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宥坐法律知识
㈠ 谁知道剐刑多少刀
简单说凌迟就是用锋利的小刀把犯人的肉一块块每天割多少分成数天割下来，一般只对谋逆犯实行,非常痛苦。绞刑就是用绳子勒死或吊死(上吊)。斩刑最普通，分砍头和腰斩.砍头就是用刀砍下犯人的头,腰斩就是拦腰斩断。
具体介绍如下: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是我国封建社会死刑中最残酷的刑罚。“凌迟”主要是针对犯了谋反、犯上作乱、“口语狂悖”等“大逆”、“逆伦”罪的人设置的。也就是说，“凌迟”主要是用来处死危及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犯的。“凌迟”的执行方式是将犯人零刀碎割，使其极尽痛苦而死，让那些声称“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的好汉，想速求一死而不得，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据民间传言，“凌迟”处死时，刽子手先在犯人前大肌上割一块肉抛上天，这叫“祭天肉”；第二刀叫“遮眼罩”，刽子手把犯人头上的肉皮割开，耷拉下来遮住眼睛，避免犯人与刽子手四目相对，防止犯人在极其痛苦时放射出异常阴冷、恐惧的目光而使刽子手心慌意乱，影响行刑。
历史上有记载被“凌迟”处死的人，如明朝末年的大宦官刘瑾。“例该3357刀，先10刀一歇一喝。头一天先剐357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起开刀，一共剐了3天。”再如明朝天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郑曼，崇祯年间遭温体仁诬陷，以“杖母不孝”被“凌迟”处死，剐了3600刀。这两个案子都是由皇帝钦定的，依据《大明律》量刑。
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凌迟”处死的人，是清末大闹北京城的恶棍康小八，康小八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有一天，他在一家剃头棚理发时，发现剃头匠和一位顾客正在闲谈，并大骂康小八不得好死。康小八理发完后问二人：“你们认识康小八吗？”二人说：“谁认识这种混账的东西。”康小八“嘿嘿”冷笑一声说：“今天康八爷就叫你们俩当个明白鬼。”说着拔出手枪将二人击毙。康小八被缉拿归案后，在北京菜市口被“凌迟”处死。
唐代以前最重的刑罚是“斩首”，五代才开始在刑法之外增设了“凌迟”的条款，元朝开始把“凌迟”作为正式条款列入刑法，直到清末。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凌迟”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也随之被废除了。
“凌迟”一词见于《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本义是指逐渐缓慢升高的山坡，把“凌迟”一词借用来作一种刑罚的名称，是“杀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故亦取渐次之义。”（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凌迟刑在史籍中有支解、磔等多种名称，虽然说法不同，但施刑的手段差不多。这一刑法始于五代。“凌迟”是死刑的一种。这种刑罚被正式列入刑法法典始见于《辽史·刑法志》：“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沈家本先生说“凌迟之刑始见於此，古无有也。”（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辽代以后，宋、元、明、清的史书中均有关于凌迟刑的记载。《宋史·刑法志》介绍：“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大明律》、《大清律》中都有明文规定：“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绞斩以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市井骂人“小挨刀的”“干刀万剐”的说法是有所据的。官修的史书不便把这种酷刑的手段说得太详细。明人王明德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寸磔，就是一寸一寸地割。“相传有八刀之说，先头面，次手足，次胸腹，次枭首。皆刽子手师徒口授，他人不知也，京师与保定亦微有不同，似此重法，而国家未明定制度，未详其故。”（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八刀凌迟不能算作寸磔，凌迟究竟割多少刀，正如沈家本先生所说法无明文，全凭刽子手具体操作。据记载明正德五年(1510)大太监刘瑾伏诛，以凌迟处死，“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先十刀一歇一喝。头一日该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开刀……凌迟三天刑毕。”
明末崇祯年间郑鄤被凌迟处死，时人记下了当时的场面“黎明脔割之旨乃下。行刑之役具提一筐，筐内均藏铁钩利刃，时出刃钩颖以沙石磨利之。埊阳(即郑曼)坐于南牌楼下，科头跷足，对一童子嘱咐家事絮絮不已。鼎沸之中忽闻宣读圣旨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百人群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皆股栗。炮声响后，人拥挤之极，原无所见，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见有丫之木指大绳勒其中，一人高距其后伸手取肝肺两事置之丫颠。忽又将绳引下，聚而割之如娟。须臾小红旗向东驰报，风云电走，云以刀数据报大内。”
而最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为崇桢皇帝中了反间计，误以为他通敌卖国，判他凌迟处死，行刑前以鱼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街示众，被北京城无知的民众冲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
那种心理的痛恐怕远高于生理的痛。
清嘉庆八年(1803)亦有一人因“大逆”遭凌迟处死。是年二月二十日清仁宗颙琰从圆明园回宫进神武门。此时一人从神武门西侧俗称“黑老呱殿”之后冲出欲刺嘉庆。此人被捕后审不出所以然来，只知名叫成德是一杂役。因其罪恶滔天，定凌迟处死，同时被杀的有他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成德凌迟处死应在菜市口，据云成德被凌迟过程中到后来“血尽但流黄水而已”，“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剐到一半成德对刽子手说：“快些”，刽子手回答他“上让你多受些罪”，“遂闭目不复言”。凌迟后还要枭首陈尸示众，以警效尤。菜市口西鹤年堂一带就是刑杀之地，沿途冥衣铺、棺材铺独多，为此地是杀人场也。凌迟从辽代开始定为正式刑罚，一直沿袭到清末。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沈家本奏请，颁布《大清现行律例》后才下令将凌迟、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具改斩决”。凌迟等酷刑被废除，死刑仍分绞、斩两种，而且各种名目的酷刑并没有禁绝。酷刑是随着封建统治的倒台而废除，随着封建意识的消亡才会绝种的。
绞刑分三大类：第一种是让犯人爬上椅、桌、火车、马或梯，在其脖子上套一根与直角形支架或树枝相连的绳子，然后抽掉支撑物使其悬空。这种方法最通俗，也是历史上广泛采用的，犯人死得缓慢，也很痛苦。第二种是将活套套住犯人，把绳子穿过滑轮或滑槽，然后使劲拉绳将犯人从地面吊起。犯人实际是被勒死的，美国的“三K党”处私刑时偏好这种方法；中东的伊斯兰国家的公开绞刑也是这般执行的。再一种是经英国人改进后被认为是比较人道的，但需要一些设施：一个固定在某高度的脚手架、一块可抽动的木板。执行时一抽板，犯人的身体便落下，一般说来他的颈椎就断裂了，结果导致窒息和脑部贫血，顶多几分钟犯人便鸣呼哀哉!
但即使是这种较完美的绞刑也有不尽人意之处，1927年，两名英国死囚处刑完毕后被从刑架上解下，十五分钟后，他们重新开始呼吸，只得赶快又挂上去，加吊三十分钟，后来人们发现，要使颈椎快速折断，犯人的体重和吊绳的长度之间的比例很关键。于是，刽子手们手上就有了一张数据索引表，例如一个80公斤重的人，最好是从2．4米处落下，体重每增加3公斤，绳子应减短5厘米……
斩刑- -
砍头。砍头是中国最经典的处决方式，甚至可作为死刑的代名词。一下砍掉人最重要的器官，可以叫人当场致命，保险，快捷，还可以把头示众。正规的叫法是"斩"，严颜被张飞俘虏后说:"剁头便剁头。"反正也是这意思。上古时代，斩的刑具往往是斧，那是因为青铜毕竟软些，不够锋利，得做成斧，砍下去才有力度。铁器普及后，刀渐渐在斩刑中唱起了主角，不过刀虽然锋利，却也容易磨损，用起来更需要技巧，一些职业祖传的刽子手也应运而生。所谓技巧，就是要瞄准犯人颈部的脊椎骨空隙，一刀下去，身首分离，要是砍得不准，就不一定一下子砍断，砍得半死的犯人挣扎呼号，场面自然显得尴尬，有时围观的人群会嘲笑刽子手的。有一种传说，讲清代要求对官位较高的犯人用钝刀，让其多受痛苦，那是不确切的。
历史上谁最早被砍头，恐怕无法考证了，被砍头的知名历史人物，也枚不胜举，《聊斋》里讲到一个即将砍头的犯人，听说某刽子手的刀特别锋利，千方百计要由他来执行，一刀下去，人头飞起，在空中还喝彩道:"好快刀!"话又说回来，身首分离，没有了呼吸器官，光一颗人头是没法说话，蒲松龄的《聊斋》本是讲些狐仙鬼怪故事，做不得数的。但真正行刑时，有时因为人的神经还有反应，飞出去的人头把某个看客一口咬住的事也有发生，挨上这种事，那就自认晦气吧。进入清朝之后，男人留了辫子，给行刑带来了方便，那时一般让犯人跪下，一人按住他身体，一人揪着辫子使劲拉，尽可能使犯人的脖子伸长，方便刽子手执行。另外，一名侵华日军士兵记载说，他们在无数次杀头后发现，原来跪着的死囚在被斩下脑袋的一瞬间，两脚自然伸直，身体会向前跳跃，所以他们故意让被杀的人面向河流，好让他们"自己跳下去"。
斩刑中还有一类，那是腰斩，反正也是切断主要器官使人丧命，比较起来，腰斩死得慢一些，更痛苦一些。传说清朝有一知识分子被处以腰斩，临死前蘸着自己的血，在地上写了十三个"惨"字，写到最后，字已难以辨认。有人说那是金圣叹，甚至说那是他腰斩《水浒传》的报应，但金贪叹临刑前又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他是给砍头而不是腰斩的。
除了刀、斧可以使用在斩刑中，铡刀也是很顺手的工具，不仅刃利背厚，不易磨损，而且对技术要求比较低，可古代除了包龙图那著名的三口铡刀，很少有这样的记载和传闻，想必是铡刀操作起来太简单，又没有人头飞起的轰动效应，在讲究艺术和唯美的古代官员和观众看来，既是很不过瘾的，也难体现杀一儆百的宗旨。
死刑进入工业化时代，出现了断头台，那是法国人的发明，也成为法国的一个象征，尽管其他国家也有采用。我上大学时，碰到一个法国电影周，一场电影夜市看了四部法国片，结果其中三部出现了断头台，一部是反映大革命的，一部是讲拿破仑的，还有一部干脆片名就叫《走向断头台》。一个通宵看下来，回到宿舍看着门框也象断头台。不过话说回来，法国人发明断头台，一个目的是让人死得不那么痛苦，另一个目的是普及斩刑，因为法国在君主专制时代，只有贵族犯了死罪才可以享受斩首的待遇，而平民百姓只能绞死，现在不分贵贱都是上断头台，也是平等精神的一种体现。后来，断头台同三色旗、马赛曲一起，成了法国大革命的象征，路易十六及皇后、丹东、夏洛蒂、罗兰夫人，一个个走上短头台，一度主张废除死刑的罗伯斯庇尔，在他执政的四十七天里，有1373颗脑袋"象瓦片一样落下"，在这四十七天结束后不久，他也加入了走上断头台的行列。
中国古代各种残酷的刑罚中，最惨无人道的莫过於凌迟。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毙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剖、剐、寸磔等，俗语谓「千刀万剐」。
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远远超过前代(120刀)。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记刘瑾被剐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民间妇女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看来古代凌迟时将人割千刀以上并非虚词。
先说刘瑾。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圣旨特批，将他「凌迟三日」，然后还要锉□枭首。执行情景，当时参与监刑的张文麟有详细的记述：
「是日，予同年陕西司主事胡远该监斩，错愕，告於尚书刘先生(□)曰：『我如何当得？』刘回言：『我叫本科帮你。』予因应之。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锉□，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逆贼之报亦惨矣。
郑□受此酷刑却使人惋惜。郑□，天启二年（1622）进士及第。崇祯初年，由於党派之争，郑□被卷进去，他被人告发说犯有「杖母」和「奸妹」两项大逆不道的罪款，最后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批示，予以凌迟处死。圣旨下达当日执行，有司官员立即下令传齐有关人役，押解犯人前往?□](北京皇城西侧甘石桥下四牌楼，后世简称西四牌楼，即今北京西四)，处决死囚常在这里进行。按惯例，斩首在西牌楼下，凌迟在东牌楼下。故，当天早晨就有人在东牌楼旁搭起棚子，供监斩官等人就坐，棚前竖起一根上边分叉的粗木杆。不一会，行刑的刽子手们也提前来到，每人带一只小筐，筐里放着利刃。刽子手们，取出利刃，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锋利。辰、巳时分，监刑官带校尉、人役等押著郑□来到刑场。郑□停放在南牌楼下坐在一只大箩筐里。没有戴头巾也没穿鞋袜，正向一名书童嘱咐家中后事。围观的群众把周围的道路、空场堵得水泄不通，附近都爬满了人。
有位吏役说，西城察院的官长仍未到，须稍停片刻，正说著，那位官长由随从前呼后拥向这边来了。就位后，他高声宣读皇帝圣旨，由於人声嘈杂，念些什麽，人们听不清，只听最后的一句是：「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只听得三声炮响后开始行刑。人群骚动，由於近处的人围得密不透风，稍远一些就看不见行刑的场面。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那粗木杆上垂下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吊起鲜血淋漓的肺和肝，吊到木杆最高处。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开始剖腹取五脏了。又过了一会儿，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卸下肝肺，又吊起一颗人头，这?”?郑□已被砍下脑袋，悬挂示众。按著，又把郑□的躯体也挂起来，使它的胸贴著木杆，背朝众人，只见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条一缕，却没有割掉，就像刺□似的。这时，凌迟之刑宣告结束，两名校尉手舞红旗，骑著快马向东飞驰，把剐的刀数向皇帝报告。后来，刽子手把尸体取下，把肉一条条地出售，据说人们买这人肉是做为配制疮疖药的原料。
凌迟之刑一直延续到清末。戊戌变法后，清廷受内外各种压力的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等法「永远删除，俱改斩决」。从此，凌迟这种非人的酷刑才从法典中逐渐被斩首代替了。
㈡ 人文素养的内容有哪些
人文素质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
(1)具备人文知识。人文知识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主要是精神生活领域)的基本知识，如历史知识、文学知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艺术知识、哲学知识、宗教知识、道德知识、语言知识等。
(2)理解人文思想。人文思想是支撑人文知识的基本理论及其内在逻辑。同科学思想相比，人文思想是有很强的民族色彩、个性色彩和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人文思想的核心是基本的文化理念。
(3)掌握人文方法。人文方法是人文思想中所蕴涵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人文方法表明了人文思想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学会用人文的方法思考和解决问题，是人文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科学方法强调精确性和普遍适用性不同，人文方法重在定性，强调体验，且与特定的文化相联系。
(4)遵循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文思想、人文方法产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基础，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文思想、人文方法。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真谛所在，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从根本上说都是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
怎样提高人文素养呢：
第一，要确立做人的基本品德。其核心有三点：知耻、守信和气节。一个人有一点羞耻心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彻底没有羞耻心，那他什么事都敢做。保持一种羞耻心是人最基本的做人品德。如果一个人“言而无信”，还有谁会跟他打交道呢?还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呢?气节也是非常重要的，孟子提出“大丈夫”的三个条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做到这三点不容易啊!
第二，审美情趣与艺术精神的培养。艺术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一个人的艺术审美情趣是很能体现他的品德高尚还是低下。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非常注意哲理与艺术修养的结合。中国的艺术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一首诗、一幅画中往往隐藏着丰富的哲理。
第三，是应对环境的问题。所谓应对环境的能力，就是潇洒地对待人生。《荀子·宥坐》有：“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始终而心不惑也。 ”所谓“通”，就是飞黄腾达;“穷”即遇到坎坷，不顺利。
第四，要注意涵养功夫和仪表风度。这是内外两个方面的。仪表是外在的，涵养是内在的。涵养功夫里最关键的就是一个谦虚的问题，虚心地待人接物。《周易》里边就讲到“人道恶盈而好谦”。“盈”就是自满。如果你自满的话，就接受不了新的观点、好的建议，就不会提高了。
第五，人文素养要落实到对于生命的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认定中。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表现了这样一种精神，以及一种对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认识。这也就是人文素养最后的落脚点。
㈢ 孔子为什么要杀少正卯
有人说孔子的被任用，主要得力于其学生、也是鲁国三家之一的孟孙氏（孟懿子）的推荐。其实，孔子的出仕，与鲁定公、孟懿子都没有决定性的关系。真正想到任用孔子的，还是实际执掌鲁国大权的季桓子。季氏家臣阳虎的作乱一直延续了多年。直至公元前502年（鲁定公八年），他又想杀死季氏篡夺全部权力，被打败而逃奔齐国，后又被齐国所弃而奔晋。表面上看阳虎之乱已平，但是鲁国的政局并没有真正安定下来，费邑的公山不狃，邑的公若藐等家臣仍有很大的实力，对于鲁国公、卿都存在着大的威胁。在周边关系上，又与大国齐不断发生着摩擦并日趋紧张。此时，继任国卿不久的季桓子，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免有力不从心之感。先不要说孔子少见的博学多识与巨大的社会声望，单是他坚定的维护公室权威、渴望安定和平的政治态度，就引起了季氏的重视。尤其是孔子反对“陪臣执国政”的立场，以及孔子对于阳虎与公山不狃的拒绝，才是季氏最终选中孔子的根本原因。
孔子任小司空的时间很短，即就任大司寇。说到大司寇任上孔子的作为，这里需要首先弄清楚一件历来纠缠不清的公案，即孔子是否诛杀大夫少正卯一事。
记载孔子诛杀少正卯一案，其源头是《荀子·宥坐篇》的记载，后来在《吕氏春秋》、《说苑》、《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等书中均有记载，说孔子为政七天就杀了“鲁之闻人”少正卯，这里不仅将孔子诛杀少正卯事予以坐实，更找出了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深层理由:原来少正卯与孔子素来有隙，在孔子讲学的时候，少正卯也授徒讲学，而且学生很多，曾使孔子的讲课处“三盈三虚”，好多次没人听孔子的课了。现代学者蔡尚思认为:荀况是离孔子最近且最崇拜孔子的思想，他的记载应当是忠实的；汉以后许多学者都作了同样的论述；清末尊孔子的梁启超也不得不认为诛少正卯是孔子的一个污行；孔子与少正卯不仅是学敌教敌，还是政敌，而且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并举《左传》中子产的儿子先宽后严将盗“尽杀之”而被孔子赞美为“善哉”的例子，说明孔子杀少正卯确有其事。（《不宜抬高孔子——评匡亚明的〈孔子评传〉》）特别是“文革”时期，更是把孔子诛杀“法家少正卯”作为孔子的一条罪状。
但是从朱熹以来，特别是自清人阎若璩、崔述、梁玉绳、江永等人以来，以至当代杨景凡、俞荣根、匡亚明、钱穆等专家学者，均对孔子诛少正卯一案，持否认态度。他们的观点也相当有力，即:一是孔子诛少正卯事仅见以上所列书籍，而不见《论语》、《左传》、《春秋》等经传，以为像孔子诛少正卯如此大事，竟不留一点记载痕迹是说不过去的。二是孔子秉政七日，就以一大夫（孔子）而杀另一大夫（少正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身上，是不可设想的。因为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仁”，并且他坚决反对轻易杀人。如季康子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问题时，就遭到了孔子的反对，说“子为政，焉用杀”。孔子的后裔孔令朋，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还认为:“孔子在鲁任官时，军政大权操于季氏三卿之手。孔子虽任大司寇，仍须听命于季桓子，不能想象越过季桓子任意杀人。”因此，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七日而诛少正卯，非孔子所能为，非孔子时所需为”。更有尊孔者，甚至认为连少正卯这个人也是虚构的。还有的以为“诛”字在古代可以释为“责”字，孔子诛少正卯，实则是责少正卯。
我们还是需要将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文字录出。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于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荀子·宥坐》）
对于孔子所列少正卯的五项罪状，孔颖达在《礼记·王制·疏》中，有过这样的解释:“行伪而坚者，行此诈伪，而守之坚固，不肯改变；言伪而辩者，谓言谈伪事，辞理明辨，不可屈止；学非而博者，谓习学非违之书，而又广博；顺非而泽者，谓顺从非违之事，而能光泽文饰以疑于众；如此者，杀。按《史记》: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之类是也。”
写过《论衡》的王充，还记有孔子与少正卯交恶的具体根源:“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并字训对峙，对立，即唱对台戏）。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之佞），门人皆惑。”是说少正卯的名气与孔子的差不多，他也开门办学，可能效果也好，好到使孔子的学生除了颜渊都曾跑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课，“三盈三虚”。
对于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场面，《孔子家语》中说“戮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够可怖的，杀罢，还要陈尸于朝廷之上三天，以扩大教育的效果。
至于孔子诛少正卯的意义，更是论者众多。如西汉刘安就说:“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淮南子·氾论训》）意思很明白，理由也很光明正大，为了天下安宁，必须杀鸡儆猴。
这一事件，教益良多，我们不得不仔细剖析。
教益之一:杀不同政见者或者杀利益相争者，是古已有之，后世当提高警惕。少正卯也是个“闻人”，只是他的“闻”与孔子的不同，他好像有点邪门歪道，起码杀他的人是说他宣扬的是邪门歪道、异端邪说。
教益之二:百姓聚众不行，聚众闹事更是不行，也是古已有之。“小人成群，斯足忧矣”，一让执政者忧，那就有了打开“杀戒”的危险。谈情说爱的《诗经》也就成了杀人的号角，“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所列少正卯罪状，归纳起来无非是: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邪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也就是我们今人所说的“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精神污染”。
我们当然还会记得孔子与老子的分歧。固然，以老子的年龄、学问、资历，孔子对老子是尊敬有加的。但是他们两人在心里十分清楚分歧所在。老子是走的流沙避世之途，却也说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圣人不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之类“大逆不道”的话的。而孔子基本是走的上层路线，要入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教益之三:提倡过言论自由，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人，一旦掌权执政，也会立即走向反面，马上禁止言论自由，甚至可以因言杀人。杀了人，还要给被杀者戴上许多难听难看的帽子，以儆众心，也安己心。
在孔子诛少正卯之前，另一位思想家邓析，已经被郑国的子产诛杀。郑国的权相子产，本来是个有着民主意识的执政者，他曾经坚决反对毁掉大家自由言论的场所“乡校”。但是，一旦有向他的“执政”提出挑战的，他也就不客气了，杀之而后快、杀之而后安。听听邓析的这些话，就可以想见邓析的为人与他的必然人生结局了:“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继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邓析子》）。这是在公开地骂天骂君，说他们不公平不厚道，不神圣。
《汉书·东方朔传》中，记载了这位滑稽人物和汉武帝的一段谈话，说的是圣君用人一定能够把各方面的人才都安排到最恰当的位置上。这位滑稽人物是这样建议的:请周公为丞相，姜太公为将军，孔子为御史大夫，子路为执金吾……看来，孔子也只能在体制内当一名谏言者。
教益之四:孔子的杀人，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到了汉朝，皇帝觉得孔子杀少正卯杀得真是好，“正合朕意”，于是就让博士们将这一条写进了《王制》之中，成了问罪治罪的法律条文:“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真是一个“杀”字，源远流长。“伪”与“非”的解释权，当然在执政者手里，就算是你不“伪”不“非”，他定你个“伪”或“非”或者又“伪”又“非”，也一样地说杀就杀。杀了，虽纯属“莫须有”，也还有根有据，不仅这是《王制》的规定，而且还有圣人处理这一问题的案例可循，“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诛少正卯之类是也”。
“少正卯”，也就成了杀人整人的借口，从汉至于清末，络绎不绝。
王尊以五官掾张辅为少正卯，将其系狱致死（《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李膺以野王令张朔为少正卯，杀之于洛阳狱中（《后汉书·李膺传》）；明思宗朱由检以少詹事兼朝翰林院侍讲学士黄道周为少正卯，将其削籍下刑部狱，责以党邪乱政，杖八十，并最终被永戍烟瘴边疆；清末洋务派文人陈玉澍，以变法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为少正卯，并以孔子的两观之诛为样板，请求慈禧速诛之；清末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以杨度为少正卯，奏请诛杀……到了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个被诛杀了两千多年的少正卯，算是被翻了一次案，成了受了冤屈的法家，而孔子则又成了阻碍进步的称谓而被利用来打人。虽属闹剧，却也映出了历史一贯的真相真情真意。比“文革”早十年，即一九五七年，曾被歌赞为“没有一点奴颜与媚骨”、“空前的民族英雄”和“三个家”的鲁迅，却被歌赞他的同一个人判断道，如果鲁迅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一九五七年七月的一个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毛泽东回答翻译家罗稷南“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的提问时所说的话。原因恐怕也在于，歌赞鲁迅时，还处于在野的地位。对此，林贤治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的实质地位如何？无权者而已。从大清帝国到国民党的‘党国’，从随随便便杀人到书报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唯靠个人的自由的抗争……一般而言，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冲突的，鲁迅却很特别，社会责任直接体现在自由的选择上面。在黑暗王国里，反抗即责任，何况为社会而反抗。”（《一个人的爱与死》）孔子也做过这样的反抗，只是他当了大司寇，迅即以杀扑灭了别人的反抗。只有到了他沦为在野，在列国流亡的时候，才会再度想起与执政者不合作的反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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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子贡问孔子为什么要利用职权杀人，孔子：杀小人也算杀
“昔仲尼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这句话最早出自陈寿的《三国志》，很形象地展示出当时人们心目中孔子的伟大光辉形象。而此后孔子为“万世师表”的说法就一直不断地被人们所熟知，所引用。所谓“万世师表”就是他的言行会一直一直被所有人引为榜样。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这句话一直被印在各种版本的《论语》教材的第一页。除了近代的某些特殊时期，孔子和儒家的地位，在中国一直是很尊崇的。作为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这个“周游列国，匡扶周礼”的大圣人，似乎从来，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就算有不对的地方，也立马会有一大批人自发自觉地站出来替他申辩。
但是这些都不能洗脱他滥杀无辜的事实，因为他认为的对，不一定是对，他认为别人的错，也不一定是错。或许在今天，少正卯就恰恰是对的。如果法律都没有权力去审判这个人的话，那个人就更没有资格。但是几千年前，刚从奴隶制中走过来不久的人们怎么会明白这个道理呢？
世上本没有“圣人”，孔子虽然提出了圣人的概念，却也从未以自己为圣人。世人非要以孔子为圣人，即所谓“万世师表”的美誉，不过世人一厢情愿耳。
参考文献：《史记·孔子世家》、《荀子·宥坐》
㈤ 荀子是什么时候的人物
荀子（中国·战国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
愚窃尝读其全书，而知荀子之学之醇正，文之博达，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诸家所可同类共观也。
——清代著名诗人谢墉
在春秋战国这段辉煌的历史时期，先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其中夏商时期的甲骨文、殷商的青铜器，都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标志。同时，诸子百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而提到文化学术，我们不能不提到荀子。
荀子是我国战国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兼通诸经，集百家之大成，是先秦非常重要的儒学家、大学者。他的思想学说流传甚广，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学生，西汉初期许多著名经师也出于他或他的弟子的门下，后世张衡、王充、柳宗元、王夫之、戴震以及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人士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荀子使儒家学说得到长足发展，开创秦朝以法治国的先声。汉以后的“独尊”的儒学，实质是荀学。他的思想既是法家的代表，又在儒家中独树一帜，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实践影响深远。
荀子是儒家经学早期传授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修身和处世之道，认为不能“从人之性，顺人之情”，认为外在礼法的约束、君师的管教对个人修养起决定作用，因而强调隆礼。在处世方面，他更注重人为的能动作用，主张人定胜天，反对怨天尤人。可以说，儒家思想发展到荀子，不仅其体系趋于完整、系统，而且也开始从封闭逐渐变成开放，这无疑为秦汉以来的儒家对各家学说之长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由于他处在战国末期的时代，诸子各派的思想学说均已出现，这使得他不仅能采纳诸子思想，又可以进行批判和比较，因此他所著的《荀子》一书，内容非常丰富，所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伦理、教育、科技、历史、文艺等方面，无不思虑精湛，独辟蹊径。其中有关“修身处世”为主题的名篇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帮助今人完善人品操行，提升人生境界，为实现最高价值的人生提供历史的参照物。
荀子对自然观、认识论、逻辑思想与伦理政治思想诸方面的阐述，集中反映于《荀子》一书之中。该书在汉代被抄传达300余篇，后经刘向校订整理，定为32篇。据唐代杨京考证，这32篇中，《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和《尧问》6篇，系其门人弟子所记，余者为荀子所著。全书体系完整，涉及面很广，多为关于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长篇专题学术论文，其论点明确，论断缜密，结构严谨，风格朴实、深厚。荀子善于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论据，巧譬博喻，反复论证，其中有关教导世人修身处世方面的观点对后人影响深远。
修身是儒家传统道德的一项重要要求，是指自我完善，严格按社会道德规范要求自己。荀子忠实于孔子的精神，也强调修身的中心地位。他将儒家教育的过程——从学习成为君子到仿效圣人，从习诗到践礼——概括为一种积累知识、技能、睿识和智能的不断努力。荀子认为所有人通过修身能够达到完美的可能性，他专门著《修身》一篇，并将它作为其著作的第二篇，可见其对修身问题的重视。荀子从“修身”的社会效应角度指出：“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遵从道德原则），如是则贵名（美好的名声）起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荀子认为圣人和大儒都具备道德上最高的品格；若一个人能实践道德，便会如圣贤般留下美好的名声，天下百姓就会如雷霆般拥护他。从这点出发，荀子特别注重和强调克己修身。
荀子对修身的要求很高也很具体，以至于一言一行，甚至服饰、饮食、居处、容貌、态度等，一律要求合乎道德准则。他认为做到这些，就与尧、禹差不多了，实际上是强调修身可以成为自强的一种途径。荀子的观念较现实，他反对孟子的“法先王”，认为尧舜之道实在太渺茫，而且远古的法度早经灭绝，虽欲取法，但也不能；先王之中，虽有贤人善政，但时代久远，却无从可取，因而主张“法后王”。从这一观点出发，荀子主张见善的，就要学习；见不善的，就要自省。善在身，就能自乐自好；不善在身，就会带来灾祸。他认为修身必须勇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
荀子在人性论上发展孔、孟的人道观，根据“克己复礼”的思想提出性恶说，在性恶说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修己之道。他强调不能“从人之性，顺人之情”，认为外在礼法的约束、君师的管教起决定作用，因而强调隆礼，主张用隆重的“礼义”来区分人们的名分和等级，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协调一致，从而增强力量、征服万物、得到利益。“崇礼”是荀子修学论政之本，因人性恶而有欲求，当求之而无餍，便发生纷争，故必须立礼义、法度以节制之，因此，荀子强调礼乐的重要，认为“礼者，治办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名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荀子所说的“礼”与孔子所言之“礼”，在作为人的行为准则这点上是一致的，但内容已有很大的分别。荀子认为上自人君治国之道，下至个人立身处世之理，以至起居饮食的细节，无不包含，不但是人类行为的准则，也是言论思想的规范。因此，“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可以说，儒家思想发展到荀子，不仅其体系趋于完整、系统，而且也开始从封闭逐渐变成开放，这无疑为秦汉以来的儒家对各家学说之长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荀子》大多数是说理文，其体式超越了《论语》、《孟子》那样的语录或对话连缀，体式上已不再是零散缀合的片言只语，而大多是立意统一、浑然一体的完整篇章；论证中也是精严周密，由浅入深，反复推敲，步步展开，环环相扣，首尾贯通，一气呵成，在先秦散文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为后世常规议论散文奠定了基础。
㈥ 荀子·宥坐
【学究】
荀子《宥坐》通篇讲述孔子的事迹，所有内容在《论语》中都有说到，可见荀子还是特别推崇孔子的思想和学说，把荀子归入儒家正统并不为过。
荀子借孔子之口讲述中庸思想是儒学的核心，这可见一脉相承了。通过孔子在鲁国最代理宰相和大司冦的一些行为来说明忠孝的本质，对于十恶之人绝不姑息，对于孝顺之人网开一面。至于求道之人必定如水一般，恩泽天下；即便遇到困难依然坚持正道。同时文中也提到，孔子即便推行道义，依然认为法律必不可少，只是不能为了管理就只依仗法律。这里也说到推广礼仪要通过教化，也有给以时间，不可一蹴而就。
荀子本篇的思想就是复述孔子的思想。
【原文】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 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 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 “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 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 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 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 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 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 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 孙闻之，不说，曰：“是老也欺予。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 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 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谨诛，贼也。今生也有时，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 -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书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予维曰未有顺事。’ 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陈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贤以綦之;若不可，废不能以单之;綦三年而百姓从风矣。邪民不从，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诗曰： ‘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厉 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此之谓也。今之世则不然：乱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堕焉，则从而制之，是以刑弥繁，而邪不胜。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 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数仞之墙而民不逾也，百仞之山而竖子冯而游焉，陵迟故也。今之世陵迟已久矣，而能使民勿逾乎，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焉顾之，潸焉出涕。’岂不哀哉!”
诗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子曰：“伊稽首不其 有来乎?”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 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 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 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见大水必观焉。
孔子曰：“吾有耻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强学，老无以教之，吾耻 之，去其故乡，事君而达，卒遇故人曾无旧言，吾鄙之;与小人处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垤而进，吾与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学曾未如(月尤)赘， 则具然欲为人师。
孔子南适楚，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子路进 而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 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 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 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 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 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曰：“由!居!吾语女。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 曹，越王句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 者志不广;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子贡观于鲁庙之北堂，出而问于孔子曰：“乡者赐观于太庙之北堂，吾亦未辍， 还复瞻被九盖皆继，被有说邪?匠过绝邪?”孔子曰：“太庙之堂亦尝有说，官致 良工，因丽节文，非无良材也，盖曰贵文也。”
【通译】
孔子参观鲁桓公的庙，看到那里有一只倾斜的器皿。孔子问守庙人：“这是什么器皿?”守庙人说：“这大概是君主放在座位右边来警戒自己的器皿。”孔子说“我听说这种器皿，不注水的时候就会倾斜，倒入一半水时就会端正，注满水后就会翻倒。”孔子就回头对弟子说：“注水吧!”弟子取了水注入到里面。注入一半的时候就端正了，注满后就翻倒了，空了就又恢复倾斜了。孔子感慨地说：“唉!哪有满了不翻倒的呢?”
子路说：“我想问一下有保持盈满的方法吗?”孔子说：“聪明圣智，就要用笨拙来保持它，功劳惠及天下，要保持谦让的态度;勇敢有力，要用怯懦来保持它;富有天下，要用节俭来保持它。这就是所谓的保持盈满的方法啊。
孔子做了鲁国的代理宰相，当政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学生进来问他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啊。老师执掌了政权就先把他杀了，这不是弄错了吧!”
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原因。人有五种罪恶，但是并不包括盗窃：一是内省通明但用心险恶;二是行为邪僻却又顽固不化;三是说话虚伪却还善辨;四是记述稀奇古怪而驳杂广博，五是赞同错误而又进行润色。这五种罪恶，一人只要有一种，就不能逃脱君子的诛杀，少正卯却同时具有这五种罪恶。所以，在他居住的地方，足以聚众成群，他的言谈足以掩饰邪恶，迷惑众人，他刚愎自用，足以反是为非，而独树一帜。这是小人中的豪杰，是不可不杀的。正是这样，商汤杀了尹谐，文王杀了潘止，周公旦杀了管叔，姜太公杀了华仕，管仲杀了付里乙，子产杀了邓析、史付。这七个人，虽然时代不同，但内心同样邪恶，是不能不杀的。《诗经》上说：‘我忧虑重重，被一群小人所恼恨。’小人多了，那就令人担忧了。”
孔子担任鲁国的司法大臣。有父子俩打官司的，孔子拘留了儿子，三个月了还没有判决。他的父亲请求撤诉，孔子就释放了他的儿子。季桓子听说了这件事，很不高兴，说：“这位老先生欺骗了我，他曾对我说：‘治理国家一定要用孝道。’如今，他应该杀掉一个人，来惩罚不孝之子，可是他又把他放了。”冉求把这些话告诉了孔子。
孔子感慨地说：“呜呼!君主犯了过失，臣下把他杀掉，那行么?不去教育自己的民众，而只是判决他们的诉讼，这是在屠杀无罪的人啊。全军打了败仗，是不可把他们全部杀掉的;监狱没有治理好，是不可以施加刑罚;因为罪责并不在民众啊。法令松弛而严加惩处，这是残害;那作物生长有一定的季节，而征收赋税却不时在进行，这是残酷，不进行教育却要求成功，这是暴虐。制止了这三种行为，然后才可以实行刑罚上。《尚书》上说：“即使按照合宜的原则用刑、按照合宜的原则杀人，也不要立即执行，我们只是说我还没有把事情做的妥当。”这是说要应当先进行教育啊。
所以古代的圣王向民众宣布了治国的原则，就身体力行。如果不能实行，就重用贤明教导民众;如果还不能做到，就应该罢免没有才能的人来威慑他们。这样，最多三年，百姓就顺从教化了。如果奸邪的人还不依从，就要用刑罚来处罚他们，这样，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罪过了。因此，严肃了权威却可以不用，设置了刑罚可以不必实施，《诗经》上说：“太师尹氏，你是周朝的基石。掌握国家的大权，整个天下靠你来维持。你要辅佐天子，民众不迷失方向。”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现在的社会却不是这样。教化混乱，刑罚繁多，民众迷惑糊涂而堕落，因此跟着进行制裁，虽然刑罚更加繁多，却不能克服邪恶。三尺高的陡坡，就是空车也不能拉上去;百丈的高山，载重的大车也能爬上去，为什么呢?是因为坡度平缓啊。人不能越过几丈高的墙，但小孩却能登上百丈的高山游玩，这也是坡度平缓的缘故啊。现在，它的倾斜也是相当久了，能使人不越轨吗?《诗经》上说：“大路平坦有如磨刀石，笔直的就像箭杆。它是君子走的路，百姓只能抬头看。回头看那平直的大道，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这难道不可悲吗?
《诗》云：“看着那太阳和月亮，我深深地思念你。道路那么遥远，何时才能回来?”孔子说：“如果志同道合，即使道路遥远，人们能不向你归来吗?”
孔子观看向东流去的河水。子贡问孔子说：“您见到大水必定观看，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那流水，普遍地养育万物而无所作为，就好像德操;它流向低处，弯弯曲曲，遵循一定规律，就好像正义，它浩浩荡荡，奔流不息，没有穷尽，就好像道;掘开堵塞，使它通行，它就随即奔腾向前，好像回声应和原来的声音一样，即使百丈深谷也不怕，就好像勇敢;它注入量器时一定很平，就好像法度;注满量器，不需刮板刮平，就好像公正;它柔弱细小无微不至，就好像明察;各种东西在水里淘洗，就会变得洁净鲜美，就好像善于教化，它百转千回必然向东，就好像意志。所以君子看见大水就要观赏它。”
孔子说：“我有认为耻辱的事，我有认为卑鄙的事，我有认为危险的事。年少时不能勤奋学习，老了没有什么可以传授予人，我以为这是耻辱的事。离开故乡，侍奉君主，做了官变得显贵，偶然遇到过去的朋友，竟然没有怀旧的话，我以为这是卑鄙的事。和小人相处，我以为这是危险的事。”
孔子说：“即使成绩微小的像蚂蚁洞口的小土堆，但只要不断进取，我就赞许他，成绩即使像山一样大，但如果有一点进步就停止不前，我就不赞许了。现在有些人学到的知识很少，就自满自足地想着做别人的老师。”
孔子向南到楚国去，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七天没吃熟食，野菜羹中没有搀一点米，学生们都有饥饿的表情。子路上前问孔子说：“我听说对于行善的人，上天就赐给他幸福;对于作恶的人，上天就降灾祸给他。现在，老师积累功德，奉行道义，具有各种美德，这样做的日子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窘境呢?”
孔子说：“仲由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认为有才智的人就一定会被任用的吗?王子比干不是被剖腹挖心了吗!你认为忠诚的人就一定会被任用的吗?关龙逢不是被桀杀了吗!你认为劝谏的人就一定会被任用的吗?伍子胥不是被碎尸了姑苏城外了吗!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这要靠机遇;有没有德才，这是各人的资质了;君子之中博学多识而能深谋远虑，却没有遇上被重用的机会的人，多着呢!由此看来，不被社会赏识的人是很多的了!哪里只是我孔丘呢?况且，白芷兰草长在深山老林之中，不是因为没有人赏识就不香了;君子的学习，并不是为了显贵，而是为了受到困窘的时候而不感到困顿，遭受忧患的时候而意志不衰退;懂得祸福死生的道理而思想不动摇。有没有德才，在于资质，做还是不做，在于人的决定，得到还是得不到赏识，在于时机，是死还是生，在于命运。现在有的人没有遇上机遇，即使贤能，他能有所作为吗?如果遇到时机，那还有什么困难呢?所以君子要广博地学习，某虑深远，修养心身，端正品行，等待时机的到来。”
孔子又说：“仲由，坐下!我告诉你。从前，晋公子重耳创建霸业的雄心产生他在曹国受困的时候，越王勾践的称霸之心产生于被吴王打败于会稽山的时候，齐桓公的称霸之心产生于逃亡莒国的时候。所以处境不窘迫的人思考的就不远，自己没奔逃过的人志向就不广大，你怎么知道我就不能得意呢?”
子贡参观了鲁国宗庙的北堂，出来后问孔子说：“我参观了太庙的北堂，没有停住脚步，回头再去看那九扇门，都是一块一块的木头拼接的，那有什么讲究吗?是木匠过失而把木材弄断的吗?”孔子说：“太庙的北堂当然是有讲究的，官吏们招来技艺精良的工匠，依据木材来施加文采，这并不是没有好的大木头，大概是因为看重文采吧。”
【注释】
(1)欹器：一种极易倾斜的器皿。
(2)宥：通“右”，是古代放置在君主坐右，用来警戒的。
(3)恶：有，那有。
(4)子路：即仲由，孔子的学生。
(5)谦：通“廉”，节俭。
(6)挹而损之：损之又损的意思。
(7)摄相：代理的宰相。
(8)女：通“汝”，你。
(9)丑：稀奇古怪的事。
(10)营：迷惑。
(11)出自《诗经?邶风?柏舟》。
(12)别：判决。
(13)说：通“悦”，高兴。
(14)老;这里的老是对大夫的尊称。
(15)狱犴：牢狱。
(16)嫚令谨诛，贼也：政令废弛，却惩罚严紧，这是在伤害人民。
(17)出自《尚书?康诰》，但有出入。
(18)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
(19)试：这里作用讲。
(20)错：通“措”。
(21)虚车：空车。
(22)陵迟：坡度平缓。
(23)出自《诗经?小雅?大东》。
(24)出自《诗经?邶风?雄雉》。
(25)首：通“道”。
(26)埤：通“卑”。
(27)洸洸：通“潢潢”，水势浩大的样子。
(28)淖约：柔弱的样子。
(29)殆：危险。
(30)卒：通“猝”，仓猝。
(31)垤：小土堆。
(32)肬赘：原意是指皮肤上一些不痛不痒的小疙瘩，这里指多余无用的东西。
(33)厄：被困。
(34)隐：穷困，时运不济。
(35)磔：古代的一种酷刑。
(36)佚：通“逸”。
(37)桑落：丧亡。
(38)被：通“彼”。
(39)尝：通“当”。
(40)文：文饰。
㈦ 子产杀史何简介
子产名侨，字子产，郑国著名政治家。史何：《荀子·宥坐》作“邓析、史付”，《说苑·指武》作“邓析”。
以下摘自网络
邓析(前545-前501)， 河南新郑人，郑国大夫，春秋末期思想家，“名辨之学”倡始人。与子产同时，名家学派的先驱人物。他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他第一个提出反对“礼治”思想。他的主要思想倾向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
邓析的法律思想主要有：
①反对“刑书”，私造“竹刑”。他不但反对旧的奴隶主贵族，也反对以子产为代表的继承周礼的新贵族。他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私自编了一部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把它写在竹简上，叫做“竹刑”。
②私家传授法律。传说，他聚众讲学，招收门徒，传授法律知识与诉讼方法，还以类似讼师身份帮助民众打官司（被戏称为春秋末期的律师）。
后来，邓析被杀，就是因为子产认为他“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可见，邓析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身为讼师，邓析善于辞辩，而不跳出诡论寻找客观的解决办法。严谨的逻辑推理固然具有说服性，但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
子产不胜其辩，故“执而戮之”，战国时已有此说。然而，据钱穆考证，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事在《左传》定公九年，而子产死了已有二十一年，此见《先秦诸子系年·邓析考》。可见子产还是容忍了他的捣乱，如子产不毁乡校。
㈧ 韩非子说难
韩非子·说难第十二
【原文】凡说1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2失3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注释】1.说：(shuì税)《史记·项羽本纪》：“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世说新语·自新》：“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这里用为游说、劝说之意。
2.横：（heng恨）假借为“犷”。《孟子·滕文公下》：“处士横议。”《荀子·修身》：“横行天下。”扬雄《长杨赋》：“东夷横畔。”《汉书·彭宠传》注：“以威力相胁曰横。”这里用为放纵之意。
3.失：通“佚”或“泆”。《国语·周语下》：“虞于湛乐，淫失其身。”《管子·立政》：“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淮南子·汜论》：“秦穆公出游而车败，右服失，野人得之。”王念孙云：“失，同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这里用为淫泆、放荡、放纵之意。
【译文】凡是游说的难处：并不是我知道用来游说的难处是很难的，也并不是我能辨别事理就能表明我的意思的难处，也并不是我敢于放纵毫无顾忌把事理全部讲出来的难处。凡是游说的难处，在于知道所游说对象的心思，是不是以我所游说的内容相合。
【说明】游说，在战国时期非常盛行，韩非自己曾无数次游说韩王而没有成功。本章是他根据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游说教训和自己的切身体会所写的经验总结。所以本节首先提出，要知道对方的心理活动，是不是与自己的游说内容相符，才能去游说：否则，所游说的必然不会成功。
【原文】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译文】所游说的对象属于追求高尚名声的人，如果用利益去游说他，那么就会被看成是节操下贱的人而受到卑贱的待遇，必然被抛弃或疏远。所游说的对象属于看重利益的人，如果用高尚名誉去游说他，那么就会被看成是没有头脑而脱离实际，必然就会被不录用了。所游说的对象心里追求厚利而表面上是追求高尚名声的人，如果用高尚名誉去游说他，那么他表面上会录用游说的人而实际上却会疏远；如果用厚重的利益去游说他，那么他暗地里会采用游说者的意见而表面上会抛弃游说者。这些情况不可以不明察。
【说明】本节还是针对游说对象而提出的，也就是说，首先要明确对方是一个什么人，才能根据这个人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游说内容。千万不要自己想什么就去说什么，即使有一个中心思想，也要想方设法用对方所喜爱的语言来表达出来。比如说对方喜好名声，你所说的是利益，那么你就应该将利说成是可以赢得名声；假如对方喜好利益，你所说的是名声，你就可以把名声说成是可以换来利益。如此等等，总之，要摸清对方心思后才能去游说。
【原文】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1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2未渥3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4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5，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6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藉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7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8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9，则曰草野而倨侮10。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注释】1.揣：《战国策·秦策》：“简练以为揣摩。”《鬼谷子·摩》：“内符者，揣之主也。”《论衡·逢遇》：“淮主调说以取尊贵，是名为揣。”《汉书·陆贾传》：“生揣我何念。”《汉书·翟方进传》：“方进揣知其指。”这里用为猜想、推测、估量之意。
2.周泽：《庄子·大宗师》：“泽及万世而不为仁。”《孟子·公孙丑下》：“然且至，则是干泽也。”《荀子·非十二子》：“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史记·西门豹传》：“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这里用为恩泽、恩惠之意。
3.渥：（wo窝）《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诗·邶风·简兮》：“赫如渥赭，公言锡爵。”《诗·小雅·信南山》：“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说文·水部》：“渥，沾也。”《玉篇·水部》：“渥，沾濡貌。”《广雅·释诂二》：“渥，渍也。”这里用指为全身沾满之意。
4.德：《韩非子·二柄》：“二柄者，刑、德也。”《战国策·秦策》：“是不敢倍德畔施。”《史记·项羽本纪》：“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这里用为恩惠、恩德、庆赏之意。
5.已：（yi挤）《易·损·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诗·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郑玄笺：“已，止。”《诗·唐风·蟋蟀》：“无已大康，职思其居。”《诗·陈风·墓门》：“知而不已，谁昔然矣。”《诗·小雅·南山有台》：“德音不已。”《诗·小雅·巧言》：“昊天已威，予慎无罪。”《诗·小雅·北山》：“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老子·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论语·公冶长》：“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礼记·中庸》：“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己矣。”《孟子·梁惠王下》：“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荀子·宥坐》：“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列子·汤问》：“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广韵·止韵》：“已，止也。”这里用为停止之意。
6.间：《国语·晋语一》：“且夫间父之爱而嘉其贶，有不忠焉。”《论语·先进》：“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谗人间之。”这里用为挑拔、离间之意。
7.尝：《左传·襄公十八年》：“诸侯方睦于晋，臣请尝之，若何？”杜预注：“尝，试其难易也。”《小尔雅·广言》：“尝，试也。”《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乃使五千人令张黡、陈泽先尝秦军，至皆没。”《广韵·阳韵》：“尝，试也。”这里用为试探之意。
8.交：《庄子·天地》：“交臂厯指。”这里用为交错、错杂之意。
9.肆：《诗·小雅·楚茨》：“或剥或享，或肆或将。”《诗·大雅·大明》：“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大雅·緜》：“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诗·大雅·思齐》：“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诗·大雅·皇矣》：“崇墉仡仡，是伐是肆。”《诗·大雅·行苇》：“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论语·阳货》：“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孟子·尽心下》：“‘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说文》：“肆，极陈也。”朱骏声曰：“此字本训长。”《广韵》：“肆，陈也。”本义为陈列之意，这里引伸为展现之意。
10.倨侮：《礼记·曲礼》：“游毋倨。”《战国策·秦策》：“嫂何前倨而后恭也。”《荀子·修身》：“体倨固而心执诈。”《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与其倨也宁句。”《说文》：“倨，不逊也。”这里用为傲慢自大之意。
【译文】事情要秘密才能成功，讲话因为泄露才失败。不一定就是游说者自己泄露的，而是因为谈到了隐秘的事情，象这样游说者就危险了。对方显露出他想干什么事，但却是为了用它来办成另外的事，游说者如果不知道也就算了，如果明知道他这样干，象这样游说者就危险了。规划非同寻常的事而且符合对方的心意，但聪明的人在外面猜测到这件事，并把它泄露在外，而对方却以为是游说者泄露的，象这样游说者就危险了。周到的恩惠还没有沾满全身，就说自己什么都知道，所说的得行而且有功效，那么庆赏就会被对方忘记；所说的不得行而且事情有失败，那么就会被怀疑，象这样游说者就会有危险。尊贵的人有了过错，而游说者明白地谈论礼义来挑出他的恶行，象这样游说者就危险了。尊贵的人得到计谋而且还想把这计谋作为自己的功绩，但游说者参预并了解这些，象这样游说者就危险了。强迫对方不能做到的事情非要去做，阻止对方所不能停下来的事情非要停止，象这样游说者就危险了。所以和对方谈论大臣，那么对方就会认为是在挑拨离间；和对方谈论小人，那么对方就会认为游说者自己卖弄自己很重要。和对方谈论他所喜爱的，那么就会被认为游说者想要找凭借和依靠；和对方谈论他所憎恶的，那么就会被认为在试探自己。游说者所说的直截了当简明扼要，那么就会被认为不聪明而被看成是笨拙；所游说的如果类似油盐柴米琐碎小事而又广证搏引，那么就会被认为太啰嗦太驳杂。所游说的如果简单扼要只说大意，那么就会被认为是胆小怕事而不把话说完；所游说的考虑事情太多而且广泛地一一展现，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农民意识而且傲慢自大。这些游说的难处，不可不知道啊。
【说明】本节还是针对游说对象而提出的，韩非对游说者提出了种种可能性，还是意在说明，要想去游说，一定先要弄清对方，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原文】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1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2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3之也；自勇之断，则无以其谪4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摩，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
【注释】1.矜：《礼记·表礼》：“不矜而庄。”《公羊传·僖公九年》：“矜之者何?犹曰莫我若也。”《韩非子·说疑》：“不敢矜其善。”《战国策·齐策》：“矜功不立。”《广雅》：“矜，大也。”这里用为自夸、自恃之意。
2.强：《周礼·司谏》：“强之。”注：“犹劝也。”《孟子·梁惠王下》：“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这里用为劝勉之意。
3.概：古代量米粟时刮平斗斛(hú)用的木板。量米粟时，放在斗斛上刮平，不使过满。《楚辞·惜誓》：“同权槩而就衡。”《礼记·月令》：“斛甬，正权概。”《荀子·宥坐》：“夫水，徧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盈不求概，似正。”《韩非子·外储说》：“槩者，平量者也。”《史记·范雎传》：“而不概于王心邪。”本意为刮平，不使过量之意。这里引申为折服之意。
4.谪：(zhé哲)《诗·邶风·北门》：“室人交遍谪我。”《左传·成公十七年》：“国子谪我。”《左传·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列子·力命》：“穷年不相谪发。”《说文》：“谪，罚也。”这里用为有意指摘、责备之意。
【译文】凡是游说的要领，在于知道粉饰对方所说的而值得夸耀的地方而不游说对方所认为耻辱的地方。对方有私下里急切的需要，必然要以公众行为方式来劝勉他。对方思想中有下贱的念头，而且自己停不下来，游说者就应该粉饰他美好的而劝他尽量少去做下贱的。对方思想中有高尚的念头，然而却做不到，游说者就应该举出这种念头中的缺点而且让他见到这其中的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对方有的想自夸自己有智慧有能力，那么就为他举出同类的其它事情，而且尽量多地举例，使他能从我这里取得更多的资料，而我却假装不知道我帮他增添了智慧。想要让对方内心保存下我的话，那么就必须用美好的名义来阐明，而又暗示他从中看到符合他的私利。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情，那么就应该说明这个事情所带来的诋毁和非议，而又暗示他从中看到带给他的祸患。赞誉别人有同样的行为，就要规范非同寻常的事和同样计谋的人。如果有人与对方有同样的污点，那么就必须尽量粉饰他而不伤害他；如果有人与对方有同样的失败，那么就必须用明白的话来粉饰他并没有失败。对方自认为很有能力，那就不要用他难以办到的事来折服他；对方自认为很勇敢能决断，那就不要用他的过失来责备他使他恼怒；对方自认为有智慧有计谋，那就不要用他过去的失败来追问他使他难堪。游说的基本内容不拂逆对方的醒悟，言辞没有与对方产生摩擦，然后就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智慧和口才了。这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能使对方亲近而且不怀疑从而能够畅所欲言把话说完。
【说明】本节是韩非论述游说的要领，摸清对方的所思所想后，还要知道该说什么以及说些什么。总之，是要迎合对方的心理，挑选他爱听的、想听的，粉饰他的过错，不挑他的毛病，使对方能听得下去，才能达到游说者的目的。如果一开始就挑毛病、指责、责备，那么肯定就会引起抵抗情绪、抵触情绪，那么对方一句话都听不进去，你的游说也就会以失败告终。
【原文】伊尹1为宰，百里奚2为虏，皆所以干3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未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4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注释】1.伊尹：尹是官名。传说伊尹出身奴隶，生于伊水边，原为有莘之君的近身奴仆，听说商汤“贤德仁义”，而心向往之。商汤与有莘结亲，他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来到商汤手下，成为汤的“小臣”。
2.百里奚：人名，虞国大夫，虞灭后被转卖到楚国，秦穆公听说他有贤才，遂以五张羊皮的代价将他赎出，任命他为秦国大夫。在他的辅佐下，秦穆公成就了春秋霸业。
3.干：《诗·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诗·王风·中谷有蓷》：“中谷有蓷，暵其干矣。”《诗·鄘风·干旄》：“孑孑干旄，在浚之郊。”《诗·小雅·采芑》：“师干之试。”《诗·大雅·旱麓》：“岂弟君子，干禄岂弟。”《诗·大雅·假乐》：“干禄百福，子孙千亿。”《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庄子·徐无鬼》：“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孟子·公孙丑下》：“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荀子·议兵》：“皆干赏蹈利之兵也。”这里用为求取之意。
4.饰：通“饬”(chì翅)。《周礼·地官·封人》：“凡祭祀饰其牛牲。”《管子·权修》：“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谷梁传·襄公二十五年》：“古者大国过小邑，小邑必饰城而请罪。”《荀子·荣辱》：“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荀子·王制》：“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贾谊《过秦论》：“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这里用为整饬、整治之意。
【译文】伊尹当厨师，百里奚做奴隶，他们都是求取上进的人。这两个人，都是圣人啊；然而他们还是不能不成为供人役使的人才能获得进用，这样他们就有污点了。但如今把我的言论当做厨师、奴隶的言论，而这些言论被听被用可以振兴时世，那就决不是能进仕途的人所感到耻辱的。如果花费了很长时间，能得到周密的恩惠沾满全身，很深入的计谋策划不被怀疑，引起争论也不会被加罪，那就可以明白地决断事情的利害得失来造就功业，直截了当地指出是非曲直来整饬对方人品，能这样与对方互相对待，便是游说的成功。
【说明】本节是论述游说的另一种方法，即屈身为奴。屈身为奴即可以迅速接近君主，能接近君主也就可以想办法进言游说了。这种办法历代都有，只是没有人统计出来而已。
【原文】昔者郑武公1欲伐胡2，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3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注释】1.郑武公：人名。春秋时期郑国君主，公元前770——744年在位。
2.胡：古地名。古代称北方和西方的民族如匈奴等为胡。《诗·小雅·小旻》：“我视谋犹，伊于胡底。”《左传》：“二月,楚灭胡。”《淮南子·人间训》：“亡而入胡。”《乐府诗集·木兰诗》：“燕山胡骑。”
3.绕朝：人名。春秋时期秦国大夫。
【译文】从前郑武公想征伐胡地，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心里高兴。接着他询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一个国家可以征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征伐。”郑武公大怒之下把他杀了，说：“胡国，是我们兄弟之国。你说可以征伐，为什么呢？”胡国君主听说这件事后，就把郑国当成是亲近自己，于是就不防备郑国了。结果郑国人偷袭了胡国，奇取了它。宋国有一个富裕人家，天下大雨墙被毁坏。他们家儿子说：“墙如果不修好，必然会有强盗光临。”他们家邻居的老人也这样说。当天晚上果然丢失了许多财物。他们家都认为儿子很聪明，而怀疑邻居家老人。关其思与邻居老人这两个人说的话都是很恰当的，但重的被杀掉，轻的被怀疑，那么这不是认识道理有困难，而是处理这种认识有困难。所以绕朝劝说秦康公的话是恰当的，他是作为圣人在晋国的，然而在秦国却被杀掉了，这是不可以不明察的啊。
【说明】本节是韩非为上面的论述所举的例子，前一则故事说明，你即使猜到领导人的心思，也不要把它讲出来，因为公开地讨论征伐问题，其讨论结果是会被泄露出去的，领导人如果表态同意，那么对方就会提高警惕，加强戒备，从而使计谋不能实现。后一则故事说明，你如果看到问题，你就必须要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问题发生后你就会被怀疑。所以游说之事不可以不慎重。我们现代很多人“好为人师”，动不动就帮人出主意、出点子，结果严重地得罪了人还不知道。
【原文】昔者弥子瑕1有宠于卫君2。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3。”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注释】1.弥子瑕：人名。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卫灵公的嬖臣。《孟子·万章上》：“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
2.卫君：即卫灵公。卫灵公：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名元。公元前534——493年在位。《韩非子·十过》：“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
3.刖：（yue月）《易·困·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周礼·司刑》：“刖五百。”《左传·庄公十六年》：“刖强鉏。”《说文·刀部》：“刖，绝也。”《广雅·释诂一》：“刖，危也。”这里用来借指为古代削足之刑。
【译文】从前弥子瑕受到卫灵公的宠爱。那时卫国的法律规定：“偷着驾驶君主车辆的人处以砍脚的刑罚。”弥子瑕母亲生病，有人连夜来告诉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驶君主车辆出去。卫灵公听说后认为他很贤惠，说：“真孝顺啊！为母亲的缘故，忘记了砍脚的刑罚。”又有一天，弥子瑕和卫灵公在果园游玩，吃了一只桃子觉得不甜，吃不下去，就拿这吃剩下的半只桃子给卫灵公吃。卫灵公说：“你真爱我呀！忘了这桃子的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脸色衰老宠爱减退时，得罪了卫灵公，卫灵公说：“这个人本来就假托我的命令驾驶我的车辆，又曾经拿他吃剩下的半只桃子给我吃。”所以说弥子瑕当初的行为并没有改变，但在从前被看作是贤惠而后来却是罪名，这是因为君主的爱憎态度有了变化。所以臣子如果受到领导宠爱，那么智谋就被认为很恰当而更加受到亲近；如果受到领导憎恶，那么智谋就会被认为不恰当而且会被加罪被疏远。所以专门劝谏游说的读书人，不可以不审察领导对自己的爱憎态度然后再进行游说。
【说明】本节仍是举例，这则故事说明，领导人的爱憎态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所以专门劝谏游说的人，以及专门讨好领导人、拍马屁的人都要当心，一旦领导人的爱憎态度改变了，你也就完蛋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规规矩矩做自己份内的事，安守本份、各司其职就是“和谐社会”。
【原文】夫龙之为虫1也，柔可狎2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3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4矣。
【注释】1.虫：(chóng崇)古代泛指所有的动物。《吕氏春秋·览冥》：“蛟虫死。”《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
2.狎：《书·秦誓》：“今商王受狎五常，荒怠无敬。”《老子·七十二章》：“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论语·乡党》：“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论语·季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荀子·不苟》：“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韩非子·南面》：“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这里用为亲近、接近之意。
3.婴：通“撄”。《荀子·议兵》：“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荀子·强国》：“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荀子·乐论》：“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这里用为触犯之意。
4.几：《易·小畜·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礼记·乐记》：“知乐则几于礼矣。”《尔雅》：“几，近也。”《庄子·天地》：“意几乎后言。”《荀子·解蔽》：“类是而几，君子也。”《汉语大字典·几部》：“几，接近于。”这里用为“就要”、“快要”之意。
【译文】那龙作为一种动物，其温柔时可以亲近而且可以骑着它玩；然而它的喉部下有倒着长的鳞片有一尺左右，如果有人触犯了这鳞片，那么龙就会杀人。君主也有这样的逆鳞，游说者如果能不触犯君主那倒长的逆鳞，那就快要成功了。
【说明】本节是韩非用动物来举例，那龙到底长得什么样，有没有逆鳞，这姑且不论。用现代话说，人都有隐私，或有痛处，或有软肋，这些地方都是不允许别人、外人随意侵犯的。所以游说者一定要弄清楚，否则便要倒霉。那么触犯别人隐私、软肋、痛处的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那些骂街泼妇、黔驴技穷的人，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最后只好触犯别人的隐私、软肋、痛处了。
㈨ 君子的孔子君子论
何为君子？对“君子”一词的具体说明，始于孔子。孔子对于君子的论述，不仅限于“君子”一词，“士”“仁者”“贤者”“大人”“成人”“圣人”等，都与“君子”相关。如果将这些论述都包括进来，《论语》一书，所论最多的，无疑是关于君子的论述。
“君子”是孔子的理想化的人格。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是事业的正当性。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要做到中庸。在孔子看来，君子的反面，即是小人。《论语》中君子、小人对举者甚多。孔子将君子、小人对举，是为了通过对照，彰显君子的品质。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道家以无为而治为救世之方，墨家以兼爱非攻为平乱之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认为，要维护社会秩序，必须恢复周王朝所建立的一整套礼仪规范，亦即“复礼”。如何“复礼”？孔子感到，单纯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已经不能凑效。因为当时诸侯割据，周天子的威仪已经丧失。于是孔子创造性地以“仁”释“礼”，认为“礼”本是根源于人的仁爱之心，不过是人的仁爱之心的外在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没有“仁”，当然不会有什么“礼”，要复兴“礼”，当从“仁”字入手。如果说，“礼”是孔子思想的出发点，那么，“仁”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的仁论是要靠君子论来实现的，仁论必然要指向君子论。
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君子有四不：
第一，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礼记·缁衣》说：「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以行.故言则虑其所终，行则稽其所敝.则民慎于言而谨于行.」所以一个君子说话必定有其道理，他们会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凡事讲求合乎礼仪，不随便，每当有所行动，必定有其用意，此即所谓不妄动，动必有道.；
第二，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谣言止于智者，因此，君子常是非礼勿言，守口如瓶，不说空话，不讲不实在的话.但在该说的时候也必定会说，因为应说而不说，有失于人；不应说而说，则是失言.要做个君子，必须能不失人也不失言.君子所言,都是有意义的话，慈悲的话，正义的话.所以君子不徒用语言，说话必定有理；
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古有名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贞妇爱色，纳之以礼.」君子相当爱惜自己的名誉，对于欲望有所节制，不会贪取妄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会以苟且心态妄想获利，更不会落井下石，谋求私人利益，豪取强夺.一个君子假如有所求，一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正义，必定是为民求利，代众生而求；
第四，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如果是一个君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不会随便，凡事他都会经过再三的考虑：这个行为会伤害到他人吗?这件事情会对别人不利吗?想清楚了，他才会有所行动.所以君子的行为必定合乎正道，另外，佛教说一个修行人，其言行必须合乎「八正道」，所谓八正道，就是要讲真实的语言，要起正直的念头，要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修正直的行…….做人处事，如果能以八正道为原则，也不会有差错。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孔安国注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1]也可以说，君子能够坚持原则，而小人则结党营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对于某个人的意见，既有赞成，也有反对；同而不和，则是一味赞同，没有主见，因人而取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做事，以义为准则，只问此事当做不当做；小人做事，则以利为准则，总是计较做此事对自己有多大的好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君子胸怀坦荡，没有自己的私利；小人做事，则以私利为准则，所以总是患得患失。“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总是善于帮助他人，看到他人成功，君子总是感到高兴；小人则嫉贤妒能，唯恐他人超过自己，唯恐他人过上好日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君子在自己的志向不能得到实现时，仍然能够固守自己的志向；小人一旦身处困境，则有可能胡作非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做事，依靠自己的能力，如果不成功，也总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小人做事，总是依赖他人，如果不成功，也总是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 君子追求的目标是仁义。追求仁义，需要知，亦需要勇。孔子将仁、知、勇当作君子之德。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何谓知？樊迟问知，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知是明白事理，是知晓他人。明白事理、知晓他人也是智慧的表现，所以，知也就是智。孔子对子路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知就说知，不知就说不知，这也是智慧的表现。现实之中，每个人可能都会被人误解，不因他人的误解而郁闷、惆怅，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别人不了解我而我不生气，才是君子。“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君子首先应当是一个仁者，君子需要知，也需要智，但君子作为一个仁者与作为一个智者，还是有差异的。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朱熹注曰：“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2]
君子以行仁义为事业，也需要勇。“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是义，是事业的正当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无义而有勇可能作乱，也可能成为强盗。
君子还要做到中庸。孔子很强调中庸，在孔子看来，“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是不偏不倚，是无过无不及，是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程颢、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3]过与不及都不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孔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中庸》借孔子之言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中庸是恰到好处。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并没有一定的法则，而是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给予灵活运用。这就涉及到所谓的“权”。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权”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通过权衡而采取的一种最优化的、适中的措施。因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灵活运用，所以，“权”最为难得，与“权”相关的中庸，也最为难得。《中庸》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不可能”，并非不可能做到中庸，而是要做到中庸，实在很难。但正是因为难，才显得更为可贵。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君子的交友的方法.。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是君子做事情的方法.这种方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君子为人处世的人生方法。
这句话出自易经，意思是：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应该像大地一样，气势厚实和顺，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君子所追求的是正义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这种事业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何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也是孔子所关注的问题。“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何晏的解释是：“君子固亦有穷时，但不如小人穷则滥溢为非。”[4]而程颐的解释则是：“‘君子固穷’者，固守其穷也。”[5]刘宝楠赞成程颐的说法：“‘固穷’者，言穷当固守也。”[6]刘宝楠引用《荀子·宥坐》和《周易·困卦》为证。“君子固穷”为孔子周游列国在陈绝粮时回答子路的话。《荀子·宥坐》篇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述。孔子告诉子路：“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周易·困卦·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综合考虑，程颐的解释显得更为准确。“君子固穷”，并非君子本来就穷困，天生就穷困，而是“君子穷亦固”。君子处于穷困的条件下，还能够固守自己的志向，还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还能够坚持自己的追求。
子贡曾经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贫而乐”，并非君子必定贫，也非贫本身有什么可乐，而是身处贫困而不改其乐。孔子自喻：“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称赞颜渊：“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乐在其中”，颜渊“不改其乐”，孔、颜所乐者何也？非以贫为乐，而是虽贫也不改变志向，虽贫还能保持快乐，而是为自己虽处贫、处穷、处逆，然却不改志向而乐，而是提倡在居穷、处逆之时，仍须具有一种精神，仍然应当保持快乐的精神状态。身处贫困而不怨，身处逆境而不改，这本身就是值得高兴的事。 在儒家看来，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完人，只有当一个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且切实做到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成人。孔子自述其人生道路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君子不是天生而成的，要成为君子，当然需要人格修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看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就力求向他看齐；看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不好的表现，就反省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思想或行为，从而告诫自己不应当再发生类似的事，这是一种基本的修养方法，所以孔子又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君子以为仁行义为己任，而为仁行义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行义不需要他人命令，甚至也不需要他人鼓励。在孔子看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知仅仅是知，好才会有兴趣，才会自觉追求，而乐之者则以这种追求为满足、为快乐。然而，现实生活中，真正以仁为快乐的人并不多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怎样才能使人们以行仁为快乐，像好色那样好德呢？孔子发现与礼经常混而难分的诗、乐等艺术，具有陶冶人的性情，使人乐于为仁的作用。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包咸注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7]要成为一个仁人君子，首先应当学诗。
成为仁人君子，固然应以仁为根本，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只有内在的品德还不够，还须有外在的文采。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于志道、据德、依仁之外，还要人们“游于艺”，亦即泛历各种艺事。此艺虽然也具有内在品德的因素，但无疑更是一种外在的修饰。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乐非常明显地注重于培养人的外在文采。
为什么要注重外在的文采？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实也，指人的内在品质；文，饰也，指人的外在文采。有质无文则土头土脑，有文无质则华而不实。只有文质兼备，内外双修，才称得上君子。在诸弟子中，孔子最赏识颜渊，但孔子并不认为颜渊就是理想的君子。只是赞叹颜渊的好学和不二过，感叹：“贤哉回也！”在孔子看来，理想的君子应当具备多种因素和品质。子路问成人，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理想的君子应当有知、有廉、有勇、有艺、有乐。其中艺与乐明显地偏重于人的外在文饰。由于质毕竟是根本。孔子强调，首先要注重内在精神的修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学诗为开始，立足于人伦规范。人伦规范当然还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做人的根本，所以，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然而个体修养的真正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完成，却不是礼，不是人伦规范，而是乐。君子“立于礼”而“成于乐”。“成”即是完成、成就、成全。“成于乐”，意味着人格的最后完成、最终完善，是依靠乐、依靠艺术来实现的。
理解了孔子的“成于乐”，才能理解孔子何以会发出“吾与点也”的感叹。孔子请子路、曾点、冉求、公西华各言其志。子路、冉求、公西华所言均局限于事功，唯曾点所言，突破事功而上升到精神境界的高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浴乎沂”、“咏而归”，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也非普通人所不可为，然而，能为此者，体现出一种人格精神，这是一种突破事功之后的人格精神，也是一种人格修养的境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完善、完美的精神境界。 君子担道行义，以张扬仁义为己任。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何谓义？孔子没有明言。《中庸》曰：“义者，宜也。”董仲舒曰：“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韩愈曰：“行而宜之之为义”。（《原道》）义所考究的是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是不计后果的正义性，是当下意义的无条件的“应当”，所以要“见义勇为”。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君子的精神追求就是行仁行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君子做事的基本价值尺度就是义，就是只问行为本身正当与否。
孔子不否认人有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但孔子强调人对于利益的追求一定要符合正当性的要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不可求”之事，也就是不义之举。“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违背义的事情，即使再有利也不应当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追求富与贵，无可非议，但不能因为追求富贵而伤害仁义。所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的精神追求是担道行义，在孔子看来，“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又问：“怨乎？”对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君子无所怨，君子应当把维护自己的精神追求，当成最高的追求，甚至可以为此而不惜牺牲一切。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懂得这个道理，那么，也可以做到死而无憾了。“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何谓君子学，就是让我们更超乎功利一点，让我们所学的一切更多的不要想着实用，而要想着修养.因为一个人，只有你内心修养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了解自己在这个坐标系上的位置以后，你才不能够有那样一种起起伏伏的欢喜或者沮丧.也就是说，做好自己的事，当一个善良的人，这是论语对于君子的第一条标准界定.
第二个标准他是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他必须得是胸有大志，是宏阔的.那么这种宏阔之志可以要求一个人不是太估计眼前的生活，孔子曾经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样，自己过的日子怎么样，那么这个人她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君子应该是胸怀天下的.
第三个标准就是好处事，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融洽的友善的，而这个人最终在团队的合作中有所作为，所以孔子曾经说君子跟小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君子群而不争,矜而不党.君子是合群的，他在一大群人里面他从来是不争的，不跟别人有太多的纠纷争执，他一个人内心可以是骄傲的，可以是矜持的，但是他决不结党营私.无疑，于丹女士对于君子的论述是十分全面和精到的，我当然是十分的认同.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在论语的基础上，给与了君子的概念更为深广的含义，而且，如果我们一味的固守于论语对于君子的界定，可能会不利于我们后人更好的传承先人所留给我们的优质的财富. 儒家思想中确实包含某些束缚人性的因素，这种因素，主要表现在“礼”的层面。礼是一种外在的规范，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礼对人有约束作用，但这种约束作用，却是十分必要的，孔子对于礼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复礼”，就是恢复周代所确立的一系列礼仪法度。确立礼仪法度也可以有别的路向，比如实行严刑峻法，这是法家的立场，也是法家的基本主张。在韩非看来，用人不得为非的具体方法，就是严明的法纪和残酷的手段。
孔子反对这种做法。在孔子看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齐之以刑，也许可以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秩序，但却使民众没有羞耻之心。所以，依靠此法，并不能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要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还得依靠道德的力量。并且外在的礼仪规范，本来就是根基于人的内在精神结构的，本来就是根基于人本有的仁爱之心的。所以，孔子虽以“复礼”为己任，但孔子更是把力量用在“兴仁”上。只有“兴仁”，才可以“复礼”，这可以说是孔子的良苦用心所在，也是孔子的高明所在。
由“礼”而引出“仁”。表面看来，“仁”是服务于“礼”的，但“仁”却是“礼”的基础，所以，“仁”比“礼”更为根本。由“仁”而引出“艺”与“乐”。“艺”与“乐”应当为“仁”服务，甚至也应当为“礼”服务。后世儒家所倡导的“文以载道”，即是这种主张。但“艺”与“乐”并非只是为“仁”服务的，并非只具有工具的意义，它也具有完善人格的作用，甚至是人格完善的重要标志。
儒家学说的基本用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就社会方面而言，是要为社会生活确立一种规范，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个人方面而言，是要为个人确立一种安身立命的观念，以获得身心性命的寄托。“仁”与“礼”的结合，为保证社会正常秩序奠定了基础，“仁”与“艺”、与“乐”的结合，给个体生命带来了乐趣，也为个体精神家园的确立提供了可能。孔子的思想并不只是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为某一时代问题提出了某种具体的方略，而在于它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与“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均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具有这样一种理论价值，这一理论价值，还是很有意义的。
孔子君子论强调人的行为应当是发自于内心的自觉的行为。这种理论对于人格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教育理论强调“教”，但因此却忽视了“养”。“教”是教人以知识与技能，使人懂得外在的行为规范；“养”则是培养人的内在精神，使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行为规范对人而言总是外在的，人们遵守行为规范不是出于内在的自觉，而是出于外在的强迫。
现代法律社会的管理的任务，就是如何来管理“小人”。人们都知道法律不是万能的，防止与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犯罪，但人们仍然只能乞求于法律。因为除了法律之外，仍然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应当检讨我们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而不应当把人只当做“小人”，应当真正把人当做人，应当懂得尊重人，应当更重视和强调“养”而不是“教”，应当更强调内在精神的培养，更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应当将人当成君子，应当采取办法使更多的人成为君子。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现代社会需要新型的君子，现代社会呼吁新型君子的诞生。就此而言，孔子的君子论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