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取消条例

『壹』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的决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五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7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7月31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的决定
（2019年7月31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废止2009年11月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2018年9月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正的《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贰』 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什么条例

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2005年12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使得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传统税收制度彻底进入了历史。

废止的意义

它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是对农民在税负上空运察与城市居民平等地斗茄位的恢复。农业征税、缴税成本太大，这种成本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税收本身。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摄取剩余悄物的税费的品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农业税的取消，使这种到处向农民伸手的体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2006年1月1日）

『叁』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违背宪法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
撤销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政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撤销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肆』 谁有权提请撤销省人大通过的条例

省人大通过的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

『伍』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改变或撤销地方人大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吗

只能抄撤销不能改变！袭
看下面的第二款：

第八十八条改变或者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是：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三)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
(五)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六)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七)授权机关有权撤销被授权机关制定的超越授权范围或者违背授权目的的法规，必要时可以撤销授权。

『陆』 如何看待人大取消这一条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1月7日对《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认定依法宣誓是相关公职人员就职的必经程序，未经合法宣誓或拒绝宣誓者不得就任相应公职；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地宣誓，必须准确、完整、庄重地宣读法定誓言；拒绝宣誓者丧失就职资格，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属于拒绝宣誓。香港社会多数人对是次“释法”表示欢迎。但亦有多位政治人物表达不满，法律界更发起“黑衣游行”以示抗议。在对《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前，曾有过4次释法。除第四次（应终审法院之请）之外，历次释法都曾引起香港社会不同程度的反应，被认为是破坏香港法治之举。“双轨制”解释模式释法引发的种种争议源于《基本法》的混合特徵：《基本法》第158条设定了一种“双轨制”解释模式，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法院都享有《基本法》解释权，但二者的解释权有明显的区别：1）前者是固有的，而后者是派生的：根据第158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本法之解释权属于人大常委会，而特区法院的解释权系经授权得来；2）前者是无条件的，而后者是有条件的：人大常委会可在其认为有需要时解释《基本法》，而特区法院只能在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3）前者是全面的，后者是受限的：原则上，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法院都可解释《基本法》所有条款，但当解释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特区关系时，在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特区法院应提请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4）前者的解释具有优位性，后者的解释具有从属性：如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特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须以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就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而言，其启动程序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主动释法即人大常委会在其认为有需要时对《基本法》的相关条款作出解释，如第二次和第五次释法。不少论者根据《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认为，人大常委会仅可应特区终审法院之请解释《基本法》，这种理解其实是有偏差的。因为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是固有的、全面的和无条件的，这种解释权并不依赖于终审法院的提请而存在（这也为终审法院所确认）。第158条第3款与其说是对人大常委会的限制，毋宁说是对特区法院的限制。被动释法即人大常委会应或特区终审法院之请解释《基本法》，如第一次、第三次和第四次释法。应终审法院之请解释《基本法》引发的争议最少，因为这一点明确载于《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但是人大常委会能否应之请解释《基本法》，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然而，有权向人大常委会提出释法要求，是符合《立法法》规定的。甚至从理论上讲，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也有权向人大常委会要求释法。迄今为止，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及应或特区终审法院之请释法已经成为一种“宪法惯例”。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属于立法解释，其效力等同于《基本法》条文本身。由于解释并非新的立法，只是对立法原意的一种阐明，从学理上讲，这种解释的效力自《基本法》生效之日起即存在。换言之，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是有“溯及力”的。然而，这种安排势必对《基本法》的稳定性造成影响。为减少这种负面影响，人大常委会在解释《基本法》时以发现立法原意为目的，务求解释符合相关条款的立法原意。此外，为避免对过往已终结案件的影响，《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规定，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即不推翻法院已经作出的判决。这种规定可视为一种豁免，但是这种豁免并不影响解释自《基本法》生效之日起发生效力。同时，为确保人大常委会的解释顾及民意和符合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基本法》第158条第4款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徵询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释法是新宪政秩序一部分《基本法》第158条设定了一种“双轨制”解释模式，这种制度设计的理性在于维护国家主权及体现香港特区高度自治。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看，人大常委会应有权解释《基本法》，因为：其一，《基本法》是全国性法律，其不仅对香港特区有拘束力，而且对中央及其他地方有拘束力，如将解释权全权授予地方法院，则《基本法》可能“下沉”为地方性法律，这样既不符合制定《基本法》的原意，也无法体现国家主权；其二，《基本法》由全国人大制定，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符合中国“议会至上”的体制、《宪法》的规定以及立法机关解释法律的惯例。从特区高度自治的角度来看，特区法院也应有权解释《基本法》，因为：其一，法院解释法律符合普通法系的传统，《基本法》允许保留香港原有的法律和体制，授权特区法院解释《基本法》是对香港原有法治传统的尊重，也是香港特区高度自治的重要保障；其二，《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性法律，具有保障人权和规范权力运作等重要功能，如排除特区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和适用，则这一重要宪制文件将沦为一种“宣示性”文件。总体而言，《基本法》第158条兼顾了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制度特质，主观意图是实现坚持国家主权和维护高度自治的统一，是两种法律制度的混合体（hybrid）。殊不知，两种制度本身相互兼容性并不足，结合（merger）到一起的那一刻就蕴藏着内在冲突，且设计并不十分周全。而内在冲突与设计不足正是《基本法》解释制度看上去较难理解的根源：1）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属于立法解释，而特区法院的解释属于解释，前者按照中国法的规则来解释《基本法》，后者依照普通法的规则来解释《基本法》，这两种解释规则本身就是有冲突的；2）《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只规定了终审法院在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之前，应提请人大常委会释法，但是对于其他法院在处理基本法案件时，是否应将案件交由终审法院再提请释法，并无明文规定，这似乎留下了一个有待填补的“漏洞”；3）《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并没有预设终审法院不提交解释的情形及人大常委会可以采取的补救性措施；4）从第158条的规定来看，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是固有、全面、无条件且不受限的，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优于且高于特区法院的解释，但是对于这一种重要权力的行使却没有公开、明确且细化的程序规则。本次释法无冲击法治不少人士从主体、时机、程序和必要性等方面提出质疑，认为第五次人大释法的种种瑕疵，构成对香港法治的重大冲击。但这些质疑是否言之成理，依旧应当从《基本法》第158条的立法逻辑和本次人大释法的实际出发。首先，就释法的主体而言，有论者认为，人大常委会无权解释《基本法》，至少是无权解释《基本法》中有关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因为：一方面，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确牵涉到中央与特区的关系（至少是可争议的），对此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另一方面，即使对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人大常委会也有权解释，因为第158条第2款“授权特区法院解释关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并不是一种“独占式”授权，即授权本身并不排除人大常委会仍然对这些条款享有解释权。认为人大常委会应当不使用或尽量少使用对这些条款的解释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人大常委会直接放弃解释权，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其次，就释法的时机而言，有论者认为，人大常委会虽有权解释《基本法》，但鉴于案件已经进入诉讼程序，故人大常委会不应在此“敏感时刻”释法。笔者认为，除非人大常委会根本不就相关条款作出解释，否则在案件判决之前解释相关条款应当被视为“适宜时机”。因为是次“宣誓风波”将特区卷入其中，在案件判决之前特区即表明，如败诉则可能考虑提请中央释法。但特区能否胜诉仍是未知之数，如待法院宣布败诉之后再行释法，则更加坐实了对特区“输打赢要”的指控。再次，就释法的程序而言，有论者认为，第五次人大释法由委员长会议提出，但是《立法法》第43条所规定，可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中并无委员长会议，因而是次违背了正当程序原则。这种观点的谬误之处在于忽视了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的情形。如前所述，人大常委会享有对《基本法》固有、全面和无条件的解释权，这种解释权并不依赖于特区法院或其他机关的提请而存在，人大常委会可在其认为有必要时对《基本法》的相关条款作出解释。《立法法》第43条规定等“可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但这一条本身并不妨碍或否认人大常委会有权主动解释法律。事实上，委员长会议并非人大常委会的外部，而是人大常委会的一部分，因而是次解释可视为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再者，就释法的必要性而言，有论者认为，根据高等法院于11月15日作出的判决，“无论是否有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法庭得出的结论都一样”，证明是次人大释法是毫无必要的。这种论断言之过早。因为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即有消息表明，任何一方败诉都将提起上诉，事实也证明如此。且不说人大释法之时原讼法庭尚未有判决，即便当时已经判决胜诉，也不能排除上诉法庭推翻这种判决的可能。因原讼法庭判决胜诉而认为人大释法毫无必要，只是一种事后的侥幸心理。在特区法院终审判决之前解释《基本法》，是一种审慎和负责任的表现，因为将来的判决可能推翻原讼法庭或上诉法庭的判决，却不能推翻此次人大释法。梁游案中，上诉法庭于11月30日亦承认，人大释法对香港法院具有约束力，且《基本法》未赋予本港法院审查人大释法是否涉嫌修改《基本法》的权力。最后，就释法的内容而言，有论者认为，《基本法》第104条仅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应当依法宣誓，而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却添加了“真诚、庄重”、“监誓人”、“不得重新安排宣誓”等内容，这远远超出了“立法原意”的范畴，因而是次“人大释法”不是解释，而是修订，但《基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大，故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属于越权。仅从字面上看，这种质疑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前述的新增内容固然超出了法条规定文本，类似于一种“补充规定”或者“细化规定”，但是这种规定本身没有抵触或者改变第104条的规定（譬如改变宣誓主体或者效忠对象），因而从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修改《基本法》。而应该讨论的是，在解释法律时，是否容许对相关条款作出补充。然而，根据中国法律解释规则，这种补充规定是被容许的，故是次解释并不涉嫌越权。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宣誓及拒绝宣誓的法律后果，本地《宣誓及声明条例》已有明确的规定，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却详细规定了“拒绝宣誓”的情形，有“为港立法”之嫌，“不得重新安排宣誓”更是本港立法所没有的内容，因而释法等于改写《宣誓条例》。就“为港立法”而言，法律解释本身就有明确条文含义和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如若《基本法》或本地立法没有详细规定何为“拒绝宣誓”，则法律解释可以被用于阐明立法原意及填补法律漏洞。就“改写《宣誓条例》”而言，一方面，《宣誓条例》本身并未规定“准予重新宣誓”的情形，人大常委会的解释规定“不得安排重新宣誓”，并未与之相抵触。另一方面，如果有论者认为二者确有抵触，应该仔细阅读《基本法》第11条第2款的内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人大常委会解释的效力等同于《基本法》条文，对特区立法、行政和机关均有约束力（这一点同样为梁游案上诉法庭所承认），如果本地立法或实践与之相冲突，则应该修改本地立法和实践，而非要求《基本法》或立法解释迁就本地立法。综上所述，第五次人大释法在主体、程序和内容等重要方面并不存在僭越或违规，因而没有冲击或损害到香港法治。事实上，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基本法》。人大释法是香港法治与宪制的一部分，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这种权力应当得到香港社会的承认和充分尊重。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则每次释法都会对香港法治造成“冲击”和“破坏”。若说释法“冲击”了香港法治，不如说它客观上可能会激发一些港人抗拒中央介入香港事务的情绪。毋庸讳言，是次释法仍然有美中不足之处，目前对于释法的讨论应当聚焦于如何完善解释的程序和方法。一味否认释法的权力或必要性，而非理性讨论，对解决问题和巩固香港法治于事无补。朱国斌，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基本法实施研究计划”项目负责人章小杉，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研究助理（资料来源：苏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