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运动伤害法律法规

❶ 打篮球的时候碰撞对方意外受伤，需要赔偿吗

打篮球把别人撞伤了的，如果属于合理的身体冲撞导致的伤害的，则不需要给予伤者赔偿；因为篮球这种人体直接接触的对抗性体育运动，完全有可能发生人身损害后果，自愿参加这种具有风险性的竞技运动，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合理的身体冲撞导致的伤害属于意外，撞人的一方没有赔偿责任。
但是如果是由于个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另一方被撞受伤的，则撞人的这一方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❷ 打篮球意外受伤责任怎么来承担

篮球活动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在运动过程中既可以增强体质，也可以增进友情。但竞技运动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如果在打球途中受伤，责任该如何承担呢？
网友咨询：
打篮球意外受伤责任怎么来承担
律师解答：
篮球运动作为一项具有群体性、高强度对抗性及人身危险性的竞技体育运动，存在潜在的运动伤害风险，对于因篮球运动导致身体对抗造成的伤害，每个参与者都有可能是损害的制造者或者风险承受者，运动参与者自愿参加这种带有一定风险的竞技体育运动，应认为参与运动者默视他人在符合运动规则的情况下，愿意承受对抗运动中由此而生的损害，即同意自甘风险，而损害后果除因其他参加者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外，一般应由受害人自行承担。
律师补充：
自甘风险行为的构成要件：
1、受害人作出了自愿承受危险的意思，比如参加对抗性的体育竞技比赛；
2、这种潜在的危险不是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也不是社会公序良俗所反对的，且这种危险通常被社会所认可存在或者难以避免的。
3、造成损害的其他参加者的行为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法律法规】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

❸ 体育运动伤害法律法规

‍刑法介入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限度应以促进体育竞技健康发展为宗旨，以刑法干预最低限度为原则。其介入范围应分类而定，对于与体育竞技关联伤害行为应全面“入罪”，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应部分“入罪”，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应全面“入罪”。其刑事责任的承担也应区别对待。
几乎每一场体育竞技运动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伤亡事故，从危害后果来看，与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过失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等造成的危害结果并无二致，但绝大多数的体育竞技伤害行为被行业内部规范所“消化”，并未进入刑法规制的射程圈，从而免受刑事责任的追究。尽管体育竞技伤害行为不同于现行刑法中的普通伤害行为，有其自身特殊之处。然而，体育竞技不是法外之地，从事体育竞技运动并不等于取得刑事责任的豁免权，体育竞技场也不是犯罪的避难所[1]，这已在体育学界和刑法学界得到应有的认同。刑法到底应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围内介入对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规制，使之既能够助推体育竞技运动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惩治和预防体育竞技伤害的犯罪行为，以寻求两者的完美平衡，这无疑需要高超的立法技术。如何把控刑法规制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限度和范围是一个困扰学界的疑难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1刑法规制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限度
11以促进体育竞技的健康发展为宗旨
应该清楚，寄希望于体育竞技参赛人员的“自我救赎”或通过向其输送“道德净化”来解决体育竞技伤害违法犯罪问题，简直是不切实际的赌注。体育竞技领域不能成为犯罪的“世外桃源”，刑法对此不能熟视无睹。但刑法介入体育竞技领域应审时有度，必须以促进体育竞技健康发展为宗旨。为此目的，必须防止“两极化”现象。
第一，刑法介入不能过度。让刑法干预体育竞技的各种违法犯罪伤害行为，期望依靠刑法手段解决所有体育竞技的伤害问题，同样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妄想。一方面，它可能会忽视体育竞技行业内部的管控。针对体育竞技伤害行为，一般要遵循行规制裁前置原则，依靠预设的比赛规则、体育各专业协会的行规习惯以及体育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来解决[2]，如禁赛、罚款等。但行规制裁亦不能排斥法律，只有当行规制裁不足以预防和威慑此类行为的滋生时，并且当这种行为具有违法的可罚性时，刑法方可介入。刑法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只能作为一种“不得已”的辅助手段出现。
另一方面，刑法过度介入将会阻碍体育竞技的健康发展。如果刑法不顾及人们对体育技竞伤害行为的容忍范围或程度，与社会上的普通伤害行为一视同仁，必将导致体育竞技运动的颓废或消弭。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施以过分严厉的刑罚处罚，无异于给参赛运动员的竞争行为带上“紧箍咒”。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总担心自己的竞争行为会超出“红线”，不敢进行身体对抗而畏手畏脚、小心翼翼地处理好各种身体对抗行为，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参赛运动员的斗志或激情，这直接影响到体育竞技的精彩程度和可欣赏性，而缺少激烈对抗和热情激扬的体育运动将会索然无味。那么，刑法就变异为迟滞竞技体育精彩的“减速带”，也成了阻碍竞技体育的“轨条砦”。因此，刑法对体育竞技的管控应以不阻碍体育竞技健康发展为要件，同时考虑社会伦理道德的容许范围，进而给人们预留一个合理的行为空间，并放任人们在这一空间之内进行此类行为，一旦在刑法给予的这个范围被滥用并危害到人们可容忍的限度时，刑法才得以干预。
第二，刑法介入亦不能松弛。将体育竞技的伤害行为都诉诸于行业内部处理，使体育竞技领域成为脱逸于刑法管控的一片“净土”，同样也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如此，体育竞技就真的会变异为犯罪的“避风港”，这会纵容大量严重违规违法行为横行，甚至于一些恶意伤害现象滋生不断。从现今乱象丛生的体育竞技比赛就可见一斑。近几年来，体育界“黑哨”“赌球”“假球”“群殴”以及“兴奋剂”等丑恶现象层出不穷，而对其追究刑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这不得不说与刑法手段管控体育竞技领域的疲软有一定关系。正如有学者认为，对于类似在运动竞赛中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都使其逍遥法外，极不利于运动竞赛的健康发展，只会徒增或助长赛场上的野蛮粗鲁，甚至下黑手，不正赛风泛滥，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这对于体育竞技运动简直是场灾难。
第三，刑法介入应宽严有度。公平正义是法律永远的价值追求，法律对人们的行为做出普遍调整，在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要保障人们的自由权利，从而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正是因为法律蕴含的公平正义，所以立法者在创设一项刑事法律制度时既要考虑法益保护，同时也要考虑权利保障。反映在体育竞技领域，刑法介入既不能过度而不顾及参赛人员的自由权利，也不能过于松弛而忽视了体育竞技秩序的维护，关键在于如何在保障体育竞技的健康发展和惩治预防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滋生之间寻求一个法益保护的最佳结合点，这个最佳结合点就是刑法介入体育竞技领域使所受到的法益损失相对最小化，而法益保护达到最大程度化。
12以刑法干预最低限度为原则
刑法介入体育竞技领域还要以刑法干预最低限度为原则。刑法干预最低限度原则要求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最后手段性而出现，这是由刑法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和高成本性所决定的。如果不管行为侵害法益的严重程度与否，而任意进行刑罚制裁，这不但会发生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而且国家亦难以承担无谓的高额司法成本，既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又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刑法对体育竞技的介入，只有穷尽行业规范以及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规手段的情况下才予以启动。
第一，这是由体育竞技的自身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体育竞技自身具有对抗性、激烈性或竞争性等特征，蕴涵着巨大天然危险，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在所难免。其一，体育竞技更加钟爱“激情”，而“激情”常促使人犯错。试想，在体育竞技比赛中，运动员个个精神状态异常亢奋，或狂奔或跳跃，动作千变万化，轻重缓急往往很难控制，碰撞、伤害不可避免。其二，体育竞技运动通常在大型场地举行，环境开放，人流涌动，欢呼雀跃，运动员不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不良干扰，进而影响其判断力，造成动作失误或误差，很容易变异为伤害对方行为，即使一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也无法避免，而初出茅庐的新手尤甚。其三，现今体育竞技越来越充斥着商业玄机和功利色彩，盛行以成败论英雄，利益机制触动运动员获胜的动机不断强化，相应地运动场上不仅是技术的比拼，而且使激烈对抗更加白热化。其四，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一些更为刺激、危险更大的体育项目不断上演，这无疑增加了竞技伤害的概率。尽管如此，人们却不以为然，心旷神怡。
第二，刑法介入要遵循行业规范前置原则。众所周知，法律不理会“琐碎之事”，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以具体规范，而仅仅基于规范目的对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项予以规定，可谓“法有限而情无穷”。那么，在法律调整范围之外的空白地带，一般由职业道德或行业规范等其他社会规范予以调整，这些社会规范只要不与法律的基本原则或精神相冲突，为社会通念所接受，那么它就属于“软法”的组成部分。竞技体育运动需要借助于行业规范来调整，参与人员首先必须遵循体育竞技的具体规则，它是任何形式的体育比赛必须遵循的“铁则”，也是判断体育竞技行为是否正当化的重要依据。这种制度设计主要基于体育竞技具有较强的规则性和职业性，而行业规范的职能性质决定较之司法程序更富有行动效率，并有能力对所有的体育竞技行为予以监管。但行业监管也有缺陷。其一，它对较为严重的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没有实质性的威慑力。其二，行业内部监管机构由于与体育竞技比赛的参与者存在主体身份或经济利益的勾连，可能会使监管出现乏力或流于形式。其三，行业监管的有效实现要受多种因素制约，像制度的规范性、制度的执行力以及群体心理认同等，这些制约因素在不能有效协调运行的情势下，行业监管的漏洞就无法避免。这也给刑法的介入留下空间。
第三，刑法介入体育竞技领域属于事后预防，谨防法益预防提前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源自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各种社会风险以不可阻挡之势正悄无声息地扑面袭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前所未有的潜在危险或严重威胁。这激起世界各国不大不小的震动。在西方，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以来，“风险社会”以及“风险刑法”理论便成为德日刑法学界研究的主要阵地，对刑法如何应对现代社会逐渐猛增的各种风险的研究如火如荼。在国内，刑法学界也对风险社会及其风险刑法有着浓厚的理论热情。的确在风险社会渐行渐近的情势下，风险源的复杂性、风险滋生的不可预测性以及风险波及范围的不确定性，使得社会的公共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5]。越来越多的国家面对这日益增大的风险，尤其在严重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交通事故领域、环境污染领域以及食品安全领域，逐渐在刑法中设置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使法益保护提前化，以防患于未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竞技体育领域本身蕴涵巨大风险，而这种风险不会危及到广大民众的最基本社会生活，刑法在竞技体育领域的介入切不能“与时俱进”，仍然要坚守事后预防的矜持。
2刑法规制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范围
21与体育竞技关联的伤害行为
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方式复杂多样，形式不一而足。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既可能发生在对抗性竞技中，也可能发生在非对抗性竞技中，前者像拳击、足球等，而后者如F1赛、马拉松赛等。由于非对抗性竞技体育只有一方，自然不存在对另一方刑法规制的问题。因此，刑法规制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范围问题只存在于对抗性竞技中。在对抗性竞技运动中，在赛前、赛后或赛中休息时而发生的关联伤害行为，不管是运动员对运动员，还是运动员对裁判员、教练员或其他在场人员，抑或裁判员、教练员或其他在场人员之间而发生的伤害行为，我们称之为体育竞技关联伤害行为。此类伤害行为不是发生在比赛过程中，与竞技比赛遵守规则无关，跟刑法规定的普通伤害行为并无区别，可以直接依据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可能涉及到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过失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予以追究刑事责任。尽管此类伤害行为的主体运动员、裁判员、教练以及现场观众等往往受到比赛场景的刺激或感染而实施，往往因激情或冲动以及情绪和感情的投注而爆发，犯罪学理论上称之为激情犯。但对于激情犯与其他普通犯罪相似，并无法定从宽处罚的依据。因此，对于体育竞技关联伤害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应全面“入罪”。
22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
以比赛为目的且犯规致人伤害行为其情况最为复杂。笔者认为，此种情形并非全面“入罪”，而是有的放矢地部分“入罪”，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轻罪以下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应“出罪”。基于比赛目的且违规造成轻伤以下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应属于排除犯罪化事由，不追究刑事责任。一方面，犯规是体育竞技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体育竞技中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是，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必须遵守体育竞技预设的具体规则。但违反比赛规则且造成伤害后果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体育犯罪。因为比赛中的犯规并造成伤害行为往往属于体育竞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比赛秩序之下的“合理碰撞”。犯规行为增加了比赛的刺激性和精彩程度。无犯规行为的比赛则索然无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赛[6]。实际上，犯规在比赛中不仅无法避免，而且一方为了获得比赛胜利目的基于比赛策略的考虑，常常故意利用犯规行为来消解对方的优势。另一方面，由于体育竞技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激烈性、近距离接触性或高风险性，预示着在比赛中必然会存在人身安全危险，因犯规而造成轻伤以下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更是不可避免，这是参加体育竞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造成轻伤以下的危害后果鉴于具有比赛目的的正当性，造成的危害结果不大，可责性相对较小，仍属于体育比赛的正常范围，并没有超出人们所容许的危险预测可能性。而且这种伤害行为没有必要启动刑法予以干预，由体育行业采取行业制裁方式予以解决就可以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二，重伤以上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应“入罪”。基于比赛目的违规而造成重伤以上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已经超出人们对此所容许的社会伦理范围，完全具有刑罚可责性。
其一，此种行为客观上造成了重伤以上的严重后果，具有入罪化的罪质基础。根据刑法典第95条的规定，重伤害一般是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貌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情形。不难看出，致人重伤害往往使人生理器官残疾或机能丧失，使之很长一段时期甚至终生不得恢复，这无疑是对人身权利的极大摧残，直接侵犯了运动员的健康生命权，给运动员造成了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和煎熬。不仅如此，这种体育竞技伤害行为严重践踏了公平竞赛的基本原则，制约了体育竞技的健康发展，阻碍了体育竞技水平的提升，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良好声誉和形象。
其二，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间接故意或过失，具有入罪化的主观恶性。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其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可概括为间接故意和过失。对于前者指的是运动员出于比赛目的在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结果而实施的犯规行为，而对于后者指的是运动员应当预见自己的犯规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情况下，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状态。这样就可以得出，行为人基于比赛目的，在其间接故意和过失的心理态度支配下而实施严重伤害他人身体的犯规行为，可能以故意伤害罪或过失重伤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造成死亡结果的，可能以故意伤害罪甚至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特别注意的是，这里行为人不可能存在直接故意的主观心理态度，因为它与基于比赛目的的主观目的相冲突，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结果而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那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就变异为非比赛目的，超出了这里所论述的类型，而应直接依据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的情形处理。
其三，具有入罪化的罪量基础。如上所述，体育竞技运动首先遵循其行业规范，体育协会作为国家体育行业的行政管理机构，其制定的行业规范虽然不具有绝对的强制力，但仍然有着一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而对于造成重伤或死亡严重后果的伤害行为超出了体育行业自治权限可管控的射程圈，行业规范对此类行为的管控疲软，即使管控其效果也适得其反。只有刑法的介入，运用刑法利器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才能够有力惩治和预防体育赛场上频频上演的体育暴力行为。这对于维护运动员的人身权利，促进体育比赛的公平竞争，保证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23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
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完全是隐藏其背后的不法行为，已经不能再视为比赛的一部分，无论其危害后果是轻伤，还是重伤抑或致人死亡，都应该全面“入罪化”。一方面行为人主观上基于其他目的，具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故意。例如个人恩怨的报复目的、发泄愤懑、起哄闹事以及其他扰乱比赛秩序目的等除比赛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这充分暴露出行为人在主观心态上出于恶意，有违反比赛规则伤害他人的直接故意，也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结果，而积极追求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另一方面，行为人在客观上违反了比赛规则，实施了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并造成了轻伤以上的危害后果。可见这种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已经背离了体育竞技的基本精神，与刑法中规定的普通伤害行为并无不同，完全超出了社会所容许的危险范围，具有刑事可罚性。
如果刑法容忍这种行为的发生而不加以干预，将会纵容此种不法行为的滋生，使体育竞技走向畸形发展的不归路。因此，刑法应当积极介入对此种行为的处罚。诚然，比赛过程中情形复杂多变，体育竞技伤害行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虽然从实质的角度看，以非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具有违法性，但此种行为发生在比赛过程中，行为人往往以合法的形式掩饰非法的目的，一旦进入诉讼程序，行为人会辩称自己是基于比赛胜利目的的失误所造成的伤害行为，因为同样的竞技伤害行为可能是出于比赛目的，也可能出于其他报复等目的。因此，如何判断竞技比赛中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司法程序中的一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就是贯彻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因为主观见之于客观，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往往表征出客观的具体行为，从伤害的手段、方式或伤害的程度、部位抑或伤害的时间点以及行为人的违规程度、频率等一系列的客观状况，来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那么，通过这些情况认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仍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时，从疑问时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应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3体育竞技伤害行为刑事责任的承担
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毕竟不同于刑法规定的普通伤害，其可责性相对较低，具有一定的社会相当性。因此有学者主张，对这种行为原则上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即使追究也要从宽处罚。但笔者并不予认同，文明进步的现代法治社会不允许以人的重大健康生命权做赌注以换取体育竞技的精彩和刺激。对于体育竞技伤害行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同样不能搞“一刀切”，一味地从宽处理，这里需要做分类处理。
其一，不可以从宽处理的情形。对于赛前、赛后或赛中暂停休息时的竞技伤害行为以及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譬如，在比赛休息时，因运动员不满或发怒，将球猛踢到观众身上而导致轻伤以上的伤害行为。由于这些伤害行为与遵行比赛规则无联系，不再视为比赛的一部分，可责性较大，无论从法理和情理上都缺乏从宽处罚的正当性。
其二，可以从宽处理的情形。对于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尽管造成被害人身体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由于该行为是发生在竞技体育比赛过程中，行为人的犯规伤害行为并无“恶意”，因此对该行为应当与恶意伤害行为做以区分，对该行为人可以从宽处理。其立论理由简要归纳如下：1）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在比赛过程中，当运动员在遭受外部刺激时，会产生神经紧张、情绪激动或心跳急促等诸多身心反应。在这些心理状态下，运动员往往对外界事物的判断力或自我控制力会急剧下降，甚至短时间丧失。加之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需要根据外界的刺激而迅速做出反应，动作千变万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行为的失误或误差，碰撞与伤亡在所难免。这些伤害行为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手段不同于普通伤害，有些伤害为社会可允许的危险，即使超出人们可预设的危险范围，其可责性相对降低。2）从规范刑法学角度来说，在体育竞技比赛过程中，完全期待运动员在激烈对抗状态中做出合乎比赛规则的动作显然是强人所难，在这一点上也蕴含了期待可能性思想。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适法行为[7]。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适法行为就无法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责难，相应地也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试想，法律要求运动员在紧张激烈对抗的紧迫状态下，以理性冷静地判断自己的行为并做出完全合乎规则的动作，显然是强人所难。而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价值意蕴就是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不仅是对司法人员的裁判规范，而且也是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法律以禁止和命令为内容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的日常行为要合乎法律的要求，否则将遭致法律的制裁。然而，法律不是随心所欲而设定规范的，必须反映人们的实际情况。也即是说，法律设定的禁止规范和行为规范应以人们在行为当时可以不违反禁止规范和命令规范为前提条件的。从“法律不强人所难”和法律规范的设定规则都要求立法者在设定刑事责任承担时必须充分考虑运动员在体育竞技比赛这一特殊场景极为容易做出违规行为，进而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而触犯刑律，这属于事出有因，自然其可责性相对较低，对其从宽处理具有法理存在的正当性。
其三，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的情形。在竞技体育比赛中很多参赛运动员为未成年人，那么，他们一旦实施犯罪进入司法程序同样严格遵循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就我国刑法而言，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点，我国刑法划分了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还规定了一些特殊处遇原则：一是从宽处理原则，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二是不适用死刑原则和不成立累犯原则。三是从宽适用缓刑原则和免除前科报告义务[9]。针对这些从宽处理原则，不论行为人是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还是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只要是犯罪主体为未成年人，都应当遵循上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原则。

❹ 中学生体育课意外伤害如何赔偿

近年来，国内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之一，我就如何建立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保障体系以及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研究进行研究。

一、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特点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属于一般人身伤害的范畴，但又不同于社会上发生的人身伤害，学校体育中学生伤害事故属于学生伤害事故中的一个特殊类型。

中学体育课安全事故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在学校正常的体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伤害事故;2.非授课时间(即课间休息或课外活动时)学生在校园内进行身体活动时受伤的事故;3.由于学校管理不善造成的学生身体伤害事故;4.由于教师的不当教育行为对学生身体造成的伤害事故。

二、中学体育课意外伤害产生的原因

(一)学生因素

学生是体育课的活动主体，是体育课的授课对象。在中学体育课教学中，有些事故是受伤害者自己所造成的。因为体育课不同于一般的文化课，体育课的参与对学生的身体素质有着一定的要求。有些学生由于身体素质差或有生理缺陷而未通知教师，参加超过自身负荷的体育教学活动而引起的;中学生处于叛逆期，个性突出，渴望展现自己，在体育课上由于自身因没有遵循运动技能规律或遵守组织纪律，不听从教师的指挥，擅自行动或和同学打闹等而造成的体育意外伤害也数不胜数。因此，中学体育课要加强对学生的运动安全、组织纪律性的教育，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二)教师因素

在所有的学校课程中，体育课无疑是危险系数最高的一门必修课程。体育教师作为体育教学课的教授者和组织者，在上课、训练期间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教师在学校体育教学中是发挥着主导作用的角色，对学生的学习行为是起着指点跟引导的作用的。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有的教师违反教学规律，不按教学步骤教学;有的教师缺乏责任心，上课以放羊式教育为主，学生的活动范围扩大，不易控制，造成了不必要的安全伤害事故;还有的教师自身道德素养低，在教学中体罚、谩骂学生，导致学生产生叛逆心理。这些都是由于教师的原因而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教师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三)学校因素

近年来，随着学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 参加体育课内外活动和锻炼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同时，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学校体育改革的不断完善使体育选项课日渐增多，学校体育教学活动日趋丰富，而体育教学经费投入却相对不足，导致了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缺乏、器械陈旧，难以满足教学的需求。

(四)由于意外事件和外界的特殊侵权行为而造成

意外事件指非当事人的故意或过失而偶然发生的不可预见的伤害。体育活动本身具有对抗性和竞争性，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伤害事故，客观上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而造成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另外，在体育教学中，由于其活动的环境是半开放式的，因此外界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

三、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事故中的责任认定

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主要有学校责任、学生与监护人的责任、第三方责任。在责任方式上，主要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类。对于作为和不作为地导致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行为主体，都可能涉及这三类法律责任的承担。对学校，在责任关系上涉及更多的是职务责任和个人责任。

(一)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依据的法律法规

主要有：《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二)学校不是学生的监护人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特殊情况除外。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由此规定可以看出，学校对未成年人履行的是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不承担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义务。但其中也有例外的情况。另外，我国《民法通则》也未把学校列入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范围。从现实看，它为处理学生安全事故作了一个统一规定，有其积极意义。

(三)责任认定的原则及责任认定

1.责任认定的原则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及其他学校伤害事故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种侵犯，是一种侵权行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任何侵犯社会公共财产、侵犯他人财产和人身权利的行为，都是社会主义法律所不允许的，在刑法上可能构成犯罪，在民法上则构成侵权行为。所谓过错责任原则，也称为过失责任原则，是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条件的归责原则。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指行为人与受害人都没有过错，但依照法律规定，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无过错行为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也称为平衡责任，指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在不能根据法律适用无过错责任，又不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法院即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按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判定，由双方分担损失的一种确定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2.学校体育事故的责任认定

中学学生体育课意外伤害事故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占的比例较大，这是由体育活动本身的活动性、对抗性、冒险性等特点决定的，具有不可避免性。根据《民法通则》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把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事故的责任归属分为以下三种：

直接责任：由学生自身原因造成的伤害事故，学生应该承担直接责任。由于体育教师未按教学要求和规定，采用不正当的教学行为造成学生的意外伤害，教师应该承担直接责任。在体育教学中，由于学校设备场地问题而造成的意外伤害，或学校在知情情况下，并未予以必要的注意时发生意外伤害，由学校承担直接责任。 间接责任：间接责任事故一般发生在学生之间或者学生本人，或其他一些非学校因素等。但是在事故发生过程中，学校有某些过错或措施不力。客观上为事故的发生或伤害程度的加重提供了条件，学校可视具体情况承担相应的责任。

无责任：主要是针对学校而言，在发生体育意外伤害事故时，学校履行了相应的职责，并且行为得当的，学校不承担责任。例如：学生特殊疾病复发，学校老师事先并未得到家长和学生的通知的;体育活动中不能预见，不能克服或不可避免的;学校及老师组织教学合理，教学方法完全正确时学生发生自伤行为的等。

四、中学体育课意外伤害事故的保障措施

中学生体育课伤害事故的有效防范，是中学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建立规范的中学生体育课人身安全保障制度关系重大，制定和实施相应的中学体育意外事故处理程序和法律法规，是依法治校、依法执教的必然要求。

学生伤害事故已成为世界上各个国家通存的现象。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因考虑到体育课各项目的危险性和当前中学生较差的身体素质状况而放弃了很多有益的教学手段。正因为如此，所以体育课也就很难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学生体质下降问题也就很难通过学校体育课程来实现改善。因此就形成了一个隐性的恶性循环圈。所以作为体育工作者，作为教育者，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提出相应的措施，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一)大力普及安全教育知识，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学校要定时开展安全知识教育，在日常教学管理工作中，普及安全教育知识，让学生意识到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掌握自我保护的技能，从而降低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二)提高体育教师的教学管理能力

教师在设计体育课程时，对于教材、教具、器材及设备的选择应适当，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身体状况充分了解;要求学生遵守教学秩序和游戏及比赛规则;教师在体育课时应安排足够的热身运动，学生应认真执行;教师应明确清楚地强调运动技巧及技术，及时纠正错误动作;教师应因材施教，学生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参与;学活动中避免大学生出现过度疲劳。

(三)学校要加强立法工作，完善中学学校体育法制建设

学校是教学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学校体育教学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学校在降低意外伤害风险，保护学生安全方面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要增强法制建设，规范和保护学生、家长、教师和学校的合法权益，尽早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学校体育课意外伤害事故处理的原则的法律法规。在出现意外伤害事故时，有理、有据、依法解决，更好地规范和保护学生、家长、教师和学校的合法权益，对学校体育工作予以法律保障，提高依法治教和依法管理的水平。同时，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

五、小结

随着体育的蓬勃发展，我们无法否认体育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人们对体育世界的利益的期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而且越来越高。毫无疑问，体育世界对法律的尊重正在增强。体育法逐渐发展起来。虽然如此，但体育法的发展还处于刚起步阶段，各个方面都还不完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目前尚无专门法律、法规规定而只有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只属于部门规章，在法的效力及适用范围上远不及法律法规有效，并且也存在着一些与民法原理相抵触的地方。我们也企盼着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认定的法律尽快出台。希望国家政府能够重视体育法的发展，大力投入人力、物力，不断完善体育领域的法律，使人们在从事体育活动中能够有法可依，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健康、健全的发展。

❺ 学校体育比赛受伤谁负责

你好，可以参考一下。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今年5月20日，在房山某中学组织的一场足球比赛中，足球直飞球门，门将张彬扑上前抱球倒地，但被随后赶到的对方前锋李黎补射的一脚踢中腹部，导致“腹部损伤、脾破裂、失血性休克”。医院为张彬做了脾切除及脾移植手术。经有关部门鉴定，张彬为7级伤残。张彬家长要求学校及李黎支付9万元伤残补助费。协商未果，张彬告到法院讨说法。房山法院作出调解，学校与李黎的家长赔偿守门员医疗费及伤残补助共计8．6万元。

法院认为，张彬、李黎是初二学生，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二人在校学习、活动期间，学校负有一定监护职责。学校组织足球比赛，在制订比赛规则并要求学生遵守时，还应预见比赛中可能发生队员受伤情况，学校虽采取了措施尽力避免意外，但若出现意外，推定学校负有过错。李黎在比赛中应当而且能够意识到守门员抱住足球后，仍起脚去踢可能踢伤守门员。李黎在主观上有过错并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张彬的伤害，应当承担责任。

■议题一：

学生校内踢球发生伤害，谁负责任？

主持人：在体育比赛中发生伤害的事非常多，但很少听到加害一方为此要向受到伤害一方进行赔偿。对房山法院调解的结果，应该怎么看待？

李雁军（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我首先表明个人态度，尽管体育项目的高风险性显而易见，由此带来的潜在致损因素也显而易见，但不能因为体育项目的特殊属性就可以对抗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也不能因此排除和对抗公民求偿的权利，问题在于谁来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具体到房山的这个案子，我认为有两个特殊背景；第一，受害人是未成年人；第二，受害人和他所在学校之间有一个特殊关系，不应属体育部门法规调整范围，而是适用于教育和其它法律法规。我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法律关系，学校绝对要承担起维护学生在校期间的健康权和生命权的义务，因此学校承担赔偿责任没有问题。

加害人因为技术失误造成另一方受到伤害，我认为不应按过错原则进行追究，而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因此对房山法院调解结果我认为可以接受。

尹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就这个案子，我认为加害人的过错应当是存在的。但学校应当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什么？法院调解中认定学校承担责任的根据是推定过错。一般情况下，在追究赔偿责任时有三个根据，一是过错责任，二是无过错责任，三是公平责任。过错推定责任不能包括在无过错责任当中，从现行法律中也找不到学校应负的推定过错责任的根据。道义上如果学校承担责任的话，那么学校的足球场可能会被撤掉，因为学校不可能对学生的所有活动进行非常严密的监督。因此，在受害人利益和学校利益之间，哪个更符合更多数人的利益，我们要进行选择。

刘双玉（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南磨房法庭庭长助理）：不管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违犯了法定的、约定的责任或公民应普遍遵守的道德规范。

就房山这个案例来说，学校是比赛的组织者，如果学校在组织的过程中存在欠缺和不周密，那么学校就应承担法定责任；如果学校尽到了组织义务，学校就不存在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我想更多的是从公平角度承担责任。

公平责任的出发点是在没有过错也不是特定的无过错的情况下，承担的是道义上的责任。

主持人：作为加害一方的中学生有没有过错，应不应当承担责任？

姚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着眼点不是有没有过错，而是有没有损害，法律要求有损害就应该去填补这个损害。中学生没有责任能力，自然由他的父母来承担。

樊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学校期间，孩子的监护权就由父母转移到了学校，因为他的父母这时已没有办法实施监护权了。

张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我认为学校应承担责任。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学校应当承担监护责任。

尹田：在民事赔偿问题上，是不考虑故意还是过失的。在加害人、受害人的关系上，我认为体育活动中与一般正常活动中过失致人损害没有本质区别。

实际上民事赔偿中很多原则都可适用，比如混合过错，撞碰导致损害双方都有责任时，按过错大小分担责任。

鲁智勇（国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技术犯规的情况下造成伤害，行为人的免责我想应该是约定俗成的，大家都能接受。如果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在法院被强行倒转过来，我想可能需要通过立法才行。在足球运动或活动中可以借鉴这个原则。正常状态下，比如合理的碰撞导致伤害，即便很严重，也不应考虑行为人的具体责任。但对受害人来说，可能损害巨大，就需要社会分担一部分连带责任，但分担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有过错而是道义上的支持。

吴勇（国地律师事务所律师）：《民法通则》的解释上有一条，在共同事件中，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有的人受损害了，有的人得到了利益，法律没有规定受益人一定要按照具体的原则给受损害的人进行补偿，但如果受害人要求受益人进行补偿，受益人应该适当补偿。

我认为具体到房山这个案子，不能表面上看谁应负什么责任，如果以后类似案子都据此案调解结果作为参照，是不恰当的。

姚辉：在探讨民法上的损害赔偿时，有些前提要界定。比如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是有组织的还是纯粹自发的，是职业化的还是非职业化的，情形不同，请求权的依据也不相同，相应地导致的责任基础也不一样。如果是两支职业化球队的比赛，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人，都与俱乐部有雇佣合同，产生的是合同责任，损害后果都由俱乐部承担。

■议题二：

体育规则与

法律原则的关系？

李雁军：在法理上，任何一个行业技术规范都不能高于法律。但行业技术规范与法律关系并非简单的一句话能说清楚。比如在足球比赛中，一个没有违反足球专业技术规范的动作致人伤害，被提起公诉或诉讼，那么法院依据什么原则来判断呢？

针对这个问题，1995年《体育法》33条中已写明，体育活动中的纠纷适用体育仲裁，仲裁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制度未能建立起来。

体育具有特殊性，在其他领域被认为违法的，在体育行业就没人追究，比如体操运动员有的8岁就算工龄了，没有人说是使用童工。比如足球比赛中的合理冲撞，这个“理”肯定不是法理，但法律不能断然拒绝这个“理”。用个不太恰当的词，法律应当对此作出绕让，但绕让到什么程度值得探讨。如果球场上裁判判运动员行为是合理冲撞，场下法院却判故意伤害，那体育比赛就没法进行了。

欧盟国家在处理类似事情时，法院与体育争端解决机制有个默契，纠纷未经争端解决机构调解或仲裁，法院不受理，如当事人对仲裁不服，法院还可以受理。

樊文：这对法院来说存在一个技术鉴定问题。

刘双玉：我认为归根结底要看是什么类型的体育活动。国家体育总局李先生的意见更适用于职业性、有组织的竞技比赛中，对于学生踢足球等社会中的体育活动应适用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最后落实到社会对受害人实施公平救济。因此，处理个案时适用原则是不一样的。

张雯：任何法律、法规都有适用范围，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竞技体育，其次社会生活中的体育活动是否要受竞技体育规则的约束，在立法时应有明确的体现。

尹田：体育规则肯定有其合理性，第一，比如合理冲撞的合理性中肯定包含这种冲撞在职业球员相互之间的接触中不会产生严重后果，否则不在合理范围。作为职业球员，撞人的人与被撞的人都应知道如何应对合理冲撞，如果合理冲撞情况下发生损害情况，我认为损害的发生是由于被撞人自己的过失。如果合理冲撞本身导致当然损害别人的后果，那我认为合理冲撞的标准就有问题。

第二，职业竞技情况下，形成诉讼的可能性很小。职业体育关系调整中必然有相关规定。当然，我认为在危险性很高的体育比赛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以保险作为支撑点。

■议题三：

娱乐性体育冒险活动意外伤害责任谁负？

李雁军：我们目前对体育的理解还是定位在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对挑战人类极限的活动，比如溶洞潜水要求带氧气瓶，有人就不带，这些活动能否算部门法规要调整的体育项目？这值得商榷。我注意到张健游完渤海海峡之后，做客网站时就说，像他的这种行为不应该无条件提倡。

樊文：冒险活动责任自负，但个人冒险行为与有组织冒险行为是不同的。

主持人：比如从事蹦极活动有身体要求，一般蹦极经营者也会告知，哪些病的患者不能蹦极，但有的人，比如有心脏病，但他隐瞒了，结果出现意外，责任在谁？

李磊（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副处长）：如果设备、人员、操作符合要求，作为经营者履行了明示义务，出现意外应个人承担责任。

即使是有组织的、商业性的冒险活动，个人也是利用别人给他提供条件达到自己的某种需求，也应由冒险者个人承担责任。

旅游活动中，如果从事高风险活动，比如漂流，旅行社尽到了充分照顾的义务，就可以减轻或免除责任。

尹田：涉及到盈利性的经营活动，一般是通过契约关系建立，只不过是出现了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根据新合同法的规定，如果发生损害，要侧重保护弱者一方的利益。

李磊：旅游过程中，从事带有风险的体育娱乐项目，比如漂流、蹦极，出现意外，有几种情况：如果是散客，景区肯定要负责任，从合同法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民法一般原则来说都可以找到根据。

如果是随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旅游中出现这些问题，由于旅行社与旅游者签订了合同，旅行社肯定要负责任。现实的情况也大多是旅游者直接向法院起诉旅行社，但旅行社赔偿能力有限，甚至有的小旅行社在出事之后散伙走人，能赔的就是留在旅游管理部门的30万保证金，因此我主张，一旦发生类似情况，受到伤害的一方可将旅行社和直接侵权者，也就是所谓项目经营者作为共同被告，让其承担连带责任。

樊文：经营者的告知义务类似于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不能根据事先自己制订的对消费者不利的格式条款来为自己免责。

张雯：公平责任的适用是有严格限制的。作为经营一方，应该提供十分安全的设施和服务；出现事故后，免责的前提是你的告知义务非常周到和具体。蹦极场上贴有一个告示说患心脏病者不能跳，我觉得这种告知是远远不够的。

■议题四：

在高风险运动项目中，

如何理解保险的作用？

李嘉（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非寿险客户部经理）：事故发生后造成了伤害，按照民法规定，赔偿有两种职能，一个是惩戒，另一个是经济责任转嫁。作为后一种职能，保险比民事判决更有效。从保险角度看，只要不存在很强的故意伤害的成分，都属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

说到蹦极跳，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在大部分保险合同的短期人身保险条款中，都有明显的除外责任：被保险人在从事潜水、跳伞、攀岩、探险、武术比赛、摔跤、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过程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是保险人的免责范围。

主持人：当受害人获得保险赔偿之后，如果保险金不足以弥补他的损失，可不可以向法院要求追加赔偿？

李嘉：意外事故的受害人在获得保险赔偿后，他仍然有无限求偿权，仍然可以就不足部分向加害人或者组织者求偿。如果加害人或者组织者购买了责任险，那么这部分责任就可以通过风险转嫁方式处理。

樊文：法律责任和保险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谁是承保人、谁来交保险费，这是问题的根源。

刘双玉：即使按保险合同条款给付了保险赔偿金，诉权仍然受法律保护。如果落实到损害数额，在保险金赔偿数额之内，再起诉要求除保险金以外的经济赔偿，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如果实际受损达20万，保险赔偿金仅10万，超出的部分又有合法依据，那么超出部分致害方应予赔偿。因为法律救济的原则实际是对损害的补偿原则。

姚辉：对风险很高的体育或娱乐活动，发生意外又不能适用过错原则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时，可以说民事责任的救济作用比不上保险的救济作用。我想强调的是法律不是万能的，人们总误解为什么事交给法律就会解决得圆圆满满，其实法律仅是解决方案中的一种，而且未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好的方案。

❻ 在上体育课时学生造成伤害，教师是否要负责任

第二章
事故与责任
第八条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应当根据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法确定。
因学校、学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非主要原因，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九条：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
(二)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三)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的；
(四)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末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
(五)学校知道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的疾病，坦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六)学校违反有关规定，组织或者安排末成年学生从事不宜末成年人参加的劳动、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的；
(七)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末予以必要的注意的；
(八)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
(九)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
(十)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戒或者制止的；
(十一)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学校发现或者知道，但末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导致未成年学生因脱离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
(十二)学校有末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条：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由于过错，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学生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违反社会公共行为准则、学校的规章制度或者纪律，实施按其年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者可能危及他人的行为的；
(二)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学校、教师已经告诫、纠正，但学生不听劝阻；拒不改正的；
(三)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患有特定疾病，但末告知学校的；
(四)未成年学生的身体状况、行为、情绪等有异常情况，监护人知道或者已被学校告知，但末履行相应监护职责的；
(五)学生或者末成年学生监护人有其他过错的。
第十一条：学校安排学生参加活动，因提供场地、设备、交通工具、食品及其他消费与服务的经营者，或者学校以外的活动组织者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二条：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
(一)地震、雷击、台风、洪水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的；
(二)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造成的；
(三)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
(四)学生自杀、自伤的；
(五)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
(六)其他意外因素造成的。
第十三条：下列情形下发生的造成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责任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其他有关规定认定：
(—)在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
(二)在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
(三)在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
(四)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发生的。
第十四条：因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与其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或者因学生、教师及其他个人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学生人身损害的，由致害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