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基本原则有法律效力吗

A. 税收基本制度是绝对保留还是相对保留

策略一：履行税收法定原则依照法律规定纳税税收法定原则，是指由立法者决定全部税收问题的税法基本原则。凡是开证新税，都要通过全国人大制定法律。即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作前提，政府则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征税主体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征税，纳税主体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纳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号第八条第六项明确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的基本原则，以对征税权力的限制为内核，用来约束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行为，其本质是维护纳税人的利益。从理论上说，税务机关发起纳税调整必须在税收法定的框架内进行，其具体实施必须要有税法上的明确规定并符合相关的程序要求。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没有明确的税法依据，税务机关无权进行纳税调整。_策略二：遵守税收公平原则避免税收差别待遇税收公平原则，是指纳税人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应被给予同等对待，也即是所谓的同等税收待遇问题。其核心理念为条件相同的人纳相同的税，条件不同的人纳不同的税，税制的设计与税收的课征要有助于国民收入分配的最优化，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达到公平、合理的状态。基于税收公平的考量，在纳税调整时，税务机关面对企业不能区别待遇，要一视同仁。在税收征纳关系中，由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以及纳税人维护权利的要求，要求税务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遵守税收公平原则，相同情况相同对待。“独立交易原则”如何判断，“合理商业目的”如何适用，“滥用税收协定”、“滥用公司组织形式”如何界定等等，此类模糊且带有不确定性而又与纳税人利益切身相关的条款，在具体实践中，更多的需要税务机关自由裁量。而税务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若对处于统一状况下的不同纳税人，适用不同的口径和标准，就违反了税收公平原则。_策略三：遵循税收中性原则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税收中性原则，是指政府课税不能扭曲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其实践意义在于尽量减少税收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有效地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使市场机制和税收机制达到最优结合。税收中性原则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强调税收中性，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市场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税收应尽量保持中性。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取得节税的经济利益的活动，在符合法律及税收法规的前提下，纳税人有权安排自己的商业活动，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税务机关在进行纳税调整时，应当遵循税收中性原则，尊重纳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_策略四：涉税事项没有定性处理应秉持审慎性原则审慎性原则，是指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应当合理预计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而不应预计可能发生的收入和过高估计资产的价值。如某一经济业务有多种处理方法可供选择时，应采取不导致夸大资产、虚增利润的方法。凡是税收法律、法规、规章没有明确的涉税经济事项，一般都会引起基层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在认识上的分歧，执行中的争议。因此，在处理此类涉税事项过程中，不论是依从上述哪类法则、原则、精神处理，凡涉及缴纳税款的，在定性处理处罚及加收滞纳金等程序中宜恰当处理。建立税收政策确定性制度，增强税收政策的统一性、权威性、确定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便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准确理解、正确适用。_策略五：税收政策没有明确规定遵循税法理念处理无论会计如何处理，税务处理要遵循税收法律、法规，纳税人若按照会计政策进行税务处理，无疑将导致税务风险。很多税收政策没有明确的事项，纳税人感到束手无策，税务处理应当遵循税法的原则。只要明晰税法的原则，这些没有明确的事项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如收入确认来说，税法的原则是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因此企业取得的各种收入都要计入收入总额，而不论是什么收入。再如税前扣除来说，税法的原则是《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明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有关的支出，是指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因此，与企业取得的收入无关的各项支出，不符合税法的原则，不能在税前扣除。_策略六：税法规定不明确暂按企业财务会计规定计算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做好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10〕148号）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精神，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所得税时，企业财务、会计处理办法与税法规定不一致的，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算。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不明确的，在没有明确规定之前，暂按企业财务、会计规定计算。“税法没有明确规定时遵循财会处理”原则应有前提条件，即当经济事项面临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不明确，而遵循财会制度处理时，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该财会处理规定不能违反税法的基本原则。如果违反税法的基本原则，“税法没有明确规定时遵循财会处理”原则是不适用的。_策略七：涉税事项不确定提交税务机关裁定事先裁定，就是税务机关就纳税人所提交的待定事项该如何适用税法所进行的解释。通俗地说，事先裁定就是一种制度化的政策解读，类似于我国常见的国家税务总局对下级税务机关的政策批复，只不过事先裁定的行文对象不是税务机关，而是企业，其法律地位相当于规范性文件。一般来说，事先裁定由一个国家的最高税务当局做出。事先裁定制度是一项防范企业税务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事先裁定带给纳税人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税收政策适用的确定性。在税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不明确的情况下，主要是参照税务机关要求或参考税务人员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税务人员意见容易左右税收征管实践。很多人认为交税不取决于法律，而取决于与税务机关谈判，这与征管体制的落后相关。因此，纳税人对税法不明确的问题，可以提交税务机关裁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撰写专题报告，求得明确书面回复。有些企业的涉税事项，在现有税收法律规范内找不到适用依据的情况下，或者现有税收法律中的某些规定存在歧义时，企业如何适用税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税务人员的裁定。如果今后实施事先裁定制度，完全可以规避企业适用税收政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税务风险。_策略八：税法没有明确规定参照其他法律规章解释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成为我国税收法律渊源的主体民法。1.税法借用了民法的概念。2.税法借用了民法的规则。3.税法借用了民法的原则。行政法、刑法这些规定都不是直接的税务规定，但对于相关问题具有解析、证明作用。或者其他部门的法律法规作为权威的解释，跟税务机关沟通，以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所附送的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开发间接费用的凭证或资料不符合清算要求或不实的，地方税务机关可参照当地建设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建安造价定额资料，结合房屋结构、用途、区位等因素，核定上述四项开发成本的单位面积金额标准，并据以计算扣除。具体核定方法由省税务机关确定。_策略九：国家税务法规没有明确借鉴地方税务法规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可能会遇到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税务机关在判断处理时作出的决定可能对企业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利用其他地方税务机关的解释，各省市地方税务法规，一般是对国家税务政策具体化，或解释明确、或补充规定、或制定标准、或完善延伸，整体上与国家的法律法规不相抵触，因此，地方税务法规的解释可以供其他地区参考执行。_策略十：新税法规定不明确参照旧税法执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虽然已经颁发了200多个规范性文件，但是相对于形式各样的经济业务而言，还是有许多经济业务没有所得税规范性文件来明确。在新旧企业所得税法规适用问题方面，如果有些经济业务出现税法没有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况，应当可以参考旧税法的企业所得税政策规定处理。即旧法和新法不一致的，依新法；新法没有明确的，依旧法。因为税法上一般不可能出现真空，如果新法没有提到的，则参照旧法。因此，在新税法没有明确规定时，可以参照旧税法的解释执行。_策略十一：涉税争议问题引入调解法则恰当处理《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1号，首次将司法程序中的“和解、调解”法则引入涉税争议问题的处理，属于可调解范围且税收法规解释没有明确的引入“调解”法则恰当处理，和解、调解法则不失为基层税务机关解决税法不明确情况下涉税争议的有效方法。第86条规定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以前可以达成和解，行政复议机关也可以调解。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核定税额、确定应税所得率、行政赔偿、行政奖励等。第87条规定达成和解的，应当向行政复议机构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和解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准许。第90条规定行政复议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申请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申请行政复议。_策略十二：保持与税务机关有效沟通化解税企争议政策确定性沟通是纳税人的法定权利，税企之间的税收政策的确定性沟通，无疑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最佳路径。企业之所以会面临税务风险，关键在于一些涉税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税收政策适用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的不利影响非常大。同样的一个税收政策，税务机关和企业的理解和实操可能是不一致的，不同地区的税务机关的解读也可能存在分歧，即便在同一个税务机关内部，不同税务人员的意见也可能不一致。税务机关执法人员，在税法没有规定或者税收法律规定比较模糊的灰色地带拥有一定的自动裁量权。正是如此，在税收征纳过程中，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经常会对税务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有效性或适当性产生认识上的分歧，由此引发纳税争议。这种争议既涉及税务行政行为的有效性，同时又关系到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寻求适当、有效的方式解决税务争议。企业一定要重视与当地税务部门处理好关系，这将会给企业节省不少的纳税成本。特别是在出现税企争议时，尽量寻找与当地税务机关的协商解决渠道，低成本解决争议。这就要求企业在平常的税务管理过程中，要注重与当地税务机关处理好关系，建立和谐的税企关系。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八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
（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
（八）民事基本制度；
（九）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十）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一）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B. 税收法律的税收法律的原则

1．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最基本的原则，它是税法三大基本原则中最基本的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可概括为：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税法主体及其权利和义务都必须由法律予以确认；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这是世界各国税法普遍遵从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包括两个基本要素：
第一是征税必须立法；
第二是纳税也必须立法。
所谓征税必须立法是指国家征税机关，即税法中的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如税法没有规定的，国家不能随意进行课税、征税。《税收征管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所谓纳税也必须立法是指纳税人，即税法中的纳税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负有纳税义务，法律没有规定的，纳税人不负担纳税义务。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其实质是所有税收法律行为，不论征税主体还是纳税主体的行为都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强调税收法定原则是最基本的税法原则的意义就在于告诫任何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都必须依法作为和不作为，而其他任何行政规定都不得与此相抵触。
税收法定原则是规范和调整税收法律行为和税收法律关系的最高准则，它不仅约束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同时对所有税收法律行为及其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均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对税法的解释、漏洞补充、溯及既往等方面。首先，对税法解释的约束作用。约束税法解释是指对税法规范的内容、含义、术语、立法意图及税法解释除要遵守解释的一般规则外，还要受税收法定原则的制约。目前大多税法解释的主体，是税务部门等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由执法机关作法律解释是要受到严格法定原则约束的，如果允许执法机关对税法解释超越法律文本，就会与税收法定原则相违背。从解释的法律效力看，不同主体解释的效力是不同的，行政机关的解释属于行政解释，而行政解释不能代表立法机关的解释，只是行政机关对税法的理解，这种解释只对行政机关内部发挥效力，不能直接约束纳税人，否则违背了法定原则。只有当行政机关被授权，并且解释准确无误的条件下，行政机关的税法解释才能代表立法机关，才有对外的法律效力。其次，对税法漏洞补充的监督作用。税法漏洞是指税法无法承载立法意图，导致某种行为应该规定而没有规定的情况。一般情况下，纳税人的行为都受法律主义的指导，为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和可预测性，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禁止税法漏洞补充行为。因为如果允许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随意进行税法漏洞补充则无疑等于变相地授予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创制法律的权力，这是税收法定原则决不允许的。因此，除了制定行政法规的国务院以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充其量只能拥有授权条件下的税法解释权，而不能拥有税法漏洞补充权。最后，对税法溯及既往的限定作用。溯及既往是法律上有关法律时效与适用的概念，属于程序(技术)法范畴。法律上的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内涵是，一项新颁布的税法在时间上的效力，原则上仅能支配其施行后所发生的税收法律事实和行为，而不得追及以往的事实与行为。而溯及既往原则与之正好相反。税法能否溯及既往对纳税人利益影响巨大，一般情况，人们希望不利于纳税人的税法不能溯及既往，而有利于纳税人的税法则可以溯及既往。由于税收法律规范的性质比较复杂，在确认税法是否溯及既往时应针对不同的法律规范分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在法律实践中“实体从旧、程序从新”是确认溯及性的一个原则，但是，我国税收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界线不清且相互包涵，比如，《税收征管法》中的法律责任属实体法内容，而实体法中的纳税期限、纳税地点又属程序法的内容。如果程序法中的属于实体法内容也“从新”处理，则属于典型的溯及既往，这对纳税人是十分不利的。
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法中适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许多其他具体原则都与其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原则体系中最重要的原则。但是，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单纯一体的法律性质有很大的区别，税法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综合体系，既包括实体法、程序法还包括救济法；既包括税收立法，还包括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等等。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在不同的税法领域其作用与影响力是不同的，也存在适用范围的某种限制。
首先，从宏观角度看，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都有明确的约束力。比如，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立法机关对税法要素(要件)通过立法予以明确规定，授权的立法范围应有严格规定；要求执法机关严格遵从税法规定不能擅自越权和超越程序要求纳税人；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和事实进行判断，没有自由裁量权限等等。但从更深层次分析，还有税收法定原则不能适用的范围。比如，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除依据制定法外还有判例法。并且根据不断变化出现的新的案件会有新判例不断产生。
其次，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看，更适合我国税法实践的是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是我国税法的基础和主体，在这个领域税收法定原则被最大范围、最大限度地运用。而在救济法，特别是税收行政复议和税收行政诉讼等领域，税收法定原则适用的空间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税法体系的不完善，还没有制定出台税收复议与诉讼的独立法律，在司法实践中还要大量依据其他部门法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等。
(1)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
税收法定原则主要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合法性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模拟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而形成的。它的主要内容是任何税收的课征均由法律加以确定，无法律规定政府无权向法人和自然人征税。按照通常的理解，这个原则的实质内容是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问题。
它规定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律保留原则，即有关税收实体方面的一切一般的和基本的事实和要素，均必须由法律规定，而不得授权行政机关加以决定或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授权行政机关和由其自行决定的事项，仅为具体的和个别的事项。
第二，法律优先原则，即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立法的效力，税务行政机关违反法律、超越权限所做的决定一律归于无效；同时执法机关对于违反该原则的税收法规、规章等应拒绝予以适用。
课税要素明确原则是指凡构成课税要素的税收的课赋和征收程序规定的内容，都必须尽量明确，而不能出现歧义，以保证执法机关能够准确地执行税法，纳税人可以预测其税收负担的原则。
确立课税要素明确原则的理论意义在于：
第一，防止税收法律中出现过于一般或意义不明确的条款或概念。如果在税收法律中出现了上述这样的条款或概念，对其法律解释会被滥用，从而导致税收执法中的权力滥用，进而损害纳税人的利益或损害国家的利益。
第二，为防止税收执法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按课税要素法定原则，税收立法权和执法权都是一种法定权力，而行政自由裁量权则是一种“自由”权力，稍有不慎则会滋生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而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所造成的危害，绝不亚于行政违法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在税收立法中应尽可能地使所有概念和条款意义明确，表达清楚，不设置允许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条款。
但是，在税法实践中，上述两种情况又有其存在的客观性。这是因为：
一是，由于汉语文字的丰富多义性、税收立法的现状以及执法者个人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在税收立法中虽可以尽量做到不制定太过一般的条款，但使用一些意义含混不明的概念则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如“偶然所得”、“有正当的理由”等等。因此，在立法实践中，一方面，要尽量地少使用类似概念；另一方面，在对此类概念进行法律解释时，要严格按字面解释方法，不得随意进行扩大解释，更不得随意进行类推。
二是，我国税收立法严重滞后造成税收执法根据不足而影响效率，这使税务机关执法中享有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成为必然的事实。但是，对这种行政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律上规定一定的授权范围、严格的条件和具体事项等等。比如《税收征管法》第27条就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作了明确授权。授权的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时，就外部而言，应受合法性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而不是没有范围、没有边际的裁量；就内部而言，应受到合理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规定授予税务行政机关为实现税收目的而进行的合理判断、选择行为方向的自由，而不是根据利益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更不是任意所为。
合法性原则是指税务机关作为税收债权人及国家的代表，在课税要素充分满足的条件下，以法律所赋予的一切必要手段，必须依法确实有效地履行其职责，使税收债务按照单行税法的税收债务内容，全面、及时、足额地履行其义务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要求，没有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不仅没有自行决定减免税的自由，也没有不收税的自由。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完全受制于法律规定，擅自开征或停征、减免或退补都是违法行为。
依法征税是权力，也是义务。税务机关无权选择纳税人、更不能与纳税人达成任何变更课税要素或征税程序的协定；任何规避或违反税法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行政执法权的过程中，在程序上也必须遵从法律规定，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执法环节或程序。
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主体双方的这种形式上的不平等关系，不是税务机关设定的，而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设定的。同时，国家还会设定一系列特定的法律制度和程序来保障和维护双方、特别是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所以，一旦双方就纳税义务的成立与否、履行方式等发生争议，最后的裁判权应由法院来行使，而不是税务机关，更不是其他机关。
综上所述，税收法定原则包括课税要素、课税要素明确以及合法性3个方面的内容。日本金子宏认为“程序上的保障原则”也是法定原则的主要内容，另外还派生出“禁止溯及立法”和“保护纳税者权利”等内容。
(2)税收法定原则与中国税法实践
我国税收法制建设起步较晚，正处在亟待完善的创制阶段。税收法定原则引起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还不到10年历史。因此，税收法定原则给中国的税法实践留下了太多的缺憾。
第一，税收立法与税收法定原则。
目前，我们已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实体税法体系，但从立法角度看尚存在立法级次低、立法体制混乱、立法权限界定不清、缺乏规范、随意性较大，从而影响了税收法定原则的贯彻与实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宪法中未明确反映与规定税收法定原则。西方国家宪法对税收法定原则几乎都有明确的规定，而我国宪法至今仍未明确规定，除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一句有关税法的含义以外，对政府机关的权力、义务、纳税人的权利等等重大的需要在宪法中确认的基本原则问题均未作规定(特别是涉及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的原则性问题也是法定原则的核心问题均未涉及)。
二是税收立法以行政立法为主，立法结构不合理，权限不规范。如前所述，科学的立法体系应以立法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为主，税收行政立法只有在授权的范畴内、指定的项目上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处于次要地位。然而“就现行16个税种的22项立法等次而言，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有2项，占9.1%；属于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有16项，占72.7%；属财政部颁布的行政规章有4项，占18.2%”这种税收立法结构与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相悖的。
三是税收立法权限缺乏严格界限，致使行政权力过于膨胀。我国行政机关实际立法权极为广泛且缺乏严格的界限规定，如税收实体法除涉外税法外，各税种立法全由国务院完成，而且其中暂行条例中的课税要素又由国务院再授权下放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成。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低级次的具体规定突破较高级次的法律原则，违反授权主体初衷，也为行政机关恣意行使权力提供了合法的空问与便利；另一方面，授权立法不能保证公民平等地参加税收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扩大了执法难度和成本，加大了法律社会化的难度。
第二，税收执法与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实践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严重地侵害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严重地违背了税收法定原则。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执法的随意性。由于现行税法中对课税要素规定不明确，内容简单，可操作性差，实施细则及相应规章，特别是解释性的行政命令庞杂，这势必扩大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为其随意解释、随意减免提供了便利。比如，自立章法，随意变更税收政策，采取有悖税法的措施与办法等等。
二是征税程序的随意性。受民法法系的影响，我国税法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象较为普遍。比如，强调完成税收任务，忽视程序规范，实际上许多涉税纠纷是由于违反程序法而导致的。
第三，税收司法与税收法定原则。
如前所述，税收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因税收司法自身的诸多原因而在该领域的作用大打折扣，加之具体税收司法人员专业素质的差距，使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更受到制约。
综上所述，我国税法实践中普遍忽视税收法定原则的现象已相当严峻。因此，建立合理的税收立法结构、规范立法权限；建立执法约束机制、规范执法行为；完善税务救济法律建设、建立独立的税务司法体系不仅仅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提高依法治国、依法治税从而提高依法执政能力水平的需要，更是建立现代化法制社会与国家的必然趋势。
2．税法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普遍原则，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等几乎所有的社会层面，而不同的层面有其具体的不同内容。比如公平原则在税收经济层面的具体内容主要是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的合理、平等的分配问题；在税收法律层面的具体内容主要是税收权利、义务在征纳双方合理、平等的分配问题。由于税收经济和税收法律密不可分的同一关系，使得公平原则在二者之间很难准确地截然分开。
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税法公平原则就是“税负必须依照国民间的承担税的能力来进行公平的分配，在各种税收法律关系中，必须公平对待每一个国民”。显然，金子宏只注意了公平原则的税收经济层面，即税收负担，而忽视了公平原则的税收法律层面，即税收权利义务的公平分配。
税法上的公平原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税收权利、义务的公平；
二是税收负担的公平。
税收负担公平是内容，税收权利义务公平是手段，换言之，只有税收权利义务的公平，才有税收负担的公平。因此，法律层面的公平原则应从税收权利义务、普遍纳税和量能纳税三个方面来理解。
(1)税收权利(力)义务对等原则。
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常情况下人们关注和强调的是征税主体的权力和纳税主体的义务，其实这是对税收法律关系，特别是对征纳双方权利(力)义务关系的一种误解。只有科学、完整的理解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力)义务关系，才能理解税收权利(力)义务的对等原则。应该从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权力与责任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对等原则。
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是指纳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它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考察：权利义务对等性的质的内涵是指纳税主体承担的义务是以其享有的权利为前提的，即没有权利则没有义务；权利义务对等性的量的内涵是指纳税主体承担义务的数量应与其享受的权利多少相一致，即享有多少权利则承担多少义务。当然这种量的对等性是相对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是绝对的。
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是指征税主体的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性。这种对等性表现为征税主体拥有权力的法定性和对具体执法行为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即一方面征税主体受法律约束，不能超越和滥用征税权力；另一方面征税主体要对自己的具体执法行为负责，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权力与权利的对等是指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法律上的对等性，即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双方地位上的对等。具体表现为执法过程和司法过程中双方权力与权利运用的充分对等，征税主体不得歧视、欺压纳税主体。
(2)普遍纳税原则。
普遍纳税原则是税法公平基本原则的具体原则，普遍是公平的前提，只有普遍才能平等，才能公平。因此，普遍纳税原则又包括普遍原则和平等原则两个方面，前者是质的概念，后者是量的概念。
普遍原则是指税法在对其构成要素及税收管理管辖权进行设定时，应尽量地使社会大多数成员都成为纳税主体。除因国际惯例以及一定的政策目的而有特殊规定之外(例如对使领馆及外交人员、公共及公益性团体事业等的税收豁免)，任何人均须根据税法的规定承担纳税义务并实际履行，不允许有不承担纳税义务的人。
平等原则是指所有纳税人在税法面前都应受到相同的待遇。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纳税人不应因其身份地位等原因而享有某种(或不享有某种)特别优惠的税收(关于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则更不允许)。二是不得实行税收歧视，纳税人不得因其民族、宗教、肤色、出身、语言等而受到特别不利的税收待遇甚至税收歧视待遇。
(3)量能纳税原则。
又称负担能力原则，是指在税收负担上，按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的大小来分担，条件相同的纳税人负担同量的税收；条件不相同的纳税人负担不同量的税收。以实际纳税人负担能力为依据，税法在设定具体的税收标准时，为贯彻公平原则，还必须注意两个重要因素，即税基和税率问题。
税基和税率是税收实体法中两个特定的课税要素，税基的宽窄和税率的高低，对征纳主体双方分配所占份额影响极大。在设置税基和税率时考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问题是各国税法普遍重视的问题，这两个要素的设计除了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以外还要考虑一定时期国家经济运行的状况和宏观经济的运行目标与政策。因此，在设计税基与税率时，纳税人负担能力不是唯一的因素。
3．税法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遵循的原则。不同层面效率的内容不尽相同。比如，在税收经济层面，效率原则对征纳双方来说，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合法途径在降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的同时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征纳双方对税收收益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税收法律层面，效率原则对征纳双方来说，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提高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的运行效率，在降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的同时获得最大的税收经济效益。
经济层面的效率和法律层面的效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联系表现在目的上，都是为降低成本(广义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效益即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二者的区别表现在手段上，经济层面的手段主要是运用合法的经济手段，如合理的税务筹划等等。法律层面的手段主要是提高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的运行时间、运行质量和运行模式等方面。
从税收与税法的实践看，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是一对密不可分的矛盾体。研究二者关系及其政策取向的意义远高于对二者本身的探讨。
(1)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体
公平原则强调量能负担，其结果穷人相对少纳税，富人相对多纳税，从而会影响富人的积极性，最终会影响经济和破坏效率原则；效率原则强调减少干扰，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最终可能拉大贫富差距和破坏公平原则。这是一对不可逆转的矛盾体，处理好这一矛盾对一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具有重要意义。
(2)处理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矛盾的三种选择
从理论上分析，处理公平与效率矛盾有三种选择：
一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二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三是兼顾公平与效率。
第三种选择鱼与熊掌兼得，当然是上上策。但当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法制建设环境相对不完善的条件下，这个选择无疑是“空想社会主义”，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我国现阶段均不具备两者兼得的环境与条件。选择效率优先还是选择公平优先?这是必须做出的选择。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通常情况下，当生产力水平处于相对较低阶段时，为了增加社会财富的绝对总量，需要首先增加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生产力水平，这时一般的选择是“效率优先”；当生产力处于发达阶段，社会财富相对丰富贫富差距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首先调整社会产品在各阶层的分配，这时一般的选择是“公平优先”。
我国现阶段遇到了两难选择：一方面从总体经济实力看，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另一方面目前贫富差距又十分突出(基尼系数已突破0.45)。如果从“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出发，今后一段时期内，应当选择公平优先，以缓解社会矛盾。 税收法律具体原则又称税法适用原则，是税法解释和税收征缴等具体税收部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遵从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具体原则。
1．实质课税原则
实质课税原则是指对于一项税法规范是否适用于某一特定情况，除考虑是否符合税法规定的税收要素外，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尤其要根据是否有利经济发展来判断决定是否征税的原则。实质课税原则主张从实质上考察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在此基础上确认纳税人的税负。实质课税原则在很多国家税法中均有规定，如德国、日本、韩国等等。实质课税原则是适用于税收实体法的具体原则。
2．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要求征纳主体双方在履行各自义务时，要讲求诚实、信用，不得违背对方的合理期待和信任，也不得以许诺错误为由而反悔，故在英美法系中又称为“禁止反言原则”和“禁止反悔原则”。该原则包括道德心理、法律规范和客观事实三个要素。
诚信原则的运用有利保护当事人的信用价值，但该原则的运用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税收行政机关对纳税人提出了构成信赖对象的正式主张；
二是纳税人的信赖值得保护；
三是纳税人已经信赖税务机关的表示并据此已为某种行为。
诚信原则是适用于税收程序法的具体原则。
3．禁止类推适用原则
禁止类推适用原则是指当税法有漏洞时，依据税收法定原则，不允许以类推适用方法来弥补税法漏洞的原则。税法必须保持相对稳定性，不得随意解释和任意扩张或类推，立法的漏洞应由立法机关解决，执法机关不得由类推来解决，否则违背了法定主义基本原则。因此，禁止类推适用原则是适用于税收实体法的具体原则。
4．禁止溯及课税原则
禁止溯及课税原则要求新颁布实施的税收实体法仅对其生效后发生的应税事实或税收法律行为产生效力，而不对其生效之前发生的应税事实或税收法律行为溯及课税。这一原则具有保障纳税主体权益的作用。禁止溯及课税原则是适用于税收程序法的具体原则。

C. 税法的特征

税法是各种税收法规的总称。是税收机关征税和纳税人据以纳税的法律依据。税法包括税收法令、条例、税则、施行细则、征收办法及其他有关税收的规定。税法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颁布，或由国家立法机关授权国家机关制定公布。一般说来，主要的税收法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公布施行；各税条例（草案）和征收办法，由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公布施行；税法实施细则，由财政部根据税收基本法规作出解释和详细规定;有关地方各税的征免和各税具体稽征管理制度，一般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税法由一些基本因素所构成：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其他因素有：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减免税和违章处理等。[1]
中文名
税法
外文名
tax law
拼音
shuìfǎ
注音
ㄕㄨㄟˋ ㄈㄚˇ
出处
《诗经·小雅·甫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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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分类关系作用
释义
释义：关于征税的法规。
【出处】：《诗经·小雅·甫田》“今适南亩” 唐 孔颖达 疏：“今适南亩，言民之治田则岁取十千，宜为官之税法。”
【示例】：《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2期：“工业手工业试制的新产品和新建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在试制期间和生产期间，如果按照税法规定纳税，会发生亏损的。”
要素
一、纳税人
纳税人，又称纳税义务人，即纳税主体，是指法律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纳税人不同于负税人。负税人是最终负担国家征收税款的单位和个人，通常情况下，纳税人同时也是负税人，即税收负担最终由纳税人承担，如所得税的负税人就是纳税人。但有些税种的纳税人与负税人并不一致，如流转税的税款虽由生产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纳税人缴纳，但税收负担却是由商品或服务的最终消费者承担的。
纳税人也不同于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是法律规定的，在其经营活动中负有代扣
税法
税款并向国库缴纳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如个人所得税就是由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代扣代缴。
纳税人有两种基本形式：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和法人是两个相对称的法律概念。自然人是基于自然规律而出生的，有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包括本国公民，也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法人是自然人的对称，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基于法律规定享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具有独立的财产和经费，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社会组织。我国的法人主要有四种：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
二、征税对象
征税对象，又称课税对象、征税客体，是指对何种客体征税，即征税的标的物。如消费税的征税对象就是消费品（如烟、酒等）；房产税的征税对象就是房屋。征税对象是税法的最基本要素，是区分不同税种的主要标志。
三、税目
税目，是征税对象的具体化，是税法中对征税对象分类规定的具体征税品种和项目。如消费税就设有烟、酒和酒精、化妆品等税目。
四、税率
税率，是指应纳税额与征税对象数额之间的比例。税率是计算应纳税额的尺度，反映税负水平的高低。我国现行税率分为三种：
1．比例税率。指按照固定比例确定的税率，即不论征税对象数额大小，只按一个固定比例征税。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均实行比例税率。
（1）单一比例税率，是指对同一征税对象的所有纳税人都适用同一比例税率。
（2）差别比例税率，是指对同一征税对象的不同纳税人适用不同的比例征税。
（3）幅度比例税率，是指对同一征税对象，税法只规定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各地区在该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
2．累进税率。指根据征税对象数额大小而确定不同等级的税率，征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高；反之，征税对象数额越小，税率越低。如个人所得税税率的确定。
3．定额税率。
征税对象的计量单位直接规定应该纳税额的税率形式。征税对象的计量单位可以是其自然单位，也可以是特殊规定的复合单位。前者如现行税制中的盐税以盐的吨数作为计量单位，资源税中的天然气以千立方米为计量单位。采用定额税率征税，税额的多少同征税对象的数量成正比。
中国现行税制中的定额税率有四种表现形式：
（1）地区差别定额税率，即对同一征税对象按照不同地区分别规定不同的征税数额。具有调节不同地区之间级差收入的作用。
（2）分类分级定额税率，即把征税对象按一定标志分为类、项或级，然后按不同的类、项或级分别规定不同的征税数额。
（3）幅度定额税率，即在统一规定的征税幅度内根据纳税人拥有的征税对象或发生课税行为的具体情况，确定纳税人的具体适用税率。
（4）地区差别、分类分级和幅度相结合的定额税率，即对同一征税对象在按照地区差别或分类分级定率的前提下，实行有幅度的定额税率。
五、纳税环节
纳税环节，指征税对象在流转过程中，按税法规定应当纳税的环节。如商品从生产到消费一般要经过产制、批发和零售三个环节，纳税环节解决的就是征一道税，或是征两道税，还是道道征税以及确定在哪个环节征税的问题。
六、纳税期限
纳税期限，指税法规定的纳税人缴纳税款的法定期限。纳税期限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确定结算应纳税款的期限，一般由税务机关依法确定；二是缴纳税款的期限，即在纳税期限届满后，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的期限。如增值税的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增值税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1个月或者一个季度。纳税人以1个月为一期缴纳增值税的，应当从期满之日起15日以内申报纳税；以1日、3日、5日、10日或者15日为一期纳税的，应当从期满之日起5日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1日起15日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七、减税、免税
减税、免税，指税法减少或免除税负的规定。减税是指对应纳税额减征一部分税款；免税是指对应纳税额全部免征。
需要注意的是，减免税不同于税法中规定的起征点。起征点，是指对征税对象征税的起点数额。征税对象未达到起征点的，不征税；达到或超过起征点的，就其全部数额征税。另外，减免税也不同于税法中规定的免征额。免征额，是指对征税对象免于征税的数额。免征额部分不征税，只对超过免征额的部分征税。
八、违章处理
违章处理，指对纳税人违反税法规定时，采取处罚措施的规定。[2]
分类
税法体系中按税法的功能作用、权限划分、法律级次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类型的税法。
1．按照税法的职能作用的不同，可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税收实体法主要是指确定税种立法，具体规定各税种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税目、税率、纳税地点等。税收程序法是指税务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税收管理法、纳税程序法、发票管理法、税务机关组织法、税务争议处理法等。
2．按照主权国家行使税收管辖权的不同，可分为国内税法、国际税法、外国税法等。
3．按照税收立法权限或者法律效力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税收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等。[2]
关系
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一）税法与宪法的关系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税法属于部门法，其位阶低于宪法，依据宪法制定，这种依从包括直接依据宪法的条款制定和依据宪法的原则精神制定两个层面。
（二）税法与民法的关系
民法作为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之一，形成时间较早。税法作为新兴部门法与民法的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大量借用了民法的概念、规则和原则。但是税法与民法分别属于公法和私法体系，其调整对象不同、法律关系建立及调整适用的原则不同、调整的程序和手段不同。
（三）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1．税法与行政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税法具有行政法的一般特征：
（1）调整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与法人或自然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2）法律关系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一方总是国家。
（3）体现国家单方面的意志，不需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4）解决法律关系中的争议，一般都按照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进行。
2．税法虽然与行政法联系密切，但又与一般行政法有所不同：
（1）税法具有经济分配的性质，并且是经济利益由纳税人向国家的无偿单向转移，这是一般行政法所不具备的。
（2）税法与社会再生产，特别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全过程密切相连，不论是生产、交换、分配，还是消费，都有税法参与调节，其联系的深度和广度是一般行政法所无法相比的。
（3）税法是一种义务性法规，并且是以货币收益转移的数额作为纳税人所尽义务的基本度量，而行政法大多为授权性法规，少数义务性法规也不涉及货币收益的转移。
（四）税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1．税法与经济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表现在：
（1）税法具有较强的经济属性，即在税法运行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经济分配的进行。
（2）经济法中的许多法律、法规是制定税法的重要依据。
（3）经济法中的一些概念、规则、原则也在税法中大量应用。
2．税法与经济法之间也有差别：
（1）从调整对象来看，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管理关系，而税法调整对象则含有较多的税务行政管理的性质。
（2）税法属于义务性法规，而经济法基本上属于授权性法规。
（3）税法解决争议的程序适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法程序，而不适用经济法中的普遍采用的协商、调解、仲裁、民事诉讼程序。
（五）税法与刑法的关系
刑法是国家法律的基本组成部分。税法与刑法是从不同角度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刑法是实现税法强制性最有力的保证。二者调整对象不同、性质不同、法律追究形式不同。
（六）税法与国际法的关系
被一个国家承认的国际税法，也应该是这个国家税法的组成部分。各国立法时会吸取国际法中合理的理论、原则及有关法律规范；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原则，使国际法对国内法的立法产生较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税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

D. 请问税法基本法，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区别和联系

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请先看下面的税法知识：
我国税法实体法按征税对象大致分为五类：流转税类（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所得税类（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财产和行为税类（房产税，车船税，契税等），资源税类（资源税、土地增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特定目的税类（筵席税、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等）。
程序法体系：1、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的税种的征收管理，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实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2、由海关机关负责征收的税种的征收管理，按照《海关法》、《进出口关税条例》有关执行。
基本法就没得说的，学过法律的都知道什么是基本法。
他们的关系其实就是税法的适用原则。1、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实体税法不具备溯及力；程序性税法在特定条件下具备一定的溯及力。2、程序优于实体原则：这是关于税收争讼法的原则，其基本含义为在诉讼时税收程序法优于实体法。3、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及税法基本法是总纲性的，其在法律效力具备最高权威。
本人为税务专业学生，理解能力有限，希望能帮上忙。以上内容大体来自《2011年度注册会计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税法》

E. 税收法律、税收法规、税收规章的制定机关有何不同

1、效力不同。

在我国税收法律的效力是最高的，其次效力为税收法规，最后为税收规章。即税收法律效力大于税收法规大于税收规章。

2、制定机关不同。

在我国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依法定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才能称为税收法律。税收法规狭义上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制定的。税收规章是由税收行政管理机关制定的。

3、定义不同。

税收法律从广义上来说包含法律及一切规范性的法规和规章。狭义上的法律在我国指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税收法规从广义上说等同于税法。从狭义上说指的是由国务院或地方人大制定的文件。税收规章则指的是由税收部门在职权范围内依据具体的事务制定的文件。

(5)税法的基本原则有法律效力吗扩展阅读：

税收法律的基本原则：

1、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最基本的原则，它是税法三大基本原则中最基本的原则。

2、税收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普遍原则，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等几乎所有的社会层面，而不同的层面有其具体的不同内容。

3、税收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遵循的原则。

税收法规的基本原则：

1、统筹兼顾各种利益，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有利于国家积累资金的原则。

2、贯彻执行党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有利于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原则。

3、贯彻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原则。

F. 税法适用原则

税法适用原则的内容

1．法律优位原则

法律优位原则，也称行政立法不得抵触法律原则，指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立法的效力，立法机关之外的国家机关制定的一切规范，都必须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保持一致，不得抵触。

这一原则对税法体系内各层次税法在法律效力上的等级进行了区分，明确了税收法律的效力高于税收行政法规的效力。

在此基础上，下一位阶的规范要与上一位阶的规范保持一致：宪法的效力优于税收法律的效力，税收法律的效力优于税收行政法规的效力，税收行政法规的效力优于税收行政规章的效力。

2．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是绝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法律程序技术原则。其基本含义是，一部新税法实施后，对新税法实施之前人们的行为不得适用新法，而只能沿用旧法。该原则的出发点在于维护税法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使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可以对征纳规则相互信赖。

如果进行追溯，那么纳税人就要对未来不可知的税收规范进行遵从，这显然是有悖税法精神的。但是，在实际运用该原则时，也有一些国家从税收合作信赖主义出发，采取“有利法律溯及原则”，对纳税人有利的予以承认，对纳税人不利的，则不予承认。

“有利法律溯及原则”并非对“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完全否定，对法律溯及的范围仍然存在约束：有利法律的溯及力必须由立法机关来决定，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溯及的前提下，才可以溯及适用。

3．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也称后法优于先法原则，指当新法、旧法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新法的效力优于旧法。“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与“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解决的问题不同：后者是解决某个税收法规效力的时间范围的规范，不涉及法规之间的冲突；前者是对不同时间颁布的税收法规效力范围的规范，涉及法规之间的冲突。

借由新法优于旧法原则，法律适用不会因法律修订产生的冲突而带来混乱，为法律的更新与完善提供法律适用上的保障。

新法公布时间与生效时间可能存在差异，在应用新法优于旧法原则时，以新法生效实施作为分界，新法生效实施以后准用新法，新法实施以前包括新法公布以后尚未实施这段时间，仍沿用旧法，新法不发生效力。

G. 税法解释的原则

税法解释是指由一定主体在具体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对税收法律文本的意思所进行的理解和说明。
从法理学上讲，法律解释是对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说明。其对象不限于狭义的法律，而是包括宪法、法律、法规在内的所有规范性法律文件。根据法律解释对象的不同，解释的规则也会有所区别。
具体原则
在税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税法解释应遵循文义解释原则、立法目的原则、合法、合理性原则、经济实质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原则。在这几项具体原则中，基于税法规范的特殊性以及税收法定的要求，文义解释原则应作为税法解释具体原则中的首要原则，它对税法解释方法的选择起着主要的、根本性的作用，在对税法进行解释时，应首先以该原则作为指导；立法目的原则是一种衡量性原则，对税法解释原则的选择和运用最终都可以以立法目的原则作为标准，以决定采用何种解释原则最为适当；合法、合理性原则偏重于税法解释制度的设计，对税法解释的主体、权限、程序等多方面都提出了要求；经济实质原则对解释方法的选择起着重要作用；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则，是对文义解释原则和立法目的原则的补充。