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乘冲突中的法律责任认定
Ⅰ 人为故意阻挡有乘客的公交车行驶犯罪吗怎么样处罚
近年来，妨害公交车安全驾驶的违法犯罪时有发生，有些还酿成车毁人亡重大事故，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产生恶劣社会影响，例如2018年重庆市万州“10·28”公交车坠江事件。从司法实践来看，妨害公交车安全驾驶案件中，多数仅仅是因车费、补票、找零、路线变更、错过站点、要求随意停车等琐事引发，出现争吵、推搡、厮打、殴打司机、抢夺方向盘等行为，触犯的罪名主要涉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寻衅滋事罪等。本期刊登的4篇案例，有的事实涉及抢夺公交车方向盘，有的事实涉及殴打、拖拽司机，法院均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此外，实践中也存在乘客干扰驾驶的情节较轻，主要由于司机违规操作导致严重事故发生的案件。理论和实践中，对类似妨害公交车安全驾驶的案件如何定罪及量刑，仍然存在争议。
一、关于乘客针对公交车司机实施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
刑法分则第二章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空白罪状，未对行为模式予以明确，如何界定其他危险方法的范围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对妨害公交车驾驶行为是否属于其他危险方法，罪质上如何判断是否危害公共安全，争议较大。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但现实生活中，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越来越多，并不是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刑法分则第二章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相关罪名时，都可以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其他危险方法。其他危险方法是一种列举式立法的兜底性条款，一方面具有罪状模糊等弊端，但同时也兼具应对风险来源复杂多变、有效防卫社会等优势。立法机关将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二章中，并为其配置了较高的法定刑，说明立法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种严重犯罪。因此，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状模糊的情况下，对其他危险方法进行解释，一般应当遵循严格解释的原则，才符合立法精神，这是我们判断妨害公交车驾驶行为是否符合该罪罪质应当坚持的前提。
根据同类解释规则，作为在同一条文中列举的罪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其他危险方法应当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具有危险的相当性。实践中，可以从危险方法的同质性和危险结果的相当性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从方法的同质性角度考虑，放火、决水、爆炸等大多属于攻击性很强的行为，行为的危险具有扩散性，足以使公众难以抵御防范而行为人本身又难以预测和控制，一旦实施，即具有广泛的杀伤力、破坏性，只有类似这种危险方法的行为才能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从危险结果的相当性角度考虑，必须是一种高概率的危险，具体危险正常发展后，如果没有意外因素的阻止或者在事物正常的发展逻辑状态下，不特定多数人重大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结果一般都会发生，即一种危害方法的实施导致的具体危险必须达到与犯罪结果具有合乎逻辑和日常经验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的程度，这种危险方法才可以认定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反过来讲，即使没有意外阻却事由，一般也不会造成重大损害结果，则行为人所使用的方法就不是成立该罪所要求的其他危险方法。
妨害公交车驾驶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既包括情节、程度相对轻微的争吵、辱骂等非身体接触性行为，也可能涉及推搡、拉拽、殴打司机，还可能涉及抢夺方向盘等行为，不同的妨害方式对公交车安全行驶的影响是不同的。鉴于司乘纠纷案件复杂多样，为准确适用法律和把握政策，2019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实践中几类常见的乘客妨害驾驶的方法进行了明确。《意见》规定，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装置，殴打、拉拽驾驶人员，或者有其他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危安全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对该规定，如下几个关键点需要注意:
其一，强调犯罪场所是正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这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前提条件。
其二，行为方式包括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装置，殴打、拉拽驾驶人员等，其他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方式则未逐一列举。从实践中的案例来看，有的行为人朝驾驶人员突然投掷杂物、泼洒热水，也有的行为人闯入驾驶室，故意干扰驾驶人员视线。
其三，行为性质及后果方面，强调行为要妨害安全驾驶，危害公共安全，这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质所要求的。
就《意见》明确列举规定的抢夺方向盘、殴打、拉拽司机等行为类型而言，单纯考察行为的暴力性、剧烈性程度，似与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类型不能相提并论。但如果同时考虑公共交通工具搭载不特定乘客，正在道路上行驶，其安全行驶关系到车内及车外道路上不特定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的特殊因素，那么，对司机进行殴打、拉拽等人身攻击，或者抢夺方向盘，其危险性就远远超出行为本身的危害，而具有扩散性、不可控性，司机、公众难以抵御防范和控制其危害范围，直接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如果没有司机果断处置，或者其他意外因素等阻止，通常会合乎逻辑地引发安全事故。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封某某乘坐从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梁镇向双碑行驶的公交车，车上载客二十余名，当公交车行驶至茅山峡公路松鹤陵园上出口的弯道时，封某某在未到站点处时要求下车被拒后，右手用力抓公交车的方向盘和驾驶员吴某某的右手臂，致使公交车失控滑行，碰到公路边护栏阻挡后停车，公交车右侧多处与护栏擦挂损坏，车内乘客受到惊吓。经勘查，公交车撞击的护栏下方系十几米高的悬崖。被告人封某某的行为虽然没有导致严重事故发生，但如果不是公交车被护栏阻挡这一意外因素作用，很可能会坠落悬崖，导致车毁人亡，其抢夺公交车方向盘等行为显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危害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意见》所规定的抢夺方向盘等妨害驾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其他危险方法的质的规定性。当然，妨害驾驶行为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仅要从行为类型方面进行判断，根据《意见》的规定，还要综合考虑公共交通工具行驶速度、通行路段情况、载客情况、妨害驾驶行为本身的严重程度及对公共交通安全的危害程度等情况，对行为人妨害驾驶行为的现实危险及其程度，作出全面、客观、准确的评判。换言之，不仅要考察妨害驾驶行为，也需要同时考察行为实施的时空条件。《意见》规定妨害驾驶不构成犯罪但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也体现了准确区分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政策精神。要避免不加区别，将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的不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轻微司乘冲突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打击。在本期刊登的被告人谭宜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中，谭宜明在乘坐公交车过程中与公交车司机发生口头纠纷，当公交车行驶至重庆市万州区江南新区大石卫生院附近的繁忙路段时，谭宜明抢夺公交车方向盘，导致公交车闯入逆向车道，与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谭宜明妨害驾驶的行为已经产生了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并最终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故法院认定谭宜明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正确的。
需要指出的是，妨害公交车驾驶危害公共安全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要求造成严重后果，但从实践中的案例来看，多数都会存在车辆失控、突然改变行驶方向、导致车辆发生碰撞受损或者人身伤害等实际后果，这可以作为判断妨害驾驶行为是否足以危害公安安全的一个辅助因素。在本期刊登的4篇案例中，均存在导致车辆发生碰撞受损或乘客受伤等实际损害后果。其中，被告人田世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中，田世清抢夺公交车方向盘，导致公交车失控撞上被害人驾驶的小轿车，两辆车均受损，公交车上一名乘客多处肋骨骨折构成轻伤，该实际危害后果系被告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危险进一步具体化的现实表现。
有一种观点认为，考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低法定刑即3年，入罪门槛应设置的高一些，对那些妨害司机驾驶的殴打、辱骂行为，通常手段、情节不是很严重，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可考虑以寻衅滋事罪或者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公交车司机不同于普通人员，其肩负的是保障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驶的重大职责，对司机进行人身攻击或者抢夺方向盘等妨害行为，直接危及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不同于单纯扰乱社会秩序或者伤害公民身体健康的犯罪。因此，妨害公交车安全驾驶危害公共安全构成犯罪的，即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例外情形下，如果妨害驾驶的行为确属轻微，不影响安全驾驶也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可不予定罪。换言之，考虑殴打、拉拽等妨害行为针对的是司机这一特殊对象，又系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与公共交通安全息息相关，如果行为本身论罪可构成寻衅滋事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其危害性必然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疑。因此，对类似行为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或故意伤害罪。
二、关于乘客妨害公交车安全驾驶从重处罚情形和缓刑适用的把握
对于乘客妨害公交车驾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从调研梳理的案例来看，多数存在未造成人员重伤、重大财产损失，也有相当比例的被告人具有自首、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一些法院据此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包括宣告缓刑，呈现出一定宽缓化倾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刑法规定的一种重罪，最低法定刑即为3年有期徒刑，故对论其行为已构成该罪，同时又具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如何确定在总体上从严还是从宽处罚，以及从严、从宽的幅度，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有鉴于此，《意见》明确规定，要深刻认识维护公共交通秩序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刑罚的震慑、教育作用，充分彰显强化保障公共交通安全的价值导向，并详细列举了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七项应当从重处罚的妨害驾驶情节，即在夜间或者恶劣天气条件下（如冰雪天气），在临水、临崖、急弯、陡坡、高速公路、桥梁隧道等易发生危险路段，在人员、车辆密集路段，载客人数达10人以上或者车速达60公里等特殊情况下实施妨害驾驶的；持械袭击驾驶人员，或者经劝阻无效仍然实施妨害等情形。《意见》所列这些情形的危险程度相对较高，此时妨害驾驶人员安全驾驶，更加危险，一旦酿成后果，就会造成车毁人亡，甚至造成群死群伤的重特大事故，故应体现从严惩处。当然，《意见》所列七种从重处罚的情形，对公共交通安全的危害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有时也需要结合路段、车速、妨害手段等因素综合考虑。例如，在载客人数达10人以上的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妨害驾驶行为，当车速较高、路段较为危险时，与车速相对缓慢、路段状况良好的情形下实施，对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就存在差别。在实际执法办案中，要实事求是，综合把握是否从重处罚及从重的幅度。
缓刑不是独立的刑种，而是刑罚的执行方式，其适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犯罪分子依法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需要满足犯罪情节较轻、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等条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即应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的严重性可见一斑。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不是十分严重的，虽可能会判处3年有期徒刑，符合宣告缓刑的前提条件，但鉴于该类犯罪属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性质，《意见》要求从严把握缓刑适用，一般不适用缓刑，这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也是发挥刑罚震慑、教育作用、充分保障公共交通安全的价值导向所要求。当然，鉴于妨害驾驶情况的复杂性，对确属情节较轻、宣告缓刑更有助于体现罪刑相适应的，也不排除适用缓刑的可能，但要严格把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妨害驾驶导致车辆发生碰撞等一定实际损害后果，被告人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对被告人是否从宽处罚包括适用缓刑，宜从严掌握，因为该犯罪行为侵害的是公共安全，被告人于案发后取得特定被害人的谅解，仍不能改变其犯罪性质。在本期刊登的4篇案例中，法院根据4起案件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性质及情节、后果，对各被告人均判处实刑，在量刑把握方面是得当的。
三、关于乘客针对公交车司机以外的其他人员实施的犯罪行为
对正在行驶过程中的公交车需要予以特殊保护，如果发生随意殴打其他乘客，追逐辱骂他人，情节恶劣，或者起哄闹事造成公交车上秩序严重混乱，符合寻衅滋事罪构成特征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的，可予以治安处罚。如果上述行为同时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驶，危害公共安全的，应当按照从一重罪的原则，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趁公交车行驶至路口等红灯时，无故殴打公交车司机致轻微伤，并抢夺公交车钥匙、松开车辆手刹试图强行驾车，在与司机争执中被旁边其他公交车司机上车及时制止，被告人实施的行为虽未危及公共交通安全，但情节恶劣，法院对被告人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四、关于司机妨害公交车安全行驶的行为
司机在驾驶公交车过程中肩负高于普通人的安全保障职责，遇到突发情况也需要遵循从业要求的处置流程。实践中，有些乘客因不文明行为与司机发生争执、厮扯，如果乘客的干扰行为较为轻微，尚未妨害到车辆安全驾驶危及公共安全，但司机不能正确、理性处置，违规操作，如胡乱打方向盘，甚至擅离职守，如离开驾驶室与乘客厮打、互殴，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那么，这种情形下，对公交车司机就可以考虑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使野蛮驾驶行为受到应有制裁。
对司机因受到干扰妨害而违规操作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的案件，要注意区分此罪与彼罪。交通肇事罪也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不仅在于主观方面故意与过失的不同，还在于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及由此引发不特定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因果关系紧密程度不同，相对而言，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满足更高的条件。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驾驶大型普通客车在公路上行驶，因与乘客发生争吵，其突然向左侧打方向盘，致使与公路东侧对面驶来的被害人李某驾驶的小客车相撞，致李某和小客车内乘客张某死亡，陈某大客车内5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被告人陈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在该案中，被告人陈某仅因与乘客争吵，即违规向左侧打方向盘，致与对面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导致二人死亡及本车内多名乘客受伤的严重后果。陈某的行为显然危害到了公共交通安全，并已造成严重后果，对陈某违规乱打方向盘的行为，是评价为其他危险方法，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评价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不当驾驶行为，存在一定争议。此外，从主观方面来看，虽不排除陈某具有气愤之下不计后果的放任心态，但也很有可能是出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再次，从两项罪名的刑罚后果来看，如果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鉴于已造成2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即应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则可认定为具有刑法规定的特别恶劣情节，并考虑其恶意违规操作的酌定情节，在有期徒刑3至7年之间幅度内从重判处。类似该案，如何选择罪名，首先受制于案件事实、情节，但显然也会受到价值导向权衡、刑罚后果与罪行是否相称的影响，答案、标准可能并非唯一，最终确保裁判结论的实质合理性与更广泛的公众认同或许更为重要。
Ⅱ 法律基础案例分析
1、医疗费用，相关交通住院伙食费用，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如果有残疾的要根据伤残等级赔偿伤残费，残疾辅助器具费。
<br>2、如果按照侵权来告，可以列商场为被告，营业员的侵权行为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作出的。商场应当承担职务侵权责任。
<br>3、本案可以认为是两者的竞合。是明显的侵权，也是在消费合同过程中的合同纠纷，商场没有履行保障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安全之义务。
实践当中，一般都将单位和个人都起诉在内。并且现在法院也通常会判商场和营业员共同承担责任。
最近有一个很类似的案例，共享一下：
“北京公交售票员掐死少女案”告一段落：法院判定公交车上司乘人员均负有责任，与公交公司共同赔偿死者家属55万余元。此前，肇事售票员已被判处死缓，死者家属提出337万余元的赔偿要求。
本报讯 （记者 傅沙沙）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公交售票员掐死少女案”的民事索赔部分近日有了结果——海淀法院认定，726公交车的司机韩某与另一售票员吴某对小晏的死也负有一定责任，故判决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与售票员朱玉琴共同赔偿死者小晏的父母55万余元，其中包括精神损失费10万元。
2005年10月，13岁的小晏与父母到新街口买衣服，随后搭乘726路公交车回家。 途中，她因票务纠纷与售票员朱玉琴发生争执，被朱玉琴掐住脖子昏死过去。去年5月，肇事售票员朱玉琴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市一中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半年后，小晏父母向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及事发车上该公司3名司乘索赔损失337万余元。
小晏母亲说，女儿与朱玉琴发生冲突后，司机韩某立刻停车，但并未制止朱的暴行，反而上前推搡小晏。小晏晕倒后口吐白沫，尽管老两口苦苦哀求司机与售票员送女儿去医院，但遭拒绝，司机还称要拉他们去总站罚款。当他们在其他乘客帮助下打车将女儿送到医院时，已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小晏经抢救无效死亡。
庭审中，一名来自辽宁的证人证实了小晏母亲的说法，并称司机韩某当时还在车上拉偏架，对小晏实施了人身侵害。二人的律师也当庭向小晏父母道歉，表示两名司乘人员才工作一年，对意外的预见和处理经验不足。
法院审理后认为，朱玉琴直接实施侵害行为致小晏死亡，车上其他的司售人员未能及时制止，还拒不协助将小晏送往医院救治，对小晏形成了共同侵权，由于二人当时举动属职务行为，故巴士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来源：京华时报
Ⅲ 物价局可以对用滴滴打车引起的司乘纠纷进行处罚吗
物价局不可以对用滴滴打车引起的司乘纠纷进行处罚。
滴滴打车引起的司乘纠纷属于民事纠纷，也是生活琐事，不属于行政部门处理范围内，但是行政部门可以调解。
物价局的处罚是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但是滴滴打车引起的司乘纠纷并没有违法，也没有强制性的处罚措施，因此不属于物价局行政职能范围。
Ⅳ 交通事故责任判定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原则
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对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作出的具体认定。公安机关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方面有人力、有经验，由公安机关现场处理纠纷，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方便群众和降低诉讼成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实际上是对交通事故因果关系的分析，是对造成交通事故原因的确认，要避免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应将其作为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确定受害人一方也有过失的重要证据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必须依法确认事故中各方当事人的法定义务；依法确认各方当事人法定义务的优先原则；确认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确认不同的交通事故责任。交通事故认定应掌握行为责任原则、因果关系原则、路权原则和安全原则。
（一）行为责任原则
如果当事人对某一起交通事故负有责任，则必定因其由行为引起，没有实施行为的当事人不负事故责任。
交通事故认定是确定当事人行为在事故中所起作用程度的技术认定，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应实事求是地表述当事人行为在事故中所起作用的程度，不须考虑法律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过错认定原则。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即指有因果关系的行为在事故中的所起的作用；过错的严重程度。其中“过错的严重程度”是以“当事人的行为”为前提的。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先看“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然后，确定该行为过错的严重程度”。
（二）因果关系原则
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必须认定哪些行为在事故中起作用及作用的大小。关于那些行为在事故中起作用，与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行为才起作用。
1、 因果关系原则
当事人存在有违法行为，是否一定在事故中起作用，违法的严重程度与在事故中的作用并不成“正比”，有些行为并不违法，但在事故中也起到了作用，也有些违法行为很严重，但在事故中并未起作用。行为与该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加重事故后果。同样，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某些违法行为也不一定是导致事故的原因。要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其行为必须与事故有因果关系。交通事故认定是技术认定，在确定行为与事故因果关系时，只需要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事实上属于事故的原因即可。事实上原因的检验方法，可以借鉴侵权行为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采取必要条件规则。按照必要条件规则，凡构成后果发生之必要条件的情况，均为事实上的原因。其检验方法有：
第一、“如果没有”检验法，即：如果没有行为人的行为，交通事故及损害结果仍会发生，行为人的行为就不是事故的原因；反之，如果没有行为或事件的出现，就不会有损害事实的发生。行为或事件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必要条件，凡属于损害事实发生的必要条件的行为或事件均系事实因果关系中的原因。
第二、剔除法，即：如果将行为人的行为从交通事故事实中剔除出去，事故仍会按原来的因果序列和方式发生，则行为人的行为与事故的发生和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反之，则构成事实上原因。
第三、代换法，即：如果把行为人的行为换成一个无过错的行为，或者把他的不作为换成一个适当的作为以后，交通事故及损害结果仍然会发生，则行为人原来的行为就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反之则构成事实上的原因。必要条件规则最显著的缺点是“即使行为不发生，结果无论如何都会发生，那么行为就不是结果的事实原因。”这源于由果追因的思维逻辑。
第四、因果关系的推定规则。在某些情况下，运用通常的规则无法证实事实因果关系，法律规定了特殊的认定规则，这里包括因果关系的推定规则。该规则要求责任人举证证明应当由其承担责任的行为或事件不是造成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如果不能举证的，则认定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的规定也是采用了因果关系的推定规则。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认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除了能够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自己故意造成的，否则就认为行为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侵权人或相关事件及行为的责任人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直接原因原则
行为人的行为是实实在在地足以引起交通事故及损害后果发生的因素， 它就构成事实上原因， 即直接原因。交通事故认定作为技术认定，应载明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交通事故认定只是证据之一，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应从技术的角度出发，认定直接行为人的责任，而不须考虑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人的事故责任。
（三）路权原则
路权原则即各行其道原则.《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各行其道原则是交通安全的重要保证，是交通参与者参与交通的基本原则。现代化交通设施给所有的交通参与者规定了各自的通行路线，行人、不同类型的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都有各自规定的通行路线。然而，在当前的交通环境中，极少有绝对的“专用道路”，“借道通行”必然存在。在强调交通参与者各行其道的同时，也要规范交通参与者使用非其法定优先使用道路的行为，即“借道通行”的行为。在科学的管理制度下，交通参与者在使用非其法定优先使用的道路时，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在交通事故认定中如何体现各行其道的原则，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借道避让原则
各行其道要求交通参与者必须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行其道。为了合理利用交通资源，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交通参与者可以借用非其专用的道路通行。当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除外，如高速公路禁止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交通参与者实施借道通行时，有可能与被借道路本车道的参与者产生冲突点，为保证安全，必须明确谁有义务主动防止冲突的发生。借道避让原则在调整交通行为和交通事故认定中仍应起到规范性作用。2、行人在没有交通信号控制的路段横过道路与机动车发生事故的特殊原则。既然确定了借道避让原则，对此类事故的认定思路已经有一定的概念，即借道通行者应较本道通行者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但此原则存在特殊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人行横道是保护行人横过道路的通行区域，机动车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时，负有避让行人的义务。行人在没有交通信号的路段横过机动车道时，虽属借道通行，但在此情况，机动车有避让行人的义务，同时行人也有确保安全的义务。这是行人在没有交通信号控制的路段横过道路的特殊通行规定，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人为本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充分表现出重点保护弱者的特点，这是新法的重大突破。在新法施行前，路权原则是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理论依据，认定行人在没有交通信号的路段横过道路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以机动车在机动车道相对行人有先行权这一指导思想来划分事故责任由于行人横过道路时存在没有主动避让机动车的过错，认定此类事故责任时往往先确定行人侵犯机动车的路权，再看机动车有无违章行为，如果机动车存在与事故有因果关系的违章行为，再根据违章在事故中的作用大小不同程度地减轻行人的责任。此类事故以行人负主要或全部责任的占多数。各行其道原则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其本质就是认定事故当事人在通行规定上应承担的安全义务大小，如借道通行者应承担确保安全的义务应大于本车道正常通行参与者的义务，在划分责任时，应承担较大义务的参与者也应负主要及以上的责任，反之负次要及以下责任。确保安全义务是衡量当事人交通事故责任的标尺，这也是各行其道原则的本质。那横过道路的行人和机动车谁应承担的义务大呢？机动车和横过道路的行人应承担同等的安全义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新法既然已经明确规定了机动车应避让横过道路的行人，就不能简单地将行人横过道路的情形等同于其他借道通行的行为，即不能认为行人应承担比机动车更大的安全义务。二是行人和机动车承担同等的安全义务。行人应当受到保护，但行人也应当维护交通安全。个体的利益需要法律保护，但社会的利益需要每个人共同维护。行人横过道路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行人固然是受害者，但社会的利益也受到了侵害，行人同样有义务维护社会的利益。在认定机动车与行人横过道路发生的交通事故责任时，还应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行人横过道路与机动车发生事故的特殊原则的使用仅限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情形，即行人在没有交通信号的路面上横过道路与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情形，并非适用于所有行人与机动车发生的事故。《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所规定的，机动车与行人或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所承担的责任，仅限于民事责任，并非交通事故责任。
第二、客观对待不同交通参与者的交通特性。《道路交通安全法》着重保护行人和非机动车等交通环境中的弱者，同样也强调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分析机动车与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时，不但要立足于法律法规，还要客观、具体地分析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特性。机动车相对行人来说，速度快，但操作不灵活，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如遇险情，控制能力低。行人则速度慢，但行动灵活，控制能力强。行人在横过道路时，其观察交通环境的能力强于机动车在运行中观察行人动态的能力，在认定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时，不能一味强调法律条文而忽视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特性。既不能要求机动车象行人那样灵活控制，也不能要求行人象机动车那样行动迅速。
（四）安全原则
1、合理避让原则。交通事故的形态千变万化，事故原因多种多样，交通参与者在享受通行权利的同时，如遇他人侵犯己方的合法通行权，必须做到合理避让，主动承担维护安全的义务。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应怎样分析双方的行为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呢？事故责任的划分，先确定一方已违反了通行规定，后分析另一方如何处置，再以事故发生时双方是否尽到了安全义务来衡量双方行为的作用并划分责任。
第一、一方存在过错，其行为影响了另一方的交通安全,这是运用合理避让原则的基本条件，如果一方没有过错或即使有过错但行为没有影响另一方的交通安全，则不适用此原则。
第二、被妨碍安全一方应该发现危险的存在却未发现。未尽到符合其交通参与者身份的一般注意义务为标准，在尽到了一般注意义务，能够发现危险存在的，视为应当发现，反之视为不应当发现。
第三、被妨碍一方尽到了符合其身份的义务能够采取有效的避让措施但没有采取或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如果被妨碍方尽到了符合其身份的一般义务要求，能够采取正确措施而没有采取的，则适用本原则，反之不适用。
第四、被妨碍方虽有条件采取措施避让妨碍方，但其所采取的措施不妨碍第三方的 交通安全，如果会对正常参与交通的第三方产生危险的，不适用本原则。一般来说，以各行其道原则划分事故责任相对比较简单，因为此类事故的路面痕迹及车辆停放位置通常能够相对客观地反映当事人的行为。而根据合理避让原则，直接证据取证比较困难。虽然大多数交通事故都是民事侵权案件，但与其他民事侵权案件存在着不同，交通事故多在动态运行中发生，交通事故中各方当事人的相互作用性较其他民事侵权案件强，为使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建立维护交通安全的意识，用合理避让原则划分交通事故责任有其合理性。
2、合理操作原则。合理操作原则为：交通参与者在参与交通运行时，为了保证交通安全，应主动杜绝一些法律法规未禁止，但有可能存在危险隐患的行为。如果实施了上述行为且造成了交通事故，应负事故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首先，每个交通参与者在参与交通运行时，都有自己的操作习惯，一些习惯存在着危害交通安全的隐患，而法律不可能列举在参与交通时可能出现的所有行为。其次，再完善的法律也难以对全部交通行为做出无遗漏的规定。在法律实施后，社会上会出现新的事物参与到道路交通运行中，这些新事物也许存在危害交通安全的隐患。适用合理操作原则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应着重考虑“虽未违法，但存在交通过错”的行为。
（五）结果责任原则。行为人的行为虽未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但加重了事故后果，应负事故责任，即结果责任原则。确定该原则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技术认定的客观性。从技术的角度出发，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可分为发生原因和结果原因两种，这两种原因共同导致了交通事故的结果。严格来说，这两类原因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和地位有一定的区别。发生原因是主动打破交通平衡环境的因素，有一定的主动性。结果原因是在外在因素的作用下，才能造成结果的因素，有一定的受动性。这两类原因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时一种原因既含有发生因素也含有结果因素。比如，货车超载运输硫酸，车辆在转弯时，驾驶员因车辆超载而不能有效控制，致使车辆占用对向车道，与对向车辆碰撞，此时超载表现为发生原因。由于车辆超载，捆绑不牢固，硫酸罐落下地面后摔裂，硫酸泄露腐蚀车辆和路面，超载在此表现为结果原因。一般认为，发生原因的作用大于结果原因，但]发生原因和结果原因在一起事故中的作用方式不尽相同，在事故中的作用大小也不能一概而论，必须从实际出发，在充分调查取证的情况下综合考虑。交通事故认定是全面、客观反映交通事故成因的技术认定，应该客观、科学、公正地表述事故成
因。作为证据，当事人的过错客观地造成了事故后果或是造成后果的原因之一，有过错的当事人就应该负事故责任。
第二、增强交通参与者维护交通安全的意识。 交通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交通参与者是其中的子系统，为了维护大系统的正常运转，子系统必须要正常运转，这要求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必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任何一个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的行为，都存在影响交通环境正常运转和导致交通事故的隐患。为了保障交通安全，任何人在参与交通时都要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同时，对违反交通法律法规，违法行为是加大事故后果原因的违法者认定事故责任是非常必要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对导致交通事故的作用及其行为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过错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1）应强调驾驶人员职业上的注意义务，避免 对行人、非驾驶方的苛刻要求，留给其精神和身体以适度的自由空间。判断驾驶人员责任时，不应仅看其是否违章（不违章不意味着已尽注意义务），还应看其是否遵守一般安全义务，因为任何发达的交通规则都不能完全概括现实交通的复杂状况；
（2）如果双方均未报案，一般应认定驾驶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使其承担赔偿责任；
如何审查事故认定书
由于事故认定过程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它涉及到运动力学、刑事侦查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对认定书的审查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全面审查的原则。1．审查事故认定的程序是否合法。作出责任认定的主体资格是否适合、是否向当事人送达等。2．审查事故认定的事实与其他证据间是否存在矛盾。责任的认定应当建立在公安机关依法调查收集的证据基础之上，也就是事故认定的事实应当与证据证明的事实是同一的。如果存在矛盾则必须对事故的责任作出重新判定。3．审查事故认定的责任是否得当。
（二）质证原则。“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经过庭审质证”。事故认定书作为一种证据也不例外，只有事故认定赖以成立的证据经过庭审质证无误，才能评判责任认定的合法性、合理性。
（三）不对等原则。控辩双方在对事故认定书的证明责任上是不对等的，事故认定书一旦被检察机关作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依据，在庭审过程中控方比辩方承担更大的举证责任。因为检察机关作为控诉机关，不仅具有控诉职责，更具有查清案件事实的法定职责，其取得的证据也是证明案件的主要证据。因此，控方在法庭必须提供支持责任认定成立的证据。
Ⅳ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原则1、行为责任原则，如果当事人对某一起交通事故负有责任，则必定因其由行为引起，没有实施行为的当事人不负事故责任；2、因果关系原则；3、路权原则；4、安全原则；5、结果责任原则。
【法律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Ⅵ 司机跟货拉拉属于什么纠纷
摘要 1.先明确司乘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是交通运输服务合同 。
Ⅶ 简述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归结
1.责任法定原则。其含义包括:（1）违法行为发生后应当按照法律事先规定的性质、范围、程度、期限、方式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作为一种否定性法律后果，它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规定。（2）排除无法律依据的责任，即责任擅断和“非法责罚”。（3）在一般情况下要排除对行为人有害的既往追溯。
2.因果联系原则。其含义包括:（1）在认定行为人违法责任之前，应当首先确认行为与危害或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这是认定法律责任的重要事实依据。（2）在认定行为人违法责任之前，应当首先确认意志、思想等主观方面因素与外部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有时这也是区分有责任与无责任的重要因素。（3）在认定行为人违法责任之前，应当区分这种因果联系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3.责任相称原则。其含义包括:（1）法律责任的性质与违法行为性质相适应。（2）法律责任的轻重和种类应当与违法行为的危害或者损害相适应。（3）法律责任的轻重和种类还应当与行为人主观恶性相适应。
4.责任自负原则。其含义包括:（1）违法行为人应当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2）不能让没有违法行为的人承担法律责任，即反对株连或变相株连；（3）要保证责任人受到法律追究，也要保证无责任者不受法律追究，做到不枉不纵。
Ⅷ 嘀嗒出行再现司乘纠纷，女乘客被丢在高速应急车道，目前双方协调情况如何
目前双方协调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当时乘客还有司机都主动关闭了行程录音保护的功能，所以没有办法还原这件事情的全貌。不管是乘客的说法还是司机的说法，都是站在自己角度的一个片面之词。当天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只有双方知道，所以大家也没有办法能够得知事情的真相。毕竟他们肯定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为自己说话的，不管是谁对谁错，外人没有办法准确的知道。
其实这也不是这个公司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了，在之前也有受到过多起的投诉，也是因为被司机辱骂并且推下车。对于这样的问题，他们公司其实早就应该要妥善的处置了，但是他们却一直都没有进行一个好的处理，所以名声才这么差。
Ⅸ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法律法规有哪些
关于多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具体规定为：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一般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划分其责任，即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法律依据】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Ⅹ 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归结原则
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归结的原则：
1、责任法定原则：（1）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2）不得溯及既往。
2、因果联系原则：（1）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系(2）主观意志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3、责任与处罚相当原则： （1）责任的性质与违法行为的性质相当 （2）责任轻重与违法行为情节相当 （3）责任轻重与主观恶性相适应。
4、责任自负原则：禁止株连。《刑法》
第三条_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