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推行“推恩令”，分散了王国领地;通过“非正与乱妻妾位之律”，剥夺了王国封回地;寻找借答口罢黜了大批王侯爵位。(6分)
(2)主要通过
立法方式实施;怀柔(温和)手段与强硬政策相结合;剥夺王国封地和爵位，削弱王侯身边政治势力。（8分)解决了王国问题，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西汉社会稳定。（3分)
⑶ 汉“附益之法”的颁布属于使用了什么手段（经济政治......）
政治手段
详细的来看附益法，其内容并不是禁止诸侯结交宾客，而是防止中央朝臣与回地方诸侯相互贿赂答。张晏注引《汉书》说:“律郑氏说，封诸侯过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
汉武帝为了孤立诸侯王，不让其勾结党羽、敛聚财力，故出此法。这也反映了汉武帝高超的政治手腕。
汉高祖刘邦虽然从善如流，却并不算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错误的以为秦之灭亡是缘起未分封诸侯，所以大封同姓诸侯。而这分散了封建经济，破坏了其自足性，致使汉室出现危机。汉武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实行了:推恩令、左官律、阿党法、附益法、私出界罪、酎金律、非正与乱妻妾位之律，以求削弱诸侯国。所以从此来看，这不过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种集权中央的手段。而中央集权的加强，正是封建王朝发展的体现。
略观史籍，一孔之见，若有疏漏，望不吝赐教。
⑷ 汉武帝颁布的 六条问事 的译文 谢谢
翻译第一条，势家豪族土地数量和住宅规模超过制度规定，依仗财大势强欺凌贫穷版弱势者。第二条，二千石不按皇帝权命令办事，不遵守法律制度，背公向私，假借诏令以牟私利，损害百姓利益，掠夺民脂民膏，聚敛财富，为非作歹。第三条，二千石不认真查明疑难案情，草率定案，胡乱杀人，怒则乱罚，喜则乱赏，烦扰苛暴，残民以逞，为百姓所痛恨，弄得开怒人怨，山崩石裂，灾异妖言并出。第四条，二千石选人用人不公，嫉贤妒能，压制人才，任人唯亲，亲近信用顽劣奸诈之徒。第五条，二千石子弟仗势逞威摆阔，干预公务，染指司法，向主管人员请托。第六条，二千石不讲公德，不顾体统，低三下四地巴结豪强，贿赂公行，破坏政令。除此六条之外，刺史还具有监察各诸侯王，全面考察其活动的职责，具体内容有：巡行郡国，以六条监察郡守、相国、诸侯。一但发现他们有六条所列的不法行为时，有权弹劾，并报请上级监察机构处理；考察地方治理情况，断治冤狱，及时把情况向中央政府汇报，以作为对地方官吏的奖惩依据；随时向中央政府举荐人才。
⑸ 为何说汉武帝颁布的推恩令，是一场阳谋
“推恩令”就是一个阳谋，是建立在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文景之治”朝廷实力强盛的基础上的。推恩令是汉朝汉武帝时期刘彻开始实施的，在之前是没有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之前是什么状况。
诸侯国的情况，推恩令的起因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王的儿子只有一个可以继承王位。而其他的儿子则不能做王，只能叫做公子，其它公子要是比较受他爹喜欢，或者有功劳的有可能会封以君位。
君是王以下的最高爵位。对应的是汉爵，相当于列侯。君是可以有自己的封地和属官。这种形式相当于另类的推恩令。
而汉武帝也用这样的政策收回了大量的封地。而此时中央的权力完全压制了所有的诸侯国。从此诸侯国再无嚣张的资本了。
结语：
在汉朝中央占据绝对优势局势之后，中央又推行了相关的一系列针对诸侯的政策，最后诸侯王的权力只能享受自己封地租金，而没有权利管辖自己的封地，诸侯王成为了徒有其名，而没有其权的一个职位。最终汉朝的诸侯沦为一个个富家翁。
文/历史紫陌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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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汉武帝的削藩政策是什么
汉武帝削藩的治理技巧
作者简介：爱新觉罗·启翊，盛华永道营销策划机构首席顾问
如果说，“变革祖宗之法”属组织路线变革的话，那么历史上的“削藩”则是公司治理上的调整，往往伴随着权力的重组，组织架构的变革，稍有不慎，则腥风血雨，兵祸连年。
在古中国时代，夏商周朝基本上属于联盟组织，类似于现在的代理商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建立了秦国集团，下设事业部、分公司以及办事处(郡县制)。只有集团有法人资格，其他机构则没有，财权、人权全部收归到总公司，实现了高度集权化，这是当时的一个重大制度变革。
之后是汉朝集团，继续实施之前的代理商制还是事业部制，是集团CEO刘邦伤脑筋的问题。最后，他采取了一朝两制：对总部附近即京畿地区的势力范围按照子公司的模式运行(它不同于秦国集团的分公司制)，而偏远的地方则采取代理商制度，让其他人去开拓，给足优惠政策。
这些子公司掌握着属地地方赋税和官员的任免权力，有法人资格，被称为“藩国”。“藩”就是篱笆，藩篱意思就是说这些子公司像篱笆一样，在京师周围保卫中央总部。这些子公司老总都称之为“藩王”，刘邦规定必须是刘姓子弟才能当子公司老总。
但当这些子公司老总势力坐大、不听总公司话的时候，就需要抑制他们。为何叫“削”呢？就是慢慢来，今天切一点，明天再切一点，一点点把他的势力切小，这就叫“削藩”。如果变成了“砍藩”，挥起大刀猛砍，那就有可能被子公司反噬，两败俱伤。
汉景帝就是因为听信了智囊晁错的建议而“砍藩”，引发了八位子公司老总的造反，差点连CEO的宝座都坐不稳了。
汉景帝的莽撞
汉朝集团自刘邦创立，后被其妻吕氏夺取大权，任用自己娘家人搞得总公司鸡飞狗跳。最后被主管销售的高级副总裁、元老周勃拨乱反正，迎接刘氏后人刘恒重掌大权，史称汉文帝。
当刘家、吕家内讧的时候，各子公司的发展却蓬勃向上。当汉文帝坐上CEO的宝座后，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弱总部强地方”的格局，子公司的强大使他们对总公司的政令阳奉阴违。虽然有不少朝臣不断建议削藩，但汉文帝深知时候未到，多次驳回了此类条陈。
等到汉景帝继位，总部的势力已经开始有所恢复，但仍不具备削藩的实力。
这时，一个重要人物——晁错出现了。此人学贯儒法，知识渊博，时任CEO高级助理。他做了一番市场调查后，向汉景帝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削藩策》，建议马上削藩。比起自己的父亲，汉景帝对大势的把握要差得多，他糊里糊涂地就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任用晁错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上面要削藩，下面的子公司老总肯定不愿意。在子公司里，这些老总就是皇帝，说一不二。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谁愿意把自己的权力白白交上去？所以，发生冲突和矛盾是必然的。
可这时候，作为削藩项目负责人的晁错就认一个死理：不削藩国家就会乱，这些人势力大了迟早都要反。最后说得犹疑不定的汉景帝也同意了。不过这君臣二人却没有想到万一如果这些人真的造反了，他们该怎么办？
由于估计不足，当子公司老总纷纷发难的时候，该项目负责人晁错就只有作为替罪羊，被汉景帝骗到刑场处死，将矛盾暂时缓解下来。
宋朝的苏东坡写了一篇《晁错论》，指出了这次削藩的失败原因。他认为，削藩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否则非常不利于整体的长治久安。但是，汉景帝的削藩却犯了三个错误：一、选错了削藩的时间；二、选错了削藩的人；三、选错了削藩的方法。他认为要想此事成功，必须“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
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把握厉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晁错没有想清楚。他提出的就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有这八个字，没有做什么可行性研究，没有可操作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仅此而已。
事至不惧。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因为你做的事情，是非常难做的，一旦发动以后会引起强烈的反弹。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然后还要“徐为之图”。
徐为之图。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事缓则圆。要逐步一点点去实施。
对苏东坡的思想领会最深的要数清朝帝国的康熙。他在平三藩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这三条策略，和自己的祖母孝庄文皇太后筹划了五年左右，想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然后从最弱的藩王尚可喜打开突破口，徐徐图之。最后面临吴三桂势如破竹的造反，不慌不忙，御驾亲征，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汉武帝的渐进法
自己的父亲因为削藩郁郁而终，汉武帝刘彻却牢记这个教训。
当16岁的刘彻坐上CEO宝座的时候，经过文景之治的汉朝集团已经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社会安定，人心思安。但子公司日益做大，总部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总部的高管们却醉心于表面的太平盛世，开始奢华*。
对此，刘彻充分吸取了父亲的失败经验，集聚了足够民心和人才后，才开始破局的第一步——推出推恩令。
在当时藩国，藩王去世后，嫡长子作为继承人继承他父亲的所有领土和权势，其他孩子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汉武帝的高级助理主父偃提出了一个新政策，内容是经过报请皇帝同意，诸侯王可以把自己封地的领土，划分为若干部分，封立他的子弟为侯。这些侯国的名分要由中央确定，而侯国的领土来自于原来的诸侯王国。这些侯国一旦确立，就不再隶属于原来的王国所有，而转属附近的郡，也就是说改属中央直辖领导。起名为推恩令——就是把皇帝的恩泽推广开来——在这样一个好听的名义下，各藩王名义上没有任何损失，但却使他们的绝对领土很快由大变小，从根本上解决了一股独大的问题。
随着第一步的顺利实施，刘彻又逐步颁发了左官律、附益法、阿党法等新的规定，进一步收回了地方权力。所谓阿党法是指“诸侯王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阿党是重罪，由中央朝廷所委派的在诸侯王国出任傅和相的高级官员，如果诸侯王有任何的不轨行为没有事先发现，或没有向中央朝廷举报，就要被按照阿党之罪处置。
通过推恩令分化各子公司内部势力，然后通过阿党法让下面的高管彼此监督，使他们面对“囚徒困境”不得不选择抢先告发，最后将子公司的财权和人事权归置中央，把子公司变成分公司，甚至有些子公司改为办事处。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削藩的最终目的。
可惜的是，明朝的建文帝朱允■却没有这么幸运，与汉景帝犯了同样的错误。在自己刚继位不久，朝局不稳的情况下，采用了大儒方孝孺的削藩建议，最后被自己的叔叔朱棣赶得不知所踪。藩没削成，却把自己的皇位给削没了。
⑺ 汉武帝颁布的附益之法什么意思
（1 ）《汉书 诸侯王表》曰：“设附益之法”注引张晏曰：“律郑氏说，封诸侯内过限曰附益。或曰阿容媚王侯，有重法也。”颜师古：“附益者，盖取孔子云‘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之义也，皆背正法而厚于私家也。” （2）《汉书 高五王传 燕灵王刘建传》曰：“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注引颜师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条也。左官，解在《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诸侯王也。” （3）《后汉书 光武帝纪下》注引李贤：“武帝时有淮南、衡山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阿曲附益王侯者，将有重法。” 根据以上三条，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汉武帝颁布的附益法的大致内容：严禁官僚为诸侯王聚敛财富；严禁官僚与诸侯王勾结，为诸侯王谋取利益。总之，附益法的颁布是为了孤立诸侯王，使其在财政上无法聚敛，在政治上无法组成自己的小集团。
⑻ 汉武帝颁布的附益之法什么意思
汉武帝之前，诸侯王往往贿赂中央大臣，一方面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好版话，一方面打听中央权情报，以此内外勾结，威胁中央政权。附益法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制定的。附益法的主要内容是：严禁官僚为诸侯王聚敛财富；严禁官僚与诸侯王勾结，为诸侯王谋取利益。朝廷大臣交结诸侯，帮助其获得不正当的利益，或者自己受贿，为附益，重者甚至于弃市（当众杀头）。
通过附益法的颁布实施，汉朝中央政权阻止了诸侯王和中央官僚的勾结的可能，孤立了诸侯王，也限制了他们获利的渠道，使其在政治、经济上无法形成势力威胁到朝廷，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
⑼ 汉武帝时期的政策
景帝时期,封建制的最大毛病也就是上层权力不稳定,诸侯王老是想当皇帝的问题已经引发了一场战争,虽然是中央一方胜利,但是从吴王"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的言论来看,假如他胜利,也会登上帝位而不会让封建割据长期化.战争打击了诸侯国的势力,更证明了封建制必然向统一的帝制过渡的历史趋势.到了汉武帝,随着"大一统"思想的提出,分散的封建王国权力回归中央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汉武帝制定了许多相应的法律,完成了这一进程.
推恩令.推恩令是主父偃（人名）向汉武帝提的建议,规定诸侯的子弟除了嫡长子继承爵位之外,其他的儿子可以由中央出名义,割诸侯的地盘封侯.中央出些名义毫发无损,诸侯可被切的七零八落.力分则弱,从此丧失向中央挑战的实力.
左官律.所谓"左官",是在诸侯手下当官.在诸侯手下当官要受诸多限制,比如不能住在首都,不能提升,诸侯犯罪跟着连坐等等,把诸侯的手下往受气包方向培养.武帝在淮南王谋反之后作出此规定,意在限制臣民擅自出仕诸侯,进而削弱诸侯的私人班子,剪除其羽翼.
阿党法.诸侯不能自行聘任官员,倒也不能让他们当光杆司令,中央要给他们派傅、相等官,名为辅助,实为监视.但是皇帝又怕傅相大臣与诸侯串通一气,共同糊弄皇帝,所以制定阿党法来管理这帮人.所谓阿党,是指诸侯有罪,傅相不举报,则傅相有罪,重至弃市.
附益法.诸侯也知道"朝里无人莫做官"的道理,往往贿赂中央大臣,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几句好话,附益法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制定的.朝廷大臣交结诸侯,帮助其获得不正当的利益,或者自己受贿,为附益,重者也至于弃市.
私出界罪.为了防止诸侯王互相沟通,重现吴楚七国联盟之类的组织,干脆规定诸侯国王不经中央同一不得擅自离开封地,违者降为侯爵.
酎金律.所谓酎金,是每年春节祭祖的时候,诸侯要献上贡金,助天子祭.此法本来是汉文帝所订,没有特别的含义.武帝时候,为了收回权力,本着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精神,于元鼎五年（前112年）忽然宣布检查贡金的成色,"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结果一连免了一百多个倒霉的侯爵,此法遂成定制.不过估计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法律,最多只能施行一次.
非正与乱妻妾位之律.汉代诸侯王仍然施行的嫡长子继承,但却严格到了苛刻的地步.本来嫡长子继承制讲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但是汉律却只允许嫡子也就是正妻之子为嗣.如果正妻无子,则除国为郡,庶子再多也不能继承.如果试图让庶子继承,就叫"非正",依律免为庶人；如果试图从母亲那里变更庶子的地位,则为"乱妻妾位",不仅免为庶人,有时候还要处以迁刑.按说此项规定与推恩令是有逻辑矛盾的,有嫡的诸侯庶子需要推恩,无嫡的却一律为庶人,事太不均.但是中央政府巴不得诸侯王都断子绝孙,好名正言顺的把地盘收回自己控制,又哪里管得了这么多.
经过这一番折腾,诸侯国纷纷散架,《史记·高五王传》记载,"自吴楚反后,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诸侯国的地位也从独立王国降为大致与郡相等,秦代的郡县制终于重来,只是改名叫做郡国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