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案件法律效力冲突

㈠ 什么是法的价值冲突

法的价值冲突概念

法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多维、多层次的体系。其中包含自由、正义、平等、秩序、利益、效率等各种法的价值，不同法的价值的相互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价值之间的相互抵触，就是法的价值冲突例如，要保证社会正义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就必须以牺牲效率作为代价；同样，在平等和自由之间、正义与自由之间也都会出现矛盾，甚至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舍一择一”局面。

㈡ 孙志刚事件涉及的法律问题

一、违宪审查机制能否真正启动 “孙志刚事件”和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事件，也许将被记入中国依法治国的历史之中：这是中国公民首次行使违宪审查建议权，由此引发的关于全国人大应当尽快启动违宪审查制度的讨论，也将对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由“孙志刚事件”引发的三位公民上书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许多人认为此举可能促进违宪审查机制的启动。那么三位公民的建议书命运会如何？最终能否真正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呢？ 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下，公民的建议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专门委员会认为被提请审查的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本案中是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如果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但中国目前还没有法律对公民建议书的反馈渠道和程序、回复时间等作出规定，应通过立法对此予以明确规定，使违宪审查机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综合分析各种因素，事情的结果可能是：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审查后，若认为《收容遣送办法》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即可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由国务院自行决定撤销或修改。《收容遣送办法》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然后被撤销的可能性不大。 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和城市稳定发展的需要，现实的选择是：在剥离收容遣送制度的强制人身自由的权能，恢复其救济、教育和安置的初始功能后，收容遣送制度（这一制度的名称可以探讨）也许仍将继续存在。这也是上书的三位公民所希望的。 要实现这一目的，无论是选择撤销或废止该办法，重新制定相关法规，还是选择彻底修改该办法，有两点必须坚持：一是必须排除其强制人身自由的权能。对违法行为可以适用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进行处理，必要时可以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使其包含原收容遣送办法的某些内容。二是对适用对象和执法程序要做严格规定。比如执法时必须履行一定的手续，必须听取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收容对象只能限于流浪乞讨人员，不能包含民工等，使这一制度真正起到动员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作用。 二、中国违宪审查制度 所谓违宪审查，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对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所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审查和处理。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裁定并处罚违宪行为，尤其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违宪的法律和法律性文件的行为，以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 违宪审查制度是监督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之一。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既需要有完善的规定，更需要有效的保障实施的措施。 违宪审查制度就是监督宪法实施的有力措施之一。 世界各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立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如英国。二是普通法院通过受理公民的诉讼来行使违宪审查权，这种模式也称为司法审查，典型代表是美国。但这种模式下，法院即使宣布该项法律、法规违宪，效力也仅及于本案，并不等于宣布该法无效。三是由专门的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如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和德、俄等国的宪法法院。 现代国家通过两种方式对法律及法律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一是事先审查，即在法律、法律性文件颁布生效之前所进行的合宪性审查，一旦被确认违宪，该项法律、法律性文件便不得颁布实施。二是事后审查，即法律、法律性文件颁布实施之后，在执行和适用过程中进行的合宪性审查，这种审查或由公民以诉讼方式提起，或由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有权机关主动进行。中国的法规备案审查制度就是事后审查的一种方式。 中国也有违宪审查机制，但还不完善。中国的违宪审查从模式上说，是由立法机关进行审查；从审查方式上说，是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兼而有之。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立法法》中也有相应的更加具体的规定，这就明确了违宪审查的主体。 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问题在于：一是还不完善，比如没有规定审查的期限和审查后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二是在实践中，本来非常重要的事后审查权未被真正行使过。 无论如何，“孙志刚事件”与三博士上书事件引发的讨论，充分反映了全社会对依法保障人权、依法治官治权和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高度关注，充分反映了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充分反映了中国依法治国的不断进步。

㈢ 孙志刚事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判决结果：

2003年6月27日，广东省高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乔燕琴(救治站护工)死刑;李海婴(被收容人员)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钟辽国(被收容人员)无期徒刑。其他9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刑。

㈣ 孙志刚案件中的行政主体有那些违法行为

孙志刚案件属于故意伤害致死。

案例——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一审宣判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一审宣判 主犯被判死刑 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６名涉案渎职犯罪人员被判有期徒刑 另有２３名责任人分别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撤职等处分
据新华社广州６月９日电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６月５日至６月６日公开审理乔燕琴、李海婴、钟辽国等故意伤害原广州市达奇服装公司职员孙志刚致死案，于９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乔燕琴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李海婴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钟辽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被告人李龙生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判处被告人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有期徒刑三年至十年。 同日，孙志刚案涉及的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原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原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负责人彭红军，医生任浩强，护士邹丽萍、曾伟林等６人，以玩忽职守罪，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３月１７日晚，被害人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外出，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错误收容。３月１８日晚，孙志刚称有心脏病被送至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３月１９日晚，因孙志刚大声呼叫，引起救治站护工乔燕琴不满。乔遂与吕二鹏、乔志军、胡金艳等人商量，授意李海婴等８名被收治人员殴打孙志刚。３月２０日凌晨，被告人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等先后两度对孙志刚轮番殴打，致使孙志刚于３月２０日上午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经法医鉴定，孙志刚系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乔燕琴、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无视国法，共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致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上述被告人故意伤害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其中，被告人乔燕琴指使、纠合其他被告人对孙志刚实施伤害行为，系本案主犯，应予从严惩处；被告人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等两度轮番殴打致死被害人，罪行严重，应从重处罚；被告人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次要作用，是从犯，应依法惩处。但鉴于被告人李文星在犯罪时未满１８周岁，依法从轻处罚。 另据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原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原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负责人彭红军，医生任浩强，护士邹丽萍、曾伟林等６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受国家机关委托行使公务的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义务，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孙志刚被错误收容并在救治站遭受伤害致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玩忽职守罪。为此，有关法院分别作出前述判决。 本报北京６月９日电 （记者 程鹏）据广东媒体报道，为严肃党纪、政纪，坚决落实责任追究，经广东省广州市委、市政府同意，广州市纪委、市监察局和有关单位已对孙志刚案涉及的有关责任人员作出了党纪政纪处分（见图表）。 一、市监察局研究决定，对在孙志刚案件中负有领导责任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林培坤、市卫生局副局长卢彦德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市民政局副局长唐启畅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二、市纪委、市监察局经研究，同意市公安局、市卫生局、市民政局和天河区、白云区纪委、监察局对孙志刚案件中有关责任人员的处分意见： （一）对市公安系统１２名违纪责任人的处分意见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单梅叶，不履行职责，违反规定，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失职责任，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谭穗渝，不履行职责，违反规定，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失职责任，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民警罗侨安，不履行对收容人员进行甄别的职责，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失职责任，给予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副所长刘敦树，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失职责任，给予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所长许伟浚，对本所干警管理不严，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民警陈建华，不认真履行对收容人员进行甄别的职责，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失职责任，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韩立平对收容遣送工作管理不到位，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失察，负有领导责任，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吴小明，对分局收容遣送工作管理检查不到位，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杨东胜，对收容待遣所的管理工作不到位，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直接责任，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付强，在接待孙志刚亲属上访时，对其亲属反映孙志刚非正常死亡问题未引起重视，没有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反映的重大警情提出准确的处理意见，工作失职，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办公室信访科副科长邹琨，在处理孙志刚家属来访反映重要线索的材料时，没有认真审核材料并作为重要问题向领导呈批，延误了对该案的查处，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白云区公安分局江高镇派出所副所长杨炳坤，对孙志刚亲属上访材料中反映的孙志刚非正常死亡问题，没有认真履行职责，未采取积极措施进行调查，工作失职，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二）对市卫生系统３名违纪责任人的处分意见 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科主任林建荣，对市收容救治站管理不严，造成严重后果，负主要领导责任，给予撤职处理。 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护士长刘兆江，对市收容救治站护理工作管理不严，造成严重后果，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市脑科医院副院长邓河晃，对市收容救治站管理混乱失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三）对市民政系统５名违纪责任人的处分意见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遣送科副科长叶建华，未认真履行职责，负直接领导责任，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站长冯绍裘，对收容遣送中转工作管理不力，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遣送科工作人员梅广平、李爱荣、谢志勤工作责任心不强，违反工作纪律，分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姓 名 原 职 务 处 分
林培坤 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行政记过
卢彦德 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 行政记过
唐启畅 广州市民政局副局长 行政警告
单梅叶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 开除党籍、行政开除
谭穗渝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 开除党籍、行政开除
罗侨安 天河区公安分局民警 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
刘敦树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副所长 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
许伟浚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所长 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
陈建华 天河区公安分局民警 行政记大过
韩立平 天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行政撤职
吴小明 天河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 行政撤职
杨东胜 天河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行政撤职
付强 天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行政记大过
邹琨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办公室信访科副科长 行政记过
杨炳坤 白云区公安分局江高镇派出所副所长 行政记过
林建荣 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科主任 撤职处理
刘兆江 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护士长 行政记大过
邓河晃 市脑科医院副院长 行政记过
叶建华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遣送科副科长 行政撤职
冯绍裘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站长 行政记过
梅广平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遣送科工作人员 行政记过
李爱荣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遣送科工作人员 行政记过
谢志勤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遣送科工作人员 行政记过

㈤ 孙志刚事件体现的法理学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法律发生冲突，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冲突的部分无效

㈥ 孙志刚案件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何启示意义

孙志刚案件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当年，就是因为孙志刚在收容所死于非命，事件见诸媒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法律工作者对“收容制度的合法性”的强烈质疑。当时在法律界引发一场空前绝后的大讨论。
同时，在法律工作者的促动下，我国取消了收容制度。

㈦ 孙志刚事件反映了我国法治建设方面存在什么问题

第一，通过真正公开的审理，揭露与案件有关的制度性罪恶，揭露异化的制度如何纵容乃至强制释放人性中的邪恶，以此促成全民的反思、推动制度的未来变革。尽管制度性的罪恶并非刑法意义上的罪，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揭示之，但一个负责的司法体系、一个公开的审理过程、一个不避讳制度丑陋的权力部门，应当把对制度性罪恶的思考与对当下被告的定罪量刑勾连在一起。
第二，结合罪行发生的具体情境，调查每个被告不同的主观恶性，从而惩罚甚或加重惩罚当罚者，减轻对制度受害者的惩罚。制度性罪恶的存在，绝对不是具体犯罪的理由，尤其对于那些有能力、有选择余地不去从事犯罪的人；“制度受害者”也不是一个大帽子，让每个犯罪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戴上它。二战以后，盟国组成的国际法庭在德国的纽伦堡对纳粹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确立的纽伦堡原则是：“奉命行事的个人不能免责。但是，只有那些有很大的选择自由的人所犯下的罪行，才可能受到惩罚；只有那些有很大的选择自由的人，才应该被传唤来为自己的行为作辩解。在起诉战争罪犯的过程中，私人、未被任命的人或职位较低的官员，是不会因为其执行命令而被判犯有战争罪的。”借鉴这一折射人性关怀的原则，我们也可以对像乔艳清那样有选择自由而故意行凶的人，施以重罚；也可以对像张明君那样被强迫犯罪的人，减轻惩罚。当然，在技术上，我们没有“制度受害者”的法律术语，但刑法上关于胁从犯可以减轻或者免于处罚的规定，也是可以为判决提供法律支撑的。
摆脱仇恨、报复的情结，摆脱以重刑掩蔽制度丑陋的遮羞心态，在道德伦理上谴责异化的具体制度，在定罪量刑上惩罚主观恶性深重的人、适当地宽宥被迫犯罪的人，让我们拥有博大、宽仁的胸襟，让我们直接或间接缔造的、也生存其中的制度环境在整体上放射人文关怀的光芒。我所向往的，不会是一个善良、美好的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