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盗匪暂行条例

1. 中国在1949年到1979年没有刑法典的年代是如何打击犯罪的

在中国内地社会主义刑法史上，具有真正刑法典意义上的分则规范，初见于1979年7月1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即中国内地第一部刑法典。内地现行的刑法典分则，即在这部刑法典分则的基础上形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内地刑法分则性规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根据地刑法(又称新民主主义刑法)的有关立法内容。革命根据地的刑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制定的，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行专政的一切刑事法规的总和。在革命根据地的长期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刑事立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刑事立法具有直接历史渊源和重要借鉴作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1979年7月1日内地第一部刑法典通过之前的30年间，内地刑事立法内容从性质上看，主要是刑法分则性的规范(当然，其中也渗透着不少刑法总则性制度)，这些规范内容成为嗣后供刑法典分则起草、拟订而用的重要参考文献。为较为全面地把握内地刑法分则的来龙去脉，下面分若干个历史时期对内地刑法分则的立法沿革作一阐述：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新民主主义刑事立法阶段
这一历史时期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又可分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刑法的萌芽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刑法的奠基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刑法的重要发展阶段)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刑法在全国取得逐步胜利的阶段)这样四个阶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工农民众的基本权益，镇压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即运用刑法这一锐利武器，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及一切犯罪分子作斗争，为此制定了一些刑法分则性规范。例如，为了惩治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1927年制定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11条，其第1条确定了土豪劣绅的主要罪行，规定：“凭借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或其他特殊势力(如团防等)，在地方有下列行为之土豪劣绅，依本条例惩治之：(1)反抗或阻挠革命者；(2)反抗或阻挠民众运动者；(3)勾结军匪蹂躏地方者；(4)杀害人民及纵火、决水、强奸、掳掠者；(5)压迫平民致人死伤或损失者；(6)苛索民财或假借名义敛财肥己者；(7)擅理民刑诉讼压迫平民者；(8)破坏地方公益者；(9)侵蚀公款者。”此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运动中，还对贪污罪、贿赂罪、渎职罪、侵害人权罪以及禁烟禁赌等方面的惩处办法，作了原则的规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政权制定的刑法分则性规范，主要见诸1934年4月8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该《条例》确定了反革命罪的概念和主要罪行，即“凡一切图谋推翻或破坏苏维埃政府及工农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权利，意图保持或恢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不论用何种方法都是反革命行为。”接着具体列举了各种反革命罪行，如：组织反革命武装及土匪侵犯苏区者，或在苏区内举行反革命暴行者；勾结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以武力进攻苏区者；组织反革命团体破坏苏维埃政权意图恢复反动统治者；携枪投敌或组织他人投敌者；投降反革命积极反对苏维埃和红军者(革命叛徒)；以反革命为目的故意破坏苏维埃法令及其所经营的各项事业者；以反革命为目的，混入革命机关进行破坏、暗杀、抢劫、放火或盗取国家机密者；以破坏苏维埃经济为目的，制造或输入假货币及公债券，故意扰乱金融者；假冒苏维埃、红军或革命团体名义，或伪造公私印章、文件，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文字、图画、讲演进行反革命宣传者，以及对上述罪犯的藏匿者和协助者，皆以反革命论处。此外，苏区制定了《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中央苏区关于惩治贪污浪费的训令、保护山林条例和红军惩罚条例等刑事法规。
抗日战争时期的刑法，是新民主主义刑法的重要发展阶段，主要刑事法规有：1939年《陕甘宁边区惩治汉奸条例(草案)》和《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以及1941年12月18日《陕甘宁边区破坏金融法令惩治条例》、1941年7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毒品治罪条例》，1942年10月15日《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等，分别规定了各种犯罪行为及其处刑办法。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人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取缔反动组织、镇压反革命罪犯的刑事法规。例如，《辽北省惩治土匪罪犯暂行办法(草案)》具体规定了对各种土匪罪犯的处刑办法。1947年11月晋察冀边区《对破坏土地改革者的制裁问题》的布告，1948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破坏土地改革治罪暂行条例》规定：凡带头组织或勾结反动武装，对农民进行报复、倒算、杀害干部和农民，或者其他严重危害农民利益者，处死刑；次要分子处劳役。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规定：“解散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团体，并收缴其反动证件，登记其各级负责人员”。华北人民政府1949年1月专门颁发布告规定：解散一切反动会道门封建迷信组织，其首要分子应即向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如拒不登记继续活动者，定予严办。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刑法奠定基础阶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中国内地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随即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立法权限方面，根据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有权“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颁布法令，并监督其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组织政务院，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为执行政协共同纲领、国家的法律、法令和中央人民政府规定的施政方针，有权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在地方设立大行政区(1953年撤销)，省(或行署)、县、乡各级地方政府。依照《全国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的规定，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根据并为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家的法律法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规定的施政方针和政务院颁布的决议和命令，在其职权范围内颁布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拟定与地方政务有关的暂行法令条例，报告政务院批准或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最初几年的主要任务，是有步骤地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而创造条件，没收官僚资本的企业并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财政，稳定物价，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新解放地区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活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及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为此，根据需要与可能，先后制定了一批单行刑事条例和法规，还有各种行政法规中的刑事条款，对上述各种犯罪行为及其惩治作了规定。这里就几个重要的单行刑事法规的分则性规范内容作阐述：
(1)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经呈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于1950年7月23日联合发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提出：①对一切手执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众，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②对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破坏工矿仓库交通及其他公共财物，抢劫国家和人民的物资，偷窃国家机密及煽动落后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动，以及组织间谍暗杀机关，应彻底破获并逮捕其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③对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④凡勾结、窝藏上述三项重要反革命分子而情节重大者，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2)1951年2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文21条，主要内容包括：①确定了反革命罪的基本概念，第2条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②自第3条至第13条，分别列举了11项主要反革命罪行，即背叛国家罪、叛变或策动叛变罪、持械聚众叛乱罪、间谍或资敌罪、组织或参加特务组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反革命杀人破坏罪、反革命煽惑挑拨罪、反革命偷越国境罪、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罪、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罪等。③规定了各种刑罚，刑种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④规定了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刑的条件是：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自首悔过者；揭发检举前或以后真诚悔过立功赎罪者；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确非自愿者；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联系者。⑤确定数罪并罚的处刑原则：凡犯多种罪者，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者外，应在总和刑以下，多种刑中的最高刑以上酌情定刑。
(3)1951年2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规定了对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在企业中的股份财产依法没收的处理程序。
(4)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为防止不法地主的破坏活动，该法作出以下规定：①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严禁一切非法的宰杀耕畜，砍伐树木，并严禁荒废土地，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②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凡侵犯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为了惩治不法地主的犯罪活动，使人民法庭的审判工作正确掌握量刑标准，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各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先后颁发了惩治不法地主的单行条例，如1950年9月19日《华东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同年11月15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11月16日《中南区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12月13日《西南区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上述条例的内容大同小异，主要包括以下各点：①凡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而有以下行为之一查有实据者，视其情节轻重，处以当众悔过(或当众警告)、劳役、或处以一年以下徒刑(中南区规定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以出卖、出典、赠与、假卖、假典、假分家等方式，分散转移隐瞒土地财产者；在减租期间，以不法手段，夺佃、抽房，致使农民遭受损失者(西南区规定：非法索取依法应废除的解放前的欠租欠债者，以恐吓利诱等手段胁迫农民明减租而实不减者，向农民预收或抢收地租者，隐藏或否认已收之押金或故意拖延不退押金者)；拆卖房屋者；砍伐森林者；杀害或故意饿死耕畜者；破坏农具或农作物者；故意荒废土地者。②凡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而有下列行为之一查有实据者，按情节轻重，处以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中南区规定为三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造谣惑众，挑拨农民与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致发生严重影响者；以不法行为，组织假农会或假借农会组织，径行减租退押及分配土地，或篡夺操纵乡村政权者；挑拨离间，制造农民内部纠纷，引起宗派斗争，致人民财产损失或身体伤害者；以金钱财物或其他不正当方法，贿赂引诱他人，包庇其不法行为者；以威胁利诱欺骗等手段，侵夺农民已获得之减租退押利益及分得之土地财产者。③凡企图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而有下列行为之一查有实据者，中南区规定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华东区规定处死刑或十年以上徒刑，西北区规定处死刑或五年以上徒刑：为首组织土匪武装或勾结匪特武装，反抗人民政府，杀害农民或其他重大危害农民利益者；为首组织或利用封建迷信团体，实行暴动，杀害农民或其他重大危害农民利益者；狙击或暗杀农民及工作人员，因而致重伤或死亡者；以爆破放火等手段，烧毁房屋粮食，破坏山林或水利建设，因而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之重大损失者。
(5)由政务院通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于1952年4月2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的基本内容是：①规定了贪污罪的概念。第2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条例》同时规定，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和现役革命军人犯贪污罪，适用本条例之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侵吞盗窃、骗取或套取国家财物者，应追缴其违法所得财物，并酌处罚金，其情节特别严重者，得参照本条例予以刑事处分或没收财产的一部或全部。②确定惩治贪污罪犯的政策原则。即要贯彻执行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除一小部分罪大恶极者外)从宽的原则。③规定了多样化的刑罚，便于灵活掌握。刑种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劳役、管制，以及罚金，没收财产和剥夺政治权利等。按贪污数字多寡分为四个等级：一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者处死刑；二为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三为判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年至四年劳役，或一年至二年的管制；四为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劳役或管制，或免除刑罚给予行政处分。
除上述单行刑事条例和法规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还制定了其他刑事法规；在许多非刑事的行政法规中，也规定了刑法条款，内容涉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妨害婚姻家庭犯罪，渎职罪等方面。举其要者：(1)有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法规。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通过《关于北京封闭妓院的决议》，规定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查处理。罪大恶极者依法惩处。没收剥削妓女的财产作为救济妓女之用。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公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依照这一法规，西南军政委员会于同年7月制定了《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和《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西北军政委员会也颁布了《西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2)有关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规。其中关于放火失火罪的法规，有1950年4月《东北人民政府颁布严防火灾的命令》，1951年1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护林防火的指示》，1952年3月《政务院关于严防森林火灾的指示》，1953年3月《林业部关于护林防火的指示》等。关于破坏交通设备罪的法规，有1950年3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为加强保护电讯设备令》，1950年10月《东北区电信线路保护条例》，1950年11月《东北人民政府关于爱护保养铁路电信等交通命脉严禁破坏偷盗的布告》等。关于交通肇事罪的法规，有1949年9月《北京市交通管理暂行规则》，1950年2月《铁道部关于消灭事故保证行车安全的命令》和1950年7月《铁路奖惩暂行条例》，1950年4月交通部公布的《汽车管理暂行办法》和1953年7月《修订汽车管理办法实施细则》。(3)有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的法规。其中关于走私罪的法规，有1950年1月《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1950年4月《海关总署关于解放区与待解放区货运管制办法的批示》，1950年12月政务院公布的《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1951年4月政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对于走私行为情节重大人犯的处理原则》，1952年6月《海关总署关于逃汇套汇案件应作为走私案件处理应行注意各点的命令》和《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关于各级司法机关对海关总署所提处理走私案件的意见应遵照执行的通知》。关于投机倒把罪的法规，有1950年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非法工商业行为暂行办法》，1950年11月《贸易部关于取缔投机商业的几项指示》，1953年11月《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关于偷税、抗税罪的法规，有1950年1月政务院《货物税暂行条例》和《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同年12月《印花税暂行条例》和《屠宰税暂行条例》，1951年1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私盐查缉处理暂行办法》等。关于伪造国家货币、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的法规，有1951年3月政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国境办法》，1952年10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国家货币、票据及证券出入国境暂行办法》；特别是1951年4月19日政务院公布的《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共11条，根据各种犯罪情节，具体规定了量刑幅度。(4)有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法规。其中关于侵犯他人民主权利罪的法规，有1950年3月24日政务院《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1950年4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确立法制观点维护革命秩序认真执行保障人权的通令》，1952年7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严格禁止滥检查信件妨碍“人民通信自由”的通令》。关于拐卖人口罪的法规，有1952年4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认真处理回乡转业军人婚姻问题的指示》，1953年3月《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问题的若干解答》。关于诬告陷害、报复陷害罪的法规，有1950年12月《西南区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1953年5月8日政务院批准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规定“诬告”与“误告”的界限)等。(5)有关惩治妨害婚姻家庭罪的法规。其中关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法规，有1951年5月2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为贯彻执行婚姻法保障人权的通令》，同年9月26日《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关于重婚罪的法规，有1950年10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重婚案件的处理原则》，1953年6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处理重婚、纳妾、童养媳案件的时间界限问题的复函》，同年12月22日《法制委员会对中南政法委员会关于在婚姻法公布后的重婚、纳妾如何处理问题的解答》。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法规，有1952年4月22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认真处理转业建设军人婚姻问题的指示》。(6)有关渎职罪的法规。其中关于泄露国家机密罪的法规，有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关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1951年6月政务院公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
上述各类法规，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据。
建国初期在制定单行刑事条例、法规和非刑事法规中的刑事条款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在1950年也着手起草刑法的准备工作，并由法制委员会先后拟制了两个刑法草案，这两个草稿为以后正式起草刑法典作了必要的准备，起到了参考对比和启示作用。
3�社会主义刑事立法的初步发展及其被削弱和破坏阶段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标志着中国内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宪法的颁布，也大大推动了内地第一部刑法典的起草工作。自1954年冬起，刑法典的起草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负责。至1957年6月28日，已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即第22次稿)，该草案分总则、分则两编，共计215条；其中分则8章119条，8章的名称是：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会经济秩序罪；侵犯人身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婚姻、家庭罪；妨害其他管理秩序罪；渎职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室自1962年5月开始，对刑法典草案第22次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到1963年10月9日写出第33次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正稿)》，其中第二编分则共8章111条，8章的名称与第22次稿基本相同，只是将“危害公共安全罪”改为“危害社会安全罪”；“妨害社会经济秩序罪”改为“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罪”；“妨害其他管理秩序罪”改为“妨害管理秩序罪”。当然，条文的内容调整变动较多。内地第一部刑法典的第33次草案稿曾考虑公布施行，但因“四清”运动很快开始，接着又进行“文化大革命”，刑法典一直未能出台。
自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至1957年以前，在刑法典起草工作进展较快的同时，其他各项单行刑事法律和包含有刑法规范的行政法规，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这一发展趋势，自1958年以后，不仅没有得到继续加强，反而被逐步削弱。进入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法制横遭践踏摧残。

2. 中国大陆刑法典从清代到现在有哪些

1、清代《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于1908年完成，但由于守旧派的反对，直到1911年1月25日才公布。不久清王朝即告覆亡，该律并未施行。它采用资产阶级的刑法体例、刑罚制度和刑法原则。在刑法体例方面，分总则、分则两篇。

在刑罚制度方面分主刑、从刑两种，主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包括褫夺公权和没收。 在刑法原则方面，采用了资产阶级的罪刑法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此外，还根据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情况，规定了有关妨碍国交、妨碍选举、妨碍通讯、交通以及妨害卫生等方面的犯罪。

2、北洋政府《暂行新刑律》

《暂行新刑律》是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对《大清新刑律》稍加删改而制定的刑事法规，于1912年4月30日颁行，内容与《大清新刑律》基本相同。

1912年3月，袁世凯发布命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此处所指“新刑律”，即清末修律公布之《大清新刑律》。据此命令，北洋政府法部随即拟定《删修新刑律与国体抵触各章条等并删除暂行章程文》，并附列删除各章条目，经呈袁世凯批准，并通令各司法衙门遵行，是为《暂行新刑律》。

后1914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以“重典”威慑人民，颁布《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15条，增设了一些罪名，并加重了原来的许多刑罚。此外，北洋政府还在1915年和1918年先后拟定了两次刑法修正草案；但均未颁行。

3、国民政府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

该刑法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共48章，387条。1935年1月1日又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刑法,即所谓新刑法。其中总则编12章99条,分则编35章258条。

列举了诸如窃盗、杀人等罪名，并针对各罪内容特别规定。学说上一般把刑法分则按照侵害法益的不同分为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数部分；在个人法益方面又常再细分为生命、身体法益、自由法益和财产法益等。

原则上本法总则部分的规定适用於所有法律的刑事规定（其他法律的刑事规定称附属刑法，即刑法以外之特别刑法），在分则的部分则列举了基本的刑事处罚规定。

4、国民政府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

新刑法标榜“从轻主义”,对一般轻罪的处罚比旧刑法规定的有所减轻,但对于所谓触犯反动统治秩序的行为则从严、从重处罚。

同时吸取了德、意、日帝国主义国家刑事立法政策中所谓“社会防卫主义”和“主观人格主义”精神，宣称犯罪原因在于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因素，主张应以主观的犯罪动机，而不是以客观的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对所谓“内乱罪”以及“外患罪”、“杀人罪”、“强盗罪”等“危险极大”者，皆规定了惩罚“预备犯”、“未遂犯”和“阴谋犯”的条款。

特别增加了“保安处分”专章,对于所谓有犯罪行为或有“犯罪嫌疑”“犯罪危险”的人,可以借口预防“犯罪”或“再犯罪”,实行“社会防卫”手段,令其入感化教育处所。

5、新中国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

在 1950 年，我国就在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备工作。刑法大纲草案是对新中国各项法律的高度概括，是日后刑法修订的基础

6、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3. 刑事特别法规有哪些

十年内战时期制定的刑事特别法，主要有《惩治盗匪暂行条例》、《暂行反革版命治罪权法》、《共产党人自首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海陆空军刑法》、《禁烟治罪条例》。

抗日战争时期制定的刑事特别法，主要有：《惩治汉奸条例》、《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和《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非常时期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妨害兵役治罪条例》、《惩治盗匪条例》、《战时交通业设备器材防护条例》。

1946年以后制定的有《维持社会治安临时办法》、《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堪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法；、《戒严法》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条例》、《惩治叛乱条例》、《惩治走私条例》。

这些数量繁多的特别刑事法规，在国民党的刑事镇压中一直发挥着主要作用，是国民党镇压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要工具，露骨地体现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

4. 死刑 五花大绑

虽然对于一个死刑废除论者而言，讨论死刑的执行方法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在死刑尚未被废除的情况下，对这个问题给予关注却是有现实意义的。

从文献记载来看，“死刑（执行）的方法划分成普通方法和高度专业的方法两类。前者的任务是剥夺人的生命，而后者的主要目的是，在剥夺人命的同时使被处决者备受痛苦和煎熬”。在当今世界，除极个别国家还保留有后一种死刑执行方法外，绝大多数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都采用了尽可能不给死刑犯带来过分痛苦的死刑执行方法。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1984年通过的《保护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障措施》中也要求：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执行死刑“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

中国古代的死刑执行五花八门，到清末还有凌迟、枭首、戮尸等野蛮方式，直到清末修律方被废除。1911年颁行的《大清新刑律》规定，“死刑用绞，于狱内执行之”，但对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罪犯仍用斩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死刑的执行方式沿袭不改。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公布的《惩治盗匪暂行条例》中规定，死刑“执行得用枪毙”，随后1928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也沿用了此种死刑执行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单行刑事法规，这些单行刑事法规均规定了死刑，但未规定死刑的执行方式，实践中一般采用枪决的方式。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其中明确规定：“死刑用枪决的方法执行。”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

1997年3月28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第一例注射死刑。其后，最高人民法院陆续采取措施，在全国推广注射药物执行死刑的方式。现在，有的省据说已经全部采用了注射执行死刑的方法。

由于法律同时规定了枪决和注射两种死刑执行方式，加上注射在各地的适用面宽窄不一，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死刑执行方式的不平等印象。例如，有人就认为，一些被判处死刑的贪官，均被执行注射死刑，而普通犯罪分子则多被枪决，这违背了“死刑方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我个人主张，要尽快实现死刑执行的“方法惟一”，即取消枪决执行法，统一适用注射执行法。有人担心，注射执行死刑会污染器官，使那些想捐献器官的死刑犯无法遂愿，经调查，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采用注射执行死刑的方法并不必然意味着死刑犯的痛苦就会降低到最低限度，这方面仍然有些问题值得关注，如更好的药物的研制，不同的死刑犯对不同量的药物的反应，以及具体操作上的改进等。事实上，在美国就不断有“拙劣”的注射执行被报道出来。

此外，还有几个与死刑执行相关的问题：

一是死刑执行能否公开？关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有争议。少数人认为，如果公众可以目睹司法机关无情而有意地处死一名罪犯，可以加速废除死刑的进程。也有一些人相信，公开执行死刑能够“杀鸡给猴看”。但大多数人认为，将死刑执行“戏剧化”而公众却不会被“残忍化”，这几乎不可能。实际上，在大多数国家，废除死刑的过程是以死刑淡出公众的视线，成为刑事司法机关秘密的、最后予以排斥的活动。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公开执行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与人类的尊严格格不入”。过去，中国有不少死刑执行是以公审、公判大会的形式来进行的，即使在去刑场的途中乃至刑场，也有不少人追逐着看热闹。随着注射执行死刑方法的推广，可以比较好地保证死刑执行在相对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同时，我认为，今后最好能彻底取消那种对死刑犯的五花大绑的公审、公判大会及随后的游行，因为此种方式确实对死刑犯的人格构成了一定程度的侮辱。

二是要否向死刑犯宣布确切的处死日期？有的国家在直接处死犯人前才对犯人宣布，另一些国家则预先宣布，还有的国家一般不事先通知。如日本，向犯人宣布处死日期不得早于1天至2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向犯人宣布执行判决的确切日期是在四星期以前。“前一种情况缩短了已经没有希望的特别困难的日子，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犯人有机会做他认为对结束自己生活道路所需要做的事情（写信、立遗嘱、跟神职人员会面等）”。我国刑诉法规定：下级人民法院在接到上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当在7日内交付执行。实践中可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何时告知死刑犯，如其亲属在外地，行刑前希望见一面，则需要早些通知，反之则可晚点通知，以免其过于焦虑。

三是死刑犯可否在刑前会见亲属？过去，中国不允许死刑犯刑前会见亲属，但近年随着“执法人性化”理念的铺开，已经有一些地方允许死刑犯在会见亲属后“带着感激上路”，我认为这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它既是人性使然，又不会带来什么消极后果。

5. 为什么康有为支持复辟而梁启超不支持

你这个问题有点问题，呵呵，大的历史人物不能单纯的说他们好坏。我来给你解答你的问题，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帝制还是有点不同的。首先说袁世凯的帝制，因为中山先生是民主共和的缔造者，无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继承中山先生，走的是一条民主共和发展道路，所以很多人反对帝制，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思想是可以救国的，但是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你仔细去读袁世凯本人，他是一位可以使中国富强的人，只不过是和中山先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救国道路。
袁世凯维护国家利益，保障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清末朝鲜内乱，袁世凯奉命平乱，在朝鲜十二年，阻止和延缓了日本对朝鲜的吞并，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民国初年，外蒙古在俄国的唆使下独立，并造成内蒙局势的不稳定。袁世凯一直对蒙古问题极为重视，软硬兼施，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大量晋封蒙族上层人物为亲王，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于使内蒙王公们放弃了分裂的图谋，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同胞遂陆续返回，后来，经过老袁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俄国只得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
袁世凯竭力主张的清帝优待退位意味着清朝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延续性，这是孙氏革命推翻清廷所不可能做到的。
推动教育制度改革。在1905年袁世凯提出永远废除科举，并得到实行；建立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现代化警察部队（民初京津两市的治安曾享誉世界）；创办山东大学，兴办新式学堂，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兴办学堂最多的就是袁世凯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1907年统计，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学生16.4万多人，人数位居全国第二；学务资产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推动 政 治 体 制 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
1、中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属于袁世凯所管辖的直隶）。
2、袁世凯是中国警察制度的创始人。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袁世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社会管理体系的一个进步，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
3、袁世凯在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4、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为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做出重要贡献。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
5、他推行军民分治，规定督军不得兼任省长，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为削弱地方军阀的权利防止国家分裂起到重要作用。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1、袁世凯发起和筹建了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京张铁路（詹天佑修的那条），在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方面袁世凯起了重要作用。
2、民国后，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有的税收也降低了。例如，采矿税就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
3、改革厘金制度。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4、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5、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6、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7、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电灯厂，使电灯走入中国百姓生活，第一个自来水厂，第一辆电车等等。
创立了中国近代化军队。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支近代化的陆军，不仅在武器装备上的近代化，同时在军事编制、后勤保障、兵种划分向西方学习，创建了一支近代陆军，设立一大批军事学堂，大力北洋军事指挥人才，实行西方军队的演练方法，实行征兵制，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创立了近代司法体系。
袁世凯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粗略统计，袁世凯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些科目设计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语、电脑两门，用来考选今日中国的高级文官，我们的官僚机构一定大不一样，必将对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大有裨益。顺便说说，有些朋友老觉得废掉科举有点可惜。冷静想想，除了现代社会职业分化，为知识阶层开辟了远非科举这座独木桥可比的众多上升途径外，即使以官吏选拔来说，这样的文官考试不是更高明吗？
1912年4月3日，参议院正式通过《新法律未颁行前暂适用旧有法律案》，规定所有前清规定之《法院编制法》、《商律》、《违警律》、《新刑律》、《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禁烟条例》、《国籍条例》等，除与民主国体抵触之处应行废止外，其余均准暂时适用。惟《民律草案》前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各条办理。要求法制局将各种法律中与民主国体抵触各条签注或签改后，交由参议院议决公布施行。然参议院旋即宣告迁往北京，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外，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尚有一批行政法令的颁布，以推行其政治主张和社会改革，如保护人民财产、提倡保护并发展工商业、募集军需公债、维持地方治安、禁止私自招兵募饷、禁烟、禁赌、禁止买卖人口、剪辫、劝禁缠足、禁止刑讯体罚等文。1914年1月公布《公司条例》，3月公布《商人通例》，明定于9月1日同时施行。7月公布《商业注册规则》。12月公布《证券交易所法》，1915年5月公布《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1921年3月又公布《物品交易所条例》。1915年，法律编查会参照德国、日本法制，修订《破产法草案》，此外，还颁布有一些民事特别法规，如《商事公继处章程》、《铁路收用土地章程》、《验契条例》、《契税条例》、《公司保息条例》、《所得税条例》、《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征收田赋考成条例》、《征收厘税考成条例》、《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会计师暂行章程》、《征收所得税考成条例》、《不动产登记条例》等。北京政府时期，还颁布大量刑事特别法规作为刑律补充，并赋予优于普通法的效力，如《大赦罪犯令》、《大赦令》、《管束条例》、《吗啡治罪条例》、《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办赈犯罪惩治暂行条例》、《违令罚法》、《徒刑改遣条例》、《易笞条例》、《惩治盗匪法》、《惩治盗匪法施行法》、《私盐治罪法》、《科刑标准条例》等。军队刑事法规有《陆军刑事条例》、《海军刑事条例》等。年4月，司法部呈准援用清末草拟《民事诉讼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修订为《民刑事诉讼律草案管辖各节》，并于5月分别刊发京外司法衙门遵照。1915年3月及1919年4月，司法部先后对《民事诉讼律草案》适用部分进行修正或增加。1915年8月、1918年5月及1919年4月，司法部为满足审判需要，先后对《刑事诉讼律草案》适用部分进行修正或增加。1914年4月，司法部呈准颁行《民事非常上告条例》，同时以部令颁布《地方厅刑事简易庭暂行规则》、《审检厅处理简易案件暂行细则》，9月又颁发《私诉暂行规则》。
袁世凯称帝如果成功也不枉称是中国的拿破仑。所以康有为，严复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只不过是政治主张，没有错误。
张勋复辟是因为当时的中华民国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很多百姓发现乱哄哄的民国还不如统一的大清，所以张勋也是被北洋个派推为盟主之后感觉复辟可以成功才去做，但没想到被军阀们骗了。
梁启超先生没有支持袁世凯和张勋复辟，梁先生是非常与时俱进的。当然康严等人一方面是政治主张也是传统思想的问题。
在我们解读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我们不要用一种思维去思考，历史是一个五光十色的立方体，需要我们从多角度辩证的看。

6. 白色恐怖的历史阶段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直至1949年败退台湾期间对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异见人士进行迫害。
1927年 - 1937年以及1946年 - 1949年的压迫“左翼”作家。
1931年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被处决。
1936年中期的七君子事件。
1946年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被当局暗杀的李闻惨案。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47年发生“2·28”事件，两年后人心浮动，当局决定整肃，该年到1987年解除戒严的38年之间。另一说是1949年至1991年，当局废除《惩治叛乱条例》和《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的42年之间。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专门审问、囚禁政治犯和刑事重犯的“调查局”安康接待室内部存有大批重要档案数据。但媒体日前现场直击，发现接待室有如废墟毫无管理，包括民进党已故党主席黄信介、已故作家柏杨等在戒严时期被审问的珍贵资料竟被如垃圾弃置。
历程
1987年8月30日，“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成立。
1988年9月27日，“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
1992年，刑法100条废止。刑法100条，所谓的“言论内乱罪”，结合“动员戡乱时期”的“惩治叛乱条例”，是导致4000人被枪毙、上万人长期监禁的法源条例。
1997年9月26日，“50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成立。主要诉求：1、推动平反活动。2、催促政府公布相关资料。3、成立六张犁和马场町的“白色恐怖纪念公园”。
1998年6月17日，公布制定《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9月5日设立“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开始对受难者家属发放补偿金。
1999年，控制言论、提供文字狱法源基础的《出版法》废除。
2000年8月，台北市政府历经两任市长，设立了马场町纪念公园，悼念在此被枪杀的所有政治犯。
2000年12月，台北县政府立碑纪念“鹿窟事件”。1952年12月29日，军警包围台北县鹿窟山区，大肆围捕地下共产党人，前后四个月逮捕200多人，是50年代台湾最重大的政治案件。
2001年，修订《陆海空军刑法》，使军人也受合乎宪法的人权保障。原有四十四项“惟一死刑”修订后只剩下两项。
2001年，修订《冤狱赔偿法》，扩大赔偿范围，包括流氓。
2002年，废止《惩治盗匪条例》。2002年6月2日，长年监禁政治重犯的绿岛设立了人权碑，碑文作者是曾在此监禁12年之久的作家柏杨：“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2003年1月11日，六张犁“乱葬岗”正式成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对民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