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法律知识

㈠ 亚里士多德的良法的标准是指什么

亚里士多德所推崇与追求的良法之内涵，简言之，即体现正义。他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基础，由这种正义衍生出法律，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产生的一种美德。应该说，他继承和发展了自苏格拉底以来不懈追求正义的传统，其法律思想恰是以其正义思想为基础的。他所说的正义含有两种意思：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该配给到相等的事物。他对正义内容的诠释可理解为：一是人们应该接受并服从作为事物的规章；二是指一个人分配所得的东西正是他应当得到的。
在亚氏看来，法律是规章，应得到普遍的服从，执政者要受它约束，被统治者要受它管束，并借以监察和处理城邦一切违法失律的人们。在法律的权威性这一问题上，与他的老师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的统治相比，亚里士多德更注重法律的地位，为了避免重蹈柏拉图描绘“最完美的”以及“次优的”国家蓝图的覆辙，他把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视为达致“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更强调法治的完美并力陈人治的弊端。
他所讲的正义是同平等连在一起的，甚至可视为同一个概念。他所讲的平等有两类：“一类为数量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数量相等'的意义是你所得到的相同事物在数目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比值相等'的意义是根据各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现在的人们大家都承认政治权利的分配应该按照各人的价值为之分配这个原则是合乎绝对的正义的。”可见，根据亚氏的观点，正义的享有不是数量上的绝对平等，而是根据价值进行分配的相对平等。他所说的正义兼有两种性质：其一他用于作为统治者而表现其为主人的正义，另一用于作为从属而又自由的被统治者的时候，表现为从属的正义。他认为这两种正义有着明显的差异，统治者即品质高的人可以享有多些的政治权利，被统治者即品质低劣的人则享有少一些的政治权利。但倘若品质高的人期望得到更多些的政治权利，亦或品质低的人期望得到多一些的政治权利，这又变成不正义了。
正义又可分为“普遍的正义”和“个别的正义”两种。其中“个别的正义”可再分为“分配的正义”和“平均的正义”两类。“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比例的平等，这种正义是从人的不平等性出发的，而这种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变的。至于“平均的正义”就是指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正义是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使相互利益等同。
显然，受亚氏所处时代的限宥，他所称颂的正义观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的平等，而恰恰是一种因人而异的不平等。当然，尽管亚氏之正义存在诸多矛盾，但他对正义的推崇与追求是无可辩驳的。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法律思想，虽然不为现代人所接受，但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是无可非议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视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指广义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末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因此，我们在考察他的法律思想的时候，不应脱离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和阶级立场，要辨证地思考借鉴其思想中蕴涵的合理内核与精神实质。

二、良法的延伸
除了法律应当符合正义的基本标准外，亚里士多德还从政体、人口、地理环境等方面对良法进行了引申和延展。
（一）他认为良法应是有利于实现立法目的的法律。“凡订有良法而有志于实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恶行。所以，要不是徒有虚名，而真正无愧一“城邦”者，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
这就是说，凡是有利于养成公民良好习惯的法律便是良法，否则就是恶法。因为“立法者是凭借使公民养成习惯而使他们好的，而这乃是每一个立法者所希望的，那些没有做到这一点的人，就没有达到目的，而正是这一点使得一个好的法制有别于一个坏的法制。”
（二）他指出良法应为相对稳定性与适时变更性的完美结合。为了捍卫法律的权威，必须首先立足于其相对稳定的本性，“人们倘使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姑且让它沿袭的好；一经更张，法律和政府的威信总要一度降落，这样，变革所得的一些利益也许不足以抵偿更张所受的损失。上述政治和其他技艺间的比拟并不完全相等；变革一项法律大不同于变革一门技艺。” 但这并不是说法律应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法律应具有灵活性，可以随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作相应地修改。这些必要的修改不仅不会影响法律的权威，相反会由于它的日益健全而更为人们所信仰。正如他所说：“法律也允许人们根据积累的经验，修订或补充现行各种规章，以求日臻完善。”但他同时又提醒人们，即使已经承认法律应该变革时，仍须研究这种变革是否需要全面进行抑或局部进行，而且还应考虑变革是可以由任何有志革新的人来执行还是只能由某些人来办理。
在此，亚里士多德看到了维护法律稳定的重要性，同时又强调了法律变更的必要性，这无疑是他的法律思想中的又一精髓所在。
（三）他阐述了良法应当具备的其他因素。
第一，良法应适合于正宗的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优良的立法家在创制（法律）时必须考虑到每一因素，怎样才能适合于其所构成的政体。”换言之，人们制定的法律是否是良法应根据政体来判定，凡是正宗政体下制定的法为良法；反之，凡是变态政体下制定的法律就是恶法。因为法律是要根据政体制订的，法律不同于政体但又决定于政体，法律是政体宗旨的体现，也是政体在法律上的表现。这无疑反映了政体对法律优良与否的评判功能。
可见，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从政体的角度看，法律是有好坏、良恶之分的，而且区别好坏、良恶法律的标准，就是看它所依附的政体是否是优良和正宗的。这就清楚地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良法标准同政体性质也是连在一起的。
第二，良法的制定还应考虑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他认为，“制订法律时，立法家应注意到国境的大小和境内的居民两个要素，但一个城邦的政治生活既不能同四邻隔离，立法家也不可遗忘邻邦关系这个问题。”他还讲道：“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倘使子女生育过多，家产不足以赡养，根据均产原则而制作的法律就不得不被毁弃。”因此他要求，就国境的大小或土地的面积来说，应当以足以使它的居民能够过闲暇的生活为度，使一切供应虽然宽裕但仍需节制。
可见，亚里士多德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国境大小、居民多寡以及国际环境对国家立法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这些观点与现在人们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相呼应，同时暗含了经济基础决定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原理。此外，他还谈及了另外一些因素，如财产、居民的品性及民族的特征等对法律的影响，时至今日，他的这些法律思想仍然具有强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参考价值。
他的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良法的不同标准和特征，尤其可贵的是，他把正义视为法律的化身和生命，体现了良法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由此可见，正义与法律的关系即是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核心。这一点他显然受到了柏拉图的影响，因为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曾说过：“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
当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由于受到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的局限，他不可能科学地概括法律的本质特征，即法律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这一点在奴隶制城邦国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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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判断一国法律是否是良法的主要指标

答：所谓良法,就是法律的制定要有正当性的理论基础,即所制定的法律要遵循正义、道德、公平、正当程序、个人权利和尊严的理念,并且在现实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加以贯彻。
良法的指标主要有：
1）良法应是有利于实现立法目的的法律.
2）良法应为相对稳定性与适时变更性的完美结合.为了捍卫法律的权威,必须首先立足于其相对稳定的本性,同时法律应具有灵活性,可以随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作相应地修改.
3）良法的制定还应考虑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是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而制定的。
4）良法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即法律必须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各种民主权利、政治自由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等。

㈢ 民法典被称为良法的原因是什么

  作为一部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法典，民法典的概念与知识大多来源于生活现实，即便是一些相对复杂抽象的概念与规范，其语言也体现出平易近人的特质。
  “平易近人的特点会让人觉得民法典‘好懂’‘好用’，有助于民众增强法律意识，也体现出立法为民的理念。”青年商事律师、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博士林耀说，“有理由相信民法典将为老百姓安居乐业提供更多法治保障。”
  此间接受采访的法学专家普遍表示，新通过的民法典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过程，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将推动中国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更高质量的“中国之治”。

㈣ 何谓良法何为善治如何将法律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良法善治”是法治的本质。

“良法善治”,意味着要立良法、谋善治。良法应该是能促进社会活力和进步的，而不是简单粗暴地限制社会活力。就行政机关而言，应当恪守依法行政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禁止滥用权力随意设置行政许可，并做到行政权的行使既不越位也不缺位，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切实尽到热心服务民众、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

具缺乏正当性的规定往往很难得到普遍遵守,“立法如林、执法如零”,最终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因此,规章制度要重在可行、管用,重在可实施、可操作。要广开言路、集中民智立良法,杜绝一拍脑袋、急功近利立恶法。而也只有尊重和反映民意的良法才能得到有效地贯彻落实，从“纸面”转变为“地面”,只有在良法的框架内,在法治的轨道上，坚持法治理念和法治方法，才能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平衡、协调好各方面社会利益关系,奠定社会和谐稳定的民意基础。

“良法善治”需要让民众对法律有信心。卢梭曾经说过的,“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㈤ 一个国家的法治为什么需要良法

法治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谓先行者，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中文名
法治
外文名
rule of law
拼音
fǎ zhì
基本解释
依法治国
对称
人治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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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述

历史演变

必要性

其它相关
词语概念
基本含义
(1 [rule of law]∶依法治国[1]
(2)[rulaw]∶法治 rulaws法治学 法治学的是独立的学科，是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全新的系统化社会价值体系。
引证解释
法治，谓根据法律治理国家。与“人治”相对。《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 桓公 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淮南子·氾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 邹韬奋 《抗战以来》六二：“在此种惨酷压迫之情况下，法治无存，是非不论。”亦指依法处治。《史记·蒙恬列传》：“ 高 有大罪， 秦王 令 蒙毅 法治之。”
“法治”一词很早就出现在古书中。
但有时并非作为一个词组，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治”与儒家的“德治”相对
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在理论上如何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于自身的权利不知道，知道不执行，执行不彻底，导致了21世纪初的这个结果。民众们在经历义务教育之后，依旧对于介绍法治的课程并不重视，法治观念、理念很难进入民众内心。使得法治推动成为看似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
而所谓的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内”、“治民不治官”。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在我国立法的权力属于人大，而不属于所谓的“上”、“外”、“官”，因此这样说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这种情况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过程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并不会因为违法者身份而纵容其违法。行政机关并没有立法权，但是行政权力确实在影响司法，通过各种行政权力对司法权的影响，来扩大其职能和实现其效用。在近一段时间内，舆论以第四权的身份出现，掌握舆论资源的人通过各种舆论压力，对于司法权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使得舆论资源所有者与行政权力所有者一道成为影响司法权的人。这种片面的、出于“官本位”或“舆论第四权”思想的“依法治理”严重悖离了法治精神和原则。而广大民众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既在客观上不能有效得知正确信息、行动上介入国家法治实践，又在主观上无法正确判断，更不用提参与和对之加以评价。其深层原因在于人治思想与权力本位思想还在相当的领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先后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号。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使得依法治国的法治内涵与精神逐步丧失，结果最后演变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观。在他们眼里，仍然认为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见，认为法律只是专管老百姓的，从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层现象，其真正内涵没有深刻理解并内化为坚实的信念和外化为行动。

㈥ 为什么说"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摘要 从根本上说，“良法善治”是法治的本质，也是法治精神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

㈦ 法理学中的论良法

法有良法和恶法之分，法治是良法之治。良法必须保证法律的实体内容良，还要保证程序内容良。良法的实体内容指法律必须保障自由、平等、体现公平和正义以及保护人权等，这是法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是法治的灵魂。良法的程序内容是指，良好的法律不但要求内在价值善，也要求有善的形式。良法的形式通常指：法不溯及既往、法的明确性、公开性、法律的普遍性（不得制定针对具体个人的立法）、不矛盾性（法律不得相互矛盾）、法律的可操作性、法律的稳定性等。
什么是良法 这个问题的论域可分为广狭二义。从狭义上说，良法主要回答的是某一实在法是否具有道德性或正义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说，某一法律的好与不好还有个合理性的问题。即：其一，法的合道德性是指法律与人们公认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是否相一致；其二，法的合理性是从另一角度对法律进行价值判断。

良法怎样获得 对这一问题有两种对立的回答。一种观点认为，法律非人的自觉活动的产物，它是在社会发展中自发产生的，是个人之间在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哈耶克所持的就是这一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来自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是由人制定出来的，是人的理性活动的产物，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大都持此观点。如果法律是由人制定出来的，进一步的问题是：法律是由谁制定出来的？对此也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认为法律是靠神明或贤达们昭示的，或是由社会精英们制定的；另一种认为法律来自群众，是他们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通过签定社会契约的办法获得的。我们认为，法治社会的法律是良法，而良法一定是体现公意和保护公益之法，是全体社会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真正好的法律必须来自社会，必须有广大社会成员的参与，必须建立在广大社会成员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从此出发，法治社会法律的产生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自律原则；二是平等参与原则；三是协商一致原则；四是尊重人权原则。

㈧ 什么是良法善治九年级上册

良法善治：良法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符合公平正义要求，促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法治还要求实行善治，法治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通过赋予公民更多的参与公共活动的机会和权利，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强国富民的基本保障，是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方式。走法治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两者都强调了静态的法律制度以及将这种静态的法律制度运用到社会生活当中的过程。两者最大的不同表现在：法制的概念不包含价值；法治包含了价值内涵，强调了人民主权。

法制只是强调形式意义方面的内容，而法治既强调形式意义的内容又强调实质意义的内容。法制更偏重于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强调“以法治国”的制度、程序及其运行机制本身，它所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由此可见，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没有法制，也就谈不上法治。但另一方面，仅仅强调法律的形式化方面，还并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实质意义的法治）的更深一层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