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规制边界
❶ 高空抛物是怎么定义的是否出道了法律，触犯了什么法律
高空抛物是指故意在高空将物品向下抛的行为，恶意高空抛物造成严重损害或者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是会构成犯罪的。
高空抛物，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是民事侵权的违法行为，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造成他人死亡的，可以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是犯罪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责任。
法律依据：
《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抛掷坠落物品致害责任，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此外共同侵权情况下，即加害人为二人或二人以上的情况，加害人除应承担一般高空抛（坠）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外，还应承担共同侵权所负的连带责任。
❷ 田笑：网络欺凌、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刑法规制
田笑，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深入剖析了2019年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报告中关于网络欺凌和性侵害的严峻挑战。报告揭示，尽管75.3%的网民懂得维护网络权益，但令人担忧的是，66.0%的未成年人并未经历过网络安全事件。网络欺凌和性侵犯的频发，呼唤着对网络素养教育、监管和行业自律的迫切需求。
在网络欺凌方面，媒介的隐蔽性使得其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深远。据统计，频繁接触游戏和短视频可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刑法对此有所规制，如寻衅滋事罪，《网络诽谤司法解释》规定，对未成年人进行辱骂、恐吓或散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若达到一定程度，可构成寻衅滋事罪。然而，如何界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至关重要，以避免过度打击。
侮辱罪和诽谤罪的界限也需明确。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侮辱和诽谤，情节严重者可分别构成侮辱罪和寻衅滋事罪。值得注意的是，单纯转发虚假信息也可能触犯诽谤罪，司法解释减轻了自诉人的举证责任，但对网络犯罪的证据获取仍需关注。
侵犯个人隐私的犯罪行为，如未经同意公开个人信息，若达到严重标准，将构成犯罪。网络空间中的性侵害案件，如“新城控股”和“某上市公司高管”事件，表明利用网络实施的性侵行为日益增多。最高法院案例强调，非接触型网络性侵犯罪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尤其严重，法律对这类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容忽视。
在网络犯罪的严重案例中，如被告人王某被判处死刑，其暴力胁迫网络强奸14名受害者，其中包括多名幼女，这一判决彰显了法律对网络犯罪的零容忍态度。另一案例，骆某因网络猥亵儿童被判有期徒刑二年，进一步警示了网络空间的法律边界。
为了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司法系统强化了网络强制报告和从业禁止制度，互联网企业如抖音、快手需实施青少年沉迷系统，家庭和学校也在《保护法草案》中加强了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同时，网络素养教育成为关键，包括网络安全教育和文明网络行为的培养，旨在降低沉迷风险，提升青少年自我保护和信息鉴别能力。
田笑的研究借鉴了周书还关于媒介风险与网络素养影响的研究，刘宪权和林雨佳的青少年网络欺凌法律规制，以及桑本谦对网络色情与国家竞争力的深入分析。同时，《2019年全球互联网法律政策观察》报告为这一领域的法律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❸ 民法界和形法界的区别
民法和刑法从概念上，区别当然在于规制对象的不同。民法或许还有些边界不明（轻微的刑事案件可能转化为民事案件办理），刑法却是极明确地，只管伤天害理的大事，杀人放火、给社会发展造成极大障碍、做了人民公敌的、会造成极大社会影响的事。换官话说，民法调整的是人身财产权利关系，刑法规制的是危害社会的行为。
而这背后的原因则是二者的玩家和玩法不同。民法是私对私，起诉方和应诉方平等站在法官左右，各说各的理，到头来判出了结果，也是输的人自己向赢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或给钱，或做事，或道歉。但刑法却是公对私，起诉方永远只有公诉人（在咱们国家也就是检察院），身后站着的是强力无匹的国家机器，应诉方却是个人或者集体，再厉害也就是老百姓，乃庙堂与江湖之争，虽然也是平等地站在法庭两边，平等地跟法官讲自己的理，但谁也能看出来一强势一弱势，实力悬殊。而且刑法法庭判了结果出来，可就不是两位玩家自行解决了，公诉人玩输了还罢，应诉的那边玩输了直接就被国家机器押进大牢或者送登极乐了。
所以在我看来，民法和刑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民法是个补充性质的游戏规则，两个小朋友玩游戏闹矛盾了拿出来讲讲理，刑法却是这个幼儿园说一不二的惩罚规则，是小朋友之外的权威，是幼儿园阿姨拿着来批评你，打屁屁的。
用官话说，我觉得两者在创设上最大的差别是，民法的根本原则是私法自治原则，也就是只要您自己愿意，不碍别人的事儿，基于民主自由平等，法律都支持您自己随便来。民法只管你太自由太放飞，碍着别人的自由的时候。至于刑法，就不能自治了，因为已经伤天害理了，国家作为你的母亲必须出来管管你，不能一个人害了一家子，所以即使有人付钱请你杀了他，立好了字据，说“我自找的，就是不想活了，别追究杀我的好心人”，你杀了他也是犯罪。刑法是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