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巴法律责任
1. 火车上能带牛干巴吗
吃的没事
可以
火车.动车.高铁禁止携带物品：
这些物品禁止携带上火车
1.国家禁止或限制运输的物品;
2.法律、法规、规章中规定的危险品、弹药和承运人不能判明性质的化工产品;（法律、法规、规章中规定的危险品、弹药和承运人不能判明性质的化工产品，则主要包括：枪支子弹、爆炸物品、管制器具、易燃易爆物品、毒害品、腐蚀性物品、放射性物品、传染病病原体、其他危害列车运行安全、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携带、运输的物品）
3.动物及妨碍公共卫生(包括有恶臭等异味)的物品;
4.能够损坏或污染车辆的物品;
5.规格或重量超过行李说明中的物品。
火车限量携带物品：
1.气体打火机5个，安全火柴20小盒。
2.不超过20ml的指甲油、去光剂、染发剂。不超过100ml的酒精、冷烫精。不超过600ml的摩丝、发胶、卫生杀虫剂、空气清新剂。
3.军人、武警、公安人员、民兵、猎人凭法规规定的持枪证明佩带的枪支子弹。
4.初生雏20只。
另据铁路相关人员表示：除了指甲油，家用的空气清新剂、杀虫剂、真皮保养剂、发胶、香水、香氛喷雾等日用化工品由于它们制作原料均属于易燃、易爆物品，故在乘坐火车时也是禁止携带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携带上述物品进入火车站，一经发现铁路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收缴，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除此之外，菜刀、餐刀、大型水果刀、工艺品刀、大型剪刀、斧头、锯子、钢锉及其它生产用利器钝器也不能随身携带。
2. 请教一下，写恐吓信是属于犯罪行为，那么信里具体写哪些内容会构成犯罪或犯罪动机且承担法律责任
内容造成严重后果才能构成犯罪，如果要钱那就是敲诈勒索。所以写恐吓信不一定都犯罪。
3. 特殊的盗窃犯！网曝狗狗往返多次将村民年货盗走，这件事怎么处理
我个人认为先调查一下是否有狗狗有主人。如果狗狗有主人，那么需要再调查一下，是否是狗狗的主人指使狗狗去偷盗村民的年货。如果狗狗有主人，并且是狗狗受主人的指使。那么狗狗的主人需要全额赔偿村民的年货，并且狗狗的主人应该负有一定的法律责任。若狗狗的主人不知情，那么狗狗的主人可以和村民相互商量进行赔偿。若狗狗没有主人，我认为可以将狗狗送到流浪狗收养所进行专门的看管和养护。并且寻找村民的年货，查看村民的年货有没有损坏，若村民的年货没有受到大部分的损坏，那么损坏的那一部分，村民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另外，村民应该也严加看管自己的年货，尽量将贵重的食物放在狗狗够不到的地方。如果调查到最后狗狗没有主人，只是为了偷到食物填饱肚子，也希望村民能够吸取教训，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不要做出牛肉债狗肉偿的这样不太好的举动。
4. 财务负责人可以一个人给多家企业做吗
目前法律上对数量没有上限规定，只要不触犯"同业禁止"之类的规定就可以。
公司法同业禁止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劳动者对企业的忠实义务，是劳动法的重要内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水高、权力多、责任大，所以必须对公司承担广泛的善意义务和忠实义务。这种义务的必要性，使其与劳动法上的约定义务相对，强化到了法律规定高度。
拓展资料：竞业限制违约金
1、用人单位与负有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义务的劳动者在竞业限制协议中对经济补偿金的标准、支付形式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因用人单位原因不按协议约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经劳动者要求仍不支付的，劳动者可以解除竞业限制协议。
2、竞业限制协议对经济补偿金的标准、支付形式等未作约定的，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双方当事人由此发生争议的，可按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的，应当按劳动争议处理机构确认的标准及双方约定的竞业限制期限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金，劳动者应当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用人单位放弃对剩余期限竞业限制要求的，应当按劳动争议处理机构确认的标准支付已经履行部分的经济补偿金。
3、竞业限制协议生效前或者履行期间，用人单位放弃对劳动者竞业限制的要求，应当提前一个月通知劳动者。
5. 买女式摩托车需要上牌吗需要驾照吗
踏板（女式）摩托车只是车型与跨骑和弯梁摩托车不同，对驾照和牌照的要求是一样的。踏板摩托车也是需要上牌的，发动机在50CC以下（不含50CC）的轻便摩托车可以上蓝牌，50CC以上的一律黄牌，必须要有行驶证、年检等才能上路，而且驾驶员要考取相应的驾照才能合法上路行驶。50CC以下（不含50CC）的两轮轻便摩托车，考F证、E证和D证都可以，50CC以上的必须要E证或D证，而三轮摩托车必须D证。D证的准驾车型包括E证和F证，E证的准驾车型包括F证，一般的踏板车考E证就行了，E证可以驾驶所有的两轮摩托车。
6. 请从道德与法律两个层面分别对"范跑跑现象"加以分析
以契约精神统揽职业道德
作为后汶川地震时代的职业道德重构，教育部把教师“保护学生安全”写进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征求意见稿）》中。老子曰：“众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教育部的“善意”必须立足在契约之上，否则，善有可能成为大不善。
这是一个广义上的契约，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当事学校、教师、学生（学生家长）几方参与而订立的，只有明晰行为规范后，我们所真正期待的特定行业职业道德才会滋长，才会出现教师像教师，学校像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像教育主管部门，学生像学生，学生家长像学生家长的有序社会。
中国缺乏“契约即法”的传统，说到契约责任好像就是“私力救济”的代名词，认为是私人之间避开法律的内部事务。其实不然。它的确发生在私人之间，但它仍然匍匐在国家法律的框架内，它的最终效力是由法律提供的。
西方“契约即法”的传统始于古代希伯来人，“约”往往赋予了神圣的色彩，对“约”的尊重体现了对天神的敬畏和对诚实守信的笃志追求。到了古罗马法，“合意创立法律”逐渐成为全欧洲基本原则，古罗马《十二铜表法》详细载明对违约行为的严厉处罚措施。法国13世纪《博韦的习俗和惯例》甚至断言“契约胜于法律”，为后来自由资本主义兴起开道，“缔约自由”一直是契约法的重要内容。
“契约即法”的传统不只体现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它甚至是解释社会组织的合法性的重要理论根据。“企业契约论”把以人与人或人与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组织或团体视为由一系列契约组成的“合同网络体”，肯定了企业的根源正当性，杜绝了企业的“原罪”。卢梭更进一步，指明离开契约即法的基本点，社会将误入歧途。
对契约的尊重以及法律对契约的终极关怀会促使契约当事方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履行契约明示或暗示的义务，以诚实守信的方式承担因违约所产生的契约责任，而这样的思想基础也是滋润特定行业职业道德成长的关键所在。
以“范跑跑事件”为例。从对范先生行为后果的公众反应和政府回应足可以看出缺失“契约即法”的精神的严重性。当事学校面对汹涌而来的舆论压力手足无措，释放出前后矛盾的信息，一会说教育部撤销了范的教师资格，一会说当地教育部门开除了范先生，一会又说范怎么在网络上乱说话等等，始终没有提及当事学校与范先生所签订的工作合同。“开除”是涉及公权力的惩罚行为，而“解聘”是契约行为。公众则陷入言论群殴的混乱之中，没有多少人警觉地提出范先生或当事学校的行为事实是否构成契约责任这一实质性问题。
范先生和当事学校之间的契约由主契约，即聘用合同，和附属契约，即学校规章制度、国家及法律强制性规范等组成。主契约则由待遇、工作年限、职责等主条款构成，附属契约则由当事学校或主管部门订立的职业道德规范、应急行为规范等组成。附属契约已经隐含了这样的条款：聘用方有培训、动员、组织受聘人学习、演练附属规范的义务，而受聘人则有遵守所接受培训的特定职业道德、应急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义务。当事学校或主管部门不能倚仗于强势地位，不顾及另一方的接受程度，只一味出台规定，而不行使培训、动员、演练之责，回避薪酬待遇等关键问题。没有契约平台的职业道德，肯定是行不通的。（和静钧）
教师职业道德不能承受之重
据报道，教育部日前公布《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征求意见稿）》，首次将“保护学生安全”写入其中。根据众所周知的原因，笔者可以相信教育部试图通过修订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填补漏洞，作为特殊情况下谴责和制裁“范跑跑”们的理由和依据。
教育部此举合乎情理。最初，对于“范跑跑”们，口诛笔伐者动用的武器就是道德，尤其是教师职业道德。只是，由于不同的人道德观不同，故在这一回合中谁也没有取得明显优势，甚至情急之下，有人上演“郭跳跳”。失望之余，大家将目光转向了法律。不过，检索《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之后，人们“定纷止争”的梦想再次破灭，反而因为法条文义的解释而陷于又一轮的无尽争论。因为已有的法律提供给人们的是一些不确定概念，诸如“为人师表”、“关心、爱护全体学生”、不得“体罚学生”、不应“品行不良”等等。总之，法律条文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批判和处罚“范跑跑”们的理由并未“如期而至”。
法律是社会规范，也是行为准则，因此法律必须是具体、明确而肯定的，具有可操作性与可预测性，此即法律的确定性。为此，人们总是期望法律概念内涵清楚、外延明确，以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操作而适用法律。然，确定概念并不占多数。大多概念，需审判者于个案中斟酌情事、衡平利益后方可确定，此即不确定法律概念。不确定概念虽与法律的确定性目标格格不入，但恰恰正是不确定概念与法律原则的存在，法官方可不断进行“价值补充”，并倚相对稳定之法律，应付不断变迁的社会经济及伦理观念，从而实现法律与时俱进的使命。因而，尽量确保法律的确定性，是立法者的梦想，但即便立法者圣明之极，也难克服和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一面。是故，我们无需因为法律没有为制裁“范跑跑”们准备一件好用的武器而指责立法者或绝望于法律。
但教育部绝望了，再次回到了教师职业道德。只要稍加分析道德的特性、实施方式及违反后果，即不应当对职业道德寄予此等“厚望”！道德与法律的界分，主要有三：法律通常具有确定性，道德一般呈现模糊性；法律的适用有一套完整的执法、司法、法律监督体系为保障，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而道德只能通过新闻媒体、群众舆论等实施，还要取决于相对方的抵抗能力、抗压能力等，社会强制力相对较小；对法律的违反，肯定遭受明确的不利后果，且不考虑违法主体的主观感受，而违背道德的后果，主要是自我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一旦丧失良心，藐视舆论，道德之规范作用自然消失。“范跑跑”事件发生之后，正反两大阵营各执己见，口诛笔伐者慷慨陈词，以守为攻者头头是道，越吵越乱，即是最好的证词。
再看看，教育部拟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干巴巴六个条文，区区五百余字，且频频使用“保护学生安全”之类不确定术语！善良的人哪，期望修订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消除法律之不确定性留给人们的遗憾……试问，教师职业道德能承受如此之重任吗？
法律的不确定，并非始终不能确定，在个案中仍可借助法官能动司法而具体化。然道德之不确定，由于缺乏统一的、操国家强制力的道德裁判，最终无以确定。看来，与其寄厚望于道德，不如重返法律的轨道。（侯国跃）
范跑跑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范跑跑事件之所以引起舆论如此大的“动静”，个人推测，不是因为范老师在地震险情发生的危急时刻，置一群未成年学生于不顾，率先跑离危险区域所表现出的所谓“道德瑕疵”上，很多人认为人在求生本能驱使下的行为，是可以得到宽恕的；而是因为范老师事后在网上一再高调出场，甚至搬出诸多诸如“自由”之类理论来支撑自己并不光彩的行为，进而发出连自己的母亲都不会救的言论上。
范某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大放厥词，其言令人反感。正如教育部的官员所言，你可以不高尚，但不能无耻。
显然，人们认为范某的言论已践踏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底线，一个守不住道德底线的人要为人师表，要对人讲师道尊严，并承担大众一致认为的崇高职业责任，怎能不受到质疑？
在感性的愤怒后，舆论也学会了思考，作为教师的范某某该对自己的言行承担什么责任？大多数的观点倾向：“范跑跑”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也有人表态其行为涉嫌违法。其实，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虽然同属于人们的行为准则，但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却不处于同一层面，承担责任的条件也不一：道德责任受社会舆论左右，而承担法律责任需要立法依据。
“法律责任”是一个广义的、综合性的概念，一般而言，法律责任可以分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范某某的言行应当承担道德责任，看起来似乎争议不大，但若说要让其承担法律责任，就有一言难尽的感叹了。
如果以法律的视角看范某言行，本人认为可以从行政责任作些有意义的讨论。范某是教师，其言其行受到《教师法》的规范调整毋庸置疑。对比《教师法》的相关条文，我们感觉范某的行为表现是有很大欠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教师法》第八条规定：教师应当关心、爱护全体学生。范某在危险的第一时刻跑离现场，难以体现教师对学生的关心与爱护；《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教师品行不良及影响恶劣的，学校及有关部门有权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因此，如果学校或有关部门能够认定范某事后发表的言论符合“品行不良”的标准并已造成恶劣的影响，因此，追究其行政法律责任就不是没有理由和依据的。
应该说，在地震等自然灾害面前，如果因为学校没有妥善尽到保护学生的职责，从而导致学生发生伤害事故的话，学校可能因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前提条件是有过错。很多时候，学校的这种保护责任是由每个老师的具体行为完成的，根据老师的过错程度，学校来追究老师的行政责任。
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第七章第五十五条规定：“在发生地震、洪水、泥石流、台风等自然灾害和重大治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教育等部门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转移、疏散学生，或者采取其他必要防护措施，保障学校安全和师生人身财产安全。”这里的执行人显然是老师。对于教师该如何应对地震之类的突发灾难，地震管理部门或教育部门各种地震应急手册，都明确写着类似“震时值班教师应立即组织学生在桌下避震”“任课教师则要临时承担组织指挥者的责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章第四十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
我们庆幸，此次被“范跑跑”抛弃的学生所幸没有人伤亡，但如果仅仅将此事件以炒作为目的，最后归为个人道德问题结束的话，意义是不大的，谁能保证，下一个“范跑跑”的学生也能如此幸运？
我们期望，“范跑跑”现象引发“教师道德品质”大讨论后有其更深层的意义，即给我们的立法机关出一道思考题：法治时代，教师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应当包括哪些内容？（石峰）
摘自《检察风云》2008年第14期
7. 政府人员与群众发生争执 群众脑梗 政府承担什么责任
一、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作为国家领导人，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同样，作为地方和基层的党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是人民把你放在那个工作岗位上，也应当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1、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这一理念和要求贯彻到各项工作中、贯彻到日常行为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事事想着人民，处处装着人民，想为人民群众之所想，做为人民群众之所做。2、要铭记人民利益至上。在我们作出决策、发表指令、开展工作的时候，铭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作为检验的尺码和标准。坚持为民利民便民，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切实落实各项民生政策，解决群众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基本需求问题，解决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征地拆迁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解决与民争利的问题。3、要尊重人民能动精神。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力量的源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努力调动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什么困难也能克服，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实现。4、要关注人民期望愿境。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政干部、各级官员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强烈不满、深恶痛绝，他们期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期望党员、党员干部时常检点自己的心术、拷问自己的言行，廉洁奉公，清正公道，脚踏实地，勤恳干净地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事、做好事。二、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党员、党员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人民对美好生活和追求就是奋斗的目标。要常怀为民之心、善谋为民之策、多办惠民之事，在学校教育、劳动收入、看病就医、养老救助、住房改善等方面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要下去调研，接地气、通下情，不要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老是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远离了群众，生疏了群众。要到一些困难多的地方、最困难的地方、问题多的地方去，到一些最偏僻的地方、边远地方去，同群众聚一聚，见见面，聊聊天，到贫困地区走一走，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同困难群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调研不能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不能光看好的，好的、差的，先进的、落后的都要看，看了困难多、问题多的地方，把情况摸透了，心中更有数，才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三、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牢记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责任感、事业心是党员、党员干部开展职务工作的思想基础，是必备的基本素质。责任感促进事业心，事业心成就责任感。有古人云：“为官避事平生耻。”一个有职位、职务、职级的党员、党员干部开展日常正常职业工作就是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奋斗、就是在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而奋斗，就是在为人民服务，责任重大，征途艰难，挑战频发，考验严峻。有了高度的责任感，就会经常性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自我检查、自我监督、自我评价，做了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事，就会感到满足和欣慰；如果为官一任，一事无成，甚至是损公败业，就会深感内疚、惭愧和悔恨。有了强烈的事业心，就会有使命感和紧迫感，就会真抓实干、锐意进取，把本职工作当作第一要务，从而产生强大的工作激情、动力和创新力，产生紧迫感和昂扬向前的精神面貌，就会专心致志、全身心地投入到职务工作中去，创造性地开展作，追求工作成绩的最大化、实现担当起责任为人民服务成就的最大化。四、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兢兢业业，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党员、党员干部要担当起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必须对工作小心谨慎，认真踏实，必须夜以继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勤奋刻苦地工作。1、要讲认真。讲认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态度，讲认真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大问题，是关系世界观方法论的大问题，是关系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大问题。讲认真就要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问题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困难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错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2、要艰苦奋斗。人民群众都“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奋斗。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工作作风，把为人民服务的民生工作、各方面工作和中央省市各项惠民政策做好、贯彻落实好。3、要转变作风。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要改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纠正老爷作风、衙门习气，杜绝吃拿卡要那一套，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党员领导干部除了工作需要以外，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饭，省下点时间，多读点书充电，多思考点问题，多领会点政策，多研究点工作，让自己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让老百姓的舒适度好一点、满意度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好一点。4、要公平正义。社会收入分配、司法行政、机会门道等种种不公平不正义现象已经令人不满，再加上人事制度、干部政策中的不公平现象更是使党群干群关系雪上加霜。社会利益格局矛盾，贫富收入差距矛盾，行业部门待遇矛盾等，加剧了社会基本矛盾，给社会稳定给政府形象给执政基础造成严重破坏和威胁，当引起广大党员、党员干部严重自责和自觉。要着力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加强与群众真诚沟通，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让群众办事更加便利、得到更多实惠，增强安全感、提高满意度，切身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5、反对“四风”。党员、党员干部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损坏党和政的形象，人民群众很不满意。要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真真正正地反对“四风”，真真正正地担当起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保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自觉，照顾好、回应好人民群众的感受、意愿、期盼，把亲民、为民、利民、富民的事情做好，把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党员干部“人民公仆”的形象建设好。五、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党员、党员干部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根本的重要的关键的都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坚守群众意识，坚强群众关系。1、与人民心心相印就是要与群众在一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近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中央总书记在北京、辽宁、河北、山东、湖南、广东、海南等地，在海军、陆军、空军、边防哨所，在工厂车间、农村田野、学校医院等等地方，和蔼可亲的脸庞、平易近人的微笑、亲切谆谆的话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农民家黑乎乎的的板凳他坐下了、脏兮兮的猪圈里他去看了，农民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他握住了，老工人老技术人员的手他握住了，皱纹沧桑的老脸他面对了，年轻稚气的笑容他面对了，问寒暖、问生计、问安危、问发展，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2、与人民同甘共苦就是要与人民群众一块过。现在我们谈不上说一块苦，但一定要一块过、一块干，保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工作做好”。其身正，不令而从。做出了示范、树立了榜样。3、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是要与群众一块干。团结人民最好的办法、最好的表现、最好的效果，就是和人民群众一块干。过去讲“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也应该还是可以“同吃同劳动”，试想，别人吃的是家常便饭，你吃的是宴席大餐；别人在干，你却在看。这是怎样的窘境、何等的不协调。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个道理，一定要牢记在心。说一千道一万，不如真抓实干。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党员、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干部心系群众、埋头苦干，群众就会赞许你、拥护你、追随你；干部不干事、骄奢淫逸，群众就会痛恨你、反对你、疏远你。为官一方，为政一时，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勇于承担责任。要艰苦奋斗，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自己的休息日和节假日，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不摆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不搞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东西。要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意愿，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大胆工作，锐意进取，不要为了显示所谓政绩去另搞一套，真正做到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不折腾，不反复，切实干出成效来。要做焦裕禄式的干部，象焦裕禄那样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您好，属于行政不作为，这个具体要看是什么事情了，是否造成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造成损失大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新闻媒体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承担着重要责任。把握正确导向是形成积极健康思想舆论氛围的前提。必须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使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新闻媒体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闻工作者要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责任，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引导社会热点，通达社情民意，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努力营造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的良好氛围。要深入研究各种受众群体的接受习惯和心理特点，把我们所倡导的和群众所需要的结合起来，把正确导向体现在新闻事实之中，寓思想教育于信息服务之中。要深入研究社会思想动态，从群众的关注点、兴奋点入手，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在与群众的交流互动中引起共鸣。要下力气改进文风，防止把正确导向变成居高临下的空洞说教，变成干巴巴的大话套话，以清新朴实的文风和丰富多彩的形式，使新闻宣传更加生动活泼，更具亲和力、感染力。我国正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必须高度重视做好热点引导、突发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针对人们的思想疑虑，积极主动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充分反映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引导社会舆论沿着理智、建设性的轨道发展；必须进一步健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机制，及时发布准确信息，表明政府部门的立场态度、处置意见和工作进展，最大限度压缩噪音、杂音的传播空间。必须按照有利于反映群众意见和呼声、有利于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必须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状况出发，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努力形成以宣传部门为主导、实际工作部门相配合，以主流媒体为骨干、各类媒体齐心协力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要研究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坚持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核心，有效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党报党刊和广播电视的新闻时政类节目，要充分挖掘自身的政治资源、品牌优势、队伍潜力，强化新闻报道与受众需求的关联度，积极关注社会热点，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充分发挥“社会安定团结中心”的作用。都市类报刊和广播电视专业频率、频道，要充分发挥发行量大、覆盖面广、服务性强的优势，不断强化导向意识，主动融入宣传工作体系，自觉承担重大宣传任务，多侧面、多角度地弘扬主旋律。网络媒体要针对青少年和知识分子的特点，注重发挥传播及时、交流互动的优势，做大做强重点新闻网站，办好政府网站，团结商业网站，共同壮大舆论引导力量，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鼓励是政策支持，政策支持与法律保障并不是替担风险。风险责任只能受益人与利益享有者承担，但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为民间借贷提供了法律保障。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第一条为了有效地防范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严肃追究特大安全事故的行政责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制定本规定。第二条地方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对下列特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的规定有失职、渎职情形或者负有领导责任的，依照本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其他特大安全事故。地方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对特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比照本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特大安全事故肇事单位和个人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民事责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第三条特大安全事故的具体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第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采取行政措施，对本地区实施安全监督管理，保障本地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本地区或者职责范围内防范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后的迅速和妥善处理负责。第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每个季度至少召开一次防范特大安全事故工作会议，由政府主要领导人或者政府主要领导人委托政府分管领导人召集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参加，分析、布置、督促、检查本地区防范特大安全事故的工作。会议应当作出决定并形成纪要，会议确定的各项防范措施必须严格实施。第六条市（地、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地区容易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的单位、设施和场所安全事故的防范明确责任、采取措施，并组织有关部门对上述单位、设施和场所进行严格检查。第七条市（地、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必须制定本地区特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本地区特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经政府主要领导人签署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第八条市（地、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本规定第二条所列各类特大安全事故的隐患进行查处；发现特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排除；特大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法律、行政法规对查处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九条市（地、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本地区存在的特大安全事故隐患，超出其管辖或者职责范围的，应当立即向有管辖权或者负有职责的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报告；情况紧急的，可以立即采取包括责令暂时停产、停业在内的紧急措施，同时报告；有关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查处。第十条中小学校对学生进行劳动技能教育以及组织学生参加公益劳动等社会实践活动，必须确保学生安全。严禁以任何形式、名义组织学生从事接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劳动或者其他危险性劳动。严禁将学校场地出租作为从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场所。中小学校违反前款规定的，按照学校隶属关系，对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降级直至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小学校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对校长给予撤职的行政处分，对直接组织者给予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十一条依法对涉及安全生产事项负责行政审批（包括批准、核准、许可、注册、认证、颁发证照、竣工验收等，下同）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的，不得批准；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弄虚作假，骗取批准或者勾结串通行政审批工作人员取得批准的，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除必须立即撤销原批准外，应当对弄虚作假骗取批准或者勾结串通行政审批工作人员的当事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行贿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违反前款规定，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予以批准的，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降级、撤职直至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与当事人勾结串通的，应当开除公职；构成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十二条对依照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取得批准的单位和个人，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必须对其实施严格监督检查；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条件的，必须立即撤销原批准。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违反前款规定，不对取得批准的单位和个人实施严格监督检查，或者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条件而不立即撤销原批准的，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十三条对未依法取得批准，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发现或者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予以查封、取缔，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属于经营单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相应吊销营业执照。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违反前款规定，对发现或者举报的未依法取得批准而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不予查封、取缔、不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吊销营业执照的，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十四条市（地、州）、县（市、区）人民政府依照本规定应当履行职责而未履行，或者未按照规定的职责和程序履行，本地区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负责安全监督管理的政府有关部门，未依照本规定履行职责，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的，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十五条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第十六条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有关县（市、区）、市（地、州）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时限立即上报，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并应当配合、协助事故调查，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干涉事故调查。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违反前款规定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政府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降级的行政处分。第十七条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迅速组织救助，有关部门应当服从指挥、调度，参加或者配合救助，将事故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第十八条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迅速、如实发布事故消息。第十九条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事故调查工作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完成，并由调查组提出调查报告；遇有特殊情况的，经调查组提出并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可以适当延长时间。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依照本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或者其他法律责任的意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自调查报告提交之日起30日内，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决定；必要时，国务院可以对特大安全事故的有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决定。第二十条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阻挠、干涉对特大安全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的，对该地方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或者政府部门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第二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报告特大安全事故隐患，有权向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举报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不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到报告或者举报的有关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对事故隐患进行查处，或者对举报的不履行、不按照规定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调查处理。第二十二条监察机关依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实施监察。第二十三条对特大安全事故以外的其他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追究行政责任的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参照本规定制定。第二十四条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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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们住的厨房 没有积水 也没有漏水地面干巴巴的，但是楼下却在漏水 怎么回事好像是一个管道的四周在漏
水往低处流，你家看不到水，有水漏到下面也可能！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83条：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假若相邻方不履行法院的判决，受损方可自请施工队从楼下维修，发生的费用可向法院提出要求楼上业主赔偿。 所以，如果不是你楼下人为造成的渗漏水，都是楼上责任，楼上有责任维修到不再漏水到楼下及赔偿楼下相应的损失。所以，你要责任尽快检查并维修好，不然造成更多损失，你赔偿越多，可以先找物业帮看看是什么情况，另外，防水质保5年，管道2年，质保期内非人为的开发商责任，不给处理可到当地质监部门投诉，他们专管这事，再不行上法院告，不然拖过质保期就是自理！！更多信息，更好建议，免费提供混凝土防水渗漏水修复专业技术咨询，免除今天修，明天漏，年年修，年年漏的烦恼
10. 用《教师法》和《教育法》分别分析“范跑跑”和“杨不管”
为避免断章取义和先入为主，本文作者首先友情建议，地球上所有的读者在完成了对本文的完整阅读后再去评论。因为，我的许多文章屡次遭遇读者严重误会，有的读者略过文章中心思想直接抓住某一细节有意识地使用联想和想象的阅读消化方法，导致作品观点人为走形；有的读者往往不看内容，瞟一眼标题就迫不及待地直接发表与作品观点风马牛羊驴猪狗鸡不相及的评论，且往往是辱骂性评论。我感激并相信绝大多数善良的负责任的读者，但对个别喜欢南辕北辙或刻舟求剑的匿名或不匿名网友也实在难以恭维——虽然我对他们给予我的辛苦关注同样心存感激。
浏览了上述阅读指引，感兴趣者可以借助鼠标继续让自己的眼球随着我下面的文字而有意识的转动：四川省都江堰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在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弃全班学生于教室，只身一人率先跑到学校操场，近乎完美地避免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堪称是一名成功的逃难者。
他，还活着。可是，在众多网友和民众眼里，他，已经死了。与那些在地震中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救活学生的老师相比，范美忠的“临震脱逃”行为，显然成为了舆论地震的前兆，铺天盖地的不良道德评价迅速席卷而来。有人甚至借助越来越流行的网络恶搞，说他勇夺2008年地震杯全国教师田径运动会110米障碍跑冠军，并颁发了荣誉证书。“范跑跑”这个称呼，就这样顷刻间成名，影响力的传播速率远远盖过同姓明星范冰冰。
面对网上如潮的骂声，范美忠并没有选择沉默，更没有出来“认错”，而是撰文自我辩护，向网友交代他“每天陪着妻子、女儿，在网上看着网友如何骂我”，并且振振有词地反驳说 “地震不是我造成的，我无须内疚”云云。这一辩解，又使舆论“余震”进一步升级，范跑跑彻底淹没于网民的唾液。他，躲过了一次汶川地震，却又遭遇了一场口水洪灾。没办法，这就是社会。
对此，法学界刘大生教授撰文认为范跑跑“说的不好跑的好”。依我看，跑的不好说的也不好。因为首先，范美忠这一跑，可不是一般的跑。在重大自然灾害来临之后，面对全班学生，跑还是不跑，这固然是一个意思自治范围内的自主选择问题，用范美忠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对自由和公正的追求”。然而，此时此刻，当事人选择跑还是不跑，却不只是一个自由和公正的问题。因为跑的自由在这一特殊时刻实际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道德限制固然存在，但法律限制也同样不容忽视。
范美忠一再声称他的这一跑并没有违反《教育法》，说该法“并没有规定在地震时，老师一定要救学生”，也有不少评论者认为范美忠的行为只涉及道德而与法律无涉。从法律对人的行为的具体指引来看，确实如此，现行法律体系中没有哪一部法律、哪一个条文明确规定地震发生时教师有保护学生的义务。但是，法学基础理论告诉人们，法具有概括性，不可能对人的各项具体活动设置一一对应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包括义务性规范在内的法律规范只能做到“疏而不漏”而无法完成“密而不漏”。易言之，法律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不大可能做到对更多具体行为的调整和规范。因此，具体问题和个别行为只能在抽象规则和一般模式中找寻适用空间。
就范跑跑“临震脱逃”这一具体行为，至少可以从四部现行法律中翻出能够对应的一般义务规范。第一，《教师法》第8规定了教师的义务，其中包括“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第二，《教育法》第29条规定，“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第三，《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第40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第四，《防震减灾法》第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震减灾活动的义务”。
显然，这些关于教育教师、未成年人保护以及防震减灾的法律，都包含了对教师保护学生之义务的规定。也就是说，关心、爱护学生，是教师的法定义务。这一义务不因为是否发生地震灾害而取得或者免除。就汶川大地震事件中范美忠的行为来看，尽管他强调法律并没有规定在地震时老师有救学生的义务，但这种对法律的理解恰恰是忽略了法律的一般调整功能。试想，法律对狗咬人或者人咬狗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不能由此认为两者发生时就不会产生动物侵权之特殊侵权行为或者人侵犯他人对动物的财产权之一般侵权行为。
只不过是，法律中存在相当多的“太监法条”，只有干巴巴的义务性规定，至于违反了这些义务之后，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却没有任何规定。这种“下面没有”型的条款，不管其在文本表述形式上体现为“应当”、“必须”还是“不得”、“禁止”，在本质上都是倡导性条款。违反倡导性法律条款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这种违法行为却不见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与其对应，因而属于无责任保障的倡导性条款。
法律义务缺少了法律责任作为保障，往往是形同虚设，“反了也白反”，除非对该义务的违反同时又触及了其他有责任保障的义务规范。例如，《婚姻法》规定夫妻之间有“互相忠实”的义务，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太监法条”，违反此义务性规定并没有相对应的法律责任条款加以制裁，除非违反一方将这种不忠实的行为推演至极端严重的地步，如重婚、与他人同居等，则可能会在离婚中引起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登场，有损害赔偿责任作为基本保障。
这种义务性规范的存在，使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往往出现“去违法性”，即只要该义务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便违反之也算不上违法。于是，除非是在做知识的研究，否则在违法的行为分析上，就很容易忽略那些没有具体责任保障的义务性条款。仿佛是，即使违反了这些义务性规范，也若无其事，甚至俨然是一个合格的守法公民。于是，造就了这样一种局面：不少人在倡导性义务规范面前善于掩耳盗铃，旁若无人的挑战这些义务的人自然也就不计其数。
其实，倡导性义务规范体系中有一些规范是有法律责任作为保障的。例如，诚实条款原本是一个道德规范，但一旦赋予其法律地位之后，不仅成为了法律尤其是民商事法律的一般原则，而且在诸多法律制度中还逐步发展成为了有法律责任保障的包含有具体诚信准则的义务性规范。合同法律制度中，在缔约过程中如果当事人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损失，则有缔约过失责任作为追求方法；在保险法律制度中，对待违反最大诚实信用原则和体现诚信义务的具体条款的违法行为，将会有诸如“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解除保险合同等相应的民事法律后果，严重者甚至还要负刑事责任。
然而，倡导性规范体系中很大一部分是不需要法律责任作为保障的，因为这些义务性规范原本只是一种道德规范，只不过是被法律所正式吸收而已。因而，制裁违反义务者的方式方法也往往是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用属于道德范畴的道德责任之承担去保障属于法律范畴的法律义务之履行（遵守），这并非法律内部自身的逻辑，而是因为那些倡导性义务规范自身同时具有双重属性，即道德性与法律性。道德责任所担负的只是道德领域之内的调整任务，而绝非法律领域内自身要求其承担的调整任务。申言之，在这种情形中，所谓的倡导性规范在规范的属性上发生了归属上的竞合，但在责任的承担上却别无选择，因为它们在法律范围内没有相应的责任保障。此时，如果说这些倡导性规范还有存在价值，那么也只能借助于道德责任来弥补或者掩盖其在法律范围内的尴尬处境。
因此，对道德性的义务规范，尽量留给道德规范在其自身体系内消化吸收。法律规范在道德规范面前，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因为它在如何给道德性条款设置法律责任上实在无能为力。之所以说“无能为力”，缘由至少有二：一是因为正如前文所述，这些规范本身来自于道德领域，法律责任制度掌控其实效，无异于牛刀宰鸡，反而容易使这些原本温柔的规范变为人们抗拒的对象。二是因为法律责任制度自身必须借助于具体规范，应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对于道德色彩极为浓厚的倡导性规范，如何设置一套“丁是丁、卯是卯”的技术性责任规范，是有着巨大操作难度的。更何况，倡导性义务规范自身就欠缺技术分析上的可操作性，其内涵往往具有模糊性，外延边界也并非十分清晰。例如，“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这是教师的一项义务，但对这项义务的遵守和违反应如何界定，实无妙法。于是，立法者也只能在需要的立法文本中就这类条款作出象征性的号召，视为倡导性规范。
既然倡导性规范不都是无法律责任保障的，那么，在有关师生关系的法律中，哪些有法律责任保障哪些没有法律责任保障呢？先看《教师法》第37条的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这是《教师法》中对教师法律责任的唯一规定。从该条规定所涉法律责任要保障的师生关系方面的教师义务履行来看，主要是教师对学生的关心爱护义务。这本是一项倡导性义务，赋予一般意义的法律责任保障措施并不合法理，于是，立法者挑选了对学生的体罚和侮辱这两种行为表现，设置了共同的法律责任种类，情节严重者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即便对这两种行为也分别给出了极为谨慎的限制，即“经教育不改”和“影响恶劣”。除了这两种行为，其余的有违关心爱护学生、平等对待学生的义务规范行为，则没有去加以列举并设置法律责任保障措施。
据此，范美忠在“临震脱逃”行为中，因其并未尽到在地震面前关心爱护学生的义务，与法律所确立下来的倡导性规范不相吻合，显然属于违法行为。重度明显者，可以认为其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之规定；中度明显者，可以认为其违反了《教师法》规定的“关心、爱护全体学生”之规定；轻度明显者，可以认为其违反了《防震减灾法》中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震减灾活动的义务”之规定。
耐人寻味的是，法学基础理论或者法理学教科书在界定违法行为时，往往不只说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还要附加一句“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依照这样一个认识逻辑，凡是对无法律责任之义务的违反，均不是违法行为。然而，法律明确规定了众多无法律责任的义务，属于法定义务，人们在违反这些义务时又不能称为“违法行为”，那么，对待这些行为又该如何界定呢？不是违法行为，又该是什么行为呢？
在这种困惑面前，人们借助于道德规范进行道德轰炸，似乎更具有说服力。在道德规范面前，人人都可以争做道德审判官。单纯从道德规范的角度观察，范跑跑“临震脱逃”，无疑属于一个典型的道德事件。教师作为中国公民中的一分子，《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16条也规定，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具体到教师职业，《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有规定，教师应该“热爱学生。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对学生严格要求，耐心教导，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全面、主动、健康发展”。可见，关心爱护学生已经写入了职业道德规范。在地震面前，教师爱护学生不仅是应尽的法律义务，也是应尽的职业道德义务。
显而易见，法律是对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道德才是对人的高要求。如果说道德规范要人“做好人”，那么，法律规范则仅仅要人“不做坏人”。在这种不同规范的要求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的环境下，即便法律规定再多的教师义务规范，也仍然不能牵引大众从道德审判的优越地位转向法律评价的苍白论说。于是，范美忠只好老老实实地面对无数无需特别任命的道德法官的集体审判。更为糟糕的是，道德规范中的职业道德规范，尤其是特定群体的职业道德规范，对相应群体的要求格外严格。其中，教师群体就面临这样的处境。假如范美忠不是教师，而是地震那天的一个送水工或者是那群孩子的家长，即便他“跑的比兔子还快”，也不至于沦落到今日之尴尬下场。
在规范与规范之间，究竟人们倾向于借助法律工具还是道德工具来说事，范美忠无法作出选择，而人们却偏偏选择了对人要求更高的道德规范；在职业与职业之间，范美忠选择了教师职业，那就意味着要有承担职业道德的各种评说的充分准备，而人们也恰恰是抓住了其教师职业，甚至还扯上了他的毕业母校北京大学。如此处境，即使范美忠拿“自由公正”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也无法阻止人们对他这份“自由”的价值评判。自由固然为每一个人所生来就有，但在行使自由的时间、地点、方式等问题上，却能反映出行为人对自由的态度（自由观）以及该态度所彰显出来的自由价值。如果行为人对自由的态度超出了某种规范或者人们对某种职业的特别要求，那么，再纯粹的自由也就变的不再纯粹了。自由一旦变的不纯粹，那就是一种不自由。
因此我说，范美忠跑的虽快，但并没跑好。地震发生时，逃跑是一种躲避的方法，越快越好，如果能够带领其他人跑，也更值得称道。在这个意义上，刘大生教授说他“跑的好”，显然是有其道理的。可是，范美忠却在不适当的时间、不适当的地点、不适当的环境下以不适当的方式跑出了与自己身份并不适当的一跑。这一跑，尽管是其自由，但在当时特定的自然环境下以及当今特定的人文环境下，这个自由已不再纯粹和适当。不然，也不会有“范跑跑”这个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特别字号。
当面临不自由时，理性的选择是应该积极寻求自由，而不应是使自己进一步陷入不自由。但范美忠的选择恰恰是非理性的，5月22日，范美忠在天涯论坛写下了《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表示自己“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之后，范美忠又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写〈那一刻地动山摇〉》，说“你有救助别人的义务，但你没有冒着极大生命危险救助的义务，如果别人这么做了，是他的自愿选择，无所谓高尚！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也是你的自由，你没有错！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从利害权衡来看，跑出去一个是一个！”
这些话是在他行使了“跑”的行为自由之后，又在行使“说”的言论自由。两者都是自由，但都已不再纯粹。此时，范美忠早就因为“跑的不好”而陷入了不自由，要想寻回过去的纯粹自由，最好是不说为好或者少说为好。不说即是沉默，少说可以认错。须知，在流行沉默的岁月，在认错误、表决心遗风尚存的年代，选择不说的沉默和少说的认错，或许还能从道德判官那里挽回些许的从宽处理。否则，越要说、还要多说，那就只好错、错、错。说的再好也是狡辩；说的再妙也是遮掩。没办法，这就是社会。
因此我又说，范美忠说的虽多，但并没说好。这年月，唾沫可以淹死人，闲话可以吵死人。有时候，遇到恨不得把桌子掀翻的愤慨之事，确实有奉献唾沫的本能；但也有时候，并不是被淹、被吵的人想遭受那样的折腾，而是想淹、想吵的人有那样的快感。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国家的中小学校，也像日本国那样，经常进行防震演习训练，在地震来临之时，能够迅速作出娴熟而地道的疏散应急，能蹲则蹲，能躲则躲，能跑则跑，老师跑老师的，学生跑学生的，看谁跑的又快又好。在那种训练有素的“避震术”环境下，也许，谁跑的比兔子快，将会变成一个对个人应变能力的素质评价，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唾沫星子和口水大混战中的道德评价了。只要这样的理念土壤还未生成，那么，跑的速度就不会是一个正常的能力评价指标，而是一个纯粹的道德论说依据，即跑的快的人是道德侏儒，跑的慢或者不跑而被掩埋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总之，一夜成名的范美忠跑的不好说的也不好。最终，使自己在不自由的旋涡里越陷越深。这种不自由带来的危害，说的轻一点，至少在热炒时期不会消除；说的重一点，此事或许能够成为其终生相随的抹不去的阴影。这是给他本人造成的可能性危害。而这种不自由也会给制度带来危害，使人无法体会到制度安全带来的生活愉悦。例如，范跑跑这一史上最牛之“跑”，就立刻刺激了有关部门制作“文件”的冲动。这不，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教育局6月2日作出规定，高考的监考老师在余震发生时，要保证将全部学生疏散完毕后才能离开考场，违反规定的，将给予停职或开除的处理。
看来，范跑跑这一跑，可真不是一般的跑。他的跑，不仅跑出一个驰名中外的别致字号，跑出一堆铺天盖地的评论作品，还跑出了一纸政府决定，没准还有可能把现行法律给跑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