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券法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缺位
1. 新《证券法》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制度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新《证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等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且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
对按照前款规定提起的诉讼，可能存在有相同诉讼请求的其他众多投资者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该诉讼请求的案件情况，通知投资者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投资者发生效力。
投资者保护机构受五十名以上投资者委托，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并为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依照前款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但投资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该诉讼的除外。
本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因政策类问题存在时效性，有关回答请以官网发布最新内容为准。
2. 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仅供参考：
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法律体系的四要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来看，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均存在问题。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之初通过授权性规则和兜底条款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宽泛的空间，使金融市场规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同类产品和业务因实施主体不同，而要适用不同规则，进而引发规则适用混乱与监管套利。同时，行政主导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门公权力无序扩张和制约不足，也给政府带来远超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责任。
2，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从横向看，主要表现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货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现有上位法覆盖范围过窄，随着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从纵向看，一是法律层次不清。《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将交易法和行业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内，且偏重行业管理，对交易活动规制相对薄弱。混合立法的益处是相对简单，缺点是将一类金融活动归为一个行业，容易造成监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问题，甚至演变成为监管者立法。例如，《信托法》将信托行为规范与信托业规范合一，将信托监管职责赋予中国银监会 ，结果只有银监会批准的信托公司才能从事信托业务，而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从事的理财业务又是事实上的信托行为，监管机构不得不制订各自的监管办法，造成监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国现有4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以后相关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险领域只有一部《保险法》，而机动车财产赔偿、保险产品费率厘定、互助保险等重要事项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以《证券法》为例，在司法实践中，约有3/4的证券案例未引用《证券法》，1/4的证券案例尽管引用《证券法》却只引用其中7条内容，仅占证券法条款的3%。同时由于《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的规定偏少，在司法审判环节存在很多障碍。法律适用性不够导致执法环节只能以行政规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
4，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现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财产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否定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和刑事责任，使金融机构易于推卸责任，将内部风险外部化。维护金融安全应以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平衡为前提。对金融机构过度呵护使其缺少足够的外部压力，难以提高内控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
5，法律更新不及时。创新多、变动快、变化大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但我国金融法律修订周期明显偏长，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频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后日本的《保险业法》修订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国香港地区《证券及期货条例》自2003年生效以来，十年间已经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执法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程序性规范与标准仍有欠缺。目前规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执法权力运行的规则尚不完备，没有调查取证、行政处罚等专门的执法程序性规定，缺少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类型化的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由于执法部门与司法机构缺少衔接，监管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促进行业发展职能，因此执法过程中过多采用行政处罚方式。加上行政处罚尺度弹性较大、透明度低，造成违法成本偏低，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纵容了违法行为。
3，部分监管执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证监会为例，其已经使用的监管措施共125种，但其中《证券法》明文规定的仅23种。《证券法》外的监管措施设置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救济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问。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筛选机制使大量金融争议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金融争议因筛选机制而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表现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法院管辖；二是为案件当事人起诉设置额外的先决条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三是限定诉讼提起的方式。“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救济方式，理论上它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2，审判专业性有待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单一。金融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所需专业知识的日益复杂，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审结案件与确保裁判质量之间探求艰难的平衡。同时，金融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健全，无法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有效分流争议，减轻法院压力。
最后，在金融守法上，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我国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问题：一是金融商品销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知识欠缺。由于民众普遍缺乏对投资项目合规性和风险的鉴别能力及维权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产品销售者的过度宣传等违规行为。一旦风险暴露，又只能用“上访”甚至极端手段挽回损失，使金融纠纷转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投资人只重短期投机而不做长期投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调整立法理念。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稳定性，避免随形势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调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护群体的均衡性，法律法规条款设计要以保护权利为准则，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断影响公正性；三是转变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实现立法技术精细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调整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为抓手，提高立法科学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资源和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发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基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五是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汇集机制，制订拟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时间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质量与效果后评价制度，通过立法评估、执法评估等方式，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
第三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据经济和金融领域需要，适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频率，更多运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缩短时间间隔，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二是扩大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求范围。
在金融执法上，一是健全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主体、职能、权限、程序、责任规范化。制定调查取证实施办法，细化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资料、封存文件资料等执法行为的实施程序；二是确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适用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三是深化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查审分离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评估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和标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强规则条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为此，一是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决引用的条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详细定义有关犯罪行为(如什么是非法集资、市场操纵、跨市场操纵).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强势一方的侵权行为，要发挥司法维护金融秩序作用，赋予投资人可行的司法诉讼渠道，使之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应加强融资方责任配置，逐步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发挥刑罚威慑作用。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充实司法资源，改革司法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决金融领域争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要求，以证券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领域纠纷案件筛选机制。三是以推进金融仲裁为重点，建立诉讼之外金融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会的守法意识，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在金融机构柜台、中小学、社区等通过投放宣传册、举办专题宣传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对金融商品和金融风险的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业行业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商会的自律机制，在行业内建立起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三是要加大对金融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特别要建立金融纠纷相关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
近期需要调整的重点领域
首先，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特别是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监管主体涉及多个政府权力机构时，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局面，形成监管机构的互相推诿、监管竞争与监管真空、同一机构多个监管标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调整信托相关法律关系。由于信托制度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理财市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订和完善作为上位法的《信托法》，明确信托的定义和范畴，细化对信托活动的规范，强化重要事项的监管要求并具体规定操作规程；二是努力通过各类相关下位法律法规的整合(包括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和理财产品相关法规)、统一监管目标，协调监管标准，规范监管机构的行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近年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立法远没有跟上。一是立法层次低，除《证券法》和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外，其余都是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规章多由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不仅分散凌乱影响执法效率，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法律责任欠缺。《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仅有三条罚则，威慑力有限，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很低、惩罚力度不够；四是《证券法》对场外衍生产品的具体管理并没有实质性的条款规定，未能形成系统的场外市场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法律制度如《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也不相容。为此要尽快制定《期货法》，明确期货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第四，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例如证监会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时，往往会遇到阻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网。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尽快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规范市场退出程序。
第六，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制定《非存款放贷人条例》，将包括P2P等网络信贷平台在内的非金融机构放款人、民间借贷纳入放贷主体范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元化信贷市场体系，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
3. 证券法第13条与第11条的区别
元年指南 l 图文详解新《证券法》，附新旧条款全对比
元年金服
元年金服
2020年03月08日
《证券法》于1998年12月29日由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迄今已经20年，其间，历经了2004年、2013年、2014年3次修正（只修改了少量条款和文字）和2005年第1次修订（大幅度修改），该次修订奠定了适用至今的现行《证券法》框架。此次修改是第2次修订，修订后的《证券法》条文226条，比2005年版《证券法》的240条少14条，增加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两章，修改变动的条文在100条以上，为历史上第二次大幅度修改。
此轮《证券法》修订，正值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供给侧改革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当前经济改革的目标，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则是中央既定的政策手段。《证券法》作为规制直接融资的根本法律，担负着保护投资者、便利企业融资的重任。全面推行注册制，应当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按照中国证监会前主席肖钢的说法：“党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资本市场！”
材料整理丨 元年金服（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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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指南 l 图文详解新《证券法》，附新旧条款全对比
目录：
1、新证券法究竟“新”在何处？
2、注册制作为亮点之一，迎来全面推进新周期，市场究竟如何变化？
3、新证券法进一步强化了信息披露的要求，具体情况如何？
4、投资者保护制度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新证券法有关投资者保护的新规定有哪些？
5、新证券法对于市场影响几何？
新证券法新在何处？
新证券法的修订工作可谓经年累月，自2015年4月启动，共经历四次审议，历时4年半之久。原证券法一共240条，这次共修改166条、删除24条、新增24条，作了较大调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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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券法》究竟新在哪里？将给资本市场带来哪些新气象？十大亮点迅速get：
1、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度
新《证券法》对证券发行制度作了系统修改完善，体现了注册制改革的方向与决心，同时授权国务院对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具体范围、实施步骤进行规定，让注册制改革有法可依，行稳致远。
2、显著提高证券违法违规成本
呼应资本市场的要求，新《证券法》大幅提高了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完善了证券违法民事赔偿责任，明确了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中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等。
新《证券法》加大对责任人处罚力度，提高罚款倍数、罚款金额，以“欺诈发行”为例，修订前的处罚金额是募集资金的5%，而修订后则是募集资金的一倍；再举个“虚假陈述”的例子，修订前顶格处罚是60万，修订后则是1000万！让不少股民朋友大呼快哉。
3、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
这是新《证券法》新增专章，规定了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现了很多中国国情的投资者保护亮点。比如说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建立上市公司股份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还探索设立了适应我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
4、强化信息披露要求
新《证券法》还新增了信息披露专章，系统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包括扩大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范围，完善信息披露的内容，强调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规范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愿披露行为等等。
5、完善证券交易制度
优化有关上市条件和退市情形的规定；完善有关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利用未公开信息的法律禁止性规定；强化证券交易实名制要求；完善上市公司股东减持制度；规定证券交易停复牌制度和程序化交易制度等。
6、落实“放管服”要求取消相关行政许可
取消证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调整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业务的监管方式，将资格审批改为备案等。
以深交所为例，根据新《证券法》对现行有效业务规则进行系统性清理后，共废止业务规则44件，其中33件是被新规取代，有8件是已经不适应市场改革发展，比如大宗交易资格申请之类。
7、压实中介机构市场“看门人”的法律职责
新《证券法》明确证券公司及其责任人员未履职时对投资者承担的过错推定、连带赔偿责任，提高中介机构违法处罚力度。
8、建立健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新《证券法》明确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划分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它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等三个层次。
9、强化监管执法和风险防控
新《证券法》明确证券会防范处置市场风险的职责，延长执法中冻结、查封期限，增加了行政和解制度，完善了市场主体禁入制度等。
10、扩大证券法的适用范围
是不是很多人以为证券=股票呢？其实不然，新《证券法》就将存托凭证明确规定为法定证券，将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管理产品纳入证券法适用范围。
信息来源：289财经热点南方号
注册制稳步改革
注册制的全面推行能够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缓解此前IPO“堰塞湖”现象；并通过加强供给，改善当前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引导市场资金“价值投资”。
此次新《证券法》能够在2019年完成修订很大程度上和顶层设计中明确全面推行注册制有很大关系，本月底国务院有关注册制授权到期，新《证券法》在次日生效也完成了无缝衔接。
而新《证券法》中也有诸多与注册制相关的内容，其核心便是明确接下来的一个周期将全面推行注册制，不再规定核准制。
但有关注册制和核准制如何过渡，市场仍存在疑问，新《证券法》生效后，核准制就将告别历史舞台么？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无论是IPO还是再融资，仍有数量不小的存量企业将接受证监会审核。
也就是注册制的全面推行在现阶段是分步实施。证监会法律部主任程合红便指出，注册制是中央的大政方针，也是这次《证券法》的明确规定，必须坚决贯彻落实，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注册制的推进也是分步到位的。证券市场有不同的板块，有不同的证券品种，推行注册制在客观上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这也是证券法这次新增加这一条授权国务院对注册制的具体范围、实施步骤作出具体规定的一个考虑。
而对于目前肯定会存在的注册制和核准制双轨运行，证监会相关负责人则指出，新《证券法》规定证券发行实施注册制，并授权国务院对注册制的具体范围、实施步骤进行规定。预计创业板尤其是主板（中小板）实施注册制尚需一定的时间，新《证券法》施行后，这些板块仍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实施核准制，核准制和注册制并行与新《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并不矛盾。
信披转向实质有效
从上市公司层面来看，新《证券法》生效，有关信息披露的变化是同上市公司最为密切相关的内容。
此次《证券法》修改进一步强化了信息披露的要求，而新证券法设专章规定信息披露制度也可以看到立法机关此次对于信息披露优化的重视。
具体的变化包括：
扩大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范围；
完善信息披露的内容；
强调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
规范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愿披露行为；
明确上市公司收购人应当披露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确立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开承诺的信息披露制度等，如此多的内容甚至可以认为新《证券法》重构了信息披露制度。
而总结来看，市场认为新《证券法》推动的信披改革是三个维度。首先是信披主体的根本革新。
“新《证券法》将上市公司为第一责任人改为以信息披露义务人为责任主体，实现全方位无死角，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对信息披露主体的监管进入‘大一统时代’，各领域、各主体的信息披露标准被全面统一，只要是被施以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就都应负有直接的信息披露义务和责任，客观上实现了对证券市场各来源信息的无死角净化。”北京地区一家大型律所的合伙人对记者表示。
其次是对披露标准的全新界定。此次证券法修改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这其中“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是新的要求，也符合了注册制大方向，即在保证公告完整性、专业性的同时增强公告的“可读性”，这无疑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个维度则是对披露内容的全新要求。新《证券法》对可能影响股票交易价格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同时，还强调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此外，规范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愿披露行为，除依法需要披露的信息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可以自愿披露与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但不得与依法披露的信息相冲突，不得误导投资者。
“总结来看，此次《证券法》信息披露的变化其核心就是让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进一步转向为满足投资者对‘实质有效’信息的需求，这在注册制的精神中十分重要。”投资者保护
保护中小投资者是立法宗旨，新证券法是否会重塑市场博弈生态？新法缘何大力强化投资者保护？又何以成为投资者约束上市公司行为的“利器”？
“重融资、轻投资”是我国证券市场上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投融资严重失衡，进而导致投资者对市场丧失信心，动摇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根基。
作为资本市场的根本法，新证券法突出强调了投资者权益保护，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这一主线，并在第六章新设“投资者保护”专章。“投资者保护”专章共有8条，涵盖三方面内容：
第88、89条规定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突出对中小投资者的事前保护；
第90、91、92条分别就建立上市公司股东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明确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进行规定，目的是加强对股票投资者和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的事中保护；
第93、94、95条分别就先行赔付制度、证券调解及代表人诉讼进行规定，通过多元方式来优化救济途径，加强对投资者事后保护。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为适应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需要，新证券法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按照“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诉讼原则，依法为受害投资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
此举从根本上回归到市场发展的逻辑与本质，保护投资者就是保护资本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就是保护全体投资者。具体来看：
一是确立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有针对性地做出投资者权益保护安排，在法律上确立了“卖者有责”原则。
二是建立了征集股东权利制度。允许特定主体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这为公益性投资者保护机构持股行权拓展了制度空间。
三是完善了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我国股市上有相当一批上市公司是“铁公鸡”，长期一毛不拔，不注重投资者回报。监管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有效的监管探索，本次修法将相关实践予以总结吸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章程中明确分配现金股利的具体安排和决策程序，依法保障股东的资产收益权。
四是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总结实践经验，规定了先行赔付制度。建立了代表人诉讼制度，即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法律框架下，充分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作用，允许其接受50名以上投资者的委托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建立了“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诉讼机制和示范判决制度，为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方便的制度安排。
对市场影响几何
1. 调动券商投行板块景气度抬高。《新证券法》降低上市门槛，使大量原先无法上市或仅能在港股、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能够在国内上市，以及促使许多优质的中国企业“返乡”，券商投行业绩增厚可期。
2. 证券投资者的门槛提高。证券发行从核准制到注册制、从需要持续盈利到现在的仅需要持续经营，这些都使得上市公司的门槛大幅降低，其中定会掺杂一些“劣质公司”，炒股风险将进一步推高，需要投资者们自行擦亮双眼。此次《新证券法》还删除了原先不完善的“持续信息公开”制度并单独增设第五章信息披露，系统的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提出了更高的信息披露义务要求，更好的维护了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知情权。但同时，也将价值判断交还给投资者。最后还是那句话，入市有风险，炒股需谨慎！
3. “重罚60万”的笑话成为过去式，但具体效果还需具体落实。先前《证券法》的罚款额度低到让人难以想象，康得新造假120亿“重罚60万”，康美药业造假887亿依然是“重罚60万”。根据choice统计，截止2019年12月16日，A股上市公司在2019年违规总量达到961次，涉案金额动辄几百亿，但罚款金额上限仅60万，造假的收益与风险完全不匹配使得A股上市公司“犯了又想犯，越造假越快活”。而《新证券法》的处罚标准由原来的一至五倍，提高到一至十倍；实行定额罚的，由原来规定的三十万元至六十万元，分别提高到最高二百万元至二千万元（如欺诈发行行为），以及一百万元至一千万元（如虚假陈述、操纵市场行为）、五十万元至五百万元（如内幕交易行为）等。虽然《新证券法》对于证券违法成本的惩罚力度有了大幅度的调高，对证券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追究，不是证监会一家的任务，行政处罚只是追究违法行为责任的手段之一，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其实更为重要。此次修法在第95条第三款加入了“中国版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将使得民事责任的追究变得更为可行。证券刑事责任早就规定在《刑法》中，众多证券欺诈行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都可能构成了刑事犯罪。但在现实中，尽管此类证券欺诈行为频发，追究相应刑事责任的案例却并不多见。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恐怕不是修法能够解决的，关键还在于落实。
4. 证券法的法律责任
新《证券法》对违反证券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全面的修订，使之更加系统化，更具有可操作性。 《证券法》规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证券违法行为主要有：
（1）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
……（46项） 《证券法》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主要有：责令停止；责令改正；责令依法处理；责令关闭；退还资金；依法赔偿；取缔；撤销证券任职或从业资格；暂停或撤销相关业务许可；暂停或撤销自营业务许可；撤销证券业务许可；吊销公司营业执照；警告；罚款；依治安处罚条例处罚；没收；行政处分；刑事处分等等。其中，罚款有的是在一定标准内按一定比例罚款，最高达20%；有的按一定标准的倍数罚款，最高达5倍；有的按金额罚款，最高达人民币60万元；有的则是按其非法买卖的证券等值以下罚款等等。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证券市场禁人的措施。所谓证券市场禁人，是指在一定期限内直至终身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者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制度。
违反《证券法》的规定，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依法收缴的罚款和没收的违法所得应全部上缴国库。
当事人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为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等。
5. 新《证券法》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制度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新《证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等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且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
对按照前款规定提起的诉讼，可能存在有相同诉讼请求的其他众多投资者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该诉讼请求的案件情况，通知投资者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投资者发生效力。
投资者保护机构受五十名以上投资者委托，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并为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依照前款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但投资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该诉讼的除外。
6. 炒股票时用的证券法在哪可以学习这个法律有哪些漏洞可以钻
1998年12月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并于1999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证券法》是我国第一部由专家学者牵头组织起草、而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经济法律，也是最贴近市场脉搏、最触动权益行为的第一部经济法律，证券法的出台，确立了证券市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法律地位，奠定了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基本法律框架，成为我国证券市场法律体系建立过程中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事件。
多年的实践证明，《证券法》的实施对我国证券市场稳定发展，起到了规范和巨大推动作用，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筹集社会资金、推进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功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证券市场出现了很多新情况，面对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更好地发挥证券市场的功能，更好地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国《证券法》尚存在着许多不足，亟需对《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做出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使之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对此，笔者提出几点意见与建议：
一、关于投资者保护问题——民事责任制度不完善
近几年来,证券市场上侵犯投资者权益的事件不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证券市场的稳定。投资者是弱势群体，受害最深最大。而《证券法》中的诸多缺漏，使得《证券法》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遏制违法行为的作用。如民事赔偿责任的相关部分，主要是民事赔偿制度，《证券法》法律责任一章中，涉及行政责任的有30余条，涉及刑事责任的18条，而民事责任仅有原则性的2条。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缺位，目前已实际影响了司法实践。《证券法》第63条规定仅仅涉及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对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民事赔偿未作规定，而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规定也很笼统、概括。在2002年“1·15”通知发布及2003年1月司法解释出台前，我国《证券法》相关证券管理法规仅规定了各种证券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与刑事责任。追究欺诈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虽然可以对欺诈者予以惩戒，但是在欺诈行为中受害的投资者的利益却得不到补偿。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时因缺乏相应的具体措施而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个突出的问题，可以说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建议：在证券法修改时把投资者的力量利益保护放在首位，建立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1、在《证券法》修改时，增加“投资者协会”一章，赋予投资者依法有成立投资者协会组织的权利，同时规定投资者协会的法律地位、作用与职能，充分体现和贯彻保护投资者的基本原则。
2、完善《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相关部分, 建立民事赔偿制度。目前，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只是针对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侵权民事赔偿，而对证券市场上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这两类常见的、危害更大的民事侵权行为，没有做出规定，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引发的证券侵权民事赔偿，仍然因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而让受证券欺诈的受损当事人没有权获得赔偿。因此，建议立法将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也纳入民事赔偿范围，通过推动股东诉讼，将有效遏制证券欺诈行为。
3、立法应明确规定挪用客户保证金、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托管的债券的行政责任，给客户造成损失的应承担刑事责任及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4、针对证券发行、上市、交易等环节中出现的效益不佳的公司上市、高溢价发行、发行规则不当、基金申购特权、疯狂的圈钱等诸多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现象，须采取严格的科学管理制度，加强国家监管部门监管及处罚力度，严格市场准入制度。
二：关于券商的问题
1、根据《证券法》有关规定，证券公司或证券经营机构是从事证券业务，并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机构。但，何谓证券业务？怎样才能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以及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权限有多大？《证券法》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实践中易造成无法可依，行政机关无法行使权力或权力滥用的现象。同时，实践中证券公司或证券经营机构大量从事着诸如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委托资产管理等业务，但立法上却没有对此做出界定与规制，使其目前在立法上处于真空状态，以致出现了问题在法律上找不到处罚依据。同时对何为承销业务？自营业务？经纪业务等均没有明确的界定。
建议：《证券法》修改时对证券业务作清晰的界定，包括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业务、证券承销业务、证券投资顾问业务、证券委托资产管理业务等证券业务。为了避免实践的混乱，有必要对属于证券公司的专营证券业务作清晰的界定，对专营业务和非专营业务作明确规定，将委托资产管理业务、证券投资顾问业务、私募发行的证券承销业务等均列为非证券公司专营业务。
2、券商的经纪业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浮动佣金制推行后，为客户最大程度地提供个性化的增值服务，将成为券商吸引和留住客户的核心手段。《证券法》第137条只规定了代理客户买卖证券的证券公司是证券经纪人，依法严格来讲，只有法人机构证券公司才是证券经纪人。对于券商的内部员工或者外聘人员不能成为证券经纪人，这样，券商的经纪业务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收益将大为减少，不利于证券公司的发展，也不利于证券业的健康发展。
建议：在《证券法》修改时增加证券经纪人制度：笔者认为建立证券经纪人制度可以借鉴《保险法》及相关法规关于保险经纪人的规定，明确证券经纪人法律地位、资格认证、业务流程、管理制度、法律责任，以及明确它与券商的关系。
3、核准制下的通道周转制度存在许多弊端，亟待解决。
建议：《证券法》修改时应增加保荐人制度的规定：立法要明确规定券商，要建立并完善保荐人制度，规定保荐人的尽职调查义务，并授权证监会就保荐人的具体业务细化规则、尽职督导标准做出规范性规定。
4、《证券法》对券商的监管大部分体现在事后的处罚上，具有事后性、滞后性，而对券商的日常业务的监管缺乏制度性规定，无法对券商的违法违规行为做出及时预警。
建议：在《证券法》中增加券商的业务报告考评制度，作为监管机关监管的依据。《证券法》将证券公司划分为经纪类与综合类公司，旨在形成券商有序的竞争机制，以便于监管机关的监督与管理。为使竞争的环境更为公平、合理，要求券商对各种业务的进行开展，定期向监管机关报告，由监管机关对其进行考评。
5、我国经济目前正面临着大规模的结构性调整，新一轮的并购重组浪潮为券商财务顾问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和广阔的空间。而我国目前券商从事财务顾问的业绩非常单薄，这与券商固守“通道”业务不无关系。
建议：修改《证券法》时，应明确券商可以从事并购财务顾问业务，将其纳入综合类券商的业务范围。这样，可以在财务顾问业务的“通道”方面做出突破，引导综合性证券公司朝着规范的投资银行方向发展，从而将更有利于国有经济的重组。
6、《证券法》明确规定：“禁止证券从业人员交易股票”，其目的是通过禁止业内人员进行证券交易 ，防止证券市场风险，但实际中效果并不理想。
建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与做法，是不能笼统、一刀切的禁止，应禁止的是证券从业人员利用职权、内幕消息进行的证券交易，而业内人员正常的证券交易应该是允许的，但要求是必须有报告制度，以接受监督管理。建议立法明确规定：“证券从业人员若进行证券交易，必须向从业机构严格履行事先申请、事后报告制度，接受监管机关的监管。禁止证券从业人员利用职权、内幕消息进行证券交易”。
三、关于证券交易所问题
证券交易所作为组织市场交易的核心环节，一旦产生运作上的混乱，将对证券市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从我国目前现有的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运作来看，在组织结构上，均为会员制交易所。证券交易所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它的权限有哪些？总经理的法律地位、职责权限有那些？理事会和总经理的法律地位、职责权限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等最重要的问题，我国《证券法》均未对此做出明确规定，这种回避重要事项的立法会使该章节规定的必要性大打折扣，在实践中极易造成权责不清和管理混乱。
建议：（1）理顺证券交易所的运作架构，将其按会员制组织的法律性质界定，由会员组建、会员所有，是会员自我管理的自治实体；现今我国已加入WTO，更应按国际通行的惯例，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建议在《证券法》修改时增加：“证券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关为理事会，法人代表是理事长；交易所的总经理由理事会聘任或选任，并向理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可见，以立法方式明确交易所的运作架构，应当成为《证券法》的一项重要内容；（2）强化和完善交易所自律管理,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交易所应加强自身各方面制度的建设，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加强对会员的监督、管理，以及加大对会员单位违规事件的处罚力度。
四、关于发行的问题
1、《证券法》调整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活动，但未区分证券公开发行与否，这必将使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活动出现法律适用上的困惑。例如《证券法》第3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对非公开发行的证券（如未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票）的发行未做明确界定，实质上，其并未公开化，根本上也无法适用《证券法》关于股票发行的规定。由此可见，不将公开发行的证券和非公开发行的证券予以区分，就会造成事实上的有法不依，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建议：应将法律上规定的公开发行证券之发行和交易活动与非公开发行证券之发行及交易活动予以细致化分。
2、私募发行目前监管部门仍按特例操作，其应按何种程序报经批准，如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如何控制风险等问题均缺乏法律的明确规范。《证券法》如果把非公开发行的证券排除在管辖范围之外，证券市场存在极大风险。对私募发行会形成法律规制上的“真空地带”。
建议：在《证券法》中明确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另行制订”。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应立即就“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具体办法”做出详尽的规定。
五、关于交易的问题
1、《证券法》第33条规定“证券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对上市证券的交易，仅规定集中竞价方式有失偏颇，在大宗股票交易过程中采取集中竞价方式，不但会加大买方的交易成本，影响市场的流动性，而且可能导致股指的突然波动，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因此，该条规定已无法满足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建议：对证券交易的方式做出更全面的规定，将《证券法》第33条规定“证券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后增加“对于大宗交易方式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可将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实施的大宗交易制度上升为部门规章。
2、《证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是以防范风险为目的,不允许有做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范风险的作用，但在今后可能会阻碍证券市场的发展，也不符合国际潮流，在WTO情况下难以与世界接轨。
建议：放宽对券商融资融券政策的有关限制，允许证券公司向客户融资融券。将《证券法》第35条“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修改为:“证券经营机构在交纳一定保证金的前提下，可以为客户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具体方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另行制定”。建议第36条改为“证券经营机构可以为客户提供融资融券服务”。
3、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场外交易问题。如退市股票的柜台转让、非流通股的协议转让、法人股司法委托拍卖等，《证券法》对此却采取了回避的办法。
建议：立法明确规定：“对场外交易应该依法进行，具体方法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4、《证券法》第106条规定：“证券公司接受委托或者自营,当日买入的证券,不得在当日再行卖出”，可见，这种制度的确立之初是为防止股市过度投机而设立的，而经过形势的发展，该条已越来越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要求。
建议：恢复“T+0”交易，将《证券法》第106条修改为“证券公司接受委托或者自营,当日买入的证券，在当日可以卖出。”
5、《证券法》第133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但，实际上近年来银行资金已开始通过证券公司拆借、股票质押等形式已进入证券市场。2000年2月央行和证监会发布的有关办法，就拉开了股票质押贷款的序幕。因此，证券法现有规定亟需待修改。
建议：《证券法》第133条可修改成：“金融机构可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同业拆借、受托理财、股票质押贷款、投资基金业务及其它合法形式进入证券市场。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
六、关于上市公司收购中存在的问题
1、《证券法》虽对协议收购予以肯定，但仅仅限于原则性规定，体现在：（1）收购行为尚无规范可循，外资收购上市公司的法人股等问题均没有规定；（2）协议收购中的披露义务、诚信义务和收购要约义务的豁免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3）协议收购中关联交易现象严重，缺乏监管措施；（4）中介服务机构在资产评估及出具法律意见上存在不规范、不合理、失实、虚假陈述，造成国有资产价值的低估和流失等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依据《证券法》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可做：（1）完善强制收购义务豁免规定，明确规定协议收购的豁免收购条件；（2）要求协议收购中收购方负有法定的披露义务及诚信义务；（3）通过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来制约协议收购中的关联交易等三方面的调整。
2、上市公司反收购相关规定缺乏，而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全和发展，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中的反收购问题会日渐突出，必须对目标公司反收购行动进行全面规制。
建议：（1）立法赋予目标公司经营者面临收购时有寻找收购竞争者的反收购行动的权利；（2）明确目标公司经营者在反收购行动中，对目标公司股东的诚信义务，因为目标公司股东做为与收购关系最为密切的利害关系人，有权利要求目标公司经营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3）规定目标公司董事就收购向目标公司股东提出意见和建议，并提供相关材料的义务，使目标公司股东能在充分了解有关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的是否出售自己股份的决定。
七、关于立法技术问题
1、结构混乱，立法技术上明显存在一定的缺陷。如《证券法》在“证券发行”一章中第13条规定了“发行人及有关专业机构、人员，应保证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但在第三章“证券交易”的第59条又规定“公司公告的股票或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这两条中有关股票发行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规定实属重复，且在证券交易中规定证券发行问题，明显属于立法逻辑混乱。
建议：删除“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的规定，将《证券法》第59条修改为：“公司公告的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
2、《证券法》第76条规定：“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不得炒作上市交易的股票。”什么是“炒作”？一直未有明确界定；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不许炒股,这本身就不是法律用语；且《证券法》的这条规定与实际发展相悖。
建议：删除这条规定。
3、《证券法》第8章专章规定“证券交易服务机构”，从立法质量的角度来看，该章的规定存在重大缺陷。对各类服务机构采取了不同内容、不同重点的规定方式，使得立法条款之间缺少协调性和逻辑性。第157条至第160条仅规定了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或资信评估机构的设立、从业经验和资格、限制行为、收费制度等，而未规定其执业责任；而第161条在规定审计、评估、法律服务机构时，却只规定其执业责任，对限制行为未做规定。
建议：对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规定，其他法律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另行规定，完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责任体系。
八、与相关法律规定的协调问题
1、《证券法》与相关法律之间有矛盾和冲突，法律体系存在不协调问题。如：（1）《证券法》和《刑法》对证券犯罪行为的处罚标准不统一，《证券法》中提出的一些证券犯罪概念在《刑法》中没有相应的定罪量刑标准；（2）《证券法》颁布前，证券业适用的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实质上《证券法》与国务院规定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在法津体系中，不属同一层次。（3）《证券法》与《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不但内容有重叠之处，而且还存在诸多不一致的地方。
建议：进一步理清《证券法》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在修改《证券法》时要充分考虑与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协调性，尤其是对《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应在合并其必要内容的基础上将其明令废止，以防给证券实践工作带来混乱。
2、现行《证券法》存在一些逻辑不够严密、概念不甚统一的地方。如《证券法》第11条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必须按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但《公司法》只是规定了股票上市的条件而没有规定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导致证券法引用公司法内容落空。
建议：概念及法条的引用需进一步推敲，充分考虑其周延性。建议将《证券法》第11条修改为：“公开发行股票，必须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并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同时将《公司法》股票上市的条件改为股票发行的条件。
3、关于银行资金入市的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混业经营这一敏感话题，也涉及到相关法律有效衔接的问题。按上文论及的《证券法》第133条修改意见，则会与《商业银行法》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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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法制监管自律规范方面谈谈我国发展中的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法治包含自律规范和自律监管，法治化包含着借助自律实现的法治状态。证券市场自律分为有组织的自律和社会约束两种形态。有组织的自律，是自律组织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通过签署和执行组织章程或者协议等方式，凭借自律组织成员赋予的适当权力，对自律组织成员及相关当事人参与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和处理的管理行为。社会约束则是抽象自律。社会约束不依赖于既存的法定自律组织，但却发挥着约束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功能。
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远低于我国经济的整体市场化水平。尤其是在基础性法律制度建设相对落后的背景下，政府监管成为最主要的证券市场监管手段，行政权力成为证券市场秩序的主宰。随着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发展，政府监管理念及手段都有必要适当调整。
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创建的证券市场，带有明显的嵌入式和探索式特征，其最初创设目的是为了缓解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故而缺乏对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建立健康市场秩序的充分关注。证券市场功能定位存在偏差，无法合理地平衡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及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诚信尚未成为市场参与者的基本价值观；证券立法过于简约，法治建设未被当作发展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工作，上述情形成为诱发证券欺诈案件的重要原因。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历史和实践证明，诚信是现代人类社会的最基本行为准则，背弃诚信不仅会摧毁证券市场和经济秩序，更会将中华民族带入泥潭。
证券市场诚信的制度价值
诚信试图以抽象语言来表达人类依存关系的共性，即信任、善意、利他。在传统民商法领域，诚信曾表现出浓厚的道德化、内在化和主观化色彩。但自康德时代以后，法律与道德开始分离，在观念上逐渐造成了法治与诚信、法律与道德的某种对立。在现代商业社会，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商业活动的原动力，商业因素对诚信传统内涵产生重大影响，诚信法则被注入多元化价值观念。
证券市场出现后，诚信法则的内涵发生了更大变化。一方面，证券市场已经逐渐摆脱了个体成员相互之间给予的、以情感和社会道德为基础的诚信法则，失去了自然人所独具的诚信观念，转而寻求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以及和睦相处，个体诚信逐渐发展成为更广泛的社会诚信或者整体诚信；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开始以标准化和定型化形式展现诚信法则的抽象内涵，从而有别于以宗教、情感等方式约束的个别化诚信法则，逐渐转化为更外在的法律规则。
诚信是一种稳定的产权、经济和社会秩序。社会成员普遍遵从诚信原则，交易当事人即对其可控制的资源有了可靠、明晰的权利边界，也能事先确知其付出所能获得的合理回报。如果交易系当事人自愿达成，社会也乐见其成。如果当事人失去诚信，无论是有预谋的欺诈还是随机性的见利忘义，都将破坏对方当事人的正常期待。尤其是失信现象普遍化后，当事人为完成交易，就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自身利益保护，寻求各种保证和保险，弃远期交易而采现货交易。交易成本随即提高，避险工具失灵，交易效率随之放缓，风险日益放大，正常交易秩序将难以维持，各方参与者也将失去交易安全与效率。
诚实守信是行为规则，也是一种文化和道德，更是国家、企业和投资者的财富。证券市场诚信机制的最重要环节，就是建立起投资者对证券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只有投资者对证券市场长期发展充满信心，才能促成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才能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如果证券市场没有达到足够的诚信程度，如果证券市场运行基础无法让人放心，证券市场不会给投资者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投资者的参与就将十分有限，证券市场发展也不会深入，证券市场也就难以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因此，加强诚信和法治建设是发展证券市场的基础工作，也是保护和加强国家财产效能的重要手段。
证券市场诚信危机的制度诱因
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证券市场参与者尚未形成适应新兴市场特点的整体价值观念。诚信缺失仅属现象，制度缺位才是根本。借助制度缺位形成的不公平交易秩序，失信者得以谋取好处，这是证券市场诚信缺失的根源所在。
1、诚信缺失的认定标准缺位。
诚信缺失可分为法律性诚信缺失和道德性诚信缺失，健全的法治体系必须兼顾法律性和道德性诚信缺失。国家制定法只能约束情节较重的失信行为，无法直接约束道德性诚信缺失。但若对道德性诚信缺失疏于管束，就极可能酝酿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社会纠错成本必然提高。在完善国家制定法时，我国应当堵塞道德教化和自律规范方面的漏洞，借助自律监管的柔性手段，弥补强行法过于刚性的弱点。我国现有自律组织多产生并依赖于行政监管，缺乏自律监管的主动性，自律监管中过度依赖国家制定法的刚性规则。这不仅会降低自律监管的独立性和功效，还会将违法与诚信缺失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混淆起来。
2、信息披露制度适用的局限。
透明度是投资者最为依赖的投资要素，市场信息充分透明，投资者才愿意投资证券，也才发生投资者自己承担投资风险问题。我国证券市场欺诈案件或多或少地与信息透明度直接相关，但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存在自身局限性，不能随意夸大其制度功效。强制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义务人全面履行重大信息的披露义务，但重大性是经验主义的产物，实证法无法清晰、准确和无遗漏地界定重大性的外延。同时，公司管理层总是试图借保守公司秘密和降低成本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对抗或者减缓强制信息披露义务，很少愿意主动披露与证券价格相关的公司信息。强制信息披露的成本付出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立法者不得不在两者间求得某种平衡。此外，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主要适用于上市公司，无法全面覆盖证券市场各个角落，其约束功能或多或少地受到限制。
3、公司治理机制的制度缺陷。
如何约束公司控制股东和管理层行为是我国公司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在我国现有股权结构中，控制股东占据着极优越地位。我国公司法实际奉行着股东会中心主义观念，在多数决定原则支配下，股东会中心主义事实上演绎成为控股股东中心主义。控制股东并未满足于控股地位，始终抱有直接参与公司事务、最大限度扩张自己领地的冲动。在控制股东无所控制和制约时，它们很容易为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牺牲公众股东利益。在现有公司法结构下，公司董事会已成为控制股东滥用职权的手段。公司董事并不完全是上市公司本身的董事，而是充当着控制股东的代理人。在控制股东和公司董事事实上结为一体的情况下，在控制股东得以借此谋取额外利益时，控制股东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就表现得最为张扬。这必然导致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和谐的公司秩序就容易被打破，失信状况在所难免。
4、中介机构的安全防护机制失灵。
承销商、会计师、律师和资产评估师是最受尊重的从业人员，相关机构则是被公认为最有信用的机构，也是投资者最为倚重的专业机构。它们凭借自己职业和专业博取了投资者信赖，但却介入、参与或者帮助上市公司失信，这对投资者更具杀伤力。中介机构失信的隐蔽性强，后果更为严重，内部控制是消除中介机构风险的最主要手段。我们认为，公司制组织形式难以适合中介服务业特点。证券中介服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承办人员的经验、素质、敬业和协调能力实质性地决定着中介机构的服务质量。在合伙制组织形式下，承办人和合伙人要对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承担最终责任，这种加重责任机制将迫使合伙人及承办人竭尽全力提供优质服务，尽力避免服务中出现差错。但在公司制形式下，公司是对外承担责任的最终当事人，股东无须直接承担法律责任，管理者亦仅以失职为由而承担管理责任，承办人员履行职务出现的差错、疏忽和失职，在法律上归结于公司承担。公司制已成为个人责任的防护墙，难免诱发承办人员出现懈怠、失职甚至与违法者的协作。
证券市场秩序的法治化
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和透明化是法治化的基础。根据法律体系化要求，国家制定法以及在国家制定法支配下的自律规范，均应纳入法治化范畴，不能低估或排斥自律规范的积极作用。根据法律规范透明化要求，任何约束证券市场关系的行为规范均应公诸于众，监管者不得以内部规则约束行为人，更不得随意发布具有溯及既往的规范性文件。法治约束力最终体现为，无论行为人内心是否高尚，无论行为人是否蔑视法治，但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法治标准，这就基本满足国家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实际约束。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的现代证券市场中，单纯启迪行为人诚实守信显然不足，必须借助法治手段善加调控。
1、证券市场法治与诚信的内在统一性。
诚信与法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诚信是证券市场的基石，遵循诚信将会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证券市场的公平和公正，推进投资者利益保护，促进社会和市场秩序和谐有序。然而，诚信具有抽象化特征，为了充分发挥诚信机制的调控功能，诚信必须以法治形式外在化，诚信遂与法治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文明社会中，法治包裹着诚实守信的实质内容，法治则作为诚信的具体表达方式，两者构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能将诚信与法治对立起来。
法治作为体系化概念，非由国家制定法作为唯一元素，更不局限于政府监管，自律规范和自律监管同样是法治化要素。实现证券市场法治化目标，必须依赖国家制定法和自律规范等多种手段。一方面，必须兼顾国家制定法和自律规范。现代法治结构下，国家制定法只是组成要素之一，与国家立法精神相一致的自律规范同样构成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将法治单纯地理解为依照国家制定法行事，而应同时将自律规范纳入法治化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兼顾国家监管与社会监管。我国证券市场是借助政府力量推动建立起来的，与英美等国证券市场迥然不同，客观上形成了以行政监管为基本特征的监管体系。证券法施行后，伴随着集中统一监管代替了分散监管，政府监管大大加强，事实上形成了政府监管机构独家监管局面，立法机关、人民法院、自律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监管要素未能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我们认为，集中监管不应排斥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对证券市场的间接监管，政府监管权力过于集中，有悖于现代法治分权制衡和司法监督的原则，也难以适应证券市场诚信建设的需要，同时还会给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带来隐患。
2、稳定的市场预期是法治化的现实基础。
立法者和监管者应鼓励各方参与者从投资中获得正当利益。在长期与短期利益的权衡之间，立法者应鼓励市场参与者追求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投机利益。当我们试图遏制市场参与者过度追求短期利益的投机和失信行为时，就必须给予市场参与者取得长期利益回报的稳定预期。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及变革具有很强的外生性，从而导致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制度的易变性，影响了人们建立起对市场的正常预期。我们认为，诚信是一种长期利益回报机制，立法者和政府必须给予人们以获得长期回报的信心。
在宏观层面，长期回报预期只能建立在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基础上。证券市场化程度较低，按市场规律预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将降低，不确定因素相应增加，参与者信心必然受到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化程度较低，行政化色彩较浓，这给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未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证券市场的非市场化色彩越重，消除诚信缺失的难度越大。
在微观层面上，我国证券市场的非市场化主要体现在证券发行控制和股权分置等方面。上述现象都是我国证券市场特有的，国外也无成熟方案可供参考。投资者普遍感到解决问题的步骤正在逐渐加快，但无法判断解决方案的内容，这直接导致了市场参与者队伍的分化。有的参与者退出股市以回避风险，有些参与者则选择更激烈的投机。短期行为无须考虑诚信，只要能够最快地变现，只要能够做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足以完成交易。
国家应当通过构建长期的诚信体制，使得诚信者能够确切地知道今天的诚信会换来明天的财富。加快证券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增强投资者及各方参与者的未来预期，是我国证券市场消除诚信缺失的基本手段。惩罚失信者固然能够解决部分失信问题，但不能铲除失信生存的土壤。
完善证券市场诚信建设五大对策
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远低于我国经济的整体市场化水平。尤其是在基础性法律制度建设相对落后的背景下，政府监管成为最主要的证券市场监管手段，行政权力成为证券市场秩序的主宰。随着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发展，政府监管理念及手段都有必要适当调整。
1、建立完善的失信发现机制。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揭示失信是惩戒失信的最好办法。在现有体系下，存在着过分强调政府监管者发现功能，忽视自律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发现功能的问题。如果发现机制不完整，失信情形就容易隐藏下来，长期积累起来的失信，必然会在某个临界点最终爆发出来并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从根本上影响到证券市场的诚信秩序。应当在尊重政府监管者职能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其他社会组织的发现功能，发掘更多的失信发现渠道和监管渠道。人民法院应当择时修改相关司法解释，放松对投资者诉讼的限制，使得投资者和人民法院都能发挥失信发现和监管职能。同时，还应鼓励和支持组建投资者利益保护组织，通过社会力量发现失信行为，收窄失信者的生存空间，鼓励诚实守信者。此外，还应发挥新闻媒体和各类研究机构的独特发现功能，丰富各类社会发现渠道。
2、鼓励按照无限责任形式组建中介机构。
国外早期中介组织主要采取无限责任的组织形式，即使是证券公司也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意义，经纪人及业务承办人个人素质及业务能力的高低往往是办理证券业务的决定性因素。证券是特殊的信息产品，中介机构及人员的素质、职业和勤勉是影响到证券品质的重要因素。中介机构从业人员不尽责、无经验或者与上市公司成员形成个人友谊，外部因素就会左右或者影响专业人员的专业判断，甚至出现因个人友谊而帮助企业造假的情形。证券发行中推行保荐代表人制度，初步显现出加强专业人员个人责任的趋向，其运行效果与无限责任组织形式相似。我们认为，有必要修改公司法及证券法，允许成立无限责任形式的中介组织。
3、建立控制股东诚信义务制度。
股东有限责任即指公司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或者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在我国，将股东有限责任与现代企业制度绝对地联系起来的观点相当普遍。但反思证券市场诚信缺失状况时，我们注意到诚信缺失与股东有限责任规则的过度运用存在着某种内在关系。有限责任制度希望通过限制投资者风险来鼓励投资，但派生于多数决定原则，却附带地出现了控制股东滥用控制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恶性案件。我们认为，诚实信用是与滥用权利直接相关的逻辑概念，适当限制控制股东的表决权和事务参与权，强调控制股东诚信义务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在实践上是公允的，亦有国外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支持。
4、建立公司管理者个人责任追究制度。
公司作为拟制的法律主体，具有阻隔投资者、管理者和相对人责任的功能，但却难以避免管理者以公司之名、行个人背信弃义之实的情形。实证显示，公司诚信缺失与公司管理者诚信缺失紧密相连，把失信标签一概钉在公司身上，有时并不准确，失信的管理者根本无法把公司变成遵守诚信的楷模。让背信的投资者和管理者承担个人失信责任，是阻遏公司失信的重要手段。美国SOX法案要求上市公司的CEO以及CFO承担个人责任，重新构造出了董事职务行为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强化了公司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管理层承担责任有代人受过之嫌，但却保证了数量众多的投资者获得了安全，投资者与公司及管理层之间的关系重新求得平衡。我们建议借鉴美国SOX法案，要求失职公司的董事和管理者对公司失信承担单独或者连带责任。
5、建立失信者信用记录制度。
诚实守信本是长期财富，长期累积诚实守信，总会在未来换取报偿；败德失信不仅伤人害己，还会破坏、损伤社会秩序。失信者不仅应对背信弃义承担现实责任，还要承担长期利益损失。如果只追究失信者的现实责任而无长期责任机制，失信者就难以感受到未来的长期利益损伤，继续背信弃义。失信者信用记录是一种长期约束和制裁机制。我国已开始采用现金分红与配股资格挂钩、信用评级制度、暂停保荐人资格等，实质上具有扩张信用的功能。这种被称之为一时失信、处处受制的做法略显残酷，但对那些并未洗心革面者是有效的，对诚实守信的实践者是公允的，对促进社会交易安全和良好社会价值观念来说，是有益无害的。
或许是历史原因所致，我国证券法治建设向来存在着打补丁情形。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采取简单的禁止或者限制措施。这种办法可能短期奏效，但长此以往，很容易出现新旧规则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进而影响到法律规则体系的整体效用。我们认为，宣扬诚信、整体考量、加强法制、防微杜渐，是建立我国证券市场法治秩序的基本出发点，只有建立起严谨周密的证券市场规则体系，才能有效地抵御失信及其引发的危机。
证券市场自律与法治关系
证券市场法治包含自律规范和自律监管，法治化包含着借助自律实现的法治状态。证券市场自律分为有组织的自律和社会约束两种形态。有组织的自律，是自律组织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通过签署和执行组织章程或者协议等方式，凭借自律组织成员赋予的适当权力，对自律组织成员及相关当事人参与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和处理的管理行为。社会约束则是抽象自律，其他社会组织在法律允许限度内合理地，采取影响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各种督促措施，以补充自律监管不足。社会约束不依赖于既存的法定自律组织，但却发挥着约束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功能。
一、自律监管的优势
城市交通道路交叉口会设立红、黄、蓝(绿)三种信号灯。蓝(绿)灯表示可以通行，这是对符合规则者提出的告示，相当于说明证券参与者在守法经营；黄灯则表示等候，是提醒人们下面是禁行的红灯，发挥着自律监管的职能。红灯相当于法律底线，逾越限制，就构成违法并将受到处罚。政府监管、自律监管和社会约束机制呈现同样的梯级效力关系，司法及行政监管效力最高，自律监管效力次之，最后才是社会约束机制的效力。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约束机制更接近于道德约束机制。即使行为失当者受到社会的消极评价，只要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自律规范，也就无法受到明确的行为约束。
自律监管属于民事监管，主要根据自律组织章程、交易规则、纪律规则及相关协议而启动。自律组织在向市场参与者提供服务时，很自然地附着在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的各层面，这使得自律监管具有全面监管、专业监管、深度监管、柔性监管和预防性监管的功能属性。劝告、警告、谴责等措施是自律组织惯常采取的过渡性监管措施，并以自律组织行使对成员的开除处分作为最有效的措施，通过开除会员资格或取消上市资格，迫使自律组织成员遵守自律组织的约束规则。柔性监管是自律监管的固有属性，也是自律监管区别于政府监管的重要特征，这使得自律组织有可能对被监管者实施差别待遇，从而使得自律组织能够更好地发挥鼓励诚信和惩戒失信的监管作用。
二、政府监管的局限性
法治社会要求政府执法透明化，这给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监管带来了严峻挑战。尤其伴随着有限政府和依法行政的政府改革观念深入人心，监管者稍有不慎，就难免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频繁出现监管者应诉的案件，事实上又会动摇投资者对政府监管者监管能力的信心，并最终动摇着人们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市场行为多样化特征决定了这样的基本判断，国家制定法无法规范证券市场的多样化行为，过度强调国家制定法的做法必将失败。在国家制定法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应当鼓励和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监管职责。
明智的做法是，将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有机结合，合理安排双方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权力与责任，构建一个分工明确、权责清晰的综合性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在重新定位我国自律组织监管职权时，应考虑国外通常做法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特点，综合考虑监管领域和监管手段两方面内容，形成自律组织监管与政府监管的有机配合。在监管领域方面，我国应强化自律组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推进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并考虑将上市审核职权交给证券交易所。在监管手段方面，应加强监管处罚措施体系建设，研究制定处罚措施的实施程序，在现有法律结构下强化自律组织监管措施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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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证券法实施和之前的区别
法律分析：根据新旧规对比可知，通过扩大《证券法》的适用范围、推行注册发行制度、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投资者保护、严格法律责任等，打破证券监管中“父爱主义”，进一步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简政放权、创新监管、高效服务，进而增强市场活力和经济内生动力，优化营商环境。同时，新《证券法》弱化前端审批，强化中后端监督制衡，就证券民事诉讼纠纷的裁判规则和审理模式作出新安排。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八十五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八十八条 证券公司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提供服务时，应当按照规定充分了解投资者的基本情况、财产状况、金融资产状况、投资知识和经验、专业能力等相关信息；如实说明证券、服务的重要内容，充分揭示投资风险；销售、提供与投资者上述状况相匹配的证券、服务。投资者在购买证券或者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证券公司明示的要求提供前款所列真实信息。拒绝提供或者未按照要求提供信息的，证券公司应当告知其后果，并按照规定拒绝向其销售证券、提供服务。 证券公司违反第一款规定导致投资者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九十三条 发行人因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或者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的证券公司可以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就赔偿事宜与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达成协议，予以先行赔付。先行赔付后，可以依法向发行人以及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9. 癫狂后的反思——美国《1933年证券法》
随着1929年的那场股票大崩盘，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整个美国处处弥漫着恐惧、贫困与饥饿。清醒过来的人们发现，原本的法律体系漏洞重重，股票的发行人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管。于是，股票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滋生了秘密，秘密滋生了欺诈和不信任。而如何对证券欺诈进行规制、保护公众投资者和增强市场信心则成为罗斯福政府的重要课题。
一个群体性癫狂的“新时代”
许多抱着很多梦想而缺少预见的人把20世纪20年代这个难以置信的年代称为“新时代”。
《1933年证券法》把英国公司法上的披露制度运用在证券发行领域，从注册程序及法律责任上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完善。它较为成功地保护了广大投资公众，有效地规制了美国证券市场，为企业融资乃至整个社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它的成功也被很多国家模仿与借鉴。
虽然如此，美国《1933年证券法》并不是一部完美的法律。在内容上，它只规定了一级市场，对二级市场的交易行为并没有进行规范。同时，对企业持续信息的披露的缺失很难反映投资者投资时发行人的状况。不仅如此，这部法律的提法过于简要，在实践中给投资者与法院都带来了很多困难。因此，美国国会后来又不断颁发了很多法律不断地完善它，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证券法律体系。
大白观点
完备的证券法可以起到规范秩序，促进市场繁荣的目的。但是，再完美的信息披露规则都是建立在所有投资人都具备接收、分析、消化发行证券信息的能力，并以此做出理性的投资判断这个假设之上。但事实上，证券市场上充满了各种投机者和缺乏证券分析能力的人，这些非理性的投资者见风起势，成为证券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如何打击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促进理性投资依旧是证券法需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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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证券法规定哪些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有哪些
《证券法》第二百零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释义】 本条是对违反证券法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的规定。
为了严格规范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制裁扰乱证券市场的违法活动，惩处违反证券管理的行为，本章对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分别作出了行政处分、刑事处罚和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我们知道，证券法律制度是维系投资者信心和证券市场秩序与安全的关键，也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与实现市场效率的灵魂，而法律责任则是一切制度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行政、刑事与民事责任是证券法律制度的基本责任形式。行政处罚是对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所给予的经济性质和非经济性质的制裁，从而实现规范市场行为和维护市场秩序的目的，本条规定中的缴纳罚款即属于一种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是以国家名义强制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财产、生命或者其他权利的一种最严厉的处罚，本条规定中的缴纳罚金就是一种刑罚方法；至于承担民事责任，则是民事违法行为人以自己的财产或行为使违法行为的受害者得到必要的补偿，以消除违法行为的后果，本条规定中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一种最主要、最基本的承担民事责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