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
A.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下设什么
村民委员会根据需要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员可以兼任下属委员会的成员。人口少的村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不设下属委员会，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分工负责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工作。
【释义】本条是对村委会下设委员会的规定。
村民委员会要完成法律规定的各项任务，管理涉及村民衣、食、住、行等内容丰富、复杂的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解决事关本村村民切身利益的种种问题，需要有相应的工作机构。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各地村民委员会的规模设置、村民数量，以及村民委员会工作任务的重点有所不同，因此，应本着根据工作需要、宜简勿繁的原则，决定设立哪些委员会，以及每个委员会的人烂桐李数。村民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设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这里所说的根据需要，是指根据本村实际工作需要、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广大群众的意愿等方面的情况。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用法律知识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的一个基层群众性组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就相继开展了人民调解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国以来，我国广大的乡村城镇建立了众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刘少奇同志曾经指出：“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政法工作建设的第一道防线，必须加强。”邓小平同志1957年9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谈到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时指出：“这是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办法，是社会主义社会限制个人主义、改变旧的风俗习惯、形成新的风俗习惯的重要办法，不但在农村中，而且在城市中，在厂矿、机关、学校中，都可以试行。”人民调解工作在我国受到普遍重视，也为国际友人所赞赏，被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经验”。
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设，及时调解民间纠纷，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安定，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9年6月，国务院制定和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饥迟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3－－9人组成，设主任1人，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由村民委员会成员或者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的以外，由群众选举产生，每3年改选1次，可以连选连任。多民族居住地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应当有人数少的民族的成员。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不能任职时，由原选举单位补选。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严重失职或者违法乱纪的，由原选举单位撤换。
可以当选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应当是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任务是调解民间纠纷，并且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向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反映民间纠纷和调解工作的情况。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应当遵守一定的原则，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进行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依据社会公德进行调解；调解工作应当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治安保卫委员会是发动群众协助人民政府维护社会治安、同一切刑事犯罪活动作斗争的一个基层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是村民委员会的一个下属机构。治保会在全国城乡的普遍设置是当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建立起来的。
早在1951年5月，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指出：“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性治安保卫委员会。”1952年6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8月11日公安部公布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明确规定了治保会的任务、组织机构和活动原则。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法令效力问题的决议，重申轮盯《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继续有效，全国城乡治保会普遍恢复和进一步健全，在维护社会治安，维护城乡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农村中的治安保卫委员会设在村民委员会中，作为村民委员会下设的一个委员会，有利于加强治安保卫委员会的领导，进一步做好农村基层治安保卫工作。
根据《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治安保卫委员会的委员人数，应视各单位人数多少，情况繁简，由3至11人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1至2人。治安保卫委员会成员的选举，要由村民提出候选人，选择政治思想好、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热心治保工作，有一定业务能力的村民，经过民主协商，村党支部和公安保卫部门审查后进行选举，可以连选连任。
公共卫生委员会是负责办理卫生宣传、治理环境、防病治病等公共卫生事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公共卫生事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建立了各级卫生组织，在各级苏维埃政权体系中也建立了卫生机构。
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卫生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52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建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工作，随即，地方各级政权组织和各大中企业事业单位也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
70年代初，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农村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要以“两管五改”（管水、管粪和改造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为中心，把爱国卫生运动同农村的治山、治水、修路、建设新农村结合起来。
1981年起提倡的“五讲四美”活动，把“讲卫生”、“环境美”纳人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随着建设两个文明活动的不断深入，公共卫生事业也越来越得到普遍重视。关于公共卫生委员会的设置和产生，目前尚无法律规定，可以参考调解、治安保卫等委员会的组织方法，按工作需要，选择热心卫生工作，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村民，经过选举组成公共卫生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可以设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三个委员会，这并不说明每个村民委员会必须设立这三个委员会或者只能设立这三个委员会。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工作也更加广泛和形式多样。
因此，村民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设立一些其他委员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为了管理土地，管理生产，一些地方成立了土地管理委员会；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许多村民委员会积极配合，进行广泛的宣传、检查和监督，计划生育委员会应运而生；为了兴办本地区公益事业，发展集体福利事业，组织各种合作经济，管理村办企业，许多地区的村民委员会设立了生产服务委员会、社会福利委员会；根据村民委员会自我教育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各地村民委员会采取多种形式，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发展本村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有些地方设立了文化教育委员会或教科文卫委员会。
实践证明，根据当地实际，结合村民委员会的任务，建立健全村民委员会的工作部门，对搞好村民委员会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各地可以以法律规定的三个委员会为基础，作与本村情况相适应的增减和调整，设立其他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成员可以兼任下属委员会的成员。即可以兼任下属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或委员；人口少的村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不设下属的委员会，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分工负责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工作。这样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减轻农民负担，体现了精简、效能的原则，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
B.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2018修订)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规范人民法院的设置、组织和职权，保障人民法院依法履行职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案件，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解决民事、行政纠纷，保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第三条人民法院依照宪法、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设置。第四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五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第六条人民法院坚持司法公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守法定程序，依法保护个人和组织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七条人民法院实行司法公开，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八条人民法院实行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权责统一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实施监督。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保障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第二章人民法院的设置和职权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分为：
（一）最高人民法院；
（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三）专门人民法院。第十三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为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第十四条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立的人民法院的组织、案件管辖范围和法官任免，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第十五条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
专门人民法院的设置、组织、职权和法官任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下列案件：
（一）法律规定由其管辖的和其认为应当由自己管辖的第一审案件；
（二）对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抗诉案件；
（三）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规定提起的上诉、抗诉案件；
（四）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再审案件；
（五）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核准的死刑案件。第十七条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对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布指导性案例。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设巡回法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确定的案件。
巡回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巡回法庭的判决和裁定即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第二十条高级人民法院包括：
（一）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三）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二十一条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下列案件：
（一）法律规定由其管辖的第一审案件；
（二）下级人民法院报请审理的第一审案件；
（三）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第一审案件；
（四）对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抗诉案件；
（五）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再审案件；
（六）中级人民法院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第二十二条中级人民法院包括：
（一）省、自治区辖市的中级人民法院；
（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
（三）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四）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十三条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下列案件：
（一）法律规定由其管辖的第一审案件；
（二）基层人民法院报请审理的第一审案件；
（三）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第一审案件；
（四）对基层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抗诉案件；
（五）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再审案件。
C.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
第一章通则第一条本条例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制定之。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下列各级人民法院：
一、县级人民法院。
二、省级人民法院。
三、最高人民法院。
各民族自治区域，依其具体情况，设立相当于各该级人民政府的人民法院。
专门的人民法院之设立与组织另定之。第三条人民法院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执行下列职务：
一、审判刑事案件，惩罚危害国家、破坏社会秩序、侵害国家、团体和个人合法权益的罪犯。
二、审判民事案件，解决机关、企业、团体、个人等相互间的权益纠纷。
人民法院应以审判及其他方法，对诉讼人及一般群众，进行关于遵守国家法纪的宣传教育。第四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颁布的法律、法令、决议、命令的规定为依据；无上述规定者，依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第五条人民法院基本上实行三级两审制，以县级人民法院为基本的第一审法院，省级人民法院为基本的第二审法院；一般的以二审为终审，但在特殊情况下，得以三审或一审为终审。
诉讼人如因原辖人民法院不能公平审判而越级起诉或越级上诉时，上级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必要的处理。第六条为便于人民参与审判，人民法院应视案件性质，实行人民陪审制。陪审员对于陪审的案件，有协助调查、参与审理和提出意见之权。第七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在院内审判外，应视案件需要，实行就地调查、就地审判和巡回审判。第八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依法不公开者外，均应公开进行。第九条各族人民均有使用其民族语言进行诉讼之权；必要时，人民法院应为之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各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应以当地的通用语言，进行诉讼。判决书、布告及其他文件，应视需要同时并用各有关民族的文字。第十条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的领导和监督；其司法行政由上级司法部领导。
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分庭）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省人民法院分院、分庭受其所在区专员的指导。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领导并监督全院工作。庭长领导并监督庭内工作。院长、庭长得就某一案件的审判，自任主任审判员。第二章县级人民法院第十一条县级人民法院为基本的第一审法院，分下列三种：
一、县（旗或其他相当于县的行政区、自治区）人民法院。
二、省辖市人民法院。
三、中央及大行政区直辖市的区人民法院。第十二条县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事件：
一、第一审的刑事、民事案件；但本条例或其他法令另有规定者，不在此例。
二、调解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
三、刑事、民事案件的执行事项。
四、公证及其他法令所定非讼事件。
五、指导所辖区域内的调解工作。第十三条县级人民法院对于其所受理的刑事、民事案件，认为案情重大，宜由省级人民法院审判者，应向省级人民法院声请移送审判。第十四条县级人民法院设院长一人（县、市人民法院必要时得设副院长一人），审判员若干人。院长、副院长得兼审判员或庭长。
案件多的县级人民法院得分设刑事、民事审判庭，庭设庭长一人。第十五条县级人民法院得设审判委员会，以院长或副院长、庭长（其设有审判庭者）及审判员组成之；以院长或副院长兼任主任委员。必要时得设副主任委员。开会时并得邀请有关机关的负责人及原来参加审判有关案件的其他工作人员参加。审判员较多的法院，由院长指定若干审判员参加。
审判委员会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原则上的指导。第十六条县级人民法院刑事、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审判；遇有重要或疑难的案件，应由审判员三人合议审判（以其中一人为主任审判员），或由审判委员会决议处理。第十七条县级人民法院设秘书或主任秘书一人，书记员及办事员若干人，掌理记录、人事、宣传教育、文书、庶务、会计、统计、档案、问事、代书等事务。案件多的县级人民法院得分科办事，科设科长一人，科员若干人；并应视需要，专设宣传教育及问事代书机构。
县级人民法院设法警、检验员，并得视需要设翻译员、法医。
D. 关于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法制工作委员会关
于对1978年底以前颁布的法律进行清理情况和意见报告的决
定》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
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对1978年底以前
颁布的法律进行清理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以及附件一《197
8年底以前颁布的已经失效的法律目录》、附件二《1978年
底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已经不再适用的民族
自治地方的组织条例目录》。
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对1978年底以
前颁布的法律进行清理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清理
建国以来颁布的法律的要求，法制工作委员会对1978年底以
前颁布的法律（包括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进行了清理。现将清
理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据统计，从1949年9月至1978年底，由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或者批准的法律共有134件，我们会同
有关部门对这些法律逐件进行了研究，并征求一些法律专家的意
见。在清理的134件法律中，已经失效的有111件（见附件
一），继续有效或者继续有效正在研究修改的有23件。已经失
效的111件法律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一）已由新法规定废止的11件。
（二）已有新法代替的41件。
（三）由于调整对象变化或者情况变化而不再适用或者已经
停止施行的29件。
（四）对某一特定问题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条例，
已经过时的30件。
对现已失去法律效力的111件法律，除已由新法规定废止
的11件以外，对其余的100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这
些法律已经不再适用，但是过去根据这些法律对有关问题做出的
处理仍然是有效的。
此外，在1978年底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民族自治
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48件（见附件二）
，因新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已经制定，各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都已
成立常务委员会，各自治地方都已经或正在另行制定自治条例，
上述组织条例已因情况变化而不再适用。
以上报告和附件一、附件二，请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1987年11月11日
附件一：1978年底以前颁布的已经失效的法律目录（1
11件）
一、已由新法规定废止的11件
1．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通过）
3．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1954年12月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
4．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57年10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5．消防监督条例（195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
批准）
6．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
行规定（195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1957年1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8．国务院关于调整获利较大的经济作物的农业税附加比例
的规定（195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
9．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原则批准）
10．商标管理条例（1963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
11．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1978年3月通过）
二、已有新法代替的41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51年2月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1951年9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
3．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1951
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
4．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1951年9月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通过）
5．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1952年4月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批准）
6．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与外国订立条约、协定、议定
书、合同等的统一办法之决定（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批准）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2年8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1952年11月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
9．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法（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954
年9月全国人大通过）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1954年9月全国
人大通过）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委员会组织法（1954年9月全国人大通过）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54年9月全
国人大通过）
1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1954年9月
全国人大通过）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津、法令继续有效的决议（1954
年9月通过）
1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同外国缔结条约的
批准手续的决定（1954年10月通过）
17．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1955年2月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
1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
议（1955年6月通过）
19．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1955年7月通过
）
20．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撤销热河省西康省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
的决议（1955年7月通过）
21．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撤销燃料工业部设立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农产
品采购部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条文
的决议（1955年7月通过）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1955年7月全国人大通
过）
2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和地
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缺额补充问题的决定（1955年11月通
过）
2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
会和人民委员会每届任期问题的决定（1956年5月通过）
2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市市辖区乡民族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1956年5月通过
）
2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不公开进行审理的
案件的决定（1956年5月通过）
27．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决议（19
56年6月通过）
2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反革命分子的管
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1956年11月通过）
29．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1957年
7月通过）
3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
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如何执行问题给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
（1957年9月批复）
3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直辖市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可以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1957年11月通过）
32．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195
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
33．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1958
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
3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名额问题的决定（1958年3月通过）
35．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
治县的决定（1959年9月通过）
3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和地
方各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任免问题的决定（1960年1月通
过）
37．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1963年9月全国
人大常委会修正通过）
38．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1964年
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3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军士和兵的现役期
限的决定（1965年1月通过）
40．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1978年3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批准）
4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产生程序的决定（1978年5月通
过）
三、由于调整对象变化或者情况变化而不再适用或者已经停
止施行的29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949年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1949年9月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3．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1949年12月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
4．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1949年12月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
5．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1949年12月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
6．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1949
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通过）
8．人民法庭组织通则（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批准）
9．中央人民政府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暂行条例（195
1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
10．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试行组织通则（195
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
1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地方各级人民委员
会的组成人员是否限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的决定（19
55年11月通过）
1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否兼任各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问题
的决定（1955年11月通过）
13．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年3月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
14．文化娱乐税条例（1956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
15．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年6月全国
人大通过）
1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农业生产合作
社社员自留地的决定（1957年6月通过）
17．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1957
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8．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1
95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19．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1957年1
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
20．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1957年1
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
21．国务院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1957年1
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
22．国务院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经营、个体经营的
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19
5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
23．国务院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中普通工和勤
杂工的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195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原则批准）
2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适当提高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的决定（1958年1月通过）
25．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股份基金的补充规定（1
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
26．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1958年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
2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设立最高人民
法院西藏分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西藏分院的决议（1958年6
月通过）
28．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60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通过）
29．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1958年6月全
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
四、对特定问题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条例，已经过时
的30件
（一）关于某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召开时间、代表名额
、选举时间的决定9件
1．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1953年1月通过）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县乡改变建制后本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问题的决定（1955年3月通过）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一届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任期问题的决定（1955年3月通过）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1956年直辖市和
县以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1956年5月
通过）
5．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
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1957年7
月通过）
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1958年直辖市和
县以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1957年11
月通过）
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选举时间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
间的决定（1958年6月通过）
8．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
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议（196
3年12月通过）
9．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
1964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二）关于公债条例7件
1．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1949年12月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
2．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1953年12月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
3．195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1954年1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4．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1955年11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5．1957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1956年1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6．1958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1957年11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经济建设公债条例（1958年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三）关于宽大处理战争罪犯、残余反革命分子和特赦战犯
的决定9件
1．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
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4月通过）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
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1956年11月通过）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
罪犯的决定（1959年9月通过）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
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的决定（1960年11月通
过）
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
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的决定（1961年12月通
过）
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
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的决定（1
963年3月通过）
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
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的决定（1
964年12月通过）
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
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的决定（1
966年3月通过）
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
争罪犯的决定（1975年3月通过）
（四）关于授予勋章奖章和军衔的决定、条例5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
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195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
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195
5年2月通过）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
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
议（1955年2月通过）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1955年2月通
过）
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衔制度的决定（1965年5月通过）
附件二：
1978年底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已经
不再适用的民族自治地方的组织条例目录（48件）
一、自治区的组织条例6件
1．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
条例（195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
组织条例（1956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3．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1956年9月全国
人大常委会批准）
4．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1963年3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5．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1958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6．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195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二、自治州的组织条例22件
1．湘西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1956年5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湘西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56年5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3．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
条例（195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4．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195
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5．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57
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6．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195
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7．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57
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8．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
条例（195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9．云南省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
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5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0．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
员会组织条例（195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1．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
织条例（195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2．云南省怒江僳僳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
组织条例（195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
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57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4．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
委员会组织条例（1958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5．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
织条例（1958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批准）
1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66年3月全国人大
常委会批准）
1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66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
委员会组织条例（196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0．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
委员会组织条例（1966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1．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
委员会组织条例（196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2．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
委员会组织条例（196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三、自治县的组织条例20件
1．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
条例（1956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
条例（1956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3．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
条例（1956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4．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
条例（195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5．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
条例（195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6．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
条例（195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7．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
员会组织条例（195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8．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
员会组织条例（195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9．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
条例（1958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0．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19
58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1．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5
8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2．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
员会组织条例（196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3．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
委员会组织条例（195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4．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
组织条例（195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5．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
组织条例（1962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6．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
织条例（196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7．云南省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
织条例（196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8．广东省连山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
会组织条例（196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
员会组织条例（196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0．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
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6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
E.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在借鉴前苏联和大陆法系国家陪审员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
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边区和解放区,当时的工农民主政府、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民主政府都实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较为现实地、直接地反映了人民在司法上的愿望与要求,因此被广泛推广采用,成为审判工作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并作为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监督司法工作的重要组织形式和人民司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这是我国现代陪审制度的雏形。
1949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十五条规定,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对陪审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即法院根据案件性质决定是否采用人民陪审员制度,以方便群众参与案件审理,并且陪审员可以提出异议。至此,我国初步确立了陪审制度。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判工作作出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并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历史上第一部单行法律,对陪审制度的各个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使我国陪审制度在体制和机制上趋于完善。
F. 你对两审终审看法
我国的审级制度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根据地法院，审级制度不统一，有的实行二审终审，有的实行三审终审。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基本上实行三级两审制，以县级人民法院为基本的第一审法院，省级人民法院为基本的第二审法院，一般的以两审为终审，但在特殊情况下，得以三审或一审为终审。” 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确立了我国统一的四级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1979年、1983年先后修改公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沿用了上述规定。1982年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将两审终审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来规定，并根据组织法的规定对案件的管辖、上诉、再审等程序作了具体的规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审级制度。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层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1）重大涉外案件；（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最高法院确定由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高级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案件。最高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1）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2）认为应当有本院审理的案件（民事诉讼法第18——21条）。这就是说，我国四级法院都可以作为初审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但原则上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基层法院管辖。为什么采取两审终审制？为什么绝大多数案件由基层法院作为第一审？对此，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是：两审终审制度是适应我国国情而规定的审级制度，我国地域辽阔，很多地方交通不方便，审级过多，不仅会给当事人双方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时间上的浪费，而且容易使案件缠讼不清，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稳态状态，不利于民事流转和社会的安定。实行二审终审，绝大部分民事案件可在当事人所在辖区解决，一方面可以方便诉讼，减少讼累；另一方面，也便于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摆脱审判具体案件的负担，集中精力搞好审判业务的指导、监督。 必须指出的是，我国民事审判中的二审终审制是与再审制和审判监督程序相配合而存在的，这就是说，经二审终结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如果当事人或上级法院等认为案件裁决仍然有误，还可以提出再审请求或作出再审决定。再审制的设立，弥补了审级上的缺陷。所以，以二审终审制为基础，以再审制为补充的审判制度为我国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的正确、合法、及时处理提供了基本保障。 由此可见，我国的两审终审制更多的是考虑了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的原则。但是，随着案件的剧增，这种以既简单、又快捷，既便利又低廉的诉讼程序，来代替“既繁琐，又迟缓，既劳民，又伤财” 的诉讼程序，实现后者承担的程序功能的完美理想被打破。当那些不满二审判决的当事人寻求正常上诉的渠道被两审终审制堵塞的时候，当对二审判决的不满率甚至高于对一审判决的不满率时，大量复审案件便纷纷涌向再审程序这个特殊的复审程序，于是，再审程序不断地膨胀。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只有人民法院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实践证明，仅靠这种自我监督来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是不够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不仅增加了检察机关抗诉提起再审，从而完善了法定机关提起再审的制度，而且增加了当事人申请再审。从理论上看。这大大拓宽了案件再审的渠道，为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但民事诉讼法实施10余年的司法实践表明，再审程序实施中的问题仍然很多，修改再审程序的立法意图并未实现。再审程序实施效果不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民事诉讼法发动再审的主体由一种增加到了三种，但实际效果似乎不够好，申诉难、申请再审难的状况依然非常突出，不少明显存在错误的裁判仍无法通过再审程序获得纠正。 二是再审耗费了当事人和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金钱，一些案件被不断的拿来再审， 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因此受到严重破坏。再审程序这种特殊的极少运用的复审制度成了被大量运用的正常程序，且为滥用权力的人从程序外干预司法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由于再审程序的不加限制，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 而在这种以再审为主体的多级复审制中，无论当事人的私人成本还是公共司法成本都比一次以“书面审”为特征的三审程序消耗要大的多。面对如此严峻的“司法危机”，理论与实务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我国再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开始了理性的反思，改革审级制度 和再审制度 方面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内容不断深化，并已在理论与实务界形成一定的共识。但是，客观的说，复审制度改革的理论准备仍显得不够充分，突出的表现是：对我国现行复审制度的弊端分析的还不够透彻；对上诉和再审这两种复审制度的关系认识的还不够清楚；与此相联系，改革的构想，还不能适应司法现代化的要求。例如，多数学者认为，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审级制度上的主要区别在于我国实行两审终审，而西方国家基本上实行的是三审终审，比我国增加了一次复审，该复审（即第三审）为法律审，只审查下级法院的裁判适用法律有无错误，不审查下级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否正确。实际上，两者的区别远非多一个审级和少一个审级的问题。西方国家大多数案件经过两审也不能再提起上诉，换句话说，西方国家大多数案件也是两审终审。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按照现代审级制度的原理来建构我国的审级制度。笔者认为，我国审级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各审级功能混淆并存有严重的非专业化倾向 。如前所述，现代审级制度均为三审终审的金字塔司法等级制，且三审法院由初审法院、上诉法院、终审法院构成,分别行使不同的职能。而我国的法院系统并没有这种严格的分工，除最高法院外， 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都在履行着初审法院的职能。按照现代审级制度的原理，一般民事案件的初审管辖权应由普通法院来行使，这样设计审级制度的理由是，当事人不服其判决可以上诉到上诉法院，如果是常规性案件，上诉法院基本上可以保证其质量和法律适用的统一，若是有原则意义的案件，还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以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基于这样的原理，在我国现行法院系统设置之下，普通民事案件的初审权应当交由中级人民法院行使。 基层法院和高级法院为什么不适合作为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呢？基层法院作为普通民事案件初审法院的弊端在于，一方面，由于基层法院在四级法院的国家一般被定位为简易法院，专门处理简易、小额案件，其从法院的规模到法官的素质一般不足以担负起审理普通案件的能力（从我国基层法院的整体上看也属于这种情况，当然不排除少数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具有审理普通案件能力）。在我国法院内部，用于缺乏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同一法官兼具审理普通和简易案件的双重任务，加上图省事思想的作怪，还产生了简易案件和普通案件审理方式上的混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以基层法院作为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那么根据现行的级别管辖制度，大多数案件在中级法院就宣告终审了。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多数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和现行的一次复审的规定虽有便利群众诉讼、便利法院办案、及时解决民事纠纷等优点，但其中隐藏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因为，案件终审法院的级别越高，就越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反之，则不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而我国多数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级别偏低，加之我国的法律规定过于粗简、弹性较大，法院审理案件又缺乏具体判例的指导，就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国法律适用的统一。第二，不利于提高人民法院的办案质量。在我国，法官的业务水平是和法院级别成正比的。我国大部分民事案件终审法院的级别偏低，从法官业务水平的角度考虑，是不利于提高人民法院办案质量的。第三，不利于对一审错误裁判的纠正。目前，我国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其他不正之风比较严重。现行的一次复审制度和大部分案件由级别偏低的法院作为终审法院，在客观上为这些不正之风的泛滥提供了便利条件。高级法院作为初审法院的弊端在于，一方面，这必然导致高级法院的规模和法官的数量的大大扩张，使之无法组建一支质高量少的精英化上诉法官队伍，以便担负起审理上诉案件的职能。另一方面，高级法院作为初审法院，使大量的未经第一级复审法院过滤的案件直接进入最高法院，使得最高法院无法将精力集中在审理少数具有原则意义的和重大的案件上，而且也间接的导致了最高法院规模的扩张。
以上分析的是初审法院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上诉法院来看，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按照现代审级制度的原理，普通案件的第一次复审管辖权应由上诉法院——在我国就是高级法院——来行使。与初审普通案件的管辖权相适应，我国普通案件的第一次复审管辖权并非由高级法院统一行使，而是由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分别来行使。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最高法院与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在履行上诉审法院的职能时是一样的，即都以全面审理的方式同时关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也主要是涉讼金额比较大的案件，而非以重大法律问题为主。由于没有中级上诉法院对事实问题的过滤，对事实问题的关注不仅大大增加了最高法院的工作量，而且事实问题自身因个案变化而千姿百态的特点而无法具有统一性和指导意义。巨大的工作量需要大量的法官和合议庭，法官与合议庭的增多又加大了其间的意见冲突，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和法律的安定性，使最高法院无法维持在能够统一法律意见的规模，反过来却加剧了对复审的需求。由于案件数量多，法官疲于应付，无法集中精力考虑重大法律问题。案件数量多也导致了我国最高法院法官数量的不断膨胀，据了解，我国最高法院有法官职称的近300人。由于最高法院进人缺乏严格的资历要求，导致大量缺乏司法实践经验和缺乏深厚理论功底的人涌入。法官数量多质量不高，也必然影响到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威。这些，都使最高法院无力担负起统一法律适用的重任。从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审理上诉案件的情况看，问题也是比较多的。按照现代审级制度的原理，数量众多的初审法院居于金字塔的底层，是为了方便群众诉讼和方便法院办案。数量较少的上诉法院居中，是为了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而我国现行审级制度的规定，使本应作为普通案件初审法院的中级法院，变成了普通案件的上诉审法院和终审法院，代行了本应由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行使的职权。由这种数量众多、法官众多的低级别法院作为普通案件的终审法院，势必会严重影响到法律适用的统一。高级法院受理的上诉案件由于仅是普通案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所以，也无法保证其上诉区内法律适用的统一。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内可以做出差异很大甚至完全不同的裁判的情况大量存在，既判力和法律统一适用的机制在我国远未形成，不少法官和法院领导头脑中甚至没有这种意识。
2．所有类型的案件适用同样的审级制度，违背了民事纷争的程序设置应与案件类型相适应的原理。民事纷争的程序设置应与案件类型相适应是各国在设计不同类型的案件所适用的程序时所遵循的重要原理。对于数额相对并不大，案情也并不复杂的案件，就没有必要适用非常复杂的程序来解决，而应代之以简便、节约的程序，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从而使国民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获得更多的服务。正如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所说，在讨论审判应有的作用时不能无视成本问题。因为，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 不仅如此，此种程序制度亦浪费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因此也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实际上，在很多国家，其民事诉讼法上的许多规定，可以说都体现了民事纷争的程序设置与案件类型相适应的原理。对此，日本学者三月章亦有精辟论述，其认为：理想的审级制度应当是在尽可能简洁的形式中，发挥纠正误判和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这两项功能应以案件的轻重，在不让人感到迟缓的范围内有效的加以分配。根据这一观点，两个事实审和一个法律审相加的三审制度，属于能够充分发挥法学家睿智与经验的理想类型。但这也至多是一种理想的类型。而僵硬的实现这种三审制度，相反的有可能否定该审级制度的理想。事实上，如与外国的审级制度作对照比较，可以发现，各国在承袭自己传统的同时，多对该理想类型进行了各种修正。各国审级制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根据案情的轻重，设立差等的声明不服的机会（上诉的可能性）。 许多国家对不同类型的案件规定了不同的上诉程序。如各国普遍规定的对具有普遍公共价值的法律问题的二次复审制度，一些国家对小额诉讼案件规定的一审终审或有限制的上诉制度，以及许多国家上诉法院对两审终审案件区别对待的或者说用以加速案件处理的简易程序的规定，均体现了上述原理。我国既没有三审终审，也没有对小额诉讼的一审终审或有限制的上诉程序的规定，所有案件基本上适用同样的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法律适用的严重不统一，再审程序的无限扩大，以及小额案件当事人诉讼成本过高等问题。从上诉审本身的程序设置来看，我国民事诉讼法上诉审中以开庭审理为原则，径行判决为例外的规定， 实际上也是对上诉案件的区别对待，只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对适用径行判决的案件范围规定的还比较原则，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任意性。有些法院过量适用不开庭审理，从而影响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引起当事人的不满。
3．作为现行审级制度补充的再审程序的无限扩张和再审程序的严重非程序化倾向。从最高法院公布的数字来看，近年来，进入再审程序的民事案件越来越多。 再审程序的无限扩大，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指导思想上看，我国民事诉讼法是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立法指导思想设计再审程序的，有学者对此专门作了论证：“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人民法院审理一切案件，必须贯彻这一思想路线，认识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严格遵循法律规定，按法律规定的精神处理问题，解决争议。生效裁判错了，悖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定事实有错误，适用法律不正确，应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坚决纠正过来。” 应当说，将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实事求是这一哲学上的理性原则直接套用到某一学科领域，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体现。尤其是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联系起来，作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而不考虑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更是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对法院而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都应主动予以纠正；对当事人来说，意味着只要他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就可以不断地要求再审。而在此过程中，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却被忽视。从发动再审程序的主体来看，多元化的发动再审程序的主体不仅未能为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提供程序上的保证，提起再审的混乱状态反而进一步加剧。从案件质量来看，造成审判效果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官自身素质不高的问题，又有体制方面的问题，同时，审级制度不合理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上述各方面原因，促成了要求再审案件的居高不下和再审程序的无限扩张。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是：两审终审制已名存实亡，司法的终局性荡然无存，审级制度的主体结构正在被“例外”和“补救”程序冲击、剥蚀和瓦解。 从再审程序本身来看，存在着严重的非程序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再审程序的条件过于原则，启动再审程序的透明度、规范性较差等方面。对其弊端张卫平先生曾有透彻的分析。他认为：(1)法院对再审事由的审查不公开，不具有透明性，违背了程序公开的一般原则。由于审查的不公开，导致了审查程序的神秘和灰色，容易滋生司法腐败。程序的不公开容易让负责审查的司法人员设“租”，进而导致“寻租”的发生。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拉关系等手段启动再审程序的事经常发生。尤其是在司法无序的社会现实中，即使欲达到的目的和行动的动机是正常或道德的，但由于各种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不得不实施不道德的行为和手段。(2)由于程序的非法定化，必然使审查程序不能统一和规范，给当事人的申诉造成困难，使错误的判决、裁定不能得到有效的纠正。
G. 什么是人民陪审员制度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案件时吸收非职业法官作为陪审员, 陪审与职业法官或职业审判员一起审判案件的一种司法制度。
好处：1、减轻人民法院的审判压力。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法院解决纠纷，使得人民法院的案件数量猛增，然而受编制的限制、法官选拔的的限制等等，使得人民法院法官的数量并没有跟上案件数量的增加。很多法院的法官每年办理几百件案件司空见惯，然而法官的精力有限，这无形中造成了案件办理质量的下降，对社会产生不少影响。而专职人民陪审员的加入，使得法院审判队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扩充，减轻的法院的审判压力，提高办案质量。
2、提高案件调解质量，化解矛盾。人民陪审员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丰富的阅历，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面对不同的案件的当事人，可以利用本身的人生经历，设身处地，现身说法，即提高了调解效果使案件顺利解决，又极大限度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降低了诉讼成本。
3、监督作用。权力需要制约，而司法权，更需要监督，专职人民陪审员的加入，能更加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到审判当中，对案件进行监督，能有效的防治司法裁判当中的主观片面性，提高审判的公正、公平。
4、联系群众感情的作用。人民陪审员来自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对联系群众有着天然的优势，然而由于审判的严肃性，使得法院的审判工作与人民群众有着不小的距离，而专职陪审员的广泛参与案件，使得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对缩短与群众的距离起到重要作用，在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沟通桥梁。
H. 民法上的陪审制度和刑法有什么区别
陪审制度的出现，使普通公民能够参与司法过程，可以防止法官徇私枉法、独断专行，纠正其不周之处。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都对陪审员制度作了规定。197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重申了过去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除简单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外,都由审判员和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进行。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鉴于上述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困难较大，决定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条文,作出比较灵活的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5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判。
陪审制度
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有权参加所办案件的全部审判活动，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制作出判决或裁定。除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以外，凡年满23岁的公民都可以被选为人民陪审员。陪审员大多是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定期轮流到人民法院参加审判；有的经人民法院向当地机关、企业、学校、团体邀请，由各该单位临时推选代表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