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新闻法规

1. 我国建国所有以来有关新闻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整顿音像单位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设部关于图书发行网点建设若干问题的通知

重申出版党中央会议学习辅导材料的有关规定新闻出版署关于认定、查禁非法出版物的若干问题的通知

新华书店图书发运工作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禁止在宣传品出版物及有关商品卜

使用人民币、外币和国家债券图样的通知

关于出版党代会、党中央全会和全国人代会文件

及学习辅导材料的暂行规定

关于缩小协作出版范围的规定

国营报社成本核算办法

图书总发行管理的暂行规定

关于加强国营书店多种经营管理的暂行规定

新闻出版署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

新闻出版署、海关总署关于颁发音像制品进口出版许可证的通知

国家版权局关于加强音像版权管理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

新闻出版署关于转发国家测绘局《关于调整地图上表示香港、澳门地区有关技术规定的通知》的通知

国家版权局关于报刊社声明对所发表的作品享有专有出版权的意见

关于出版社自办发行图书的暂行规定

新闻出版署关于重申制止滥编滥印中小学复习资料的规定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关于出版社不得要求作者个人包销图书的通知

关于图书发行浮动折扣的试行办法

新闻出版署关于加强新华书店门市部图书宣传和陈列工作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关于不得擅用中央和国家机关名义编书和推销图书的通知

国家版权局关于当前报刊转载摘编已发表作品付酬标准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新华书店经营音像制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重申《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报纸样本办法》的通知

关于建立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规定

新闻出版署转发《关于民族贸易县贸易贷款实行优惠利率的通知》的通知

关于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的意见

新闻出版署关于出版曾任和现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的补充通知

新闻出版署关于调整向北京图书馆缴送杂志样本数量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关于音像出版单位不得出版图书的通知

国家版权局关于维护出版社出版外国作品专有出版权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关于期刊出版增刊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加强计划财务工作的意见

关于调整少数民族省（区）图书发行折扣的若干规定

新闻出版署关于建立新闻、出版三资企业审批程序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法规汇编编辑出版管理规定》的通知

2. 清政府制定了哪些新闻法规，清末新闻法律制度的特点是什么

近代报刊的蓬勃发展是清末新闻法规①出台的重要背景。尽管报刊古已有之，但新闻法的诞生却是近代以后的事情。由于以邸报为代表的古代报刊，主要由朝廷独家掌控，所载内容无非是诏令章奏、官吏升降，既无时论，也无社会消息。其内容既无涉平常百姓，与国家政治更无针砭，因此，对于这类报刊很少有管制的必要，更不可能出现专门的法律。在清代，对报刊的管理大都援用“大清律例”中禁止“造妖书妖言”的条款。其中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斩监侯”，“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1](P6)而舶来的近代报刊其主要特征在于传播新闻信息和发表时事评论。随着近代报刊功能的转变，加之近代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迫使清政府改变了视报纸为洪水猛兽的态度，转而开始关注和创办近代报刊，使之为政府所用。
这个时候，清政府一方面开始官办报纸，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将陈宝琛，黄遵宪所办的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并由总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主事出版《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筹备立宪期间，更有不少的大臣官员纷纷提议筹设官报或者上奏谈论官报，如御史赵炳麟请令会议政务处筹设官报局；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奏办理政治官报酌拟章程；湖南试用道李颐陈言安内攘外非整治报馆不可；福建布政使尚其享请于京师及各大通商口岸设立报馆；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创办黑龙江官报等[2](P12)。另一方面清政府开始关注新闻法的设立，“报律”一词首次在政府的官文书中出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孙家鼐因筹办《上海时务官报》事奏称：“本月十六日工部主事康有为转传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将筹办官报事宜与孙家鼐说’。……至报律，由康有为译采各国律例，交臣送呈御览，恭候钦定，臣以为康有为所筹，事尚可行，请俯如所请，谨具折奏明。”[3](P28)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康有为上《请定中国报律折》，明确地提出了设立新闻法的要求，“臣查西国律例中，皆有报律一门，可否由臣将其译出，凡报单中所载，如何为合例，如何为不合例，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并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领事，凡洋人在租界内开设报馆者，皆当遵守此律令。各奸商亦不得借洋人之名，任意雌黄议论，于报务及外交，似不无小补。”[4](P334)针对康有为的奏折，六月二十九日(1898年8月16日)光绪上谕：“所著论说，总以昌明大意，决去壅弊为要义，不必拘牵忌讳，致多窒碍。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由康有为详为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送交孙家鼐呈览。” [3](P28)由此，这就成为了中国着手制定新闻法的开始。不过因同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发生戊戌政变，主张变法维新的人士或被捕或流亡，翻译泰西报律，以应研订中国报律的计划自然也就成了水中之月。但根据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光绪指定康有为定报律的主要目的非为管制新闻，而是欲仿照西方报律，制定近代的新闻法。在之后新闻法规的实质制定过程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民政部与法部的会奏称：“报馆之设，原以开通风气，提倡公论为主，其言论所及，动与政治风俗相关，东西各国，主持报务者，大都为政界知名人士，而政府亦复重视报纸，籍以观众意之所归，惟是言论过于自由，则又不能免越检逾闲之虑，故各国皆有新闻条例之设，用以维持正义，防制讹言，使舆论既有所发抒，而民听亦无淆惑，意至善也。”“中国报业，萌芽伊始。京外各报，渐次增设，其间议论公平，宗旨纯正者，固自不乏，而发行渐多，则不免是非杂出。若不详定条规，申明约束，深恐启发民智之枢机，或为籍端牟利惑世诬民者所波累，而正当之报纸，转不足以取信于士民。”[3](P32)
再次呼吁新闻法规的制定，已经是到了清末新政的前夕，清末新政为开启近代新闻立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也使新闻法的制定成为了现实。光绪二十六年(1900)，郑观应将其名作《盛世危言》修订为八卷本，第三次印行。他在《日报上》一文中增添了一段有关新闻法制的阐述，并明确提出了报律问题：“中国现无报律，而报馆主笔良莠不一，恐如以上所言，当道因噎废食，则外国报颠倒是非，任意毁谤，华人竟无华报与其争辩也。故将英国、日本报律译呈盛杏荪京卿，奏请选定颁行，准人开设，俾官商各有所遵守。”[5](P347)其后，汪康年在给瞿鸿潟的信中也建议：“近来风气趋变，宜速定报律。令准民间开设报馆，如有不协，皆以报律从事。”“如此则报馆多，多则彼此相角而是非以辨析而愈明。”“知照各国各使，无论任何人在我国界内办报，皆照报办理。”“欲设日报者可以不必挂洋牌，而忠于国家之论日益多。” [6](P64)次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将制定新闻法规的呼声传输到朝廷之上，在其应诏上疏中要求清廷“粗定报律”：不得轻议宫廷；不得立论怪异；不得有意攻讦；不得妄受贿赂。此外，“宜少宽禁制，使得以改革立论，风闻纪事；不然，则恐徒塞销售之徒，不足问谗慝之口。”[7](P227)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国后所呈递的《奏请以五年为期请行立宪政体折》中，更为明确地提出应迅速制定集会、言论、出版三项法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然集会受警察之稽查，报章听官吏之检视，实有种种防维之法。非若我国空悬禁令，转得法外之自由。与其漫无限制，益生厉阶，何如勒以章程，咸纳轨物。宜采取英、德、日本诸君现行条例，编集会律、言论律、出版律、迅即颁行，以一趋向而定民志。”与此相呼应，报界也发出了要求制定新闻法规的呼声。1903年10月上海《申报》发表社论，拥护清廷制定报律：“考东西洋各国所出各报，必经官吏核明，始行刊布，其于谤议泄露，亦皆悬为厉禁。中国未有报律，故终无法以处之。必欲整顿各报，非修订报律不可。”[8]1905年8月12日到23日，香港《有所谓报》发布郑贯公撰写的长篇论说《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内云： “报律不能不先以定也。立宪之国，固有公同认可之报律，举凡报社，莫不珍重而恪守之。吾国自来无所谓报律者，只有官场势力而已。今言报律，将从何起?曰：由吾报社自采其合于文明公理者，定其方针。查报律之大要，最重道德，而道德有公私之分，公德有害，报可声罪以除之也，无论政界、学界、农工商界、及种种社会，皆可评论也。惟个人私德，无关于世者，不能诬捏妄揭也。记者又监督政界及代民鸣不平之特权，惟不能煽乱以坏治安也，又不能造谣以惑人心也，又不能侈谭猥亵以诲淫也，此其要略大纲也。今办拒约之报，尤当以最文明之引导，以为一般社会之警钟。历观外强自帝国主义之政术发明，专伺野蛮之暴动，以插其藉端偿欲之足，而施其酷腕，强权世界，公理泯然，此不可不慎之又慎也。矧今日不销美货以为抵制之举，实逼于强权而无可如何之策，上下社会，共表同情，公愤所在，激变最易。若报纸而不以文明善法为鼓舞，诚恐暴动一起，则大局不可收拾，而抵制之前途，必陷于恐怖之悲境，揆诸理固不合，对于势又不宜。故曰：报律不能不先认定也。”[9](P52-53)

本文原文
清末筹备立宪期间，新闻法规的制定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从1906年至1911年清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专门适用新闻事业、或与新闻事业有关的、或含有调整和规范新闻事业条款的法律，其中专门适用新闻事业的有《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年7月颁布)、《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10月颁布)、《报馆暂行条规》(1907年9月颁布)、《大清报律》(1908年3月颁布)、《钦定报律》(1911年1月颁布)。这些新闻法规是在清政府全面变法修律，吸收西方法律理论，引进西方法律原则，通过移植、重新构建中国新型的法律体系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时刑律民律以及商律等主要法案，都是经由沈家本、伍廷芳所主持的法律修订馆，聘请专家进行编纂。晚清的法案主要由各部院、法律修订馆、宪政编查馆起草，同时宪政编查馆对于草案具有核订权，是实质意义上的立法机关。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起草法案最多的法律修订馆没有参与新闻法规的制定过程。《大清印刷物专律》由商部、巡警部、学部会定；《报章应守规则》由巡警部拟定；《报馆暂行条规》由民政部拟定；《大清报律》由商部拟具草案，巡警部略加修改，由民政部、法部会奏，交宪政编查馆议复。从这点看这些新闻法规多属部订专章，只有《大清报律》是经过了比较繁复的立法程序，最后交由宪政编查馆核订。这一方面说明了清政府在制定《大清报律》的审慎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除《大清印刷物专律》之外其他几部新闻法规在制定过程中的仓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初二，光绪帝就《御史王步瀛奏请速订报律颁行》谕令商部拟具报律草案，妥筹办理，商部提出草案后，由巡警部酌为修改。当时法律修订馆正式开馆(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才半年多，其主要工作重在删削旧律，内容分为删除、修改、修并、续纂，清末大规模的修律工作并没有完全展开。而这个时候光绪就谕令部院制定报律，说明其对报律的认识和重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清政府颁布了作为中国历史上关于新闻出版的第一个专门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由于当时中国的整个立法修律工作都是在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岩谷孙藏等一大批日本法学家的协助下依日本法律为蓝本完成的。故该专律取法于日本明治二年(1869)先后颁布的出版条例和新闻纸印行条例。该专律虽然包括了对新闻事业的管理，但重点并不在新闻事业。另外，在《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的3个月后就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这一点也说明《大清印刷物专律》重在对一般出版物的管理，而对于报业管理则需要单独的立法。

紧接着，清政府又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该规则只是对报纸所登内容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基本是禁止性条文，其主旨在于八个“不得”，仅仅149个字。共9条。[10](P30)关于《报章应守规则》的颁布时间，一般认为是1906年10月16日[11](P406)。但根据1906年10月13日的《申报》的《本馆接警部颁发报律九条专电》②来看，颁布时间应该是1906年10月12日。假如是1906年10月16日颁布，那就是说巡警部提前4天就将未颁布的《报章应守规则》交由报馆，对于颁布法律这样十分严肃的事情，巡警部绝少可能这样做，因此10月16号之说不大合理。而如果该规则在10月12日公布，于10月13日登载在报纸上，还是较为合理的。
之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由民政部拟定的《报馆暂行条规》在《报章应守规则》的基础上做了许多具体性的补充。第三条至第六条概括了《报章应守规则》的八个“不得”，而其余条款主要是就报纸的开设批准事项，以及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等做出规定，还有就是对违犯条规者的处罚规定。但仍如其第十条所说的那样，“以上所定系暂行条规，俟报律编成奏准后，应照该律办理。”[12]
在《大清报律》正式颁行之前，报律尚未制定完成的情形下，即先行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这都是为了适应当时新闻事业迅猛发展，加强新闻事业管理的需要而做的临时之举。从《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这两部新闻法规的内容上看也反映了这种临时性。
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十九日颁布的《令民政部、法部会同妥订报律之上谕》：“谕军机大臣报律关系紧要，前据民政部具奏仅系《报馆暂行条规》，所有应行编纂之报律，著民政部，法部迅速会同妥订，奏明办理，毋再延缓，经宪政编查馆严定，厘为四十五条，请通敕各省一体遵行。”[13](卷8，P706)十二月，民政部与法部会奏：“查此项报律，先经原设商部拟具草案，由原巡警部酌为修改，共成四十六条。当以事关法律，非详加讨论，不易通行。”会奏还对当时外报占报业中很大比例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并特别强调报律的制定工作应当咨商外务部。“京外报馆，由洋商开设者，十居六七，即华商所办各报，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间，若编定报律，而不预定施行之法，俾各馆一体遵循，诚恐将来办理分歧，转多窒碍，迭经咨商外务部，体察情形，妥为核覆。”当然，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政府在外强面前奴颜婢膝的嘴脸。会奏还建议：“各项法律正在修订之际，尚未悉臻完备，若将此项报律遽为订定，一时恐难通行，拟应暂从缓议。”同时，还对《报馆暂行条规》的颁行做了解释说明，“报章流弊渐滋，不可不亟为防闲之计，故先将该律草案，摘要删繁，拟成暂行条规。奏明试办。”会奏主张对报律的制定工作应当采取慎之再慎的态度，以期达到“务其宽严得中，放之皆准，以为推行尽利之地”[3](P32)的目的。
由于光绪帝毋再延缓的训示以及不少大臣的条陈催促，民政部与法部将拟订的报律草案由原来的四十六条修改成四十二条，附则三条，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十三日即交宪政编查馆进行覆议。两天之后，宪政编查馆便将议核报律之事上奏光绪帝。奏章中首先强调了报纸的地位和作用，“环球各国，莫不注重报纸，凡政府之命令，议院之裁决，往往经报纸之赞成，始得实行无阻。”比较俄罗斯，瑞士，挪威等国运用刑律来钳制报业发展，中国则主张“符合言论自由之通例”。奏章总体肯定了报律草案，“检阅原案四十二条，盖折衷于日本新闻条例，酌加损益，尚属周密”。但因“逆党会匪……籍报纸之风行，逞狂言之鼓吹”，奏章认为：草案中对违反第十四条第一款诋毁宫廷、第二款混淆政体、第三款扰害公安的行为，仅以二十日至二年监禁、附加二十元至百元罚款的处罚尤显轻纵，主张对其情节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从该奏章可以看出，虽然宪政编查馆认为报律草案“尚属周密”，但由于革命党人籍报纸鼓吹革命，其势正盛，故主张对原报律加以修正，即行奏请公布实施[10](P35)。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大清报律》正式奉旨颁布实施。
当时的报刊对报律制定等相关内容的报道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报律的制定情况。1908年2月26日，《东方杂志》第五卷第一号的一段记述“先于光绪三十一年准商部咨送拟报律会商具奏，当经原设巡警部酌为增改，以租界外埠多相关涉，咨送外务部会覆在案。嗣以拿办中华报馆主事彭贻孙等一案，臣部以报律关系重要，未易旦夕告成，而报章流弊渐滋，又不可不亟为防闲之际，是以一面酌定约束报馆规则，行令内外城巡警总厅遵照办理；一面复经请旨饬下修律大臣纂订报律于三十二年九月八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这说明早在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时，就已完成了报律(《大清报律》)草案的制定工作，之所以没有颁布实施，是因为清政府注意到“报律关系重要，未易旦夕告成”，常与租界外埠多相关涉，因此在制定报律时尤为慎重。

《大清报律》颁布实施后，“各报馆不遵行，外人所设者尤甚。”[14](P265)宣统元年(1909)九月十七日，《民政部上奏请修正报律条文折》对《大清报律》第七条和第四十二条提出了修改意见。主张实行事后追惩制，以及认为京城报馆的违法事宜不应当由巡警厅办理，因为巡警厅既然是行政机关，对于报馆的违法事宜就只有行政检查权，而没有审判权，审判权应当归属各级审判厅[15](P1039-1040)。民政部的这两条修改意见，后又由民政部会同法部和修订法律大臣，交由宪政编查馆再行考核，宪政编查馆在覆核后，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具奏，交由资政院议决。后由军机处再行议覆，宪政编查馆在覆核后，“于文义未协之处逐条厘正”[10](P37)，将民政部会奏的四十一条，附条四条，改为律文四十条，附条五条，在经过军机大臣、资政院就该律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展开了一场舌战之后，于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二十九日将修正后的《大清报律》更名为《钦定报律》颁布实施。
通常认为：清末这五部新闻法规的制定颁行是一个前后更替的过程，然通过对报律制定期间的上谕和奏折，以及当时报刊对报律制定相关内容的报道分析对比，发现清末新闻法规制定的代表之作——《大清报律》虽然颁布时间较晚，是清末颁布的第四部新闻法规，但是其制定时间却早于第一部新闻法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从商部于1905年提交《大清报律》草案，至1908年《大清报律》颁行，《大清报律》的制定历时近三年，这主要源于清政府对于制定一部较为成熟实用的新闻法规的审慎态度。而清政府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一是由于当时外人在中国办报十分普遍，为了避免以后产生过多过分的纠纷争执，在制定过程中须反复征求各部门的意见，并参考多国新闻法规；二是由于当时其他各项法律都还处于修订阶段，还未颁行，为了使新闻法规与其它法规不致发生冲突，只好留待其他各项法律制定完备，再行颁布《大清报律》。以《大清报律》为代表的清末新闻法规的制定颁行，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法律制度在封建统治的末年建成，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初步法制化。

注释：
①本文使用的“清末新闻法规”的概念是一个泛称，它主要包括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光绪三十二年 (1906)《报章应守规则》、光绪三十三年(1907)《报馆暂行条规》、光绪三十四年(1908)《大清报律》、宣统二年(1911)《钦定报律》。
②该稿件内容：“北京专电云警部现颁应禁报律九条：一诋毁宫廷。二妄议朝政。三妨害治安。四败坏风俗。五内政外交秘密者，不得揭载。六词讼未经定案，不得妄下断语，庇护犯人。七发人私隐，毁人名誉。八错误失实，即需改正。九欲开报馆，须呈报总厅批准再开。按九条中除三四五及八九等条，为报馆所理应遵守外，余条均与立宪国言论自由之意大相刺谬，容著论以发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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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民政部奏请修正报律条文折[A].大清法规大全(二)[C].台北：考正出版社，19

3. 关于新闻法规的一些案例

我国著名化学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家镛，年逾八十但身体尚好。2005年1月26日，《中华读书报》刊载文章及照片报道陈家镛已于2004年8月15日逝世。随后2005年2月2日《中华读书报》刊登《致歉声明》后，《科学中国人》杂志社又在2005年第3期第75页《2004：陨落的巨星(续)》一文中以文字配发照片报道陈家镛去世。陈家镛认为此事完全扰乱了他全家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也给自己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为此他以《中华读书报》和《科学中国人》杂志社两家媒体为被告分别向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其精神抚慰金5万元。
备受关注的陈家镛院士因被误报逝世状告《科学中国人》杂志社案，今天一审有了结果。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科学中国人》杂志社向陈家镛赔偿精神抚慰金3万元，驳回陈家镛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科学中国人》杂志社作为《科学中国人》的出版发行单位负有对文章内容进行审核的义务，其未经审核即刊文报道陈家镛去世，并配有陈家镛的照片，该报道严重失实，足以造成对陈家镛人格利益的侵害。

相关链接

近年来，媒体及记者频频同法院“亲密”接触，北京市海淀法院仅今年上半年就审理了15件新闻侵权案，其中针对“新闻失实”原因提起的侵权诉讼达80%以上。而在这15件案件中，除了两件被撤诉和调解外，作为被告方的媒体全部败诉。

名词解释

新闻侵权：是指新闻报道主体违反新闻法规和其他法律规范，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在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发表过程中，以故意捏造事实或过失报道等形式，向公众传播内容不当或法律禁止的内容，从而侵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格权，造成不法侵害的行为。

4. 新闻法律法规与新闻政策的关系

法制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规范，但并不是唯一的规范。党的政策和新闻职业道德都专对新闻传播属活动起着规范作用。党的政策，一般指的是执政党制定与颁布的政策，在我国，就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与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总政策、基本政策与具体政策。党在新闻事业方面的总政策是：新闻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我国的新闻法制尚不健全。但是党的政策决定我国的新闻法制。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人民和国家的耳目喉舌，党性原则是我国新闻媒体的首要原则，政治家办报也是要求，党要求新闻媒体为人民服务，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因此，党的政策决定了我国的新闻法制。
新闻法制与党的政策的关系体现在：
一方面，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党的政策是在集中全国人民共同意愿、反映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
另一方面，党对国家法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党的政策是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这个特殊领域，党的政策是新闻法制的灵魂，党的政策既为新闻法制的制定提供依据，又对新闻法制的实施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党的政策办事。

5. 为什么要学习《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这门课程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集体编写的新闻法与新闻职业道德教材，十位作者来自九所专高校的新闻院属、系，均己从事新闻法与新闻职业道德教学与研究多年，其中黄瑚、顾理平等五位作者还先后出版过十部有关新闻法与新闻职业道德的个人专著或教材。
大量汲取了近年来国内外新闻法与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重要成果，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新闻法与新闻职业道德的理论与实践，其中不乏独到的学术见解。在撰述方法上，以述为主、述论结合。本书的第一至六章为新闻法规部分，分别阐述了新闻法制的基本理论、历史发展，各类信息发布的法律规定，以及新闻传播活动中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民权益，防止与避免新闻泄密、新闻侵权等各类新闻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的有关法律规定。第七至十章为新闻职业道德部分，分别阐述了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理论和中外新闻职业道德的历史发展，新闻职业道德的原则与规范，新闻职业道德境界的涵养。

本书既可用作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可用作新闻、宣传从业人员以及其他新闻传播爱好者的自学或进修读物。

6. 我国有关新闻传播的法律法规有哪些

《传媒政策与法规》
《传媒政策与法规》介绍了相关法律专规范的过程中，对于属在实务操作中可能用到的法律文书、文件等实务操作资料进行了梳理并收录于附录中。同时注重案例教学，每一章都由案例导入，并且在每章的思考与练习中都必有一道案例题，从而一方面帮助读者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另一方面提高其实践技能。

7. 目前中国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新闻法律法规

1、中国没有系统的新闻法部门。2、相关记者法律、法规有《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3、国外的新闻法在国内无效。

8. 为什么我国的新闻法现在不能很快制定和出台

中国目前主要有《版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世界版权公约》《 民法通则》等方面关于新闻媒体方面的法律法规。
新媒体采编相关法律法规 ，在国内新媒体发展的过程中，政策法规的出台以及管理体系的调整可以说是在匆忙之中启动的。特别是互联网的跨媒体特征，给原来按照行业界限划分的管理体制带来了挑战。新媒体面临的法律环境是比较复杂的，仅仅针对互联网的相关法律法规就有数十个，其中有宪法与法律，有司法解释，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部门通知，还有地方法规和行业规范。而面对新媒体不断涌现的新应用，已有政策法规还将继续调整、修改，新的法规还会不断颁布。作为新媒体从业人员，需要对这些政策法规有面上的了解，树立相应的法律意识，这也是避免触碰管理和法规红线。

9. 中国真的没有《新闻法》吗

现在新闻法规与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联系比较紧密，大部分的新闻争议案件都是依靠这版个来判。
目前权阻碍我国新闻立法进程的两大矛盾
1、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矛盾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解答》是这样保护隐私权的：“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以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这说明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还没有纳入正规，目前仅是把隐私权归入名誉权中加以保护。
2.记者的采访权与监督自由的矛盾
众所周知，中国的媒体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直接控制的，是官方媒体。在西方，记者常被人们贯以“无冕之王”的头衔，是社会监督和社会正义的守望者，是社会舆论的引导者。记者如此的重任，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媒体是否能实现它的监督职能存在着很大的折扣。
另外，《新闻法》一旦出台，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党和政府必须放弃对媒体的直接控制呢？对已经拥有一项莫大的控制权的政党和政府来讲，谁会将这种权利轻易地拱手相让呢？

肯定没有记者法,记者是公民,当然要服从法律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