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律责任案例

A. 什么样的案例属于行政责任

简单的说，国家单位在处罚，管理某些行政职权内的职务行为，给他人造成了侵害，就要承担责任。也就是民告官，官出现了失职，就要承担行政责任。案例[1]2004年11月，西丽街道地政监察中队负责人因对该街道违法抢建行为监管不力被撤职。案例[2]2005年4月，大磡小学在没有办理任何报批手续的情况下，兴建教工单身宿舍，顶风违建。该校校长肖某、总务主任贺某被有关部门撤职。案例[3]2005年4月29日，龙岗区对违法建筑抢建现象比较严重的12个社区负责人进行“告诫”。6月10日，龙岗区10个制止抢建行为不力的居委会被通报批评。9月13日，区监察局还对制止抢建行为不力的4个街道办发出了《监察建议书》。案例[4]2005年10月，观澜街道办对大水坑社区大三居民小组出现4栋抢建违法建筑实行责任倒查：招聘的2名巡查员解除劳动合同，开除出队；国土所的2名工作人员退回原单位，并对该居民小组通报批评。案例[5]2006年1月25日，宝安区监察局对公明街道合水口社区发生严重违法抢建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公明街道办原副主任、街道查违办主任林某某对公明合水口社区违建抢建问题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因其还涉嫌贪污受贿等严重犯罪问题正受司法追究。街道查违办、合水口社区居委会多名负责人也分别受到了通报批评、书面检讨以及党内警告等处分，街道查违办工作人员林某作辞退处理。案例[6]2006年2月27日，公明街道办东坑社区一私宅业主在拆除私宅过程中，发生墙体坍塌，造成一死一伤。查处中，该社区支部书记黄某被党内警告，社区基建办管理人员被撤职，街道城建办、查违办、驻社区工作部门组织人事办、东坑社区被通报批评；警方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将俞某、杨某、钟某依法刑事拘留。

B. 具几个行政法律关系的例子，法律关系的例子

公安机关作出的拘留、罚款决定；
工商局作出的吊销营业执照决定；
县政府作出的土地权属确认决定；

C. 行政法案例分析

1、本案的被告是市国税局，理由如下：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权责一体专，按税务机关查处属案件管辖规定，本案由市税务局管辖，即市税务局有“权”对本案中的偷税行为进行处理，同时市税务局也必须客观、公正的依法进行处理，这是其“责”的体现。本案的原告与市税务局查处的这一偷税行为有利害关系，故市税务局为被告。
2、本案应作如下判决：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奖金：2.4万元，赔偿实际工资损失及路费，对于精神损害20万元及赔礼道歉不予支持。
理由：国家税务局《税务违法案件举报奖励办法》规定，原告应得的奖励为2.4万元；原告的赔偿责任由国家承担，赔偿义务机关是市税务局，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无精神赔偿的规定，故赔偿实际工资损失及路费，不赔偿精神损失；本案中被告不履行支付奖励的义务，并不造成对原告名誉的损害，所以对原告要求的赔礼道歉不予支持。
以上分析同时也请各位高手批评指正。

D. 行政权力的案例

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江都市照相馆业主诉江都市教育局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 1994 年5 月27 日，江都市教育局下发江教（1994）字第70 号《关于统一拍摄中学生学籍照片的通知》，要求从该年起，今后全市普中、职中一年级新生学籍照片按统一尺寸、统一色彩、统一背景的要求拍摄。该教育局将此项工作委托江都市教育实业公司统一组织巡回上门服务。该通知发出后，江都市教育实业公司按照通知要求编制印发了拍摄日程表，实际拍摄了40 余所学校新生学籍照片。在拍摄遇到阻力的情况下，江都市教育局及江都市教育实业公司的有关工作人员声称：不按“三统一”标准拍摄的照片不能办理新生学籍卡。在该通知下发之后，江都市教育实业公司组织拍摄过程中，全市各地学校附近的照相馆纷纷以其正常 的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干扰为由，先后向江都市工商局、信访部门、人大反映情况，要求江都市教育局撤回该通知，但一直未果。1994 年11 月，38 家照相馆业主、承包人、负责人联名起诉到江都市人民法院，请求宣布江都市教育局的该通知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 条的 规定，并判令江都市教育局、江都市教育实业公司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处理〕 江都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江都市教育实业公司是江都市教育局开办的经济实体，双方订有承包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教育局）向乙方（实业公司）的经营活动提供方便，并在本系统内（局机关及学校）的业务上尽可能给予帮助。乙方经营所获利润由双方按比例分成。江都市教育局只将使用标有“94 江都市教育局”汉语拼音缩写背景授权给江都市教育实业公司，从未表示其他照相馆可以使用相同背景。据统计，江都市教育实业公司代拍摄了学籍卡照片 1 万多份，每份收费4.95 元，获纯利润2 万多元。 江都市人民法院认为，江都市教育局通过行政手段将新生学籍卡照片的拍摄限定给其下属公司独家经营，而把其他照相馆排斥在拍摄新生学籍卡的市场之外，其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 条第1 款的规定，应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该法第30 条的规定，江都市教育局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由其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教育管理机关制止和纠正。因而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1 条第3 项规定，法院应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处理。鉴于原告坚持起诉，法院亦已立案管理，应裁定驳回原告对江都市教育局的起诉。江都市教育实业公司是江都市教育局所属单位，其拍摄行为是基于该通知委托而进行的，在江都市教育局的上级机关对其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认定之前，江都市教育实业公司赔偿责任不明确。因此，在江都市教育局上级机关处理之前，江都市教育实业公司不能单独成为民事侵权主体，故江都市教育实业公司的赔偿与否应视上级机关对江都市教育局的处理结果而定。如果单纯处理原告的赔偿问题，就可能造成审判权代替行政权。因此，原告对江都市教育实业公司的起诉应同时驳回。据此，江都市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 条，第111 条第3 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永春照相馆等38 人的起诉。 永春照相馆等38 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江都市教育局下发通知的行为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 条的规定，应由其上级机关予以确认并纠正，因而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江都市教育实业公司的经营行为是基于江都市教育局下发的通知而产生，赔偿与否应视有关部门对江都市教育局的处理结果而定。据此，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评析〕 本案一、二审法院的处理是正确的。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 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违反本法第七条规定，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或者限制商品在地区之间正常流通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或者上级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被指定的经营者借此销售质次价高商品或者滥收费用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因此，上级机关对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享有行政处理权，或者说行政处理权专属于上级行政机关。 有的人认为，对于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也能够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0 条的规定，由行政机关对受损害的经营者给予民事赔偿。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的实施主体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 条规定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的范围，我们知道，《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 条规定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的主体必须是经营者。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 条第3 款之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而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的实施主体被明确限定为“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属于经营者的范围

E. 行政违法案例

原告：田永，男，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委托代理人：马怀德，北京市大通？？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雅申，北京市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

法定代表人：杨天钧，校长。

委托代理人：张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委托代理人：李明英，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原告田永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给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我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参加学习和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并且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然而在临近毕业时，被告才通知我所在的系，以我不具备学籍为由，拒绝给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被告的这种作法违背了法律规定。请求判令被告：一、为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二、及时有效地为我办理毕业派遣手续；三、赔偿我经济损失3000元；四、在校报上公开向我赔礼道歉，为我恢复名誉；五、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原告田永违反本校《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068号通知）中的规定，在补考过程中夹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监考教师发现，本校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通知校内有关部门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给田永本人的通知，也已经通过校内信箱送达到田永所在的学院。至此，田永的学籍已被取消。由于田永不配合办理有关手续，校内的一些部门工作不到位，再加上部分教职工不了解情况等原因，造成田永在退学后仍能继续留在学校学习的事实。但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默许田永继续留在校内学习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证明田永的学籍已经恢复。没有学籍就不具备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毕业条件，本校不给田永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不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是正确的。法院应当依法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下属的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取得本科生学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监考教师虽未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北京科技大学于同年3月5日按照“068号通知”第三条第五项关于“夹带者，包括写在手上等作弊行为者”的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是考试作弊，根据第一条“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学生证丢失，未进行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其后，北京科技大学每学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永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并由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应用水平测试BASIC语言成绩合格证书。田永在该校学习的4年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设计及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全班第九名。北京科技大学对以上事实没有争议。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部分教师曾经为原告田永的学籍一事向原国家教委申诉，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于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该校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一事处理过重，建议复查。同年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复查后，仍然坚持原处理结论。

1998年6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有关部门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进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门呈报毕业派遣资格表。田永所在的应用学院及物理化学系认为，田永符合大学毕业和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由于学院正在与学校交涉田永的学籍问题，故在向学校报送田永所在班级的授予学士学位表时，暂时未给田永签字，准备等田永的学籍问题解决后再签，学校也因此没有将田永列入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内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此案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田永于1996年2月29日写下的书面检查和两位监考教师的书面证言，这些证据能够证明田永在考试中随身携带了写有与考试科目有关内容的纸条，但没有发现其偷看的事实；2、原国家教委《关于加强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校发（94）第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原国家教委有关领导的讲话，这三份材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的规章范畴；3、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关于田永等三人考试过程中作弊按退学处理的请示、期末考试工作简报、学生学籍变动通知单，以上书证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于1996年4月10日作出过对田永按退学处理的决定，但不能证明该决定已经直接送达给田永，也不能证明该决定已经实际执行；4、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函、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考试作弊一事复查结果的报告，这些书证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部分教师、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对田永被处分一事的意见，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在得知这两方面意见后的态度；5、北京科技大学的《关于给予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王斌勒令退学处分的决定》一份、《期末考试工作简报》7份，以上书证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不能成为本案的证据。此外，北京科技大学在诉讼期间，未经法院同意自行调取了唐有兰等教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1998届学生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审批表、学生登记卡、学生档案登记单、学校保卫处户口办公室书证、学籍变动通知单第四联和第五联、无机94班人数统计单等书证交给法院，这些证明由于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关于“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原告田永提交的证据有：1、1996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的学生证（学号为9411026），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不仅从1996年9月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并且还逐学期为田永进行了学籍注册，使其具有北京科技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的事实；2、献血证、重修证、准考证、收据及收费票据、英语四级证书、计算机BASIC语言证书、田永同班同学的两份证言、实习单位书证、结业费发放书证，以上证据能够证明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学的管理下，以该校大学生的资格学习、考试和生活的相关事实；3、学生成绩单，能够证明田永在该校四年的学习成绩；4、加盖北京科技大学主管部门印章的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已经承认田永具备应届毕业生的资格；5、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的证明，证实田永已经通过了全部考试及论文答辩，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已具备了毕业生的资格，待田永的学籍问题解决后就为其在授予学位表上签字的事实。

在庭审中，法庭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进行了质证。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

原告田永没有得到被告北京科技大学颁发的毕业证、学位证，起因是北京科技大学认为田永已被按退学处理，没有了学籍。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的权利中，第（四）项明文规定：“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由此可见学籍管理也是学校依法对受教育者实施的一项特殊的行政管理。因而，审查田永是否具有学籍，是本案的关键。

原告田永经考试合格，由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录取后，即享有该校的学籍，取得了在该校学习的资格，同时也应当接受该校的管理。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实施管理中，虽然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但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田永在补考时虽然携带写有与考试有关内容的纸条，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其偷看过纸条，其行为尚未达到考试作弊的程度，应属于违反考场纪律。北京科技大学可以根据本校的规定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进行处理，但是这种处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精神，至少不得重于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年1月20日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实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二十九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中，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北京科技大学的“068号通知”，不仅扩大了认定“考试作弊”的范围，而且对“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也与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退学条件相抵触，应属无效。另一方面，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北京科技大学实际上从未给田永办理过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特别是田永丢失学生证以后，该校又在1996年9月为其补办了学生证并注册，这一事实应视为该校自动撤销了原对田永作出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此后发生的田永在该校修满四年学业，还参加了该校安排的考核、实习、毕业设计，其论文答辩也获得通过等事实，均证明按退学处理的决定在法律上从未发生过应有的效力，田永仍具有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籍。北京科技大学辩称，田永能够继续在校学习，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鉴于这些部门及部分教师的行为，都是北京科技大学的职务行为，北京科技大学应当对该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原告田永既然具有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籍，在田永接受正规教育、学习结束并达到一定学历水平和要求时，北京科技大学作为国家批准设立的高等学校，应当依照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给田永颁发相应的学业证明，以承认其具有的相当学历。

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原告田永是大学本科生，在其毕业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可以授予学士学位。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作为国家授权的学士学位授予机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程序，组织有关人员对田永的毕业成绩、毕业鉴定等材料进行审核，以决定是否授予其学士学位。

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派遣问题。《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毕业生调配的部门按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就业计划签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应当履行将毕业生的有关资料上报所在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以供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和颁发毕业派遣证。原告田永取得大学毕业资格后，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理应履行上述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只包括违法行政行为对受害人人身权或者财产权造成的实际侵害。目前，国家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并非学生毕业后就能找到工作，获得收入。因此，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证书的行为，只是使原告田永失去了与同学同期就业的机会，并未对田永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实际损害。故田永以北京科技大学未按时颁发毕业证书致使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为由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主张，不能成立。

原告田永在考试中有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据此事实对田永作出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虽然不能成立，但是并未对田永的名誉权造成损害。因此，田永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北京科技大学在校报上向其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不予支持。

综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2月14日判决：

一、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二、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

三、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

四、驳回原告田永的其它诉讼请求。

第一审宣判后，北京科技大学提出上诉。理由是：1、田永已被取消学籍，原判认定我校改变了对田永的处理决定，恢复了其学籍，是认定事实错误；2、我校依法制定的校规、校纪及依据该校规、校纪对所属学生作出处理，属于办学自主权范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3、我校向一审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提取的证据，不属于违法取证，法院应予采信。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上诉人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被上诉人田永已不具有该校学籍，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学校依照国家的授权，有权制定校规、校纪，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但是制定的校规、校纪和据此进行的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必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按退学处理，有违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是无效的。北京科技大学在诉讼中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调取的证据，虽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被告不得在诉讼过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情况，但是由于无法证明这些证据是在作出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时形成的，故法院不予认定。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9年4月26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F. 行政法基本原则 案例题

对王某的行政处罚是明显的不适当。个人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行政处罚适用法回律、法规不当，根据《行答政处罚法》第十四条“ 除本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以及第十三条的规定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
（1）“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应该是由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作出，而不是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
（2）“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个体饮食业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是违反上位法设定的行政处罚
2、工商部门对“王某曾因伤害罪而被判刑3年，一年前刚出狱，因此要重罚，又处以王某1150元得罚款”是超越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应负法律责任。
故，上述工商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不适当，违法了《行政处罚法》的法定原则。

G. 行政法案例及案例分析 1500字

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山东日照中院判决韩帮峰与圣公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发布时间：2009-09-25 08:30:48裁判要旨 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住所地送达债权催收通知，债务人处无人签收能否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当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来理解。 ■案情 山东省日照市圣公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圣公公司”）分4次向农行日照市东港区支行借款50万元，第一笔20万元期限自1997年1月8日至同年12月8日，第二笔10万元自1997年2月27至同年12月27日，第三笔10万元自1997年5月30日至1998年11月30日，第四笔10万元自1997年9月28日至1999年3月28日。 第一、第二笔借款到期后，双方协商展期至1998年11月8日。东港支行于1998年12月10日对上述两笔借款进行了催收；1998年11月30日，对第三笔借款进行了催收；1999年11月20日，对第四笔借款进行了催收。2001年4月21日、2003年4月15日、2004年4月28日，东港支行三次向圣公公司送达了公证借款催收通知书。2002年12月，圣公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2005年12月,农行岚山支行（由东港支行岚山办事处变更）与第三人韩帮峰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50万元债权转让给韩帮峰。2006年2月，岚山支行向圣公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 因圣公公司未还款，债权人韩帮峰起诉至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圣公公司偿还借款50万元。圣公公司辩称，被诉主体已不存在,且原告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诉讼请求。 ■裁判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东港支行与圣公公司签订的四份借款合同均合法有效，圣公公司应按借款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岚山支行将债权转让给韩帮峰并履行了通知义务，该转让行为有效。在债权转让前，原债权人均在两年内进行了催收，未超过诉讼时效。圣公公司系被吊销营业执照，仍具备法人资格，应承担民事责任。遂判决：圣公公司偿还韩帮峰借款50万元。 圣公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请求驳回韩帮峰的诉讼请求。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前三笔借款到期后，债权人的催收行为均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第四笔借款于1999年3月28日到期，债权人于1999年11月20日、2001年4月21日进行了催收，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圣公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办理注销工商登记手续，此后该公司的经营处于非正常状态，债权人于2003年4月15日、2004年4月28日向圣公公司送达催收通知书，说明其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因该公司无人签收致使意思表示未到达圣公公司的责任不应由债权人承担，应当认定债权人该两次催收行为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2006年2月，岚山支行及韩帮峰将债权转让通知送至圣公公司法定代表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自此时至韩帮峰起诉，该笔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遂判决：撤销（2007）岚民二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圣公公司偿还韩帮峰第四笔借款10万元；驳回韩帮峰其他诉讼请求。 ■评析 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住所地送达债权催收通知，债务人处无人签收能否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当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来理解。诉讼时效制度设计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进而加速社会经济流转，促进经济社会生活的便捷、高效；另一目的是保护义务人，考虑历时很长的请求权所产生的举证困难的问题，因此赋予义务人以时效抗辩，允许其在法定期间之后可以拒绝履行。 应当看到，后一立法目的的实现是建立在权利人怠于行使自己权利的基础上，从而以时效制度来促进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本案中，韩帮峰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到圣公公司住所地进行债权催收，足以表明其并未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圣公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经营处于非正常状态，对债权人2003年4月15日和2004年4月28日送达的催收通知书，因无人签收该致使意思表示未到达该公司这一事实，韩帮峰既无过失，也非故意，其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未到达圣公公司的责任不应由债权人承担。故二审法院认定，债权人该两次催收行为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第四笔借款应予偿还。 本案案号为：（2007）岚民二初字第306号；（2008）日商终字第77号 案例编写人：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宝华 李 红

H. 行政法律案例

回答： 1、关于被申请人。因该案中罚款决定是由县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批内准的，根据容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的实质标准， 该上一级主管部门为被申请人。

2、关于被告。该案中被告是作出该处罚决定中署名盖章的行政机关，此外，个人认为该案中没有符合列为第三人的对象，因被告型第三人分为三类：
（1）作出矛盾行为的其他行政机关
（2）在行政决定中署名的非行政主体
（3）原告起诉时遗漏的行政主体——针对共同行政行为，而本案中并非此类。

I. 请分别举几个典型的案例：1、行政违法行为；2、民事违法行为；3、刑事违法行为；4、违宪行为。

1、行政违法

职务过错，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这类失职行为使国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但还没达到渎职罪的程度。行政过错，即公民和法人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如司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有的学者认为行政违法在许多情况下，专指行政过错，主张把职务过错称为纪律违法。

2、民事违法行为

朱某在工厂浴室捡到苏某的进口手表，先说第二天归还，后来又说自己把手表弄丢了。苏某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朱某限期归还手表。我国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

3、刑事违法

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

4、违宪行为

如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第25条第3项），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由于改革开放要求制定大量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未经修宪，也未作宪法解释的情况下，自行行使立法权，1979年至1982年间共制定了11个法律，这都是违背当时宪法规定的。

(9)行政法律责任案例扩展阅读

行政违法的主体必须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可能构成行政违法；行政违法违反的是行政法律规范，侵害的是受法律保护的行政关系；行政违法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尚未构成犯罪；行政违法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民事违法行为的构成条件主要有两条：侵犯他人受到民事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行为具有违法性，即违反民事法律的规定。民事违法行为分为违反合同行为和侵权行为两大类，前者指合同当事人没有合法事由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后者指合同以外的，非法侵犯他人民事权利的行为。

J. 行政违法行为案例

行政违法行为案例太多了，你可以查阅一些资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