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效力不足
① 国内法律是否有高于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
对于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相比较的效力，我国在这一问题上亦无原则性法律规定。但一些专门回的法律答、法规作出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国际条约效力高于国内法”的规定。
如1986年《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表明，国际条约的效力高于国内民事法律的效力。其实，自1982年以来，就连续有些法律作出类似规定，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法律。
楼主，可以参考：
我国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我国的《立法法》是一部规定立法规则、确立立法制度的基本法律，涉及“立法权限”、“立法程序”、“法律效力等级”和“法律监督”四大问题。立法立法必须严格执行《立法法》的规定，坚决克服“立法不法”的现象。
立法是法治的关键和核心，其目的在于合理配置立法权力，有效规范行
政权力的运作，从而为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实现公平、正义、自由、
秩序等价值目标。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不仅要求法的权威性和依法而治的法的工具
价值，而且强调立法对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追求、法的内容的合理性等法的实
质理性。法治已经演进为一个综合概念，它融汇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诸
多价值观念，包含着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权力制约、司法独立、立法等丰
富的制度意蕴，其核心则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几个世纪以来，法治理论与实践
对政府权力予以高度关注，这与立法权力作用范围的广泛性、与人们生活联系的
直接性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以来，立法权在很多国家的权力结构中极度扩张的事
实，不断提醒人们，对立法权力的制约是国家权力制约的重中之重。
在我国，立法尚处在初级阶段，立法法治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无论
是观念上还是制度上都面临着挑战。因此，立法是一场深刻的观念更新和制
度变革。当前，我国立法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在思想意识方面，有些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有些
领导干部的观念与立法的要求不相适应
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律传
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
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
又重新滋长。”由于我国缺乏依法治国、立法的传统，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
淡薄，特别是一些非常有害的观念或思想，严重阻碍着立法的实现。它们是：
第一，人治观念。有些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对立法重要性
的认识还不到位，有的是不重视，总认为立法不管用，按法定程序办事太麻
烦。因此，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立法还多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并没有真
正落实到行动上；有些领导干部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置法律于不
顾。第二，治民不治官的观念。有些领导干部往往把自己摆在了超越法律之上的
位置，总习惯地认为法律只管老百姓，忘记了自己同样需要接受法律的约束，从
而无视法律的规定。第三，法律工具主义观念。将法律仅视为一种治人的工具，
而不具有法律的目标价值观念。甚至认为，当对自己有利时就拿来适用，对自己
不利时就不执行。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立法观念的根植和立法方略的推
行。
因此，实行立法必须要大力培养和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重点是抓好各
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立法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的法治观念建设，切实地进行为依法
立法所要求的观念更新。
1．树立法治观念。为此，必须明确：第一，宪法至上。法治的实质是宪治，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体现，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灵魂。
第二，法律具有极大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而不允许有超越
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三，法大于权。任何人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
法、以权废法。第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树立权力制约观念。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必然导致腐败。
这是人类历史证明了的真理。
3．树立人权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的执政党，必须把保护人民的权利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
最讲公平、最重视保护人民的权利。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人权，高举人权的旗
帜。
4．矫正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树立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目标主义并重的观念。
将法律视作既管老百姓又管政府的同时，结合法律目的，把立法、依法治国
的重心转向人民权利的保障及正义的实现，应是我国实行立法、依法治国的
策略选择。
二、在立法立法方面，有关立法立法空白
较多，所立之法缺陷较大
目前，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国家
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与改
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立法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立法管理
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立法质量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突出表现在现存的
法律、法规与规章之间缺乏协调和统一，使立法执法者难以适从；有些法律、法
规的一些条款太原则，不便操作和畸轻畸重；还有一些法律、法规对某些立法机
关设置的职权过大，尤其对自由裁量权，往往规定的幅度过大，并且没有顾及到
公民权利一旦受到侵害后的法律责任，容易造成少数立法执法人员毫无顾忌地滥
用立法权；立法程序法律制度很不健全，没有实现立法程序法律化，严重影响了
立法机关的立法。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法律体系，为立法创
造法律条件。
首先，必须加快立法步伐，改变某些领域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的状况。当前，
特别要抓紧制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市场经济秩序、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和救济、
规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解决在建立商品市场、原材料市场、金融、资
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执法依据不足的状况；改变实施细则滞
后、法规不配套现象，尽可能使法律法规及规章同步出台，并加强立法解释工作，
使法律规范更加适应实际，操作性更强，以解决有法难依问题。
其次，注重立法质量，纠正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的倾向。法律、法
规的生命力在于其质量。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许多法律文件修改过于频繁，并
且有些在实践中难以施行，问题的要害在于立法时，立法者对该法所调整的社会
关系缺乏科学而精细的调查研究，或者着力于通过立法解决本部门的编制、级别、
经费及其他种种具体问题。应当看到，一个法律文件制定得成功与否以至于最终
能否被有效地施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法是否正确而深刻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它所要调整的那部分社会事务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立
法必须提高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使法律充分体现民意，与社会生活相一致，符
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防止立法中渗入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而影响法律的全
面、公正和完整。同时，避免各种规范性文件在调整社会事务时发生重复、冲突
或疏漏，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再次，抓紧制定立法程序法，改变立法程序缺乏法律规范的现状。可以说，
离开了立法程序法，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立法。
最后，立法要依法。
三、在立法执法方面，现存的立法执法体制不顺，
影响了法律、法规与规章的执行效果
现存的立法执法体制不顺。具体表现为：第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从法
理上说，执法主体只能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企事业单位不
能拥有执法权，然而目前立法执法主体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并不少见。以
政企不分为例，工商部门管市场，又办市场；城建部门管理城市建设，自己也搞
城市建设，并进行自我质量监督；种子公司既是种子的生产经营者，又是种子生
产经营的管理监督者，等等。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局面，人为形成监督
不力。第二，立法执法部门纵向集权，条块分割，部门壁垒，相互之间缺乏协调
配合，结果造成执法工作形不成合力，相互掣肘，办事效率不高。第三，管理系
统交叉过多，职责不清。如对个体户的管理，涉及到工商、税务、物价、卫生等
多家执法部门，由于对同种法律行为有多种不同执法依据的交叉，客观造成立法
执法者不作为、乱作为或难作为。与此同时，我国立法执法队伍建设虽然经过多
年努力，有了长足进步，但是整体素质仍然不高。目前立法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不
少，如越权执法、不作为违法、随意执法、乱施处罚等问题的出现，既有不懂法
而出错的，也有滥用权力而违法的。
因此，必须理顺现行立法执法体制，按照条块结合、适当分权、便于执法、
讲求实效的原则，走综合执法之路。要积极推行立法执法责任制。1997年，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立法，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
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立法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通过明确政府机关法定
立法执法职责，健全立法执法评议考核体系，落实立法责任追究机制，实现规范
立法执法行为的目的。立法执法责任制，要力求做到实际、简明、准确、可操作
性强。具体推行时，关键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清理立法执法主体，明确执法依
据和执法权限，切实减少立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的推诿扯皮现象，努力提高立法
效能；二是确定执法岗位，分解执法职责，严密执法程序，细化执法标准，切实
改变过去那种执法岗位不清，职责不明，权力行使层级之间“上侵”、“下夺”、
“左挤”、“右占”，相互扯皮、揽功诿过的现象，有效地规范立法机关内部管
理秩序，提高立法效率；三是架构执法评考体系，突出执法效能评估，完善立法
责任追究机制，将立法职权的行使与执法人员的年度考核奖惩紧密挂钩，实现行
政权的规范运作。
同时，要提高立法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其关键是要坚持“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的原则，健全对立法执法人员的录用、考核、晋升、奖惩、辞职、辞
退等具体制度，突出严字，严格管理，严明纪律，赏罚分明，形成“能者上、平
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机制。
四、在立法监督方面，现行立法执法
监督体系乏力，存在缺陷
目前，我国对立法权力的监督制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权力机
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立法机关自身的监督、党的监督
以及新闻舆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的社会监督。应该说，我国
的监督体系是比较全面和严密的，它在实际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实践
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表明了立法
权力监督乏力和监督体系存在缺陷。这其中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监督机制上
的原因。立法方面，主要是缺乏监督的法律规定，以致使人民群众等一些社会监
督流于形式而得不到落实。监督机制上，主要表现为有些监督缺乏必要的独立性，
直接影响其监督作用的发挥。例如，作为立法系统内的专门监督的立法监察，由
于它与立法机关有着立法隶属关系，使得这种监督在实践中很难真正履行其监督
职责，以致弱监、虚监、失监现象相当严重。还有，立法复议也存在着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目前，有些同志怕麻烦、推诿等不愿受理立法复议申请的情况还在
相当程度上存在，在立法复议决定上，还存在该撤销或者变更而维持的情况，上
下级之间“官官相护”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等等。
因此，必须强化和完善立法执法监督制约机制，确保严格、公正执法。首先，
加强权力机关对立法执法工作的监督。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尽快
制定《人大监督法》。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选举和任免干部时，应该把是否具
备必要的法律知识，是否依法办事作为衡量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在听取他
们的述职报告时，应把他们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的执法状况作为重要的考察内容。
各级人大常委会要通过听取和审议所在政府和单位实施法律、法规工作报告以及
组织代表检查、视察、评议执法工作等形式，督促立法机关做好执法工作。其次，
民主党派的监督、社会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也必须努力落到实处，
使它们共同服务于人大监督这个中心，并形成监督合力。
综上所述，我国要实现立法，必须革除一切与立法的要求不相适应
的旧观念，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法律体系，必须理顺现行立法执法体制，提高执
法队伍素质，必须强化和完善立法执法监督机制。惟其如此，才能为解决我国依
法立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创造条件，不断推进立法的进程，实现依法治国的
宏伟方略。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http://www.drcnet.com.cn/ 12/04/2003
③ 有关我国破产法不足之处
王欣新：论新破产法中管理人制度的设置思路
时间: 11-08 09:01 作者:王欣新 新闻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摘要：在新破产法草案中，创建了专业化、市场化的管理人制度。管理人将主要由法院或债权人会议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和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专门执业资格的人员中选任。管理人承担法定职责，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有权取得报酬，并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主题词：清算组 管理人 执业资格 职责与责任
在2004年6月21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新破产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下称《破产法》)制定时，由于受当时国家改革背景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其存在诸多问题，使《破产法》承担了一些不应有的社会职能，妨碍了其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公平解决债务关系的本质调整作用的发挥。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法制完善的需要，促进我国尽快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制定统一的、市场经济模式的新破产法，已经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在新破产法立法中，创建了专业化、市场化的管理人制度。下面就此问题进行评述。
一、管理人的概念
管理人是破产程序中最为重要的机构。通常，管理人是破产宣告后成立的，全面接管破产企业并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等破产清算事务。管理人在各国的称谓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称为破产管理人，日本则称为破产管财人。在英美法系国家通常称为破产受托人。在我国现行《破产法》中称为清算组。
管理人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管理人仅负责破产清算程序中的工作，所以又称破产管理人。而广义的管理人则在重整程序中也承担管理工作(通常称重整人)。现行《破产法》规定，在破产宣告后才选任清算组，使用的是狭义管理人概念。而新破产法草案将破产清算、和解与重整三程序的受理阶段合并规定，管理人的工作自案件受理开始横贯三个程序，使用是的广义的管理人概念，所以称为管理人，而不是破产管理人。
《破产法》将破产管理人称为清算组是不妥的。清算组概念源于企业、公司法中对清算机构的称谓，但在破产法中沿用，仅强调其清算活动，不能充分体现出其在破产程序中的功能，反可能使人对破产程序与企业解散清算程序产生混淆。此外，清算组的概念从文义上理解，其组成应在二人以上，不一定适合破产案件的实际需要，也不符合各国立法通常由一人担任管理人之惯例。所以，新破产法中改称为管理人。
对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在学理上存在多种学说。如英美法系的信托说，大陆法系的代理说、职务说、财团代表说等，以及我国学术界中的特殊机构说、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说、清算法人机关说等。在新破产法的起草过程中，是根据实际需要对管理人的选任、职责、义务等作出规定。但从目前法律草案的实质内容看，与旧法中突出管理人的官方地位相比，较为强调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的选任、制约、监督等机制，使管理人的法律地位有较大变化，管理人将主要代表债权人的利益。
二、现行立法弊端
现行立法规定的以政府官员为主体的清算组构成模式，行政色彩浓厚，其目的是为在破产案件一些问题(如职工安置)的处理上得到政府部门的行政协助。但因破产清算工作具有法律责任重大、专业性强、工作量大、期间长等特点，这种立法模式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诸多弊端。
第一，主要是由政府官员临时组成的清算组，组织松散，其成员还在政府部门有本职工作，不仅在时间上可能发生冲突，而且由于清算非其本职工作，对工作业绩、职务升迁、待遇提高等影响不大，所以也难以做到全身心的投入，往往会影响破产清算工作的效率。
第二，一般而言，清算组成员不具备破产清算工作的专业知识，需要法院的指导乃至培训。而清算组在案件终结后即告解散，受理新案件后又可能由新人组成一个新清算组，由此导致法院工作增加，司法资源浪费，清算效率低下，还难免使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破产案件的审理与清算工作则可能陷入循环往复的低质低效的怪圈之中。
第三，管理人应具有独立法律地位，才能确保公正履行职责。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既是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又是产权所有人的代表，由其出任清算组，实际上是由债务人的股东担任清算工作。由于彼此间存在关系，难免出现地方保护主义，无法保证公正。清算组的现行体制决定了其必然要向政府负责，在政府的行政主导与干预下，破产清算往往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基本目标偏离，而为政府行政目标所取代，职工安置等一些本属于政府部门的责任被转嫁给清算组和法院，清算中的重大问题都由政府参与或直接决策，法院失去司法独立，实际上成了政府的清算机构。
第四，对清算组违法失职行为无法追究法律责任。清算组作为临时性组织，成员来自不同政府部门，大多不领取报酬。当因清算组成员违法失职行为给债权人造成经济损失时，其所属政府部门不承担法律责任，因其不是政府部门的职务行为造成的。而当损失是由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清算组成员共同造成时，更无法划分责任范围。如将其视为清算组成员的个人责任，又是其在无偿工作的情况下对过失行为负责，法律依据不充分。在清算组解散后，追究其责任尤其难以进行。
所以，革除清算组体制的弊端，将其改为管理人制度，是新破产法走向规范化、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三、管理人的选任
(一)选任时间。破产程序从何时开始，各国立法规定不同。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以破产宣告为破产程序的开始，英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多以案件受理为破产程序的开始。
新破产法草案规定，破产案件受理后即选任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这时债务人尚未完全丧失对财产的管理与处分权，由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是否适当，有无法律依据，是否损害债务人的权益，便存有争议。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仍可进行企业经营活动，虽然受到必要的限制。
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不妥的。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新破产法草案将破产清算、和解与重整三种程序的受理阶段合并规定。合并规定的目的是要尽量减少破产法的条款数目，但结果不仅使三种程序受理阶段的不同特点无法有针对性地被规定出来，造成操作层面的混乱，而且也使管理人在三种不同程序受理阶段，乃至后续程序中的职责产生一定程度的混淆。
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将三种不同程序分别作系统规定，独立成章。这样虽会增加破产法的条款数目，但可以保证其科学性、完整性与系统性，不会出现因规定不明或程序混淆而难以操作的问题。但在惯性之下对此再作根本性修改可能比较困难，补救性的方法只能是针对每一可能发生问题之处分别进行调整。不过仍难免造成体系混乱，挂一漏万。
(二)选任方式。各国对管理人的选任方式不同。有仅由法院选任的，如日本、法国等；有仅由债权人会议选任的，如英国、美国等；也有以债权人会议选任为主，以法院等机构选任为辅，或是主辅相反的，如德国。管理人选任方式往往与一国立法对管理人及债权人会议的法律地位的规定有关。从破产法的发展历史看，各国破产法在管理人的选任主体上，普遍寻求一种融法院指定和债权人选任于一体的方法，绝对由法院指定或绝对由债权人选任都不是现代破产法的发展趋向。
现行《破产法》规定，清算组成员由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抛开其它弊端，法院选任管理人，较之由债权人会议选任，有利于提高效率。但管理人的工作与债权人利益密切相关，完全由法院选任可能出现忽视债权人利益的现象，所以必须在此方面给债权人一定的参与权或决定权。
在新破产法的立法过程中，有人主张，在首次债权人会议之前，由法院选任管理人或曰临时管理人。在首次债权人会议上，可以确认法院选任的管理人，或自行选任。在债权人会议另行选任管理人之前，法院指定的管理人不得辞去职务。如个别债权人认为管理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行使职权，或有违法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可向法院提出撤换请求，由法院决定。目前的新破产法草案基本上采取这一模式。但也有人主张仍由法院选任管理人，债权人会议仅有提出异议和请求更换的权利。
笔者认为，前一主张较为妥当，但还有一些操作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如债权人会议决议确认或选任管理人的表决方法，是按一般决议标准还是特别决议标准?法院或债权人会议如何选择管理人，是采取招标方式还是其他方式?如何体现公平竞争关系?当债权人会议更换管理人时，工作如何交接，后任管理人能否撤销前任管理人的不当行为?这些问题都有待立法进一步加以明确。
各国立法通常规定，管理人的选任以一人为原则，但必要时也可任命多人。管理人有数人时，共同执行其职务，经法院许可，可以分管职务。在此须注意，管理人虽只任命一人，但并非破产管理工作均由其一人完成。管理人可以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工作机构或聘请专业人员，在其指挥下完成破产事务的管理。
(三)选任资格。对管理人的资格条件，各国立法规定不一。英国破产法规定，只有自然人才能出任破产案任的管理人，法人组织不能充当管理人。未清偿债务责任的破产人无任职资格。管理人任职的积极条件为参加政府承认的职业团体或曾凭直接申请取得工商部颁发的个人执业许可。法国的管理人只能由法院从全国委员会制定的名单上指定，法院得依职权或依申请调换管理人。在日本，即使符合破产管理人一般性资格条件的人，如与破产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被怀疑是否能公平地执行职务，也不应选任之。
我国现行破产法在清算组成员的资格上采取了不同于世界各国的规定。清算组成员由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在实务中，因法院并不清楚政府有关部门中哪些人员可以被指定为清算组成员，无法直接指定，所以只能向政府有关部门发出成立破产清算组的通报，由其决定参加清算组的具体人员名单，法院再据此向有关部门及人员发出参加清算组的指定函。所以，清算组成员虽名为法院指定，实则是由地方政府决定。
在新破产法草案中改变了清算组制度，设立专业化、市场化的管理人制度，规定了管理人的积极资格与消极资格条件。根据其初步设计，管理人将由下列组织、机构或者人员担任：(1)依法设立或者由法院指定设立的清算组；(2)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院所等社会中介机构；(3)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专门执业资格的人员。组织、机构担任管理人的，应当聘请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专门执业资格的人员协助工作。在消极资格方面，新破产法草案拟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管理人：(1)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有其他不良记录的；(2)注册会计师、律师等曾被吊销执业证书的；(3)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4)法院认为不宜担任管理人的。
在新破产法的起草过程中，对管理人的资格问题存在以下争议：
第一，自然人能否担任管理人。有人主张，只能由机构担任管理人。他们认为，自然人无论是社会信誉还是赔偿能力均不足以承担管理人的职责。反对者认为，如仅限由机构担任管理人，小的破产案件会造成破产成本过高与社会资源浪费。笔者认为，管理人不宜只由机构担任。其一，与许多国家允许或只允许自然人出任管理人的惯例不符。其二，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传统上对个人与个人权利歧视的表现。其实恰恰只有个人才能对其行为负起完全的法律责任，财产赔偿能力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职业责任保险解决。
第二，在新破产法草案本次稿本中增加了“依法设立或者由法院指定设立的清算组”也可以担任管理人的内容。据称这是考虑有的企业的政策性破产，仍要采取由法院从政府相关部门中指定清算组的方式进行。这将使旧体制的弊端全部延续到新法之中，但对问题的解决方法却未作规定。笔者一直在考虑，是否国有企业的政策性破产完全要由政府部门操作?而且所谓依法设立的清算组又是依什么法，如何设立，新破产法也未作规定。所以，笔者认为，这一款规定应修改。
第三，对管理人执业资格的确认。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机构担任管理人是否需要取得执业资格。有人认为，管理人的执业资格仅指个人的资格，对机构不设置执业资格。凡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均可以担任管理人，但其派出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管理人的执业资格。有人则认为，并非所有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都能胜任破产管理工作，所以对机构也应设置执业资格，并通过考核、年检等制度加以规范。否则，让那些不具备专业知识、没有相应能力的机构担任管理人，将影响破产程序的进行，加大当事人的损失风险。其二，个人的执业资格如何确认。有人认为，并非所有律师、注册会计师等都能胜任管理人工作，故应设管理人资格考试制度。有人认为，破产管理工作对管理人的实务能力要求较高，仅靠考试不能保证其具有相应能力，所以还应强调通过考核的方式将具有实务经验与业绩的人吸收到管理人队伍中来。还有人主张，凡是具有律师、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即可取得管理人执业资格，无需再进行考试，否则将会造成新的市场准入障碍，出现垄断现象，妨碍公平竞争。
没有特殊的资格管理制度，可能出现滥竽充数的现象；设置资格考试等制度，又可能造成市场准入障碍。这的确是个两难问题。考虑到我国首次建立管理人制度，应进行较为严格的管理，笔者曾主张，对个人担任管理人的执业资格由政府设置资格考试及考核制度，对机构担任管理人的资格根据法定条件认定。但在其后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负责人商谈此事时，其提出将政府的资格管理改为由有关协会培训后认定资格，不设置专门的执业资格考试。笔者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以折衷方式处理较为妥当。此外，对管理人资格问题的规定应当与新破产法同时出台，以保证有充分的实施准备时间。
第四，消极资格规定不明。其一，“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有其他不良记录”此规定过于严格，过失犯罪如交通肇事犯罪等似不应包括在内。另外，所谓“其他不良记录”中的“不良”包括哪些情况，“记录”是指由谁通过何种程序作出，均无相应解释，在实践中无法执行。其二，“人民法院认为不宜担任管理人的”包括哪些情况?这可能会赋予法院过大的裁量权，侵害到他人的正当权利。新法规定债权人会议有权免除法院选任的管理人而另行选任，如果法院认为不妥，发生矛盾如何处理，立法也无规定。在本次人大常委会审议时也有委员对这些问题提出异议。
还应指出的是，在重整程序中的管理人即重整人更强调其对企业的经营能力，而不仅是清算活动所需的法律或会计专业知识。所以，有的国家对破产清算程序和重整程序中的管理人分别规定资格，职业企业家、经理人应是重整人更适当的人选。新破产法草案也应对此作出区别规定，但在破产清算、和解与重整三程序的受理阶段合并规定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比较困难。 四、破产管理人的职责
我国现行《破产法》及司法解释对清算组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的职责有规定，主要是接管破产企业，清理、回收、管理、处分和分配破产财产，决定是否履行合同和在清算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确认别除权、抵销权、取回权，代表破产企业参加诉讼和仲裁活动等事项。
但在对清算组职责的规定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3条规定，清算组应当向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于限定的时间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通知后的7日内提出，由法院作出裁定。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在收到通知后既不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又没有正当理由不在规定的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的，由清算组向法院提出申请，经法院裁定后强制执行。
据此，清算组向破产人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所发出的清偿债务和交付财产的书面通知，其法律效力与《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的支付令相同，而且异议期间更短，这是不妥的。它使清算组的书面通知具有司法权行使的性质，不仅与清算组之法律地位不符，而且是对对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侵害。此外，法院对对方当事人就实体民事权利义务提出的异议，采取裁定的方式处理，也是对其诉讼权利的限制与剥夺。笔者认为，清算组作为破产财产的管理人(即民事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也应当向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发出要求其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通知，但对方对此提出异议时，清算组应当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争议。清算组向对方发出的书面通知，即使未获答复，也不能因此就具有可强制执行的效力。
此外，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破产宣告后，破产企业是否继续生产经营，完全由法院或清算组决定。但因该问题对债权人的利益影响重大，所以管理人的此项决定应得到债权人会议的同意，不能由法院或管理人决定。
在新破产法草案中，对管理人的职责作出了更为完善的规定。如管理人实施债务人的不动产所有权、采矿权、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权以及全部库存或者营业的转让、借款、设定财产担保、收回担保物等重要管理行为，应当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经其许可。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管理人有上述行为之一的，应当征得法院的许可。 五、管理人的报酬与责任
现行破产法对清算组的报酬问题没有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由政府官员出任清算组成员的一般不领取报酬，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员则领取报酬，数额由法院决定。
各国破产立法均规定，管理人有取得报酬的权利。有的国家规定，管理人报酬的数额由法院决定，如日本、德国。通常，法院确定报酬数额时，需考虑破产案件的复杂程度、破产财产的规模大小、破产分配的比率高低、管理人花费时间、精力的多少以及其努力程度、同业收费标准等多种因素。在美国，为了防止托管人收取过高的费用，破产法对托管人的收费定了一个最高界限，即收费不得超过破产财产总额的3%至15%。
新破产法草案规定，管理人有取得报酬的权利。管理人的报酬由法院还是债权人会议决定，也是立法中的争议问题。目前的草案规定，管理人的报酬由债权人会议决定。但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管理人报酬由法院决定。
笔者认为，由债权人会议确定管理人的报酬，客观上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可能出现双方因报酬问题无法谈拢、管理人缺任、破产财产无人管理的现象，延误破产程序的进行，所以还是由法院确定较为适宜。但债权人会议对法院确定的管理人报酬有异议的，有权向法院提出进行调整的复议请求。此外，法律应考虑规定一个确定报酬的幅度标准，以利执行。
新破产法草案规定，债权人会议有权选任管理人，所以管理人应对债权人会议负责，而不能仅对法院负责，否则就与选任机制不相符。清算组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予以纠正，还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更换不称职的清算组成员。
新破产法草案规定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管理人违反职责与义务给债务人财产或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管理人为多数人时，彼此间应承担连带责任。在新破产立法中，为保证对管理人违法失职行为法律责任的追究，笔者认为，对于机构担任管理人的应当参加执业责任保险。 作者简介：王欣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破产法》起草工作组成员。请采纳为最佳答案
④ 我国立法不足
胡说八道，法律法规太多啦。你不知道而已
⑤ 中国法律只在中国领域内有效吗
是的，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我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我国领域内犯罪。
包括三种情况：
（1）在我国境内实施犯罪行为，但犯罪结果发生在国外，如在境内开枪，射伤境外人员
（2）在国外实施犯罪行为，但结果发生在我国境内，如从境外向境内开枪，杀死境内受害者的犯罪；
（3）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均发生在我国境内。
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刑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
(5)中国法律效力不足扩展阅读
法律的效力
对中国公民的效力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内一律适用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公民，也应遵守中国法律并受中国法律保护。外国人在中国领域外对中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中国刑法，但是按照犯罪地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中国是法治国家,一切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在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不能再让一些外商在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底线以后,又以道歉轻松过关。有关部门要站在依法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高度，严格执法、严格监管，以每一次严格的执法标明底限，让所有外国企业引以为戒。
⑥ 法律的空间效力问题
第三个和第四个按照我国刑法属地管辖原则，都是用中华人民共回和国刑法，因为航空器属于答我国领域的一部分，不管航空器在哪里，只要在我国的航空器里面犯罪就算是在中国领域里犯罪，按照属地原则，适用中国法律。
由此，前两项，航空器是外国的，就不应该选罗。
⑦ 国内法律是否有高于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
对于国际条来约与国内法相比较的自效力，我国在这一问题上亦无原则性法律规定。但一些专门的法律、法规作出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国际条约效力高于国内法”的规定。如1986年《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表明，国际条约的效力高于国内民事法律的效力。其实，自1982年以来，就连续有些法律作出类似规定，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法律。如1982年《商标法》、1984年《专利法》、1985年《继承法》、1992年《海商法》等。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 第189条首先作出了与上述《民法通则》第142条相同的规定，而1991年《民事诉讼法》重复了这样的规定。从这些规定看来，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国内是有直接的效力。同时，国际条约的规定若与国内法律不同时应优先适用。但是，由于这些规定仅限于个别法律，还不能说是已经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完全确立了规则。不过，上述法律作出这样的规定的事实充分说明了我国立法政策的明显倾向，从而有“国际条约优于国内法”成为一项具有普遍性规则的可能。
⑧ 中国的法制建设还有哪些不足
不足的地方有好多,未成人,同性恋,知识产权,女性方面,医疗方面等等,每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都有讲到法律不足方面,但有好多都是因为小数人通过,多数人不通过而隔开,到日后再修改.
⑨ 中国的法律都有哪些不足之处呀
中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抄，是不承认判例法的，成文法有它固有的缺陷，比如：1、立法技术的影响；2、立法比较滞后，法律的规定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3、成文法不能规制社会的方方面面，立法者不可能考虑到以后可能出现的特殊问题等。
此外，我国法律也有自身特色，比如法律信仰的缺失、执法不力、权力对法律的不当干预比较突出等。
⑩ 为什么宪法司法效力不够
法律效力，是指法律的强制性和约束力。由于宪法所规定的内容是国家生活中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是国家立法活动的基础，因此，它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主要表现在：
第一，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而依宪治国的内在要求是宪法至上。这就意味着宪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的法律地位。同时，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统一的市场规则，更需要统一的法律制度。保持法制统一，首先要保持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统一。统一到哪里？统一到宪法。宪法所确立的原则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宪法与法律的这种关系，通常被称为“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即：宪法为母法，法律为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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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宪法与法律相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法律、行政法规的内容和精神都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规定相抵触、相违背，否则，就会因违宪而无效。
第三，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宪法第五条第四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