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司法现实中，对于案件是五花八门的，而我国的法规是粗线条、也不可能面对每一个具体主导性细节的；所以就要请示具有法定权力的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依法对具有普遍性案件细节、对下属法院、法官审理进行指导性、具有司法效力的解释。
广义上是指，每一个法官审理每一起案件，都要对法律做出理解，然后才能够具体适用。因此，必须对法律做出解释，才能做出裁判。由最高法院对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作出的解释就是司法解释。中国的司法解释有时特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
❷ 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
司法解释也具有法律效力，当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相抵触时，立法解释优先。
❸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效力
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比某些具体法条还靠得住，专所以司法解释必然是有法律属效力的，因为司法解释本身就是最高院对于各级法院判案的一个规定，所以各级法院在审判案件是当然会依照其解释进行。
另外，国务院的意见，只能算作一般规范性文件，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或者你的意思是国务院的规定，这个算行政法规，这是国务院行政立法权的一项，是具备法律效力的。从法律效力上讲，行政法规高于部门行政规章，部门行政规章高于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由于法律效力的差异，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也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原则：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至于规章以下的一般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仅具有参考意义。
❹ 最高院研究室“司法解释的逐条解读”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得看发布时间，有没有被废止，也可能是以前的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2007后司法解释就四种形式。当然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说的话法官总是可以听的，但不能作为判决书里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
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应当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第六条 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
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解释”的形式。
根据立法精神对审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规范、意见等司法解释，采用“规定”的形式。
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批复”的形式。
修改或者废止司法解释，采用“决定”的形式。
❺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意见法律效力如何
这个问题在实践中经常令很多法官和律师困惑，一较真谁也说不好答案。
关于回司法指导文答件、司法解释的定义的问题。在1997年7月1日以前，最高院对司法解释的形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在这之前凡属于对应用法律、法令解释的，不论形式，不管是通知、纪要、决定、答复等等，全部归于司法解释。比如最高院关于民法通则的意见就是司法解释。其余的除去行政管理、人事管理之外的，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的，属于司法指导文件，即你所指的“意见”一类。
关于司法指导文件的法律效力问题。最高院的司法指导文件不能作为裁判依据，即不能在裁判文书的裁判依据部分写“依据最高院×××的意见之第××条之规定”。但是，可以在裁判理由部分用于说理，也就是说司法指导文件在实际上法律效力还是很高的，因为它是最高院用于统一裁判的规定。
本答案的依据：由周强院长主编的《司法解释汇编》（迄今为止周院长唯一挂名主编的书）一书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面梳理司法解释，作出了以上说明，绝对权威。
❻ 最高院司法解释的效力
复函不属于司法解释，但是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不过不及司法解释广泛。内
因为司法解释相当于最高容法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及规范性文件在司法实务领域中具体含义的阐述和下级法院在对法律理解性问题及具体操作中请示的批复，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普遍适用性，各级法院必须执行。
❼ 司法解释有法律效力吗
法律分析：司法解释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法律行使司法解释权。司法解释权与法律本身效力相同。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第三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
❽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可以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吗，希望具体点
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在于宪法、法律、全国人大的法律解释和最高检的法律解释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如果上位法有明确的规定，优先适用上位法
❾ 如何理解司法解释在刑法适用中的效力
根据198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二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由此可见，我国实行的是“二元一级”的司法解释体制 。“二元”指的是有权制定刑法司法解释的机关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一级”指的是最高司法机关。故以上“二元一级”的刑法司法解释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但我国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东西部差距明显，“两高”所作出的刑法司法解释难以兼顾各地实际情况，有些情况下只能作出具有一定弹性的规定（如数额犯），然后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意见”，这些意见对案件的处理发挥着司法解释的作用。比如，相同的犯罪数额，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在经济发达地区所表现的社会危害程度是不同的，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应不同，即对犯罪分子的处罚应有所区别，这一区别就反映在各地的“意见”中。而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意见”又分两种：一是根据“两高”的明确授权所制定的“实施意见”，因该意见的效力源于“两高”的刑法司法解释，故当然具有刑法司法解释的效力；二是根据刑法和“两高”刑法司法解释的精神，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治安状况制定的“指导性意见”，笔者认为，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出发，在辖区范围内具有“准刑法司法解释”的效力。
❿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不应具有造法的权力，为什么司法解释却有法律效力呢
司法造法是各国司法实务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张力作用的结果。一定条件下的造法职能的存在，也是我国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就可以不断地扩张其造法职能，侵入立法领域。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其基本的职责是裁判案件、解决法律纠纷，造法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已。
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成因
第一，长期以来法制的不健全与立法的粗陋、缺乏预见性，是导致司法解释泛立法化的客观基础。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几乎是从零开始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要求以蔑视和批判的精神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7条也明确要求：“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旧法已去，新法却未随之而立。除建国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后的20余年里基本上未进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法律纠纷却并不因此而不发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为了因应审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过发布一些具有规范性文件性质的司法解释来填补立法上的欠缺与不足。尽管这些文件严格地说可能不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而是属于“政策性”解释——以司法机关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国家的民事、刑事政策。经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释替代立法机关代行立法权的习惯性做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1978年以后，国家对立法的重视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应使这种“权宜之计”逐步消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长期以来法制建设“欠账”太多，也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期的剧烈变动之中，立法机关为了回应各个领域内立法的要求，不得不采取“宜粗不宜细”、“先制定、后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从其制定时起就具有粗陋、滞后于社会发展等不足之处，法律规范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变化需要的情况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形下，系统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释自然也就成为弥补法律漏洞以因应一时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说立法机构长期的虚位导致法律的空白进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释的诉求是司法解释“立法化”产生的客观根源的话，那么，当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内容的简单化、立法技术的粗劣则是导致在法制相对完备的情况下，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不断强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转型期非持续性社会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冲击和改变着建国数十年来一成不变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社会开始进入了剧烈变动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项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形成的社会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构建。问题的复杂性与经验的不足，决定了新体制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间必然有失误、有反复。法律的稳定性与严格的立法过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无法适应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也就成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最好手段。为了顺应政策的需要，法律随政策剧烈变动也就日益彰显，本来就没有真正确立的国家立法的稳定性、权威性明显减弱。“由于政策具有灵活性，而法律具有稳定性，在政策变动时，很多法律条文不可能得到及时的修改。这种现象使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视甚至被突破的”，认为“国家机关的一些举措虽然违背当时宪法的个别条文，但却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属于“良性违宪”，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对于忽视或突破现有法律而言，通过司法解释也就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权宜之计，并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同。
第三，司法体制的影响。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种亲历性的活动，只有亲自参加全案的审判工作，才有可能对各种证据，特别是对证人证言做出准确、合理的判断，而个案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解释方法的多样性以及事物本身属性的多样性决定了对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审判委员会、个案监督、错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于它无视司法裁判的特点，抑制了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所理应发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主观上斩断了法官解释法律的努力，法官独立解释法律文本既不被认同和允许，更不被提倡。尽管法官完全可以基于自身对宪法文本（甚至不需要借助对宪法文本的解释）的理解而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却仍不得不寻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释”。
第四，司法职业平民化的影响。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将法律的解释权进行高度的集中，以试图维护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建国初期，在全面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同时，旧司法机构中的一大批专门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开始的“司法改革”运动中被逐出司法队伍，代之以大批既无法律专门知识又缺乏法律职业训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本来应当加强的法学教育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法学知识的传播与法律技能的训练也被政治运动所取代。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机关时“无将可用”，不得不从其他机关或事业单位抽调大批非法律专业的人才充实司法队伍。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与工具性，法律并不被视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解决失业问题、安置复转军人乃至精简政府机构的分流人员等的途径之一，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为我国当前并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成为法官、检察官人员结构的基本特征。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的重要根源，也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法律、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增长了法官希望权威机构对法律进行系统解释的需求。即使法官偶尔在个案处理中对法律文本进行解释也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荒谬的结论，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决策层对法官解释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并成为不断强化司法解释的作用与地位的心理基础与理论依据。
此外，不可否认的是，理论上对司法解释的肯定和认同，也是司法解释日益扩张、越来越“立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综观近年来关于司法解释的讨论，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赞同。例如，孙笑侠先生将我国的司法解释分为三类：（1）最高人民法院按规范性形式所进行的普遍性司法解释，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律；（2）地方人民法院针对地方特点对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性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律、法规；（3）法官个人依主观意志针对具体案件所做的个别性司法解释。孙先生认为：“前两种情况应当认为是可行的。后一种情况就不属于法官造法的范围，应予否定。”孙先生还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力在今天并没有产生什么副作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院是否应当享有较自由的解释权，而是在于如何促使司法解释的理性化。”再如有的学者认为，新刑法中的许多条文仅属“引申性解释”而没有刑罚规定，因而理应在相关条文中“以适当文字概括进去”或者“以司法解释处理”。郑戈在评论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法理学教科书上所称的‘法律解释’，都是一种创制法或试图创制新规则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法律规则或者说人的理性不断扩大其疆域，将其原先所未及的与法律有关的事实纳入其中。”理论上的这种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对实务上的操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是当理论上的“研究成果”迎合了有关当局的需要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有关当局积极行动的根据，强化其业已存在的某种操作习惯或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