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反腐败条例附件
㈠ 外国对腐败惩罚的措施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既要认真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规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又要按照十七大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要求，注重研究和借鉴国际反腐败有益的经验和做法。这既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也是落实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重要举措。 当前，腐败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而腐败发生较多较频的地域国家，往往是新旧体制并存交错，制度不完善，腐败的滋生、蔓延繁殖空间较大的国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年我们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为什么仍然形势严峻？这就说明过去我们的一些做法肯定存在着自身的弊端。因此，学习吸收国外反腐成功经验十分必要，对比那些反腐比较成功国家的做法，在比较中借鉴吸纳，在比较中发现剔除。国外反腐成绩突出的国家，都经历过市场经济初期腐败频发高发期，相应地，他们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管理思想、政治治理制度上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摸索，并为此付出了高昂成本，形成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理念，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以权力制约权力”等；并建成了一套反腐败的预防、教育和惩罚的比较完善的制度机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一、注重教育预防的基础作用。 国外在反腐倡廉中，把教、防、惩三项措施互相结合，并特别注重教育预防,并且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俄罗斯把提高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作为《俄罗斯联邦国家反腐败计划》的重要措施，重点是完善教育培训机制，提高法学领域的教育质量；在实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联邦国家教育机构内，在遵纪守法和精神道德教育中增加反腐败教育的内容；整体提高社会法制文化水平等。芬兰的年青人进入公务员系统，第一项最重要的教育就是从政的清廉，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请吃的上限。德国的法律细到官员15欧元以上的礼品必须上报都有明确规定。澳大利亚监察机关用20多种语言下发各种小册子与卡片，向群众宣传什么是受贿，如何举报，并公布举报电话，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腐败犯罪的预防体系构建上，颁布预防性反腐败政策；构建预防性反腐败机构；制定公共部门、检察机关、私营部门的反腐败措施；统一公职人员的行为守则等。在美国， 每名公务员进入政府部门时,由部门廉政官员进行至少1个小时的廉政规定培训,使其明确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以及为其提供反腐败的有关信息、咨询、联系方式,针对不同行业、单位和不同岗位、职位提供相应的反腐败措施以及廉政忠告。政府廉政办公室负责对各部门廉政官员的培训,并对各部门开展廉政教育进行指导。对民众广泛的进行道德价值标准和廉政文化的培养，北欧国家普遍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十分重视廉政文化的培养，尤其是对国家雇员首先强调的是内在的人生信仰、道德操守，然后才是外在的法纪约束。芬兰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马蒂.库西马基认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的最有效手段，在这个连续五年被“透明国际”组织评为世界上最廉洁国家里，贪污受贿、侵吞社会财富等如同盗窃一般，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丹麦这个基本上没有穷人的国家，“终身学习”不是口号，在这个国家里，身份平等、机会平等、社会安全又透明，每个丹麦人都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瑞典重视公民的诚信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完备。在这些国家里，以廉为荣、贪污为耻的道德传统和社会氛围，对公民廉洁自律有极大的影响力。新加坡连续十三年成为透明国际组织的廉洁排行榜前十名的亚洲唯一经济体，在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功地避免了由于集权和缺少监督而引发的权力滥用及腐败问题，其重要的一点是十分重视廉政文化建设，高层领导率先垂范，对党员和整个社会培养廉洁意识，对党员灌输危机感，避免了由于自我放松而导致腐败。培养儒家价值观，注重儒家所倡导的品德，主张以儒家思想治国和强调君子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特别重视维护自己的道德权威。 二、建立完善的反腐廉政制度。 坚持依靠“立法建制”反腐败，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法制体系，是许多国家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法规和文件的陆续颁布，反腐法规制度超过1200件，已逐步构建起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但制度的完善和协调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国际反腐败经验证明，除在体制机制上需要不断创新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反腐败立法，这种立法越完善、越规范，就越能有效预防、遏制和治理腐败。例如，许多发达国家已建立起完备的政治公开透明制度、新闻独立和新闻监督制度、官员责任追究和弹劾制度、规范政党筹款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共采购招投标制度、金融实名制度、议会、司法、审计、公众的监督制度等。而且法律法规制定非常详尽，尽量不留死角。美国自1883年以来就先后出台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联邦贪污对策法》、《有组织勒索、贪污赂贿法》等数部法律，形成完备的廉政法律体系。美国反腐机构认为,阳光就是最好的防腐剂。为此,美国制定了许多法律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最著名的就是出台《政府阳光法案》,要求行政机构的会议除特殊情况外,应公开进行。还出台了《信息自由法》,并通过《廉政改革法》,完善了财务公开制度,要求政务官员必须公开财产情况,包括自己及其配偶、子女的收入来源、金融投资、拥有股票、房子以及债权债务等情况。1974年美国国会就通过《联邦选举法》,对个人、政党等组织捐助联邦竞选款项及开支作了严格限制,禁止超过100美元的现金捐款,捐款额不能存入自己账户,使用情况必须公开,进一步净化了竞选资金。新加坡制定的《公务员行为与纪律条例》、澳大利亚出台的《公务人员行为准则》、墨西哥推出的《公务员职责法》、韩国制定的《公职人员道德法》、菲律宾制定的《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等等，都对规范公职人员行为，遏制和治理官员和公务人员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一些国家还在实行财务审计监督、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限制“金钱政治”、严格对公务员选任与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专项立法，从而防止公职人员腐败、便于公民依法举报腐败罪行、确保执法机关依法查处腐败行为等，收效良好。我们借鉴这方面的立法经验，拿来有用的东西，并按照“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努力使法律制度更加科学、管用，就能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反腐败法制建设，使反腐倡廉工作走上法治化轨道。另一方面注意制度的相互配套支持。如新加坡公布《防止贪污法令》打击贪污腐败，又制定中央公积金制度，围绕公积金制度，又完善了国家公务员个人与家庭申报制度，再相应完善了股票帐户检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公务员行为日志制度等，具有良好的操作性。同时，重视制度规定的执行与落实，杜绝那种长期以来的人大于法、权大于规的现象，维护制度的尊严。 三、加大权力运行的监督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监督公权行使的措施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一是注重以权力监督权力。西方发达国家在加强权力监督的实践中，形成了公民、民间组织、利益集团和新闻舆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如西方国家的“普选制”，公民享有的举办、申诉等权力。民间组织如德国的“透明国际”，利益集团通过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维护各自的特殊利益，使公共权力完成了对各方面利益的考虑而失去了滥用权力的机会。“议会监督”，议会对政府施政、财政、人事等事项进行监督审查，利用质询、调查、同意、纠正、不信任投票、弹劾、审判等形式将行政部门与国家高级公务员置于其严密监督之下。以宪法为依据的议会监察，是西方现代监察体制的核心，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二是突出反腐机构独立性与制度的权威性。没有独立于被监督对象的地位，则没有真正监督权威，也没有公正的监督，这在国外已成为一条公理。一些国家往往通过立法赋予承担监督惩处职责的反腐机构极大的权力，并规定直接对议会或行政最高首长负责，使其具有法定权威与地位。如英国的罗伦委员会、澳大利亚的行政监察委员会、芬兰的政府内部审查官、新加波的反贪污调查局、法国的行政法院等都具有实际意义的独立，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专门反腐机构都直接对议会负责；新加坡、韩国等则直接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它们可以独立地享有调查权、侦察权、询问权、帐户财产冻结权、警戒提醒权、官员评议建议权、传讯权等，有些还有逮捕权、检控权。而各国惩治腐败官员的司法机构则完全独立依法地行使侦察起诉、司法审判职权，只对法律负责，从而有效地排除了人为干扰，对腐败份子的惩处能做到毫不手软，确保了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另外，在机构独立的基础上，反腐败机构还有较高的层次和较广的工作范围。如联邦调查局是专职调查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机构,调查范围极其广泛,且不受地域限制,有权调查200多种犯罪案件,其中包括政府官员贪污、挪用公款、国际间贩毒、洗钱案以及其他影响较大的腐败案件。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独立调查委员会法,设立了独立检察官制度。独立检察官是调查美国政府舞弊案的专设职位,具有独立调查并起诉政府官员的权力,只要不犯明显的重大过失,任何人无权罢免。这个制度实施以来,先后查实了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以及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不正当关系案件等。三是真正启动对相关官员问责、弹劾、罢免程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行政问责制已成为通行的政府管理机制。在宪法中有明确对总统问责的具体规定，除此之外，许多联邦、州法令和地方条例也对政府与官员的责任作出了直接的规定，包括财产申报的规定、公职人员行为准则的规定，等等。四是为监督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国外研究认为，公职人员个人收入的高低，与涉足或抵御腐败有一定的关联性。提高其工薪水平，使其保持体面的生活，对增大腐败成本、抑制腐败的动机，具有现实意义。新加坡政府让大多数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保持社会中上水平，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调整。将政府政务官员和行政服务公务员的工资与私人其余部门正式挂钩，使公务员的工资市场化，是他们的工资接近市场价格。高薪一方面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得以将社会上绝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纳入党和政府的体制中，更重要的是使党员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必要贪污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许多发达国家以现货、期货等形式高薪养廉，并且薪金随着任职的年限、功绩而不断增加，即使退休后也有足够的生活保证，从而为反腐倡廉奠定起重要的物质基础。 反腐倡廉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突出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的经验和措施，建立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理顺权力结构，建立独立的反腐组织系统，强化教育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㈡ 德国检察制度是怎样的
德国检察制度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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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17日 点击：1374次 来源:首都女检察官网
2003年8月16日至日，我有幸跟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组织的政工干部研修团共14人赴柏林进行了十天的学习。在这十天里，柏林市司法官员认真严谨的研讨讲座和热情周到的接待服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认真听课，踊跃提问，积极观察和思考，注意与德方的交流，介绍我国的有关情况，获得了接待方的普遍好评。通过聆听司法官员、检察官、法官、警察局官员的讲座，进行座谈交流，参观柏林市检察院、总检察院、柏林市警察局刑事犯罪部、看守所、青年监狱，旁听区法院审理案件等，对德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检察制度、德国检察官的权利义务和选拔任免制度等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这次学习考察一方面增进了北京市检察院与德国柏林市政府及检察机关的交流，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在比较中认清我国检察制度的特点，发现可供学习借鉴之处，可谓是收获颇丰。仅用这样一篇文章来概述我所了解到的以柏林为模板的德国法律制度和蕴含其中的法律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多问题没有学深学透，留下了不少疑问。在此，笔者只能就学习中印象和感受最为深刻的部分进行粗浅介绍，与同志们交流探讨。
一、 德国司法制度概况
应当说，德国的司法制度是构建在联邦宪政的基础上的。德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和各州均有自己的立法机构、行政和司法机构，他们依据基本法（即宪法）确定的权力分别履行自己的职能。在德国，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参议院、内务部和司法部执掌，但司法部和内务部都设立在政府之下，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与我国的三权分立含义不同。德国警察局作为行政机关，由内务部主管。涉及司法机构的事项，包括检察院、法院的组织机构和人事管理、各项司法预算、司法协助、执行和监督、培训进修等，则由联邦和州的司法部分别主管，联邦与州的部门之间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法院是审判机关，实行三级两审制，分联邦法院、州法院、地方法院，并设立专门法院，有着复杂的法院体系，法官享有较充分的独立自主权。检察院的设置由《法院组织法》规定，在法院内设立相应级别的检察院，但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有调查权。警察应当在检察官的领导下开展侦查工作，警察局无权作出处罚决定，所有处罚均应由法官作出或经法官认可。
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以成文法为主，采取法官为主的纠问式审判。德国还实行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法律不溯及既往；尊重法官的判决；注重保障人权；虽未以法律明文规定废除死刑，但现有刑法中没有死刑的规定。近年来，随着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欧盟各国家都加快了司法改革的脚步，以期逐步实现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立法、司法。柏林市司法部和柏林市总检察院也都设有专门的研究与欧盟法接轨、办理相关案件的部门。
二、 德国的检察制度概况
1、德国检察制度的特点
德国检察制度的主要特点是：检察院的职能主要限于刑事诉讼方面：一是负责对刑事犯罪和违法行为进行侦查，有权指挥司法警察；二是提起公诉；三是对刑罚的执行进行监督。因其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因此只有检察院才有权提起诉讼。德国的检察院代表国家和政府利益，不仅有权提起公诉，并参与诉讼全过程包括负责刑罚的执行，而且有责任保证刑事诉讼程序的正确性和合法性。
2、检察机构的设置和职责分工
德国检察院的组织机构和职能设置由《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予以规定。每个法院设一个相应级别的检察院，包括联邦检察院、州检察院和地方检察院，个别地方有地区检察院。检察院与法院只是对应设置，并无从属关系。上级检察机构与下级检察机构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联邦检察院不能领导州检察院，两者之间只是协调关系。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对所属检察院进行监督，各级检察院的首席检察官对本院检察官进行领导。如柏林市各级检察院由柏林市司法管理局进行管理。柏林市总检察院由总检察长领导。
德国联邦最高检察院只负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毒品犯罪、税收方面的犯罪等少数特定犯罪的侦查起诉工作。其它案件完全由州检察院及其下属的地方检察院负责。据柏林市总检察院和市检察院的高级检察官的介绍，柏林市作为德国的首都，具有与州相同的地位；设立了柏林市总检察院（相当于州检察院）和市检察院，还设立了动物园区检察院，区检察院的案件管辖范围由市检察院确定。市检察院办理大部分刑事案件，对轻微刑事案件，则指定由区检察院办理，但既涉及刑事又涉及民事的案件以及涉及到专业法律的案件如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青少年犯罪案件等都由市检察院办理。柏林市总检察院对市检察院的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办理下级检察院上交的疑难案件，直接受理国家机密案件、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等案件，处理对下级检察院的投诉和上诉案件，其业务工作内容还包括：办理原民主德国间谍或特工侵犯人权的案件；对重大案件的跨国协调；与欧盟法律接轨的案件；有组织犯罪案件；反腐败；对下级检察院发出指令和协调各检察院之间的合作等。
3、检察机构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德国的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是案件调查工作的领导者，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代表国家出庭进行公诉，监督刑罚执行，在认为必要时提起上诉和申诉。在德国，检察官被称作“司法界的国王”，警察是检察官的辅助官员。德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检察官进行出庭前的调查工作，警察应当尽快将受理的案件移交检察官，但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缺乏足够的人员、专门的侦查设备和技术，事实上往往由检察官委托或授权警察进行大部分侦查工作。
在检察官认为案件调查工作完成后，需要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如果决定起诉，则进入刑事诉讼的中间程序，即法官审查检察机关移送的起诉书，决定是否受理案件。如果受理，就开始刑事诉讼的主要程序——庭审程序。法官通知被告人，并确定日期开庭审理，这期间还可以提出补充侦查的建议。如果法官不受理案件，则要详细说明理由。检察官认为理由不充足还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投诉。据柏林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介绍，每年检察机关向法院提交的案件只有20％被法官接受，其中又有50％会作出无罪判决。
在庭审中，法官起主导作用，检察官除宣读起诉书外，还要做最后发言。检察官认为庭审程序不合法，可以拒绝审理。不过据介绍，检察官因程序不合法而拒绝审理的情况在柏林还从未发生过。法官判决后，负责监督执行的检察官要与其它部门合作，保证判决被执行。但是检察官并不直接进驻看守所、监狱进行监督。近年来，为了保证判决执行，在罚金刑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检察官提出要加强计算机联网，掌握被告人的帐号，便于直接划走罚金，降低执行成本。
同时为简化程序、节约执行费用，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检察官可以对轻微罪行直接下达一个类似判决的处罚令，对被告人进行经济处罚或不超过一年的监禁。这种情况下，检察官也要向法官提交类似起诉书的报告，写明处罚内容，由法官签字认可后交被告人。被告人在两星期内决定是否接受处罚，接受则直接执行。如果不接受可以提出抗诉，法院会收回判罚令重新审查。如果是被告人认为自己无罪要向法院上诉，则进入主要程序进行开庭审理；如果被告人只是认为罚金太重可以提出申诉，法官可以直接在判罚令上做出修改，送达被告人执行。
4、柏林检察院的内部机构和职务、人员设置
通过参观和座谈，我们初步了解了柏林市各级检察院的内部机构和职务设置。检察院内部主要根据不同的业务工作内容设立不同的部门和部门领导。以柏林市检察院为例，该院有人员963人，365名检察官。在检察长直接领导下有三个部门，即管理部（包括物证处、后勤处和物流处）、主要业务部门（设立了从A到G七个部门）和刑事判决监督执行部。主要业务部门是开展调查、决定案件是否向法庭起诉、作出相应处理的部门。下设的七个部门按照办理案件的性质有不同的分工，如B部主要办理恶性、有组织的刑事犯罪案件；C部主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E、G办理青少年犯罪案件和进行青少年犯罪预防，F部是反毒品犯罪部等。每个部门有部门领导，一般经过竞争产生，并不一定是高级检察官。部门下设处，每个处有10－15人，其中有6－7名检察官，其它是高级官员（是公务员但不是检察官）和聘任的职员（非公务员），协助检察官开展工作。各个部门的结构、人员数量可以由部门领导根据其工作任务确定，但需要经过司法局批准。区检察院只有2－3名真正意义上的检察官，其余的被称作“地区检察官”，并不是专业的司法工作者，而是其它部门的公务员，通常在工作两年后，经过15个月司法培训就可以上岗，承担轻微案件的审理工作。
在讲座中，检察官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近年来，随着政府财政紧张，精简机构，检察官面临着待遇不高、工作十分繁重的问题，增加岗位和人员很困难，检察官队伍在萎缩。如何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完成工作任务，也是柏林市检察机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资源，柏林市各级检察院正在尝试网络办公，并设想将来与警察局、法院能够实现联网。在这方面，北京市检察机关已经普及了网上办公系统，相比之下，我们在采用高新技术方面还是走在前面的。
三、 检察官的权利义务以及选任和考核
德国检察官是公务员，权利义务由《公务员法》规定（法官则由专门的《法官法》规定）。联邦总检察长和各州高等检察院的检察长由联邦司法部部长提名，由联邦总统任命；州和地方的检察官由州司法部部长任命。检察官可以晋升为高级检察官。检察官一旦任命，是终身制，65岁退休，非因法定事由、经法律程序，不能免职。
从柏林市司法管理局提供的统计数字看，到2002年底，柏林市总检察院和市检察院各有人员近千名，其中柏林市检察院有检察官312名，女性193名，总检察院有检察官300余名，女性占三分之一强。同时各级检察院还拥有大量的司法协助人员和其它非公务员职员。
1、 检察官的权利和义务
检察官要履行公务员的义务，遵守公务员的法律法规，同时享有公务员的权利，薪水和退休金、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都得到保障，同时保证享有职位升迁的权利。检察官的义务包括：履行自己的职责；服从上级领导，向上级作出工作汇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保持公正；保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状态，以胜任工作，否则应书面说明；广泛收集信息，不断学习和自己工作相关的知识；忠于法律；保持中间性，在公开场合的言论不能有党派性；不允许罢工；工作时必须符合公务员形象和身份。此外，检察官还具有其职责决定的特殊权利和义务：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即行为必须完全合法；必须把工作过程全部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便监督行为的合法性；上级检察官可以向下级检察官发出命令，但必须符合公务员规定；向被调查对象进行司法告知（即告知其权利）；统一工作原则：即上级检察官向下级检察官发出指令时必须协调好，统一意见，不能让下级违背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查；业务能力原则：任命时业务能力应达到相应要求。
2、检察官的选任和晋升
在德国，对检察官规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和升迁程序，因而普遍素质较高，但因选拔严格，所需时间长，也使得检察官的平均年龄偏高。同时司法机关增加职位和人员需要经过财政部核准，因而司法队伍的扩大受国家经济状况的影响很大。
柏林市高等法院的法官马丁先生和市司法部的克劳斯博士为我们勾画了成为一名检察官（或者法官）要走的路：首先应当是司法专业毕业，接受完全的司法教育（约3至4年），并通过闭卷考试合格，毕业后要通过国家一级司法考试。之后到司法部登记申请实习，经过3－5年的实习期（实习期间开始半年内要接受司法部组织的3个月的职业培训，并按照司法部的安排在法院、检察院或者司法部实习，一年后可自由选择实习机构和部门），认为自己具备条件的，可以申请报名参加国家二级司法考试（从事检察官、法官职业的考试与从事律师职业的考试不同）。考试前需要参加司法部组织的培训，参加8门闭卷考试之后，6个月内接受进一步培训，培训中还有可能申请到另一司法机构或国外实习；8门考试通过后参加一门口试，全部通过后职业教育培训即宣告结束，被称为“司法专家”，可以选择具体职业和工作地点。如果选择成为一名检察官，需要提出申请并参加岗位竞争，经过司法部、法院、检察院的代表三方考核，共同决定是否录用，录用后就被任命为检察官，但还需要有3年左右试用期，需要至少在三个不同的工作岗位工作。根据试用期的表现才能最终决定是否录用和在什么工作岗位。正是由于司法部门、检察机构和法院都从相同的渠道选任人员，在司法部、检察院和法院之间的人员流动也比较方便和频繁。
成为检察官以后，培训主要内容是司法辅助知识，如经济、金融知识，培训由民间机构组织，如法官检察官学会，每年会组织一至两个月的专题学习，检察官法官可以向司法局申请参加，得到同意后，学习费用由政府负担。
检察官晋升，需要经过考试和竞争。晋升为高级检察官，需要司法部的官员进行考察，高级检察官与普通检察官的比例约为1：9，一般需要任普通检察官达到一定年限才可以竞争高级检察官。在晋升时，要公布职位和录用条件。参加竞争的检察官的考试成绩、学历水平、日常工作评定等都是重要的依据。如果检察官表现特别突出，也会破格晋升，但可以有一年的试用期。
3、对检察官的考核和监督
检察官在工作期间，每半年要由检察长作出一份评定，对其工作表现作出评价。每五年还要进行一次综合评定，对检察官的表现打分，作为是否继续留任和晋升的依据。柏林市检察院还有人事任免委员会，由有经验的检察官和司法官员组成，并非常设机构。委员会设有主席，每四年选举一次，不得连任。检察长不能竞选主席。主席选出后，挑选委员，组成高级和普通两个委员会，分别对高级和普通人员的任免、部门设置和人员调配提出建议。委员会每月开会讨论有关问题和人事任免，代表着全院的工作人员，在考核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检察官的监督则主要依据《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司法官员在就任前和任职中都会受到职业道德教育。正如上文所说，德国司法官员普遍素质较高，柏林市总检察院去年只接到两起投诉。通常如果有针对检察官的投诉，司法部会转到州检察院调查处理。如果被投诉的是检察院的高级官员，则由司法部任命官员进行调查。另外，检察机构内部也设有纪律委员会，通过专门的纪律诉讼程序，对公务员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必要时召开有司法议员、检察机构和法院的代表参加的表决会罢免检察官。处罚过程往往是由检察长任命一个独立调查员进行调查，搜集证据，调查属实后报告检察长，作出处罚决定，告知人事部门，并报司法部确认批准，记录归档。处罚的类型大致有：写检查、罚款、减工资、调低岗位级别、调离现有岗位等，当然各州的规定并不完全一样。如果被处罚的人有异议，可以向法院起诉，由司法部任命一个法官来进行独立调查，经过行政法庭下设的纪律法庭审理作出最终判决。
公务员自己发生的犯罪同样由刑事法庭审判，如被判刑一年以上就不能再做公务员。判刑一年以下的，由司法部门决定是否继续担任职务。
四、 学习期间的几点感受
1、处处坚持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学习中，我们所接触到的司法界专家和司法官员都很注重坚持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特别是德国经历了希特勒独裁时代，个人意志左右了国家命运，造成了人民的深重灾难。因此，二战后的德国非常注重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原则，有着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在管理和执法方面严格依法办事，坚持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德期间，从我们所接触的人和事可以看出，法治原则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执法者的心中。从事司法工作的人首先要到柏林市总检察院保留的当年希特勒授意下违反宪法审判的法庭接受教育，了解历史，吸取教训，捍卫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
2、立法执法讲求法律信用。在学习期间，我们注意到，几位司法官员都提到了法律信用的问题。即在立法中，要充分考虑人民对法律的了解，法律变更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保持法律的信用度。立法必须事先告知，对因新的立法造成公民损失的，要有相应的补偿措施；法官只能引用公布了的法规。在立法中如果发现将要订立的条款与已经实行的法律有冲突或重合之处，必须在法律中明示在适用中哪一部法优先，并特别告知公众，以保证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度，从而更好地执行法律。
3、在执法中特别注重人权保障。在参观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德国有着良好的人权保障观念和制度。在看守所和监狱，被关押的人可以选择单间或双人间，参加劳动要按规定领取劳动报酬，可以要求接受心理治疗，有多种途径可以投诉。法院法庭的设置也考虑了人权的需要，如动物园区法院与看守所仅一街之隔，在押人出庭要通过专门的暗道进入法庭，以避免被其他人看到而影响今后的生活。儿童作为证人时有专门的休息室，由专人陪护，可以通过摄像镜头作证而不必直接面对被告人等等。当然，充分保障人权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司法官员几次指出，即使是在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因为财政紧张而造成监狱经费紧张所导致的保障措施不到位、管理人员不足等问题。
4、对青年人犯罪适用特殊的法律规定和教育手段。在学习期间，我们专门了解了青年犯罪的法律规定，参观了青年监狱，直接感受到这个国家对未成年人和青年人保护的重视。德国有专门的《青少年刑事犯罪法》，专门规定了针对青少年（指14—18岁的未成年人和18—21岁的青年人）以教育为主的法律程序和惩戒手段。庭审前后都十分注重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的调查和对青少年的心理矫正，有专门的教育援助工作者和司法援助工作者参与调查，帮助法官量刑，提供司法帮助。开庭时公诉人甚至不一定着制服，以减少对未成年人心理上的影响，对青少年更多地适用缓刑和社区劳动等刑罚方式，在监禁执行中也更多地考虑如何使他们适应社会，提供多样的技能培训和教育。据介绍，柏林市政府一年给青年监狱的经费高达2000万欧元，足见政府对青年改造的重视。
5、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和完善法律规定。在德国同样经历过工业高度发达对环境破环很大的时期。如今，环境保护占有重要地位，相关的法律也是多而细。凡是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和产品，都要预先征收环保税，电池、塑料瓶等都有专人回收和处理。随意丢弃垃圾也是违法行为，要受到法律惩罚。在市检察院的物证室我们还看到了球迷丢弃在草坪上的毛巾、标语，也作为违反《环保法》的证据保存。在德国，处处都体现出保持自然的风格，不追求整齐划一，保留了路边树林的原有风貌。我们所参观的中世纪的皇宫和花园都保持了砂土地，据说这是《土壤渗透法》专门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雨水渗入地下，从而保持地下水位。
五、 通过学习给我们的启示
1、对检察官的培养纳入司法大体系中，有利于统一司法队伍的素质，便于人员在司法机关内流动。
2、弱化行政管理，突出业务特征，合理配备司法官员和辅助官员，实行分类管理，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3、实习期间的轮岗对全面培养和发展司法官员的素质非常有益。
4、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案件管理和侦查是大势所趋，也是我们今后科技强检的努力方向。
5、充分重视心理矫正和与社会的教育衔接对我国的罪犯改造也有着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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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检察制度简介
德国检察机关的设置体制表现为“审检合署”和“双轨制”的特点。德国检察机关不是由国家单独设立，它属于司法部，附设于同级的法院系统之中，合署于法院体系之内，由司法行政机关领导。德国检察机关分为联邦检察机关和州检察机关。联邦最高法院检察院由总检察长领导，总检察长对司法部长负责并接受其领导。州高级检察院检察长是州检察机关的最高首长，统领州的检察工作。根据联邦分权原则，联邦检察机关和州检察机关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之间只是一种诉讼程序上的关系。
德国检察机关是主要的侦查机关。德国的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共同行使侦查权，而且前者领导后者。对于一些及到专门技术的案件，则由警察机关执行侦查，然后将结果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德国检察机关对各种刑事案件既可以直接侦查，又可以交警察机关侦查，警察机关既要执行检察机关的委托和命令，又要在侦查结束时将证据一井移交检察机关。所以，这里即体现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又体现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可见，德国检察机关的这种侦查权，比其他国家显得更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
德国检察机关享有独立的起诉权。德国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类似，对于刑事案件的起诉，是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为主，公民个人提起的自诉为辅。按照法律的规定，除了轻罪和显著轻微之罪以外，检察机关应对案件事实进行主动调查，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采纳的证据查明事实，如果充分证实某种犯罪行为确已实施，则检察官必须提起公诉，无须经任何人认可或否定，即时普通罪行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对于轻罪和显著轻微之罪，如果行为人责任轻微，造成的后果也显著轻微，则检察官可以采取“起诉便宜主义”，即由检察官自由裁量——其结果多为不予追诉。无论是否提起诉讼或中止诉讼，检察机关都可以独立自主地决定，这就是德国检察机关的独立起诉权。
德国检察机关享有对刑事审判和判决执行的监督权。德国检察机关有权通过“声明异议”和“抗告”的方式监督法庭审判活动。“声明异议”主要是对调查证据的异议和对审判官当庭做出处分的异议，“抗告”是对裁定、审判长的决定声明不服的救济手段。德国检察机关是法定的上诉机关，而且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属于法律明确授权的法律救济权力人，即检察机关为了维护被指控人可以开展法律救济活动，而在随之进行的诉讼活动中仍要兼任公诉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德国检察院一身兼二职。《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德国检察机关享有对判决执行的监督权，对于刑事判决的执行，由检察官指挥司法人员来完成。
㈢ 欧盟的反腐做法
欧盟国家的反腐合作受多重国际条约规制
与很多领域的国际合作一样,在机会主义驱使下,反腐合作面临各种博弈论困境,即一个国家可能不会按照最有利于整体利益的规则办事,而采取有利于自己眼前利益的行动。为避免这一问题,确保反腐国际合作取得预期效果,一方面需要合作方各国对反腐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和坚决的政治意志,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和机制去落实这种政治意愿和政治意志。腐败是一种社会公害,这已经是欧盟各国的共识。目前,欧盟成员国的反腐合作主要在以下几个国际法律框架下进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7年制定的《在国际商业交易中打击贿赂外国官员公约》、欧洲委员会1999年制定的《反腐败刑法公约》、联合国2003年制定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欧盟2003年制定的《私营领域反腐框架决定》以及一系列欧盟刑事司法合作框架决定(腐败犯罪是这些决定中被明确列明的合作领域)等。在制定这些国际公约的过程中,各国展现了比较明确的反腐政治意志,例如,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的前言中强调,“腐败威胁法治、民主和人权,损害良治、公平和社会公正,扭曲竞争,阻碍经济发展,威胁民主制度的稳定和社会的道德基础”。2010年欧洲理事会发布“斯德哥尔摩计划”,欧盟各国领导人表示欧盟成员国将继续加强反腐合作,并明确了合作的领域和具体计划,欧盟各成员国也高度重视反腐工作,比如英国政府于2014年制定了详细的反腐计划。
反腐败国际法律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促进各国实体法律规则统一。这些法律对行贿、受贿、向外国官员行贿、洗钱、会计犯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私人领域腐败、公司责任、反腐专门机构等法律术语和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要求各国将其吸收为国内法,为国家间合作奠定了实体法基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国际商业交易中打击贿赂外国官员公约》和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欧盟国家的约束力更强,后者很多条款是非强制性的,具有选择性,而且涉及国家众多,也面临执行困难,因而地区性反腐公约和规则的存在仍然是必要的。
二是推动构建完善的合作机制。这些法律在国家间司法协助、确立“或起诉或引渡”规则、公约执行监督和争议解决机制等方面都有具体规定。需要强调的是,欧盟近年来在刑事司法合作领域颁布了一系列规定,从跨国侦查、取证、逮捕、犯罪所得追回到判决执行等都有了相当超前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反腐跨国合作,因而对于欧盟各国而言,其反腐国际合作已经突破和超越了这几份早期订立的公约确立的规则。当然,“罗马非一日建成”,这些公约仍然是欧盟国家间反腐合作的重要基石,例如欧盟也在整体上加入了欧洲委员会的《反腐败刑法公约》。
▊▊反腐败评估机制对推动反腐合作起重要作用
腐败可能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因而反腐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治理工作,准确评估社会腐败状况和反腐措施实施效果,为进一步预防和打击腐败提供指引,是推动反腐国际合作决策的重要方式。目前,在欧盟,有多种评估机制承担着这样的角色。为监督落实《在国际商业交易中打击贿赂外国官员公约》和《反腐败刑法公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委员会分别设立了国际商业交易中反贿赂工作组以及反腐国家工作组。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责是跟踪、监督公约执行,其中一项重要监督方式是要求各成员国定期提交实施报告,工作组进行评估,作出结论并给出改进建议。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跟踪评估已经进行到了第三阶段。以德国为例,2013年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反贿赂工作组提交了实施报告,对德国就上一阶段的建议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并指出了不足,提出了进一步建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反贿赂工作组也会发布分析报告,对国际商业交易领域的腐败状况和反腐工作进行评估。例如2014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海外贿赂报告》,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反腐公约生效以来的427个跨国腐败案件为数据支撑,对跨国腐败进行了评估分析。欧洲委员会的反腐国家工作组也遵循类似的工作机制,目前已经进行了多轮跟踪评估。
为落实“斯德哥尔摩计划”,欧盟委员会在2011年向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欧盟反腐工作的通报中,提出了建立“欧盟反腐报告”制度的设想。在这份通报中,欧盟委员会认为腐败造成欧盟各国每年至少1200亿欧元损失,各国反腐工作需要继续加强。欧盟反腐报告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指示系统,通过它来反映欧盟各国的腐败状况,反腐取得的成效、不足,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而来监督和推动各国反腐工作。该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2014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欧盟反腐报告,该报告事实上借鉴和吸收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委员会的腐败评估机制和一些具体数据,内容非常详实。该报告首先公布了欧洲民意调查机构对欧洲民众的腐败感知度的调查结果。例如根据该项调查,丹麦、芬兰、卢森堡和瑞典受访者很少被期待去通过行贿达成某些目的,在英国1115个人中只有5个人被期待去行贿,在欧洲各国中比例最低。但是受访者普遍认为腐败在本国的存在比较广泛(自己未必就经历过腐败),这一比例平均高达74%。在行贿经历方面,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波兰受访者行贿经历最多,比例分别达到13%、14%和15%。平均26%的受访者认为贿赂影响到他们的生活,67%的受访者认为政治选举资金不透明,需要监督。该报告还从政治维度、控制机制和预防、惩治、风险领域等四个方面介绍了欧盟各国的反腐整体状况,重点分析了诸如政治选举中的腐败、官员财产公开、利益冲突避免机制、反腐机构的运行效果、微小腐败、地方腐败、海外贿赂等问题。该报告重点阐述了政府采购领域存在的腐败问题,这反映出政府采购腐败被欧盟认为是各成员国面临的最严重的腐败领域。最后,该报告对各成员国的反腐状况分别进行了概括分析,指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比如欧盟建议英国加强军工产业领域的反腐和银行业责任监管,再比如欧盟指出腐败仍然是意大利面临的一大挑战,建议意大利加强国家反贪局的建设,等等。
事实上,反腐报告、评估机制对推进国家间反腐合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将国际组织的垂直审查、纵向监督、总体协调与政府间的双边审查、多边监督、平行施压相结合,促使各国遵守规则并进行改革,实现共同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一再重申反腐政治意愿,持续跟进反腐措施落实,反腐国际合作走上了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
▊▊欧盟反腐合作的落实最终通过法治化机制实现
法治不仅是国内治理的最佳方式,也是国际治理的重要方式。欧盟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合作已经基本实现了“去政治化”,走上“法治化”道路,开创了国家间司法合作的新局面。反腐合作最终也要落实在法治化机制上,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是,通过法治化,任何争议都可以通过理性平和的司法渠道得到充分论证、辩论和裁决。例如,一国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对他的追捕应该有明确、高效和可操作的规则,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拖延、资源消耗,甚至外交和政治纷争。
目前在欧盟层面,有多个组织和部门致力于推动欧盟反腐司法合作。除了欧洲司法组织、欧洲司法网、欧洲警察办公室以及筹备中的欧洲检察官办公室等一般性司法合作组织外,还有诸如欧洲反腐伙伴组织和欧盟反腐联络网等专门性组织。这些机构更多的是发挥协调、沟通和组织作用,他们通过召集会议、制定标准、发布操作手册、提供司法培训等“软性”措施来推进反腐国际合作。例如欧洲反腐伙伴组织和欧盟反腐联络网2012年联合发布了反腐机构标准手册,对各成员国反腐机构的建设提出标准化的建议,涉及坚持法治、独立性、负责任原则,保持廉洁、公正性、亲民性,确保透明度和保密,加强资源保障,加强人员招聘与职业培训,加强机构间与跨国间合作,坚持防止和打击腐败的整体化路径等方面。而根据欧洲司法组织2014年年度报告显示,腐败犯罪已经成为欧盟司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欧洲司法组织参与协调处理的成员国间跨国反腐司法合作案件2012年为30件,2013年为52件,2014年为55件,数据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在这些司法合作请求中,主要请求国包括西班牙、希腊、克罗地亚、意大利和拉脱维亚,而主要被请求国集中于英国、奥地利、德国和荷兰等国。
下面,笔者以伊利亚诉雅典上诉法院案为例,说明欧盟反腐合作的法治化图景。伊利亚原本是雅典初审法院一名法官,因行为不端,于2005年7月被解职。在被解职前数日,她离开希腊前往英国,并用假身份定居英国。伊利亚在希腊遭到检方多项调查和指控(包括腐败、滥用职权、洗钱、诈骗等),部分轻罪(失职罪和掩饰回避事由罪)在其缺席的情况下已经作出定罪判决。希腊检察官先后向英国检方签发5份欧洲统一逮捕令,请求英国司法机关逮捕并移交伊利亚。英国检方执行了相关逮捕令,于2011 年5月将伊利亚逮捕。英国检方将案件移送威斯敏斯特治安法院审理,初审法官驳回了伊利亚的各项抗辩,批准了引渡决定。伊利亚不服裁决,上诉到英国高等法院行政分庭,上诉法院驳回了伊利亚的各项上诉请求,维持了引渡决定。在该案中,英国检方代表希腊检方出庭支持逮捕令请求,伊利亚聘请了律师并提出多项抗辩。案件主要争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逮捕令中的“失职罪”和“掩饰回避事由罪”是否是可引渡罪名的问题;逮捕令所涉及的腐败重罪是否成立的问题;如果将伊利亚引渡回国是否会受到公正审判和公正待遇的问题等。在该案审理中,涉及到双重犯罪原则适用、对请求国人权状况的评估等方面,从判决说理和结果看,英国的司法机关对希腊司法决定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认可和信任。由于腐败犯罪是《欧盟成员国之间实施欧洲统一逮捕令及其移交程序的框架决定》等司法合作规则明确的合作领域,不受双重犯罪原则审查,因此英国司法机关并不会在伊利亚涉嫌的腐败行为在英国法上是否实质地构成犯罪进行论证。换句话说,英国检方不需要去证明请求国提交的证据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相反地,在“失职罪”等罪名上,因适用双重犯罪原则,请求国提交的证据必须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在英国法上也构成犯罪,因而其证明标准是不一样的。总之,各种争议都可以通过法治途径得到妥善解决。
欧盟各国的反腐合作表明,反腐作为一项重要而敏感的国际治理工作,需要坚决的政治意志、充分的政治互信、完善的国际规则和健全的实施机制,需要坚持预防和打击并重,而无论如何,最终都需要建立一种制度化、法治化的反腐合作机制。当然,反腐司法合作对国家间法律规则的趋同、各国人权司法状况改善等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意味着,合作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制度基础上。
㈣ 有谁知道关于“商业贿赂”的国外文献综述啊急求。。。“贿赂”相关的也行
一、国外立法分析
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中常见且危害性较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立法予以规制。国外有关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主要是将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内容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者反垄断法中，如德国、美国;也有个别国家针对某一类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特别规定，如日本。
1.德国对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
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时该法也是世界上最早对商业贿赂行为做出惩罚规定的相关法律。该法第十二条即是关于禁止商业贿赂的规定，涉及商业企业职员的行贿和受贿两方面的内容:(1)在商品交易中，行为人以竞争为目的而给商业企业的职员或受任人提供、许诺或授予一种利益，以此作为在取得商品或工业给付时以不正当之方式给自己或第三人换取优惠的相应给付，于此情形，应对行为人科以最高为一年的徒刑或罚款;(2)商业企业的职员或受任人在商业交易中要求、让人许诺或接受一种利益，以此作为在取得商品或工业给付时以不正当之竞争方式给他人换取优惠的相应给付，应对该职员或受任人同等处罚。而其反腐败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德国刑法典》。刑法对贿赂等涉及腐败行为的制裁有两个：有期徒刑和罚金。有期徒刑最短3个月，最长10年。对于罚金的规定更体现了可操作性的特点。如把受贿处罚金额定为5欧元，连续三次受贿5欧元就要被开除公职，并且对行贿与受贿者的处罚是对等的。此外，公务员法律还专门规定，任何公务员接受礼品包括公务礼品都必须申报上交，征得上级同意才能留给个人。如果所收礼品涉及金钱，50至80欧元之内的，必须交由所在部门内部处理，超过这一限额的必须交上级组织和人事部门处理。1997年8月13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反腐败法》，提高了贿赂罪的量刑幅度；对公职人员的贿赂罪从重处理。1998年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联邦政府关于联邦管理部门反腐败的行政条例》，对联邦政府部门制定反腐败措施进行了指导性的规定。2004年联邦内政部颁布了新的《联邦政府关于在联邦行政机构防范腐败行为的条例》，在条例的附件中将可能发生腐败的迹象概括为中性迹象和报警性迹象两类。中性迹象包括：公务员有不合理的高水准生活；对变换职务或者调动工作表示出令人费解的抵制；在未获得批准或未进行说明的情况下从事其他兼职工作；出现酗酒吸毒或赌博等社会问题；同一些企业之间有不同寻常的私人交往；特别夸奖和照顾一些企业以及获得企业方面的慷慨赞助等现象。报警性迹象包括：公务员无视有关规定；不断发生“小过错”；做出不同寻常且令人费解的决定；滥用裁量空间；有意回避检查；隐瞒某些事件和情况；试图对不属于自己管辖范畴的决策施加影响；以沉默的方式容忍违法行为；对可疑的现象或事件没有反应等现象。
值得说明的是，在1999年以前，德国国内企业间的贿赂行为以及企业在国外的贿赂行为并不受德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随着1999年《OECD防腐败公约》的生效，德国国内企业间的贿赂所得以及企业在海外的贿赂所得要被一并没收，且当事人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被处以罚款。加上1997年通过的《反腐败法》和2004年颁布的《联邦政府关于在联邦行政机构防止腐败行为的条例》以及联邦内政部颁布的其他几项针对治理贿赂等腐败行为的法令，德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大网正全面张开，且越来越密。
2.美国对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
美国是世界上非常重视反商业贿赂的国家之一，建立了严密的法律规制的体系，保障美国的市场竞争秩序的良性运转，极大的促进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超过英国，并保持直到今天在全球领域的领先地位。
19世纪70年代中叶，美证监会调查发现，400多家美国公司在海外有贿赂行为，涉及3亿多美元的资金，117家问题公司是《财富》杂志500强企业。这次调查成为《海外腐败行为法》的起因。1977年，美国制定《海外腐败行为法》，适用于美国公司在海外的腐败行为，适用于任何公司以及为公司效力的高管人员、董事、雇员或代理，旨在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其规定的受贿人，并不按照其行政身份确定，而是看其是否实际行使政府公共权力。这样，所有使用公共权力的人员都可以成为受贿主体，比如受委托为政府进行设计的私人设计师以及受政府控制的商业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同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通过了《打击贿赂国际商务活动中外国官员行为公约》(美国以及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会员国)。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修订了《海外腐败行为法》。该法主要有两部分内容：其一是要求公司根据《海外腐败行为法》加强公司的财务制度；其二即是关于反贿赂的规定。其中对“公关费”和贿赂之间的区别做了明确的界定：前者是为了得到某位官员的接见或确保货物能通过海关而支付的费用，后者则是为了影响别人的决定或为了得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而支付的费用。
《海外腐败行为法》主要针对美国公司海外贿赂行为，就其国内来看，美国通过《罗宾逊一帕特曼反价格歧视法》《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等形成的公平竞争机制与反垄断机制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从而使商业贿赂在美国难以兴风作浪。首先就公平竞争机制而言，在近乎白热化而又很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把成本控制在最合理状态成为决定公司经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机制下，就不太可能出现公司采购和营销人员通过商业贿赂舍弃低价产品和服务转而购买高价商品和服务的情况，因为这样的结果将导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无人问津和公司无法生存，无论公司领导层还是股东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是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没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就反垄断机制而言，垄断行为是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最大体现。为了从垄断者手中获得产品和服务或者向垄断者出售产品和服务，不正当的幕后交易由此产生，从而也很容易导致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为此，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采取措施大力打击市场垄断行为，其市场反垄断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由于美国几乎没有任何产品和服务是被少数一两家公司把持的，交易双方面对的是公平的市场。因此，企图通过商业贿赂来获得非正当利益的行为自然没有什么市场。 由此，也可以看出商业贿赂与其他不正当竞争手段相互纠缠在一起，治理商业贿赂不能只单纯狭隘的进行，整个市场大环境的改善应该是同步的。
3.日本对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
商业贿赂是日本各种贿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它不仅对经济问题本身产生影响，而且还时常涉及到政治领域，比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曾出现的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行贿案 。当前，日本已经在法律上筑起反商业贿赂的重要防线，构筑起一整套比较有效的制约机制，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商业贿赂问题的发生。
首先日本刑法将商业贿赂统一为行贿罪和受贿罪，无论在商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具有行贿或者受贿行为必须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并且，日本界定的贿赂范围相当广，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贿赂，包括提供性服务以及高规格的宴请和接待等。利用手中掌握的权限，在经济活动中要求他人给予金钱、物品或者提供其他好处的，以及接受或者约定接受利益和好处的属于受贿行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日本有关部门对行贿受贿罪的查处十分严格。在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行贿案，田中角荣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首相的影响力，为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牵线搭桥，向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推销一批大型客机。在接受好处费的“洛克希德”事件中，首相田中角荣被逮捕，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日本还制定了《公益举报人保护法》，努力保护揭发和透露公司主管或分管人员违法舞弊行为的举报人。规定要为举报人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其次，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雇或用其他任何形式打击报复举报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按有关法律严肃处理。另外，日本大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防止和制约商业贿赂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严格的招投标制度，只要超过一定数量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项目均采用真实的招投标制度，企业的最高领导人不直接参与招标工作，具体的招标工作由具体部门组成的招标小组进行。还有人对招标小组有无违反招标程序进行检查监督，防止个别人在招标中营私舞弊，接受贿赂。如果企业发现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接受贿赂，给企业造成损失的，除了赔偿损失之外，有关人员还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4.其他国家对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和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英国在治理医药市场的商业贿赂现象很有成效，分别于1968年颁布《药物法》和1994年颁布的《药品广告法》，其中就规定:如果医药公司为了推销其产品给购买药品的单位或医生提供免费旅游、免费饮料、食品及其他物品和代金券，其负责人将被处以最高额为5000英镑的罚款以及最高2年的监禁;受贿人也将受到同样的处罚。
奥地利《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竞争对手和雇员行贿与受贿给予刑事制裁。该法第十条规定:禁止为获取商品或者服务供应上的优势，通过不正当的行为向企业的雇员或者代理人提供、许诺或者给予礼品或其他利益。该禁止性规定同样适用于雇员或者代理人为不公平的商品或服务的供应，而接受礼品或其他利益。这些禁止性规定只适用于经营过程的行为，既包括购买，又包括销售。尽管法律对商业贿赂行为规定了刑法制裁，但还会依照民法产生民事后果，如停止侵权行为和损害赔偿。按照该国最高法院判例，允诺在特定商品销售成功时给予对方雇员礼品或者奖金的行为，属于禁止之列。
国际上，1997年在美国极力推动下，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发表了《反行贿受贿公约》，在该公约的序言中指出:行贿行为已是国际商业活动中，包括贸易与投资活动普遍存在的现象，引起了道德和政治方面的严重忧患，破坏了良好的管理与经济的发展，扭曲了国际竞争条件。到2002年已经有32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根据该公约通过了新的反贿赂法案，将反商业贿赂范围从国内公司扩大到国外公司。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第58届大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政府是该公约的创始缔约国，积极参与了该公约的起草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10月完成了对加入该公约的批准程序。
5.境外立法总体评价
从上述列举说明中可以看出，以上各国以及国际条约在规制商业贿赂上的立法都有各自的特色。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历史比较悠久，并且与刑法、公务员法等结合紧密，有利的打击了德国商业贿赂行为。美国有十分完备的竞争法体系，其中《海外反腐败法》是最具影响力的，其立法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推动了国际反腐败的进程。并且其立法能随着经济形式的变化和各公约的签订与生效，不断得到修订，使商业贿赂的治理取得了积极地成效。而日本对商业贿赂范围界定相当广泛，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贿赂，连微小的商业贿赂事件也决不放过。对行贿受贿罪的惩处也十分严格，对国家公务员、国有公司、私营部门的贿赂行为都分别有单独的法律予以规制。经合组织与联合国的立法近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反商业贿赂的国际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总体上来讲，国外立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对商业贿赂内容的界定十分宽泛
在西方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对商业贿赂的内容的界定十分宽泛，不局限于财物，而是把作为交换的利益好处都算作贿赂。如加拿大相关法律中规定商业贿赂涵盖“金钱、兑价物品、职务、住所或雇佣、货款、奖赏或任何利益”，也就是说包括所有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芬兰明确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不准接受商界的任何吃请和游山玩水，否则，均被视为受贿行为。日本也将受贿行为的形式分为事前受贿、事后受贿、斡旋受贿和第三者受贿。
(2)以损害竞争的公平性作为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标准
国外立法大多未在具体法律条文中罗列商业贿赂行为类型，而是以是否实质损害竞争、影响公平性原则为标准对回扣、折扣、佣金进行规定的。如美国《罗宾逊一帕特曼法反价格歧视法案》规定，不管是回扣、还是折扣，如果对竞争有损害，都是非法的。英国对贿赂的定义体现出影响公平这一标准，规定贿赂是指为影响公职人员工作行为，向公职人员提供或公职人员接受任何不适当的报酬，使其做出有悖于诚实和正直原则的举动。
一些发达国家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相对较“宽”，不是以“好处”兑现与否作为认定标准，而是把有约定或许诺给予“好处”的行为即认定为商业贿赂。这种认定标准对于预谋犯罪很有威慑力。如日本法律规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限在经济活动中要求他人给予金钱、物品或者提供其他好处的，以及接受或者约定接受利益和好处的属于受贿行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新加坡《预防腐败法》规定，代理人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非法接受、索取或同意接受、意图索取他人作为诱金或酬金的报酬，从而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实施与其委托人的事务相关的行为，或者就与其委托人有关的事务给予或不给予某人好处或不利之处；任何人非法给予、同意给予或提供给代理人报酬作为诱金或酬金，从而使之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实施与其委托人的事务有关的行为，或者就与其委托人有关的事务给予或不给予某人好处或不利之处，不管目的是否实现，均构成腐败性交易罪。
（3）建立了健全的防治商业贿赂法律体系
在境外立法层面，各国除了制定有关防治商业贿赂的专门法律外，还将治理商业贿赂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将治理商业贿赂纳入反腐败的法律体系中。如为了规范和监督经济活动和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美国于1921年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1978年又颁布了《独立检察官法》，将任命独立检察官来调查政府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做法制度化、程序化。法国的《资产透明法》规定，政府官员上任后就必须向有关部门提交个人及其家属的财产状况清单。韩国2002年制定了《反腐败法》，将政府官员收受商业贿赂的行为列为重点反腐败对象之一。
二、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商业贿赂是经济社会中的伴生物，它存在于各国经济生活和法律规范之中。鉴于各国政治经济体制、价值取向、利益诉求、文化传统、社会现实以及公约宗旨等不同因素的影响，故对商业贿赂的研究又各有差异。
1．对商业贿赂概念的研究
有关商业贿赂的概念，国外学界主要存在两种定义模式。第一种为单向性定义模式，即仅指“商业行贿”，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 商业贿赂是指在不公平的商业活动中，买卖一方以给付对方雇员或代理人利益的方式击败其他竞争对手的行为。《布莱克法律词典》对商业贿赂的解释是：行贿潜在买方的代理人或雇员以在商业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定义尽管概括性强，但却无法摆脱模糊性的嫌疑。第二种双向性定义模式，即商业贿赂包括行贿和受贿。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的定义为：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对企业的职员、受任人提供、允诺或授予一定的利益，或企业的职员或者受任人在商业交易中接受他人给予的利益，以不正当方法使他人在购买商品或营业商的竞争中受到优惠。较之第一种定义，此种定义更为全面、周延。
2．对商业贿赂行为主体的研究
国外的研究中，一方面，对商业行贿主体并没有进行过多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商业行贿主体。例如，韩国在《公司法》中将对商业行贿主体界定为向受贿者承诺、提供利益或者作出提供的意思表示者，没有限定主体的性质及经营资格。另一方面，国外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对受贿主体未有“交易相对人”之限制。例如，美国对商业受贿主体范围的规定比较宽泛，包括交易当事人、代理人、中间人、公职人员和政党等能对交易产生影响的主体。这种观点是十分值得我国立法研究学习和借鉴的。
3．商业贿赂行为的相关研究界定
国外对商业贿赂手段的界定十分宽泛，把用来交换的利益好处都认定为贿赂。例如，日本将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贿赂，包括提供性服务以及高规格的宴请和接待等；新加坡对商业贿赂手段的规定更为详尽。《新加坡预防腐败法》第2条对作为引诱或酬金的“报酬”界定为：(a)金钱或者任何礼物、贷款、费用、酬金、佣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财产或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b)任何职位、就业或者合同；(c)任何贷款、合同债务或其他债务的部分或全部支付、免除、清偿或清算；(d)任何其他服务、好处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护使之免受任何刑罚、褫夺资格的处分或逮捕，……还包括行使或放弃行使某种权利、职权或职责等。而在商业贿赂表现形式方面的研究，欧美国家则无疑走在了我国的前面。美、德等国家很早便将佣金、折扣等行为纳入商业贿赂的研究范围内，并予以进一步的立法限制，如额度限制。对于附赠问题，日本的研究则又十分具有借鉴意义，《不当赠品及不当表示防止法》的相关规定正是其成功研究成果的显现。
4．对跨国商业贿赂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商业贿赂行为也呈全球化蔓延。国外对商业贿赂的研究工作，已经扩展至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是一部将反商业贿赂延伸到境外的法律，这部法律实施以来，由于美国政府执法有力，成效显著，形成了很多著名的案例。其在治理本国商业贿赂犯罪的同时，注意到商业贿赂跨国发展的趋势，关注以他国人员为对象的商业贿赂行为。这是十分值得我国立法研究予以学习的。
㈤ 各国廉洁奉公的做法
制定法律 规范行为
反腐败是当前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为了防范、遏制和惩处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各国政府大都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此来确定公职人员的廉政义务，防止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和营私舞弊，严厉惩处公职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
美国在1978年修订的《文官制度改革法》中，对政府雇员的义务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公职人员必须奉公守法、廉洁自律、不得贪赃枉法、不得以权谋私、不得营私舞弊、不得参加政治捐款等政治性金钱收受活动。新加坡政府先后出台了《公务员法》、《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财产申报法》。《现行反贪污法》、《没收非法利益条例》等。还有一套五卷本《指导手册》。这些法规和条例对公职人员的工作、生活、言论和行为一一作了规范。韩国相继制定了《腐败防止法》、《反洗钱法》和《政治资金法》。菲律宾在1989年推出《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以立法形式规范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并以法制的力量保证其有效实施。英国、瑞典、德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
这些法规和条例主要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受贿等行为进行明确规范。
关于限制公职人员经商和兼职，许多国家的公务员法都有专门章节作出明确规定。瑞士《联邦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餐馆、咖啡馆等。法国《公职总法典》规定：“公务员有义务把全部职业活动用于完成所赋予他的使命，因此，禁止公务员兼任其他有利可图的工作”，“在行使职权或在任职期间如犯有过失，给予惩戒制裁”。
日本《国家公务员法》对公职人员的行为有更为详细的规定。如该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职员不得兼任商业、工业、金融业等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公司和其他团体的负责人、顾问或评议员，也不得自办营利性企业。”第二款规定：职员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在营利企业中应允或担任与国家机关有密切关系的职务。该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所有职员必须做全体国民的服务员，为公共利益进行工作，工作时应竭尽全力，专心致志。”
美国1989年修订的《道德改革法》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不得在外兼任与其职责利益相冲突的工作或从事与其职责相冲突的事务，包括不得利用职权谋求工作。
关于禁止公职人员索贿和受礼，许多国家在立法中要求所有公职人员不得接受来自任何方面、任何形式的馈赠和捐赠。奥地利《公务员法》规定，不许索贿、受贿和随便受礼，即使是名誉性礼品。美国《道德改革法》规定，公务员接受价值300美元以上的礼品必须作出说明，并将礼品上交。
韩国2003年2月18日公布的《公务员保持清廉行动纲领》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一年之内接受与本人业务无关的礼品的总数不得超过15万韩元；公职人员可以接受茶水、咖啡、公共聚餐等一般性招待，但不能接受与本人职业有关的礼金和礼品；公职人员赠送红白喜事的礼金不能超过规定的范围，并需向“公职人员道德委员会”如实申报。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独立、有权威、体系完备、强有力的国家廉政机构，是廉政建设不可缺少的。为了保证廉政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许多国家都是成立了相应的廉政机构，对公职人员腐败行为进行防范和打击。美国有“公务员风纪署”，法国有“惩戒委员会”，日本有“政治伦理审查会”，奥地利有“纪律委员会”，韩国有“反腐败委员会”，新加坡有“腐败行为调查局”。这些都是国家级廉政工作机构。为了强化廉政法制的权威性，各国对廉政机构赋予了很大权力，并从工作机置、人员配备、领导体制等方面加以规定。与此同时，芬兰、丹麦、奥地利、法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荷兰等80多个国家建立了行政监察官制度，主要目的是监督公职人员遵守法律，履行职责，确保公民的自由权利不遭侵害。
加强防范 遏制腐败
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预防性立法，制定了回避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和轮换制度，以防止公职人员以权谋私，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回避制度是为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用地位和职务之便为其亲属谋取好处或优惠。国外立法一般都规定，不允许官员雇用、提升或推荐自已的亲属到该官员执掌或控制的任何机构及部门工作。奥地利《官员法》规定，凡夫妻关系、直系亲属或不超过三代的旁系亲属关系以及有过继、连襟、联姻或承嗣等关系的公职人员，遇到管理钱账或一方对另一方有直接指挥权或监督权的情况，不得安排在一个具体单位工作。瑞士规定，有联姻关系或有父子、兄弟、叔侄等近亲属关系的人，不得担任有隶属关系的职务。法国规定，当公务员的配偶以职业身份从事一项有利可图的私人活动时，该公务员必须向其所属的行政部门或公共事业单位声明。
财产申报制度已成为一项世界性反腐败举措。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确定和分清其取得财产的手段是否合法。许多国家都制定和颁布了要求政府官员申报财产的法律。财产申报制度一般都包括财产申报对象、财产申报时间、财产申报内容、对财产申报违法处罚等方面，既全面，又明确，便于操作和执行。美国《道德改革法》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并公开自己以及配偶的财务情况，包括收入、个人财产等，以后还须按月申报。对财产申报资料的接受、保管办法、保存期限、公开方式、查阅手续、审查以及对拒绝申报和虚假申报的处罚办法也都作了详细规定。此外，美国《廉政法》也规定政府有关官员必须填写财产和收人申报单，逾期不报，将被司法机构起诉。申报单由廉政办公室审查，一旦发现有违法收人，立即处理。申报单可供新闻机构和公众查阅。法国1988年出台的《政治家生活资金透明度法》规定，公职人员必须依法对其拥有的财产状况，包括财产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指定的监察机关作出报告，以接受审查和监督。一旦发现公职人员所拥有的财产与其合法收入不相符，而该官员又不能说明其正当来源的，即视为非法所得予以惩处。墨西哥2002年在互联网上建成“政府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接受和处理系统”。公务员可通过网络向该系统发送个人财产资料完成申报，那些不具备上网条件的公职人员，可提交附有个人签名的打印文本。2002年，墨西哥国家审计局对1万名没有按时在政府指定的网站上申报财产状况的国家公务员作出了停薪留职15天的处罚。
轮换制度主要是培养公务员适应各类工作场合的能力，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使政府官员很少有机会通过长期控制某个部门，得以结成营私舞弊的关系网。日本政府规定，国家高级公务员一般两年左右调动一次工作；中初级公务员，一般3年左右调动一次工作，这些调动主要在不同科室之间进行。除此之外，日本政府的各机关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国营企业之间，也相互进行公务员岗位轮换、交流。这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十分普遍。美国每4年政府换届时，都有3000名至5000名联邦政府官员易职。易职的方式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人员交流。这种交流为期一年或一年以上。
触犯法律 严肃查处
对于公职人员违反有关法律以权谋私行为，在各国的公务员法中，都明确规定了惩戒措施。许多国家将以权谋私作为廉政法制的主要内容，对这种行为实行严厉制裁。一般除了规定比较重的剥夺人身自由权利的刑罚外，同时还要在经济上给予处罚。
美国联邦刑法法典规定，任何政府官员如果收受的财物价值超过7000美元，就要处以相当于其收受财物价值3倍的罚金，或者判15年以下的监禁，或者取消其政府官员的资格。里根政府中担任白宫办公室副主任的迪佛曾为美国政府官员和议员拉大笔生意，从中谋取私利，最终被判处15年监禁。
德国规定，公务员接受礼品不能超过50马克，否则就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其中包括警告、严重警告和开除公职。此外，德国政府从刑法角度制定条例，严厉处罚在经济活动中违法的官员，例如公职人员在政府招标过程中违反自己的职责，让给自己好处的某投标方中标，这种受贿行为就要受到刑法的制裁。处罚的第一个等级是坐牢3年（如果当事者是法官就要坐牢5年），第三个等级是坐牢10年，同时还要罚款。罚款数额根据情况从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额至10年的工资额之内判定。英国规定，公务员有贪污受贿、滥用政府基金行为的即被开除，并丧失领取退休金资格，构成犯罪则予以刑事处罚。
在各国的有关法律和法规中，对公职人员的住房、用车、医疗、公务接待等待遇一般都有严格的规定。一旦违反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例如，在公务员用车方面，许多国家按照官员的级别，提供专车或公务车。专车只能用于公务，不能用来办私事。配备专车的官员辞职或退休后，立即取消其使用专车的资格。德国各级官员办理公务时，用车一般不受限制，但限定用车范围。比如，柏林的官员一般只可在柏林市范围及其附近地区履行公务时使用专车。如果到外地出差，应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芬兰专车只限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使用，正常上下班和个人私事都不得无偿使用专车。使用专车上下班也可以，但这属于额外的待遇，等于增加了个人收人，应该照单纳税，如果隐瞒不报，将视情况受到轻重不一的处罚。
为了防止公职人员亲属利用不正当途径谋取私利，许多国家在制定有关法律时专门就此作出了相应的预防性规定，其中包括亲属回避制度。同时，各国还对公职人员亲属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韩国总统金泳三之子因贪污于1997年被捕人狱。在金大中任韩国总统期间，其两个儿子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为公司和企业疏通关系为名，大肆收受钱财，被韩国检察机关以违反“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 中的“斡旋获利” 条款进行起诉，最终双双被判刑，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