）、美国（104）、韩国（171）、日本（121）、中国台湾省（112）等。 反倾销属于一种保护本国企业的条款。关贸总协定说如果倾销对进口国造成了实质的损伤和威胁，那就不允许了。所以反倾销就有了保护本国企业的色彩。或者说很多国家是打着“反倾销的旗，行保护之实”。 WTO反倾销协议规定，进口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正常价值，有三种方式参照、判断价格是否低于正常价值：①该产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②向其他国出口价格；③成本核算。一般优先①②作为判断依据。倾销的目的是抢占份额，打败竞争对手，从而再获垄断利润。产品在进口国家的价格低于本国价格的差数，称为倾销幅度。WTO规定，当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不足2％，或某国产品的进口量不到全部进口量的3％时，不得提起反倾销要求。只有当外国产品进口对本国企业造成实质损害时，才能提起反倾销要求。 反倾销有两种，一是本国产品出口到国外，国外政府采取的反倾销措施；二是国外产品进入本国，本国政府采取的反倾销措施

2. 数字经济企业如何应对最严数据法律

2018年5月25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将正式生效。GDPR序言共173条，正文分为11章99条。历经多年商讨的GDPR新条例的实施，意味着欧盟的数据保护水平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堪称世界史上最严格的数据保护法律，必将对未来全球数字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GDPR即将生效，中国发布的《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下称《信息规范》）也于2018年5月1日起实施。

一些国内企业长期缺乏规则意识，可能并没有尝到应有的苦果。由于多种因素导致的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形，一旦到了国外可能就不灵。企业的不合规经营行为，一旦被其他国家政府发现追究起来，处以巨额罚款或禁止业务往来，可能是灭顶之灾。特别是在近几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似乎有所抬头的新时代背景下，企业不合规经营，必将产生数年甚至永远难以消化的“恶果”。

面对即将落下的GDPR利剑，全球数字经济企业需要积极应对，努力减少合规风险，防止入“罪”被“罚”。各国政府也需要积极担当作为，为本国数字经济企业的海外发展保驾护航。

GDPR一大“杀手锏”：重罚

除了扩大个人数据的保护范围、赋予数据主体一系列强大的权利外，GDPR有两大“杀手锏”：一是设定了重罚；二是确立了“长臂”管辖原则。

对于数据处理的违法行为，GDPR主要设定两个等级的处罚。第一等级最高可处以1000万欧元，或上一财年全球营业额2%的行政处罚，以较高者为准。如果根据全球营业额进行处罚，在地域上是全球范围内，而非在欧盟境内的营业额；在基数上，是全球营业额（annual turnover），而非全球净利润。该等级的处罚究竟适用哪些情形，GDPR第83条第4款规定三大类数据违法行为：第一，数据控制者与处理者没有尽到相应数据保护义务。譬如未实施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未尽职责保持数据处理活动的记录、没有及时向监管机构通知数据已泄露、未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等；第二，没有对数据保护认证组织履行义务；第三，没有对监管部门履行义务。

针对严重违法的数据处理行为，GDPR设定了第二等级的行政处罚：最高可处以2000万欧元，或上一财年全球营业额4%的行政处罚，以较高者为准。GDPR第83条第5款规定了五大类严重违法的具体情形：第一，违反数据处理的基本原则与条件。数据处理应当遵循六大原则：合法、正当与透明原则，目的有限原则，数据最小化原则，准确性原则，储存限制原则，完整性与保密性原则。数据处理应当符合相应的合法性条件；第二，侵犯数据主体的同意权、访问权、纠正权、被遗忘权、数据可携带权、拒绝权、获得救济权等多项权利；第三，不符合条件将个人数据传输给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第四，没有对成员国履行相应的义务；第五，未能遵守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

可见，GDPR设定的“罪”是相当多的，“罚”是非常严厉的。制定任何法律的目的不在于处罚，处罚只是保障法律有效实施的必要手段。“重典治乱”未必总能取得良好效果，但确实可以起到一定威慑作用。GDPR以重罚为理念，试图倒逼数字经济企业完善数据保护制度。

无论是对于数据处理违法行为的认定及其严重程度判断，还是对于处罚金额的最终作出，欧盟监管机构都享有巨大的执法裁量权。如何减少数据保护监管的权力寻租，防止监管“俘获”，消除腐败，确保公正执法，是接下来欧盟当局特别是法治水平不高的一些成员国需认真对待的问题。

另一“杀手锏”：“长臂”管辖原则

确立“长臂”管辖原则，或称为效果原则，是GDPR的另一大“杀手锏”。法律是国家主权的体现，一般只在一国领土范围内发生效力，即属地原则。但随着近些年来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具有虚拟性、无国界性的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再继续坚持传统的属地主义原则，或许无法有效保护本国公民的权益和国家利益。

GDPR的适用范围极广，将法律适用的属地主义与属人主义原则结合起来，扩大法律适用的域外效力。

首先，在欧盟境内设立数据控制或处理机构，不管其对个人数据处理的行为是否发生在欧盟境内，都受GDPR的拘束。此管辖规则属于传统的属地主义原则，在欧盟内设有机构，当然应受欧盟法的约束。

第一，高度重视个人数据保护。企业高管团队应当对GDPR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预判，尽早制定周密的战略计划，不计成本消除各种不合规隐患，加强人员管理与培训。企业相关业务部门应及时全面分析已经采集、存储的个人数据的种类、用途与获取方式，删除不合法、不必要的个人数据，实现个人数据保存时间的最小化，并不断加强数据安全保障。

第二，完善数据主体的权利设置与行使操作规程。GDPR赋予了数据主体一系列强大的权利，对于这些权利的保护不足和侵犯属于严重违法行为，欧盟监管机构可处以最高额度的罚款。在赋予数据主体同意权、访问权、可携带权、被遗忘权、更正权等重要权利外，还应当核实这些权利设置与行使是否符合GDPR的要求，例如检查设置的同意权是否符合GDPR的要求。我国《信息规范》要求收集个人数据时原则上应获得授权同意，收集个人敏感信息还需明示同意，另外还明确了撤回同意权。

第三，完善数据处理机制。运用适当的组织措施与技术措施，确保数据处理符合GDPR的基本原则与合法性条件。以透明的方式，使用简明易懂的语言，及时如实告知收集、存储、使用个人数据的情况。建立健全数据保护影响评估机制与事先协商制度，对个人数据进行去标识化处理，完善数据匿名化处理规程，提高数据处理过程的安全性，并对个人数据处理活动进行记录。

第四，必要时任命数据保护官。GDPR要求相关企业以透明的方式，任命具有专门数据保护知识的数据保护官（Data Protection Officer，DPO）。DPO可以确保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遵从GDPR的相关规定，同时也扮演着与监管机构之间的联系人和合作者的角色。如果经评估必须设立DPO，则应保障DPO的任命、权利和职责符合强制性规定，并为DPO独立履行职责提供充足的资源。另外，企业可考虑聘请外部数据保护顾问。

第五，完善数据泄密报告与处理机制。GDPR要求原则上自知道个人数据泄露72小时内，向监管机构报告，并将可能产生高风险的泄露信息通知受到影响的个人。企业应详细记录个人数据泄露情况，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不断修改完善现有的数据泄露管理流程。我国《信息规范》要求企业定期组织内部相关人员，进行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培训和应急演练，及时更新应急预案。

另外，数字经济企业还应当从更新隐私声明与政策、删除相关协议文本中侵犯数据主体权利的“霸王”条款、完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方面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减少不合规风险。

政府应为数字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GDPR是法律，属于欧盟的上层建筑，但其所要调整的却是全世界的数字经济企业。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别，所以不同的经济基础与同一的上层建筑之间，必然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个人数据权利要保护，另一方面技术要创新、市场要发展，二者之间发生冲突在所难免。

GDPR是一把双刃剑。欧盟GDPR选择了偏重保护个人数据权利，可能会对技术与市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不仅需要靠企业不断提升数据治理水平，还需要靠政府主动采取措施，解决企业无法克服的实际困难。

首先，政府应当高度重视GDPR给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带来高额合规成本。由于信息资产管理的运营成本会显著增加，而且担心被重罚，一些企业已经暂停欧盟的相关业务。GDPR的实施可能不利于中小数字经济企业成长，并可能助长巨头企业的垄断地位。因而，政府应当在战略上予以重视，积极制定各种鼓励扶持政策，有效支持企业提升数据治理水平，消除数据垄断，降低GDPR合规风险。

其次，与欧盟积极沟通，完善对话协商机制。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需要认真研究欧盟GDPR的监管规则，紧密协同配合，担当有为。在积极制定政策法律不断完善企业数据保护水平的基础上，与欧盟监管当局开展平等对话协商，表明难点与决心，赢得理解，减少不必要的处罚与贸易纠纷。

再次，完善数据保护执法合作机制。对于GDPR 的监管挑战，各国政府应当充分研究欧盟数据保护监管的利益关切和行动计划，加强信息开放与共享，健全实体法之间的协调机制，寻找监管标准的最大公约数，积极寻求产业合作和个人信息保护执法合作，实现全球数据保护的共商共治。

除了作为重罚的依据，欧盟还可能将GDPR作为新的技术壁垒，阻碍全球数字经济企业在欧盟的发展扩张。在我国正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GDPR也可能成为阻挡我国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的障碍。但无论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合规经营是数字经济企业做大做强的不二法则。尽管“规”可能很严厉，但只要“规”是合法有效的存在，企业就应当严格遵守。（来源：《财经》杂志）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消息来自新华网。

3. 金融危机下结合我国实际怎么加强金融监管

摘要：我国的金融监管应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通过中国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制定，借鉴国外金融监
管经验，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88（2009）02-0048-05
一、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逻辑联系
金融创新促进了金融发展，而金融风险从另一个角度也迫使金融向前发展。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两者
之间又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近代金融创新的目的之一就是规避金融风险。金融创新特别是
以金融工程形式出现的金融创新，为管理和控制金融风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金融创新毕竟是一种
工具，它可以用于好的方面兴利除弊，也可以用于不好的方面。即使不被利用和操纵，金融创新本身在规避
了某些风险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风险，特别是金融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一种金融风险转换为另一种
金融风险。另外，有些金融创新在初期能够有效地规避金融风险，当其成熟以后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金融风
险。金融风险与金融创新的内在关系如下：
（1）不是所有的金融风险都可以用金融创新来规避。有些金融风险可以依靠金融创新来规避，有些金
融风险则只能依靠管理和其他手段来规避。
（2）不是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用来规避金融风险的。金融创新有不同的动因，有的是为了提高效率、有
的是为了规避管制，也有的规避了金融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金融创新的确是用来规
避金融风险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创新都肩负着规避或消除金融风险的职责。
（3）金融创新增强了各主体规避金融风险的各种能力。在规避直接金融风险方面，承担金融风险的主
体可以适当地使用金融创新来减少损失。在规避间接金融风险方面，由于直接金融风险的规避所引起的间
接金融风险必然会减少，所以金融创新也能帮助规避间接金融风险。
（4）金融风险促进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从金融创新的起源来讲，最初的金融创新就是为了规避金融风险。 金融创新的发展过程证明，金融创新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也就是金融风险表现最为激烈的时期。金融创
新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与金融风险的加剧有着直接的关系。
（5）在规避金融风险的同时，金融创新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金融风险。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到现在，
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加剧一直是国际金融市场最为鲜明的发展特征。90 年代以来，全球几乎每一场金融
风暴都与金融创新有关。金融创新对金融风险推波助澜的作用令人谈虎色变。金融创新可以规避金融风
险，金融创新也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
总之，现代虚拟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倒金字塔结构是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内在根源。金融
工具或金融市场运作体制的不断创新、不断演化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构建了这个巨大的倒金字塔。金
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创新越发展，这个倒金字塔也就越庞大，金融体系也就越不稳定。在庞大的衍
生市场面前，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表露无遗，一旦某一部分出现问题，整个倒金字塔就会轰然倒塌。不可否
认，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经济发展起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给金融体系结构、功能以及制度安排带来
巨大改变，这种深刻变化极大推动了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然而，金融创新也是“双刃剑”，如
果使用监管不当，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性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以衍生金融工具为代表的当代金融创
新成果，为投机者提供了大批操纵市场的先进手段和便利工具，使之拥有了撼动一国或地区金融市场的
巨大能量；在金融自由化成为当代金融发展的主旋律时，以确保金融系统稳健运行为目的的金融监管在
如雨后春笋般的金融创新面前，显得十分无力。这些都成为增大金融系统风险、造成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
重要因素。但是，尽管如此，金融创新必须进行，否则会阻碍金融发展。我们在金融创新中规避金融风险，
发展金融；在监管由金融创新带来的新的金融风险中推动金融创新，形成良性循环。
二、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探索
1“. 十一五”期间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构想
根据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
的指导思想，同时从我国金融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中国金融业迟早要走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道路。
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提前设计和规划金融监管模式。在混业经营的情况下，也可以有两种选择，即统一
监管模式和功能监管模式。由于在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产品复杂、金融风险多样，因此，理想的监管模式
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模式，具体而言，可以在统一监管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也
可在功能监管模式的基础上设立一个协调和风险综合控制机构，实现专业化监管和统一监管的结合。联
系中国实际，面对现实，着眼未来，可以采用在统一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构建中国
的金融监管模式。具体来说，可由人民银行牵头，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国务院法制办
及中编办等部门共同参与设立。成立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局）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监管框架，内部构建
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组成的专业化分工的“三合一”的功能型监管体系。与此同时，还应加强金融机
构的内控机制，在金融监管委员会（局）金融中介机构服务管理部的协调下，充分发挥金融自律性组织、会
计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构造起一个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
建立我国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是要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监管资源进行整合，目的是要以
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为原则，通过优化监管组织结构，建立一支高效、精干的金融监管队伍，实行金融监管
政策的统一制定和执行。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既可以防止出现决策与执行“两张皮”或分业监管模式下“各
自为政”的弊端，又能从根本上消除多层次监管、重复监管、机构性监管所产生的问题，有利于增强我国金

融业的整体竞争实力，防止发生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将模式改革成本降低到最低
限度，要努力缩短组建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时间。由于金融监管体模式化较大，人员调整较
多，如果改革时间拖得过长，部分工作人员会因工作和职责调整的不确定性而出现等待心理和短期行为，
容易导致一定时期内的金融监管缺位。有关国家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经验表明，改革方案确定之后，在一
年内完成组建有关监管机构比较可行。与此同时，要尽可能克服不同监管部门存在的监管文化差异，并在
法律上为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提供支持。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还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解决目前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三大弊端：一是金融监管
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监管真空、重复现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协调效率低、法律约束力不强。
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例，其交叉性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使得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领域互相渗透，但
目前未有任何法律对此做出规定，存在监管空白点。二是当央行与各金融监管部门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在
货币政策取向、金融系统性风险程度判断、处置突发性金融事件等问题上产生分歧或争执不下时，由于没
有一个权威决策部门，最终只能将问题提交到国务院解决，决策的低效率在所难免。三是特别是在基层，
当涉及维护地方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问题时，地方政府、央行、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如何
进行协调不明确，一旦发生风险，容易延误最佳处置时机。
因此，加快金融监管协调立法势在必行。建议国务院制定《金融监管协调条例》，主要内容包括协调目
标、基本原则、协调组织机构、央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在协调机制中权利和义
务等。《金融监管协调条例》应明确央行在协调机制中的具体牵头组织职能，将央行、金融监管部门在履行
职责上的分歧、冲突和盲点作为协调重点。
鉴于我国金融监管方面存在着相当的风险，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之后，为了加强金融
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需要处理好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在防范风险方面的合作，建立跨部门
的金融稳定机构，专门负责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可以设立货币安全与稳定局，因为金融
监管和货币政策二者虽有显著差别，但在政策操作中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适当的金融监管不
仅能够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为货币政策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支持，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健康、有活力
的金融体系，增强对货币政策变化反应的灵敏性，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正确的货币政策则可以有效地
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平稳运行，而这又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安全的根本保证。人民银行在
政策操作中如能使二者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果就会产生倍数效应。但是如不能
保持协调一致，则会给对方造成不利的影响。实践证明，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加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压
力，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过于严厉或宽松的金融监管则会干扰货币政策的有效运行，影响货币政策的实
施效果。因此，将金融安全与稳定局作为一个常设的协调机构，既可以在该机构的协调下营造稳定的金融
体系，又可以提高监管效率。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尤其要加强与在华外资银行的母
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联系，密切关注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防止国外金融风险向我国蔓延。
在金融监管协调具体工作制度层面，央行应与各金融监管部门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联合制定协调机
制的配套制度。一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明确共享信息范围、信息采集具体分工、交换方式、保密规定等内
容。二是建立联合检查制度。对一些关联业务和交叉业务尽量采取联合行动，避免重复检查，提高监管效
率。三是建立紧急磋商制度。分别针对日常状态、紧急状态和危机状态的不同情况，尤其是金融风险突发
事件，规定双边或多边磋商机制启动的条件和程序，明确有关各方的职责、处置手段、法律责任。同时要加
强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与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制定，借

鉴国外金融监管经验，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
为了发挥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作用，可以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下设立金融监管咨询专
家小组，充分利用学术界和金融机构的金融专家、社会知名人士等社会资源，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在金融监
管和金融发展方面的意见，为金融监管政策的调整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法律环境上看，为
了紧跟金融改革与开放步伐，适应金融业务综合化发展需要，应对监管的法律制度进行清理，要对不适应
我国金融发展的法律条款予以废除或修订，尽快修订现有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法规的不适宜条款，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安全与监督管理法》和《金融安全与监管协调条例》等法规，增强金融法规的适应
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提高金融执法的专业化和效率，为我国金融业的综合化发展和有效金融监管创造
必要的法律环境。
总之，要从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出发，循序制定建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具体方
案，实行金融监管职能的重新整合，防止部门利益、机构膨胀驱动，实行机构精简，促进监管资源的优化和
配置，充分发挥统一金融监管模式带来的好处，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保持金融业平稳运行，促进国民经济
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
2.未来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设计
从长远来看，中国金融业未来要走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道路。因此，我们既要面对现实，又要着眼未
来，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切实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鉴于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有可能成为我国金融混业经营
的形式，金融监管模式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除此之外，还应加强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并充分发挥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金融自律性组织等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构筑一个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
（1）监管主体及其职能。监管主体主要包括：现有的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
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和即将成立的中国金融监督
管理委员会（局）和信托监管局。主要职能：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局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包括
市场准入、资本充足率、风险评估、信息披露等。银监会和信托监管局，分别负责对银行业和信托投资业务
的监管，将现由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的银行业和信托的监管职能移交银监会和信托监管局；证监会和保监
会分别负责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证监会和保监会继续执行现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职能。

（2）监管机构间的协调。由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负责进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信托监
管局的协调。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各监管机构要向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报送监管信息，监管机
构提出的问题由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负责协调解决，各监管机构之间要尽可能做到信息互通
共享。
（3）建立健全金融自律性组织，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金融自律性组织是金融业自我管理、自我规范、
自我约束的一种民间管理形式，它可以通过行业内部的管理，有效地避免不正当竞争，规范其行为，促进
彼此间的协作，与监管当局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金融自律性组织是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金融监管中不可缺少的。目前我国的这类组织很不健全，就是已经建立的，其作用也没有
得到充分的发挥。今后，应由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牵头建立和健全金融自律组织，采取会员制管
理方式，金融机构自主决定入会，入会者要交纳会费，遵守该组织章程。金融自律组织参与监管，主要负责
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会员的管理、为会员提供信息服务、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情况、及时向社会发布有
关监管信息等。
（5）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愈来愈
明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人中国，同时中国金融机构也将走出国门。另一方
面，随着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由于其业务广泛，经营范围会跨地区、跨国界，而各国的监管政策存在差
异，因此，仅靠本国监管当局的监管是不够的，必须加强与国际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交流，密切合作，共
同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与蔓延。
参考文献：
[1] 曹慧.欧盟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发展[J].中国金融，2007，（5）.
[2] 周泉恭，王志军.欧盟国家金融监管结构发展分析[J].当代财经，2006，（4）.
[3] 卢伟.试论我国银行市场准入监管的立法现状及完善[J].改革与战略，2007，（10）.

4. 欧盟最早签订3个共同条约的六国之名

法国、前联邦德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和卢森堡
（一）欧盟公司法立法背景
欧盟是建立在欧洲的欧洲煤炭与钢铁共同体（EuropeanCoalandSteelCommunity，简称“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EconomicCommunity，简称EEC:欧共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opeanAtomicEnengyCommunity，简称:Euratom）之上的。建立欧盟的建立是鉴于各国历经了二战，欧洲经济急待各国政府携手合作，以便重振经济。1950年，当时的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RobertSchuman）提出一项由欧洲各国政府联合管理煤炭与钢铁生产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响应。1951年4月18日，法国、前联邦德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和卢森堡等6国在巴黎签署了《欧洲煤炭与钢铁共同体条约》（又称《巴黎条约》），正式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随着形势的发展，上述6国又于1957年3月25日在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罗马条约》。在第一个《欧洲煤炭与钢铁共同体条约》这个条约的绪言中，还就建立该共同体的目的问题明确指出：条约是“通过建立一个经济共同体来维系他们的基本利益，以取代长期的敌对，并作为在长期以来被血腥冲突而分裂的人民中确立更为广泛和更为深入的共同体的基矗”1973年1月1日，丹麦、爱尔兰和英国首批加人了上述3个共同体。其后，1981年1月1日，希腊又加入了上述3个共同体。西班牙与葡萄牙是于1986年1月1日第三批加入上述3个共同体的。1990年，前东德地区作为统一后的联邦德国的一部分当然地成为3个共同体的成员。至1995年1月1日，又有奥地利、芬兰、瑞典等3个国家加入了3个共同体，以后荷兰、比利士、卢森堡也加入共同体，从而使成员国总数已经达到目前的15个国家。1992年2月7日，当时的12个成员国又于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简称《马约》，或简称《欧盟条约》）。这个条约重申了“在欧洲人民中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盟”的宗旨，并且提出在3个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欧洲联盟。《欧盟条约》又在1997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作了修改。
现在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及波兰三国也在作加入欧盟的准备，其磋商谈判早于1998年3月开始，2002年12月，哥本哈根的欧盟峰会标志

5. 因企业破产造成劳动者失业等结果，企业应给劳动者何种补偿措施法律有无这方面的规定谢谢！

国务院于1994年公布《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4}59号);1997年公布《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发{1997}10号)，这是兼并破产的国有企业职工领取一次性安置费的政策依据。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又颁布了《关于做好关闭破产国有企业职工安置方案审核工作的通知》(劳社部函[2003]35号)。通过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一次性安置费比经济补偿金更具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支付及领取一次性安置费的惟一条件是关闭破产国有企业及职工，而支付及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的是各类所有制企业及其劳动者符合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注1】因此，在国有企业破产时一次性安置费比经济补偿金更符合情况也更具适用性。

第二，根据有关政策规定，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的标准为原固定职工第一次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按连续工龄每满一年发给一个月的工资，合同制职工按在本单位工龄，每满一年发给一个月的工资，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工资，而领取一次性安置费的标准为不高于所在地企业职工上年平均工资收入的3倍。显然，一次性安置费比经济补偿金更具优越性，从而更能显示国家对国有破产企业职工的充分照顾。

从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一次性安置费除对破产企业职工具有补偿性质外，更具优越性。一次性安置费仅适用于国有关闭破产企业及职工，这些人员只是社会成员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凡企业破产公告之日尚未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且未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职工，可根据本人意愿，采取领取经济补偿金后转失业或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助费后自谋职业两种办法进行安置。凡已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未满三年且尚未就业的下岗职工，继续领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金，三年期满后尚未就业的，根据本人意愿，采取领取经济补偿金后转失业或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助费后自谋职业两种方式。领取一次性安置费的人员未证明其已经就业的之前，从理论上讲可视为自谋职业人员不属于失业人员，不能再享受失业保险金。企业在制定职工分流安置方案时，负有向劳动者准确详细说明安置方案的义务，自愿选择一次性安置的职工要订立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特别是对自谋职业而不能享受失业保险金待遇之有关情形，要明确具体的约定清楚。
破产企业职工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选择适用，若将二者误用、混用势必造成一方面将计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当着支付一次安置费，从而规避了企业关闭破产时应当补缴的失业保险费进而使劳动者失业时却领取不到失业金;另一方面有的名为领取经济补偿金，实为领取一次性安置费，而后再享受失业保险金，使企业与失业保险机构双重付出，这两种情形都可能造成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及国有资产在关闭破产程序中的流失。再者，一次性安置费和经济补偿金并用，在企业的破产财产有限的情况下，企业的破产债权人的利益势必会因为补偿费用的拨付而大大减少，甚至得不到任何得清偿从而损害破产债权人得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二十四条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

第二十五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

用人单位依据本条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录用人员的，应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依据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