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法律知识
㈠ 农民工相关的法律有哪些
和农民工主要涉及的法律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最低工资规定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工伤认定办法》
《工伤保险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失业保险条例》
㈡ 我想知道有关农民工特殊地位及其法律保护的问题
随着中央与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对“农民工”应当予以社会关怀、权利保障的话题越来越多。笔者认为，对于“农民工”这样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社会群体多一些人文关怀，无疑对于几乎处于困境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会起到雪中送碳的效果；但是，如果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法律上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困境却无疑于杯水车薪。从我国法治建设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关键是：为什么“农民工”会成为一个需要社会予以特殊人文关怀的群体？“农民工”的权利得到保障，是一种应然的权利，还是城市对其赐予的恩惠？
形成“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尽快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实行了压低农副产品的价格以实现国家资金积累的政策；同时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就业方面保证计划经济的实现，限制人员的流动与迁徒。在这种制度之下，农民除了考学、参军提干等一些为数不多的机会之外，不允许在城市居住、务工，只能在农村务农；因此，不会出现大范围的“农民工”，“农民工”也不会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并且，随着这种制度的实施，人们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有某个城市户口的人即市民当然地就成了该城市的主人。随着城市建设的需要，城市自身的人口已不能满足城市人生活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才逐渐地允许农民进城务工。正是在计划经济时户籍管理制度所形成的观念，使得城市管理者与城市人员都把城市当作城市人的城市——即具有该城市户口人的城市；允许外地人进入本城市就成了一种恩惠，尤其是对于具有农民户口的人，在城市人看来，他们本来只能在农村种地，允许他们进城居住、务工就是天大的恩惠了。
户籍管理制度能够实现社会最大程度的稳定，但其却造成了城乡之间人们物质文化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它是以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与公民的自由迁徒的权利为代价的。并且，以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员的流动，所产生的另一社会效果是农民的子女长大以后仍然只能当农民；工人（城市人）的子女长大以后却可以进工厂、当工人；并且，当时国家招收公务人员也将城镇户口作为一个必要的条件。比如，受这种思维惯性的影响，前一段时间某些中央国家机关招收公务员，就将具有北京市的户口作为报名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是将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作为北京人的专利了，对于其他地区的公民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样，一个人出生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对于一个人的命运在事实上具有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影响，将城乡之间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延续到了下一代人身上，即出生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对于一个人的命运具有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影响。社会的发展与相对稳定应当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之上；显然，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与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期间所形成的、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人是生而平等的”的人文精神相悖的，因为，无论一个人出身如何，其在社会之中的地位与机会都应当是平等的。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平均富裕”虽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却不是现实的、理性的经济制度。一种现实的、理性的制度是“共同富裕”；因为，富裕既是一个可以用收入、支出等数字衡量的绝对概念，同时又是一种相对的标准。富裕的相对性即表现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对财产所有的不同，横向比较因不同的阶层而富裕程度不同；同时还表现为同一个社会主体随着财产的增加比过去富裕了，同一个人比过去富裕了即纵向的富裕。对于缺少资金、技术的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通过雇佣关系即依靠自身的劳动为雇主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自身劳动所获得的报酬同样使自己的财富有所增加；因此，在雇佣劳动关系中，虽然雇主与劳动者之间在财富增长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即不能完全解决横向的“平均富裕”，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为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为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发挥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农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国的人多地少，土地仅能满足人们解决温饱或勉强达到小康的水平；并且，由于农村中人多地少而形成了剩余劳动力，因此，只有解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农民从事其他工作后才能增加收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笔者认为，在土地无法实现农民的根本富裕、农民需要务工才能实现自身小康与富裕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农民通过打工实现自身的利益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了。
二
我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所有资源都应按照市场的需求进行配置；市场需要的仅是劳动力本身而非劳动者的身份，因此，对于劳动者不应再以“农民工”与其他劳动者进行区别。但是，现在农民进城务工者在城市中，仍然受到各种歧视；而现在农民进城务工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与城市的管理者与市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允许农民进城本身就是城市对于农民的恩赐这样的观念分不开的。比如，农民进城仅能够选择一些脏、累且收入不高、“城市人”不想干的工作；农民的子女在城市入学需要交纳对家长而言为数不菲的各种费用；拖欠工资严重侵犯农民务工者合法权利；农民务工者与其他职工同工不同酬等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正是这些现象，使得农民务工者因其农民的身份成为城市之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从而现在有了“农民工”这样一个词语代表农民进城务工者。
我国是在发达国家制定了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公平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确立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不平等的游戏规则、产品缺少国际竞争力都会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带来诸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但如果认真总结西方社会市场经济形成、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可使得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少走弯路。比如，由于我国刚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资本积累与集中的特殊时期，西方社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对劳动者的血腥压榨，并因此引发了劳资矛盾激化所形成的社会动荡的教训；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国家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特殊保护，使得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的有益经验，都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在我国的资本积累与集中的过程中，只有体现出对劳动者的特殊保护、避免或减少西方社会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血腥与罪恶，才能体现我国市场经济维护多数人利益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市场经济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由于我国农民的人口占绝对多数，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完善，构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者将逐步以原来的农民为主。
我国的1982宪法制定于改革开放初期，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定，私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力军，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我国的宪法进行了几次修改，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与此相联系的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已写进了宪法。但是，我国宪法中的劳动者权利与保护还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比如，对于劳动者的权利，宪法仅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者的权利；随着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对一些私营企业或个人之间因雇佣而形成的劳动关系，劳动者的地位与权利却没有明确的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来源于社会各阶层的劳动者应予以平等地保护。
对劳动者平等地保护，不仅表现在宪法的不完善上，还体现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的不平等。比如，出现“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根据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还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以及同工同酬的权利；国家实行义务教育；劳动者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报酬的权利等。根据这些宪法条文体现出来的精神内涵，应包含任何公民在就业机会、相同的劳动取得相同的报酬、所有的儿童均有享受国家实行的义务教育以及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相应的报酬逐步增加等方面应具有的平等权利。显然农民在城市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却是严重违反宪法规定的，将“农民工”作为一个区别于其他务工者的特殊群体，自身就造成了对农民工在宪法实施中的歧视。
宪法不应仅停留在文字上，应是具体的存在；因为只有能变成社会具体存在的宪法才具有实际的价值。因此，国家机关作为宪法实施的主体，宪法应通过各级国家机关将宪法及其精神具体到社会存在中去。根据宪法的规定，构成我国的主体系“公民”而非“城市人”与“农民”，城市是国家的城市而不是“城市人的城市”，因此，笔者认为，每一位公民应在每一个城市具有相同的权利与义务。城市的政府作为城市的管理者，管理好城市是其应负的责任与义务；但同时，城市的政府作为国家的一级机关，还应具有履行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义务的责任。农民工作为一名公民，其宪法上的权利政府应予以保障。比如，同样作为劳动者，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应具有和其他劳动者同样的选择工作、取得相同报酬的权利；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与城市儿童应享受同样义务教育的权利等。诚然，保障所有的公民应具有的宪法中的平等权利会给城市的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但是农民进城务工者与其他公民应受到平等地对待系宪法规定的权利，而宪法的实施更为重要，因此政府自身具有的困难不应成为对农民工在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予以歧视性对待的理由与借口，国家机关所有的困难都应由国家机关自身想方设法予以解决。
三
随着我党对市场经济认识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能力的逐步增强，党中央提出了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社会的科学理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社会的和谐主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否能做到和谐，更多是由人们对自身对社会的认知、对自身在社会中地位的主动判断所决定的。建立和谐的社会需要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个相对和谐社会的标志是能为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地位及法律上的权利得到国家的保护，同时更应包括绝大多数人自身对于自己在社会上的重要程度与平等地位感觉上的认同，即社会主体是否能够做到和谐，往往更多取决于社会绝大多数人是否得到了与其他人同样的权利与保护，是否从主观上认同自己和其他人同样的重要、自己已经溶入到了社会之中。由于农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我国的社会是否能够和谐往往取决于农民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农民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能得到作为“公民”的地位与权利。关于现在农民工的素质问题同样成为人们尤其是专家学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农民的文化素质与社会阅历目前阶段尚不高，但农民毕竟是由人组成的，是人就具有区别于“物”与“动物”的、作为人的基本属性的认知社会与自身思维的能力。农民的认知社会与进行思维的能力往往系以常识性的、感性的为主，但是，取决于农民是否能够和社会和谐相处的恰恰正是农民以自身常识性的、感性的认知方式所得出的判断，而非专家、学者们从逻辑性的、理性的认知方式所得出的结论；同时，农民以自身的方式对社会的认知、感受，并非完全与社会的真实状况相悖。比如，进城务工的农民自身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城市及城市人相同的权益与平等的地位，是否能够完全溶入到城市之中，往往就会成为农民们对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感性认知，成为他们对于社会反映的方式之一。因此，笔者认为，如某些严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件仅是针对农民工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反复发生，即便是引起了整个社会对于“农民工”进行特殊关注与关怀，但社会的关注与关怀不能得到解决或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实现农民与社会其他主体的和谐只能是社会的管理者与城市人的一厢情愿了。因此，存在着“农民工”这样一个需要特殊人文关怀的群体，本身就是与将我国建设成为和谐的社会目的相悖的。
建设和谐的社会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一个人在幼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将对其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方面受到城市的不平等待遇，这些子女对待社会、对待城市的直接的、感性的认识将会对其一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绝大多数大中城市都以财政困难为由将农民工的子女排斥在城市义务教育规划之外，但这些城市在建设“民心河”、“民心广场”时，却不惜投入巨额资金，将城市的舒适度、美化作为赢得民心的重要手段，城市越来越漂亮甚至到达了豪华的地步，但财政对于实现统一的义务教育却无钱保障。笔者认为，显然政府建设这些“民心工程”是体现其政绩，已将进城务工人员排斥在“民”之外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历史上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在1986年被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为“隔离但平等”，从而承认了种族间隔离的合法性。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因为种族隔离学校的问题而重新进入诉讼程序后，美国最高法院与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认为，黑白分校种族隔离制度违宪。首席法官沃伦在裁决书中指出，“教育是良好公民社会的基础，如果被剥夺教育机会，那么任何儿童都不可能在生活中获得成功。公共教育是州政府提供的机会，必须成为所有人都可以平等获得的权利”，最后，沃伦引用社会科学的调查数据，说明隔离对黑人学童所造成的心理伤害。“仅仅根据肤色、种族和出身而把黑人孩子与其他同年龄和资格的人相分离，会给人产生一种据其社会地位加以判断的等级差别感，这会以一种极难且根本无法弥补的途径影响他们的心灵和思想……本庭的结论是：公共教育事业决不容许‘隔离但平等’原则存在。隔离的教学设施，注定就是不平等。”
固然，美国的种族歧视并不会因为这一纸裁决而成为历史，现在美国种族之间的歧视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取消公共教育之间的隔离政策，无疑对于美国种族矛盾的缓和与和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对公共教育对于一个人成长的影响、在社会公平中的地位与作用所作出精辟论断，对其他国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应当看到，现在一些城市开始为农民工的子女专门建立学校以保障他们的义务教育，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建造的学校，无论从师资力量还是从硬件基础上与城市子女的学校都有着很大的差距；且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建造学校本身就是一种差距。义务教育被称为基础教育，其原因除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应学习到一般的科学文化知识外，还在于培养孩子们健康的人格，因为作为社会组成主体的人的健康人格系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同时，西方国家一般将义务教育称为强制教育，说明了义务教育的主体是国家、并且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而实现的行为。因此，义务教育不仅是科学文化的教育，同时它更是培养一个人认知社会、培养人健康的人格的过程。而幼年生活在这样基础教育环境中的人，他们长大以后，怎能融入到社会、融入到城市中呢？如果这些在城市长大但却在城市的歧视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会实现与城市人的和谐相处么？固然，实现城市中义务教育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城市也需要舒适、美化，但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可供政府直接支配的财政经费都是有限的；城市以巨额的资金美化，而在义务教育方面对农民工的子女实行差别对待，这样的美化、舒适是为谁而建的？城市忽略了基础教育的统一规划而将农民工的子女作为“另类”予以差别对待，城市之中农民工子女与原城市人的子女在下一代难以实现和谐相处。
由于现代社会人口大规模的迁徙，且迁徙的主要目的为大中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大量涌入后，仅靠城镇的力量改变义务教育中的差别待遇也有一定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应根据社会人口迁徙的现状，在教育资金的投入中，由中央财政与城市财政共同承担起义务教育的统一规划，逐步取消城市中义务教育的差别状况，减少因为义务教育的差别对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不平等待遇与因此而产生的自卑感。
笔者认为，建设和谐的社会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中，义务教育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建设和谐的社会应从娃娃抓起，即首先应从城市的义务教育的统一规划，从所有的孩子能够平等地就学、接受平等的义务教育入手。
四
某经济特区的一位领导说，外来人员的文化素质已严重影响到该特区的经济发展与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显然其中低素质的人员主要成份是指到特区务工的农民；同时，许多发达城市已根据对经济发展的预测和城市功能性设施的建设，在制订自己实现“现代化”的时刻表了。外来人员的素质虽然很低，但它真的影响到了某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吗？同时说其影响到了某个区域的“现代化”进程，有些匪夷所思。“现代化”的概念包括物质的基础，但现代化仅包含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物质的基础吗？在我国绝大多数都是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民的情况下，难道说为了实现某些区域内的现代化，就要将所谓的高素质人才集中在这些经济特区、大中城市内，建立一些“现代化”的桃花源吗？
由此笔者联想到了抗日战争前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并没有象现在那些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城市那样限制人员的自由进入，也没有象现在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城市那样为人员的进入设定数额及质量标准。旧上海不仅吸收由于失去土地而无法生存下去或不愿受地主的欺窄而到上海当工人的农民，在遇有自然灾难或战争引起的社会动乱时，还允许大批的难民自由涌入上海。无论是想到上海务工的“农民”，还是因自然灾害而为了生存下去逃荒到上海的难民，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半文盲，相对于现在所说的“农民工”文化素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允许“低素质”的农民、难民自由进入上海寻找工作、寻求生活与生存下去的机会，并没有影响到当时上海的发展与繁荣，旧上海作为当时亚洲“现代化”的大都市地位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一是，虽然当时旧上海存在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残酷的现实与明显的社会不公；但是，在饿殍遍野、社会严重不公平、天灾人祸频繁发生系整个社会普遍现象的旧中国，上海毕竟为许多原“农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同时为进入上海的绝大多数难民提供了生活、生存下去的空间；二是，虽然当时旧上海的工人受到了资本家的压迫和残酷剥削，但由于农民是自愿进入上海务工的，说明了当时的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相对于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要轻一些，做工人要比做农民的生活条件还要好一些。
由于我国产品中的科技、品牌含金量较低，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在这样的企业中，廉价劳动力对于经济特区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所谓的廉价劳动力，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因此，由于城市对农民务工人员在薪金、社会保障等费用的差别对待，大大降低了城市产品的成本，从而才使得经济特区与大中城市的经济能够得以发展；因此，大批的农民工进城不但没有成为城市的负担，反而为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
诚然，如果进入经济特区、大中城市的务工人员都是非常高素质的人才，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会更快。但是，笔者认为，现代化应系一个既包含政治文明，又包含物质文明综合性的概念。而在政治文明的含义中，现代化应体现出一个区域或城市对于国家、对于整个社会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至少应遵守国家的法律以及现代法治精神。首先，按照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虽然我国设置了若干个经济特区，但是除了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香港、澳门两个行政特区外，并没有其他行政意义上的特区。我国经济特区仅享有某些特殊的经济政策外，并没有相对于其他区域的行政特权。涉及到人的自由流动与迁徒问题，笔者认为应属于公民在宪法之内的权利，根据《立法法》及其立法精神，对它的限制应具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属于国家范围内的权力。同时，由于一般的行政区域内并没有以“暂住证”限制人口长期居住、工作的权力，那些仅作为经济特区而非行政特区的区域，同样没有自行限制人员进入该区域居住、工作的权力。因此，仅允许高素质的人才自由进入固然可以为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实现区域的最快发展；但是，由于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应属于国家的权力，经济特区对农民工的限制并没有国家法律的明确授权。其次，从一个区域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任何一个地区都应享受高素质人才自由进入所带来利益的同时，应承担起允许一般素质或低素质人自由进入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次，现代法治的含义应包含无论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受教育程度如何，都应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平等对待；而某些特区将其他区域的低素质人才作为自己的负担，显然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
目前，我国一些经济特区和大中城市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以实行“暂住证”等行政方式限制外来人员尤其是来源于农民的务工人员的自由进入；同时，将办理长期户口作为吸引“人才”的一个措施而予以宣扬。笔者认为，这样的方式显然是希望自身能够成为脱离于国家权力、区别于其他行政区域的“行政特区”。这样置国家的宪政体制于不顾，并不想承担对国家、对社会应有责任的城市，与一个“现代化”城市所应具有的政治文明仍存在着天壤之别。因此，笔者认为，以禁止、限制农民自由进入为条件，将文化素质相对较低、但却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进入视为自身的负担，仅考虑经济指标与物质基础的城市妄想实现“现代化”无疑是痴人说梦；同时，将“现代化”的标准仅考虑到“物”的因素而忽略了其中应具有政治文明与法治精神，显然是对“现代化”的亵渎。
综上，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形成了对农民务工人员的各种歧视，农民进城务工者自身应然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使得农民工成为特别需要人文关怀与权利保障的特殊弱势群体；从而出现了将农民进城务工者与其他劳动者区别开来的“农民工”这样一个明显带有歧视性的词语，这自身就反映出了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权利平等尚未能落到实处。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行，违宪审查已经开始探讨，并逐步在建立、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因此，笔者认为，随着违宪审查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农民进城务工后，在就业、劳动保障、同工同酬、子女就学等方面所应具有的、作为“公民”的宪法权利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到那时，自身就包含了歧视性“农民工”这个词语会成为历史；农民只有感受到自身的权益得到了保障、自身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地位平等时，农民才能实现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我国才能建立起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也只有“农民工”不带含有歧视性或“农民工”这个词语自身成为历史的时候，我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得以真正实现。
㈢ 农民工法律定义
法律分析：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是有农村户口，有承包土地，但离开户籍所在地，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另一部分是指外出进入城镇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
法律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第三条 农民工有按时足额获得工资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完成劳动任务。
㈣ 农民工劳动法规
农民工劳动法规：
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出发，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认真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问题，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
1、要大力拓宽宣传教育渠道，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运用各种宣传手段，广泛持久地开展相关法制宣传活动，增强农民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着重教育农民工怎样正确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2、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抓住《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有利契机，再次掀起大规模地宣传劳动保障法制宣传教育的高潮。
3、推进劳动合同制度。
（1）稳步推进劳动合同三年行动计划。劳动合同是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也是农民工重要的维权凭证。今年是“劳动合同三年行动计划”的最后一年。要以《劳动合同法》实施为契机，推行劳动合同示范文本，完善合同的必备条款内容，稳步实现“劳动合同三年行动计划。”
（2）积极推行集体合同制度。支持用人单位工会组织建设，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由工会代表农民工同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对于关系农民工切实利益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未建立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要通过农民工民主推荐协商谈判代表，由协商谈判代表农民工开展协商谈判，签订集体合同。对于农民工集中的行业，譬如旅游、餐饮、建筑等逐步扩大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对于工资集体协商，还要建立健全正常的工资增长和调整机制，促进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使农民工共享企业改革发展的成果。
4、建立工资长效机制
(1）全面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完善工资支付制度。要求用人单位发放工资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工资必须按照约定的日期发放，并且每月至少支付一次
(2)拓宽工资保障金制度领域。我市自2004年建立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以来，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从源头上遏制了拖欠工资的现象发生。目前拖欠工资的重点转到了道路、电力等领域。可以借鉴建筑领域的做法和取得的实际经验，将该制度拓宽到道路、电力、信息、通讯等领域，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对曾发生拖欠工资的其他用人单位，也要强制在开户银行按期预存工资保证金，实行专户管理。
5、推行守法诚信制度根据监察执法掌握的情况，建立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确定一批守法诚信示范企业和失信企业，促进企业依法用工。
6、探索社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方面，按照《湖南省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的规定，当前主要是要加快推进农民工较为集中、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建筑、路桥、矿山、加工制造业参加工伤保险。建筑施工企业同时应为从事特定高风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7、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和支付工资、提供劳动保护等情况加强日常巡视检查和专项检查，严肃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不提供劳动保护等违法行为。
㈤ 怎样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出3条建议
1、提高和落实最低工资标准，保证农民工的劳动所得。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重点在劳动收入、安全卫生、社会保险三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证农民工的劳动收入，让农民工在城市能生活下去，使收入最低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从今年10月起，全省统一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落实起来有不小的难度，有的单位把最低工资作为最高工资，或者尽量压低工资收入。应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两年一调的制度，前几年无限期拖延的情况必须改变。二是保证用人单位按时足额向农民工发放工资。为防止拖欠，克扣和压低农民工工资现象发生，必须制定和实行拖欠、克扣、压低工资的补偿和处罚制度，绝不让想占农民工便宜的人占便宜。同时要按国际惯例，建立企业欠薪保障制度，即委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注册登记和年检时代收欠薪保障费，划入财政部门设立的欠薪保障基金专户。对恶意拖欠工资，恶意使用试用期的企业要采取行政和法律等措施，坚决予以打击和制止，直至追究法律责任。现在许多单位用工不是直接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而是通过劳务公司作中介，劳务公司成了“人贩子”，从中剥削和谋利，养了一帮“闲人”，这种做法必须改变和查处。
2、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把农民工纳入养老、工伤、医疗保险范围内。
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险没有把农民工纳入其中。这无论对不能参加保险的劳动者个人还是对实行保险制度的企业都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目前，国家把农民工工伤保险作为重点，但同时要考虑使农民工尽快加入养老和医疗保险。据我们对一些建筑工地农民工的调查，他们一般干到50岁就干不动了，靠什么养老？有病怎么办？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对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主要以储蓄和商业保险的方式取得养老、工伤、医疗保险。对于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应与本单位其他职工一同办理养老、工伤、医疗保险。要依法强行推行工伤、医疗和养老保险。对不为农民工办理三类保险的，不管企业性质如何，都应采取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强制实行。同时制定灵活的交费办法，农民工工作流动后，保险费随之转移。
3、创新建会和发展会员的新机制，探索灵活多样的建会方式。
按照工会法的规定，只要职工自愿就可以建立工会。但实际上企业主不同意，工会就建立不起来，我们以往的工作思路，是立足于企业主的理解和支持，使工会的路子越走越窄。其实组建工会是法律赋予工会的权利，企业主理解支持要建，不理解不支持也要建。今后建立工会要采取多种形式，包括企业工会、街道、社区、村镇工会联合会或联合工会，行业工会联合会，商业街、大楼、行政村工会联合会等。工会联合会或联合工会可以直接吸收会员、不必征得企业领导和老板的同意。重点抓好社区、乡镇建会，通过社区、乡镇工会建立各种工会联合会或联合工会。在当前的企业体制条件下，让基层工会独立承担维权职责确实勉为其难。以往的这个工作思路要改变。为此提出“维权工作上提一级”。其含意包括以下三个要点。一是上级工会要承担基层工会难以履行的维权任务，包括组织签订区域性、行业性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协调所属单位劳动争议等。二是上级工会要大胆维护基层工会干部的合法权益，在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或遭到打击报复时，上级工会要站出来为他们说话，保障他们不因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降低职位、调换工作、减少薪酬。三是要坚持基层工会民主选举制度；试行和逐步推行工会主席公开选任制度；上级工会也可以选派干部到基层任职、工资由上级工会发放。通过这些制度的落实，解除基层工会干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后顾之忧，保障他们能大胆履行维权职责。
4、加大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一是制定政策法规，二是监督政策法规的执行。监督劳动法规的执行，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政府应该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质量上予以保障，建议省、市、县（区）尽快建立健全劳动监察大队，落实专职人员和工会专职劳动监察员编制，开展经常性执法检查。所有企业都要设工人劳动监督员，反映企业执行劳动法中的问题。有关法规要明确违反劳动法规的法律责任，对严重违法行为要坚决追究责任，加大违法成本。为督促企业贯彻劳动法、工会法，建议在有关文件中明确规定评选先进企业和各级劳模、先进个人、推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要把企业是否建立工会，是否签订劳动合同、集体合同、有无严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造成社会影响等作为否决条件；并在工商税务、劳动年检中，把如上内容作为重要要求。
5.整合社会力量，切实把农民工的事情办好。
现在社会上下都在关注和爱护农民工，这是一种好现象，是职工维权社会化的表现。但从目前情况看，存在政出多门、职能交叉、工作不落实的状况，看起来都在做、都在管，成效却不理想、不到位，因而形成要“情况”的多，下功夫抓的少；做面上工作的多，认真探索的少；讲难点问题的多，真正突破的少。农民工问题是一项新的工作，应该从开始或起点上就打好基础，形成既统筹力量又有所分工，分工的目的是为了合作的工作格局，真正把农民工问题抓出成效。
㈥ 农民工的权利与义务
法律分析：1.平等就业和择业的权利。即劳动者在就业是，不会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用人单位的歧视和排挤，在选择职业和岗位时，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和岗位。2.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获得劳动报酬是每个劳动者的目的之一，也是维持生计的方式之一。劳动者在按照劳动者的要求付出劳动后，就有权利获取相应报酬的权利。3.休息休假的权利。劳动者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不必从事生产和工作，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4.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即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卫生权利得以实现。5.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时代是进步的，社会是发展的，知识是不断更新的，要与时俱进才能不被社会淘汰。与时俱进的手段之一就是不断的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职业技能培训是国家和用人单位对准备就有的劳动者，采用以培养和提高其职业技能为目的的技术业务知识、实际操作技能的教育与训练措施，这是劳动者能够顺利就业的基本条件。6.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不论是城镇职工还是农民工，在养老、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方面的权利应当是同等的。7.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始终是弱方，发生争议后，其劳动权利的维护较难，甚至会因此失去工作。国家制定法律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诉权，以维护劳动者在劳动争议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实现其合法权益。8.劳动者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9.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10.完成劳动任务。11.提高职业技能。12.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13.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法律依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㈦ 农民工在城镇打工一年以上有什么法律依据
对于你所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有一条规定：“农村户口在城里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生活来源于城市，可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对其进行赔偿。”
㈧ 怎样保护农民工的自身的合法权利,自身不受伤害
作为自己外出打工，应该是先双方签写劳动合同书，其中包括相关法律条款进行双方控制，双方互利共赢，相互尊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条款显示执行，保留双方身份证复印件以防备用，走法律程序
㈨ 辽宁省农民工权益保护规定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维护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农民工，是指到城市（含县城）务工的户籍在农村的劳动者。第三条本规定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的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作。第四条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劳动保障、财政、建设、教育、卫生、安全生产监管、人口与计划生育、公安、司法行政等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应当依法积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第五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公平对待、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的原则，将农民工的求职就业、子女入学、劳动安全、劳动卫生、社会保险等工作纳入当地公共服务和管理范围，为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帮助和创造条件。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应当做好组织农民工劳务输出和留守子女权益保护等相关工作，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第六条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统筹协调农民工工作。第七条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歧视农民工，不得剥夺、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权利，不得侵犯农民工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得侵害农民工的劳动权益。
用人单位应当公平对待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第八条农民工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组织投诉，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有关行政部门对农民工的投诉应当依法处理，不得推诿、拖延。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投诉，应当转送具体受理部门并书面告知投诉人。第二章就业服务第九条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工作纳入本地区就业规划和年度计划，建立统一就业政策，统一市场服务，统一资源管理的就业制度，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对农民工就业设置专门的登记项目和职业工种限制，不得对用人单位录用农民工设置行政审批，不得干涉用人单位自主合法录用农民工，不得设置针对农民工的收费项目。第十条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有组织地安排劳务输出，并与输入地的人民政府建立就业信息联络制度，对农民工进行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求职择业等方面的宣传、指导，增强农民工遵纪守法和依法维权的意识。
农民工进入数量较多的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从实际需要出发，建设零工市场及其配套的服务设施，为农民工求职创造方便条件，并加强零工市场的环境卫生、疾病防治、权益维护、治安防范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和管理。第十一条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发展各类就业服务组织和设施，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
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
经营性职业中介机构为农民工提供职业中介服务的，应当公平合理收费，公开收费标准，并事前向农民工说明中介服务费的收退条件。第十二条劳动保障部门应当把农民工岗位技能培训纳入本地区职业培训计划，发展符合农民工需要的职业培训项目。
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政府承担的培训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具体使用办法由省劳动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第十三条劳动保障部门应当组织开展适合农民工参加的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工作，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第十四条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实际需要，对招用的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培训费由用人单位承担。第三章劳动用工第十五条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其建立劳动关系，并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应当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有关劳动报酬的合同条款，应当明确工资支付标准、支付形式、支付时间等内容。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农民工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其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