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垄断法律责任
Ⅰ 限制竞争行为要负什么法律责任
限制竞争行为是指妨碍甚至完全阻止、排除市场主体进内行竞争的协议和行为。在我国，限制竞争行为的实容施者通常为两类主体，一是公用企业或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二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限制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单独或者联合实施的妨碍或者消除市场竞争，排挤竞争对手或者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限制竞争行为，既包括具有经济优势力量的经营者滥用其经济实力限制他人竞争的行为，又包括政府及其部门滥用行政权力所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限制竞争行为与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关系。限制竞争行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均是竞争带来的消极产物。它们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其他竞争者、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三者相互联系、互有交叉，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本质上同属破坏竞争的行为；但是，在行为方式、目的、程序等方面又存在着区别和差异。
Ⅱ 行政垄断主要有那些例子
“行政垄断”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
在标准经济学中，只有两个术语，一个是“政府垄断”，一个是“政府授予垄断”。前者是政府直接行使垄断权力（比如酒类专卖、烟草专卖），后者是政府将垄断经营权授予某一个企业。
中国所说的“行政垄断”实际上就是包括了经济学的“政府垄断”和“政府授予垄断”。
“行政垄断”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位经济学者在讨论社会经济现象的时候，使用了“行政垄断”的概念。后来法学界一些学者感觉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垄断，于是借用了行政垄断的概念，将行业壁垒、地区壁垒、政府限制交易或者强制交易、政府专有交易看作是行政垄断。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必然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宪政体制不同，各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行业壁垒、地区壁垒、政府限制交易的情形。解决这些问题主要依靠完善民主宪政体制，通过建立更加有序合理的宪政关系，解决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乃至不同部门之间的贸易障碍问题。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之前，美国各个州的商事法律规则并不一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朝野设立了一系列商事法律规则统一机构，通过起草并且向美国各个州推销统一的商法典，来消除贸易规则障碍。换句话说，美国联邦国会并不因为各州存在着阻碍贸易发展的不同规则，便用反垄断法（或者反托拉斯法）来代替各个州的商业规则。各州都有权根据联邦宪法的规定制定贸易规则，不能因为各个地方制定不同的贸易规则，而是适用反垄断法加以制裁。 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法律的制定权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各个地方机关无权制定民商事基本规则，更无权阻碍全国各地货物的流通。如果地方部门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阻碍商品流通，那么只能有一种解释：地方权力机关已经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对地方部门的违法行为，完全可以按照现行法加以制裁，没有必要在《反垄断法》中具体作出规定。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政府机关合法垄断现象。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政企合一的体制下特殊产品或者服务专营、专卖行为，譬如邮政局的邮政专营行为、烟草专卖局的烟草专卖行为等，这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变化。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修改专门法，譬如《邮政法》、《烟草专卖法》等来加以解决。 第二，国务院各部委机构改革后，设立的行政性控股公司。这一类公司的设立具有历史特殊性。事实证明，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之后，这类公司应当尽快改造，要么变成行业协会，成为真正的民间组织；要么成为真正的集团控股公司，承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责任。 第三，国务院各部委设立的传统国有公司。这类公司往往具有特定的经营范围，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公司由于缺乏垄断经营的法律依据，所以绝大部分成为了真正的市场主体。只要这些公司不利用行政权力参与市场竞争，那么就应当允许它们继续存在。 第四，地方权力机关为了发展特色经济，促进某些产业或者某个企业的发展，利用红头文件的方式，限制外地产品进入，或者阻止本地企业实行跨区域的联合。对这类现象，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今后只要行政机关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地方部门限制竞争行为加以处理，就可以减少甚至避免此类现象发生。 第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特有经济现象。由于国务院将主要国有公司归并之后，统统交给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所以，国资委拥有资产调拨、企业撤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重大权利。将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的行为看作是一种行政垄断，似乎有些牵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资人，当然可以行使股东的一切权利。但如果不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权利加以限制，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新的行政性公司，破坏市场竞争秩序。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制定《国有资产法》，明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地位，削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拨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的监事会，在全国人大授权的范围内，依法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管理。 行政垄断这个概念在多数情况下已经成为行政违法的遮羞布。如果不尽快抛弃行政垄断的概念，继续将违法行为看作是中性的行政垄断行为，或者把已经违法的行为看作是将要违法的行为，那么必然会削弱法律的价值。笔者曾经使用过行政垄断的概念，但在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之后，认为应当尽快让“行政垄断”成为历史，将行政机关的行为明确界定为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凡是按照宪法和行政法规定，行政机关可以行使的权力，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充分行使这些权力，确保市场竞争有序开展；凡是宪法和法律没有授权的行为，行政机关不能越雷池半步，侵犯市场主体的权利。 极个别的学者认为行政法从正面授予了行政机关权力，反垄断法从反面规范行政机关的权力，所以行政垄断仍有存在的必要。在我看来，我国行政法不仅规定了行政机关权力的边界，而且对行政机关及其官员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反垄断法不需要对行政机关的行为作出规定。 在起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过程中，针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行政机关限制竞争行为和公用企业利用优势地位阻碍竞争的行为，立法机关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反垄断法》（草案）针对这两种行为重新作出规定，似乎是为了回应社会各界对《反垄断法》（草案）的批评。这样的立法方式未尝不可。今后可以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取消其中关于政府限制竞争行为和公用企业滥用优势地位的规定，进一步理顺我国竞争法律体系，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竞争法律制度。 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其中并没有提到行政垄断的概念。行业垄断的产生，既可能是由于市场竞争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行政机关违法插手干预所造成的。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应当更多地借助于修改法律，发扬民主等手段，而不应该寄希望于通过反垄断法解决问题。譬如，关于我国的邮政企业的专营范围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修改邮政法，打破邮政企业垄断，促进我国邮递业务的市场竞争。《反垄断法》应当成为反垄断的基本法，但是要想彻底解决垄断问题，必须制定一系列的配套性法规或者专门性法律，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反垄断法》的作用。如果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那么立法进程就会延误，立法难度就会增加。当然，笔者希望通过制定《反垄断法》，将各种垄断因素都能考虑进去，但在宪法体制尚需完善的今天，规范各种阻碍竞争因素的《反垄断法》可能永远无法出台。所以，将《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局限于经济垄断的领域，才是正确的选择。
Ⅲ 行政垄断的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竞争也在逐步成熟。但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原有体制中的行政化、官本位权力机制，也在变异中开始寻求新的环境土壤。加之由于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探索时期，相关的法律规制还很不完善。于是，原有的行政垄断权力依托极不健全的市场机制，寻找到了新的生存机会和条件。综合起来，造成行政性垄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国的政企分离还不够彻底。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政府与企业长期联系在一起，政府管企业、企业同时依赖政府这种落后的模式是中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产物。进入市场经济以来，中国推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实行政企分离制度。但是，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时期，中国的政企分离是不够彻底的。企业经营机制及经营观念尚未彻底改变，部分企业热衷于对政府的依赖，习惯于听从政府的指挥和安排，遇到问题不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自己处理，而是找政府，这无疑给政府滥用权力找到了适当的借口。而且，在改革中，虽然政府开始转变职能，但政府职权的重新界定和政府部门间的权限分工一时还难以让人准确把握，这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脱节或相互冲突，也给行政权力的滥用造成了可乘之机。
2、现有的财政政策造成了地区、部门利益的强化。
任何扭曲的社会现象都是和经济利益相关联的。改革开放后，地区、部门利益日趋突出，尤其在实行财政分灶吃饭后，本地、本部门企业的经营好坏，直接影响到财政收入的高低，而本地区财政收支的状况，直接与本地管理者的经济收入相关。这种企业效益与财政收入高低的关连性，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成为政府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实践中，当企业在竞争中缺乏竞争力、经济效益受到威胁，政府、部门往往不是帮助企业通过正确的市场决策增强竞争能力，尽快适应市场，而是直接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排斥或阻碍外地同类企业或外部门企业参与竞争。为达到较好的地方财政状况而追求地方、部门利益的欲望，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内在动力，是行政性垄断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如今，地区、部门利益的强化更是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这种状况不改变，将会导致更为复杂的行政混乱和垄断态势。
3、产业结构不合理。
原有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依然存在，加之改革开放后曾经出现经济过热现象，国家宏观调控一时又无法跟上，从而导致重复布局、重复生产，使各地的产业结构呈现出较为严重的趋同现象。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原材料、成品的供需矛盾趋向尖锐，竞相抬价、竞相压价、竞相抢购的现象时常发生。在此过程中，为了保护地方、部门利益，政府或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命令或制定地方政策等手段，保护本地的原材料、产成品，保护本地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利益，最终形成地方封锁或部门封锁。所以，这也是造成行政性垄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4、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方面得法律制度趋于健全和完善。但是，不应忽视的是，中国现行的法律对政府的约束力是非常有限的。还有，中国缺乏对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规制。在诸多已颁布的法律中，政府都不是行为的主体。现行法律对政府的行为模式、法律责任的规范严重不足，对于政府滥用职权、发布垄断命令等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惩治措施。一些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往往要求别人严格守法，而自己却不能起到守法的模范作用。民主法制化程度不高、现行法律规范不足为政府部门凌驾于法律之上，实施行政性垄断提供了客观上的条件。
Ⅳ 政府与垄断之间的关系
一、充分认识《反垄断法》规制行政性垄断的意义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为行文方便，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简称为“行政性垄断”)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消除行政性垄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国家不断改善政府调节经济职能、实现和维护经济民主的过程。因此，在政府行政干预和市场竞争机制之间设立一道防火墙不仅必要，而且可行。而以反垄断法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进行直接规制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它已成为各国竞争法治的共同趋势。认识这些有利于法律的具体实施并弥补立法的不足。中国《反垄断法》以专章形式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创立了反垄断立法史上较为独特的模式。这不仅是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立法选择，也是经济民主制度走向更加健全的必要法治保障。
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 行政性垄断的主体被规定为是“政府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行政性垄断的行为是上述主体“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其中既包含具体的行政行为，也包括抽象的行政行为。行政性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政府通过滥用行政权力，以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发布信息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经营活动；采取与本地经营者不平等待遇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强制经营者从事本法所规定的垄断行为。《反垄断法》重点列举的行政性垄断以地方保护为最甚。这种行为大多是通过政府制定和发布不公平的文件实施的。地方政府采取贸易壁垒阻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进行竞争。以行政权力分割市场、设置障碍，利用税收、价格、信贷、工商管制、质量监督等行政手段，对商品流通的地域、资金、技术、人员的流动和企业跨地区联合进行限制。政府行政权力大量进入市场层面，使得原本并不利于企业自主经营的行政干预，这时却成了本地企业的保护神。政府机关以合法拥有的投资权、资源权、财政权限制外地经营者的活动，使其支持的企业得以垄断经营，并获取高额利润。 这种行政性垄断给社会经济秩序和消费者带来的损害与市场垄断没有什么两样。
由此可见，《反垄断》法上规定的行政性垄断其实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行为，而是一种与地区或部门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的、带有行政性质的市场行为。只要仔细观察我们身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的现象就可看到，凡是行政性垄断肆虐的地方和部门，就一定存在政府庇护下的利益集团私利的膨胀，否则就不会存在行政性垄断。 某市旧车回收市场垄断的案例就是典型。 行政性垄断表面上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但公权力的行使带有明显的经济目的，为了实现一定利益团体(地方或部门)的私有利益，政府的行政权力超越了其应有的界限，向市场进行行政性垄断实质上是政府不当干预市场经济的典型表现，是为了一定的私利而动用公权的一种异化的行政行为。从本质上讲，行政性垄断是一种公权力与私权利结合谋取不当利益的反竞争行为，它肇始于私权获取垄断利益的需要，却借助了公权的力量得以实现。在“形式合法”、“程序正当”的掩盖下所出台的具有限制竞争和排除竞争效力的政府法规、行政命令或措施，使市场竞争机制受到了远比经济性垄断更甚的损害，对于这些看似行政，又非行政的垄断行为，人们没有理由不怀疑隐藏其形式背后的真实目的。
上述情况表明，政府行政行为已深深渗透到市场经济领域，这种行政行为不能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予以制止，但又非依靠市场竞争的机制可以自行消除。正由于它兼有公权力和市场力量的双重性能，才必须要以维护市场竞争机制为宗旨的法律——现代竞争法对其进行规制才最为有效，也具实际意义。
二、《反垄断法》规制行政性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
曾经有人主张，行政性垄断只是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特有的现象，以此质疑《反垄断法》规定“行政性垄断”的必要性。以笔者的研究表明，政府公权力和市场力量在限制竞争方面相互结合的现象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所共有的。即使是市场经济相当成熟的国家，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公权力与私权利结合产生的政府限制竞争行为(即我们所说的行政性垄断)。日本在地方建筑项目的招投标中频频出现政府指定招标，或者政府与某些投标者勾结的事件，遭到公平交易委员会(JFTC)的制裁已经不是偶尔的现象。由于政府官员的行为被认为构成了“在操纵投标过程中的限制或防止行为”定义下的操纵投标行为，JFTC要求市长依据《独占禁止法》的规定，采取必要措施来确定并防止所涉限制竞争的行为。 美国在反托拉斯法诉讼中概括了公权力和市场力量结合限制竞争的几种类型，如：私人引诱政府作出的限制竞争的行为、政府部门制定限制竞争的政策和制度的行为以及经政府批准同意的由私人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它们都被纳入了反托拉斯法的规制范围。 欧共体对政府权力滥用的规制更加凸显，在《欧盟竞争法(罗马条约)》第86条中，规定成员国不得对其国有企业以及其他享有特权或者专有权的企业采取背离欧共体条约，特别是背离欧共体竞争政策的任何措施。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公权力和私人垄断结合的垄断行为更是受到密切的关注，私人企业游说政府通过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的政策就是这种权力结合的典型， 国际社会出现以竞争法律约束滥用政府权力和私人权利结合限制竞争的发展趋势。 在WTO谈判中对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建立竞争规则的提议，正是对这种趋势的回应。
反对行政性垄断之所以是世界性的共同话题，其原因在于现代国家职能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政府失灵”——政府不当干预经济。虽然在“市场失灵”之后，人们看到政府可以成为调节经济的力量，但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变造成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直接导致行政权力有机会进入市场。一旦政府的公权力普遍且深度介入市场时，政府(或其授权的组织)就有足够的能力去夸大和促进与它有着利益关系的经济单位的发展。 这就“潜在地存在着严重扰乱经济生活和扭曲资源配置的可能性，造成市场经济的效率降低”。 正如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选民总是把选票投给能为他们带来最大预期利益的人”。 因为他们懂得，获得政府的政策援助要比得到某些直接的经济支持更为重要。因此，不管在哪个国家，经营者都具有这种向政府靠拢的意愿和实践。同时由于政府决策者与市场决策者一样，也是由“理性人”组成的经济人，政府官员同样会运用他们的权力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经济学理论看来，政府的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那种把政府及其官员视为完美无缺的假设是错误的，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向利益集团靠拢的倾向也十分明显。当双方的利益互相吸引并达成一致时，就会出现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地方保护主义等行政性垄断现象。表面上看，政府通过某些形式合法的“法令”等促进某些地区(或行业)企业的发展，但“实际上可以将它看作是政府官员和私人团体之间达成的限制竞争的协议”。
与我国相似的经济转型国家普遍把行政性垄断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其根本原因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把这种公权与私权结合的垄断方式规定进去，直接明确行政主体滥用公权力限制市场竞争的法律，
而不必仅因关注行政行为程序和形式的合法性导致难以确定其限制竞争性质的违法性， 这是具有时代性意义的必然选择，绝非权宜之计。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匈牙利、乌克兰等国家的《反垄断法》中把联邦政府和部门都纳入了法律规制的范围，表明了这不仅是深化体制改革的需要，更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需要。正如著名竞争法专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FOX教授所评价的，反垄断法规制行政性垄断体现了法律发展的趋势，中国规制行政性垄断的立法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反垄断法。
我们的结论就是：只要一个国家的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就有可能存在政府失灵。而当这种“政府失败”与“市场失败”一样严重影响市场的竞争秩序时， 政府机关、国有企业以及各种授权承担管理职能的公共组织就应当顺理成章地成为竞争法的调整对象。 这是政府干预经济造成的行政行为经济化对法制的客观需求。在政府干预和市场运行之间砌起一道防火墙是必不可少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规制行政性垄断，事实证明，反垄断法是规制行政性垄断的有效途径。 因此，中国在《反垄断法》中专章规制行政性垄断无疑是必然的选择，从而也是一种明智和正确的选择。
三、有效规制行政性垄断的制度诉求
由于立法传统和国情不同，各国对行政性垄断采取的规制方式也不同。可分为“统一规制型”和“分别规制型”。前者并不区分行政性垄断与其他垄断之间的差异，一并适用反垄断法，因为他们认为政府的限制竞争措施和私人限制竞争措施在性质和后果上完全一样；后者设定专门章节或条款，单独规制行政性垄断。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几乎一致地采用后者，这表明在这些国家由于体制的原因，在现有宪法与行政法律框架内尚不足以有效约束行政权力在经济领域中的扩张而引起的限制市场竞争行为，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成为共同而迫切的任务。把行政性垄断单独列出进行规制，是因为它是实现经济转型、建立市场竞争机制的最大障碍， 有理由在《反垄断法》中设计直接对应的条款，以该行为对市场竞争造成的实质性影响为标准来判断该行政行为的性质，从而对限制竞争的政府行为(包括政府文件)进行审查和处理。竞争法要比以“授权和控权”为核心的行政法律更加有效地判断行政权力是正当行使抑或滥用。毫无疑问，通过分别立法规制行政权力滥用的模式对中国反行政性垄断具有重要意义。把《反垄断法》作为反行政性垄断最直接的制度依托，通过对权利义务、法律责任、诉讼程序、赔偿制度等设计，激励社会公众抵抗行政权力不当进入市场的热情，有效遏制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如美国著名竞争法学者艾琳娜教授认为，“当制订者对限制行政权力滥用的规则应该放在法律体系中的什么位置不很确定的话，那么将该条款放在反垄断法中可能是最有效的做法”。
要有效实施《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在制定实施细则和未来的执法和司法中还存在需要弥补和完善的地方。
(一)关于确定行政性垄断的适用范围
《反垄断法》规定了两类主体适用行政性垄断：一是行政机关；二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但是从中国社会经济的实践来看，实施行政性垄断的主体似乎还要复杂些。
第一，自然垄断行业与行政垄断的关系。《反垄断法》规定了“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可以得到豁免；同时，法律又规定了该等企业“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国家对其经营活动进行监管”。 众所周知，自然垄断行业大多属于上述豁免范围，而且普遍政企不分。国家的行业监管部门监管并不奏效。不仅因为监管者与经营者存在着直接的利益关系，还因为市场化的改革使得它们比私人企业具有更强烈的垄断趋势。这里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垄断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当垄断行为发生时，是实施豁免还是作为行政性垄断处理?是由监管部门处理还是由反垄断执法部门处理?如果是共同管辖，又以哪个为主?这些在未来法律实施中需要进一步明确。
第二，行业协会与行政垄断的关系。《反垄断法》规定“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本章禁止的垄断行为”，可见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的负面功能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但目前大部分行业协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国家职能部门的延伸或其组成部分。行业协会大多采用“内部决议”、“不服从将受行业处罚”的方式实施统一行为，对成员企业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这种与行政性垄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性质，实际上应当列入行政性垄断的主体，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不能“滥用行政权力，强制经营
者从事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的名义对之加以规制，有利于预防行业协会组织限制竞争行为的发生。
(二)关于行政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
《反垄断法》第51条规定，违法者将被上级机关责令改正这种行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显然，这仅仅是在行政系统内的自我监督责任形态，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的经验表明了这种责任形态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采用更加有效的责任形式。
首先，当行政机构对经济活动实施了不当干预时，应当借鉴俄罗斯的经验，赋予反垄断法执法机构有直接提起诉讼的权力，通过司法纠正行政行为。尤其是对于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撤销更为重要， 因为行政垄断“赋予”某些经营者的“市场地位”是通过行政程序进行的，具有永久(至少是长久)性和不可替代性。它无法随市场机制的成熟而消除。因此，必须在行政性垄断诉讼中，通过司法审查制度加以消除，才能有效制止和防范。
其次，处罚依靠行政性垄断获益的经营者。设定对“受益者”的罚没违法所得和行政罚款的责任， 有利于使那些已经或者企图依傍行政权力的庇护或指定交易进行不公平交易，从而获取高额利润的经营者受到足够的阻却，起到制止行政性垄断的效果。
再次，建立受害者的民事赔偿制度。依照《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实施细则可以当然的解释为该条适用于行政权力滥用限制竞争的行为。如果可以这么解释的话，消费者和被排挤的生产者就有动力去检举违法行为并且诉诸《反垄断法》的保护，这会大大提高救济的效率。
(三)关于《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处罚建议权
《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行为规定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处罚建议权，“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但反垄断执法机构如何运用权力来鉴别认定对市场竞争进行排除和限制的违法行政行为需要明确。在界定限制竞争后果时，建议应根据受惠方与受害方(即获得行政庇护的行业企业与受到排挤的行业企业)之间的损益关系进行确定。对限制竞争后果的消除方式应以撤销行政规定为主。
四、结束语
《反垄断法》的颁布，为规制行政垄断提供了明确的界限和可行的手段，但是，《反垄断法》实施的任务相当繁重。要有效实施这一法律，尚需建立一系列配套的制度。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是需要加强的：一是对于政府行政行为的事前检查审议制度，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运用竞争法原则作为工具，对政府文件和产业政策等进行审查的经验值得借鉴；另一个就是竞争文化的建设与普及，努力培育政府和企业公平竞争的理念，消除经济特权。如果缺失对行政垄断加以约束和制裁的社会文化认同，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是不会有效的。
Ⅳ 行政垄断主要包括什么经济法多选答案产品质量发生损害赔偿
（1）行抄政责任：责令停止违法行袭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限期恢复原状等形式；（2）民事责任：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最主要）；（3）刑事责任：要注意《反垄断法》本身未对垄断行为规定刑事责任，仅对阻碍、拒绝反垄断执法机构审查、调查行为以及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泄露执法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两种，规定了刑事责任。
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1）.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
（2）.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3）.没有正当理由、以间接方式拒绝交易
（4）.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
进行交易
（5）.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6）.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
（7）.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Ⅵ 为什么地方封锁行为又叫行政垄断行为
经济体制改革是规制行政性垄断行为的动因之一，法律制度的完善是解决行政性垄断行为的重要措施，行政性垄断行为的最终解决还要依托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完成。
行政性垄断行为在我国《反垄断法》中被称为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其中“滥用行政权力”是指该行为既不属于政府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而进行的正常经济管理活动，也不属于政府为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而采取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排除、限制竞争”则是这种滥用行为的后果。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与我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竞争法的产生与发展进程同步。经济体制改革是规制行政性垄断行为的动因之一，法律制度的完善是解决行政性垄断行为的重要措施，行政性垄断行为的最终解决还要依托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完成。
一、以政策、文件为主规范行政性垄断行为的调整阶段（1978~1992）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1978年到1984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局部试验阶段；1984年到1992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探索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使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利益，而这个独立利益的出现使地方政府有了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初的动机。例如，我国在财政体制上实行了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扩大了地方和行业的行政权力，本地区、本部门企业经营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地方财政收入的高低。当本地区的企业竞争乏力，经济效益下降，政府和部门往往不是用市场的手段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而是用行政命令，排斥、限制、阻碍外地或者部门外企业的进入。这种地方部门利益强化带来的追求本地本部门利益的欲望，是产生行政垄断，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动力。
由于行政性垄断行为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国务院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1980年7月1日）就作出了“要尊重企业的自主权，不要搞不合理的行政干预”的规定。而《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1980年10月7日）更是首次提出了反垄断特别是反对行政垄断的任务，认为开展竞争必须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在此以后，国务院以不同的形式颁布了一系列反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法规和文件。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1984年12月3日）反对权力经商。再如，国务院《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1990年11月10日）也明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应自觉制止和纠正地区封锁的错误做法，集中力量抓好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本通知发布后仍继续搞地区封锁的，要追究有关领导者的责任。”
在这一阶段，尽管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已经开始初步形成，但主要是通过通知和规定的方式来反对地方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由于这些法律文件的效力层次绝大多数较低，欠缺应有的权威性，没有提升到法律的高度，也没有具体的关于法律责任条款，在适用中可操作性很差。因此，尽管国务院在这个阶段多次下达文件，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可是行政性垄断行为在我国仍很普遍。
二、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规范行政性垄断行为阶段（1993~2007）
1993年到2001年是我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以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2002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则进入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我国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大力推进法治建设的步伐。在1993年到2007年这一时期，国家制定了大量的与规制行政性垄断行为有关的法律、法规。为了推行依法行政，先后出台了国家赔偿法（1994年）、行政处罚法（1996年），行政复议法（1999年）、行政许可法（2003年）等；为了对特定领域的行政性垄断行为进行规制，出台了《招标投标法》（2000年）、《药品管理法》（2001年）等。特别是1993年出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和第30条把行政垄断行为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专门规定，《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2001年4月21日）也明确禁止典型的地区封锁行为，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2001年7月16日）规定要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在这个阶段，我国形成了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配合，对行政性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的格局，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也由政策调整阶段过渡到法律调整阶段。
我国这一阶段的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上述规则零散在众多的《暂行规定》、《决定》、《通知》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没有形成一个专门和完整的法律制度，甚至有些规定仅仅是表达了政府的一种意向，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定，法律适用中没有可操作性。在这一时期，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就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对于如何规制行政性垄断行为问题争议颇多，几经反复。
三、以《反垄断法》为主规范行政性垄断行为阶段（2007~）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要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第6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并具体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2007年，我国《反垄断法》的出台则标志着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进入到新的阶段，《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行为以专章的形式对行政性垄断行为进行具体列举并禁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尽管我国《反垄断法》关于行政性垄断行为的处理模式问题，一直是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的。例如有观点认为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根本没有必要规定在《反垄断法》中，因为这不是《反垄断法》能够解决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当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力消除或限制竞争时，《反垄断法》应将其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看待；还有学者认为《反垄断法》设计的行政性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没有威慑性和实质作用，是立法的一种妥协。但无论如何，我国《反垄断法》以专章的形式对行政性垄断行为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已经从目的、原则、具体行为表现和法律责任等方面构建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我国《反垄断法》实施后，作为行政性垄断行为的执法机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又制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程序规定》（2009年7月1日施行），使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日渐完善。当然，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本身和实施还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
四、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演进历程的几点启示
第一，行政性垄断行为的产生及规制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的研究要有宏观的视角。行政性垄断行为是计划经济之后政府部门仍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市场的表现，是计划经济的一种残留形式。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管理体制在建成和完善之中，计划经济中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做法也不能完全消失。尽管我国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性质和意识形态刚性，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能没有完全厘清，地方政府应该干什么，怎么干不太明确。政府决策中，传统计划经济管理方式比较普遍。政府常常越位，替代市场，干预市场微观主体决策。因为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没有准确的定位，而地方政府又不可能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利，反而会利用这种模糊性强化已有的权利。错位的权利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下，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性垄断行为就不可避免。因此，与其将行政垄断归为垄断问题,毋宁归为体制问题，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严格说来还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加以解决。当前我国《反垄断法》
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禁止既是国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手段，也是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催化剂，而政治体制改革对政府管制的遏制，则可以减少行政垄断产生的基础。
第二，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的完善从某个角度使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互动性与协调性。行政性垄断行为是“行政权的滥用”，行政法对其必然会加以治理与防范，同时，行政性垄断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对公平、自由竞争的限制和消除，也必然受到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的经济法的规制。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与互动对于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行政性垄断行为在实施中经常会通过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机关或经济行业部门行政管理机关发布的或明或暗的自上而下的在一定区域内或在一定行业部门内有约束力的经济命令的方式而实现，这种具有制度性垄断特征的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阻碍竞争的抽象行政行为虽在《反垄断法》中受到禁止，但是如何对这种抽象行政行为进行规范还有赖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在法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的联系日渐紧密的今天，法学领域里各个学科一定会呈现出互动甚至融合的趋势，某一个法律部门是否独立，或某一个行为归属哪一个学科调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应该是规制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事实上，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需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互动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这种互动也当然还包括经济法与宪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的互动。只是由于行政法与经济法在调整对象等问题上长期存在的争执，其互动性反而往往容易被忽略，而对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的梳理和构建则明显地表明这两个学科的互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第三，行政性垄断行为的根除不是《反垄断法》一部法律所能完成的任务。行政性垄断行为的成因非常复杂，与财政管理体制、政府职能定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干部人事制度和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密切相关。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规制是从维护竞争的视角展开的，其规制本身并不排斥甚至需要其他法律和其它调控手段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规制。根治行政性垄断行为这一顽疾,需要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各个相关部门法的综合运用,是宪法、行政法、经济法以及诉讼法的共同任务和共同课题。只有树立一个综合的法律治理理念,破除用单一方法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才可能最终消除行政性垄断行为。因此，对于行政性垄断行为的规制不是《反垄断法》一部法律的出台和实施就能解决的。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在《反垄断法》出台后仍然面临许多挑战，这些挑战可能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而新出现的，也可能是原来一直存在而仍未解决的。例如，无论试图通过行政诉讼还是反垄断诉讼来制止行政性垄断行为，都面临着如何设计行政性垄断行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我国现有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规制方法是沿袭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但责令改正和行政处分两种方法明显过于简略和无力，基本未起到威慑违法者的作用，实施效果不容乐观。而依据《国家赔偿法》和《反垄断法》第50条，受害人的民事赔偿制度是否能够构建起来，依据《行政诉讼法》和《反垄断法》，经营者能否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等都还是待定的问题。这些挑战的存在意味着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制度虽然已经历经了漫长的三十多年历程，但是我国法律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规制仍是任重而道远。
Ⅶ 行政垄断的概念和特征
“行政垄断”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
在标准经济学中，只有两个术语，一个是“政府垄断”，一个是“政府授予垄断”。前者是政府直接行使垄断权力（比如酒类专卖、烟草专卖），后者是政府将垄断经营权授予某一个企业。
中国所说的“行政垄断”实际上就是包括了经济学的“政府垄断”和“政府授予垄断”。
“行政垄断”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位经济学者在讨论社会经济现象的时候，使用了“行政垄断”的概念。后来法学界一些学者感觉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垄断，于是借用了行政垄断的概念，将行业壁垒、地区壁垒、政府限制交易或者强制交易、政府专有交易看作是行政垄断。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必然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宪政体制不同，各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行业壁垒、地区壁垒、政府限制交易的情形。解决这些问题主要依靠完善民主宪政体制，通过建立更加有序合理的宪政关系，解决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乃至不同部门之间的贸易障碍问题。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之前，美国各个州的商事法律规则并不一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朝野设立了一系列商事法律规则统一机构，通过起草并且向美国各个州推销统一的商法典，来消除贸易规则障碍。换句话说，美国联邦国会并不因为各州存在着阻碍贸易发展的不同规则，便用反垄断法（或者反托拉斯法）来代替各个州的商业规则。各州都有权根据联邦宪法的规定制定贸易规则，不能因为各个地方制定不同的贸易规则，而是适用反垄断法加以制裁。
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法律的制定权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各个地方机关无权制定民商事基本规则，更无权阻碍全国各地货物的流通。如果地方部门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阻碍商品流通，那么只能有一种解释：地方权力机关已经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对地方部门的违法行为，完全可以按照现行法加以制裁，没有必要在《反垄断法》中具体作出规定。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政府机关合法垄断现象。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政企合一的体制下特殊产品或者服务专营、专卖行为，譬如邮政局的邮政专营行为、烟草专卖局的烟草专卖行为等，这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变化。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修改专门法，譬如《邮政法》、《烟草专卖法》等来加以解决。
第二，国务院各部委机构改革后，设立的行政性控股公司。这一类公司的设立具有历史特殊性。事实证明，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之后，这类公司应当尽快改造，要么变成行业协会，成为真正的民间组织；要么成为真正的集团控股公司，承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责任。
第三，国务院各部委设立的传统国有公司。这类公司往往具有特定的经营范围，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公司由于缺乏垄断经营的法律依据，所以绝大部分成为了真正的市场主体。只要这些公司不利用行政权力参与市场竞争，那么就应当允许它们继续存在。
第四，地方权力机关为了发展特色经济，促进某些产业或者某个企业的发展，利用红头文件的方式，限制外地产品进入，或者阻止本地企业实行跨区域的联合。对这类现象，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今后只要行政机关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地方部门限制竞争行为加以处理，就可以减少甚至避免此类现象发生。
第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特有经济现象。由于国务院将主要国有公司归并之后，统统交给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所以，国资委拥有资产调拨、企业撤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重大权利。将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的行为看作是一种行政垄断，似乎有些牵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资人，当然可以行使股东的一切权利。但如果不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权利加以限制，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新的行政性公司，破坏市场竞争秩序。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制定《国有资产法》，明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地位，削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拨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的监事会，在全国人大授权的范围内，依法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管理
Ⅷ 所有的垄断行为都是违法的吗
不一定，要看情况而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条 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
（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定正当性，这些协协则不受反垄断法禁止。所谓法定正当性，是指符合法律规定的豁免情形。根据我国《反垄断法》规定，具有法定正当性的情形有：
(1)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
(2)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
(3)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
(4)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
(5)因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
(6)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
(7)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上述(1)～(5)种情形，经营者还应当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才能够满足法定正当性要求。
(8)行政垄断法律责任扩展阅读
国家对垄断行为的控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九条 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研究拟订有关竞争政策；
（二）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发布评估报告；
（三）制定、发布反垄断指南；
（四）协调反垄断行政执法工作；
（五）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组成和工作规则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条 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以下统称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
Ⅸ 行政性垄断具有哪些特征
首先,从行为主体看,行政性垄断行为的实施者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而非市场中的经营者或竞争主体.这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的一种具体表现.由于政府机关与一般经营者相比具有特殊的地位与职能,从而决定了其对竞争的限制与妨碍是严重的,而对其进行调整与规制又是有难度的.这就需要在对行政性垄断进行法律调整时,应结合我国国情,针对其主体特点,进行立法创新,采取与制止经济性垄断不同的规制办法,以实现对行政性垄断的有效治理.
其次,从形成原因及对竞争的作用情况看,行政性垄断是行为主体通过行政手段将行政管理权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经济竞争活动而产生的,它的优势来源是行政权力,而非经济性因素.经济性垄断则是由市场主体通过参与市场竞争,运用各种竞争策略与手段,获取市场力量的集中与经济能力的增长而形成的,它是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其整个形成过程中,主体内部的经济性优势起着决定性作用,包括规模经济优势、专利技术优势、产品差异优势、售后服务体系优势等.一般来说,其在达到非法垄断之前,多是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去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经历优胜劣汰的考验,逐步在市场中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这一形成过程本身充满了以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合理因素,即使在达到垄断之后,也难说就当然的不合理,只是当着主体滥用优势地位限制竞争的正常进行时,法律才予以规制.而行政性垄断则完全不同,它始终是由非经济性的行政权力发挥作用的,其作用的经济主体往往达不到规模优势的水平,技术、设备也未必先进,经营的又多是缺乏替代品的产品,于是,就会形成这样一种状况：即这些主体本身的经营状况很可能是低效和落后的,而却又凭借行政垄断获取丰厚的利润.这一状况清楚地反映出行政性垄断对竞争过程的扭曲和对竞争结果的破坏.
第三,从危害结果看,行政性垄断除具有经济性垄断所造成的诸如限制、破坏公平竞争,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经营管理低效率、动态技术低效率等损害后果外,还使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则屈从于行政干预,丧失其协调生产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体经济效益的调节功能,人为设置市场壁垒,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并助长行业不正之风,增加干部以权谋私的空间,诱发腐败,引起人们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隐患与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