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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惩戒条例

发布时间: 2024-08-10 11:36:46

Ⅰ 最高法院关于认定法官错案的解释

法官问责机制,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即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这一制度始终贯穿于中国司法文化史,古代司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对现今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我国司法官责任制度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时代。西周时即有提出“五过之疵”。到了唐代,司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规定的司法官责任制度完善详备,成为后世的蓝本,影响至今。研究分析传统惩戒制度,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现行制度或许大有裨益。
中国古代“错案”的认定与当下制度规定
对于“错案”的厘定,我国传统上一般从如下三方面进行。
第一,“实体”或“程序”出错。《唐律》作为中国古代刑律制度的集大成,也是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典型代表。其中,它不仅规范了实体裁判错误的责任事项,也对违反审判程序的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例如,司法官断罪要引律条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皇帝的敕令如果没有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不得在判决中引用,如随便引用导致断定有所出入的,要受追究,“诸违令者,笞五十。”死刑案件在执行前要经复核程序,须经三复奏或五复奏。对这些程序性规定的违反,要相应地追究司法官的罪责。《唐律》在定罪量刑、案件管辖、刑讯标准、复核制度、司法违限、判决书写等方面做出了较为完备的程序性规定。逐级审转复核制度,具有发现、纠正错误判决的作用,较为有效地实现了国家司法审查的职能。
第二,法官主观意识存有重大“过错”。据史料记载,秦朝第一次根据司法官的主观心理状态将司法责任予以区分。以故意为要件构成的为“不直”罪和“纵囚”罪。“不直”分为“罪重而故意轻判”与“罪轻而故意重判”;“纵囚”指应当入罪而不入罪,或是故意减轻情节放纵犯罪。以过失为构成要件的是“失刑”罪,即法官因过失而错误衡量了案件事实,如对犯罪证物的错误认定、赃物价值的错误计算等,此为失刑,亦该当罪责。根据司法官吏故意与过失的心理状况不同,对司法官责任加以区分,确定不同的科刑标准,具有开创意义。
第三,行为与结果上的过错并存。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中,司法官审判行为上的违法违规与司法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不问司法官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均会受到司法追责,遭到刑事或行政处罚。质言之,司法行为与严重危害后果只需具备其中一条,司法官便会被依法追责。《唐律疏议·斗讼》有云:“诸告人罪,皆须明注年月,指陈事实,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 《问刑条例·捕亡》曰:“各府、州、县掌印、巡捕官,但有死罪重囚,越狱三名以上,俱往俸戴罪,勒限缉拿。”司法上的过错或渎职行为一旦被发现或造成恶劣后果必会受到上级追究,须为此承担相应责任。
根据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的通知,错案可理解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错案应当是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的案件,对该类错案,“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概言之,错案责任追究需以法官主观意识上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为前提,需要排除因一般过失而导致案件错误的情形。因一般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具有一定的发生概率,这种情形通常可被容忍、理解或解释。当然,这种情形也要根据具体过错程度和危害后果的不同,相应地接受法院内部审判监督组织的考评和处理。
《意见》提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既包含了行为上积极的违法违规行为,又包括了消极的渎职不作为行为,既表明行为上存在过错,又突出了结果上的严重程度。可以说,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的法官问责机制在错案追究中,将司法行为与结果并重,既强调行为上存在过错,又标明结果的严重性。而且,过错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过错行为直接促成危害后果的发生。只有具备了行为与结果上的过错并存,才能依法对法官适用错案责任追究。
错案担责的传统规定与当下错案追究
在中国古代司法体系中,受法家思想影响,刑罚力度一般较强,有的朝代甚至提倡严刑峻法。中国古代“重刑轻民”,司法机关的设置、诉讼原则的确立、诉讼制度的完善,都是以保障刑事诉讼实施为核心的。民事案件多由基层审理并作出判决,无须逐级审转,甚至无须进入司法程序,而由乡邻、亲族“调处息讼”。在刑事案件审理上的弊端称为“出入人罪”,民事案件上的失轻失重称为“按谳不实”,按谳不实也需承担相应责任,但相比“出入人罪”的刑责而言处罚力度较轻,一般只承担行政责任。由于“出入人罪”关系到刑事案件的错误审判,直接对被告人生命健康权产生重大影响,司法官将因此承担刑事上的牵连责任。
《唐律》中关于断狱决罚失法有记载:“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及杖粗细长短不依法者,罪亦如之。”将司法官违法决罚的责任形式明示,告诫官员依法断狱决罚,如若失法,将负有牵连罚则,按照“反坐”原则对其论罪处罚。《宋史·刑法志》记载,宋仁宗时,“凡集断急按,法官与议者并书姓名,议刑有失,则皆坐之。”进一步明确了司法官与议者之间对于错案的共同责任。陈顾远先生指出,“法官断狱,失出入者皆负相当之责任,此实中国诉讼史上一大特色,其他应负之责亦极繁多,俾执法者仍有法之须遵守也”。即便如此,在史籍中司法官因出入人罪而被判处刑罚的例子较少,往往最终变更为行政处罚。古代罚则中,以官抵刑较为常见,在“刑不上大夫”的阶级社会,刑罚则主要是用于统治管理社会普罗大众的法宝。
当下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以“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为指导原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指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以及“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2015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实行办法。2016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印发《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的通知,初步勾勒出法官、检察官违法责任惩戒机制。2017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将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意见》第37条指出,“对应当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相关责任人,根据其应负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处理:(1)应当给予停职、延期晋升、退出法官员额或者免职、责令辞职、辞退等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依法办理;(2)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由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依法办理;(3)涉嫌犯罪的,由纪检监察部门将违法线索移送有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根据处理意见可得知,对于法官问责应区分三种情形:一是单位内部人事处分,二是单位内部纪律处分,三是司法机关违法处理。单位内部的人事和纪律处分统归于内部行政处分,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处理则属于刑事处分。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便成为问责法官的两种最重要的处罚方式,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对于司法官的责任追究方式大体相当。
《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中的一个突出亮点在于“惩戒委员会”的设立。“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惩戒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于审查、认定法官、检察官有无违法违规审判、检查责任,并据此作出审查意见。由是观之,我国正尝试设立追究司法责任的专门机构。此前,世界各国也陆续建立了类似的司法追责机构:1946年,法国成立“高等司法官会议”,负责对法官、检察官在内的司法官考核任命,并对违法裁判、行为不端的司法官行使惩戒权。1960年,美国加州建立有关法官行为守则的控告委员会,1981年各州建立被授权对司法不端行为进行调查、提起诉讼和裁判宣告的司法行为审查委员会,这些机构均被特别授权。德国设立专门的问责程序,司法官在职务上或职务外违反基本法或州的宪法秩序时,按弹劾程序对司法官予以调任、辞退、罢免等。日本由参众两院议员组成追诉委员会,当法官有职务上或职务外的违法违规行为时,由专门的弹劾法院加以裁判惩戒。因此,建立独立的司法责任审查机构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识,这对有效审查、认定司法责任、将追责机制真正落实到位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今错案的道德法律责任
据《尚书·吕刑》记载,“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疵者,过弊也,即因缘情实,出入人罪之谓。官者,权也,乃滥用职权为不法处断之谓。反者,报复也,即借职权以报私情私愤之谓。内者,谒人也,即被告或家族献媚于司法官之妻妾家人以求保护。货者,贿赂也,即司法官索取或收受贿赂。来者,请也,即请托说情。其罪惟均,即因此而为不法裁判的法官,科以与犯人相同之刑罚。司法官员违反职业道德和纪律出现“五过之疵”,在我国历史上从不罕见。对于法官职业道德的约束和职业操守的建立也成为自古而来的传统。古代为官,必修官箴,官箴提倡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惟公生明,偏则生暗”“至公至正虽有邪私亦不为媚矣”“慎刑恤民”“细审明辨”等,从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角度奠定了为官的品德与操守。
与此相对应地,现代司法实践对于法官职业操守和道德品行同样看重。《意见》指出,“法官有违反职业道德准则和纪律规定,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等违纪违法行为,依照法律及有关纪律规定另行处理。”《意见》将严重违德违纪行为即违法违规行为酿成的错案责任追究纳入到法官责任制实施意见中,将较轻的违德违纪行为“另行处理”,实际上是着重区分了这两种责任类型,可理解为,因较轻的违德违纪行为造成的责任交由轻微的行政处分,因严重违德违纪行为造成的司法责任交由行政处分或刑事处分。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况虽然在过错程度上有所区分,但均属于法官应当依法追责的情形,可统归到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中合并处理,共同由惩戒委员会审查、认定。2001年修正的法官法第七条第五项提出“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的行为规范准则,在职业道德和纪律上对法官提出严格要求。《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更是对法官入职要求、审判规范、司法礼仪和道德修养等方面作出具体制度性规定,要求法官“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品德高尚”,如此,才能“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国家法治尊严”。
自古以来,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便成为司法史上有效监督司法权行使、保障当事人利益、避免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手段。中华法系有着数千年的司法文化传统,其中,关于错案的认定方式、错案担责形式、法官职业操守、司法道德追求等,对现今的法官责任制改革都存在可供挖掘和借鉴的精华。现代司法在继承传统司法中的合理因素后,又相应吸收了人类优秀法治文明的成果,多种因素交叠、碰撞、融合,逐步发展成为具有本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现代法治。

Ⅱ 对法官不满意找谁投诉

1、根据《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条例》,可以向其所在县法院纪检监察部门反映或者举报;
2、向该县法院所在的同级纪检监察部门反映或者举报;
3、如果涉嫌职务犯罪,可以向同级检察院反映或者举报;
4、向该县法院同级的人大常委会反映或者举报;
5、也可以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或者中纪委举报。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第四十七条法官涉嫌违纪违法,已经被立案调查、侦查,不宜继续履行职责的,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暂时停止其履行职务。
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从专业角度审查认定法官是否存在本法第四十六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等审查意见。法官惩戒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后,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法官惩戒委员会由法官代表、其他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和有关方面代表组成,其中法官代表不少于半数。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省级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相关人民法院的内设职能部门承担。

Ⅲ 惩戒法官44条规定

法律分析: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积极推动在省一级层面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进一步规范惩戒委员会的设置和组成,配合制定本级法官惩戒委员会章程、惩戒工作规则,科学设立法官惩戒工作办事机构,制定实施细则。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第四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从专业角度审查认定法官是否存在本法第四十六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等审查意见。法官惩戒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后,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

法官惩戒委员会由法官代表、其他从事

法律职业的人员和有关方面代表组成,其中法官代表不少于半数。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省级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相关人民法院的内设职能部门承担。

Ⅳ 惩戒法官的44条规定内容

法〔2021〕319号
最高法院发布 2021年12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建立法官惩戒制度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司法责任制、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关键环节,是加强法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推进法官惩戒工作落地落实,规范法官惩戒委员会组成、违法审判线索受理、调查核实、提请审议、作出惩戒决定及当事法官申诉复核等相关工作的办理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法官惩戒工作的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审议通过,并报中央政法委审核同意,现将《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尽快将文件转发辖区中级、基层人民法院,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各级人民法院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制定出台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的重要意义,精心组织学习培训,做好宣传和落实工作。加强对下指导,统筹做好安排部署,完善细化相关工作制度,按照印发的程序规定,积极开展法官惩戒各项工作,推动法官惩戒工作落地落实。工作中遇到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8日
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促进法官依法行使职权,规范法官惩戒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等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法官惩戒工作应当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遵循司法规律,体现司法职业特点;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坚持严肃追责液启裂与依法保护有机统一;坚持责任与过错相适应,惩戒与教育相结合。
第三条 法官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受追究。
第四条 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责过程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需要予以惩戒闹闭的,依照本规定办理。
第五条 认定法官是否违反审判职责,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等有关规定。
第二章 职责和任务
第六条 人民法院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根据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依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
法官惩戒委员会根据人民法院调查的情况,负责从专业角度审查认定法官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四十六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等审查意见。
第七条 人民法院在法官惩戒工作中履行以下职责:
(一)受理反映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问题线索;
(二)审查当事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涉及的案件;
(三)对当事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进行调查;
(四)提请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当事法官是否存在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
(五)派员出旁橘席法官惩戒委员会组织的听证,就当事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和过错进行举证;
(六)根据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
(七)受理当事法官不服惩戒决定的复核和申诉;
(八)其他应由人民法院承担的惩戒职责。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
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应当从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职业操守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专业人员中选任。其中,法官委员不少于半数。
第九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履行以下职责:
(一)制定和修订法官惩戒委员会章程等相关工作规定;
(二)根据调查、听证、审议的情况,审查认定法官是否存在违反审判职责行为,并提出审查意见;
(三)受理当事法官对审查意见的异议申请,并作出决定;
(四)审议决定法官惩戒工作的其他相关事项。
第十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不直接受理对法官的举报、投诉。如收到对法官的举报、投诉材料,应当根据受理权限,转交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分别承担。
第三章 管辖和回避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法院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本院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进行调查和惩戒。
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审查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审议的法官是否具有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并提出审查意见。
省、自治区、直辖市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审查高级人民法院提请审议的法官是否具有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并提出审查意见。
第十四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法官也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本人是当事法官或当事法官的近亲属;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办理的惩戒事项有利害关系;
(三)担任过本调查事项的证人,以及当事法官办理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
(四)有可能影响惩戒事项公正处理的其他情形。
法官惩戒委员会主任的回避,由法官惩戒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决定;副主任和委员的回避,由法官惩戒委员会主任决定。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参与惩戒事项调查、审查人员的回避,依照有关规定办理。对调查人员的回避作出决定前,调查人员不停止对惩戒事项的调查。
第四章 受理和调查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法院机关纪委或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受理反映法官违反审判职责问题的举报、投诉,以及有关单位、部门移交的相关问题线索。
人民法院在审判监督管理工作中,发现法官可能存在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需要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由办案部门或承担审判管理工作的部门对案件是否存在裁判错误提出初步意见,报请院长批准后移送机关纪委或者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审查。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机关纪委或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经初步核实,认为有关法官可能存在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需要予以惩戒的,应当报请院长批准后立案,并组织调查。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对反映法官违反审判职责问题线索进行调查核实过程中,对涉及的案件裁判是否存在错误有争议的,应当报请院长批准,由承担审判监督工作的部门进行审查或者提请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
经承担审判监督工作的部门或审判委员会审查,认定当事法官办理的案件裁判错误,可能存在违反审判职责行为的,应当启动惩戒程序。
第十九条 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已经被立案调查,不宜继续履行职责的,报请院长批准,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暂时停止其履行职务。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对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行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当事法官享有知情、申请回避、陈述、举证和辩解的权利。调查人员应当如实记录当事法官的陈述、辩解和举证。
第二十一条 调查结束后,经院长批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没有证据证明当事法官存在违反审判职责行为的,应当撤销案件,并通知当事法官,必要时可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
(二)当事法官存在违反审判职责行为,但情节较轻无需给予惩戒处理的,由相关部门进行提醒谈话、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
(三)当事法官存在违反审判职责行为,需要惩戒的,人民法院调查部门应将审查报告移送本院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由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制作提请审议意见书,报院长审批后,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程序,提请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提请审议意见书应当列明当事法官的基本情况、调查认定的事实及依据、调查结论及处理意见等内容。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按以下程序提请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一)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请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二)高级人民法院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提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三)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层报高级人民法院提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上级人民法院认为下级人民法院提请审议的事项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可以要求下级人民法院补充完善,或者将提请审议的材料退回下级人民法院。
第五章 听证和审议
第二十三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受理惩戒事项后,相关人民法院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应当做以下准备工作:
(一)受理后五日内将提请审议意见书送达当事法官,并告知当事法官有权查阅、摘抄、复制相关案卷材料及证据,有陈述、举证、辩解和申请回避等权利,以及按时参加听证、遵守相关纪律等义务;
(二)提前三日将会议议程及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通知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
(三)听证前三日将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当事法官和相关人民法院调查部门;
(四)根据当事法官和相关人民法院调查部门的申请,通知相关证人参加听证;
(五)做好听证、审议的会议组织工作。
第二十四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惩戒事项,应当有全体委员五分之四以上出席方可召开。
委员因故无法出席的,须经法官惩戒委员会主任批准。
第二十五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惩戒事项时,应当组织听证。当事法官对人民法院调查认定的事实、证据和提请审议意见没有异议,明确表示不参加听证或无故缺席的,可直接进行审议。
因特殊情况,惩戒委员会主任可以决定延期听证。
第二十六条 听证由法官惩戒委员会主任主持,或者由主任委托副主任或其他委员主持,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
(二)询问当事法官是否申请回避,并作出决定;
(三)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派员宣读提请审议意见书;
(四)调查人员出示当事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证据,并就其违反审判职责行为和主观过错进行举证;
(五)当事法官陈述、举证、辩解;
(六)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可以就惩戒事项涉及的问题进行询问;
(七)调查人员和当事法官分别就事实认定、当事法官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性质发表意见;
(八)当事法官最后陈述。
第二十七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应当在听证后进行审议,并提出审查意见。
审议时,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应当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法规适用等进行充分讨论,并根据听证的情况独立发表意见。发表意见按照委员、副主任、主任的先后顺序进行。
第二十八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惩戒事项,须经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对当事法官是否构成违反审判职责提出审查意见。
经审议,未能形成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意见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审议情况进行补充调查后重新提请审议,或者撤回提请审议事项。
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其他事项,须经全体委员半数以上同意。
第二十九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认为惩戒事项需要补充调查的,可以要求相关人民法院补充调查。相关人民法院也可以申请补充调查。
人民法院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调查完毕。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补充调查后,认为应当进行惩戒的,应重新提请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第三十一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应当书面送达当事法官和相关人民法院。
当事法官对审查意见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审查意见书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通过承担督察工作的部门向法官惩戒委员会提出。
第三十二条 当事法官对审查意见提出异议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应当对异议及其理由进行审议,并作出书面决定:
(一)认为异议成立的,决定变更原审查意见,作出新的审查意见;
(二)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决定维持原审查意见。
异议审查决定应当书面回复当事法官。
第三十三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审查异议期间,相关人民法院应当暂缓对当事法官作出惩戒决定。
第六章 处理和救济
第三十四条 法官惩戒委员会经审议,认定法官存在故意违反审判职责行为,或者存在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应当予以惩戒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作出惩戒决定:
(一)给予停职、延期晋升、调离审判执行岗位、退出员额、免职、责令辞职等组织处理;
(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等法律规定给予处分。
上述惩戒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同时使用。
第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依据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作出惩戒决定后,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法官,并列明理由和依据。
惩戒决定及处理情况,应当归入受惩戒法官的人事档案。
第三十六条 当事法官对惩戒决定不服的,可以自知道惩戒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核。
当事法官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惩戒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提出申诉。
第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自接到复核申请书后的三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并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
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当事法官申诉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十日。
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惩戒决定的执行。
法官不因申请复核、提出申诉而被加重处理。
第三十八条 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惩戒决定有错误的,作出惩戒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惩戒决定及执行情况通报法官惩戒委员会。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Ⅳ 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废止了吗

《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因《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 (法发(内2009)61号)的颁布,容已经废止。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节 目的、依据、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二节 处分的种类和适用
第三节 处分的解除、变更和撤销
第二章 分 则
第一节 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第二节 违反办案纪律的行为
第三节 违反廉政纪律的行为
第四节 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
第五节 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第六节 失职行为
第七节 违反管理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行为
第三章 附 则
第一百一十一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此前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纪律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律处分办法(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惩戒制度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Ⅵ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

第一条为了规范监察机关的政务处分工作,促进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以下简称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坚持道德操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公职人员有违法违规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在国家有关公职人员政务处分的法律出台前,监察机关可以根据被调查的公职人员的具体身份,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和规章对违法行为及其适用处分的规定,给予政务处分。

第三条监察机关实施政务处分的依据,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以及《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等。

第四条公职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受政务处分。

第五条给予公职人员政务处分,应当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讨论决定;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相适应。

第六条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可以依法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的期间、政务处分适用规则,可以根据被调查的公职人员的具体身份等情况,适用有关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和规章。

第七条公职人员中的中共党员严重违反党纪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党组织先做出党纪处分决定,并由检察机关依法给予政务处分后,再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非中共党员的公职人员涉嫌犯罪的,应当先由监察机关依法给予政务处分,再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职人员中的中共党员先依法受到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追究的,党组织、监察机关可以根据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裁定、决定及其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纪依法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第八条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中的中共党员给予政务处分,一般应当与党纪处分的轻重程度相匹配。其中,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处分的,如果担任公职,应当依法给予其撤职等政务处分。严重违犯党纪、严重触犯刑律的公职人员必须依法开除公职。

第九条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国有企业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或者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的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法采取下列处理措施: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采取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

2、依据本规定第三条有关法规采取警示谈话、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责令辞职。

对前款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法向有关机关、单位提出下列监察建议:

1、取消当选资格或者担任相应职务资格;

2、调离岗位、降职、免职、罢免。

上述处理措施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第十条公职人员受到开除以外的政务处分,在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法行为的,处分期满后自动解除。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受处分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个人记功以上奖励的,经作出处分决定的监察机关批准后,可以提前解除处分。

处分解除后,受处分的公职人员不再受原处分影响。受到降级或者撤职处分的,处分解除不视为恢复原级别、原职务。

第十一条对公职人员给予政务处分,由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作出决定。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履行有关手续:

1、对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公职人员给予撤职、开除处分的,应当先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罢免、撤销或者免去其职务,再由监察机关依法作出处分决定。

2、对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公职人员给予撤职、开除处分的,应当先由政协全体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免去其职务后,再由监察机关依法作出处分决定。

3、对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给予政务处分,应当向其所在的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常委会通报。

4、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给予责令辞职等处理的,由县级监察机关向其所在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上级管理单位(机构)提出建议。

第十二条公职人员有违法行为,已经被立案调查,不宜继续履行职责的,监察机关可以决定暂停其履行职务。

被调查的公职人员在被监察机关立案调查期间,不得交流、出境、辞去公职或者办理退休手续。监察机关应当在立案决定书中写明上述要求,并告知被调查人所在单位。

第十三条监察机关经过调查、审理,决定给予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或者免予处分的,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1、将调查认定的事实及拟给予政务处分的依据告知被调查的公职人员,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并对其陈述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记录在案。被调查的公职人员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予采信。

2、按照处分决定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后,作出对该公职人员给予处分或者免予处分的决定;

3、印发政务处分决定;

4、将政务处分决定送达受处分人和所在单位,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5、对于受到降级以上政务处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职务、工资及其他有关待遇等相应变更手续;

6、将政务处分决定存入受处分公职人员的档案。

政务处分决定的内容和生效日期,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执行。给予开除以外政务处分的,应当在处分决定中写明处分期间。

第十四条监察机关对本级党委管理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后,除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送达受处分人所在单位执行外,还应当根据受处分人的具体身份函告相应的机关或者群团组织等单位。

受处分人系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同时函告本级党委统战部以及相应的民主党派机关或者相关单位。

第十五条公职人员受到开除处分后,其本人档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转递管理。

第十六条对公职人员不服政务处分决定的复审、复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规定办理。变更、撤销政务处分的情形和法律后果,根据受处分的公职人员的具体身份,依照或者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对公职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负有管理责任的领导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据或者参照《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规定;

按照管理权限对其作出通报批评、诫勉、停职检查、责令辞职等问责决定,或者向有权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提出降职、免职等问责建议。

第十八条有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政务处分的公职人员,在监察机关作出处分决定前已经退休的,不再给予处分;监察机关可以对其立案调查,依法应当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处分的,应当按照规定降低或者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有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政务处分的公职人员,在监察机关作出处分决定前已经辞去公职或者死亡的,不再给予处分,但是监察机关可以立案调查,对其违法取得的财物和用于违法的财物,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一条处理。

第十九条公职人员有违法行为的,任免机关、单位可以履行主体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规定,对公职人员给予处分。

对公职人员的同一违法行为,监察机关已经给予政务处分的,任免机关、单位不再给予处分;任免机关、单位已经给予处分的,监察机关不再给予政务处分。

第二十条下级监察机关根据上级监察机关的指定管辖决定,对不属于本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对象立案调查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交有处分权的监察机关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或者交由其任免机关、单位给予处分。

第二十一条公职人员违法取得的财物和用于违法的财物,除依法应当由其他机关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由监察机关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违法取得的财物应当退还原所有人或者原持有人的,予以退还;属于国家财产以及不应当退还或者无法退还原所有人或者原持有人的,上缴国库。

第二十二条本规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6)法官惩戒条例扩展阅读:

解读《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1、强化对公职人员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治吏

政务处分是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惩戒措施。公职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特殊重要位置。制定政务处分法,有利于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全面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治吏。

在监察法提出政务处分概念之前,对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惩戒称为“处分”,其依据是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人员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在党纪处分覆盖全体党员的同时,“处分”却未能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惩戒的对象上还留有空白地带。比如,对于存在违法行为的非党员村委会组成人员,由于其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其“微腐败”等违法行为无法给予处分,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把法定对象全面纳入处分范围,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有利于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公职人员队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2、规范政务处分活动,提高监察工作法治水平

政务处分法的出台,是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解决具体问题,精准立法的结果。

监察法对政务处分制度作了原则规定,没有对应当给予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以及政务处分的适用规则、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监察法施行后,为解决工作急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制定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作为实施政务处分的过渡性规范,为起草政务处分法探索经验。

应运而生的政务处分法,一个突出特点是着眼于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整合完善与党纪处分相对应的政务处分制度。比如,在明确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各自职责的同时,统一设置处分的法定事由和适用规则,保证处分适用上的统一规范。

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薄弱、处分程序不规范、处分决定畸轻畸重、对国有企业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的公职人员处分缺乏法律依据等,是监督惩戒中的突出问题。

对此,政务处分法坚持问题导向,在将散见于不同法律法规中的处分依据统一起来的同时,结合现有公务员、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处分制度等,充实完善应当给予政务处分的违法情形、处分幅度、适用规则和程序,补齐制度短板。

以细化违法情形为例,草案二审稿第三章已对违法行为及其适用的政务处分作了明确规定,为进一步明确应予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草案三审稿根据各方面意见建议,增加“篡改、伪造本人档案资料的,予以记过或者记大过;

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的规定,并将“诬告陷害,意图使他人受到名誉损害或者责任追究等不良影响”纳入处分情形。这些已成为法律条文的新增规定,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

注重纪法协同、法法衔接是此次立法的又一亮点。记者注意到,政务处分法在处分情形、处分权限和程序、处分后果上与公务员法等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持协调衔接,保证法律之间的和谐统一。同时,注重与党纪的衔接,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有效贯通。

比如,对政务处分作出相关规定的同时,明确政务处分与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的“处分”并行,通过法法衔接织密监督网络。

再如,在“从重给予政务处分”和“从轻或者减轻给予政务处分”的相关规定中,既体现党纪处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又衔接党规国法中对从重从轻减轻情节的规定,更加精准地体现宽严相济。

“政务处分对公职人员有重要影响,关系公职人员切身利益,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应该严格依法规范进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制定政务处分法,明确实施政务处分的主体,应当坚持的法律原则,处分事由、权限和程序,被处分人员维护合法权益的救济途径等,有利于推进政务处分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提高监察工作的法治水平。

3、完善监察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专门部署,明确提出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政务处分法是首部全面系统规范公职人员惩戒制度的国家法律,也是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一部重要法律,对于完善监察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从立法目的看,制定政务处分法是为了规范政务处分,强化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消除死角和盲区,确保权力规范运行。

这是在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的背景下取得的最新制度成果,是完善监察制度的成功实践,是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的重要一环。

从立法内容看,通过与党纪的衔接,发挥协调效应,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关于违反纪律情形的具体规定,

根据公职人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吸收和完善,形成与党纪处分相贯通的政务处分制度。对处分情形、处分后果等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开列“负面清单”,在纪法贯通中体现严管厚爱,有利于提升监督效果,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从立法过程看,政务处分法起草工作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严格依法启动立法工作程序,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完善,最终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政务处分法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监察制度,规范政务处分活动,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制度规范是可行的,现在出台是必要的、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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